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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金融

發布時間:2021-11-12 10:13:34

① 如何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

關於「放管服」改革的一些具體建議
(一)「放」的方面
國家部委層面,囿於法制、觀念、利益和能力,擔心改革進程出現問題要承擔責任,不積極回應「群眾和地方點菜」,必須做出格局上的調整。一是企業、項目和個人的審批事項可否不到部委再審批,現在不少事項是省一級政府打包統一上報來批,把關效果一般,應該通過其他方式加強規劃管理和科學論證;二是技術檢驗類許可,比如電梯,可否認證後不再審批許可,而是通過事中事後監管和標准化評估來實現管理;三是資質資格類,該動一些打著生命安全、生產安全旗號許可事項了,不少加強監管的機構,還在使用老辦法設許可門檻,有些實踐證明效果一般,比如醫師證,保健品和葯品專業人員資格證等,可否取消許可,改用其他評價方式和事中事後監管方式予以管理。
大家經常抱怨不同部門難以協同下放某一事項,實際上部門也有苦衷,畢竟同一事項的管理責任和管理內容不同,對下級部門的承接能力也是考驗,但改革不應停留在某一事項審批要不要、放不放,而應研究整個行政職權體系的合理分工問題,在進一步改革中考慮相關監管職能和機構的整合問題。地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再出發再攻堅,要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以清理部門規章和省級人大條例、省級政府規章為重點,切斷掌控行政權力者以此尋租、與民爭利的灰黑路徑。在清理行政審批項目的同時,還要同步清理具有審批特性的其他權力事項和公共服務事項。
(二)「管」的方面
政府管的改革在體制、機制、法制、能力和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尋求突破的空間。一是要構建科學的監管職責體系,完善綜合監管,推進市縣兩級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減少多頭執法和重復檢查,消除監管盲點,在機構未進行大的調整前,要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制定部門監管責任清單,明確監管主體,細化職責分工,建立登記注冊、行政審批、行業主管相互銜接的監管機制,確保事有人管、責有人負。二是政府部門內部應探索審批監管服務分開,解決內部職能邊界,構建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相互制約權力運行機制,比如有些地方在推進「兩集中兩到位」改革時對部門內設機構進行調整,歸集行政審批權,明確內部對外監管處室;三是進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監管職能和責任劃分問題,要構建新型監管體系,不能迴避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監管永遠難以制度化落地。比如環評、能評等一些中介服務事項,可否讓地方承擔更大責任;四是商事制度改革實現了「先照後證」,很多前置審批變為後置審批,但沒「證」企業還是運行不了,還要進一步清理後置審批事項,取消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必要的後置辦證事項。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五是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台建設,構建以信息歸集共享為基礎,以信息公示為手段的監管制度,信息歸集共享機制真正建立起來、順暢運轉,事中事後監管的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六是強化信用監管。搭建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扎實做好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盡快健全相關制度,將企業信用信息納入信貸審批、政府采購、工程招投標、國有土地出讓等工作的審批程序,整合監管資源和執法力量,推行協同監管和綜合執法,建立跨部門聯動響應機制和失信懲戒機制,創新經營異常名錄和「黑名單」制度,真正做到「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七是豐富智能監管。積極運用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創新和加強市場監管,鼓勵開發綜合監管系統,使用智能化執法終端,實現監管和執法辦案的全程信息化,提高市場監管效能。整合抽查抽檢、網路市場監測、違法失信、投訴舉報等相關信息,加強監管風險監測研判,做到早發現、早預警。八是創新日常監管。普遍推廣「雙隨機」抽查機制,建立市場主體名錄庫和執法檢查人員名錄庫,通過搖號等方式,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確保監管執法的科學性、公正性。此外,地方政府必須要求所有基於辦事人申請的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事項一律進駐政務服務大廳,規范審批流程,強化窗口主導,推進政務服務規范化、標准化,全程電子監察,讓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三)「服」的方面
首先是創新服務理念。建議研究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和公民個人全生命周期服務兩個問題。提高服務「雙創」的效率,為企業開辦、成長和推出提供「一條龍」服務。現在政府的相關改革集中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投資建設項目報批環節,這兩個環節是企業入口改革和企業投資環節問題,也就是企業發展的第一步,如何服務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和轉型升級,特別是困難時期的金融和政策方面支持尤為重要,金融機構對國有和民營企業區別對待,造成很多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許多金融領域不正常現象。此外還應研究出台企業退出機制政策制度,不僅包括問題很多的僵屍企業,還有活力不足的新辦企業。另一方面,要研究與民眾關系密切的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問題。據調查,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需要辦理400多個證件,多數證件只用一次,證件清理任務繁重,應該成為改革重點,增強民眾的改革獲得感。再就是民生服務問題,要區分公共服務、政府服務、社會服務等概念和范疇,對於那些不該政府管的應該換種改革思路,採用市場機制機制解決。要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依託「互聯網+政務服務」,讓企業和群眾辦事更方便、更快捷。其次是優化服務方式。政務服務中心是解決政府與公眾「最後一公里」或者說「最後一米」的問題,「放管服」改革必須打通這一道關,要把政務服務中心作為推進改革的抓手,加快構建統一的「一站式」服務體系,各級政府要認真落實「一個部門一個窗口對外、一級政府『一站式』服務」的要求。通過轉變傳統管理方式,優化和再造業務流程,全面梳理涉及群眾辦事的政務服務事項,逐項梳理基本流程和辦事依據,簡化無謂證明和煩瑣手續,推進政務服務的協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實解決傳統管理環節多、材料多、往返多等現實問題,實現政務服務事項的網上綜合受理和全程協同辦理,涉及政務服務事項的證件數據、相關證明信息等跨部門、跨區域、跨行業互認共享,切實做到「證件聯用、信息聯通、服務聯動」,力促「群眾跑腿」向「數據跑路」轉變、「條塊分割」向「整體聯動」轉變、「群眾來回跑」向「部門協同辦」轉變。再次是加強對各地政務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在調研中地方一直呼籲國務院設立中央政府政務服務管理機構,根據多年調研和溝通匯報,筆者認為,現在可以在國務院信息公開與政務公開辦公室加掛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指導辦公室牌子,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指導辦公室主要負責推進、指導、協調、監督全國政務服務改革創新和體系建設工作,負責對中央政府各部門設立服務大廳、窗口進駐、事項辦理的組織協調、監督管理和指導服務,並對全國政務服務中心和網上辦事大廳建設工作進行業務指導。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深刻變革,是構建現代政府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各級政府要樹立大局意識,相忍為國、讓利於民,以政府減許可權權,激發市場社會新活力,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培育新動能,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政務服務體系,要以「啃硬骨頭」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嚴三實」狠抓落實的作風,敢於涉險灘,敢於過深水區,不斷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推出更加務實有效的舉措,真抓實干,狠抓落地,將「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斷推向深入。

② 金融倫理如何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

貨幣金融系統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作用於實體經濟。

一是提高經濟系統交換和配對效率。

實體經濟社會化後,交換和配對效率成為影響社會程度的關鍵因素之一。將實體經濟間的交換和配對映射到貨幣金融體系後,可在統一的評估標准下低成本完成資源優化配置。

通過提供普遍信任的載體——貨幣和各類信用中介,提高物物(含服務)交換的效率,提高「可投資資金」和「可投資資產」的配對效率和合理性。

二是提高知識的擴散和優化效率。

貨幣價格的波動能很好的綜合市場中存在的各類信息,並將邊際信息快速融入價格中,引導經濟資源的流動。

對實體經濟的認知和判斷,無需通過漫長的實體經濟部門展現並檢驗,可在貨幣金融世界中先接受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評估和競爭,之後才以實體經濟部門較為有效的方式實際實現。

三是經濟資源的強制集中和再配置。

金融最終便利了儲蓄向投資的轉換。轉換既可以採取信任程度較高的股權方式,包括參與程度高的控制權和參與程度較低的財務性股權投資,也可以採取信任程度較低的債權融資。

宏觀杠桿率反映了市場參與者對未來經濟展開的信任程度。從實際運行過程看,金融配對並不是存量經濟資源的配對,而是在信用擴張和收縮過程中實現經濟資源的循環和配對。

即金融系統基於對未來的判斷「無中生有」地創造信用,擴張的信用給予認可的部門和機構額外的資源調配權。

具體如銀行向某機構發放一筆貸款,同時產生等額存款,新創造出的存款立即構成對經濟資源的調配權。持續供應經濟資源調配權(存款),會提高相關領域經濟資源的相對價格。

沒被認可的機構和部門,被動接受事後的價格上漲,這相當於曾經擁有的經濟資源調配權貶值,經濟資源被貨幣金融系統強制集中和再配置。

經濟-金融系統通過相對和絕對價格波動,強制實現實體經濟系統的投資和儲蓄的事後平衡。

在實體—金融的長期循環中並不存在脫離實際經濟的金融。所謂金融「脫實向虛」,實際上是實體—金融循環不暢,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以「龐氏騙局」、資產泡沫、不良資產等形態存在的暫時性的金融體系「自娛自樂」。

當信用擴張的載體(基礎)在實體經濟中「不存在」或「言過其實」時,金融系統不再通過實體經濟展現認知,而僅是通過信用創造自我實現。

根據主觀意願的不同,以及投資項目被證偽的程度,可劃分為「龐氏」、「不良」和「泡沫」。這是「實體—金融」循環和長期演化中一次錯誤的資源優化配置,是大海中的浪花。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市場、管理制度(含宏觀調控、監管和稅收制度等)不平衡帶來的套利行為,嚴格意義上並不是這類「自娛自樂」行為。

套利是市場發現不均衡並推向均衡的過程,具有宏觀價值。

監管套利是有助於發現制度漏洞,合理的做法不是指責市場的「貪婪」進而用行政手段阻止市場套利,貪婪和套利是市場保持活力的動力之一。

市場發展的關鍵是管理部門需保持謙卑的心態,需從市場套利行為中發現制度的內在不均衡,進而完善制度推動市場發展。

二是資源錯配、「劣幣驅逐良幣」等「合理但不合意」的行為。

實體經濟與貨幣金融的割裂,主要來源於兩者連接過程中的失效。

由於政府幹預等原因,導致實體經濟發出的信號扭曲,貨幣金融系統根據扭曲後的信號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非生產性的標准干擾甚至影響局部的金融系統資源優化配置。

由於市場秩序缺失、市場短期化激勵約束機制和「太大不能倒」等原因,市場陷入「設租」「尋租」等「租值耗散」的非生產性行為和「劣幣驅逐良幣」的囚徒困境式無奈。

三是由於政府不當管理和行業行政壟斷等帶來的高成本、低效率。

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導致金融系統不得不拉長鏈條,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成本。

行業的行政壟斷往往會損害中小投資者和消費者權益,在金融系統內產生參與者間力量的不均衡,從而不能產生類似於完全競爭市場的效率。

此外,政策甚至制度制定的隨意性和國家安全網的不合理使用,會降低社會的普遍信任程度,最終加大了社會的信用成本。

總之,金融要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是要順暢實體-金融循環,關鍵是要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准確性和效率。

二、我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中存在的不合意現象

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戰略期,我國金融發展迅速,深刻轉型,但也出現了變異和亂象。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不合意角度,以下現象值得關注。

1、信用高速擴張

在間接融資為主的市場環境下的信用高速擴張,直接表現為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如果考慮到大量的「明股實債」,杠桿率的上升更迅速。這是經濟發展內在信任下降的外部表現。在信用超常規增長的過程,帶來了財富的迅速轉移。

雖然以CPI、PPI衡量的價格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但資產泡沫、各類政府管制引發了大家對貨幣真實價值貶值的擔憂,在行為上表現為對實物資產如黃金、房子的追捧,對外幣、比特幣等的關注。

此外,我國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快速上升,2017年上半年達到8.8%,顯著高於英美日德等發達國家同期水平。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陷入「信用擴張推動型」的增長,信用成為增長中的相對短缺和重要因素,獲得相對較高的增加值。

2、在「有偏」信號引導下出現了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

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看,我國主要基於外匯占款和各種借貸便利(對其他存款機構的債權)投放基礎貨幣,持有的國債規模甚至低於政府在央行的存款。

考慮到升值環境中外匯儲備運用的負收益,外匯國家和私人使用間的巨大差異,我國基礎貨幣的創造成本高昂,我國的基礎貨幣和其內含的鑄幣稅,沒有很好發揮支持國內基礎設施(包括公共服務和福利)建設的作用。

從更廣的金融資產負債表看,M2以及包括更廣義的信用貨幣,其創造的信用基礎主要是房地產、政府項目和個人。

以金融機構的貸款投向為例,2014~2016年新增貸款中,分別有28%、29%和45%投向房地產,其中2014、2015年投向製造業的僅有4%和5%,2016年甚至出現凈減少。

近些年我國出現較為明顯的「財政金融化」和「金融財政化」。

除政策性銀行以外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大幅膨脹,如地方融資平台、PPP、PSL、產業基金等。

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也使得商業性金融業務帶有財政色彩,對金融機構的貸款投向要求,如三農、小微等,也是金融和財政的融合。

此外,由於產業政策和監管要求等原因,我國信用擴張越來越表外、「表表外」化,影子銀行系統快速膨脹,其投資方向更是偏向房地產和政府項目。

不透明、鏈條拉長帶來額外的信任和交易成本,最終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③ 如何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

從目前我國金融體系功能的發揮情況看,由於直接融資比例偏低,金融市場體系發展滯後,導致金融結構失衡,金融體系的各項具體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在當前的環境下,需要通過發展直接融資體系、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以及積極培育機構投資者等措施,改善金融結構,促進金融體系功能的發揮。
一是放鬆管制,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體系。繼續深化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放鬆管制,弱化行政審批,強化信息披露,建立事後問責和民事賠償制度,夯實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基礎,促進發行人、中介機構和投資主體歸位盡責,逐步實現股票發行制度的完全市場化;加快發展全國統一的場外交易市場,通過建立嚴格的投資者適當性制度,放鬆掛牌上市企業標准,強化市場參與主體歸位盡責的自律體系,建立和完善各層次市場之間的有機聯系, 加快全國統一的場外股權交易市場擴容與發展;大力發展債券市場,促進銀行間與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探索建立跨市場執法機制,逐步建設規范統一的債券市場。
二是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穩步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目前我國的金融風險高度集中於銀行體系, 金融體系自身對風險管理與風險分散功能的需求迫切。建議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穩步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為金融體系提供有效風險配置與管理的工具。具體而言,建議加快完善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體系及配套稅收政策,建立統一的證券發行與交易平台,穩步推出國債期貨等利率衍生品以及信用衍生品等金融工具。
三是以新基金法的實施為契機,積極培育專業機構投資者隊伍。我國金融結構的改善意味著金融體系中金融市場的比重將逐步增加,金融工具將更加豐富,在此程中需要培育一支強大的、種類豐富的專業機構投資者隊伍,為不同風險偏好與風險承擔能力的家庭提供多樣化的資產管理服務,實現與不同風險特徵、品種多樣的金融工具的對接。目前新基金法已正式實施,建議以此為契機,放鬆各類基金管理機構的設立或備案限制,明確稅收政策, 避免重復征稅,通過積極引導和培育,大力發展專業機構投資者。

④ 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過去傳統上,政府一直想把自己打造成全能政府版,在思維定式當中公共服權務從提供到管理都是政府的事情,這個格局從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下來,近年來有所突破。中央提到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如果是基於現在的政府對職能的認識,因為拘泥於自身傳統思維和職責履行的方式,可能會有很大的局限。在講到引入社會資源這個問題,進一步如何管理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議。

再一個就是成本意識。公共服務是否要考慮公共服務提供和管理過程的成本,實際上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講的這種成本不僅僅是政府投入的成本,而是指實際運作過程當中效率效能程序是否繁瑣。

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公共服務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簡單看政府職能部門,涉及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和管理的部門也不少,但是我們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公共服務提供的職能部門疊加、職能疊加,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公共服務缺失覆蓋不足嚴重缺失,效率和效能低下這兩個突出問題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當中過去都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⑤ 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有什麼方法

第一,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明確公務員的工作宗旨。我們的工作宗旨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為人民服務」。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一切工作都要體現和維護人民的利益。無論從政策的調研、制定到執行、修正,都要牢記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要確立人本意識,以民眾需求為出發點,以民眾意志為根本導向,在執行公務中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要確立責任意識,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己任,以公眾滿意度為最高標准,以對民眾負責為崇高使命,擺正自己與人民的位置。要確立正確的權力服務觀,即公務員在權力運用中始終把服務放在首位,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牢牢記住,我們每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群眾的滿意為工作的出發點。

第二,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提高公務員的個人素質。公務員個人素質的好壞,決定了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和服務員,必須有服務意識、服務知識和服務技能。提高個人素質的關鍵就在於加強學習。我們要認真學習國家的法律法規,對自身從事的行業相關業務規章制度也要瞭然於心。不僅要透徹理解政策,還要能正確運用政策,具有較高的業務能力和協調能力。工作雖然繁重,但是我們依舊堅持接好每一個電話,接待好每一名相對人。經常對一個相同的問題,需要解答幾十次上百次。但是依舊要保持平衡、良好的心態,把握服務的技能,針對問題較多的服務對象,面對棘手的問題,也要認真耐心處理。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做到群眾反映的事情件件有著落,事事有迴音。公務員素質的好壞,其實就在這樣重復的工作中始終堅持「廉政好、服務好、態度好」就可以得到體現。

第三,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提高公務員的全局意識,加強配合,減少不必要的內耗。部門之間溝通不暢,職能業務交叉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事兒要麼大家搶著管,要麼誰都不管,政府公共服務出現「真空」,跨部門政府服務難以聯動。這種現象造成了群眾有了問題往往不知找誰,或者辦一件小事而需要跑很多趟,費時費錢又費心。所以,公共服務需要一體化,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公共服務需要「一次性告知」,不要讓群眾辦事摸不著頭腦。

第四,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公共服務職能的強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各級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包括加強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以及發布公共服務信息等。這既是保障社會公眾服務的需要,也是保障一個地區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

要切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繼續深化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由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最大限度地解決公共服務職能的越位、錯位和缺位問題。

要調整和優化政府公共服務結構,努力構建充滿活力的現代公共服務體系。通過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全面提升各級政府公共服務的中心功能,推進政務的公開、便捷、優質、高效。同時,加快推進公共服務工作的重心下移,建立健全基層的公共服務體系。

第五,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推進城鄉和地區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要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財政中支出的比重,努力做到經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相協調。

通過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准,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這里,要特別注重推進城鄉和地區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保障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依靠法律和制度享有接受教育、進行創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正當權益,盡快形成文化、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務體系。

通過整合社會事業資源布局,促進城鄉、區域之間社會事業的均衡發展,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比如,通過加快新農村建設,逐步把基礎設施投入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逐步緩解城鄉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國由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主要包括稅收和轉移支付兩大類。因此,可從這兩方面進行考慮,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從而緩解日益突出的城鄉收入差距矛盾。

第六,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規范公共服務行為。公共服務行為是否規范,直接關繫到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作為各級政府和公務員要圍繞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要針對目前一些地方在關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食品、醫葯領域,假冒偽劣產品還時常出現的問題,切實強化政府監管職能。

要重在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環境、專業化的行政監管機構、多種行業自律組織、多級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以及輿論媒體和公眾監督在內的現代監管體系,實現政府對市場監管職能的真正到位。

要加強對社會的管理。當前,各級政府和公務員應當把相當大的精力用於各類社會矛盾的解決,各方面利益的協調,化解社會不和諧因素,切實把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落實到基層。要建立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特別是採取法律、技術和增加投入等多種措施;提供良好社會治安環境,從源頭上減少犯罪,增強人民的安全感;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減少社會動盪。

第七,要提高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就要創新公共服務方式。要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法治化。通過深入貫徹《行政許可法》,加強行政立法特別是公共服務方面的立法,深入推進執法體制改革,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執法體制,加大行政執法力度,推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探索建立公共服務行政執法預警制度,形成良好法制環境。

要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信息化。通過加快電子政務建設,完善電子政務網路平台,加強信息互聯共享,積極開展網上服務,不斷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公開化,要完善辦事公開制度,擴大群眾知情權。加快推進公共服務社會化。在公共服務中引入市場機制,通過招投標、合同承包、特許經營等市場運作方式,調節公共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形成政府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

⑥ 公共服務領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財政部發布《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深入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財金[2016]90號,以下稱「《通知》」),在開展兩個「強制」試點、公平開展項目采購、規范項目實施、明確所有PPP項目均可「兩招並一招」四個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讀如下:

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深入推進政府和
社會資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財金[2016]9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工作部署,統籌推進公共服務領域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國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效率,鞏固和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大力踐行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繼續堅持推廣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穩增長」的定位,切實踐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新要求,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從政府供給向合作供給、從單一投入向多元投入、從短期平衡向中長期平衡轉變。要以改革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結構調整,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和創造力,形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進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廣應用力度
在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可根據行業特點和成熟度,探索開展兩個「強制」試點。在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公共服務領域,項目一般有現金流,市場化程度較高,PPP模式運用較為廣泛,操作相對成熟,各地新建項目要「強制」應用PPP模式,中央財政將逐步減少並取消專項建設資金補助。在其他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對於有現金流、具備運營條件的項目,要「強制」實施PPP模式識別論證,鼓勵嘗試運用PPP模式,注重項目運營,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解讀】
這是財政部首次以「強制」方式推廣PPP模式。根據《通知》的要求,垃圾處理、污水處理兩個公共服務領域的新建項目,要「強制」應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公共服務領域的項目,要「強制」實施PPP模式識別論證。在「強制」的同時,對於垃圾處理、污水處理領域的PPP項目,中央財政將逐步減少並取消專項建設資金補助。這種資金支持的減少意味著,此類項目本身的經濟價值和收益情況將直接決定社會投資人是否能獲得預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項目篩選工作;另一方面,社會投資人也要審慎進行調研,選擇收益率可觀、現金流穩定的項目進行投資。

三、積極引導各類社會資本參與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營造公平競爭環境,鼓勵國有控股企業、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各類型企業,按同等標准、同等待遇參與PPP項目。要會同有關行業部門合理設定采購標准和條件,確保采購過程公平、公正、公開,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購條件(包括設置過高或無關的資格條件,過高的保證金等)對潛在合作方實行差別待遇或歧視性待遇,著力激發和促進民間投資。對民營資本設置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的PPP項目,各級財政部門將不再安排資金和政策支持。
【解讀】 PPP項目的投資體量大、運營周期長,各地政府在采購社會投資人時,考慮到民營資本的投資實力和運營能力,往往設置與項目無關或對項目而言過高的資格條件,以限制民營資本的介入。這顯然與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相悖,但因為沒有相應的懲罰機制,導致PPP項目中歧視民營資本的情況時有發生。根據《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項目被認定對民營資本設置了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將不會獲得財政資金。這對於那些項目收入主要或全部來源於政府財政資金的項目來說無疑是致命的。這一要求將改變民營資本在PPP項目投資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鑒別資格條件是否過高,無法參與項目投資的社會投資人如何尋求救濟,仍需要財政部給出解答。四、扎實做好項目前期論證
在充分論證項目可行性的基礎上,各級財政部門要及時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各級財政部門要聚焦公共服務領域,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5〕42號)規定,確保公共資金、資產和資源優先用於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購法相關規定擇優確定社會資本合作夥伴,切實防止無效投資和重復建設。要嚴格區分公共服務項目和產業發展項目,在能源、交通運輸、市政工程、農業、林業、水利、環境保護、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等公共服務領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託PPP綜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區PPP項目開發目錄。
【解讀】 究竟什麼樣的項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爭論的話題之一。由於相關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導致濫用PPP模式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的目的是嚴格項目立項條件,只有在當地政府財政能力允許,項目以PPP模式開展優於以其他模式開展時,才應當採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為了達成投資目標,按照政策要求反向進行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致使這一評估系統成為一紙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項目建設要切實防止無效投資和重復建設,嚴格區分公共服務項目和產業發展項目,這應當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來進行防範。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領域引入目錄機制,只有列入目錄的項目才可進行開發,也有助於控制項目的過度開發。

五、著力規范推進項目實施
各級財政部門要會同有關部門統籌論證項目合作周期、收費定價機制、投資收益水平、風險分配框架和政府補貼等因素,科學設計PPP項目實施方案,確保充分體現「風險分擔、收益共享、激勵相容」的內涵特徵,防止政府以固定回報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承擔過度支出責任,避免將當期政府購買服務支出代替PPP項目中長期的支出責任,規避PPP相關評價論證程序,加劇地方政府財政債務風險隱患。要加強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約管理,確保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權利義務對等,政府支出責任與公共服務績效掛鉤。
【解讀】
隨著國家對PPP模式的大力推薦,各地政府都在積極推廣應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對PPP模式認識不清,混淆PPP項目與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情況,在未能對PPP模式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大推」、「強推」PPP項目落地,導致部分PPP項目變成了「拉長版BT」項目;甚至因項目前期論證不準確,發生項目落地難、推進難等問題。背離了PPP模式的精神,嚴重影響了社會投資人對PPP模式的信任。針對各地政府以固定回報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承諾吸引投資人的情況,《通知》明確指出此類承諾不受財政部認可,這提醒廣大投資者在投資項目時,需要聚焦在項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諾上。
PPP項目的合法合規性是項目能否實施的前提。隨著國家對於PPP項目規范性要求的提高,勢必會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項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於財政困境,急於通過PPP模式解決財政壓力,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便開展項目采購,這為項目的順利實施埋下了隱患,也增加了社會投資人在項目中的風險。在本所承辦的某PPP項目中,通過審查項目的合法合規性,發現政府未將項目納入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台作為付費的前提條件,這可能導致項目付費無法列入財政預算。在本所律師與政府方的多次協調之下,成功將此條件列入PPP項目合同,避免了社會投資人的損失。
PPP項目的實施方案對項目能否順利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論證項目的可行性,進而實現政府和社會投資人的預期目標。PPP模式涵蓋了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多個階段,由於社會投資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領域,無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風險,導致在項目中的預期收益無法實現。在本所承辦的某PPP項目中,因政府推動項目心切,社會投資人也急於投資,在項目的計費指標、回報機制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完成了項目的采購,導致雙方意見不一,在項目磋商階段遭遇較大阻礙,經本所律師多次提示項目風險,並參與項目磋商,最終擬定了雙方均滿意的解決方案。

六、充分發揮示範項目引領作用
各級財政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按照「又快又實」、「能進能出」的原則,大力推動PPP示範項目規范實施。要積極為項目實施創造條件,加強示範項目定向輔導,指導項目單位科學編制實施方案,合理選擇運作方式,擇優選擇社會資本,詳細簽訂項目合同,加強項目實施監管,確保示範項目實施質量,充分發揮示範項目的引領性和帶動性。要積極做好示範項目督導工作,推動項目加快實施,在一定期限內仍不具備簽約條件的,將不再作為示範項目實施。
【解讀】 2016年10月13日,財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範項目名單。這對規范PPP項目,建立標準的、具備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導作用。這些示範項目更易落地、更具經濟價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機構的投資。與此同時,《通知》也表明:示範項目不是「鐵飯碗」,要有進有退,對尚未完成簽約,在一定期限內仍不具備簽約條件的項目,將不再作為示範項目實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機制
各級財政部門要根據財政部PPP相關制度政策,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進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區推廣實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體系,細化對地市及縣域地區的政策指導。要結合內部職能調整,進一步整合和加強專門力量,健全機構建設,並研究建立部門間的PPP協同管理機制,進一步梳理PPP相關工作的流程環節,明確管理職責,強調按制度管理、按程序辦事。參考自MBA智庫文檔

⑦ 考研:請問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利弊是什麼,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的利弊剖析

有選擇地將部分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市場化、社會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職能在公共領域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代政府面臨著社會需求急劇增長與公共財力相對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順應政府職能轉變,順應民眾訴求的必然趨勢。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有利因素

1.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和民營化的方式,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准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場化取向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動作缺乏效率,而市場動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縣比較早地使一些私立醫院和學校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打開了政府壟斷醫療、教育資源的缺口,增加了民眾對資源的選擇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公立學校、醫院的競爭壓力,對這些行業加強規范管理和提高服務質量,進而提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些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對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與服務普通民眾相結合。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傳統的以政府「統包」的公共服務,雖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卻缺乏應有的活力,從而使廣大民眾的公共消費維持在較低的基點上。政府主動降低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准入門檻,構築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項目投入機制,使公共服務領域在橫向上不斷擴展並在此基礎上向縱深發展,有助於形成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網路。以社會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務領域,既是對政府職能的承接和轉移,也是公共管理領域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呼喚。私立醫院高起點的規劃建設和高規格的醫療服務,私立高中近年來教學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影響的擴大,匯聚了城市人氣,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醫院運行以來先後引進了一批碩、博士生;私立高中的舉辦也從外省引進了大批本科生,這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進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務民眾,公共服務項目實行市場化運作,有效地緩解了公共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矛盾。

3.節約行政資源與激發民間活力相結合。隨著社會事業的地位凸現,柯橋城市空間的不斷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公共服務項目分工的細化。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充實到公共服務領域,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因此,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於降低行政成本,便於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與此同時,一些公共服務項目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對化解不良資產,卸下財政包袱也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民營企業介入公共服務領域,確實是承擔了政府想辦而又無力興辦的某些項目,為推動縣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經濟發達又藏富於民的紹興縣,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有其現實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一大批規模以上企業,通過多年的市場拼搏和成功的企業運作,已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從而為企業實現多元化拓展及參與公共項目經營創造了重要條件。

4.轉變政府職能與擴大民主參與相結合。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能達到政府職能卸載和機構精簡的目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釐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關系:政府的職能主要在於「掌舵」,而「劃漿」的職能則更多地由市場來完成。公共服務採取民營化等形式,實現部分政府職能向市場和社會的轉移,能有效地調整和優化部門職能,有助於建設「廉價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來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職能,就不應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務部門,這樣做有助於實現政事分開,管養分離,從而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還能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促進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實行多元化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民眾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社會民主過程的發展。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充滿著復雜的利益博弈關系,這有助於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中做到更加科學有效。

5.轉變執政理念與提高應對能力相結合。從更深層面上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是一場觀念層面的革命,它促使人們逐漸擺脫僅從政府自身來拓展公共服務資源的思維定勢,逐步確立起社會良性互動運行的觀念,辯證認識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企業及社會組織)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促使政府從以權力中心向規則中心的運作方式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尤其是在其發展的初期,由於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運作的經驗和體制監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的閑置乃至浪費。這深度拷問著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從而促使其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肯定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正面效應的同時,也應如實尋找其負面因素。市場化不是萬能的,其間出現的政府與投資商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良好願望與客觀效果的現實反差,使人領悟到公共服務市場化之路的艱難與曲折。

1.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進程中,政府和投資者對公共產品上的價值目標的追求是不盡一致的。作為政府部門不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會責任;而私營部門可能在計較投入產出率下,忽略社會責任及公共利益。這始終是一個難以兩全的矛盾。這樣,在運作過程中就會出現「掠奪性」經營和欺詐問題。在實際運作中,一些投資者通過變更合同、欺詐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銀行追討貸款、法院查封土地、群眾上訪等問題,這是經營者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學校的經營中,由於投資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沖動,在安插親戚掌管財、物大權的同時,隨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諾,又直接干預日常教學管理工作,引發學校內部管理的混亂。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實踐中的「道德風險」的化解,從根本上說是不能寄希望於投資者的良心發現,而行政監管的失范和制度約束的脫離,使道德風險的機會加大。

2.社會資源閑置、虧損嚴重。從私營投入公共服務項目的實際運作情況來看,公共服務項目運作業績令人堪憂。一些私立醫院存在著設備閑置、經營虧損的情況。同時,由於業務不足,引進的高檔次人才大量閑置,影響了人才隊伍的穩定。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服務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私立學校由於自身辦學定位及內部管理問題,也出現連年虧損甚至停止辦學。造成上述項目經營處於困境及虧損有其自身原因,但從客觀上講,在政府公共服務資源處於強勢地位的發達縣域,尤其是象教育、醫療這樣的領域,私人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生存的空間本來已經不大。在現存體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經營公共服務項目的強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務市場化思路狹窄、形式單一。在推出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基本上是採取民營化這一形式,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土地「一賣了之」的做法。因此,在產權上割斷了與政府的聯系,從客觀上削弱了政府介入這些服務項目的深度和力度。這顯然是屬於外部鬆散型的政府與市場結合模式。這種做法,看似比較徹底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卻反映了我們對市場化認識的不成熟。在推出項目的具體操作上也沒有做到循序漸進,從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務項目經營虧損和資源閑置。僅僅採用民營化這一模式,從長遠來看也造成了政府優質資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控和城市整體的規劃;同時,由於私營部門公共服務項目經營的虧損,勢必又會對政府提出利益補償的要求,從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為泡影。其實,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不僅可採取民營方式,還可以採取政府項目合同外包及政府與民間合作等模式。

4.引進項目監管不力,規劃執行缺乏剛性。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中出現的問題常常與政府對項目監管與規劃的執行有關。在引進該項目時,政府管理沒有步步跟進,沒有嚴格按合同實施,輕易地允許一些投資商調整規劃,關鍵環節上政府職能的缺位,常常成為誘發錢權交易的溫床。同時,這些項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也與城建、金融、工商部門等沒有全方位的監管有關,從而使資金抽逃和違規運作有機可乘。從現實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投資者的職業操守來看,要使其自覺自願地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責任,似乎為時還早,這也是公共服務項目的投資者總是要以「房產捆綁」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報的原因。

5.政府後續管理缺乏,內部機制不全。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規劃、建設等,而對其建成後的實際運作,往往缺乏後續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現問題或投資者提出要求後,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規范化的管理,從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資者之間經常性的對話和協商機制,造成政府和私營部門信息不暢與不對稱。事實上,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是不能與之完全脫離的,政府仍然負有績效管理與評價的責任。公共服務領域在運作中出現的問題,也與私營部門自身缺乏健全的內部管理機制有關,投資者慣用對企業的那套「老闆管理」模式來管理公共服務項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實際效果,並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項目早出效益。同時,公共服務領域是高知識人才集聚的地方,而這些被投資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盡管沒有資產,但他們有思想和能力,投資者只有充分激發管理者的積極性,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才能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⑧ 如何推進"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

(一)「放」的方面
國家部委層面,囿於法制、觀念、利益和能力,擔心改革進程出現問題要承擔責任,不積極回應「群眾和地方點菜」,必須做出格局上的調整。一是企業、項目和個人的審批事項可否不到部委再審批,現在不少事項是省一級政府打包統一上報來批,把關效果一般,應該通過其他方式加強規劃管理和科學論證;二是技術檢驗類許可,比如電梯,可否認證後不再審批許可,而是通過事中事後監管和標准化評估來實現管理;三是資質資格類,該動一些打著生命安全、生產安全旗號許可事項了,不少加強監管的機構,還在使用老辦法設許可門檻,有些實踐證明效果一般,比如醫師證,保健品和葯品專業人員資格證等,可否取消許可,改用其他評價方式和事中事後監管方式予以管理。
大家經常抱怨不同部門難以協同下放某一事項,實際上部門也有苦衷,畢竟同一事項的管理責任和管理內容不同,對下級部門的承接能力也是考驗,但改革不應停留在某一事項審批要不要、放不放,而應研究整個行政職權體系的合理分工問題,在進一步改革中考慮相關監管職能和機構的整合問題。地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再出發再攻堅,要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以清理部門規章和省級人大條例、省級政府規章為重點,切斷掌控行政權力者以此尋租、與民爭利的灰黑路徑。在清理行政審批項目的同時,還要同步清理具有審批特性的其他權力事項和公共服務事項。
(二)「管」的方面
政府管的改革在體制、機制、法制、能力和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尋求突破的空間。一是要構建科學的監管職責體系,完善綜合監管,推進市縣兩級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減少多頭執法和重復檢查,消除監管盲點,在機構未進行大的調整前,要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制定部門監管責任清單,明確監管主體,細化職責分工,建立登記注冊、行政審批、行業主管相互銜接的監管機制,確保事有人管、責有人負。二是政府部門內部應探索審批監管服務分開,解決內部職能邊界,構建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相互制約權力運行機制,比如有些地方在推進「兩集中兩到位」改革時對部門內設機構進行調整,歸集行政審批權,明確內部對外監管處室;三是進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監管職能和責任劃分問題,要構建新型監管體系,不能迴避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監管永遠難以制度化落地。比如環評、能評等一些中介服務事項,可否讓地方承擔更大責任;四是商事制度改革實現了「先照後證」,很多前置審批變為後置審批,但沒「證」企業還是運行不了,還要進一步清理後置審批事項,取消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必要的後置辦證事項。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五是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台建設,構建以信息歸集共享為基礎,以信息公示為手段的監管制度,信息歸集共享機制真正建立起來、順暢運轉,事中事後監管的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六是強化信用監管。搭建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扎實做好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盡快健全相關制度,將企業信用信息納入信貸審批、政府采購、工程招投標、國有土地出讓等工作的審批程序,整合監管資源和執法力量,推行協同監管和綜合執法,建立跨部門聯動響應機制和失信懲戒機制,創新經營異常名錄和「黑名單」制度,真正做到「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七是豐富智能監管。積極運用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創新和加強市場監管,鼓勵開發綜合監管系統,使用智能化執法終端,實現監管和執法辦案的全程信息化,提高市場監管效能。整合抽查抽檢、網路市場監測、違法失信、投訴舉報等相關信息,加強監管風險監測研判,做到早發現、早預警。八是創新日常監管。普遍推廣「雙隨機」抽查機制,建立市場主體名錄庫和執法檢查人員名錄庫,通過搖號等方式,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確保監管執法的科學性、公正性。此外,地方政府必須要求所有基於辦事人申請的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事項一律進駐政務服務大廳,規范審批流程,強化窗口主導,推進政務服務規范化、標准化,全程電子監察,讓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三)「服」的方面
首先是創新服務理念。建議研究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和公民個人全生命周期服務兩個問題。提高服務「雙創」的效率,為企業開辦、成長和推出提供「一條龍」服務。現在政府的相關改革集中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投資建設項目報批環節,這兩個環節是企業入口改革和企業投資環節問題,也就是企業發展的第一步,如何服務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和轉型升級,特別是困難時期的金融和政策方面支持尤為重要,金融機構對國有和民營企業區別對待,造成很多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許多金融領域不正常現象。此外還應研究出台企業退出機制政策制度,不僅包括問題很多的僵屍企業,還有活力不足的新辦企業。另一方面,要研究與民眾關系密切的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務問題。據調查,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需要辦理400多個證件,多數證件只用一次,證件清理任務繁重,應該成為改革重點,增強民眾的改革獲得感。再就是民生服務問題,要區分公共服務、政府服務、社會服務等概念和范疇,對於那些不該政府管的應該換種改革思路,採用市場機制機制解決。要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依託「互聯網+政務服務」,讓企業和群眾辦事更方便、更快捷。其次是優化服務方式。政務服務中心是解決政府與公眾「最後一公里」或者說「最後一米」的問題,「放管服」改革必須打通這一道關,要把政務服務中心作為推進改革的抓手,加快構建統一的「一站式」服務體系,各級政府要認真落實「一個部門一個窗口對外、一級政府『一站式』服務」的要求。通過轉變傳統管理方式,優化和再造業務流程,全面梳理涉及群眾辦事的政務服務事項,逐項梳理基本流程和辦事依據,簡化無謂證明和煩瑣手續,推進政務服務的協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實解決傳統管理環節多、材料多、往返多等現實問題,實現政務服務事項的網上綜合受理和全程協同辦理,涉及政務服務事項的證件數據、相關證明信息等跨部門、跨區域、跨行業互認共享,切實做到「證件聯用、信息聯通、服務聯動」,力促「群眾跑腿」向「數據跑路」轉變、「條塊分割」向「整體聯動」轉變、「群眾來回跑」向「部門協同辦」轉變。再次是加強對各地政務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在調研中地方一直呼籲國務院設立中央政府政務服務管理機構,根據多年調研和溝通匯報,筆者認為,現在可以在國務院信息公開與政務公開辦公室加掛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指導辦公室牌子,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指導辦公室主要負責推進、指導、協調、監督全國政務服務改革創新和體系建設工作,負責對中央政府各部門設立服務大廳、窗口進駐、事項辦理的組織協調、監督管理和指導服務,並對全國政務服務中心和網上辦事大廳建設工作進行業務指導。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深刻變革,是構建現代政府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各級政府要樹立大局意識,相忍為國、讓利於民,以政府減許可權權,激發市場社會新活力,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培育新動能,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政務服務體系,要以「啃硬骨頭」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嚴三實」狠抓落實的作風,敢於涉險灘,敢於過深水區,不斷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推出更加務實有效的舉措,真抓實干,狠抓落地,將「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斷推向深入。

⑨ ppp是怎樣提供公共服務效率的

在PPP項目的識別階段,首先由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會同專行業主管屬部門,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工作;定性評價重點關注項目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與採用政府傳統采購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給、優化風險分配、提高運營效率、促進創新和公平競爭等;定量評價主要通過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全生命周期內政府支出成本現值與公共部門比較值進行比較,計算項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斷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否降低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其次為確保財政中長期可持續性,財政部門應根據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財政支出、政府債務等因素,對部分政府付費或政府補貼的項目,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通過物所值論證和財政可承受能力論證就可以採取PPP模式進行。
PPP模式通常由社會資本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大部分工作,而基礎設施建設最終目的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政府通過支付社會資本的建設成本、運營成本及合理回報來采購社會資本提供的這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這樣,可以增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提高公共服務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⑩ 如何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在傳播中華文明、豐富百姓文化生活方面取版得了較好的效果,但也產生權了一些新問題,應當引起重視。」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韓鳳芹表示,文化場館免費開放所需的費用,是由中央財政與地方政府共同分擔的。中央財政每年安排補助資金約50億元,但有些地方上應分擔資金沒有到位,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上打了折扣。

「中央財政將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結合公共文化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情況,更加突出績效導向,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支持機制。」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將積極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構建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努力將「政府端菜」變為「群眾點菜、政府買單」。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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