A. 關於時間的論語
|1、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2、節氣不饒苗,歲月不饒人。
3、一日無二晨,時間不重臨。
4、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
5、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6、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一去永不復返。古往今來,有不少人惋惜:時間易逝。然而,「日月逝矣,雖不我與」(《論語·陽貨》)。時間不等待我們,時間不會為誰停留。當你早晨洗臉刷牙時,時間從水盆里溜走;當你吃飯時,時間從餐桌上溜走;當你睡覺時,時間又從你的睡夢中溜走。
7、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8、孔子是逢水必觀,有一次孔子去郊遊,他在河岸上看著浩浩盪盪、洶湧向前的河水感嘆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這句話意思是:時間就像這奔流的河水一樣,不論白天黑夜不停地流逝。
9、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宇宙間最寶貴的,最值得珍惜的,時間既是短暫的,又是永恆的,「時間就是生命」,成功從珍惜時間開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珍惜時間,充分利用時間,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0、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11、花兒還有重開日,人生沒有再少年。
12、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
13、魯迅先生說過:「時間,每天得到的都是小時,可是一天的時間給勤勞的人帶來智慧與力量,給懶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它不會多給誰一分,也不會少給誰一秒,一天有個小時,這是無法改變的。合理的利用時間就是珍惜時間,不讓時間一分一秒地白白浪費掉。
14、是啊,時光如流水,一去不回,無法挽留。孔子對於時光的感嘆,是在告誡人們要珍惜時間。
15、時間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珍貴的。金錢買不到它,地位留不住它。你如果想挽留住時間,那就得靠你把握時間,珍惜時間。
16、盛年不再來,歲月不待人。
17、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
B. 初中生背《論語》用多長時間
背全文得一個月左右,嘛事都別作了。如果只背課本選的12則,一個早晨即可。
C. 有關於時間的論語嗎提供5條
我只知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D. 《論語》是什麼時候寫出的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麼,這里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並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麼,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麼,《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
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大約是公元前475年左右。
E. 《論語》成書於什麼時期
《論語》成書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共二十篇。
F. 正常人背30則論語要多長時間
1、論語各章(一章算一則)長短不一,建議以100字為一個進度,每天背誦7遍,3天背下來。
2、背誦新進度的100字時,舊進度在背第七遍時加進來。
3、余此類推,如果你選擇的30則論語共500字,那就要花費五三十五天、半個月的時間了。當然這只是我在教孩子用的方法與進度,不是惟一與絕對的方法。希望對你有幫助🙏
G. 《論語》出自那個時期
戰國初期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對此,我想就《論語》中有關的思想價值談談個人的幾點看法。
一、《論語》書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神秘恐懼心理的表現,也是人類對人生命運的一種虛幻寄託。就是在科學發展的今天,當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時有所現,甚至人造神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那麼,鬼神現象是否存在?科學的結論是否定的。那麼當代人為什麼還有鬼神觀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這是社會存在與人心理的復雜性以及人的素質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勢力旺盛、自然科學極不發達的時代,孔子是怎樣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表明孔子對鬼神採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並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孔子平時也不談論怪異、暴力、叛亂、鬼神,他認為這些都是對人無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請求代老師禱告。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子路回答道:「有的。《誄》文上說:『為你向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如果是這樣,我早就禱告過了,可為什麼還會生病?」還有一次,季路請教怎樣事奉鬼神,孔子說:「活人我還不能事奉,怎麼能去事奉鬼神?」孔子雖然不反對別人信奉鬼神,但作為他自己對鬼神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雖然他不能證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這說明孔子已具有無神論的思想萌芽,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這作為孔子的世界觀,對其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二、關於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隻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麼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准,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朴、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准,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三、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里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准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個方面的規范: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慾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四、關於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目的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鑒。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贊揚的顏淵就有這種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致志,知難而進。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致志,不要為 世俗所累。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里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只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注意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贊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其二,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只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累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其三,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里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里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系,值得借鑒。
其四,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麼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才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應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系,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應用的關系,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論語》書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乾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了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贊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贊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麼,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麼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六、關於務政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對此,《論語》中對務政的標准也作了具體說明。
其一,關於務政的對象。孔子認為只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就是說,只要人具備一定的參政素質,諸如果斷、達理、多藝就可以參政。
其二,關於務政的基本要求和標准。從政者必須勤勉忠誠。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先之勞之」,「無倦」(《子路》)。也就是說在位不松馳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要帶頭、勤勉,辦事不要鬆懈。從政者必須溫良恭儉讓。陳子禽向子貢問道,「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也就是說孔子來到一國就一定會知道這里的政事,就是因為先生有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五種美德。而這五種美德也間接地說明參與國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產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產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也就是說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為他人接受,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這樣你的主張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遠大,依次而進。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向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而應眼光放遠,依次而進。另外,孔子還認為在處理政務時應當慎重,要深入實際,多聽多見,了解實情,以免犯錯誤。即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七、關於治國與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其有關治國的道理在《論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其一,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即要治理好國家,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這一思想雖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倫理觀念,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倫理綱常確實起到了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階級社會里,不論處於什麼時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以「人倫綱常」治國呢?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時作了說明,子路問孔子:「衛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然孔子也認為,重視倫理綱常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禮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即用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家,國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人倫綱常的禮才能得以保證。在這里禮讓成為維系人倫綱常的精神紐帶。
其二,治國的前提在於君子主要嚴於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於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孔子還 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在孔子看來,真正能從容安靜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麼他做了些什麼呢?也不過是庄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這里舜的庄嚴端正行為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所在。
當然,孔子還認為君主治國除了行為端莊之外,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系,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即靠聰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雖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會失去的。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嚴肅的態度來治理百姓,那麼百姓就不會尊敬他。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護它,能用嚴肅的態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禮義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見治理好國家對君主的要求應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還總結了歷代聖明君主治國的道理,重在寬厚、誠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有功,公則說。」(《堯曰》)
其三,治國的基本方法,「選才、富國、育人,立法」。孔子認為君主管理國家大事,要處處從大局著眼,重視選拔優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同時要重視富國,教育民眾。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里孔子強調在衛國這樣一個眾多人口的國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讓他們富起來,然後使他們再受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另外,孔子也特別重視法制對國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顏淵請教老師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借鑒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華,舍其糟粕。在這里孔子不僅強調了法制對治國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學習。
其四,治國的基本原則,講究信用,愛護人民。孔子認為治理好國家,君主一定要重視人品、道德,要講究信用,愛護民眾,這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H. 各個年齡段在古時候的說法
I. 論語是什麼時候成書的
《論語》現存20篇,487章,其中大部分是孔子的言論和行事,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學生記錄的。孔子與不同學生的談論和學生見到的孔子的行事,分別由學生在當時記錄,或後來追記。從這些章節尊稱「子」、「子曰」、「夫子」,可以證明它們絕非孔子自己寫的。由此也可以推斷:這些章節最初記錄的時間,是在春秋末年孔子生前或死後不久。
孔子學生的言論行事,基本上是由他們的學生記錄下來的,這從這些章節屢用「曾子曰」、「有子曰」之類尊稱,可以證明是他們的學生所記,並可以推斷其記錄時間大致在春秋末年至春秋戰國之交的一段時間。
《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
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這段話比較籠統,只說是在孔子死後其門人輯纂的。《釋文敘錄》引申說:
……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
話是說明白了,不過說是孔子的學生在老師死後大家分散之前共同編纂的,卻又說錯了。
《論語》487章不但不是一個人記的,而且其前後相距年代不止於三五十年。曾參是孔子最年輕的學生,孔子死時曾參才二十六歲,曾參活到七十歲,那時,孔子死後已經四十六年。《論語》中有一段是記錄曾子臨死前與魯國孟敬子的談話,那時孔子的其他門人大概都死了。由此可以證明,《論語》中時間最晚的記錄,無疑是曾子的門人記的,全書中記錄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論行事,其次就是曾子的言論行事,而且處處用尊稱,所以可以推論曾子門人是最後的編纂者。書中有一些章節前後重復,出現於不同篇次,可證編纂者不是一人,而出於多人之手,曾子門人則是最後的編纂者。
據此考察《論語》最後成書的年代,只能在公元前429年之後;因為曾參死於公元前436年,與他談話的孟敬子在公元前429年還從事政治活動,而敬子是謚號,因而只能成書在孟敬子死亡受謚之後。從這些考證來看,今人楊伯峻推定《論語》成書在公元前400年左右,這個推論是基本可信的。我們可以認定:《論語》是在戰國初期由曾參的門人最後編纂而成的。
J. 《論語》是什麼時候寫的
《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主要記錄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具體成書時間沒有詳細記載,但應該是在孔子去世(前479年)之後,現在無法用一個時間節點來說明《論語》的成書時間,因為其內容有一個較長的完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