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務的邏輯

㈠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有兩重戰略意義：
1、有助於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促進經濟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2、有利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以綠色創新為發展動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治理秉承現代化的生態觀，要求轉變發展動力，改變傳統的依靠資源、資本、勞動擴張來發展經濟的外生發展模式，以創新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尤其是發揮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綠色創新需要從理念和路徑等多方位全面著手，樹立創新的綠色理念，堅持「把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綠色創新可以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引進和創造綠色技術，開拓綠色消費市場，採用綠色資源，升級綠色管理制度、構建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等方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發展。
二、 構建以法律為基礎的生態治理體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體系可以明晰生態治理主體的權責，提高生態治理的認可度，保障生態治理體系的運行。因此，需要以生態環境產權制度為切入點，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護、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領域的立法，完善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生態協同性法律。同時，還要完善監督管理體制和問責機制，引進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生態治理制度體系。
三、不斷提高生態治理能力。
生態治理現代化，關鍵在於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生態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切實做到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並在治理過程中引入監督機制，保證治理行為本身符合相關法律規范。
2、要將地方政府競爭引導至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通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環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態政績考核，執行地區內統一的環保標准等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各地經濟發展的真實競爭力，使得生態治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常規性工作，從應急轉向常態，切實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斷進行。
3、要不斷加強綠色發展執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態法律，只有得到切實的執行，才能發揮有效作用，這不僅僅意味著要按照相關法律辦事，而且意味著一旦出現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認識得到統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後，執行力就決定著治理的實際效果，因此，加強生態執法對於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
4、要建立綜合完善的生態環境評估指標，對治理結果進行第三方評估。從治理結果來看，生態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須體現為生態環境的改善，這也是對治理過程的最終檢驗。因此，在生態治理中要堅持結果導向思維，發揮智庫第三方評估的作用。第三方評估在生態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他們的參與是推動生態治理過程不斷完善，生態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的重要保證。
四、 促進生態治理實踐與科學技術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術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態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推進生態治理領域的科學研究，利用被證實的研究成果指導治理實踐，堅持一切治理從實際出發，就能防止盲目治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視科學技術與生態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進而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術的革新與結合，在人類經濟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當前，我們正處在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時代，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智能技術，不僅對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從長遠來看，也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
五、推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西方的經驗和歷史的教訓證明，僅僅依靠政府進行生態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體參與式治理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鼓勵多元主體參與生態治理，重點在於不斷提高公民的生態意識，讓公民正確把握生態治理的方向，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共識的基礎上，促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生態治理中的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公民、各類社會組織等，其中國家作為主導，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證政策的貫徹落實；同時也要引導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的決策，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對治理績效進行客觀評價。

㈡ 合作治理的內容簡介

《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務的邏輯》分析和總結了西方國家的相關發展及其實踐與理論問題；提出公共服務民營化決策的理論框架；全面分析對服務合作提供的管理，包括合同管理、市場與社會賦權、社會平衡和合法化；進而總結合作治理的復合性特徵。在此基礎上，《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務的邏輯》從實證角度對美國與中國的合作治理實踐進行分析和對比，通過經驗研究提出更為豐富的觀察和理論。合作治理是當前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前沿。通過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務與秩序的實踐，正在深刻地改變現代國家公共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關系，形成新的治理理念、過程與形態。作為國內第一本對合作治理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

㈢ 政府，是服務還是掌舵——論登哈特新公共服務理論

它試圖吸收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尤其是在承認新公共管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進以及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能否提出一種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觀，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公民權 公共利益 公民社會作者簡介：陸曉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06級本科。 一、導言 「人類能夠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卻沒有辦法窮盡真理」[1]。這就決定了探索規律是一個永恆不止的過程。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從1887年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季刊》發表著名論文《行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幾次有代表性的變遷。公共行政「改革的鍾擺從來沒有停止擺動」[2]。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實踐上做出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理論，「新公共管理總是處於上風」[3]。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公共領域實踐的發展，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繼而至。在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國的著名的學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換「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價值觀」[4]。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會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當然得新公共服務理論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們國家的一些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觀點。 江蘇行政學院行政學部的周義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過搭建評價理論的標准,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三個方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學術解構,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選題所引發的研究目標的低層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動研究層次; (2)該理論對企理念大多已被企業家政府理論推進到了操作層面;(3)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服務是一種假說而非理論; (4)新公共服務在理論形式上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性、邏輯的不嚴密性和美學意義上的簡潔性不夠等缺陷。」[5]但是他還提出：「當然,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至少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婦有明確的理論建構意識,而這正是許多中國行政學者所缺乏的。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在這里簡略地探討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們看來,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為三點: (1)重復勞動的行動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應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純研究。」[6]從理論的構建這一點上對中國的年輕學者提出希望，希望他們可以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構建出若干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只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中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就必然不會永遠處於邊緣。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興和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吳國驊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中從政治層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和其他的幾個理論做了論述，並且提出從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們指出：「這種從政治路向出發的政府改革包含著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構建公民參與新渠道。最後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7]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面對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為代表的後新公共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這種針對官僚制政府政治層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確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新的改革模式對正在進行的中國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8]。 我國著名的學者武漢大學的丁煌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中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日益顯現其主導範式地位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置疑與批評，而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種種異議中最具有替代意義的新理論模式當數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試圖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其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的新的理論選。」[9]彭未名、王樂夫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於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視公民權和人的價值,注重以公民為中心,這樣一套公共行政理念為我們探討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依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構建和諧社會: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新民意表達機制;培育和發展社區及公民社會組織;增加公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機會;為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製度保障;強調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10]針對新公共服務的一些理念對我們國家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吳秋蘭在《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價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論為視角》，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對新公共服務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從行政倫理的基本結構層面出發，在新公共服務的價值體系下探討我國行政倫理的建設。張治忠和王澤應在《新公共服務；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指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內涵在於促進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倡導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在理論上訴求於公共性話語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現實中訴求於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11]從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的方面對新公共服務進行了一些研究。 國內還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研究與探索，本文就不再列舉。在這些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的背景、理論的內涵以及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提出一點有益的參考。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要想談新公共服務，就要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必要的分析與研究。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歐洲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現代化的改革實踐中的「管理主義」對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持續爭論。在爭論中，管理至上學說占據優勢，它從管理學的角度批判官僚主義，推崇私營機構的管理技術，認為分權、放鬆規則、委託等是醫治公共管理機制僵化痼疾的組織原則。[12]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實踐中的運用，逐漸形成了一種相對一致的學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為指導歐洲和美國等國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組織結構上試圖打破傳統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代之以規模較小、層級扁平的組織模式，並且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組織分離開來。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機械化的管理方式。績效評估、項目預算、戰略管理這些管理方式用來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新公共管理倡導政府放鬆管制，轉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市場關系。因此，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通過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轉交給市場。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有種種好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產生多。……競爭迫使公營的（或者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要作出反應。……競爭獎勵革新；壟斷扼殺革新。……競爭提高公營組織的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13]。通過在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運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以下的兩個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優於公共部門，並且可以用於公共部門，公私之間的區別是一種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論對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業家政府理論。 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發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還是再造我們自己》一書中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倡導的價值觀提出了異議[15]。福克斯在《作為後現代符號政治的政府再造》一書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矛盾[16]。還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公共企業家精神以及所謂的「新管理主義」很可能會損害諸如公平、正義、代表制和參與民主和憲政價值[17]。很顯然，這些不同的批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局限性，這些不同的觀點對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並沒有提出替代的理論。「而新公共服務理論正是以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基於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特別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之精髓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18]。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來源和內涵 「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往往都是在先前業已存在的某些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植根於理性選擇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對照，新公共服務理論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將其描繪成一種規范的理論模式並且可以與其他的理論區別開來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19]登哈特認為在新公共服務的思想來源中，更加具有當代理論的先驅理論包括：（一）民主公民權理論。對公民權和民主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尤為重要和明顯，這兩種理論對提倡再度復興的、更為積極的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但是，公民權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種明顯的定義關注的焦點是由法律體系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說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種更加寬泛的觀點認為，公民權涉及的是一些與一個人在某一政治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特性有關的更加一般的問題，其中包括諸如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而不管他們的合法身份。按照這種觀點，公民權涉及的是個人影響政治系統的能力，意味著要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登哈特倡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後一種的觀點。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下篇）中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 [20]又說：「盡管有些政治家現在怎樣想要給與他們中間的若幹人以某種優越的地位，他們自己卻並沒有這樣的要求；而是基於他們一律平等，直到他們基於同樣的意願在他們之上設置了統治者為止。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都起源於自願的結合和人們自由的選擇他們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 [21]從這一點來講，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區和公民社會理論。登哈特認為可以將最近關於社區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看為新公共服務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作者看來，「前人們對社區的廣泛興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興趣的產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所表現。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興趣。一方面，傾向於左翼的人們把社區視為作為現代社會特徵的過度貪婪和自立、利的一劑解毒葯，視為治療個人主義蔓延的一副良葯。與此同時，那些傾向於右翼的人們則把社區視為對一些基本的美國價值觀進行恢復的一條途徑，盡管這些基本的價值觀曾經被人們所持有，但是它們現在正遭受到一些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挑戰。」[22]迦納德認為，由於社區意識可能產生衍生於從鄰里街區到工作團體等許多不同層次的群體，所以它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機構。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它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區的互動性在個人和集體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並且使得個人與集體保持一致。（三）組織人本主義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組織人本主義。在他看來，在過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論家們已經與其他學科的同事們都認為，對社會組織的傳統層級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們的視野，而且他們都批評官僚制並且都在為管理和組織的研究尋求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從集體意義上來看，這些方法都試圖把公共組織改革成內部選民和外部選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家和組織學家、哈佛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個性與組織》一書中，他就探討了傳統的管理方法對復雜組織內部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他特別提出，關於人類個性研究表明，從幼年期長到成年期的人們都要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依賴到獨立，從有限范圍的行為到更大范圍的行為、從淺表的興趣到更深層次的興趣、從較短期的眼光到更長遠的眼光、從從屬的地位到平等的或優越的地位以及從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認識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3] 還有一些學者對公共部門中更具人本主義意味的組織構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從集體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者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派，新公共行政學派在本質上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會中同時在社會科學學科中興起的一些激進運動而產生的公共行政學派。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對社會公平作為行政決策和政治決策的指導觀念進行了論證，「公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能夠建立很保護社會公平的標准和測量以及認識公共服務對公民尊嚴和福利的影響」[24]。（四）後現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四個理論來源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傳統的對實證主義模式的依賴強化了對已經成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組成部分的客觀化和非人格化傾向，同時他們還認為僅僅依靠實證主義則根本不允許人們對作為人類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價值觀最充分和最完備的認識。通過一些方法，學者們希望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這些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更加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是客觀的行為），並且更加關注現實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緒和感情。後現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會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會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可靠會話的理想把行政官員和公民視為彼此是充分參與的，他們不僅僅被視為召集到一起談話的自利的個體，而且被視為在一種他們作為人而相互接洽關系中的參與者。這種進行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最終過程也就是個體隨著自己的參與而彼此相互接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包含了人類個性的所有的方面，他們不僅有理性，而且還有經驗、直覺和感情。但是這種變化很難，它需要達成共識：1.怎樣才能在不依賴理性的條件下行動，2.如何與不同的事物達成妥協。對此，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麥克斯威特提出了一個實用的步驟——我們彼此敞開心扉、開誠布公。「這種備選方案就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把自己的心裡話都倒出來，以及把別人當作自己加以忍受。這……與其說是理性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理性的轉化。……通過使人們及其生活成為理性所預期的目標，理性就把我們彼此分離開，這時人類的狀況是：我就是你。」[25] 總之，登哈特認為，公民權理論家、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家、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服務創造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氛圍，他們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觀點構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來源。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行政官員需要認識到他們有許多東西是要通過傾聽公眾的聲音而不是向公眾發號施令並且要通過服務而不是掌舵才能獲得。公民將和公共官員一道以一種互利合作的方式，齊心協力的界定和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具體而言,新公共服務提出七項主張:1.服務與公民,而不是服務與顧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進行對話的結果,而不是個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務員不是僅僅關注顧客的需求,而是著重關注於公民並且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27]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致力於為社會做出優異貢獻的公務員和公民要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夠更好的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後一種管理者的行為似乎表明公共資金就是他們自己的財產。[28]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項目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29]5.承擔責任並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務,而不是掌舵。對於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於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展方向。[31]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32]

㈣ 如何理解解決電子政務問題要尋求整體性治理路徑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第二大藏區和我國羌族的主要聚居區。全州8.4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85萬藏、羌、回、漢各族群眾，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76.4%。境內水能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富集，旅遊資源得天獨厚，自然風光雄渾秀麗，藏羌風情多姿多彩，九寨溝、黃龍、大熊貓、川西北大草原、若爾蓋大濕地遐邇聞名。7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歷的最艱難的征途在阿壩州，阿壩州素有「雪山草地」之稱。

進入新世紀的信息化時代，阿壩州人雖然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上離信息化建設的要求甚遠，但是，我們發揚了長征精神，敢於迎接挑戰，敢於主動應對困難，主動積極地開展信息化建設，電子政務建設初見端倪。一、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

阿壩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視電子政務工作，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的要求，把電子政務建設作為建設服務型政府、學習型政府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抓手，加強了對電子政務建設的領導，切實推進電子政務建設。著力於搭建政務網路平台，分開辦事程序，公開政策法規，搭建群眾與政府溝通的橋梁，增強服務力，依託電子政務，再造政務辦理流程，提高辦事效率，降低辦事成本。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於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02〕17號)下發後，為加快推進全州政府系統電子政務外網建設，州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常務副州長為組長，州政府秘書長、分管副秘書長為副組長，州政府辦公室、州發改委、州財政局、阿壩電信分公司、州政府采購辦為成員單位的阿壩州電子政務外網建設領導小組，組建了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電子政務外網建設工作辦公室，確定了阿壩州電子政務外網建設的指導思想、建設原則和年度目標，落實了工作機構和措施。

二、完善網路，實現網路縱橫互聯互通，建設統一網路平台

我們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於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02〕17號)精神,
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建立州到縣標准統一、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電子政務外網平台。堅持統一規劃，協同建設,
整合資源，避免分割的原則，我州擬建一個覆蓋州、縣、鄉三級，帶寬高，穩定性強，安全可靠的電子政務外網體系，實現與互聯網的邏輯隔離。

把電子政務外網建設成為全州政府系統的業務專網，主要運行政務部門面向社會的專業性服務業務和不需要在內網上運行的業務。阿壩州電子政務外網是不涉及國家秘密的全州統一的政務網路平台，主要承擔全州各級政府、各部門之間非國家秘密的信息交換和業務互動以及面向社會的服務業務。該網上聯省電子政務外網，橫向與州級各部門連接，縱向與各縣的電子政務外網平台統一連接;與政務內網物理隔離，與國際互聯網路邏輯隔離。

近日，全州政府系統電子政務外網平台框架已經順利搭建，即將實現全州政府系統網上政務運行。

電子政務外網依託阿壩電信分公司的網路資源，建成以州數據中心和縣數據中心為骨幹，同級部門為接入點的電子政務外網平台，本著「一個平台，一個網路」的政務外網建設原則，提供委辦局自上而下的業務網路(縱網)和委辦局之間的互聯網路(橫網)服務。

阿壩州電子政務外網採用「王」字型廣域網路結構，電子政務外網採用核心層、匯聚層、接入層典型的三層結構，各個接入單位的區域網構成用戶層。核心層使用ATM鏈路，完成各個節點之間的數據交換，匯聚層完成各接入用戶的數據匯總，通過一條線路送到骨幹層。

我州電子政務外網採用VPN技術。通過VPN服務，為各個接入單位實現透明的「縱網」聯接;並通過VPN技術建設「橫網」。各個「縱網」之間實現了IP地址的重疊，原則上「縱網」保留其系統內部規劃的IP使用方案。

在電子政務外網上合理解決了與互聯網的邏輯隔離問題，由此各政務部門通過互聯網實現面向公眾、企業、外商等的辦公服務功能;實現公務人員到網際網路上查詢信息，獲取資料的功能。解決方案本著從VPN內出口實現對互聯網的訪問功能，「縱網」和「橫網」都是採取這樣的解決方案。區別在於「橫網」主要實現「一網式」服務，建設電子政務的門戶網站，「縱網」就是單向訪問互聯網。這樣利於管理以及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如「縱網」可以自行和分期實現與互聯網的聯接。該方式的明顯特點是整個網路與互聯網聯接只有一個總出口，可以與運營商協商，直接將總出口聯接在互聯網的骨幹上，達到縮短訪問路徑，提高訪問效率，並可以根據通信量的實際需要靈活擴展帶寬。

三、大力開展應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一)積極建設網上公文處理系統，為無紙化辦公打基礎

州政府辦公室與西辰軟體公司合作，建立了阿壩州人民政府辦公室辦公自動化系統，構建了公文運行從收文、起草、審核、簽發、發文、存檔、調閱等全過程的網上公文流程系統，初步開展了運行，下一步在全州政府系統全面推行，為全面實施無紙化辦公奠定了基礎。

(二)積極推進行政服務審批網上辦理，構建阿壩州政府「一站式」網上行政審批。

積極推進行政服務審批網上辦理，是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現代化和信息化及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徑。目的是綜合應用計算機技術、網路通信技術、大型資料庫技術和辦公管理技術。在政府機關各部門之間建立一個多任務，多功能的綜合性聯合審批自動化系統;實現為審批申請人、政府審批受理部門、政府相關領導提供優質、高效的業務管理和事務處理平台，提高機關窗口工作效率，加強監督，以更好的地為百姓服務，並為各級領導提供有效的輔助決策服務。

通過網上行政審批系統改變過去傳統意義上的辦公大廳模式在時限、審批過程長等方面的不足，提供高效率、透明公開、全天候的在線交互服務虛擬大廳。使政務服務具有符合行政執法機關要求規范行政許可權力、促進依法行政、廉潔從政、高效施政，改善機關形象，以及作為執法對象的自然人要求政府機關實現「便民、及時、公正、參與」的雙重需要特性。

通過「一站式」網上行政審批系統的運用，創新政府行政審批管理新模式，建成一個網上咨詢、申請、審批、投訴、監督、語音信息通知等業務功能於一體的系統，實現規范行政審批，提高審批效率的目的，從而拉近企業、群眾與政府部門間的距離，打造「陽光服務」型政府。

近期，實現了州級44個部門512項行政審批事項100%網上辦理，即將實現公眾、企業、投資者通過「中國阿壩州」網站，在互聯網上辦理相關行政審批事項，提前實現了「十一五」期間州級行政審批項目100%網上審批的目標。

四、突出政府門戶網站建設，扎實開展公共服務，不斷擴大網上服務功能

從2003年開始，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范政府互聯網站建設與管理的指導意見》的精神，開始籌備阿壩州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中國阿壩州」)建設。對網站的建設目標、風格、總體結構、欄目設置等方面進行了規劃，並制定了各種管理制度和管理規范。中國·阿壩州自2003年9月25日開通到2006年7月13日，主頁點擊數已超過109萬人次。

今年，我們對阿壩州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中國阿壩州」進行了全面改版，改版原則是按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及國務院辦公廳信息化辦公室提出的《中國政府網站建設指南》、《門戶網站建設與規范》、《地方政府網站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的要求，以「政務信息公開、在線辦事和公眾參與」三大功能為基礎，以「實用、好用和夠用」為原則，結合阿壩州實際，以高起點、高規格、高質量為設計製作標准，開發具有當前全國地市(州)一流水平的政府門戶網網站和政務辦公業務網網站，在設計開發理念上充分體現政府「親民、愛民」的理念，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形象，體現公務人員辦公操作性強以及一定的超前意識和超前發展空間，力爭達到引領新一輪政府門戶網網站潮流的目的。

改版後的「中國阿壩州」網站，我們根據不同的服務對象劃分為「公眾」、「企業」、「投資者」、「旅遊者」四個板塊，體現便民原則。公設主欄目24個，主欄目下的一級欄目90個，二級固定欄目95個，根據需要可以添加若干新欄目。

一是樹立阿壩發展新形象。堅持以「世界聚焦阿壩，阿壩走向世界」為目標，努力塑造「美麗富饒邁向全國藏區第一州的新阿壩」的外宣形象，在網站上增強了信息公開的力度，強化了「今日阿壩」反映州情動態這個品牌欄目，更加註重信息的更新，體現網站的生命力;增設了「網上阿壩」欄目，添加了視頻功能，為網站注入了活力。圖文並茂、聲像皆備全面反映了阿壩州美麗誘人的自然風光、獨特的藏羌風情、豐富的資源稟賦、輝煌的建設成就、熱情朴實的民風、優惠的投資政策、優良的投資環境和全州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奮發有為、努力進取、爭當第一的豪情壯志。

二是切實推進在線辦事。將政務外網的行政審批系統通過網上虛擬大廳，實現政務外網與門戶網的連接，公眾可以在互聯網上，通過本網站辦理戶籍、就業、社保等事務，企業和投資者可以通過本網站下載表格，辦理相關行政審批事項，並實現在線查詢辦理流程和結果。旅遊者可以通過網站查詢阿壩州各旅遊景區資料、旅遊線路情況，實現網上訂票、訂房、購物、旅遊投訴等。提高網站在線服務力、在線應用力和電子政務實現度。

三是把網站作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嶄新平台，增強政務公開。開設了政府文件查詢，統計公報、公務員招考、政府采購、財政預決算及專項經費執行發布，幹部任免公示等欄目。把凡屬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需要群眾和社會廣泛監督的不涉密政府文件全部上網公布。把政府各項工作的進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向社會公開，讓廣大老百姓知曉政府工作、支持政府工作、監督政府工作。將政府各項工作的安排布置以及政府承諾公諸於眾，把政策交給廣大群眾，接受群眾監督，增強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全州的招商項目、優惠政策予以公布，公開，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增強了招商工作透明度，自覺抵制「暗箱操作」，為每一位來州投資者提供平等的優惠政策知情權，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

四是增強公眾參與性，把網站建成為政府密切聯系群眾的紐帶。我們完善了州長信箱欄目，增設了網上調查、民意徵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提案辦理、網上信訪等欄目。把這些欄目，作為政府了解民情、聽取民聲，為群眾解難事、辦實事的窗口，作為政務公開，接受群眾直接監督的橋梁，作為州長們增強執行力、加強督查督辦的重要手段。

五、高度重視網路安全保密，建章立制，規范管理

針對阿壩州是全省第二大藏區的實際，我們特別重視網路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始終站在維護國家安全和藏區穩定的高度，採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落實網路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

一是強化了信息化建設工作的組織領導。建立了政府(部門)領導分管信息工作責任制，明確了各縣政府、州級各部門一位負責人分管信息工作，有專職或兼職的信息工作人員，大部分縣和部門都明確了負責人和專職兼職信息工作人員。為切實推進政務外網建設工作，州政府要求各縣成立相應的工作機構，落實負責人和具體工作人員。二是制定了《阿壩州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加強辦公室機關辦公自動化管理的若干規定》，並印發全州各縣、各部門參照執行，使剛剛起步的全州政府系統電子政務建設的網路管理和信息保密有章可循，安全保密措施得到細化，增強了可操作性。五是對全州政府系統的上「雙網」計算機進行了清理，做到了黨政網與互聯網物理隔離，堅決做到涉密計算機不上網、涉密信息不上網。加大了對有害信息的監控力度，採取措施有效遏制了病毒入侵。

始終堅持涉密信息不上網，民族問題信息不上網，社會穩定問題不上網，民族宗教問題不上網，工作秘密不上網。全州政府系統嚴格遵守了信息與網路的安全保密制度，嚴格上網信息的審核，全年無泄密事件，無重要數據丟失現象發生。

雖然我州的電子政務建設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與兄弟市州還有一定差距，特別是與發達市州差距更遠，我們在電子政務建設資金上還存在很大困難，信息技術專業人才匱乏、技術力量十分薄弱，在推進電子政務建設上還有很多要作的工作。我們一定要按照國務院、四川省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加快工作進度，提高電子政務水平，金鵬信息網格化軟體。

㈤ 王峰的發表文章

1. Blandy, S. & Wang, F. (2013). Curbing the power of developers? Law and power in Chinese and English gated urban enclaves, Geoforum, http://dx.doi.org/10.1016/j.geoforum.2013.01.011(SSCI檢索)
2. Wang, F. & Yin, H. (2012).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or Reun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ector? A Case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ve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4): 1-25. (SSCI檢索)
3. Wang, F. Yin, H. & Zhou, Z. (2012). The Adoption of Bottom-up Governance in China』s Homeowner Associ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3):559-583.(SSCI檢索)
4. Zhao, X., Wang, F., & Wang, M. (2012). Large-Scale Utilization of Wind Power in China: Obstacles of Conflict between Market and Planning, Energy Policy, 48: 222-232. (SSCI檢索)
5. Zhao, X., Lyon, T. Wang, F. & Cui, S. (2012). Why Do Electricity Utilities Cooperate With Coal Supplier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46: 520-529.(SSCI檢索).
6. Chen, B., Wang, F. and Song, J. (2012). Are They Connected? Exploring Academic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MPA Students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cation, 18 (1), 137-156.
7. Yin, H. and Wang, F. (2011). The Futur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China – A Policy Perspective, Modern Energy Review, 3(1), 17-19.
8. Wang, F., Yin, H. and Li, S. (2010).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 Energy Policy, 38 (4): 1872-1878. (SSCI檢索)
9. Wang, F. (2010). Regulations and the Imbalance of Power Relationships in Newly Developed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Urban China. In Sarah Blandy, Jennifer Dixon, Ann Dupuis (eds.) Multi-Owned Housing: Law, Power and Practice, chapter 7, pp 125-144, Ashgate Publisher.
10. 王峰：尋找平衡之美：評《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務的邏輯》，載於《公共行政評論》，2010年第5期，195-201頁。
11. 尹海濤、王峰: 「自願環保項目：動機和績效」，載於《復旦公共行政評論》，2009年第五輯, 244-264頁。
12. Wang, F. (2009). Homeowner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in Urban China,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 42, 37-38. (In French)
13. Wang, F. and Cooper, T. L. (2008). Chinese Homeowner Associations: A School of Democracy? PA Times, February, 31(2): 4.
14. Robertson, P.J., Wang, F., and Trivisvavet, S. (2007). Self-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31 (1), 54-84. (SSCI檢索)
15. Zhou, Z., Yin, H. and Wang, F. (2004). Does China』s Civil Service System Improve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Ecation Bureau of Ningbo City,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 (3/4), 54-66.

㈥ 西方語境下的治理理論是什麼

西方治理理論綜述

（一） 治理的涵義

1、治理的內涵

以「governance"(「治理」)為題材的理論著作的涌現，反映著社會科學界對統治以不同方式體現出來的模式感到的興趣。無論傳統用法或辭書上的解釋，都以「治理」為「統治」的同義詞。但在愈來愈多的討論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內涵都轉移了方向，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統治的條件已經不同於前，或是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

在眾多定義中，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的治理定義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治理是個人和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人民和機構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標

簡單地說，治理的目標就是實現「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種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一種獨立的司法體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對公共資金進行負責的管理；一個獨立的、代議制的立法機構負責公共審計機關；所有層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權；多元化的制度結構以及出版自由。」（來福特維奇把善治區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系統意義的、政治意義的和行政管理意義的。）——這是一個「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標在於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強調政府和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它不僅關注將市場的激勵機制和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門，而且重視公共政策與社會資本的相互連接，強調非市場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營利部門的參與)。可以說，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語境下，是以企業精神重塑政府，以社會資本的力量來應對政府合法性危機的公私合作的結構和過程，其目標在於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務的質量。——這是一個「社會——政治」的治理框架。

在美國，治理主要是通過調整技術層面的權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內部的權力配置來提高政府績效，回應當前治理存在的問題，可以稱之為內部解制型治理，而不關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

3、治理興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國家出現管理危機是治理理論興起的根本原因。

治理理論的興起還與市場和等級制的調節機制發生危機有關。

治理理論的興起還與眾多社會組織集團的迅速成長密切相關。——公民社會的成長

經濟全球化直接推動了公共治理模式的產生。經濟全球化使人們的活動跨越了國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產生了一些國際性的跨國經濟、社會組織，直接導致新的管理領域和管理主體的產生。

治理理論的產生受惠於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於管理的影響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傳播更為便利，縮短了政府、組織和公民個人之間的相對距離，密切了管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溝通、反饋，從而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回應性和依賴性。另一方而，信息技術也增強了公民和社會在信息和知識方而的擁有量，從而削弱了傳統政府的優勢地位，對於傳統垂直型單向度的權力運作方式提出了挑戰，公民要求更多地參與管理。

4、治理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1）「治理」與「統治」（傳統公共行政）的區別

首先，傳統官僚制在理論上先入為主地認為存在一個具有終極權威的權力中心，它通過一種與市場交易特質不同的公共行政體制輸送服務，以糾正市場在公共經濟中的失靈。其次，傳統官僚制在縱向關繫上通過等級劃分構建集中的命令結構，在橫向關繫上以「鴿籠式」的部門劃分塑造專業化的分工體系，兩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儀器」的圖象。再次，傳統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為公共服務提供的規劃者、組織者和承辦者，以文官的聲音而非使用者的願望、要求和利益作為反饋的迴路。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done.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delivery.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control.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better.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underdeveloped.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與「新公共管理」的區別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運動在世界范圍內展開，成為公共部門改革的主導性範式。但是，著重應用市場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視社會合意性、民主價值等嫌疑，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詰難。關注國家一社會關系調整和市民社會價值的治理理淪的興起，則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義弊端提供了理淪資源和實踐途徑。

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model.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ibid.: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ibid.).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management.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

（3）「治理」與「新公共服務」的區別

也有人認為，治理是對「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的理論整合。

（二）治理的層次

1、三層次說

治理的建設是建立在轉型的三個層次的基礎上的：在制度層次上創造中立的國家，在社會層次上創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間社會，以及在個人層次上創造自由、『自我』和『現代』的行為模式。

2、四層次說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各國公民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進行的民主協商和合作，是通過建立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來解決全球性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地區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區是介於國家與全球社會的中間層次，其組織的建立、規則的創制和秩序的維持都具有不同於國家和全球社會的特點，因此，地區治理就其治理方式、運作機制等既不同於政府治理，也不同於全球治理。——EU

國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

組織治理——在特定的社會組織這一層次上，治理適用於分析和解釋企業、公司以及社區內部的組織機構的結構關系、決策與執行的運行方式。——World Bank

3、五層次說

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區域治理和公共事務治理）

（三）治理理論的基本觀點

1、主體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於政府的一套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

例如，在美國政府對「棕色地塊」的治理過程中，就有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區、非政府組織的全面參與。

2、權責模糊化——治理理論明確指出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答的過程中存在的界線和責任方面的模糊之點；

六重模糊的邊界：（1）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執行者；（2）公共部門與私營和非營利部門；（3）官僚組織內部不同層級；（4）管理者與工作人員之間的層級；（5）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6）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

邊界的模糊化不是一個暫時現象。正如世紀之初，英國、歐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處理「瘋牛病」和「口蹄疫」時所發現的，整個世界從中了解到傳統邊界已經無法包容這樣的問題，每個國家都學會了要通過彼此合作來應對日益復雜的公共事務。

3、關系夥伴化——治理理論明確肯定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

4、結構網路化——治理指行為者網路的自主自治；

5、管理系統化——治理理論認定，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在於政府的權力，不在於政府下命令或運用其權威。政府可以動用新的工具和技術來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責任均在於此。

核心概念——網路、互惠、責任、民主

治理的理論基礎

（1）公共選擇：對官僚機構的批評——壟斷服務、壟斷信息和不斷擴大組織規模，由此可推斷其開出的葯方。

（四）治理的三個研究途徑

1、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

2、國際關系

3、比較政治學

（五）治理的模式

B·蓋伊·彼得斯提供的「市場式」、「參與式」、「彈性式」、「解制式」等四種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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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如何認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答：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 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 國 特 色社 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 生的社 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 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 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 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 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 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 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 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 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 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 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 八屆三 中全會提出建設「法 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 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註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 國 家領 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 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 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 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 鄧—小— 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 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 八屆三 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來源：《十 八 屆三中全 會精神解讀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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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如何准確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這一重要論述完整揭示出國家治理體系三個層次的科學內涵：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 從治理結構來看，國家治理體系主要包含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和黨的建設六大體系，且這六個體系不是孤立存在或各自為政的，而是有機統一、相互協調、整體聯動的運行系統。其中，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市場治理、政治治理體系中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核心要素。 從治理目標來看，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是規范化，無論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都應該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法治化，任何主體的治理行為必須充分尊重法律的權威，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三是民主化，即各項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各項制度安排都應當充分保障人民當家做主；四是效率化，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益和行政效率；五是協調性，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在這五個目標中，能否實現法治化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

㈩ 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

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
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力量的進一步崛起，新技術革命對社會結構和宏觀治理影響的日益顯現，國際范圍內發展格局的變化等等，這些諸多因素對二戰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奉行的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強化管制、福利國家等政策和做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英美等西方國家先後陷入了經濟滯脹、財政赤字龐大、公眾疏離政府等困境之中，於是一場以企業化管理、私有化、放鬆管制、公共部門重組和機制再設計為主要內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漸次展開，最後似乎成為一種席捲全球的「公共部門時髦「。
盡管新公共管理在不同國家的表現形式及具體做法是有差異的，變革力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
第一個層次的內容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公共行政總體上是相關的，即對原有制度、機制、做法的重新審視和評估，總結經驗，發現問題，並關註解決關鍵的情景性問題。
第二個層次側重於從技術層面來解釋和解決既有公共管理的時代問題，試圖通過吸收經濟學、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的新知識和新成果，在決策、規劃、執行、監督、考核評估等方面引入新的技術方法和手段，進而提高公共部門適應新時代變化的能力及其績效表現。
第三個層次則是前兩個層次內容的邏輯結果，是在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的基礎上進行的公共部門結構與制度的再設計，從而一方面增強公共部門的內部效率和管理的科學化水平，另一方面改善公共部門對社會的回應性，彌合與社會的距離。
指導性理論(理念)的不同所導致的新公共管理的不同形式
較受強調的理論包括：
(1)制度變遷理論；
(2)公共選擇理論；
(3)交易成本理論；
(4)委託代理理論；
(5)新管理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