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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發布時間:2021-10-02 15:01:23

① 農村勞動力轉移會促進教育水平的提高么

「農村勞動力轉移會促進教育水平的提高么」
這種說法顛倒了因果。
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擇業范圍和地域才更寬廣,因而根據經濟形勢促進轉移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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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勞動力轉移與教育培訓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新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需求
【論文摘要】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約,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勞動力轉移的難易度,以及轉移後的職業穩定性和收入的豐富性。因此勞動力有效轉移對勞動力的文化知識水平和能力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教育培訓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鍵。
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現代化的加速進程.在農業人口有9億之眾的中國農村.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現有耕地人均不足2畝,並且每年還在繼續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致使農民生產和生活空間十分狹小.同時也造成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因此,大規模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已不僅僅是人口學的問題,同時屬於經濟學的范疇.它直接關繫到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的諸多制約因素中,勞動力素質低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重視和加強對轉移勞動力的再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成為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礎工作,也是農村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般來說,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民市場競爭意識越強,他們能夠多渠道收集社會信息,了解職業崗位的需求。自覺地接受各種職業崗前培訓和專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能力。而我國農村農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這使得他們轉移後無法參與高收入崗位的競爭。因此.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方面共同肩負起教育培訓的重任,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訓模式,改善辦學條件,實行大規模的各種職業技能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素質。
一、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
最早對農村剩餘勞動力進行研究的阿瑟?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要遠低於工業部門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的關鍵在於資本家的投資。只有當農村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二元經濟轉向一元經濟,城鄉達到同一,才能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劉易斯理論」。
在「拉尼斯一費景漢理論」中.也提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及農業技術的進步。這同樣對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要求。
另一種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理論是「托達羅理論」。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取決於城鄉經濟結構的差異,也取決於轉移者對轉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高於農業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業的可能,人口也會不斷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種理論可以理解為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表現為一種「拉力」;二是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對農村勞動力的排斥,表現為一種「推力」;三是經濟發展使勞動者產生的一種轉移的心理動機,即為主觀能動性。這當中主觀性的顯現表現出對個體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個人素質是影響勞動力轉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的教育文化素質才能客觀估價自己。並有可能得到較高的預期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質低的人則由於較少的就業機會或較低的收入而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因而不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訓工作,盲目地、輕率地強迫轉移,則不會實現有效的勞動力轉移。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據相關資料統計,1999年我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狀況是在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佔896%,小學文化程度佔3.65%,初中文化程度佔6.05%.高中文化程度佔9.38%,中專佔1.57%,大專佔0.4%。農村住戶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66年.岡0剛超過小學畢業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區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職業技能教育方面,德國通過「雙元制」教育.農業勞動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過3年的職業培訓.而我國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很少有機會經過崗前培訓而獲得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據國家農調總隊調查.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為4,82億人.佔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約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87,8%,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佔13,6%。而美、德、法、日等國家不足全國人口10%的農業勞動者中,受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的超過90%。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更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層次的提高和就業的穩定性。
實踐證明,美國、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能順利完成產業結構轉換的根本條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發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國就業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水平。對於發展中大國的中國而言。提高城鎮化水平,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是大勢所趨。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其素質的關系
新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需求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轉變。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對其轉移具有顯著影響。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擇業范圍和空間越廣、收入越高、穩定性越強、社會問題也越少。
(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范圍越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適應新的環境.他們有較強的自信、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他們不甘農村生活的寂寞,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產業就業的比例則越大,更易於實現轉移。不僅如此,轉移後,他們會很快適應城市生活,與城市原居民能夠較好地相處.減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會問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證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轉移越容易.擇業的范圍越寬。
(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擇業空間越廣。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影響著其轉移距離,統計表明,向發達地區轉移的勞動力文化水平高於向落後地區轉移的勞動力。因為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對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輕易遠距離轉移.而且他們思想意識保守,難以對城市產生認同感,故土難離,更願意留在故鄉,而不是轉移到城市。他們的擇業空間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有較強的正相關性。教育文化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高起促進作用,他們為企業創造了較高收益,相對的,企業也會付給他們高的收入作為報酬。
(四)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問題越少。勞動力轉移的事實表明,勞動力素質對社會問題影響不小。素質低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後,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只有靠出賣苦力謀生,由此引發城市相關治安問題。甚至這些現象突出.低素質的勞動力會產生厭世心理,做出一些違規、違法的行為,造成社會動盪。所以為避免勞動力轉移後的社會問題。應做好轉移前及過程中的教育培訓工作。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工作已經得到了重視,在全國范圍內諸如「陽光工程」、「春風行動」、「兩後雙百培訓工程」等活動的開展,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不能滿足農村勞動力就業增長的需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工作還存在著以下問題:
第一,認識不統一,部門協調不得力。盡管國家至上而下成立了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的領導部門和管理機構.但從現行的運行過程來看,教育培訓管理分屬不同的行政部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象突出,政府統籌協調乏力。主要表現在各行業主管部門為了完成自己的務,為了各自的利益著想,開展自己的培訓,條塊分割,各自為政。使專職培訓部門的工作舉步為艱。這就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更重要的是受教育培訓的需求遠得不到滿足,很多教育培訓流於形式,學不能致用,打擊了學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為了經濟利益,很多地方的教育培訓工作沒在真正地開展起來。
第二,用工法規不落實,用人單位對用工人員素質要求不高。由於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企業用工的需求量不斷增加.不少企業為了應付生產發展,招聘工人「飢不擇食」,不求高素質的生產操作人員,有時甚至只要有人想應聘,就能得到一個工作崗位.從而造成了不少企業使用的都是無證上崗人員這就使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
第三,基礎條件差.教育培訓質量不高。由於地區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性,領導的重視程度以及各地的教育培訓情況極不平衡,由於部門所有、條塊分割、財力分散,用於培訓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嚴重不足。不少地方出現了有牌子、無設施、無經費、無師資、無活動的現象,所謂的培訓是以會代訓、標語宣傳、發「明白紙」.搞形式主義,其培訓效果可想而知。
五、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的對策與建議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工作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要解決好教育培訓的問題,關鍵是思想上要引起高度的重視,政府要肩負起這一重任,在制度保障和資金設施上給予保障。在此基礎上實現教育培訓觀念的創新、教育培訓保障體制的創新和教育培訓制度的創新。
首先是教育培訓觀念上的創新。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與其它教育有著一定的區別.我們要拋除傳統的教育培訓觀念,以建設學習型社會,樹立終身教育的理念.樹立學歷教育與技能教育並舉,以及農村教育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為農民脫貧致富服務的觀念。通過開展各種教育培訓活動,為農村勞動力增長知識、技能,增強創業致富的競爭力。公務員之家:
第二是教育培訓保障體制的創新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是一種高效、實惠的教育,通過教育培訓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往往就是這種教育不為人們所重視,教育的經費呈嚴重短缺狀態,當然,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的經費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時,農民收入相對較低.完全由勞動者自費,難度也相當大。因而國家要從戰略的高度.增加農村公共教育的經費投入,各級政府部門要創新教育投資之路,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訓投資渠道.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教育培訓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體制。
第三是教育培訓制度的創新。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與基礎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應該以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培養他們的就業和創造能力為目標,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符合這種要求的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協調發展的農村教育體系,採取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相結合的辦學方式,有效地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政府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就職業技能的考核、鑒定、發證等方面進行協調,將培訓與就業掛鉤.建立起培訓、學習、考核、發證、上崗等一系列管理機制,將職業資格證書作為農村勞動力求職謀業的「通行證」,嚴格執行勞動力就業過程中的持證上崗制度,有效地保證教育培訓工作的順利開展。
總之,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不單單是在轉移前.更應貫穿於轉移的整個過程。國家應認真審視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所面臨的困難採取措施降低農村居民受教育的成本,使普遍的農民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最終實現經濟與教育的協調發展。

② 當前,我國農村中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 出自哪裡

我國城鄉抄「二元結構」反映在教育襲上,其突出表現是:城市義務教育由國家財政負擔,而農村義務教育則由農民自己支撐。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3
年,而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還不足7 年,相差足足近一倍。
在全國范圍,東西中小學教師學歷總體平均相差三十個百分點左右,2006
年全國小學具有專科以上學歷教師,農村佔47.49%,比城市低31 個百分點;全國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教師,在農村是24.34%,比城市低約38
個百分點。農村教師隊伍整體存在著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知識面窄的問題。

在年齡結構上,農村小學年輕教師偏少。2006 年全國共有49.9
萬代課人員,主要集中在農村小學,其中,75.9%分布在中西部農村小學。農村小學教師工作生活的環境相對於城市小學來說非常差,條件也相當困難,老教師不斷退休,新教師不願意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小學任教,造成農村小學教師緊缺。

低學歷人口的比例農村遠遠高於城市,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則是城市明顯高於農村。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③ 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哪個統計年鑒里可以找到

建議查一下中國教育年鑒或中國農村統計年鑒,這些年鑒在夏澤網有,pdf版本和excel版本都有的,很方便。

④ 人口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能帶來經濟多大的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市認真貫徹執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努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質,促進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隨著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市范圍內的有效開展,我市人口自然增長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產實現了現代型的轉變,人口素質大幅度提高,人口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有力在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城市綜合實力的增強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建國初期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市戶籍總人口由173.9萬人增加到295.9萬人,平均每年遞增1.73%。1981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正式拉開了計劃生育的序幕。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持續深入開展,我市城鄉居民傳統的「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逐步改變,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婦女總和生育率有了明顯下降,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迅速扭轉。到2000年末,全市戶籍人口為341.5萬人,比1978年末凈增50.5萬人,平均每年遞增0.72%,人口出生率則由1978年的14.2‰下降為12.6‰。2001年-2007年,全市人口出生率繼續呈現下降態勢,基本上保持在7‰-9‰之間,截止2007年末,全市戶籍總人口達357.4萬人,比2000年凈增15.9萬人,平均每年遞增0.65%。

(二)城鎮人口比重上升。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受到嚴格控制,城市化進程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我市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5.5%,比建國初期還低了將近4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推進城市化的體制環境和物質基礎日益成熟,國務院於1984年下發了《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農村人口進入小城鎮開始出現松動,為變革原有戶籍管理制度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制約城市化進程的政策和制度障礙逐步消除,我市城市化發展逐步駛入了快車道,特別是2002年4月我市行政區域的調整,拉開了特大城市發展框架,城市的聚集輻射功能和人口承載力明顯增強,推動了城市化水平的穩步提高。截止2007年末,全市城鎮常住人口達264.8萬人,比2000年增加61萬人;鄉村人口為94.54萬人,比2000年減少79.4萬人;城鎮常住人口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為60.85%,比2000年提高了6.9個百分點。

(三)外來人口不斷增多。80年代以前,我國人口跨地域流動的現象極為少見,人口流動也多以探親、訪友等社會型流動為主。公安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1988年底我市僅有暫住人口5.1萬人,暫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比為1:61.6。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一些制約人口流動的體制藩籬逐漸被打破,人口的遷移與流動日趨頻繁活躍,並呈現出以經濟目的為主的特徵,農業剩餘勞動力加快從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向比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流動,2000年末,我市暫住人口達到44.8萬人,暫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比上升到1:7.6。進入新世紀以來,來常務工經商的外來人口數量迅速增加,在常滯留時間也日趨延長,一些流動人口通過各種途徑轉為正式職工,並在我市安家落戶。2001年到2007年,全市遷入人口達52.3萬人,凈遷入15.6萬人,其中2007年的凈遷入人數相當於2000年的4.8倍。截止2007年末,我市常住人口達435.2萬人,暫住人口達到149.3萬人,暫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比為1:2.4,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達到了22.5%。

(四)人口素質明顯改善。人口素質提高既是生活質量提高的結果,也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堅持控制人口數量與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相結合,在致力於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全市城鄉居民的醫療衛生條件明顯改善,受教育機會不斷增多,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持續提高,高學歷層次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持續上升。2007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市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8年,比1990年提高1.6年;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分別為9.0%、17.0%、43.0%,分別比1990年提高6.9個、4.7個、6.3個百分點;小學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為25.1%,比1990年下降了9.2個百分點。全文盲、半文盲人口佔1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5. 9%,比1990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城鄉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20世紀末達到75.5歲,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7.7歲,其中市區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80年代初的63.3歲提高到77.8歲。

6歲及以上人口各種受教育程度所佔比重(%)

年份
大專及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學

1990
2.10
12.37
36.65
34.24

2000
4.76
16.20
41.74
30.83

2007
9.03
17.04
42.99
25.09

(五)家庭規模趨向小型。改革開放前,兒孫繞膝、子孫滿堂的傳統家庭觀念占據主導地位,我市城鄉居民家庭的人口規模相對較大,而當時的福利分房制度也使得許多家庭因住房條件的限制而數世同堂,同居一室,1978年底,我市共有總戶數73.2萬戶,平均每戶人口達3.97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人們的家庭生育觀念逐步發生新的轉變,傳統大家庭逐漸被兩口、三口之家的現代家庭組合所取代,家庭戶規模呈現逐年縮小的趨勢,兩代戶為主要特徵的小型化核心家庭所佔比重明顯提高,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單親家庭以及單身家庭也有所增加。到90年代初,我市總戶數增加到106.9萬戶,平均每戶人口減少為3.04人;2007年末,總戶數增加到122.21萬戶,平均每戶人口減少為2.92人。2007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家庭規模進一步縮小,2人戶家庭所佔比重達到30.4%,比1982年提高了9.8個百分點,而5人以上戶比重則由1982年的14.5%下降為13%。

(六)人口結構有所老化。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生育水平持續降低,死亡率明顯下降,預期壽命逐步提高,我市的人口再生產類型迅速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主要特徵為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逐步降低,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人口老齡化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1982年,我市居民平均年齡為31歲,人口結構中少年人口(0-14歲)、中青年人口(15-59歲)、老年人口(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0.7%、70.3%和9.0%,社會總撫養比為42.2,其中少兒撫養比為29.5,老年撫養比為12.7,人口年齡結構相對比較合理。據人口抽樣調查,到2007年,雖然人口結構繼續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狀形態,中青年人數量較多,老年人和少兒較少,但老年人口比重比1982年上升了6.9個百分點,少年人口比重則下降了7.2個百分點,居民平均年齡上升到38.8歲。與此相對應,老年撫養比達到22.5,比1982年上升9.8個百分點,少年撫養比為19.3,比1982年下降了10.2個百分點。

分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年份
百分比(%)
年齡構成指數

0-14歲
15-59歲
60歲及以上
總撫養比
少兒撫養比
老年撫養比

1982
20.73
70.32
8.95
42.21
29.48
12.73

1990
19.90
68.90
11.19
45.13
28.89
16.24

2000
16.58
71.13
12.29
40.59
23.31
17.29

2007
13.58
70.53
15.89
41.78
19.25
22.53

⑤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農村和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是多少

統計數據裡面是6歲以上的受教育調查,15歲以上只統計了文盲人口,大坑

⑥ 什麼是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專,在一定時期內,勞動力受屬教育年限的平均數,這是一項反映勞動力文化教育程度的綜合指標,表現勞動力文化教育程度的現狀和發展變化。按照現行各級教育年數的一般規定,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為16年、高中12年,初中為9年、小學為6年、文盲為0。
*
平均受教育年限:指一定區域內的某個人口群體在某個時期平均接受學歷教育(包括成人學歷教育,不包括各種學歷培訓)的時間和程度。計算上一般先統計出該人口群體接受學歷教育年數的總和,然後再作總人口的平均,通常統計總受教育年數時計算方法可自行選擇。
大陸一般按現行學制來計算受教育時間
,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計算,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學6年,文盲為0年。—無錫市統計局核算處。

⑦ 教育發展是如何受社會影響的

介紹了我國「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其中提到,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深化教育改革,實施教育提質擴容工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

11.3年,按照我國現在的教育體系,這大概相當於高中三年級上學期的水平,接近高中畢業。而教育部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7年。到2025年,我國預計將實現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增加0.6年。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著什麼?未來幾年再提高0.6年能否實現?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多位代表委員及專家。

「這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它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特別是最近10年來中國教育突飛猛進的發展。」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介紹,國際上一般把15-64歲列為勞動年齡人口,我國的規定則是16歲-60歲的男子和16歲-55歲的女子,為勞動年齡人口。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珏表示,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體現了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發展水平,這是衡量核心競爭力及創新發展能力的國際通用基礎性指標。

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

張珏介紹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署對146個國家1950年-2010年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轉化而來的經濟總量至少增加2%;世界銀行相關研究也表明,勞動力人均受教育時間每增加1年,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加9%。

根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及其團隊的研究,對製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改變為高中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改變為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 。

周洪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水平。到了2011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5年。

目前,國際上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年。「2011年,我們就超過了國際平均線。」周洪宇說。

「2011年,應該是一個重要節點,」周洪宇算了一筆賬: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3年到7.5年,中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西方國家則用了大約100年的時間。

這與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走上了一條高速發展的道路是分不開的。在這期間,我國完成了「兩基」攻堅計劃,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先實現了全面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進而又從2008年起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

這些舉措都快速提升著我國義務教育的普及水平。據教育部官方數據,截至2010年底,全國2856個縣(市、區)全部實現「兩基」,全國「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100%。而我國也就是在這時實現了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5年,趕上了國際平均水平。

周洪宇說,到了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0.23年,而到201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7年。

「十四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11.3年,難嗎?

在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來,這並不是一件難事。「『十四五』期間,差不多每年需要增長0.1年。」朱永新指出,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仍存在一些差距,但是目前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較高。「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超過了13年,從這個情況來看,我們每年增長0.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超過這一目標。」

教育部的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新增勞動力接受過高等教育比例達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3.7年。

「這一目標是完全可以如期實現的。」張珏表示,如今,我國的義務教育已經高度普及了,為促進這一目標如期實現,關鍵在於高中及以上教育。從人力資源的統計方式來看,近年來,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而退出的人口以低學歷為主。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朱永新說:「今後不僅需要加強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還應該加強成人教育、在職培訓等。」

不過,朱永新認為,目前的勞動年齡人口中,有不少是僅接受過初中教育,甚至初中都沒畢業的農民工,應該給他們接受學歷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去年,朱永新就曾專門為農民工等群體接受教育寫過提案。「農民工到了城裡以後,基本上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問題了。我認為應當鼓勵在他們打工的地方設立成人夜校,再通過國家設立獎勵辦法,鼓勵他們學習,提高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從而提升我國整體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朱永新建議,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社會公益機構、職業學校等開辦成人教育學校。

張珏建議,應當通過學制、人才培養體系和模式的改革與創新,擴大現有高等教育機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規模和增量。在保持高等教育正常增長的基礎上,通過彈性學制和新業態、新學習

⑧ 有誰知道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年齡、技術工人數量在哪能夠找到寫論文急用,希望各位大俠幫

受教育年限9年 平均年齡16--17歲

⑨ 農民文化素質偏低的原因

造成目復前我國農民文化科制技素質偏低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傳統農業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粗放分散經營的方式,靠鋤頭、犁鈸和畜力,小學文化水平的農民就可以完成農業生產全過程,即使農業總產量有所增長,也不可能帶來農業經濟和農民人均收入較大的增長.
正如經濟學家所言,傳統農業不可能成為高經濟增長的產業.因此農業本身的收益只能是維持農民生存需要,不可能有更多的剩餘價值,來普遍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文化科技素質,實現農民發展的需要,客觀上造成我國農民素質低下.

根據農業部調查,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7到8年,其中,文盲半文盲佔7%,小學文化程度佔25.8%,初中文化程度佔49.4%,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僅佔1.1%;2007年上半年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勞務培訓的只佔19.7%,大多數農民都缺乏一技之長。農民教育和培訓仍然是整個國民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

⑩ 中國農民受教育程度

就全國范圍來看,解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中長期實行「優先發展工業、以農養工」戰略,人為構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從而導致農業發展落後於工業、農村發展落後於城市、農民生活條件改善落後於市民的城鄉差別。這種差別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有擴大的趨勢。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業生產水平不高、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矛盾十分突出,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不及時解決不僅使城鄉差距這條鴻溝更大,而且還影響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四個現代化的進程,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已引起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自從2002年政府實施「三農」政策,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執政黨和社會各層都在關心農業、農民、農村,這在客觀上刺激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近兩年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農民進行扶持,包括糧食生產與良種補貼、減免農業稅、農村富裕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政策,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農村又開始有了生機。

要在調查全國農民文化程度較難,但可以從抽樣調查的方法反映出農村文化程度,例如蓋庄村村民中,文盲佔27%,小學程度者佔56%,初中文化教育者佔15%,高中文化者佔2%,這個數據可能不夠清晰,畢竟只是一個村子,我還找了一些資料,是幾個村子聯合調查的:
調查方式
小范圍內普查,樣本選擇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西袁庄村為主,結合附近村莊(扈庄,時庄,東曾,西曾).調查對象是附近6周歲以上的居民.調查方式以普查與抽查相結合.
調查結果:
1)文盲佔百分之一,但均為50周歲以上居民.
2)本科及本科以上學歷人數總和不足3%.
3)初中及初中以上學歷佔到65.67%,但其中包括一部分初中輟學的居民.
4)高中/中專以上學歷佔16.39%.
經過兩個例子的調查,兩個結果都差不多,我的結論是:有32.41%的農民不能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接近1/3.

再來看看全國的資料調查:農業普查的結果是在全國56147.9萬農村從業人口中高中以上教育的僅有3258.7萬人,僅5.8%,小學23665.5萬人,佔42.15%,初中21356.3萬人,佔38.04%,平均受教育年限6.54年,純農業為6.23年.
從上面的全國農業普查結果看來,這結果也是差不了多少

樓主,經過2個例子再到全國農業普查結果看,夠清晰了吧!!終於完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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