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縮小收入分配

㈢ 對縮小收入差距你認為哪些措施比較有效，或者你還有什麼好的建議

八點建議
1、堅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2、建立健全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
3、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4、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統籌城鄉發展不斷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
5、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
6、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
7、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城鄉居民增加轉移性收入。
8、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㈣ ！運用收入與分配的相關知識,就如何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捉出合理建議

（1）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2）增加居民收入，著重保護勞動所得，鼓勵勤勞守法致富，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
（3）要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要積極履行好 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與公平。

㈤ 怎麼樣利用財政來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答案僅供參考！
政用於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稅收、轉移性支付和公共支出。在財政的調節手段中，除了對教育的支出主要解決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用於支援農村的支出以及改進勞動力流動等方面的支出有利於解決收入分配過程的公平外，其他大部分都屬於對收入分配結果的調節。按市場經濟理論，個人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根據生產要素貢獻的大小來進行的，是符合效率要求的，但這種分配所造成的結果又可能是不公平的。這就需要政府採取財政稅收手段進行再分配，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對收入分配的過程原則上不去介入或不予干預。目前影響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懸殊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完善和分配秩序的混亂，如壟斷部門的畸高收入和不合理的福利，由於各部門佔有的資源不同而產生的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企業薪酬制度不合理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這些由於分配機制及分配秩序不規范所產生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僅憑財政稅收對結果的調節是無法解決的，必須通過分配製度的改革來解決。還有，財政稅收是一種常規性的調節手段，是一種數量調節，它要求收入分配差距有明確的數量指標。而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處於一種高度的非規范狀態。分配製度不完善和分配秩序的混亂帶來收入分配不透明、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嚴重脫節以及存在多種灰色收入等問題。這必然給運用財政稅收手段進行調節造成一系列困難，不僅會降低財政再分配的效率，甚至出現「逆向調節」，反而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態。比如，由於收入分配的不規范，政府很難分辨富人和窮人，使得旨在幫助低收入者解決住房問題的經濟適用房有相當部分被富人買走；而在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落實低保對象的任務也往往只能交給居民委員會。這些問題表明，政府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收入分配不規范的前提下，不能對財政在利益調節方面的作用抱有過高期望。二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不規范影響了財政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處理我國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涉及收入分配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目前我國除了稅收外，社會保障、貧困救濟、教育保障、住房保障等其他收入再分配的責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二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仍存在不少問題。我國中央和地方在財權和事權的劃分上不匹配，現行的中央和地方財力、財權的劃分是通過1994年的分稅制確定的。總的來說，這種體制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的。但問題在於，中央和地方之間對總體的公共服務職責分工沒有明確界定，導致在財力、財權大部分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公共服務職責卻從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乃至基層政府層層下移，甚至於把一些本來是全國性的公共物品也交由地方政府提供。以2005年為例，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52.3%，但中央財政支出只佔全國財政總支出的25.9%，與此相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僅佔全國總財政收入的47.7%，卻承擔了全國總財政支出的74.1%。這種財權和事權分配倒置的狀況，導致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在通過轉移性支出和公共支出進行收入再分配方面力不從心，無法為城鄉困難群體提供義務教育、公共醫療、政策性廉價住房等基本保障；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去關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使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嚴重不到位和缺位；地方政府為本地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財力不足，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中個人承擔費用上漲太快，大大超過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如公用事業價格上漲問題），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擴大了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差距。三是稅收制度不完善，影響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的發揮。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影響著稅收調節作用的發揮。第一，稅收體系結構存在缺陷。不同稅種在收入分配調節方面具有不同的特點和作用，任何一個稅種都難以單獨承擔調節收入分配的任務。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直接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縮小個人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對商品勞務徵收的消費稅是從可支配收入使用的角度來發揮作用的；財產稅則通過調節財產的分布和積累來緩解分配不公，彌補所得稅的不足；而社會保險稅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為了完成收入再分配的任務，必須要有多個稅種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完善的稅收體系，實行多種稅、多次征、多層次調節。但目前社會保險稅和財產稅在我國基本上缺失，特別是缺少嚴格意義上的財產稅，導致現有的稅收體系結構難以承擔收入分配調節重任。第二，一些重要稅種的制度設計本身存在缺陷。個人所得稅除了收入分配不規范的影響外，其本身的制度設計也存在很多問題，如征稅方法、稅收扣除、稅率設計等。就消費稅的制度設計而言，消費稅的稅收負擔落在消費方，對一般消費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征稅，稅收負擔存在累退問題，是有悖於公平原則的。我國目前的消費稅征稅對象中包括了一些居民的一般消費品，如護膚護發品、啤酒、黃酒，其性質定位並不明確，影響了它對收入調節的作用。如果對生活必需品免稅或僅對奢侈品、高檔消費品徵收消費稅，由於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的消費者大多為高收入者，稅收負擔是由高收入者承擔的，則可以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進行一定的調節。

田麥久就此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建立規范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機制。利益調整必須有制度的規范，政府的職責在於建立一個規范的制度，以規范收入和財富初次分配的秩序。在此基礎上，調整、完善財政稅收制度，對收入和財富進行適度再分配，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過度。二是綜合運用各項政策，促進收入和財富初次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是一個系統、綜合的問題，發生在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不是單靠某一項政策就能解決的。所以，在注重利用財政稅收手段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結果進行調節的同時，還要注重運用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對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進行調節。如增加教育投入，改進教育資源的配置，以促進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問題的解決；改進勞動力流動和就業政策，以促進收入分配過程公平問題的解決；完善產業結構轉換政策，以促進由於經濟結構不協調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的解決；加快區域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以促進區域收入分配差距和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解決等。三是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中央和地方關系。進一步改革和規范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妥善處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集權和分權關系，以及公共服務供給中，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分工和矛盾關系，加快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公共服務分工體系，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不斷增強政府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同時，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加快建立中央對地方的公共服務問責體制，強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有效發揮政府在收入分配和社會利益調整中的作用。

㈥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什麼社會治理制度加強和創新社會

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

㈦ 怎樣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以達到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深化收入分配製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核心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具體措施是：首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准和最低工資標准，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再次，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最後，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㈧ 如何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極大改善，逐步擺脫過去的落後狀態。但是，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出現明顯差距，並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通過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成功地起到了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個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的機制。正是這種機制持續地發揮作用從而為我國今後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社會公平的明顯失衡，以刺激勞動者勞動積極性來追求效率提高這一方法的作用正在逐漸消退，經濟發展過程中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不斷深化。這種矛盾深化表現在效率雖然提高，但是由於個體能力的不平等性所帶來的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使人陷入了一個無力打破的窘迫局面，即在生產、商業、教育等方面，高成本的投入換來高收入，低成本的投入換來低收入這一惡性循環。久而久之，成本投入的不平等漸漸地取個人能力的不平等而代之，收入的多少不再由個人的能力大小決定，相反，能力的大小被可投入的成本多寡即收入的高低所決定。在這種異化了的鏈條形式下，人們逐漸感到不公平，從而開始期盼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因此，體現在收入分配差距上的效率與公平之間矛盾的不斷深化，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收入分配不公平對效率產生不利影響的一面。

城市喧囂的證券交易大廳人頭攢動，城市居民越來越傾向於把高收入所得的閑置資金用來投資，而不是用於拉動日常消費；幽靜的鄉村依然淳樸，鄉村居民因為收入低而沒有多餘資金也無法拉動日常消費。供大於求的買方市場給經濟的高效發展帶來阻力。
因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范圍內的普遍公平成為人們追求繼續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目標的根本前提。
不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並以此實現效率與公平的辨證統一，是不可能按照經濟規律自身獨立演化的秩序來完成的。世界上所有改變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國家，沒有哪一個是在經濟自由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的。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以及特殊的國情決定我們更不能寄希望於經濟的自發演進，或者像有人所說的那樣，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會最終縮小，從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因此，探索一條建立在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基礎之上的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之路，是我們今後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當效率與公平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定會提出辯證統一的要求，這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高會內在地要求與建立在收入分配差距縮小這一基礎上的公平相統一。而經濟增長自身又沒有為我們提供一種可以自由調節收入分配使其均等化的機制。因此，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領域內的能動性，以有效的宏觀調控來調整收入分配，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主要途徑。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國家調控收入分配決不是要搞平均主義，倒退回改革開放之前的分配形式。也就是說，國家在調控收入分配時必須以不損害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為界限，以不制約勞動者的主體性為界限。因此，收入分配還是要適當地拉開一定的差距。從公平的角度來說，國家調控收入分配雖然以縮小目前的收入明顯差距為目標，但是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一定要建立起一種以社會普遍公平的復歸為主要手段、最終促進效率增長的有效機制。就目前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通過國家調節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最為迫切的任務之一。因為，目前的收入差距既嚴重地影響著社會公平，同時也成為影響效率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此，國家要從關注社會貧困群體，建立和完善社會的各種保障制度，加快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地區經濟平衡增長等多方面入手，力爭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所縮小。

㈨ 關於縮小收入差距我國政府採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措施一：完善個稅制度，縮小收入差距總體上，我國的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較為明顯，而其調節個體收入差距的功能則未得到有效發揮，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上。由於個人所得稅直接對個人的財產收入征稅，而所有的社會財富分配最終都體現為個人收入的分配，因而個稅制度對於調節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差距具有直接而顯著的效果。但是，我國稅收制度存在的兩方面問題嚴重削弱了個人所得稅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我國的稅制結構不合理，稅收過於依賴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而作為直接稅的個人所得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財政收入中，個人所得稅僅佔6.6%；另一方面，個稅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的缺陷。因此，我國一方面應優化稅制結構，在總體稅負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量中的比重；同時，應推動《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科學合理地選擇課稅單位，實現個人所得稅由分類課征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轉變，合理設計稅率、調整稅率級距，以加大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措施二：推動消費稅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費支出消費稅是對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徵收的，而應稅消費品的購買者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即相當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費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調節社會分配的不公，並且部分彌補個人所得稅對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靈的不足。但我國當前的消費稅征稅范圍較小，稅率結構不合理，並且採用價內稅的徵收方式，制約了消費稅作用的充分發揮。鑒於此，我國應研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如對娛樂消費、高檔服裝、境外旅遊、豪華遊艇、高檔別墅等消費項目，可以考慮納入征稅范圍之內；對於奢侈品消費，可以適當提高稅率；而在徵收方式上，宜將當前較為隱蔽的價內徵收改革為價外徵收，以提高其徵收效果。措施三：適時開征物業稅，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作為大宗財產的房屋一般是個人財產的「大頭」，對房產的佔有情況往往也體現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因此，對房產征稅乃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時，通過對個人住房尤其是高檔住房、多套住房，對其持有環節開征物業稅，可以加大投機購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從而抑制投機性購房，抑制房地產價格的非理性過快上漲，使一般民眾能夠買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措施四：研究徵收遺產稅，避免財富過度集中遺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徵收，可以有效實現「劫富濟貧」的目的，防止財富通過代際積累不斷集中。據悉，全世界目前大約有2/3的國家和地區徵收遺產稅，其主要徵收對象只是少數高收入者。我國於2004年曾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但其爭議較大，立法進展比較緩慢。鑒於我國目前貧富差距問題突出、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級的高收入者，我國應加快研究開征遺產稅。財政支出二次分配中共享社會財富措施五：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一個重要體現，在於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較大，要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就需要在城鄉、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多做文章。應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在財政支出安排上應把「三農」投入作為重中之重，特別應對農村人口佔比多的地區加大財政投入；繼續改進和完善有關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統籌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的財稅政策和財稅法律制度，加大對廣大農村地區、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地區振興等方面的財稅政策和財力支持力度。措施六：加強城鄉扶貧工作，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貧困人口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是社會財富分配公平與否的一個直接體現。長期以來，貧困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聯合國的報告，2009年我國尚有2.1億、約15.9%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和諧，未來我國仍需進一步加強扶貧工作、加大扶貧投入。為此，需繼續加大對農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種糧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用機器補貼和家電購買等方面的補貼水平，擴大實施補貼項目的范圍；繼續擴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提高保障標准。措施七：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著力解決民生問題要緩解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就需要我們著力解決廣大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優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並隨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而逐步提高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當前而言，在財政支出安排上要重點解決好醫療、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防止「因病返貧」、「因住返貧」「因學返貧」問題。相應地，還需要從嚴控制行政機關成本，減少和規范會議經費、人員招待費、出國考察費等方面的開支，加強對行政公費的審計監督，防止一般性行政開支膨脹和浪費，進而把的財政資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進內需方面。措施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社會保障支出當前我國財政支出在社會保障上事業上的投入亦顯不足，這制約了社會保障制度對於調節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方面作用的發揮。如在2009年，社會保障支出在我國中央財政支出結構中的比重僅為7.5%，而美國超過三成，德國則超過五成，相形之下，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無疑。為了有效緩解貧富差距、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我國應充分發揮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社會優撫制度在彌補市場分配存在的不足、維護社會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斷完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險事業的投入。措施九：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當前的分稅制結構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財力，而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則顯得捉襟見肘。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財力的充沛對於在調劑餘缺、實現調控本來是一件益事，但由於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足、轉移支付秩序不夠規范，反而形成了財力上「層層向上集中、層層對下截留」的效果，以至於「省市有錢修廣場、縣鄉無錢建小學」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就使得財政在調節貧富差距、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鑒於此，我們應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財力分配中的比重，並加大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力度，以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首先，中國可以給所有公民創造的經濟機會。進一步放寬戶口制度，給農村人口機會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從長遠看，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通過給流動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服務，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動。在一定時期內，對接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城市給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慮的政策。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也非常有用。第二，進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通過擴大目前僅限於城市的醫療保險覆蓋面，可以改善所有人獲得基礎醫療服務的境況。也可以考慮在農村地區推廣醫療保險，中央財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勵的人加入這一計劃。第三，建立更有針對性、覆蓋面更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能防止貧困，還能帶動經濟增長。中國仍需改進低保對象的確定，目前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農村低保政策，農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資源。由於中國高度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政府間財政關系對於獲得更加公平的服務至關重要。總體上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佔GDP的22％，有足夠的資源來確保所有公民獲得基本服務。但是，這些資源在全國的分布不均。近年來，中央政府增加了對最貧窮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即便如此，貧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國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貧窮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斷擴大。縮小差距並保證重新被分配的財政資源得到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間所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在財政支出方面，中國應該考慮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續性。例如，最近實行的農業補貼政策。中國應對目前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安全網加以細致的設計和定位，使保障體系有足夠的和可持續的資金，並鼓勵人們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應避免「貧困邊緣」群體最終比貧困群體更窮的境況，因為貧困群體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顧，避免這樣的貧困陷阱對鼓勵貧困群體就業是非常重要的。據《財經時報》報道

㈩ 政府公平收入分配的財政政策

（一）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1．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財政支農補貼的力度，促進農民增收。

2．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積極保障和改善民生

1．優先發展教育投入機制，努力實現全社會教育公平。

2．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居民應對風險能力。

3．運用財政政策，積極促進就業與再就業。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基本公務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科學確定有條件轉移支付中對配套資金的要求，實現區域均衡發展。

2．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強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

3．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10)基本公共服務縮小收入分配擴展閱讀：

財政政策由國家制定，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並受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相應的經濟關系制約。

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同其他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要有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政府支出有兩種形式：其一是政府購買，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勞務上的花費——購買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轉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體（如老人或失業者）的收入。

稅收是財政政策的另一種形式，它通過兩種途徑影響整體經濟。首先，稅收影響人們的收入。此外，稅收還能影響物品和生產要素，因而也能影響激勵機制和行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