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富裕服務水平低下

1. 在中國，公務員追求的公共利益在其現實性上就是為人民服務對嗎

1. 這道題是來正確的。

2. 在社會主義源國家，公務員追求的公共利益在其現實性上就是為人民服務。

3. 為人民服務，指「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為」，是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最先提出的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特徵和規范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定義務。

4. 「為人民服務」是我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它源於1944年9月8日毛澤東主席作的一次著名的演講。當時，在為戰士張思德舉行的追悼大會上，毛澤東主席第一次從理論上深刻闡明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2. 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需要與供給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公共衛生服務需要與供給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
在資源配置方面,農村遠遠不及城市,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的需要.由於農村地區發展水平較低,硬體設施上發展滯後,農民大多選擇在最近的衛生機構,如村衛生室,來接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如疫苗接種等.我國行政村的數量在建村支合並浪潮中不斷減少,但行政村的地理范圍也由此相對擴大了,進而從居民住所到村衛生室的距離也變得更遠,加之交通不便,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減弱,居民就醫難度大；另一方面行政村的人口也因此增加,村衛生室的承載量增大,其設備、人員逐漸無法滿足所有居民的需要.相比之下城市公共衛生機構可以較好地滿足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可及性較強.

3. 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存在哪些問題

1. 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錯位」現象突出。

2. 政府公務員為民服務意識淡薄。

3. 政府活動的績效亟待改善。

4. 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不高。

5. 政府的回應能力有待增強。

4. 當今世界存在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人的智力問題啊
中國社會貧富狀況分析
摘要： 和諧社會的話題成為當今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盡管人們對貧富差距所引發的關於效率與公平、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乃至貧富分化的合理性等問題仍有異議，但在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別等問題上，已民心所向、勢在必行。因此，應該從造成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和原因著手，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引導社會走向穩定，走向和諧。 關鍵詞： 貧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諧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搶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陽市中意房地產公司負責人傅中意與邵陽縣建設局長鄧節生在邵陽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車發生爭執，鄧節生忽然倒地身亡。隨之發生了罕見的大規模「扛屍」事件，4天中死者屍體擺放在傅家中，上萬人進入現場，傅的住宅被砸毀，傅中意的妻子楊麗芳多次請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屬的打砸行為，卻沒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屍」高潮中出逃。那些參與「扛屍」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紅色噴漆在傅家牆壁上寫道：「有錢算什麼！」「為富不仁者殺！」「血仇必報」……【1】 2、仇富還是仇腐 前年，吳敬璉先生在接受國際管理學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時，對不少民營企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指出應當分清仇富和仇腐兩種心理，針對民營企業的原罪論提法並不適合。應當把憑勤勞、憑努力經營的人和靠權力暴發的人分開。 3、在農民出生到死亡過程的一個個「天價」。 首先是「天價出生費」，有人表示現在「孩子不是生出來的，而是買來的」。根據調查數據表明：與20年前相比，現在生孩子的費用至少上漲了100倍。其次是「天價教育費」，知識最有力量，對於農民，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為了孩子能上學，有些農民砸鍋賣鐵，有些農民惆悵自殺，……再次是「天價交易費用」，農民在城市間、企業間流動，承擔著高額的「交易費用」進城打工，遭遇種種門檻，可謂「城市不是農民的城市，農村才是農民的歸宿地」；農民進入企業後，淪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很多不良老闆拖欠或者賴掉他們的工錢。因為貧窮，農民工請不起律師、上不起法庭、無法舉起法律之劍。還有就是「天價醫療、養老費用」，農民有病沒錢醫，為了能夠讓自己過上比較安寧和舒適的晚年，往往有「養兒為防老」的觀念，不料子女越多負擔越重，因此陷入了一個「貧困——多生——更貧困」的惡性循環。農民不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來臨之後，還有「天價的喪葬費」等著他們【2】 二、三個方面的質疑 1、公平與效率之爭 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使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這實際上縮小了整個中國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當時許多人片面地贊揚農民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念在中國肆虐了20年。而他們所說的「效率」，其實不過是少數人的貨幣收入多而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許多人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閉口不談「共同富裕」。 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也是不可取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簡單地說用社會發展為中心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恰當的。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當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將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 2、機會平等與結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提出了他的個人主義倫理觀：應平等待人而不是試圖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兩層含義：一是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對於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場經濟中平等的市場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人實際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別的對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的另一句話是「不試圖使人平等」，強調不要國家或集體的干預，主張放任自由，從而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不試圖使人平等」如果從「不試圖使人的行為結果平等」的角度來考慮,那麼是積極的。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與人的平等是機會平等，但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因而人與人在能否把握機會，對機會的把握程度，主觀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時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結果是不會也不應該平等的。社會給個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條件，均等的機會，然後，任由個人在此基礎上自由發揮，這樣是有利於人的不斷發展的，在競爭體制下，可以優勝劣汰。這種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類自身進步的需要，在競爭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即使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未來社會，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觀能動性上，只要有不同點存在，那麼在人所作用的對象物上就會體現出來。所以在此意義上，的確要反對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從「不使人社會行為的前提，機會平等」角度來考慮的話，就不恰當了。反對使人平等，不應當反對旨在促使機會平等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為什麼會存在這些問題呢？因為，國家所提供的法律，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是不完善的，並不能為每個人保證社會行為前提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而在社會轉型時期，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於種種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種種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體現出來了，如中國的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現象，給各方在經濟中的平等發展造成障礙。需要國家的干預，使之平等，協調發展。平等的過程，也是各方面體制完善的過程。 3、對貧富差距合理性的質疑 據媒體報道，一位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總體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系數一般的標准來看待中國。對於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的國家，基尼系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這種判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於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度同社會應有的回報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經濟結構被強化。為了全力以赴地推進工業化，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而在60年代整個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5】很難想像沒有農村的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有今天的局面，而農民所直接承受的卻是日益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嚴重地違背了代際之間所應當具有的公正准則。從橫向的角度來看，現行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是在維護甚至是在強化二元經濟結構。比如，戶籍制度是在維護和強化一種社會身份等級制，而諸如有所區別對待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等政策則是在維護和強化城鄉居民之間的隔離。這些，無疑人為助長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一種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現象。 回首20年，一句「翻兩番」就可概括這個偉大的成就。而今後20年的經濟發展就沒這么簡單，經濟總量要翻兩番，但環境污染不能翻兩番，東西部差距不能翻兩番，能源消耗不能翻兩番，貧富差距不能翻兩番，城鄉差別不能翻兩番，如此等等【6】 中國農村受苦受難的老白姓至今對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對改革開放的帶來的經濟的發展無動於衷，因為這種好處於他們無關，至少他們會一直這樣認為，並且抱怨聲到處都是。 三、我國目前貧富分化現狀 1、 比基尼系數 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對此，應當用多個標准綜合來衡量，其中基尼系數屬於綜合性的指標。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階段以來，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有研究表明，表徵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0．3～0．4），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0．4577。到1995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45。這一數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高出16個百分點，比1988年的估計之高出7個百分點。全國的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不斷上升。【7】 根據大多數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458以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來算，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8】 2、城鄉分化 我國工業布局及社區建設，自1949年以來，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犧牲農業及農村發展為積累，使得持續發展的社區資源集中於城市，並形成了較大的城鄉發展差距及較尖銳的城鄉發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區，於資源配置上，也處於功能單一及權力分配的分割狀態，從而使得城市發展亦出現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資源優勢集中於少數幾個大城市，且為邊界封閉、簡單消費的城市社區功能形態；二是其他中、小城市僅是服務於這幾個大城市的單一功能單位--被中央計劃指令性地要求向這幾個大城市低價、甚至無償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資源，或供應某些特色商品，或輸送大城市發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長者，而他們自身的城市化發展則被置於准計劃甚至計劃外（所謂"自己找米下鍋"）的分配及發展狀態下，且受制於中央計劃中所謂一個個「五年計劃"的政策規定。【9】從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如果扣除農民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費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種福利也計算進來，那麼中國的城鄉差距實際已經達到了5：1或者是6：1。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 3、行業差距 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現在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1年全市86個大類行業中，最高工資行業與最低工資行業相差6.6倍，二者間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占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佔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戶只佔4%左右。從主觀感受方面來看，多數社會成員已認為貧富差距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11】 四、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如何陷入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中。為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辯護的人總是說，這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實單純的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我們今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最近20年來經濟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導下，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現在，中國經濟中的優惠政策幾乎從來都是只給予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2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惡習，這就是只給富者以優惠政策，只給富裕地區和富裕的個人以優惠政策。 a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這種製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許多人以為這種特高的薪金來源於外資企業的高效率，其實外資企業的這種巨額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優惠造成的。這種畸形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僅表現在法定的稅率上，表現在外資企業一直享有低於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稅稅收減免上，而且表現在操作層次上的稅收徵收方式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於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 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於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於稅負較輕而樂於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於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b國有企業職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因為國家在政策方面對國有企業的職工待遇不公，切斷了國企長期發展的後路。 首先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另外，從國企的長遠發展而言，自從轉向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業實行大量的財政性投資。國有企業能夠得到的主要「優惠」和「資源」，其實是銀行的貸款。從來就沒有見到過給全體國有企業的一個稅收優惠，而只知道每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的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在實際收稅過程中，由於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維護「稅收紀律」，造成對非國有部門沒有足夠的稅收紀律約束，以致非國有部門逃稅嚴重。【12】這兩方面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使國有部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負擔，國有企業在稅收總額中所佔比例極大地高於它在整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後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於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13】 c、地區政策不平衡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視。本來東南沿海地區在市場經濟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比內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們卻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內地多得多的優惠。90年代初，東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業基地的貧窮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某些部門給東南沿海特殊政策優惠的惡習仍然沒有終結。這就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一大奇觀：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都給予貧窮困難地區，而中國的特殊優惠政策卻集中地給予最富裕繁榮的地區。結果是老工業基地由於不堪財政重負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絕對貧困化的局面，而東南沿海的個別省份卻富冠全國。這樣造成的地區性貧富分化絕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經濟的後果 20年來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首先，近年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有關，也與大量侵吞公有財產有關。而經濟的「外向化」程度越高，從事這種違規致富行為的人就越大膽越方便，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闆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其次，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範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再次，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也是當今貧富分化如此嚴重的一個原因。按照這種政策，為加工後出口的產品生產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徵關稅和增值稅，甚至還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優惠。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於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最後，「鯰魚效應」的觀念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觀念認為，進口的壓力會使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五、縮小貧富差距，勢在必行 1、貧富分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現象，社會、企業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但是，隨之而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進行調整，使分配嚴重不公，直接導致貧富懸殊直線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來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說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來越高。更為可怕的是，個別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實現了富裕的目的。這就讓大多數人對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麼信服。【14】另外， 社會財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數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數人相對貧困，這就違背了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繼續下去，如果相對貧困人口繼續增加，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最終會引起社會動盪。 貧富差距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於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負面影響。黨和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明確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惠及十幾億人口」。鑒於此，我們不應迴避貧富差距問題，更不能有意掩飾貧富差距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正視這一問題，才談得上全力以赴地解決這一問題。 2、貧富分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沖突 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今年兩會的主題。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學者郎咸平引發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某種意義上宣布了利益時代的到來。人們可以看到，這場爭論與其說是不同觀點和主張的交鋒，不如說是不同利益訴求的對立，特別是如何解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 應當說，在過去20多年中，雖然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得以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2004年中國改革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為建立和諧社會所進行的努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可以說，這意味著社會發展取向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使經濟建設與社會協調同步發展。這種轉變的一個基本背景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因此現實的危險不是有些人擔心的向舊體制的倒退，而是由於種種原因形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並由此斷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景，甚至從根本上敗壞掉市場經濟的名聲。這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階段，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社會矛盾處理得好，國家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使社會陷入倒退。【15】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和諧社會的含義無疑是相當廣泛的。建立和諧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體均衡，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六、如何縮減貧富差距 在社會貧富分化亟待解決的情況下，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太大的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從問題的發因著手。 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企業的稅負特別是名義稅率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另外，在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還未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須加大對於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同時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起點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有就是，我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正當手段富裕起來的，但是，也確實有個別人富裕的並不那麼陽光。特別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時，出現的問題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這批人的「原罪」的觀點。其實，關鍵是看有沒有罪，如果有罪，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對全體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國家財政用於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達機制 可以說，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國總工會的幾個動作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第一，堅定支持工人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第二，支持來自農村的工人加入工會第三，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總工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出台多種解決辦法。應當說，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是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四，國企改革過程中的資產轉移的規范化 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評估國有資產，公開轉讓國有資產，收回的國有資產用於再投資，建立復式財政預算制度。國企改革問題，必須迅速建立國有資產轉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須體現競爭、透明、公開的要求，必須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可能有些人會說，一旦有公眾參與，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可能使問題復雜化，決策的成本會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帶來的是相對公平，後患比較少，從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來看，應該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約束下的機會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於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於效率提高，也有利於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於勞動、善於經營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 最後，加強公款消費的查處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費推動的，中國的政府官員到外國去吃不飽肚子決不是一句笑話，剖析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在國內吃得太飽，以至於撐大了肚皮。必須對公款消費以及借公款消費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進行打擊和制約。 標注 【1】濯玉忠 《 流浪富豪——兼論中國商人階層意識的缺失》博客中國 【2】鄧璟 《農民真苦，農民真累，農民真危險！》 博客中國 【3】盛子修《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批判》《經濟學家》2004年11月 【4】吳忠民 《貧富差距合理論」

5. 怎樣理解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牢牢把握這一基本要求，對於逐步解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具有重大意義。 鄧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０年就強調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他在１９９２年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經過３０多年改革發展，我國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長足進展，廣大人民群眾從改革發展中得到越來越多的實惠，社會貧困人口大幅減少，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提高。同時，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促進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認真解決好的重大現實課題。 走共同富裕道路，首先要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共同富裕的基礎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共同富裕的前景也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的根本出路同樣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做大蛋糕，才能為分好蛋糕提供強大物質基礎。既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增強國有經濟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影響力，又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參與市場競爭、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和發展經濟的積極作用，既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又保護各種要素按貢獻分配的非勞動收入，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所有市場主體和各方面力量共同致力於發展生產力，合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 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健全擴大就業和提高勞動報酬的發展環境和制度條件，深化企業工資分配製度改革，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障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建立健全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通過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牢牢把握這一基本要求，對於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優勢、道義優勢、制度優勢，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始終不渝的價值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有利條件。隨著我國社會深刻變革，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同時，由於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仍然任重道遠。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八大精神，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擺在現代化建設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切實抓出成效，使全體人民能夠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多更好地平等參與、平等競爭、平等發展、平等享有。 要逐步建立以 權利公平、機會公平 、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全體公民在社會發展的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實現機會均等，為每一位社會成員提供創業發展、奉獻社會、追求幸福、實現人生價值的同等機會；實現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讓每一位社會成員平等地享有權利，平等地履行義務，平等地承擔責任，平等地受到保護。為此，將通過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進一步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將堅持執法為民、公正司法，加快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加快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等領域，不斷增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使公共服務成果更好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牢牢把握這一基本要求，對於充分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勝利前進提供強大動力，具有重大意義。 ３０多年來，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推動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 本經濟制度，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機制。進一步完善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市場決定價格機制，更大范圍、更廣領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國家計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建設，建立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財政體制和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 進入改革攻堅期，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破解新的難題、化解新的風險、激發新的活力、實現新的發展，需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要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要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制度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從世情看，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一方面，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繼續推進，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國相互依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世界力量對比有利於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另一方面，世界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局部動盪頻繁發生，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世界仍然很不安寧。 從國情看，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在工作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與人民期待還有不小差距，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最突出的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民生領域一系列突出問題尚待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難題亟須破解。 從黨情看，這些年來，我們黨堅持不懈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緊緊圍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著力提高黨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科學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和組織保障。同時，與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相比，與黨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相比，與人民群眾的殷切期待相比，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組織建設狀況和黨員幹部素質、能力、作風都還有不小差距。特別是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 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大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只要我們牢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扎實推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就一定能乘風破浪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使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

6. 如何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於構建科學的體制機制，開拓更加寬廣的共同富裕之路。

1、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完善利益分配與協調的體制機制。

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不僅要承認和維護社會主體的各自利益，而且要在各主體間建立科學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收入分配改革，絕不意味著搞平均主義「大鍋飯」，而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

2、加強對低收入群體權益的保護，完善保障困難群體就業和基本生活的體制機制。

低收入群體的權益需要得到更多關注和維護。從收入分配角度看，這一群體雖然具有勞動能力，但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收入水平比較低。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著力解決低收入群體的困難，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同時，在公共資源分配上向民生福利保障傾斜，通過健全社保體系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切實減輕城鄉居民的生活負擔，尤其是讓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群眾和低收入群體獲得更多的社會保障。

3、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有效消除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體制機制。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這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關鍵是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構建嚴密的法律監管體制機制。

嚴格規范權力行使，努力實現權力的公開透明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注重公共財政的信息公開，讓公眾擁有知情權和監督權。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提：

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們既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就會導致兩極分化；也不能離開發展生產力講共同富裕，離開了就會導致共同貧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時富裕。可見，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

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以上內容參考 人民網-人民日報：切實貫徹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和要求

7. 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還不高有何表現

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嚴重不足。當前公共文化服務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嚴重滯後於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實際需求，而關鍵問題就是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嚴重不足。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進入高速增長期，這個階段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投入，但實際情況卻是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社會投入也嚴重不足，總體投入水平較低。
其次，公共文化服務缺乏剛性的政府保障標准，難以推動政府責任落實到位。從全國來看，2012年國務院下發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雖已對政府保障標准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只列入「公共文化場館開放」和「公益性流動文化服務」兩項標准，對地方政府責任、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內容、財政保障等缺乏系統的規定。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文化投入和文化資源的配置等方面缺少「規定動作」和硬約束，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甚至出現缺位、越位、不作為等問題。
第三，公共文化資源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配置不均衡。從城鄉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不均衡的態勢尚未根本改觀。從群體看，針對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社會群體的公共文化服務嚴重不足，對弱勢群體公共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還不完善，保障還不到位。

8. 我國公共交通服務水平現狀。謝謝

上下班時間，能找到位置擠進去就算是幸運的了~~~

9. 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情況分析

內容提要：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利用通貨緊縮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2)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其次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其三實行「透明革命」、「信息公開」；(3)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在於高質量高增長模式；(4)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一、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經歷明顯的轉變
如何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形勢?這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認識。總的評價是，我國經濟形勢正處在建國以來相對穩定、持續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效益開始改善的良好時期。
「九五」期間比「八五」期間年平均GDP增長率下降了3.7個百分點，但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好於「八五」期間。突出表現：經濟波動系數處在建國以來最低水平；實際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超過GDP增長率，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3.5個百分點；從高通脹率降至低通脹率，但仍處在通貨緊縮狀態；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進出口貿易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能源消費量首次負增長，單位GDP能源消耗強度明顯下降(見表1)，煤炭生產量減少了3億噸，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首次下降，減少了7.7個百分點；C02和SO2首次出現下降，1995 -2000年期間累計分別約減少了14％和15.8％，粉塵減少了33.2％，工業粉塵減少了36.9％，工業廢水減少了1／3，木材生產量首次下降，減少了24.6％，累計退耕還林3502萬畝，「生態赤字」開始減小。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過去6年的大量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明顯轉變，正在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改善型轉變，不僅經濟效益改善，而且環境生態效益開始改善，功在當代，利在未來。
如何看待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過去6年我國各類庫存明顯下降，是經濟增長率放緩的重要原因，使實際GDP增長率減少了一個百分點。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資本存貨佔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為2001年的-0.35％，資本存貨減少了3847.1億元。這反映了國內各類投資者(包括政府、企業、外資和私人投資者)更注意調整投資結構，更注重提高投資效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投資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減少了無效投資或低效投資；商品庫存佔GDP(生產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減少為 2001年的4.3％(見表2和圖1)，商品庫存減少了3070.4億元，反映了各類企業對供大於求的國內市場作出積極的響應，通過降低庫存、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市場競爭力。根據我們估計，由於這兩種庫存量下降，分別使GDP增長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說在庫存量不變的條件下，GDP增長率分別為9.16％和8.98％(見表3)。
加入WTO之後，我國經濟增長率不會有明顯提高，可能在7-8％之間。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值均7.0％；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值均7.4-7.4％。盡管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為7-8％，低於長期增長潛力(1979-1997年期間為9.5％)，還是一個比較適度的經濟增長率。我們不能盲目追求高經濟增長率，如果庫存大量增加，就等於無效生產或低效生產，我們希望經濟增長率是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有經濟效益的、低庫存比率的經濟增長率。
從國際橫向比較看，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但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宏觀經濟比較穩定的國家之一，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的發動機與經濟穩定的「穩定器」。由於受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與貿易衰退的影響，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長軌跡，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長軌跡，只有中國和印度避免了這兩種情形，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還要高於印度。據世界銀行預測，東亞地區國家將由2000年的7.5％下降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國的數據，這一地區經濟增長率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中，「不進則退」。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按實際購買力(PPP)計算，1995年中國GNP超過了日本，1999年中國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所說，「四年來，中國兩次成功克服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逆流而上，無論在亞洲還是全球都是一枝獨秀」。
過去幾年實踐證明，1998年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積極實行擴大國內需求重大決策，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及時的、也是正確的。從國際比較角度客觀公正的打分的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表現成績最好的國家之一，為世界所矚目，為國際所公認，不僅造福於中國人民，也貢獻於世界發展和東亞經濟發展。
二、我國持續5年通貨緊縮，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
通常有兩種不同類型的通貨緊縮：一種是「溫和型通貨緊縮」，主要是由於加快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從而促進產品價格下降，但是產出仍呈上升趨勢；另一種是「危害型通貨緊縮」，它是由於生產能力過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表現為價格總水平和總產出同時下降。
中國是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不僅價格總水平下降，GDP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除少數服務價格外，各類商品市場供大於求，實際產出低於生產能力，這也迫使廠商大幅度減少庫存。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1999年3月)的定義，如果通貨膨脹率(即價格指數上漲率)低於1％作為判斷出現通貨緊縮的標准。根據這一定義，按商品零售指數上漲率來看，1997年我國已經進入通貨緊縮；按居民消費指數上漲率看，我國1998年進入通貨緊縮，一直低於1％；到2002年4月這兩個價格指數上漲率分別為-2.1％和-0.3％。這表明，我國仍處於通貨緊縮之中，或者說通貨緊縮卷土重來。
1997年以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出現負增長(見表4)。以1996年價格水平為基數，到2000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下降了25.6個百分點；到2001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下降了11.5個百分點，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了 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等購進價格減少了1.6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下降了6.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指數僅提高了1，7個百分點(見表4)。
由於中國通貨緊縮具有結構性特徵，在農業部門表現尤為突出，農產品收購價格下降幅度最大，農業附加值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97年和1998年以後各類糧食總產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計，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因價格下跌出售農產品的損失達3000億元。
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和通貨緊縮，各類產品價格(除石油產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農產品價格水平在1995年後大幅度下降，累計下降了23個百分點，原材料、金屬、礦產和鋼鐵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見表5)。
在世界性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我國國內生產也出現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一方面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尋找出路，會通過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從進口和投資加劇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放大了國內供過於求的局面，出現國內價格向國際價格趨同趨勢，促使工農業產品價格下跌，我們稱為「輸入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另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品生產大國，國內生產能力過剩，需要向國際市場尋找出路，通過出口方式加劇國際生產過剩，我們稱為「出口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也會加劇全球性通貨緊縮。這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國際市場背景和國內市場背景。加入WTO之後，上述兩種趨勢會更加明顯。從中長期看，供給大於需求是我國國內市場(除少數壟斷性服務業市場外)的基本格局，通貨緊縮取代通貨膨脹成為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頭號頑敵。
三、關於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三者的關系
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是觀察一國或地區宏觀經濟運行「晴雨表」的三個最重要經濟指標，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是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第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被稱為「摸索對待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以實現經濟增長的歷史」。
通常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奧肯模型來描述，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菲利普斯曲線來描述；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是由奧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推導而得。
由於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無法反映真實失業情況，則無法比較准確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線在我國的應用和局限性。根據我們對我國實際城鎮失業率的估計以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 (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三個變數的模型計算 (見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結論：
第一、在短期內(指1993-2001年之間)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菲利普斯曲線特徵，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即通貨膨脹率變化量上升，失業率下降；反之則反。通貨膨脹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失業率則上升0.2個百分點；(見表10方程3)。但是，當樣本擴大之後則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線特徵關系。
第二、產出缺口(指實際GDP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與通貨膨脹率變化量(指t年與t-1年之間的變化量)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2)。
第三、我國產出缺口與失業率變化量(指t年與t- 1年之間的變化量)呈負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1)。
上述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三者相互關系的短期經濟政策含義是：要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減少產出缺口；由零通貨膨脹或負通貨膨脹率轉向適度低通貨膨脹率(如3％左右；亞洲開發銀行認為適宜的區域在1-1.5％)，即利用通貨緊縮的時期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通過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產業、地區、部門轉移以及就業或崗位轉換。
五、我國「三農」問題愈來愈突出，直接影響2／3總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農」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廣大農民的農業收入的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而農民無法大規模地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1996年以來，由於農產品市場價格持續下降，盡管全國每個農民出售糧食等農產品實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額在減少，從1013元減少到2001年的637元(見表9)，僅此一項，我們估計，在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累計現金損失達4000億元左右。
農民農業剩餘明顯下降，實際已出現負盈餘。全國每個農民農業盈餘(指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減去用於農業現金支出)1997年為655元，到2001年下降為 340元(見表10)。如果計入農民自身的勞動工資，實際農業剩餘是負值。農業一直處於弱質、低收益產業，不僅存在自然災害風險，還存在市場變化波動風險。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占人均現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為2001年的25.1％，減少了18.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3.8個百分點(見表11)
農業佔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照這個速度下降，到2006年農業佔CDP的比重將不足10％。在此情況下，我們很難依靠這么低的農業佔比來提高50％農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和2／3農村人口的農業收入。
我國內需不足，GDP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佔GDP比重為47％，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為68％)、下中等收入國家(為57％)水平。而居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村居民消費不足，佔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為2000年的21.8％(見表13)。而農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相當於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續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為2001年的31.37％。
農民人均出售農產品收入相對全國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見表14)。8億多農民在全國GDP分配格局和生產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越來越不利。此外，政府財政支出和財政轉移支出嚴重向城市傾斜。
六、我國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我國正處在歷史上經濟繁榮、經濟穩定的最好時期，但也是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復雜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並不能自動保證社會穩定，也不會自然地解決和調節社會矛盾。我們不僅要促進GDP持續高增長，更要尋求較為公平的經濟增長模式。
老百姓普遍認為腐敗、下崗失業和農民負擔過重是影響中國穩定的三大突出問題。社會穩定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民意調查是反映社會人群心願的「晴雨表」。「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城市居民對影響當前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或問題)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個大問題上：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2001年關注的五大問題是：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從中央紀委系統1996年以來連續6年的調查中，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的頭號問題，1996年為通貨膨脹，1997-2000年為腐敗，2001年轉為失業與就業，腐敗居第二位。
七、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TFP
過去20多年，30多個不同省市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很大，有的發展快，有的發展相對慢。那麼，經濟增長的來源究竟是什麼呢?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決定經濟增長有兩種效應：一是水平效應即短期效應，即指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會產生一個短期的增長效應，只要增加資本投入，經濟水平就會提高。二是速度效應即長期效應，即加快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組織變革，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的增長效應。前者是使產出曲線發生平行移動，後者則使產出曲線改變斜率。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高增長得益於TFP(全要素生產率)大幅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我們研究，在1978-1995年間，資本的貢獻大約是55％左右；人力資本大約是5.4％；勞動力的貢獻，大約是9.5％；TFP大約是29.4％。實際上中國資本的增長率並沒有高於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顯增加，是由一個負值變成了一個正值，其貢獻率達到近30％，幾乎是三分之一。
從今後來看，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增長率已經不太可能，盡管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還會增加，但增長率並不會很高，低於1％。從資本增長率來看，中國國內的儲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進一步提高，因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也是高的國內投資率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是世界最高水平國家之一。那麼，中國今後經濟高增長的關鍵，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須提高政策質量和政府質量。經濟增長無論是物質資本的積累、自然資本的積累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都有待於一個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國加入WTO並不是無代價、無成本，這些成本應該考慮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損者得到必要的補償。
中國要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有三個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問題是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會有效地促進增長；相反則會阻礙經濟增長。要改變由政府獨家管理社會的狀況，讓多個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和治理社會，包括企業、社團、公民自身，甚至國際組織。政府要重塑與社會的關系，改變政府與企業和居民傳統的控制關系，變成新型的合作夥伴關系，實行「良治」，其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財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個方面是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通過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
第三個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開」，由一個看不見的政府變成一個看得見的政府，由一個看不見的財政變成一個看得見的財政，由一個缺乏責任的政府變成一個負有責任的政府，由一個不受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變成一個受到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
今後中國要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問題不在於能否實現高增長，而在於能否實現高質量的高增長。高質量高增長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長轉向高效率高增長；由不公平高增長轉向公平高增長；由低就業高增長轉向高就業高增長；由不可持續高增長轉向可持續高增長。
八、消除「一國兩制」的體制性障礙，加速城鎮化進程，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
加速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會進一步提高TFP，從而促進經濟高增長。從經濟增長率看，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1997)估計，在1978—1995年期間，僅農業勞動力向非轉移型產生資源配置的效應，約占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王曉魯計算，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大概有1.5個百分點。從勞動生產率看，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轉移到第三產業可提高2.8倍，這將不同程度地提高總產出。從人均消費水平看，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醫療等消費會提高2.5倍以上。從投資需求看，農民進城還會帶來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這些都是中國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來源之一。
中國需要一場制度革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國不僅城鄉存在巨大發展差距，無論人均收入，還是人口公共服務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體制，可稱謂「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公共財政制度。例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於農村的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10-15％，2000年農村人口人均稅費比率為3.0％，但實際比率在5％，而城鎮人口實際人均稅率為0.58％。這種長期實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這是農民人均收入相對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縛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體制性障礙。
中國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中國發展的首要問題始終是農民問題。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2／3，農村與農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從歷史上看有兩次「解放農民」的制度變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農民」，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免除了700億斤糧食的地租，糧食產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18％。80年代初期中國第二次「解放農民」是採取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使農民從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1978-1985年農業附加值增長了55.4％；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7倍，其增長幅度是歷史上最高的。那麼現在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使農民從土地、農村永久性的解放出來，使農民盡快變為非農業人口，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鄉村青年提供進城務工的機會(四川省調查有90％的初、高中農村青年希望外出進城務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制度，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包括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職業培訓的機會；平等就業競爭的機會和享有勞動保護的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以及充分享有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與機會。
國家應在農村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制度，為農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根治流行病與地方病，提供清潔水源，提供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農業科技知識服務和技能培訓。
國家應投資於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農田基本建設，國土整治，植樹造林，建設鄉村道路、鄉村自來水網、鄉村電網、鄉村廣播電視網、鄉村公共電話網、鄉村公共網際網路以及公用通訊設施。
九、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關於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見。余永定認為，如果一旦停止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而GDP增長趨緩，國債佔GDP的比重就會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險的。戴園晨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時，操作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從宏觀調控著眼，害怕減少財政赤字規模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下不了決心；另一方面是因為財政支出有剛性，取消任何一項無效開支都要經過財政部門和有關部門的反復磋商，縮減開支很不容易。
我認為，在世界經濟衰退尚未復甦和世界貿易增長低迷，以及國內需求仍顯不足的情況下，不要急於淡出，還需要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但不是繼續依靠擴大發行國債規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盡管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收入明顯增長，但是提高中央財力還有很大潛力。對此我有如下建議：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征統一的、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若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從近期來看，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可增加2.5-3.0個百分點；從中長期來看，可逐步提高4-5個百分點。
第二，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對各類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對外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和補貼財政優惠政策。同時開放國內各類市場，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統一的市場。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的減免關稅或補貼政策，同時降低名義關稅稅率，減少人為的出口反傾銷事件，每年中央財政對出口補貼高達800-1200億元，國家財政需要重新調整對出口不適當的、或被認為直接補貼或過度補貼的中央財政支出。
第三，國家應當徵收國家賦予各種特許機構的特許權收入。例如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收入特許權收入；經營銀行、證券、信託和保險的特許權收入；發行有價債券和郵票等特許權收入；中央電視台全國電視播放特許權收入；各類電信公司使用國家無線電頻道資源的特許權收入；各航空運輸公司使用國家空中資源航空或其他飛行的特許權收入；銷售煙酒的特許權收入，進一步提高香煙消費稅稅率；銷售石油產品和加油的特許權收入。必要時採取公開拍賣這些經營特許權，收益歸中央財政。特許經營權屬於國家資源，具有相當之高的「租金」。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將國家的特許權收益歸國家所有，而不是歸部門所有。這一是沒有增加公民和企業的稅收負擔；二是沒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財政的負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十分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