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和柏林愛樂的合約期限是

⑴ 大家認為卡拉揚80年代錄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怎麼樣

在他的晚年，他變的更極端，要求更嚴格，
也許在音樂造詣上更高了，但其指揮的作品加入了太多的個人風格

⑵ 關於卡拉揚去世的說法為什麼會有兩種

卡拉揚作為指揮首先在德國小鎮烏爾姆登台，很快就斬露出非凡的才華。正當他幹得起勁時，歌劇院經理卻不想與他繼續簽合同。雖然他非常賞識卡拉揚的才華，但認為烏爾姆確實太小，對卡拉揚今後的發展不利，因此他建議卡拉揚到別的地方去發展。

卡拉揚於是去了柏林，但當時柏林人才濟濟，象他這樣來自一個小歌劇院的籍籍無名的年輕指揮根本找不到合適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卡拉揚認識了亞琛的劇院經理，被邀請去那裡指揮一次排練。卡拉揚排練了《菲德里奧》， 9 月份演出結束後，卡拉揚就被任命為亞琛的音樂制導。後來卡拉揚在亞琛迅速崛起，成為德國小有名氣的年輕指揮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亞琛的音樂總監拉貝，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二十七歲）。

拉貝失去了亞琛音樂總監職位，但他隨後就任第三帝國文化局音樂處處長，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兼任宣傳部長的戈培爾。無論別人怎麼爭辯，認為不應把藝術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爾的態度卻非常鮮明。他就任時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國的宣傳工具。」

據卡拉揚講，正是那時他受到了參迦納粹黨的壓力。「我原來不是黨員」，他說，「在亞琛歌劇院當音樂指導時，我在政治上也不那麼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簽訂就任音樂總監的合同時，我的秘書來告訴我，亞琛納粹黨部的頭兒已放下話來，說我的合同難以通過：被提名當音樂總監的人居然不是黨員！」

「跟你說，對這個問題我是這么做比較的。我特別愛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奧地利向導，無論去哪兒滑雪我都帶著他。有一回我們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兒後人家卻告訴我，除非加入當地的瑞士登山俱樂部，僱傭瑞士向導，否則不準在該山滑雪。我想在那兒滑雪，所以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於是我買了個會員資格並雇了個瑞士向導。對我來說，參迦納粹黨也跟這事一樣是迫於無奈。」

「擺在我面前的那張入納粹黨申請等於是一道門檻，跨過它就意味著可以得到無限的權力和對樂團的資助，我就可以無拘無束地指揮音樂會，還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條件則是必須入黨，還有不時地為黨員們來一場演出。於是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並在申請上簽了字。可嘆的是從此人們便說：『你當然是個納粹。』」

卡拉揚當時認識了一位英國朋友，當時英國駐蘇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萊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揚曾對他說：「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得到亞琛那份工作。」他回憶說：「卡拉揚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來吃飯，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個字條叫我等他。他房間擺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書籍，有些段落劃了線，頁邊空白處還有他潦草的字跡做的批註。他回來後我問他為什麼讀這些東西，他對我說：上帝的存在是事實，有無數的跡象可資證明，而不在於人們心誠與否。莫扎特還是個孩子時就寫出了交響曲。那可跟遺傳挨不上邊。卡拉揚說。唯一的解釋是：造物主選擇了某些人執行他的命令，為這個醜陋的世界創造美。『我被賦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揚對我說，『特出的才能。我從不懷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賜予。我的責任就是讓它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我立志要創造盡可能完美的音樂並把它奉獻給盡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樂般上銀幕。』」

「批評家把卡拉揚稱作自負的神，」萊斯利說，「而卡拉揚則會說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執行使命時是無情的。他對我講過：『我做過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釋說是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為之的。」

關於卡拉揚的入黨日期，現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揚的說法相左。 1957 年，保羅·莫爾發表了一篇關於卡拉揚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機者》。文章寫到：「赫伯特·馮·卡拉揚加入納粹黨不是在亞琛而是在薩爾茨堡，也不是迫於壓力於 1934 年加入的。其入黨時間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僅僅兩個月零八天之後。他的黨員登記卡編號是 1-607525 。他交納了當月的黨費，但四月底他回德國去了，加上他沒有領取黨員登記卡，就造成了檔案管理上的一點麻煩。但回到烏爾姆後，他於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況講清並重新作了登記，領取了編號為 3-430914 的黨員登記卡。這些事實都記載在納粹黨的「名人檔案」中，存於美國駐柏林外交使團檔案中心，看來要比赫伯特·馮·卡拉揚本人的回憶更為可信。」

25 年後，德國音樂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納粹執政的德國音樂》中重又披露了有關文件，證明卡拉揚「雙重登記」參迦納粹黨一事，所提入黨日期以及黨證編號均於莫爾 1959 年的發現相符。

對於普里伯格將他從柏林檔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諸於眾，卡拉揚迅即作出了憤怒的反應。「簡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談論此事。荒謬透頂，普里伯格寫這種玩意不過是為了賺錢。」

幾個月後，我親自到柏林檔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兩份黨員登記卡的復印件。在阿尼夫大師的家裡，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他看。他首先問了我怎樣弄到的，並對這種東西居然可以隨便外傳表示氣憤。然後他接過文件，用警覺而好奇的目光凝視片刻，再把它們拿到燈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兒有我的簽名？」細查了幾秒鍾後他問，「這些東西並無簽名，看見嗎？」我問他是何看法，他聳聳肩，瞅著我道：「全是假的。」（納粹的黨員登記卡本無簽名，是由黨的官員填寫的。）

奇怪的是，納粹文件本身也發現一些跟卡拉揚的說法相矛盾的記載。柏林檔案中心的檔案中有一些納粹黨部及分部的往來信函，討論的都是一個專門話題：卡拉揚的入黨時間。要確定這些信函往來始於何人、是誰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說提出詢問從而使官僚機器忙乎起來是不可能的，但從存留的幾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內容是相連貫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納粹黨萊尼里總部致函奧地利納粹黨財政部，內容是關於卡拉揚的黨員資格問題。信中稱卡拉揚明顯地兩次入黨：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薩爾茨堡（編號 1-607525 ），再次登記（未有住址變更的報告）時間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烏爾姆。信中詢問 4 月 8 日的「臨時」黨員資格是否算數。

—— 1939 年 2 月 4 日，納粹在奧地利（維也納）的黨代表致信慕尼黑納粹黨財政負責人，稱卡拉揚 4 月 8 日的入黨申請有效與否應由薩爾茨堡黨部認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應是）納粹維也納代表致信薩爾茨堡納粹黨部財政負責人，要求對上述問題作出認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薩爾茨堡「新城市」小組致薩爾茨堡納粹黨財政負責人。小組負責人稱他曾找黨員赫伯特·克萊因（ Herbert Klein ）談過，卡拉揚入黨是克萊因簽署的，還收了五個先令的手續費。克萊因說，他給卡拉揚開具了一張收據，並將材料存入了薩爾茨堡的納粹黨黨員招收工作辦公室。納粹黨被禁後，卡拉揚去了德國。克萊因說，從那以後他再未聽到過卡拉揚的消息，並說他相信卡拉揚從未在奧地利交過黨費。克萊因願意作為證人澄清事實。（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黨總部發函給科隆 - 亞琛的納粹財務負責人，宣告由於卡拉揚未寄交黨費，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記的黨員資格無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記有效。轉去卡拉揚的黨員證請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國高層領導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國總理府，確定卡拉揚入黨的正式日期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黨員登記號為 3-430914 ，其黨證已於 1939 年 7 月 13 日辦妥。

就這樣，一方面是有文件為證：是從納粹倉皇潰逃時遺留下來的堆積如山的、錯綜復雜又殘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節選出來並經過核實的。另一方面則是卡拉揚的斷然否認。既然卡拉揚從來不隱瞞自己曾加入納粹這一事實，那麼為何在入黨日期這個看起來就像沒有了槍栓的槍一樣無甚意義的小事上堅持自己的說法呢？我們只能這樣推測：這涉及一個入黨動機的問題。卡拉揚堅持說他是 1935 年入黨的，就可證明他入黨是為了保住職位，這條理由是較易為人們所理解並接受的。但若入黨時間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剛剛一、兩個月時，那就顯得對希特勒及其政治計劃多少有點熱情、有點支持了。這就不那麼容易為人理解了。

卡拉揚與柏林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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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柏林愛樂前後
（回頁首）

1954 年富特萬格勒謝世。誰作為他的繼任者成了熱門話題。在所有候選人中，卡拉揚的位置最有利。漢斯·克納佩茨布希無意擔任終身職務；埃里希·克萊伯因為曾在柏林「蘇區」工作過而使人們對他的興趣銳減；時任漢堡愛樂指揮和拜魯伊特首席指揮的約瑟夫·凱爾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紀太大而難於被列作認真考慮的對象。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個名叫列奧·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擔了重建柏林愛樂的重任。他死後，一個名叫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揮接手領導樂團，直到 1952 年富特萬格勒返回為止。切利比達凱是羅馬尼亞人，是同卡拉揚競爭這個職位的強勁對手，也只有他才在才乾和吸引賣座率兩方面都足可以與卡拉揚匹敵。但他也太過輕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萬格勒墓前語出不敬，說富特萬格勒死得及時，因為他實際上喪失了聽力。富特萬格勒遵醫囑曾服用麻醉葯物，確實影響了聽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樂圈，切利比達凱的言辭難免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響。何況卡拉揚占國籍之利，又有維也納、柏林、薩爾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訪美演出美方主辦者的支持，使他終於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這份工作。

卡拉揚說，自從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揮柏林愛樂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為供他指揮的樂團。他自小長大就聽的是一流水準的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它的高水準樂音使他樹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標准。後來，當他作為一名年輕指揮在樂壇起步時，指揮的是學校樂隊，其後是德國各小城鎮的劇院的小樂團以至小樂隊，竭盡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條好的、或者說是最好的學習途徑，但是，站在指揮台上他總不滿意，腦海里回響著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樂音。後來指揮柏林愛樂，他才終於圓了自己的夢，找到了由漢斯·馮·彪羅、阿圖爾·尼基什和富特萬格勒等著名指揮家所創造的、比他夢想的水準還更高的樂音。

而他獨踞柏林愛樂的雄心則過了將近二十年才變成現實。那是動亂的、前景難卜的十多年。一來富特萬格勒對迅速崛起的卡拉揚嫉妒得要命，除偶爾一點機會外，老人完全不讓卡拉揚染指柏林愛樂。再則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治給歐洲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浩劫，使音樂、藝術乃至整個文明生活幾近停頓，就算說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揚下賭注似地把自己綁在希特勒的戰車上，差點兒毀了他不停追求的藝術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揚的最大優勢之一。他談及指揮家的教養，認為天資、勤學和苦幹精神都是事業的必備條件，並得出結論說「現實生活中，極多的人都沒有毅力堅持、學習，還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揚的耐心得到了回報。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馮·馬唐尼住進羅馬的攝政飯店，換罷衣服出去用餐。馬唐尼離開餐廳去買了份報紙，只見頭版上赫然一則訃告：富特萬格勒因患肺炎長期醫治無效逝世，享年 68 歲。當晚從維也納發來一份電報，沒有署名：「國王駕崩。國王陛下萬歲。」

忙忙碌碌的聯絡交涉開始了。「電話忙得不可開交」，卡拉揚回憶說。

卡拉揚說，柏林愛樂的經理在富特萬格勒去世前就與他接觸。「當然，他對富特萬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鑒於富特萬格勒行將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綢繆。萬一等到最後一刻而我又不能應聘，那他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所以他對我說：『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你願不願意來我們樂團？』我答應了他，但囑咐他不要聲張。」

「事實上，在富特萬格勒去世的當晚和次日凌晨兩點，我曾接到哥倫比亞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頓斯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他想讓我知道，富特萬格勒同哥倫比亞公司簽有率團訪美演出的合同。他說，若要繼續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揮，否則他將宣布該合同取消。我的答復是，只有在柏林愛樂指定我為富特萬格勒的繼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點是明確的：我不能以試用的身份，而只能以樂團未來指揮的身份赴美。」

「他們說：『那當然，那當然。』於是我就去指揮樂團排練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他們的許諾顯得有點像是謊言。柏林參議院的成員又沒聚齊。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這個職位，可他們說要看我訪美演出的結果再做定奪。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這份工作。所以我給柏林市長魯伊特掛了個電話。他並不能任命我，任命權在參院，但我向市長建議就訪美一事開個記者招待會，請他在招待會上當中向我提問，問我訪美歸來後會不會接手樂團。我們照這樣辦了，他問我時，我回答非常樂意。有時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險。」

「還有，我必須讓自己從斯卡拉歌劇院的合約中脫身。我們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納的《指環》的。要得到柏林愛樂，這頭就得放棄。於是我去見了總監。我告訴他只要他說聲『不』，我就絕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對他說；『如果你放我，我會感激不盡。不讓走，這事就算忘掉，我仍將信守我們的合同。』他說這是終身難逢的機會，於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間，樂團選舉卡拉揚為他們的新音樂總監。返回柏林後，這一任命得到了參院的批准。接下來便是合同之爭。「我告訴他們我必須擁有選擇經理的權利，」卡拉揚說。「他們說哪怕是富特萬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權。我知道他們是在撒謊，因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萬格勒的合同副本。我還對他們講，合同必須寫明我這音樂總監是終身之職。除非我知道自己不會被撤換，我才可能全副熱情地投入工作。我還說，要是他們覺得簽終身合同有難處，寫成 99 年也成。這對他們來說是破天荒，他們從來還沒有簽過什麼『終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終達成協議，所以在樂團工作頭 12 年我根本就沒有合同。我等待著，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實現。」

於是，卡拉揚同柏林愛樂間的「戀愛」大功告成。爭論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貞和互敬讓位於懷疑和不信任，這就是音樂圈內的事務關系。但最重要的是，這「婚姻」美滿地持續了下來。算起來，卡拉揚同柏林愛樂已聯手度過了 28 個輝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會把它收入自己的記錄。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兩者的名字已融為一體。偉大的小提琴家梅紐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寫道：『有些指揮家，他們自己的名字與樂團的名字已成為同義語，他們在創造作品的同時，也創造了這一珠聯璧合的奇觀……卡拉揚同他的柏林愛樂就是如此。』有人曾問小澤征爾他認為卡拉揚對音樂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小澤征爾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愛樂的關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結合令人驚嘆——用了他整整 25 年。」

這一奇觀的又一反映是團員的收入，柏林愛樂團員們的報酬比全世界任何樂團都高。他們的工資本來就相當可觀（比德國其他樂團的團員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還要翻上一番：他們灌唱片、上電視、拍電影、參加特別演出（如復活節音樂節，報酬甚豐）、教課、演出獨奏等不一而足；還參加各下屬音樂組織，以他們響當當的名氣為其增添份量。僅柏林愛樂內部就有 13 個組織：三重奏組、四重奏組、室內樂團、銅管樂隊、「十二人大提琴組」，甚至還有低音提琴組。由於冠有「柏林愛樂」的頭銜，這些組、團演出的票房情況都非常之好。其中許多還灌錄了唱片。柏林愛樂十二人大提琴組還於 1983 年出了一張《披頭士歌曲選》，這是他們發行的第五張唱片。他們跟別的演出小組一樣，生意應接不暇。正是這些組織構成了卡拉揚與樂團之間存在的問題的實質性部分。不過也並不總是那麼嚴重。 1977 年，梅紐因寫道：「卡拉揚護著他的團員，確保他們有豐厚的報酬和高品質的樂器，鼓勵他們各自組織室內樂演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他們的士氣。」

完美的婚姻出現裂縫
（回頁首）

1981 年夏在聖特佩羅，我第一次同卡拉揚交談，當時還沒發生梅耶風波。卡拉揚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團員間友愛如一個和睦家庭的圖景，一幅互敬互愛、坦誠相見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圖景。他視自己如同肩負重責的慈父，說他對團員們比他們自己對自己還要了解，無論是他們的個人生活還是音樂習慣他都了如指掌。他說團員們接踵不斷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問題都要同他討論。孰料僅僅 18 個月後關系便惡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後，卡拉揚提起大多數團員時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詞是「白痴」。

恰在那時，樂團一位名叫魏爾納·塔利欽的鼓樂兼作曲家正在寫一部歌劇，劇名為《逐出天堂》，是根據波蘭哲學家李茲克·科拉科烏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編的。塔利欽說，此劇故事與樂團的情況相似。「我們就像一家子，卡拉揚是老爸，團員們是孩子。孩子們同權威赫赫的父親之間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歡威嚴的父親，而有些則反叛了。」

柏林愛樂的內部組織機構復雜。它分有兩個樂團，但都由同一班人馬組成。一個是「柏林愛樂」（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財政資助，是德國 94 個功能明確的交響樂團、歌劇團、廣播樂團之一。柏林愛樂歸屬於「只辦音樂會」一類。他們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場音樂會，此外還有在歐洲或歐洲以外的巡迴演出。另一個樂團，至少從名義上是另一個，叫「柏林愛樂者」樂團（ Berlin Philharmoniker ），則為團員們自己共同擁有。所有灌錄唱片、拍電影電視和像復活節音樂節這樣的特別演出，都是以這個組織的名義簽約的。與卡拉揚簽訂終身合同的是柏林愛樂，而不是柏林愛樂者樂團。根據規定的權力，後者可以自己決定對領導人的取捨。而卡拉揚卻作為樂團整體的領導者得到了認可。在對付這類事情方面，大師可以說是如狐狸般狡黠。他個人擁有一份同「柏林愛樂者」之間的專門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開張的特里蒙代爾影片公司（在摩納哥）的名義簽訂的。據稱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證樂團每年在該地區有相當的工作量，並寫明在卡拉揚缺席、生病或死亡時這一保證仍將得到履行。以後我們就會看到，在梅耶風波逐步升級時，這份形諸合同的協議將被團員們用作與卡拉揚作對的武器。

這兩個不同名義的樂團都得請客座指揮。就算卡拉揚願意，他也不可能包攬所有的演出。近年來，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計劃 108 場音樂會中，他只指揮 6 場。柏林愛樂樂團可以（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由別的指揮率領灌錄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揚選定曲目，而且看來唱片公司所請的指揮都是卡拉揚認可的，如里卡爾多·穆蒂、克勞迪奧·阿巴多、小澤征爾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過他的扶掖。他們全都受到他的邀請參加過薩爾茨堡音樂節。他甚至還邀請伯恩施坦來薩爾茨堡指揮。他倆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齡相仿，分別稱雄於大西洋兩岸，因此除了互相防範外，應該說很難有什麼交往。一種揣測是，卡拉揚邀請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並非一幅病殘模樣。但那位合夥人說，更像是卡拉揚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並未被他唬住。

柏林愛樂有復雜而全面的內部管理條例，從 150 名團員安排的變換到新團員的招雇，一切內容無所不包。其中許多條款跟樂團歷史一樣悠久，到 1982 年為止已經執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團員說，正因為堅持執行條例，樂團才得以不斷強大。這些條例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對人員招聘的規定：決定由樂團全體成員投票作出。但卡拉揚有否決權。所以，新人入團必須團員和指揮的意見一致才行。

申請加入樂團者自然必須通過試奏，試奏時全體團員都要出席。但與試奏者相關的那個組的意見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請後，單簧管組邀請她於 1982 年秋接受試奏。其實試奏前她就應邀參加過樂團的幾場演出，這種情況已是打破常規了。梅耶接受試奏時卡拉揚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聽過她的演奏，印象相當不錯。試奏後，單簧管組認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個單簧管音部融為一體。接著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團員們對梅耶的特質各持歧見，一些人認為只要假以時日，她會調整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她屬於獨奏型團員，永遠不會跟音部融為一體。有人提出動議試用一年，但遭到了否決。最後達成的妥協意見時，讓她再參加若干音樂會檢驗檢驗她，然後再進行一次試奏。於是，赴美演出時她接到了邀請，填補了單簧管組的一個空位。卡拉揚受託對她注意觀察。

訪美演出中，卡拉揚對她的演奏感到滿意，紐約一些聽了音樂會的人士，包括批評家安德魯·波特也對她予以好評。然而，回到柏林後，她仍然未能通過樂團的表決。而此時卡拉揚已把梅耶視為自己的「新發現」，他對表決結果大為震驚。在美期間，他對樂團本是滿意的，因為這是「二戰」以來他第一次感覺出自己在美國為人們真心誠意所接受。

梅耶終於被拒絕了，除了上述理由外，還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響。這種影響自來政府，因為樂團的預算資金畢竟有一部分來自政府。據報道，在梅耶這件事情上作團員後台的是柏林參議院的文化部長。卡拉揚感覺猶如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這其實是種種事件的綜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間加劇，達到了沸點。

最令卡拉揚不安的是室內樂團的所作所為。這個 25 人的樂團在履行本職的同時，一直過份放任。團內每種樂器都配備兩名首席演奏員，而大多數交響樂作品都只需要全團 150 名演奏員的 100 來人上場。比如外出演出時，室內樂團邊安排人員輪番上場，其他人則在樂團登台當晚自行在外包場演出。有許多次，卡拉揚直到站在台上舉起了指揮棒，才發覺若干首席團員缺場。對此他頗為生氣，日積月累終於化為怒火。他宣戰了。

樂團經理彼得·格爾思（ Peter Clirth ）是個性情溫順的人，在他的幫助下，卡拉揚找出了樂團契約中的一個破綻，那是一封行文不夠嚴密的協議信函，並由此發動了攻勢，宣布梅耶已受雇試用一年。團員們感到被出賣了，震驚之餘把矛頭指向彼得·格爾思。卡拉揚立即寫了封信予以還擊，上面還附了格爾思的一封信，復印後分發給每位團員。格爾思的信註明日期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揚先生 12月3日所寫之信復印件一份。我於12月6日收到原信，並要求我在下午全團排練結束後宣讀，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團長澤佩里茲（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這樣做，盡管我堅持說這是卡拉揚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當著全團的面跟澤佩里茲頂撞，所以經與卡拉揚先生商量，決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揚的原信如下：

先生們：一年多來，我們的一個首席單簧管席位一直空著。在我毫不知曉的情況下進行過許多次試奏，不幸都沒有結果。維也納電視台曾舉辦國際演奏大賽，我們曾指望招收獲獎者入團，但這希望也落空了。因為評委認為比賽水準有限，一等獎闕如。

這次試奏結束，年輕的單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樂團的注意。為了全面檢驗她的藝術能力，我允許她在我的指揮下參加了在柏林、洛桑、薩爾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勝任這個席位的一切要求，並已將我的發現提請樂團團長注意。

一個月前，樂團在我指揮下赴美演出大獲成功，這一事實又一次清楚地證明了我國在音樂界的領先地位。這使我更感責任重大，決心竭盡全力以促進樂團的藝術水準更上一層樓。

在一次會議上，你們決定不給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現其才能的機會。其結果是令人無法容忍的缺人現象繼續存在，音樂界也沒人會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團內已發生的情況恰與我所期望的相反（盡管卡拉揚已盡最大努力，樂團藝術水準仍未有長足發展）。

決定對侯選者的取捨是你們的權利。但在這件事情上，我發現我的判斷和樂團的判斷截然相反。我將一如既往地忠於職守，但樂團的旅行演出、薩爾茨堡音樂節和洛桑音樂節、歌劇和音樂會的錄音、電視及電影拍攝以及所有音樂製品的製作鑒於上述情況，通通暫停。

你們忠實的赫伯特·馮·卡拉揚

圈內人士對卡拉揚這封信嘖有煩言，居然這般爆怒，措辭如此厲害。一位指揮竟像小孩子耍脾氣一樣如此攻擊自己的樂團，使得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人無不感到震驚和沮喪。大多數人一致認為，只有老恐龍才會作出如此反應。魏爾納·塔利欽回顧了 20 年前的一樁往事，情形與次相似：「卡拉揚想要一位圓號手，但樂團將此人拒絕了。卡拉揚很生氣，成天綳著臉。我去維也納看他，跟他談談。我告訴他尊重樂團意見很重要，因為團員們的意見對樂團多年來保持一流水準是發揮了作用的。我們告訴他會給他找一位水準更高的圓號手，並且做到了。」

柏林愛樂前經理沃爾夫岡·斯得雷斯曼終生致力於音樂。他寫過兩部交響曲，作為指揮，他曾領導過美國托萊多交響樂團和柏林廣播交響樂團。他還寫過四本書致使其名聲更著。其中一本是關於他的，他父親曾是威瑪共和國時期的總理兼外交部長，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慮過以政治為職。他個子高高，身材挺直，儀容高貴，看上去將近 70 歲。灰色頭發朝後梳得整整齊齊。他的臉較長，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總是耐心聽取、認真考慮後才發表意見。積其在柏林愛樂工作 20 年之經驗，他如是說：「卡拉揚隨時會嚇你一跳。指揮家們都缺乏自信。

⑶ 柏林愛樂成為世界一流樂團與卡拉揚的指揮密不可分，卡拉揚前後為柏林愛樂工作了______年。

b：28年 是在王勇『樂壇詩人——卡拉揚（2）」的19分46左右講的

⑷ 什麼叫「卡拉揚音響」

所謂「卡拉揚音響」，就是指樂隊在卡拉揚的調教下具有的演奏音樂的特質，比如嚴謹、注重准確性、樂句干凈等等。

⑸ 柏林愛樂樂團的歷屆導師

彪洛接手領導柏林愛樂樂團時，已有在邁寧根組成一流宮廷樂團的輝煌往績。他在柏林掌舵只有五年，卻為樂團奠下扎實的基礎，賦予樂團自成一家的音樂素質。
彪洛的幾位繼任人則不同，全都在團中留了下來。尼基什於一八九五年接棒，繼續堅定影響樂團的風格達二十七年之久。他曾寫道：「可以毫無猶疑肯定說，在一流的樂團，每位成員都配得上用『藝術家』來形容。」他就是憑著這信念鼓勵柏林的樂師陶冶出「獨奏家」的心態，而這種質素成了柏林愛樂毫不含糊的標志。 1954年11月，富特文格勒與世長辭。翌年四月，柏林愛樂樂團選出的新藝術總監，是成立以來在任最長也是對樂團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位大師，那就是人稱「指揮皇帝」的卡拉揚。他與樂團緊密合作，通力以赴，琢磨出獨特又前所未有的完美精湛樂聲，那扎實根基，使樂團在國內外備受推崇，無論是音樂廳的演奏，抑或灌錄成數之不盡的唱片，都是音樂珍品。
不單如此，卡拉揚還為樂團拓展出多個新路向。1967年，薩爾斯堡復活節音樂節成立，從此樂團擁有專屬的國際音樂節，並贏取了成為歌劇樂團的機會。接下來的新猷是開辦柏林愛樂樂團管弦樂學院，讓年輕有才華的器樂手從實踐中學習，以符合頂尖樂團的嚴格要求。新愛樂音樂廳也是在卡拉揚時代建成。自1963年10月起，樂團已以這個由沙隆設計的音樂廳為總部；1987年，音樂廳更於添置了一個室樂廳。但是，卡拉揚在任的最後階段，與樂團中的一些藝術家發生對立，起因是卡拉揚執意聘請單簧管手梅耶夫人成為樂團的首席單簧管。而樂團大多數樂手認為梅耶夫人的音色並不能很好的和樂團其他聲部相融。而事態最後發展成了樂團民主的運動。樂團希望樂團的最高權利應該是全團團員大會而不是音樂總監和終身指揮卡拉揚。這次事件直接導致這位「指揮皇帝」與柏林愛樂的決裂，並於1989年辭去了柏林愛樂的任職。而卡拉揚晚期更多的則是和柏林愛樂齊名的維也納愛樂合作，在這一時期，兩者錄制了很多的唱片，最著名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布魯克納，和德沃夏克的作品。總體來說卡拉揚對柏林愛樂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任內，柏林愛樂一舉成為空前絕後的世界第一交響樂團，並一直把其霸主地位保持到了今天。 1989年7月，卡拉揚猝然離世。幾個月後，全樂團成員集體投票選出了卡拉揚的繼承人，義大利指揮大師克勞迪奧·阿巴多。阿巴多在1966年就已首度指揮過了柏林愛樂，並歷任斯卡拉歌劇院藝術總監，倫敦交響樂團首席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首席客座指揮，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並和另外一個世界第一樂團－－維也納愛樂有著長時期的合作。阿巴多上任後，對樂團的曲目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保持卡拉揚時期側重的德奧曲目方面，上演了大量的現代派作品。使得柏林愛樂成為真正無所不能的樂團。而在樂團管理方面，阿巴多較卡拉揚更顯得民主，親切。全團團員大會成為樂團的最高權利機構，並決定樂團的重大的決議。而藝術總監則負責音樂季曲目安排和一些行政工作。而在聘用新樂手時，必須要經過樂團各聲部首席的審核。
在音色方面，阿巴多棒下的柏林愛樂較之卡拉揚時期顯得更佳靈動，透亮。阿巴多時對柏林愛樂的貢獻主要有：保持了卡拉揚時期柏林愛樂的高水準和國際聲望，並在音色上面有了更多的改變。其次，拓寬了柏林愛樂的曲目，特別是對馬勒和一些現代派作品的詮釋。另外，確定了柏林愛樂常規音樂季的三大音樂會，既每年5月份的歐洲音樂會，6月份的夏季森林音樂會，和12月份的新年音樂會。
1998年2月阿巴多因為積勞成疾導致胃癌，並宣布於2001-2002音樂季之後不再擔任樂團首席指揮。 新任的樂團總指揮西蒙·拉特，是年輕一代最令人不安的指揮之一，他的加入，為樂團注入了新活力，也帶來了更重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把樂團正式轉變為受公法管制束縛的組織「柏林愛樂樂團基金會」，歸柏林城邦監督保護。此舉為樂團確立了最符合現代精神的架構，容許樂團有全新的創作自由與穩固的財政。德意志銀行擔任樂團的主要贊助商，讓基金會得到更進一步的支持。而另外一個支援則來自「柏林愛樂樂團之友協會」。
在2003至2004樂季中，柏林愛樂樂團基金會共安排了一百三十一場音樂會，其中僅八十六場由柏林愛樂樂團演出。除此之外，基金會只策劃了一個教育活動，名為「Zukunft@BPhil」（「Zukunft」在德文是未來、前景之意）。這項活動對拉特和樂團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經由這項活動把音樂與音樂教育帶到更廣大的群眾。拉特把這個心意說得很清楚：「Zukunft@BPhil提醒我們，音樂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需求。音樂應該是所有人一生中極重要也不可或缺的成分。」在樂團經歷了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之後，這項活動標志著樂團擴大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如今樂團正以一貫的投入精神，全力履行這項使命。

⑹ 卡拉揚前後為柏林愛樂工作了幾年.

中文名稱：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
英文名稱：beethoven symphony no.9 choral
資源類型：ape
版本：帶童聲合唱的貝九
發行時間：1999年
專輯歌手：kurt masur
地區：德國
語言：英語
簡介：

出品：philips唱片公司
cd編號：468 112-2
演奏：萊比錫萬特豪斯管弦交響樂團
指揮：庫特.馬紹爾
合唱：萊比錫廣播合唱團
領唱：安娜.托瑪娃-辛頓、布梅斯特等

專輯介紹：

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作品大約創作於1819至1824年間，是屬於那種無論如何形容其偉大都不過分的作品，是貝多芬全部音樂創作生涯的最高峰和總結。作品於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首演，即獲得巨大的成功，雷鳴般的掌聲竟達五次之多。這部交響樂構廣闊，思想深刻，形象豐富多樣，它擴大了交響樂的規模和范圍，超出了當時的體裁和規范，變成由交響樂隊、合唱隊和獨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偉而充滿哲理性和英雄性的壯麗頌歌。作者通過這部作品表達了人類尋求自由的斗爭意志，並堅信這個斗爭最後一定以人類的勝利而告終，人類必將獲得歡樂和團結友愛。這部作品第四樂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國著名詩人席勒的

⑺ 卡拉揚是哪國人生卒年英文名與哪些樂團合作過

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
英文名：Herbert Von Karajan
出生：1908年4月5日,卡拉揚生於莫扎特的故鄉奧地利小城鎮薩爾茨堡.

1928年12月17日,在溫德拉指揮班學生音樂會上,他首次指揮維也納音樂學院樂隊演奏了羅西尼的《威廉·退爾》序曲.

1929年1月22日,他首次以指揮家的身份公開指揮演出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理查·施特勞斯 交響詩《唐·吉訶德》.4月19日,又在薩爾茨堡節日劇院指揮演出理查 施特勞斯 歌劇《莎樂美》.

1933年,卡拉揚首次參與薩爾茨堡音樂節的活動,指揮演出古諾的歌劇《浮士德》.翌年,他在薩爾茨堡首次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

1935年,他被委任為德國最年輕的"音樂指揮使者"到布魯塞爾、斯德歌爾摩、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客席指揮演出.1937年,他應瓦爾特之邀,在維也納首次指揮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演出《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瓦格納曲).

1938年9月30日,卡拉揚在柏林國家歌劇院首次登台,指揮演出《費德利奧》,接著於10月21日指揮演出《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1939年,被任命為柏林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翌年指揮演出《埃列克特拉》,受到作者理查·施特勞斯的高度贊賞.同年他與DG公司簽訂錄制首張唱片合約.

1947年,卡拉揚成為維也納愛樂協會負責人,策劃維也納愛樂協會樂團和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出事務.從1948年起,卡拉揚恢復在薩爾茨堡音樂節的活動,並向國際樂壇進軍,與世界各地著名樂團建立關系,走遍歐洲,四處演出,名噪一時,顯赫四方.

1949年,他兼任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常任指揮,1950年,兼任倫敦愛樂樂團常任指揮.1951年,他登上了拜羅伊特音樂節的舞台.

1955年,卡拉揚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的終身首席指揮.1956年,卡拉揚又接替指揮大師伯姆,就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1957-1970年,他獨攬薩爾茨堡音樂節音樂總監的職務.這樣,卡拉揚就在短期內順利地奪取了世界4大王牌歌劇院(米蘭、維也納、紐約、倫敦)的霸權地位,成為歐洲樂壇上的"帝王",被稱為"歐洲的音樂總監".他在1967年個人創辦了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在3月19日開幕儀式上,由他指揮演出瓦格納的歌劇《女武神》.

鑒於卡拉揚在家鄉貢獻良多,功績赫赫,1968年,薩爾茨堡省授予他名譽指環,受委為薩爾茨堡大學榮譽參議員.

1973年在薩爾茨堡,卡拉揚個人又創辦了另一音樂活動,叫聖靈降臨節音樂會.1977年,卡拉揚終於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和解,重新出任該院音樂總監,並在維也納音樂周期間,實現了他13年前的構想-4大王牌歌劇院共同演出歌劇.

1979年10月,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團首次訪問中國,曲目有巨扎特的《第三十九交響曲》、勃拉姆斯的《每一交響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響曲》等.他們"美不可言"的,震撼了北京樂壇.1980年12月7日,柏林愛樂樂團舉行紀念音樂會,以示慶祝卡拉揚出任該團首席指揮職位25周年.1982年,是卡揚最忙碌的一年.5月,籌備一系列柏林愛樂樂團成立100周年紀念音樂會;7月,在薩爾茨堡音樂節期間,首次錄制普契尼的歌劇《圖蘭多》;10月,率領柏林愛樂樂團;12月,為慶祝柏林愛樂樂團參與薩爾堡音樂活動25周年紀念舉行演出.1983年,他在摩納哥蒙地卡羅投資創辦電聲公司;同年,倫敦皇家愛樂協會授予卡拉揚金質獎章.他是70年來第一位獲得此榮譽者,過去接受此獎章者只有托斯卡尼尼、比徹姆和瓦爾特.

1948年,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赴日本演出.1986年,已是78歲高齡的卡拉揚,仍然興趣勃勃地精心策劃第二十屆復活節音樂節的演出活動.他帶病指揮演出莫扎特的《加冕彌撒曲》、布魯克納的《贊美歌》,有點老態龍鍾,力不從心.但是他所指揮的《第九交響曲》(布魯克納曲),則表現出他那驚人的音樂魅力,大受贊賞.1988年80歲的卡拉揚,老當益壯,精力過人,仍然活躍於世界樂壇,而且還在寫一本有關音樂表演的書,他不善於口授,只好自己親手每天寫12行.這也是他日常活動的一部分.

1989年7月16日,卡拉揚病逝,終年81歲.

卡拉揚的指揮特點:嚴整、條理、完美、瑰麗,精雕細縷,一絲不苟.

他反對音樂比較(比賽),認為各有各的一套,何況音樂又不是體育.他對節奏的要求尤為嚴格,他說:"我可容忍一個錯誤的音符,絕不能容忍節奏有一點兒廖誤".

卡拉揚灌有900張唱片,這是驚人的記錄,也是驕人的成就.他的唱片銷量永佔世界之最.

卡拉揚具有代表性的CD有:巴赫《6首勃蘭登堡協奏曲》、《馬太受難曲》 BPO 貝多芬《交響曲全集》 BPO 柏遼茲《幻想交響曲》 BPO 比才《卡門》 BPO 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德意志安魂曲》 BPO 格魯克《奧菲歐與尤麗迪茜》 VPO 海頓《12首倫敦交響曲》 BPO 門德爾松《5首交響曲》、《小提琴協奏曲》 BPO 莫扎特《安魂曲》 VPO 拉威爾《波萊羅舞曲》 BPO 理查·施特勞斯《英雄的生涯》、《唐·吉訶德》 BPO 威爾第《安魂曲、《假面舞會》 VPO 瓦格納《尼伯龍根的指環》 BPO 另外,卡拉揚還留下不少影碟,其中要以SONY的CL版最為珍貴:巴赫《第二小提琴協奏曲》 BPO 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小提琴協奏曲》 BPO 勃拉姆斯《第一第二交響曲》 BPO 布魯克納《第八交響曲》VPO德彪西《大海》、《牧神的午後前奏曲》 BPO 莫扎特《嬉遊曲》(K.334) BPO理查·施特勞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柴科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六交響曲》VPO 威爾第《唐·卡洛斯》BPO

⑻ 赫伯特·馮·卡拉揚的人物事跡

（1908年—1926年）
1908年4月5日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婦再獲一子，取名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後來的赫伯特。薩爾茨堡是一個有著濃郁音樂氣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鄉，每年有名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就在此拉開帷幕。卡拉揚一家非常熱愛音樂。父親恩斯特會彈鋼琴，演奏單簧管，還經常參加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和薩爾茨堡州立劇院的各種活動。城裡的音樂家都很樂意和這一家子來往。父親除了帶孩子上交響音樂會外，還時常在家裡舉辦小型的音樂會。不難理解，兄弟兩人很早就接受鋼琴訓練，年長的沃爾夫岡首先學習音樂，到了1912年，赫伯特4歲時，也開始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他從8歲起就在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學院學習基礎，為時10年。這音樂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繼續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外，他還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唱詩班中參加合唱，另外更是師從弗蘭茲·紹爾學習和聲。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作曲和室內樂的老師博爾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發現了卡拉揚身上的潛能，並對之顯示出父親般的關懷。卡拉揚經常駛著老師的軍用摩托車在郊野狂飆。包恩伽特勒不但誘發了卡拉揚對繪畫和雕塑的興趣，也正是他鼓勵卡拉揚後來走上指揮道路。其實，兩位家長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師。在卡拉揚的家裡，兒子們要用「您」（德語：Sie，是德語中的敬稱）稱呼家長。恩斯特是一位嚴謹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鍾上班，在路上將快要進行的手術通盤琢磨。這種作風無疑也深深地影響著日後的赫伯特，讓他養成事事做足准備的習慣。母親則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揚12歲時，一次他在爬樓梯的時候失足，從20米高處墜下，腳部關節和脊椎受傷，後遺終身，母親馬塔對之的關懷照料令人動容。據卡拉揚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鋼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稱為「神童」，不過他從沒為這一稱號而去耗費力氣。經過5年的鋼琴課，卡拉揚終於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鋼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紀念日里登台演出。兩年之後的1月26日，他在老師包恩伽特勒的指揮伴奏下，以獨奏家身份演奏協奏曲。 （1926年—1929年）
但這些音樂方面的小成就似乎還不能讓他的雙親立下心思，讓年青的卡拉揚將來以音樂為生。母親馬塔總希望卡拉揚能當上一名銀行職員。務實的父親則曾勸他說：「我知道你有音樂方面的天份，但你總得學一些實用的技術來糊口。」為了順從父親的意願，卡拉揚在1926年以畢業論文《熱力學與內燃機》完成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大學的學習後，即去了維也納進入維也納工業高校學習。不過他並沒有離音樂而去，而是堅持學習，所以他在研修技術的同時，還在維也納大學入讀音樂科學系和在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學習。他在維也納跟隨新老師約瑟夫·霍夫曼學習鋼琴，還同時向亞歷山大·溫德爾（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茲·紹克（Franz Schalk）第一次學習他日後的職業：指揮。年輕的卡拉揚當時具有一個鋼琴演奏家的一切音樂才能。不過後來，一如羅伯特·舒曼，卡拉揚手指的腱鞘嚴重受傷，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誕的嘗試以使之痊癒，也沒見好轉，這讓他不得不在通往鋼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將之轉到指揮的前途上。

亞歷山大·溫德爾在維也納音樂生活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作為老師，他就未必勝任。卡拉揚對指揮的知識主要不是來自於老師，而是職業實踐本身。但卡拉揚在維也納卻學到了很重要的東西，歌劇劇目和更難得的—當時維也納的頂尖歌劇表演：當時卡拉揚並沒有什麼機會指揮樂隊進行實踐，卻和同學想到辦法來打發時間。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揚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揮登場，指揮學院樂隊演奏羅西尼歌劇《威廉·退爾》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識到，當時毫無名氣的他在維也納很難找到工作，於是他決定回去薩爾茨堡一試。過了一個多月，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這位年輕的指揮家在家鄉作了自己的公開亮相，他延請並指揮了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曲目是施特勞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演出很成功，並且，卡拉揚為自己贏得了機會—烏爾姆市立劇院的經理邀請他到自己的劇院試奏。經理在再聽過卡拉揚的指揮後，決定聘任這位年輕人在劇院指揮歌劇，月薪約為20美元。當時卡拉揚跟經理說道，自己並未指揮過任何歌劇，要接受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經理回答得很簡單：「沒問題，你過來研究就行了。」於是，烏爾姆之職成為了卡拉揚指揮事業的正式起點。 （1934年—1945年）
1933年納粹黨上台，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就在那一年，布魯諾·瓦爾特，克倫佩勒，埃里希·克萊伯，弗里茲·布希被迫離開德國。有著猶太血統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門德爾松、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為此大鬧納粹，辭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終身職務，以47歲的年紀暫時退休。
而在這些大事發生不久之後的1934年，卡拉揚得到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亞琛市立劇院音樂會指揮和歌劇總監。這個劇院比烏爾姆的高一個檔次，樂團有70多人，合唱隊300人，而且帶領合唱隊的正是日後揚名合唱界的威廉·匹茲（Wilhelm Pitz）。以這樣的人員，卡拉揚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而亞琛也是卡拉揚到柏林和維也納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會上首次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合作，演奏了德彪西和拉威爾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揚更是被任命為亞琛市立劇院音樂總監。卡拉揚以他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但是，卡拉揚得作出一項妥協：被迫加入納粹黨。
1937年6月1日，卡拉揚受布魯諾·瓦爾特之邀，首次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劇目是瓦格納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這是一場令人矚目的勝利。但卡拉揚也領略到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艱難工作條件：大排練被取消，小排練里主角們唱兩句就要離去辦點私事。日後的1956到1964年，卡拉揚會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些難處。而同在1937年，卡拉揚被邀請去指揮一支柏林的管弦樂團，但卡拉揚拒絕了，因為樂隊不能給他任何時間去排練。不過很快，到了1938年，樂隊就同意了卡拉揚的要求，先排練再演出。於是卡拉揚就在4月8日，首次和這支樂隊合作，指揮了莫扎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亦即第35號交響曲），拉威爾第2號《達夫妮與克勞伊》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而這支樂團，就是日後和卡拉揚合作35年的柏林愛樂樂團。
而在個人方面，卡拉揚在1938年7月26日與亞琛輕歌劇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羅夫結婚，兩人在亞琛附近的樹林里擁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揚關注得更多的是其事業。而霍格羅夫與戈林夫人的友好關系幫助了卡拉揚進軍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的機會，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里奧》。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揚的勝利時刻。他指揮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引起國際轟動。柏林音樂評論家范·德·努爾（van der Nuell）稱之為「神奇的卡拉揚」（das Wunder Karajan）。
不管有沒有范·德·努爾的評論，卡拉揚開始在柏林揚名。雖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愛樂拒之門外，但是卡拉揚還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時接受了柏林國家歌劇院樂隊長和普魯士國家樂團音樂會指導兩職。他還在1940年2月18日於理查·施特勞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劇《埃萊克特拉》，並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揚也到過被佔領的巴黎演出瓦格納的作品。而且其錄音生涯也即將開始，他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第一份合約期至1943年。卡拉揚的第一個正式錄音，是指揮柏林國立樂團演繹莫扎特的《魔笛》序曲（這些早期錄音為DG公司結集發行）。 （1945年—1954年）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但盟軍對其前納粹黨員的身份要進行調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撓，卡拉揚的半退休狀態似還沒有盡頭。他被禁止在德國和奧地利演出。不過有一次例外
：1946年1月12日卡拉揚在維也納愛樂之友協會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本來他還被邀請去指揮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和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又譯：薔薇騎士），但演出就在最後一刻在蘇聯方面的堅持下被迫取消。幸好此時卡拉揚得到了兩個人的幫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復出。一位是華爾特·李格（Walter Legge），當時英國EMI公司的古典音樂唱片製作人。另一位則是卡拉揚的導師和好友，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為EMI錄制了貝多芬《第八交響曲》和《第九交響曲》（後者的合唱部分由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Wiener Singverein）擔任，該合唱團於當年10月第一次與卡拉揚合作），還有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納粹化後的卡拉揚，很快就成為了歐洲音樂生活的中堅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緊密。卡拉揚不但開始了與盧塞恩國際音樂節的合作（兩者的合作關系持續到1988年，1960年除外），還參加了當年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包括格魯克的《奧菲歐與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還有兩場音樂會，曲目分別是海頓，理查·施特勞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職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藝術指導和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揮兩職，並將它們訓練成一流的音樂團體。而另一方面在倫敦，他則與由李格組隊的愛樂管弦樂團（the Philharmonia）緊密合作，並在接下的幾年陸續製作了一系列名盤，如和鋼琴家李帕蒂合作錄制舒曼的《鋼琴協奏曲》，和圓號手丹尼斯·布萊恩（Dennis Brain）錄制了莫扎特的《圓號協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麗莎白·施瓦茲科普夫錄制的一系列歌劇：《蝙蝠》，《法斯塔夫》，《漢塞爾與格蕾太爾.》，《阿里阿德涅在納克索斯》和《玫瑰騎士》，還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1952年，他帶領了這支樂隊做了第一次歐洲大陸之行。
而從1949年起，卡拉揚開始經常與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合作，並成為其德國演出季的指導。卡拉揚對歌劇製作細致入微，排練數以月計。所以在那裡他雖然每年只將一到兩部歌劇搬上舞台，但卻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在此曾與有著「歌劇女神」之稱的瑪麗亞·卡拉斯數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爾的路契亞》（Lucia di Lammermoor），並且為EMI留下了諸如《游唱詩人》，《蝴蝶夫人》等歌劇的錄音。
1949年，卡拉揚再度在薩爾茨堡音樂節上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和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歌唱協會合唱團演奏威爾第和貝多芬的作品。不單是他故鄉的音樂節，就是拜魯伊特也向卡拉揚招手。1951年這個幾度風霜的華格納音樂節戰後重開。該年的音樂節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盛事。華格納的兩位孫子維蘭·華格納和沃爾夫岡·華格納首次上任製作。各地有名的華格納歌手齊集一堂。卡納匹茲布希為觀眾展現了他對華格納作品詮釋的獨特魅力—《帕西法爾》。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場指揮了一次令後世難忘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而卡拉揚作為後輩，則在7月27日的音樂節開幕當晚指揮了《紐倫堡的名歌手》全劇，以及和卡納匹茲布希攜手指揮了《戒指》。次年，卡拉揚再度登台拜魯依特，指揮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兩次登台，皆有錄音，而且深得好評。其中《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演繹甚至被奉為卡拉揚所有詮釋之最佳。但是就在這兩次成功的演出之後，卡拉揚就再也沒有重登拜魯伊特的舞台。 戰後的柏林愛樂幾經危機，除了樂隊本身需要重建，人員要添補外，首席指揮問題始終需要解決，先是首席指揮里奧·波查德特（Leo Borchardt）被佔領區士兵射殺，後來由年輕的謝爾蓋·切利比達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暫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歸來，但在種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決心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但此時的富特文格勒已經力不從心。他的耳聾日漸嚴重，他需要西門子公司為指揮台安裝線路設備，以便聽到樂隊的聲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緣欠佳，與其他指揮的關系都比較緊張。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愛樂樂團就要考慮其繼任人問題，而候選人都是當時指揮界的能人：克魯依坦，切利比達奇，約胡姆，舒里希特，還有卡拉揚。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同時也意味著卡拉揚一直在維也納，柏林和薩爾茨堡這些音樂重鎮之前不得正門而入，加上卡拉揚身系繁忙的任務，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機會與柏林愛樂樂團接觸。
到了1953—54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日益頻繁，他們不但錄制了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共同出席節日周音樂會（Festwochenkonzert）。這些演出得到了當時樂評家的熱烈贊賞。
經過這短期的磨合，卡拉揚的繼任只是時間問題。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愛樂美國之行的前夕。當時卡拉揚正在羅馬一所酒店裡。他的秘書給他遞上一封來自維也納發出的匿名電報，上書「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語：老王駕崩，新主萬歲。）就在第二天，柏林愛樂樂團經理格哈德·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電話給卡拉揚，請後者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韋斯特曼打這個電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紐約負責樂團訪美事務的有關方面致電他道：除非卡拉揚指揮，否則樂隊的旅美之行，免談。
至於卡拉揚方面，這支樂團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擁有的。他曾說：「我一定要得到這支樂團，因為他的素質讓我著迷，而且我也知道，和這支樂團一起我將能有什麼樣成就。我要一份終身合同，理由只有一個：我要在這支樂團身上花很多時間，以求他能與我最終同心同德。我不能讓一個新來的議員說著說著就結束我倆的合作關系。我必須承認，這支樂團通過幾十年的成長，正是成長為我夢寐以求的樣子。」
不過當時他還有斯卡拉的合約在身。為此卡拉揚與他的朋友兼老闆吉永高利（Ghiringhelli）進行了一次面談，後者很清楚柏林愛樂的職位對卡拉揚的意義，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揚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愛樂樂團的成員也投票通過了對卡拉揚的任命，意味著卡拉揚將帶領樂團旅美。不過卡拉揚在這時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任命文書要在出發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並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確認。
1955年初，這對新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陸的航班。該次出行贊助人就是西德總理阿登納。不過就在樂團和卡拉揚到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前一周，一陣反對的浪潮差一點就扼殺了這一次巡美演出。美國音樂家聯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樂家反對納粹帶領的柏林樂團在此舉行的音樂會》。其實從2月8日到27日樂團正式在華盛頓拉開訪美帷幕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幾乎天天報道反對卡拉揚戰時納粹身份的抗議聲音。韋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後一天聲明，自己與卡拉揚雖然的確加入過納粹黨，但只是純粹地為了在當時能繼續工作下去。雖然這聲明更多的是煽動了反對派的氣焰。不過這些反對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巡迴是由西德政府出資的。
2月25日樂團抵達美國，一切平靜。卡拉揚對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簡短的聲明：「我不談政治，我只是作為一位音樂家來到這里。」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以其聲音打動了美國聽眾和樂評界。他們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辛辛那提和巴爾的摩等城市演出。樂評總體來說是正面的。而抗議的聲音則在紐約演出之時到達高潮，卡內基門外有人抗議，還有人放飛帶有反對標語的鴿子。但即使這樣，演出的進行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次美國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試用期。卡拉揚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觀眾和樂評人，二是柏林愛樂樂團，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藝術方面，卡拉揚還必須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現成熟（例如在美國時言行是否得體，是否會被反對聲音打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可勝任柏林愛樂首席一職。卡拉揚不負眾望，早在3月5日卡拉揚一行還在匹茲堡逗留時，就已傳出樂團大部分成員投票贊成卡拉揚成為他們第四任常任指揮的消息。而等到他和樂團返德之後幾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確認。卡拉揚再一次被問道，他是否願意繼承富特文格勒衣缽，帶領柏林愛樂樂團。他回答道：「萬分歡喜地接受。」於是，柏林愛樂的權杖歷經漢斯·馮·彪羅，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終於傳到卡拉揚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指導，歷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一改這座歷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一，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爾斯·孟許（Charles Munch）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59年秋季巡迴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製作出自己第一張立體聲唱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志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後來一直持續到1984年，並錄制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一些不曾為DG錄制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後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錄制古典音樂世界裡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61這三年間，他只是很謹慎地錄制了一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裡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一朝製成，即成經典。到了61年末，卡拉揚終於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制樂聖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並在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贊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准備這套錄音製作。在第一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號》他在55到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一遍。
以同樣的精心准備，卡拉揚和樂團在63，64年還錄制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於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納為拜魯伊特節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一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

⑼ 求指揮家卡拉揚的簡介

1. 赫伯特·馮·卡拉揚，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於薩爾斯堡，奧地利著名指揮家、鍵盤樂器演奏家和導演。

2. 卡拉揚在指揮舞台上活躍60多年。他帶領過歐洲眾多頂尖的樂團，並且曾和柏林愛樂樂團有過長達34年的合作關系。他熱衷於錄音和導演，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資料，包括眾多的管弦樂，歌劇錄音和歌劇電影，涵括從巴洛克到後浪漫主義歐洲作曲家的作品。

3. 其中一些作品，如貝多芬的交響曲還被多次錄制。卡拉揚在音樂界享有盛譽，甚至在中文領域被人稱為「指揮帝王」。

4. 卡拉揚首次登台指揮是在1928年，當時他是在他的教師馮德勒所主辦的一次學生音樂會上首次表演的，這一次，他指揮了學校的學生管弦樂隊演奏了羅西尼的《威廉·退爾》序曲，這次演奏的成功，受到了很多在座人們的好評，而20歲的卡拉揚，也終於首次嘗到了作為一名指揮所具有的獨特味道。
   

   
   

⑽ 柏林愛樂管弦樂團的卡拉揚年代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佛特溫格勒與世長辭。翌年四月，柏林愛樂樂團選出的新藝術總監，是成立以來在任最長的一位，那就是卡拉揚。他與樂團緊密合作，通力以赴，琢磨出獨特又前所未有的完美精湛樂聲，那扎實根基，使樂團在國內外備受推崇，無論是音樂廳的演奏，抑或灌錄成數之不盡的唱片，都是凱歌高奏。
不單如此，卡拉揚還為樂團拓展出多個新路向。一九六七年，薩爾斯堡復活節音樂節成立，從此樂團擁有專屬的國際音樂節，並贏取了成為歌劇樂團的機會。接下來的新猷是開辦柏林愛樂樂團管弦樂學院，讓年輕有才華的器樂手從實踐中學習，以符合頂尖樂團的嚴格要求。新愛樂音樂廳也是在卡拉揚時代建成。自六三年十月起，樂團已以這個由沙隆設計的音樂廳為總部；一九八七年，音樂廳更於添置了一個室樂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