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欠缺

⑴ 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還不高有何表現

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嚴重不足。當前公共文化服務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嚴重滯後於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實際需求，而關鍵問題就是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嚴重不足。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進入高速增長期，這個階段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投入，但實際情況卻是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社會投入也嚴重不足，總體投入水平較低。
其次，公共文化服務缺乏剛性的政府保障標准，難以推動政府責任落實到位。從全國來看，2012年國務院下發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雖已對政府保障標准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只列入「公共文化場館開放」和「公益性流動文化服務」兩項標准，對地方政府責任、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內容、財政保障等缺乏系統的規定。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文化投入和文化資源的配置等方面缺少「規定動作」和硬約束，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甚至出現缺位、越位、不作為等問題。
第三，公共文化資源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配置不均衡。從城鄉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不均衡的態勢尚未根本改觀。從群體看，針對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社會群體的公共文化服務嚴重不足，對弱勢群體公共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還不完善，保障還不到位。

⑵ 如何破解城市民族工作困境

妥善解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工作，排查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切實保障城市少數民族群眾的合法權益，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民族工作，也是拷問政府城市管理的一個典型問題，而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則可為這一目標提供更多、更新、更有實踐意義的方法和思路。
流動人口增加給城市民族工作帶來新課題
人口流動是社會常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市場機製作用的結果。人口流動的總體趨勢，是由西部流向東部，由內陸城市流向沿海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較發達地區，從農村地區流向城鎮地區。從民族視角來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突出表現則是由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向少數民族散雜居地區流動。
就福建省而言，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職業結構來看，主要可以概括為企業務工人員、經商者、引進人員、交流學習人員四大類。城市少數民族人口中，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建築、製造、運輸等行業吸納的人口最多，佔63%左右。其次，來閩的就學者佔19%，在企事業機關的引進人員佔8%，有10%的人從事服務行業。
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民族成分來看，福建省內流動的少數民族主要為世居的畲族，所佔人口比例最高，達47.1%。外省流入的少數民族人口主要有來自新疆、青海、河南、甘肅、寧夏的回族，佔19.5%；湖南、湖北的土家族佔16.6%；苗族佔11.3%；廣西、貴州的壯族佔3.8%；東北地區的滿族佔1.6%；以及少許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和四川的藏族。
少數民族人口在進入城市工作生活後，往往呈現出群聚性、短期性、流動性、教育低、收入低的特徵。
盡管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的途徑各異，但他們同全國千千萬萬的流動人口一樣，渴望在陌生的城市裡尋找到生活的未來和希望。但由於來自較為偏遠的地區，他們往往在適應南方的生活環境、工作環境、語言環境、人文環境、城市規則等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們在融入城市、接納與被接納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外來少數民族融入城市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文化背景差異、民生問題突出等困境。
流動人口的增加對城市民族工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經濟方面。城市中的外來少數民族務工者多從事低端產業的工作，經營者多為小規模的分散經營，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穩定的地位，因此抗風險能力比較差。正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他們與城市公民的根本差別，因此特別需要政府從中進行有益的調節和平衡，以維持一種基本的社會公平。
其次是社會方面。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根本出路。對外來人口的慣性排斥不能夠阻擋他們邁入城市的步伐，流動將成為城市化的一個重要關鍵詞。不平等的戶籍制度，以及綁定在戶口上的種種福利待遇，使得外來人口與城市人口之間產生了一道鴻溝，不僅表現在各種資源的供給上，更在人們的社會心理層面。城市衛生和經營許可管制使得進城農民的街頭服務業處於「非法」境地，這並非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才會遇到的問題，可以說，它是一個涉及廣大群體如何在城市尋找出路的問題。這需要城市與他們雙方進行不斷的調整和適應。在這方面，城市管理者應當從尊重市場規律、為勞動者創造更好的環境等角度，提供必要的服務和管理。
最後是文化方面。城市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還存有一種陌生感，他們不像既有少數民族那樣，與漢族地區居民的融合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在生活習慣中已找不到他們與漢族的區別。外來少數民族由於多來自少數民族聚居地，民族色彩比沿海城市濃厚許多，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他們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因此，與城市居民有一定隔閡感。在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中，各層面的民族交往都應該進行，這種交往既要有廣度，也要有深度。目前城市民族教育中，雖然不乏有介紹少數民族的相關知識，但這些陳舊的停留在書本上的介紹，顯然已經不能夠很好地代表和展現當代少數民族的精神風貌和文化的差異，也令城市人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產生一定的距離感。
城市既有少數民族接受城市化洗禮的困惑
城市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鄉村變為城市，少數民族群眾變為城市人，這一身份上的轉變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從前賴以生存的土地被拔地而起的高樓所覆蓋，從前相對封閉的民族區域對整個城市敞開了大門，城市既有少數民族生活的相對獨立性遭到瓦解。雖然同樣世居在這片土地中，民族間的融合已經相對成熟，但他們在接受城市化洗禮的過程中，還是呈現出了種種的不適應，在尋找出路的同時，他們也產生了很多的困惑。
這種困惑首先表現為是否該享受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在福建省大多數城市中，城市少數民族群眾是不能夠享受到與民族地區同樣的優惠政策的，在招生、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與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事實表明，在城市資源共享的情況下，在不失公平的原則下，如何發揮優勢，彌補劣勢，適當給予少數民族同胞以照顧，這需要民族工作部門探尋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其次是如何適應新的生存方式。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對土地的需求與日俱增，促使其規模不斷向周圍擴大，以致一些附近原有的少數民族鄉村也被納入到城市的整體區劃中來。由於城市化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它的發展方式也直接影響了這些城市的「新成員」，既有的鄉村發展模式被徹底顛覆，新的身份和新的謀生手段改變了人們從前的生存方式。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向城市敞開大門之後，如何管理，如何發展，也成為他們最迫切了解和最關心的問題。從過去的村集體經濟到現在的社區化服務管理，與城市融合後的民族社區面對未來龐大的高級樓群如何有效管理，本民族的傳統如何保留和傳承，這些都是即將要面臨的一項歷史性難題。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更多、更新、更有實踐意義的方法和思路
首先是觀念的創新。之前的城市民族工作有一個誤區，即把外來少數民族看做是給少數民族城市管理帶來麻煩的一個群體，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用這樣的思維處理問題，只能夠治標卻不能治本。如有的地方對外來少數民族流動攤販採取購買其產品，將其遣返或使其流動到其他省市的做法，這樣不但沒有能夠遏制亂擺攤點的情況，反而助長了他們漠視法規，謀求以「特殊方法」與政府部門周旋的意識。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應當有長效的法治機制，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只有維權才能從根本上順導民意，化解矛盾沖突，凝聚人心共識，實現維穩、帶動維權與維穩的良性互動，實現維權與維穩雙贏，從而實現社會的有序安定。
還要使少數民族增強公民意識。現代居住模式的改變必然對社會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少數民族同胞在進入城市後，由於民族文化差異而引起的初期不適應，導致民族意識在某種程度得到強化。因此，應當培育外來少數民族群眾從偏重關注「民族認同」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變，即尊重法律，形成有共同政治認同和平等公民權利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認同」。
其次是機制的創新。要加強社會保障機制建設。加強對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力度是縮小分配差距、緩解社會矛盾、調節流動人口與固定人口利益沖突的一個最有效的途徑。在現有戶籍制度的牽制下，社會保障機制維護社會平等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反而成為加深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工具。政府應當從政治高度統籌考慮如何解決這一歷史性的問題，分階段、分層次、分類別地給予各種需要保障的流動人口以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公平、共享的價值原則。
要完善利益訴求機制。由於各種社會實體、社會群體所掌握的社會資源不同，以及其自身條件的限制，因而他們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一些弱勢群體在社會結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因此在政策的制定、利益格局的分配上，他們必然會處於劣勢。弱勢群體還缺乏能夠順利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制度化保障，在體制內的訴求機制失靈和失效的同時，利益的天平開始傾向於強勢的一方，這使得人們轉而投向體制事件外尋求機會，導致矛盾激化，暴力事件頻發。如一些少數民族群體性事件，往往是由於其利益受損而引發的。因此，如何完善和創新利益訴求機制，是能否實現城市民族工作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
要建立平等協商機制。平等協商體現了對社會主體意志的尊重，協商各方平等地交涉、對話和商討，以實現相互理解和合作，並在可能的條件下達成一定協議。在城市少數民族工作中，應當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如在管理城市中的少數民族流動商販時，既要按照現行的法律規章來公平執法，又要考慮到他們的困難和需求，在平等協商的框架下平衡各方權益，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矛盾和糾紛。
最後是方式的創新。一要建立流動人口的登記管理制度。我國還沒有一項專門針對流動人口而制定的法律，這些龐大的人群在城市中到底身份、地位如何，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如何，都沒有相關的闡述和規定，被人為地忽視掉了。受戶籍制度改革的影響，一些現有的居住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很多方面都還沒有理順，政府應當在現有制度基礎上勇於創新，先行先試，突破壁壘，為外來人口打開一條綠色的通道。如在保障房建設、醫療、社保、入學等方面考慮外來少數民族人口的需要，拉平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間的差距，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此方面，有些省區已開始有益的探索。如新疆、江蘇等很多地區已經開始對外來人口實行新的管理辦法，即居住證管理。外來流動人口持有居住證以後，將在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服務方面逐步享受和本地居民基本相同的均等化政策，從而使他們生活得更有尊嚴。只有從制度上確定了他們平等的公民身份，才能夠使人產生穩定的心理認同和公民認同。
二要加強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服務群眾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項重要內容，只有服務好了，才能夠達到管理的目標。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內容中，服務無疑是最有價值的理念之一。加強對外來人口的服務體現在如何滿足他們生活需要的各個方面。應做好就業服務、市場服務和生活服務等方面的工作。
三要發揮基層組織作用。以往除民族工作部門外，政府其他部門和國家大企業的日常工作中很少考慮民族問題，但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改變了這一固有的工作模式。以外來人口工作和生活所涉及的兩個圈子來講：一是工作圈，外來務工人員所在的企業是他們重要的活動場所，對大部分沒有自己居所的外來少數民族來說，更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組織。在企業中加強對外來少數民族務工人員的關懷與照顧是基層工會、黨組織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二是生活圈，即少數民族外來人口的生活范圍。一般來說，外來少數民族人口由於各種「差別」而對城市主流民族人口持拘謹態度，交往范圍狹窄，因而生活圈局限在同鄉同族范圍的現象比較普遍，因此社區、街道等基層組織要深入體察他們的情況，積極採取措施，幫助他們融入城市主流群體。

⑶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

⑷ 如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法：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⑸ 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背景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收返還和財政補助政策，為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財政制度基礎。
二是堅持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質，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財政對教育投入，規范教育收費，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季開學將取消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三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努力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葯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五是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支持自主擇業、自謀職業的同時，加強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政策引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中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程剛剛起步，實現均等化的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實現均等化的制度還不夠健全，制度之間還缺乏系統化的安排。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共同需要面對的。通過開展「亞洲主要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理論問題，總結發達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破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共同難題，對推動整個亞洲地區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具有戰略意義

⑹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體制亟待規范

······ 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 按照轉移支付的項目劃分，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轉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分為均衡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 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且其制度設計也有待完善之處。 一般性轉移支付額主要按照各地標准財政收入和標准財政支出差額以及轉移支付系數計算確定。2005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各地區標准財政收入由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中央對該地區稅收返還的財力轉移支付構成。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主要根據各稅種的稅基和稅率計算確定。各地區標准財政支出由該地區行政公檢法支出、教育部門支出、農林水等其他部門支出等經濟性支出構成，根據標准財政供養人數和全國統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其他經常性支出項目分別計算確定。轉移支付系數參照當年一般性轉移支付總額、各地區標准支出大於標准收入的收支差總額以及各地區財政困難程度確定。 就計算各地的標准財政收入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財力的基礎上的均等化，由於既有財力不僅包括稅收收入、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等項目，還應包括沒有列入預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讓金收入，而且沒有列入預算的這部分收入在個別省份比例還比較大，有的地區列入預算的收入和沒有列入預算的收入之比已經達到了1：1的比例。因此，對地方既有財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減弱了。就計算標准財政支出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級目標是使每個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應當將花費在每個人身上的財政支出即人均財政支出也作為計算標准財政支出的依據，而不是僅將財政供養人數及其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作為依據。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 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為3517億元，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另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中央財政分配的239項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中，有41項內容交叉重復，涉及資金156.37億元；有65項沒有管理辦法或管理辦法未公開，涉及資金705.89億元，占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總額的20%。按項目分配的專項轉移支付有71項(不包括預算內基本建設和國債投資項目)，涉及資金545.55億元，具體分配到44149個項目，其中10萬元以下的項目8825個，平均每個項目4.36萬元。 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解決中央與省級的財政關系，省以下的財政體制包括轉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統一規范。近年來，各盛自治區、直轄市參照中央對省級的轉移支付辦法建立了省對市縣的轉移支付辦法。但是，由於缺乏法律基礎，從整體上看，制度建設比較滯後，省以下縱向財力差距和省內橫向財力差距不斷拉大，基層財政運行困難。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建議 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 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即在實行縱向轉移支付的同時，還實行橫向轉移的轉移支付。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呂，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完善轉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比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很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2005年，中央對地方的體制補助為386億元，僅佔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的3.4%，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 根據《〈關於200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的名詞解釋》的說法，「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統籌安排和使用上述資金。」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因此，從形式上看，這幾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具有專項轉移支付的特徵。但是，在使用中，這部分資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用於彌補地方的財力不足，在資金的使用上沒有具體嚴格的規定。因此，從性質上講，這些資金都應列入一般性轉移支付。事實上，這些轉移支付都是由於政策調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個全面的轉移支付計算公式，確定中央對各個地方的轉移支付數額。在確定標准財政收入的時候，應當全面衡量地方財政的收入能力，將預算沒有反映到的財力反映進來。在確定標准財政支出的時候，不僅應當考慮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等指標，更應當將總人口、可居住面積、地理環境狀況等指標反映在內。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入條件和規模。 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例如，跨地區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護林帶的建設，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縣的脫貧救濟，中央委託地方的項目等。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當然，如果把准入的條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徵的項目內，其規模必然不可能過大。再次，列入專項轉移的項目要經過科學論證和一定的審批程序。另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⑺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確定為當前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針。此外，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項目布局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也是全面落實中國特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體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社會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並確立了社會建設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中心內容;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2009年全國財政會議更加明確強調，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點加大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以穩定和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拉動消費需求。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收返還和財政補助政策，為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財政制度基礎。
二是堅持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質，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財政對教育投入，規范教育收費，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季開學將取消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三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努力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葯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五是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支持自主擇業、自謀職業的同時，加強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政策引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中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程剛剛起步，實現均等化的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實現均等化的制度還不夠健全，制度之間還缺乏系統化的安排。
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共同需要面對的。通過開展「亞洲主要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理論問題，總結發達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破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共同難題，對推動整個亞洲地區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具有戰略意義 。

⑻ 現在可以說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了嗎這句話是對的嗎

《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到2015 年，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版逐步完善，推進基本公共權服務均等化取得明顯進展。到2020 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時候，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比較健全，城鄉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明顯縮小，爭取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因此，現在2020年才第一季度，還不能說。這句話是錯的。

⑼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