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pac的有效期

㈠ 轉向機構內有安全隱患 北汽召回部分紳寶X25/X35

（二）2016年4月7日至2017年3月31日生產的部分紳寶X35汽車，共計102179輛。

由於材料問題，本次召回范圍內部分車輛在長期高溫暴曬的極端條件下，車輛轉向機構內時鍾彈簧的內部支架可能出現高溫變形，轉動方向盤時會發生內部線路捲曲、彎折的情況，導致安全氣囊故障燈常亮。在安全氣囊故障燈亮且沒有及時維修的情況下，車輛會出現喇叭不響的問題；如車輛使用過程中發生碰撞，會導致安全氣囊無法按要求彈出，不能起到保護駕乘人員的作用，存在安全隱患。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將對召回范圍內的車輛免費更換改進後的時鍾彈簧，以消除安全隱患。

以上召回活動是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啟動缺陷調查情況下開展的。受調查影響，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決定採取召回措施，消除安全隱患。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將通過掛號信、電話、簡訊等方式通知相關用戶。用戶可以通過座機或手機撥打服務熱線：400-810-8100（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日，全天24小時）咨詢。此外，也可登錄網站dpac.samr.gov.cn、www.recall.org.cn，關注微信公眾號（SAMRDPAC），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線索。

㈡ 共計5輛 瑪莎拉蒂召回部分MC20車型 尾燈存隱患

易車訊 日前，瑪莎拉蒂（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和《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要求，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備案了召回計劃。自即日起，召回2021年12月21日至2022年1月19日期間生產的部分進口2022款MC20汽車，共計5輛。

本次召回范圍內部分車輛的尾燈在特殊的電氣條件下（電壓接近最大值），尾燈內的所有指示燈可能會出現間歇性閃爍現象。當車輛制動時，制動燈不能清晰及時地被後車觀察到，無法為後方車輛提供有效信號，極端情況下可能導致車輛被追尾，存在安全隱患。 

瑪莎拉蒂（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將檢查相關車輛尾燈生產批次，如生產批次在缺陷產品列表內，將免費更換尾燈總成，以消除安全隱患。 

瑪莎拉蒂（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將以掛號信等形式，通知相關用戶。用戶可通過撥打瑪莎拉蒂咨詢服務熱線電話：400-688-5111，獲取此次召回的相關信息。此外，也可登錄網站dpac.samr.gov.cn、www.recall.org.cn，關注微信公眾號（SAMRDPAC），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線索。 

㈢ 問幾個醫葯代表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應該說最有錢途更准確些，利潤越大，上量也少，呼吸系統類我個人覺得差些。治療慢性病的葯是最有錢途的，明白不！
第二個問題：因為你剛畢業，只要是葯學或營銷學專業，進外企更有優勢，學好英語，多參加些演講，因為醫葯代表經常要做學術推廣。在外企呆個三年，有經驗之後加入國內公司做經理，從上管理崗位是前途。國內制葯公司的話，你選擇有研發能力，新特葯品種多得。
最後復制篇文章給您！
一個醫葯代表的一天
張磊是一家大型跨國制葯公司的醫葯代表，負責推介一種腫瘤病人化療期間使用的特種葯。
這天早上沒到7點，張磊就起床了。8點多，他趕到北京市東城區的一家三甲醫院，在外科病房外等候，在醫生巡查完病房、上手術台之前的間隙里，與他們說上幾句話。「外科的醫生每天上午只在這個時段有空，關鍵醫生都在，都能見上。」張磊說，「所以我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都放在這個時段。」
張磊負責的葯，本月已經被這個科室處方了十幾次。8點10分，張磊找到了科室的一位主治醫師，開始詢問他對這個葯的使用感受和總體評價，順便關注一下上周用葯的幾個化療病人，各自效果如何，副作用在哪兒。「葯品信息溝通，是我們工作的主體。」他告訴筆者，詢問醫生用葯感受的過程，其實也是讓醫生對你的葯加深印象的過程，「從醫生的反饋看，情況還不錯，葯效在病人身上基本發揮穩定，可以繼續觀察。」
隨後，張磊找到了正在准備手術的科室主任，這位主任已經受邀出席張磊的公司當晚將要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並且要作主題報告。張磊用幾句話的功夫，與主任最後敲定了報告主題。
大約8點半，張磊敲開了科室一線醫生辦公室的門。在10分鍾時間里，他記下了這些醫生在臨床用葯過程中的幾個疑問，答應下周給出回復；然後，給他們留下了兩份公司印刷的用葯貼士和醫學掛圖。離開前，張磊也不忘把公司市場部製作的小禮品——印有葯品LOGO的即時貼10本、處方筆1盒，放在科室里供醫生們取用。「用國際行業術語說，這些叫『品牌提示物』，但是一定要限於醫生的工作需要，不能天南海北地給。」
差不多接近9點，張磊上午最忙亂的時候結束了，醫生也該上手術台了，他終於可以喘口氣，開始「轉戰」另一個科室。
「內科醫生我們也要拜訪，但不用像外科那麼『搶時間』。」張磊告訴筆者，因為內科一般沒有手術，趕上醫生不出門診、又有興趣談的話，可以坐在他的辦公室里，聊上很長時間。
根據張磊的經驗，這天內科主任應該在辦公室里「閑賦」。於是，他給主任帶去了一份公司印發的論文匯編和內部醫學刊物，順便與主任聊了40分鍾。「很多時候，醫生會跟你像朋友一樣聊聊家常，但是你不能一直被醫生帶著走，你得有意識地在談話里，穿插進去你想傳遞的信息。」張磊介紹說，「比如我會在聊天當中，提到國外對這個葯品的最新試驗，提示醫生這種葯的優勢又被證明了，或者它在某一人群身上可以使用了。總之，要帶給醫生一些新的東西。」
快到中午11點，張磊離開病房區，踱到門診部，等著與快要結束門診的內科副主任見上一面，給他送去一份腫瘤領域研討會的邀請函。「因為臨近午飯，這段拜訪時間一般不會很長，有時候我會邀請醫生一起吃飯，醫生有時接受，有時婉拒。」張磊說，大體上看，還是他自己吃飯的情形比較多，「一般是找個飯館吃一頓20～30元的商務餐。」
有時，張磊會在午餐時間預約一個「科室會議」。「這時候就是醫生吃，我看」。張磊告訴筆者，科室會議一般是把某個科室的醫生全部聚在一個小會議室里，召開葯品宣講會，「但是，平時每個醫生都太忙了，很難湊齊，所以科室會議多數會安排在吃飯時間。」每當此時，張磊會提前一天在醫院附近的肯德基或吉野家，預定整個科室的盒飯，會議開始前，還要跟同事一起安裝投影儀、散發PPT材料。當醫生用餐的時候，張磊就站在台上，用10～20分鍾時間，講解公司在全球批準的一套葯品宣傳片，通過分析試驗數據來介紹葯品各方面的特性。
「講完之後，醫生如果有問題也會當場提問，比如『我上次開會時聽到的內容跟你這次說的不一樣』，或者『為什麼兩個臨床試驗的結果不同，能不能解釋一下』，各種問題都會有。」張磊表示，「這個場合，醫葯代表是主角。如果說不同代表間的水平有差異，往往就體現在這里。面對醫生的提問，能回答得讓醫生信服的，說明你的專業素養還可以。」張磊說，科室會議的正常時間是半個小時，他通常會在醫生用餐結束前「撤離」會議室，然後考慮自己的午飯問題。
下午，張磊趕到了另一家醫院，把上午的流程「復制」一遍。期間，他還偶爾幫醫生影印文件，去郵局取包裹之類的私事，也歸他負責。
到了傍晚5點半，張磊坐上為參加當晚研討會的外科主任預約的計程車，回到了上午的醫院，接上主任一起駛往北京國際會議中心。主任作主題報告的時候，下面的張磊就負責照顧其他醫生，順便也給自己充個電。「研討會一般是關於腫瘤治療領域的進展討論，我們的葯品跟它密切相關，但不能直接打廣告。」張磊說，「醫生其實更看重研討會的平台作用，因為可以跟同行交流交流，更新一下知識，甚至可以在餐桌上敘敘舊。」晚8點散會後，張磊再安排車輛把主任送到家。自己進家門時，指向晚9點的時針，結束了他的一天。
張磊並不是每天都那麼忙，但平均下來，他一天里要拜訪十幾位醫生，「轉戰」1～2家醫院。雖然他盡量摸規律，但要見到「忙得腳不著地」的醫生，有時依然要碰運氣。運氣好的話，一星期內可以把他分管的6家醫院的相關醫生，輪流見上一次。張磊入行不到兩年，作為基層醫葯代表，他每月的工資加福利大概1萬余元。每季度根據指標完成的情況，會有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的季度獎。年終如果成績特別突出，可能有出國交流的機會。
「大部分同行不像我這么工作」
張磊的一天，似乎與公眾心中低端、暴利、隱秘的醫葯代表形象相去甚遠，張磊自己也坦言：「大部分同行不像我這么工作。」
張磊的朋友劉薇供職於一家大中型國有制葯公司。同樣是醫葯代表，她的一天，明顯沒有張磊那麼繁忙。劉薇負責的是一種零售價幾十元的腸胃葯，性質上屬於普葯，大多不走病房，而是通過門診醫生開處方銷給病人。所以，劉薇每天最忙的有兩個時段：醫生出門診前換白大褂的短暫間隙，和醫生門診結束後的半個小時。「醫生出診前，能給你的時間也就5分鍾，我們一般是打個照面，有事說事，沒事也得混個臉熟。」劉薇告訴筆者。這之後的門診時間里，她基本上迴避，但會在各門診結束後，通過她的「渠道」，從醫院電腦上查出每個醫生開出的處方量，然後按件計費，一盒葯返給醫生10元。
此外，劉薇所在的公司也會舉辦腸胃領域的學術研討會，有時候還會贊助醫生舉行面向大眾的腸胃健康普及講座。「每到這種場合，我的工作跟張磊差不多，也挺忙的。」她說。
在劉薇看來，她工作的核心是打數量戰，但「對病人的健康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醫院規定，同一分子和療效的葯可以進兩種貨，所以我的任務主要是PK掉對手，至於病人用誰的葯，說實話其實差別不大。」她說，「而且，我做的是普葯，價格（指病人從醫院拿到的零售價——筆者注）不高，每個醫生每天能處方的量也有限，所以我接觸的醫生必須比做特種葯的醫葯代表多很多，廣泛撒網，才能以數量取勝嘛。」
劉薇的收入比張磊高，她每月的工資加福利在1.5萬元以上，算上季度獎和年終獎，每年收入約20萬上下。
張磊的另一個同行小王，在一家中型私營制葯企業當代表，負責賣公司生產的一種抗生素。小王在電話里告訴筆者，他的一天中沒有「研討會」這種字眼兒，事實上，他的工作是按月計量的：月初「談價」，月末打款。醫生不同，給的「回扣價」也不同。「遇到有名氣、門診量大的醫生，『處方費』會高一些，遇到給點兒就行的小醫生，我也壓價。」小王向筆者透露，他也有同事月初就預付幾千塊現金給醫生，月末根據實際銷量補差額，「這樣更乾脆，醫生也歡迎。」
關於收入，小王諱莫如深，只籠統地說「不少，但每個代表不一樣」。在筆者追問下，小王說「平均一年下來20～30萬元是能賺的，做得好的一年100萬吧。」
張磊、劉薇和小王的一天，提示了醫葯代筆這個行業不僅「水很深」，而且「水質」各異。張磊用「泥沙俱下」來形容他眼中的行業生態，無論代表素質、葯品領域、推廣手段還是收入水平，他認為都稱得上五花八門。
張磊告訴筆者，在他認識的同行中，從跨國制葯巨頭到縣城小葯廠，既有醫學博士，也有初中畢業生，負責的葯品，既有腫瘤、骨科等領域的特種葯，也有感冒葯、抗生素等普通葯。推廣手段也差異顯著，有承諾遵守RDPAC（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葯品研製和開發行業委員會）在IFPMA（國際制葯企業協會聯合會）《全球葯品推廣行為准則》基礎上制訂的《葯品推廣行為准則》，保證不觸犯「不能向醫生提供任何形式的現金，請醫生吃飯必須依附於醫學推廣，每人每餐不能超過300元，如果在法定節假日給醫生送少量風俗禮品，每件不能超過200元」等自律紅線的「保守派」，也有90%的工作是陪醫生吃飯、唱歌，給醫生打款的「豪放派」。
「大體來說，技術含量越高的葯，對廠家的規模和研發能力就要求越高，這些企業也會希望它的代表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學歷，不然沒資格給醫生『宣講』。」他說，「而越往下，廠家招收代表的門檻一般越低，代表的素質越容易魚龍混雜，手段也越不正規。」
而在當前中國，用「不正當的物質利益」影響醫生開葯的醫葯代表，據中國醫葯企業管理協會於明德會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估計，「不說占絕大多數，至少也很普遍」。
但是，由於醫葯代表至今沒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職業身份還屬於「黑戶」，因此這支深深影響著老百姓身體健康的隊伍，總人數卻撲朔迷離。但中國醫葯企業管理協會和RDPAC都表示，這個數字保守估計也有100萬。
而像張磊這樣，公司屬於RDPAC成員，需要接受協會內部的「醫葯代表資格認證」培訓、取得《專業培訓證書》，還要承諾遵守《葯品推廣行為准則》的代表，據RDPAC提供的數據，截止2010年底，全國只有2.7萬餘人。也就是說，張磊這樣的葯代頂多佔全行業的3%。
「本該是葯品信息溝通員，現在成了營銷公關」
醫葯代表這個職業在國外已有40多年歷史，總體來說是一份高尚而體面的職業。因為它的核心任務是「傳遞葯品信息、收集臨床反饋」，被業界看作制葯廠家與醫院、醫生之間的橋梁。這個舶來品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被外資制葯企業引進中國後，被國內制葯企業紛紛效仿，20年裡便在中國扎了根，成了百姓耳熟能詳的概念。同時，「醫葯代表」這個字眼卻也在中國慢慢變了味，少了學術性，多了銅臭氣，甚至成了大眾眼中人人喊打的「奸商形象代言人」。
「一個理想的醫葯代表應該是葯品信息的溝通員，幫醫生更好更安全地用葯。」於明德表示。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蔡忠軍曾形象地比喻說：「醫生是戰士，葯品是武器，醫葯代表就是解釋、說明、宣傳、推廣甚至協助你使用武器的人。」
張磊對這個比喻很有認同感，他認為醫葯代表給醫生介紹「武器」，不僅正當，而且對病人非常重要。因為在他看來，醫葯代表並不神秘，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推銷員」：只是它推廣的東西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而且醫生的意見，是最終「埋單」的病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參考。「但是醫生很忙，特別是上了一定歲數的醫生，雖然是專業人士，也沒有時間深入了解每一款新上市的葯，特別是在腫瘤、心血管等領域，一種在國際范圍內被普遍證明「療效更好」的新葯，如果醫生本人都不知道，那麼病人就幾乎沒有用它的可能。「從理論上說，醫葯代表應該是在最短的時間里，讓醫生的用葯知識能跟葯品市場的最新進展『同步』。這樣，醫生不光能『診斷』你，也知道哪種武器可以『治癒』你，而不是面對你的病情束手無策，空著急。」
「現在，葯品信息溝通員的角色似乎被營銷公關取代了。」張磊有時會懷念公司前輩口中「過去的好日子」。他告訴筆者，上世紀90年代，全公司在中國的醫葯代表不足20人，在各自領域里都稱得上「半個專家」，很受醫生的尊重。在全國人民的平均工資只有幾百元的時候，薪酬水平就跟現在差不多，絕對是一份令人艷羨的職業。「但是現在，一旦女朋友向外人介紹起我是醫葯代表時，對方往往會先打量我一番，先對我不是猥瑣大叔表示驚訝，然後問我給沒給醫生送過錢。」張磊說。
對於醫葯代表的角色「蛻變」，於明德用「生產能力過剩、創新能力不足」來概括其中原因。他告訴筆者，中國境內純粹生產葯品的企業，大小共有4693家，但除去少數跨國制葯企業外，「絕大部分」本土葯廠生產的是普通仿製葯，而能夠自主研發「獨家產品」的，微乎其微。「當幾十家甚至上百家企業生產的幾乎都是同一種葯的時候，醫生和醫院的作用就非常大，醫生的那支筆寫誰的葯，就是誰的葯。『買誰的都行，為什麼要買你的？』」他指出，在此背景下，廠家對醫葯代表的需求往往就是「營銷」，很少有學術推廣。「白貓黑貓，有業績就是好貓」，一些不規范的行為，正是發生在追求業績的過程中。
張磊告訴筆者，在中國式的醫葯「商戰」中，每個代表都要設法突破兩道關卡：先想辦法讓自己的葯進入醫院的葯庫，再「促使」醫生開方子用掉它，以此帶動總銷量。
小王向筆者證實，除了月初和月末，他每年就屬醫院決定進葯的時候最忙。從科室主任「提單」、葯劑科主任復核、主管業務的院長審核，到提交到葯事委員會討論、投票，每個環節他都得交流溝通。「必要的時候也得疏通，一個環節怎麼也得花出去萬八千，有時候更多。」他說，「這進醫院，就算一盒也沒賣出去，已經花了不少了。」至於學術推廣，小王表示就是把說明書給醫生一份，「醫生清楚得很，不需要我推廣，我也沒空去整那些虛的東西。」
於明德表示，醫葯代表的本意應該是給醫生用葯帶來新知識，如果沒有新東西，就沒必要和醫生頻繁見面。「但是，中國葯品市場的同質化太嚴重，創新能力又不足，有的葯甚至可以『幾十年如一日』。所以中國的醫葯代表大多把工作做在了商務環節上，如果拿『葯品信息溝通員』的標准衡量的話，大部分代表都不符合這個要求。」他說。而且，由於目前中國沒有一套針對醫葯代表的強制性規則，當大多數代表都在殘酷的商戰中不擇手段的時候，「守規矩」的制葯企業最可能的結局就是消失。競爭擇優，往往演變成了「競爭擇錢」。
張磊做的葯屬於「獨家產品」，基本上靠葯品的質量和研發的科技含量說話，不用「做工作」多數醫院也會進貨，所以競爭壓力相對小很多。但是張磊向筆者透露，他的身份也不純粹。「由於國內對專利保護的力度不夠，國產仿製品不僅能堂而皇之地賣，而且售價不到原研葯的一半，營銷手段也比我們『靈活』得多，對我們沖擊特別大。」他表示，在這個大環境下，即使手握原研葯的外企醫葯代表，也很難「獨善其身」，而必須充當學術員和促銷員的結合體。「有時候，我們也會『趟渾水』，包括直接給醫生回扣。」
跟國內仿製品相比，張磊的特種葯雖然零售價1萬多元一支，卻依然難稱「暴利」，因為其中的研發成本佔了很大一塊。據RDPAC主席庄祥興介紹，今天研發一個葯品平均需要10～15年，篩選數萬個可能的化合物，花費約12億美元。即使如此，最後真正能批准使用的，只有極少數的「幸運兒」。「但是，如果我是一支仿製葯，研發成本基本可以省略，生產和運營成本往往也很低，所以即使拿出很大一部分利潤與中間商、醫院和醫生『分成』，還是可以賺得滿盆缽。」張磊說，「雖然原研葯的絕對價格一般比較高，但單從投入產出比來看，仿製葯顯然更一本萬利。」
「一張處方上承載的干擾因素太多了」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醫葯代表這種「特殊的推銷員」畢竟賣的是葯品，而且是通過醫院和醫生進行的，病人多數情況下沒有質疑的餘地，「醫生說啥就是啥」。如果醫葯代表全都不擇手段地向業績看齊，病人的金錢甚至健康都會淪為犧牲品。張磊也承認，在干擾醫生開處方、推高葯價等方面，不少醫葯代表的確「功不可沒」。
「按道理講，醫生的處方應該全部出乎臨床的需要，主要考慮病人的病情、意願和承受力，而不摻雜個人利益的因素。」張磊坦言，「但是現在，醫葯代表讓一張處方上的干擾因素太多了。醫生開葯前往往會想想對他個人意味著什麼，而不是怎麼對病人最好。」
他告訴筆者，據他所知，一個醫葯代表不只可以通過「回扣」直接拉醫生下水，名聲，交情，好感度，都可能成為醫生開處方時的考慮因子。「其實，現在的醫葯代表，幾乎需要揣測和滿足醫生的各種需求。」張磊透露，「至於醫生受到多少影響，因人而異。」
他舉例說，一些大醫院的專家級醫生，相對看重自己在圈內的名節，也不缺錢，有的會刻意與「回扣型」醫葯代表保持距離。「他們更看重醫葯本身的療效、廠家的聲譽和醫葯代表的專業素養。」張磊說，如果他們覺得代表講得「有水平、有說服力」，就會願意向病人推薦你的葯。
有的醫生迴避露骨的金錢交易，但希望提高自己在圈內外的名聲。「這個時候，學術會議或者專家講座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他說，醫葯企業通過贊助會議，順便幫醫生培養了一批「粉絲」，也相當於給了醫生一筆無形的財富。
「還有的醫葯代表善於投其所好，或者單純地人緣好，能和醫生相處得很愉快，甚至能跨過『代表-客戶』間的鴻溝成為『哥們兒』，那麼醫生在開處方的時候，自然會優先照顧朋友。」在業內，這被認為是「醫葯代表的最高境界」。
在張磊看來，這些影響因素盡管形形色色，但是它們最終都會「回饋」在醫生開出的一張薄薄的處方箋上，由病人「埋單」。「其實，有的影響因素本來就是醫葯代表的分內工作，比如給醫生作宣講，交情也是工作中的副產品，很難界定是否『正當』，關鍵是代表自己要有基本的職業底線。」他說，「現在的問題在於，有的代表會為了業績，跟一些醫生結成利益聯盟，不顧病人的身體，給他們用一些來路不明的、療效沒被充分證實的葯，或者超量用葯，利慾熏心，非常令人鄙視。」
張磊認為，把這部分醫葯代表稱作「黑心葯代」並不為過。而有的代表負責的葯本身雖然不錯，但在同質葯「成堆」的環境下競爭，也必須為回扣、請客、送禮付出大量的營銷成本，這些成本最終都會算在病人頭上，醫葯代表也就有意無意間充當了高價葯的「幫凶」。
「很多葯的生產成本很低，但是到了病人手裡，『身價』往往幾倍甚至幾十倍地漲。」張磊告訴筆者，其中除去中間環節的利潤外，「進院費」和「處方費」的貢獻也不少，不同領域的葯回扣率差別很大。「低的能佔零售價的3%～5%，高的一般有20%～30%。」他說，「我認識一個做了5年代表的人，她目前見過的最高回扣率，能達到零售價的40%。」
盡管幹擾因素多，但據張磊了解，在開處方過程中「既非天使也非惡魔」的醫生，還是佔了絕大多數。「我接觸過的大部分醫生，開葯時其實都會綜合考慮。」他說，在考慮病人病情、意願和支付能力的基礎上，再把物質利益、名聲和交情，作為「加分因子」。而且哪部分葯是為「提成」，哪部分葯是看交情的，很難分清。「一點兒都不平衡良心和利益，單純只認錢的醫生也有，不過但凡在正規一點的醫院里，其實都不多見。」
張磊還提醒筆者，醫生開處方也沒有大眾想像得那麼簡單。「比如我做的特種葯每一支都要從美國進口，療效穩定，但也比較貴。病人如果醫保不報銷，本身經濟條件又比較困難的話，醫生有時會建議他們用一些成分相近、但相對低廉的仿製葯。」他表示，這個可以理解，不一定開了國產仿製葯，就都是收了「好處」。
醫葯代表迅速滿足醫生「補償收入」的要求
對未來，無論張磊、劉薇還是小王，都有些迷茫。張磊擔心，由於醫葯代表不守規則的成本低、收益大，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劉薇在北京工作，「收入不算太高，內心還老是糾結」；小王雖然有房有車，但不知道好日子能持續多久，「只有活在當下吧」。
於明德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首先是因為我國長期缺乏醫葯代表的管理和約束機制。「醫葯代表是改革開放後的產物，在中國市場經濟框架形成的過程中，對這部分人的規范卻慢了一步。」他說，我國對醫葯代表不僅沒有「准入門檻」，也沒有一部公認的行為規范。與老百姓那麼切身相關的領域，現實中卻是一群素質不齊、手段灰色的「營銷公關」的競技場。
「有專業知識，遵守《葯品推廣行為准則》的代表，目前雖然比例很低，但應該是未來的方向。」於明德告訴筆者。目前，中國醫葯企業管理協會正在與RDPAC合作，希望把RDPAC內部的認證制度和《葯品推廣行為准則》，推廣到全國4000多家內資制葯企業中。雖然目前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但據於明德透露，已經在協會內部收到了「不錯的回應」，衛生部等也表示支持，「希望在未來5年內把它變成整個行業的強制性規則。」
RDPAC中負責醫葯代表資格認證項目的溫曉春總監也向筆者表示，他很看好這一合作的前景。因為「引入門檻和規則」將給醫生、病人和制葯企業創造多贏，雖然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從長遠看是值得的。「尤其國內制葯企業，可以擺脫無序競爭造成的過度負擔、潛在風險和不良形象。最重要的是，病人也有望用合理的錢，得到更恰當的治療。」他說。
溫曉春用開車作了一個比喻：「一個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肯定比規規矩矩開車的人跑得快，但也容易大家一起『堵車』。但是，如果大家都守規則，不但整個交通會更順暢，也能降低行人遇到交通事故的幾率。」
張磊擔心，這種由行業協會自發推廣的門檻和規則，約束力畢竟有限，「防君子不防小人」。即使成了國家的強制性規范，也會面臨監管難、取證難的問題：「其實，只要進了醫生的辦公室，把門一鎖，還不是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取消了『回扣』，別的隱性促銷手段一樣會冒出來。」
但有規則總比沒規則強，「如果你每次的『推廣費』都有上限，你在日常推廣葯的過程中，心裡就會時刻綳著一根弦，不會肆無忌憚地『砸錢』。一旦花錢上『合規』了，很多醫葯代表的無序行為都可以得到遏制，慢慢地結束掉目前的惡性循環。」張磊說。
此外，於明德認為，當前醫葯代表身上很多不好的東西，其實是「以葯養醫」體制的折射。「在以葯養醫背景下，醫生勞動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尊重，收入過低，而醫葯企業往往能迅速滿足醫生『補償收入』的要求，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利益共同體。」他指出，醫葯代表的規范化，也要隨著醫改的深入逐步實現，讓醫院不能靠賣葯來創收，醫生也不能靠開處方來賺錢。「醫葯企業不是學雷鋒，鼓勵權力尋租的以葯養醫體制不改，指望哪個醫葯代表『出淤泥而不染』，是不可能的。」他說。
張磊也認為，有些時候，醫生和醫葯代表是互相「帶壞」的：「如果醫生堅決不要，哪個會給呢？」但是在他看來，醫生收入的增加，只會讓醫生收錢的借口少一些，但能否從根本上改變醫葯市場的不規范局面，仍值得懷疑。
在張磊眼裡，中國葯品研發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應該是終結醫葯代表低端、暴利、隱秘形象的根本之計。於明德和RDPAC也都明確表示，中國醫葯企業的創新能力，不僅是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更應該是未來醫葯市場的方向。
RDPAC主席庄祥興表示，每個葯品的創新過程，都非常復雜、昂貴和耗時，平均需要在不同國家尋找5000名～1萬名患者進行臨床試驗，僅一項試驗就可能耗費1億美元，而當今的研發，都是為了10～12年後的潛在市場准備的。「但是，國內的多數制葯企業不僅沒有研發的條件，有時也沒有研發的意識，中國醫葯業發展60年了，還是在普通仿製葯的圈子裡打轉。」於明德坦言。
張磊認為，創新能力低可能會在短期內，給病人帶來「小便宜」，但長期靠仿製掙錢，卻在無形中屏蔽了一個國家的制葯行業對病人的長遠承諾。「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看，永遠希望一個葯又便宜又好，但往往容易忽略掉『研發』這個最貴、最隱形的成本。」他承認，所有的制葯企業都要逐利，但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會把利潤的一部分投入到新一輪葯物的研發。「比如對腫瘤病人來說，這意味著你多活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見到一種新葯來延長甚至挽救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所有制葯企業的創新能力都枯竭了，就永遠關閉了這扇門。」
因此，提到未來，張磊心中最有力的舉措就是制葯企業放棄當前短期逐利的行為，嘗試著用原研葯來提升核心競爭力，讓醫葯代表的競爭進入良性循環，也讓病人能夠以盡可能小的經濟負擔，用到有效的葯。
「政府在這當中也應該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他說，除了發展經濟、提高醫保的覆蓋面之外，政府對創新能力也應該積極引導。「政府不要再看本土製葯企業，單純地像看一個納稅大戶，為了扶植納稅大戶，就給它一個襁褓，讓它永遠長不大。」他建議，「為什麼不換個角度，把它也看成中國民族葯業的一個希望，認為它也有責任把事情做好呢？」
到了那個時候，張磊認為，醫葯代表才有可能一步步回歸它信息傳遞的本色。

㈣ 2014年rdpac協會成員名單有知道的嗎，請教了

哦

㈤ 優貝兒童滑步車出現了什麼質量問題，召回了已經售賣的產品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官方網站連續發布召回通知，涉及許多知名品牌兒童滑步車車，優貝（天津）自行車有限公司召回了優貝品牌的一部分兒童滑步車最近，優貝（天津）自行車股份有限公司，根據根據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已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報告了該召回計劃。從現在起，一些優貝品牌兒童[將召回在2018年至2020年之間生產的汽車滑步車，涉及的數量為35,000輛汽車。此召回范圍內的優貝兒童滑步車是無手剎的版本。

根據召回計劃，從現在開始，將召回2014年至2020年銷售的部分PUKY品牌兒童滑步車，涉及79,350輛。在此次召回范圍內的PUKY品牌兒童滑步車是不帶手剎的版本。由於缺乏安全警告標志，可能會導致安全風險，例如消費者濫用和濫用，以及在極端條件下（例如復雜的路況和過快的行駛速度）。，可能無法及時有效制動，從而對兒童造成不可預見的損壞。對於在召回范圍內的PUKY品牌兒童滑步車和樂夫思達（北京）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它將積極履行企業的主要責任，對有缺陷的產品進行召回，改善安全技術，提高產品安全水平並添加更多產品安全警告標志為消費者提供PUKY品牌兒童滑步車安全騎行教程，以降低安全風險。

㈥ 存安全隱患 蘭博基尼召回部分Urus/Aventador

本次召回范圍內的部分車輛引擎倉蓋鉸鏈螺栓可能在熱效應的影響下出現緊固扭矩下降的情況，導致車輛進行急加速、急減速或高速過彎等操作時引擎倉蓋有可能被較強風力吹起，不排除出現引擎倉蓋從車身脫離的極端情況，可能會對周圍車輛及人員造成傷害，存在安全隱患。

大眾汽車（中國）銷售有限公司將通過蘭博基尼品牌授權經銷商，為召回范圍內的車輛免費更換帶鎖止螺紋的引擎倉蓋鉸鏈螺栓，以消除安全隱患。

應急處置措施：在車輛召回維修前，建議相關用戶避免激烈駕駛車輛。

大眾汽車（中國）銷售有限公司將通過掛號信等方式通知相關車主。用戶可通過大眾汽車（中國）銷售有限公司蘭博基尼品牌客戶熱線：400-116-6606，了解此次召回的詳細信息。此外，也可登錄網站dpac.samr.gov.cn、www.recall.org.cn,關注微信公眾號(SAMRDPAC),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線索。

㈦ 寶馬召回部分進口X5/X7/4系 消除潛在安全隱患

（二）自2021年2月18日起，召回生產日期從2020年6月16日到2020年12月2日的進口425i、430i車輛，共計71台。

由於前排座椅側氣囊軟體參數調教失誤，本次召回范圍內車輛在遭遇側面碰撞時，前排座椅側氣囊展開的時機可能發生延遲。使得氣囊無法有效保護乘員，增加了乘員在碰撞事故中受傷的可能性，存在安全隱患。

寶馬（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將免費為召回范圍內的車輛進行軟體編程,以消除安全隱患。未銷售車輛將在消除缺陷後再進行銷售。

寶馬（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將以掛號信、互聯駕駛消息等形式通知用戶。用戶可撥打寶馬售後服務熱線：400-800-6666（固話或手機撥打均可），了解召回的詳細信息。此外，也可登錄網站dpac.samr.gov.cn、www.recall.org.cn，關注微信公眾號（SAMRDPAC），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線索。

㈧ 特斯拉部分進口及國產Model 3召回 後電機逆變器存隱患

易車訊 日前，特斯拉汽車（北京）有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和《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要求，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備案了召回計劃。自2022年4月7日起，召回生產日期在2019年1月11日至2022年1月25日期間的部分進口及國產Model 3電動汽車，共計127785輛（其中進口Model 3汽車34207輛，國產Model 3汽車93578輛）。

根據易車App「熱度榜」數據，特斯拉Model 3車型的熱度在同級別競品中排名第8位，如需更多數據，請到易車App查看。

㈨ 賓士超260萬輛車型召回 部分車型可OTA升級解決

（三）召回生產日期在2016年7月3日至2020年10月30日期間的部分進口和國產A級、B級、C級、E級、S級、CLA、CLS、EQC、GLA SUV、GLB SUV、GLC SUV、 GLE SUV、GLS SUV、G級車輛，共計333輛。

本次召回范圍內車輛的通信模塊軟體可能已停用。若發生事故，包括手動和自動功能的緊急呼叫服務將無法使用，可能導致救援延遲，存在安全隱患。

梅賽德斯-賓士（中國）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北京賓士汽車有限公司將通過授權服務中心為召回范圍內的車輛免費激活通信模塊軟體，以消除安全隱患。

梅賽德斯-賓士（中國）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北京賓士汽車有限公司將通過北京梅賽德斯-賓士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簡訊、車機內推送、APP站內信推送或掛號信等方式通知相關用戶此次召回事宜。用戶可以通過座機或手機撥打服務熱線：400-818-1188咨詢（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日，全天24小時）。此外，也可登錄網站dpac.samr.gov.cn、www.recall.org.cn，關注微信公眾號（SAMRDPAC），了解更多信息，反映缺陷線索。

權威解讀

而針對此次「OTA召回」，缺陷產品管理中心相關專家表示：「隨著軟體在汽車產品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由軟體問題引發的汽車主動召回活動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2020年底，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進一步加強汽車遠程升級（OTA）技術召回監管的通知，對採用汽車遠程升級（OTA）方式對已售車輛開展技術服務活動和召回的行為進行了明確規范。針對此新興領域的監管有助於跟隨汽車信息技術的發展，積極推進汽車企業及早發現問題，高效完成召回，同時也節省用戶維修時間，讓數字化手段惠益更多消費者。」

賓士的這次召回也再次證明，高度進步的互聯技術將進一步助力汽車企業以更高效全面的手段，更積極主動的態度，更開放透明的姿態，主動發起召回活動，進一步夯實召回常態化在全產品生命周期的落實與應用。

缺陷產品管理中心相關專家進一步表示：「在全球汽車召回呈現常態化、多元化、數字化的今天，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我們更需要持之以恆地引導行業、社會以及消費者從更正面的角度來解讀汽車企業主動發起的召回活動。主動召回是汽車企業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是切實保障消費者安全的有效手段，更是中國汽車消費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