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國外經驗借鑒

① 電子政務外包的國外經驗借鑒

國外電子政務建設已經有20多年的發展歷史，在電子政務信息系統的運營管理和外包服務方面，國外政府明顯領先，因此很多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1、積極為外包服務提供法規環境
這一點，美國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鑒。2002年12月17日，布希總統簽署《2002年電子政務法》，改進《節余分享計劃》，鼓勵政府機構朝節余分享式(share-in-savings)的外包方向發展，即與信息技術供貨商簽訂長期合同，通過降低運轉費實現節余。該法允許各機構先進行嘗試，所獲節余可以部分自留用於購買額外的信息技術。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就計劃的實效性向國會提交報告。
2、建立科學全面的政府CIO機制
政府CIO對於外包服務與內部運營的統籌管理，有助於提高政府電子政務外包服務的效率和水平。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克林格-科恩法案》，要求幾乎所有的聯邦行政部門都設置CIO職位，CIO負責履行法案條款所規定的IT管理任務以及由《文書削減法》規定的信息資源管理任務。《克林格-科恩法案》還廢除了通用服務管理局原來的集中采購職能，將采購直接賦予各聯邦機構的CIO；為保證CIO能夠勝任崗位職責，《克林格-科恩法案》還規定了CIO應當具備的核心能力。根據核心能力的要求組織政府、院校和產業界的專家制定培養相關能力的知識體系，由各政府機構、大專院校組織力量根據知識體系編寫教材，整理典型案例和最佳實踐，組織對CIO的培訓，保證CIO的能力能夠完成規定的崗位職責。
美國的做法及其成效對其他國家的政府機關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到九十年代中期，英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都在政府機關全面實施了CIO機制。
3、制定IT服務管理的國家標准
在很多發達國家，ITIL（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庫,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已經廣泛成為政府提高IT服務質量和管理IT運維外包的「最佳實踐」和首選標准。
ITIL是英國政府中央計算機與電信管理中心（CCTA）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布的一套IT服務管理最佳實踐指南，旨在解決IT服務質量不佳的情況。在此之後的近幾年中，CCTA又在HP、IBM、BMC、CA、Peregrine等主流IT資源管理軟體廠商做出的一系列實踐和探索的基礎之上，總結了IT服務的最佳實踐經驗，形成了一系列基於流程的方法，用以規范IT服務的水平。2001年，英國標准協會在「國際IT服務管理論壇」上正式發布了以ITIL為核心的英國國家標准BS15000，並成為後來ISO20000的藍本。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ITIL在電子政務運維外包合同談判時，被作為評價服務提供商資格和服務能力的強制准入標准。在美國，2005年8月，美國州政府CIO協會發布了針對本國政府機構IT治理和管理的指導框架《成功之道：IT管理框架》，將ITIL作為IT運行維護管理領域的唯一推薦標准。

② 財政部門在政府購買服務工作中應注意哪些問題

一、准確把握政府購買服務的邊界
關於政府購買服務的邊界，簡而言之，就是「買什麼，哪些能買，哪些不能買」。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予以理解：

（一）政府購買服務屬於政府采購的一部分，但不能簡單等同於現有政府采購中的「服務」。我國現在使用的《政府采購法》於1999年頒布，至今未作修訂。其中關於「服務」的定義是採用排除法：「本法所稱服務，是指除貨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購對象」。可見，該法不但未對「服務」進行明確界定，而且關於服務所指范圍相對於今天所提「政府購買服務」中的「服務」內容更為寬泛。從實踐中看，傳統政府采購的「服務」主要涉及政府部門用於自身消費的服務，如物業管理和電腦維護等。而現階段我們正大力推廣的政府購買服務，完整表述應該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這里的「服務」主要是指政府向市場購買並用於向人民群眾提供的某種公共服務。

《財政部關於推進和完善服務項目政府采購有關問題的通知》按照服務受益對象將服務項目分為三類：第一類為保障政府部門自身正常運轉需要向社會購買的服務。第二類為政府部門為履行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等職能需要向社會購買的服務，如法規政策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後期宣傳等。第三類為增加國民福利、收益對象特定，政府向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等服務。換句話說，當前推廣的政府購買服務中的「服務」主要指第二類和第三類服務，是為滿足公眾日益增長且呈多樣化的公共服務需求。（註：下面我們均使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概念）

（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屬於公共服務供給方式的創新

財政部科研所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解釋是：政府為了履行服務公眾的職責，通過財政向各類社會服務機構支付費用，用以購買其通常以契約方式確定提供、由政府鑒定種類和品質的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務。從定義看，政府的目的是服務公眾，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盡管提供的方式不再是傳統的直接生產並提供而變為向市場購買後間接提供，但政府仍然是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主體。也就是說，作為公共服務新的供給方式，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再是政府使用財政資金自己運作完成，而是通過采購競爭形成契約關系，將政府生產公共服務的職能轉移給社會力量（諸如非盈利組織或盈利的企事業單位），政府再「花錢買效果」，使用財政資金支付市場公平的價格向社會力量購買到盡可能優質的公共服務。可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這種供給方式的創新點正在於充分利用市場手段提供公共服務，通過價格機制破除由於政府天然壟斷地位、缺乏競爭而導致提供公共服務的低效率和低質量的重要突破，是使稀缺的公共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優化配置以滿足公眾日漸增長的多元化、差異化公共服務需求的創新探索。

（三）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政府職能轉移和權力下放的具體實踐，對於政府管理責任要求更高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恰恰是貫徹落實三中全會對政府和市場關系定位並尋求其最佳結合的具體實踐。那麼，政府與市場到底是什麼關系呢？國辦96號文中「政府主導、部門負責、社會參與、共同監督」給予了指導。可見，在購買公共服務過程中，政府實現的是職能轉移和權力下放，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就沒有了責任，相反，政府責任較之於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標准，需要對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進行嚴格的過程監管和效果評估。

為此，財政部門作為此項改革的牽頭部門，同時作為此項任務的綜合管理部門，首先要轉變思想，決不能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這項改革簡單等同於政府采購，要在充分調研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制定並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制度規范。當務之急是盡快研究和制定《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法律或者重新修訂現有《政府采購法》，以及「政府職能轉移目錄」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目錄」，以政策法規的形式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邊界予以明確，防止在購買過程中出現「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現象。同時要加強理論學習，釐清哪些公共服務適合向市場購買，哪些公共服務不適合向市場購買。目前財政部，財庫【2014】37號文關於「分類推進服務項目政府采購工作」對能夠向市場購買的服務和公共服務做出了相應規定。但由於我們正處於起步探索並逐步擴大購買范圍的階段，即使政府采購目錄也很難以列清單的方式明確列舉所有采購服務項目，更何況購買公共服務的范圍將是一個隨著政府及相關部門履職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而逐步擴大的過程。這里借鑒國外的實踐經驗，一個被廣泛認可的基本原則就是對於政府核心與非核心職能的區分，用以進行區分哪些服務可以向市場購買。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如果管理能力極強，監獄管理也可以向市場購買;反之，如果管理能力弱，簡單的市政清掃服務也不可能外包出去。

二、加強購買合同管理

通過契約達成交易，實現購買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就是設計購買合同，將購買主體和承接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數量規格、服務的質量標准等做出詳細而明確的規定，以便於監測評估服務項目的質量。這也是對私人部門有充分的激勵動機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也有充分的利潤動機為降低成本而犧牲服務質量的有效約束。而根據服務項目的具體屬性特點，在實際生活中，購買合同的設計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管理和技術難題。為了確保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順暢高效，中央有關文件建議各省級財政部門制定發布相應的合同範本，這無疑對財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鑒於國家鼓勵各級政府積極探索新的政府采購合同類型，以提高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加強購買合同的設計和管理。

首先，當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比較容易監測和評估，確定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會比較有效，而合同範本涉及專業技術時，可以聘請行業專家進行合同設計，並對財政工作者適時進行服務成本和效果評價方面的培訓，使得政府和市場主體處於較為平等的信息地位，從而使財政以合理的價格支付相關費用而獲得較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其次，對於那些公共服務項目質量可監測性較弱，特質各異、服務數量和質量較難監測且競爭性不強的公共服務，以及那些服務質量與公眾主觀感受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除了創新購買方式外，也可以嘗試探索金額不固定、數量不固定、期限不固定、特許經營服務等新型合同類型。理論上，對於那些公共服務項目可監測性較弱的公共服務可能並不適合向市場購買，但從培育市場承接主體和創新購買方式的角度看，植入「激勵相容」理念的合同設計、契約安排，即使存在道德風險，擁有信息優勢的承接主體仍然能夠按照契約要求進行生產活動，從而保證公共資源的效用趨於最大化。所以，財政部門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結合本地實際，根據政府采購服務項目的需求特點，靈活運用購買、委託、租賃、僱傭等各種合同方式，以開放式的思維，加強適於這類公共服務合同的創新設計，實現政府、公眾以及社會力量的多贏。從某種程度上說，「PPP」模式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中的應用，就是一種帶有「激勵相容」，政府較高級管理能力等設計理念的先進的制度安排。

三、強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預算管理

在這種新型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中，除了釐清政府、社會和市場的關系及職責邊界之外，其重點還包括通過財政資金的合理分配引導社會力量成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良好合作夥伴，通過契約設計實現預算的剛性約束，通過責任理念的確立實現「結果管理」向「過程管理」的轉變。一般而言，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預算資金和彩票公益金，為確保購買資金的及時到位，履行好政府對社會公眾的責任，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應該納入嚴格的公共預算管理。

（一）加強購買資金保障

首先，財政部門應負責做好公共服務項目成本的核算工作。合理確定服務項目的補助標准，堅持嚴格的統籌安排，以事定費原則，使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規模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同時探索運用財稅、金融等政策引導社會資金對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其次，為了優化政府購買服務的政策環境，財政部門應保證政府用於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預算具有剛性約束力。如加強采購預算的源頭管理，即對納入政府采購的公共服務項目，列入年初部門預算或專項資金預算，堅持「有預算不超支，無預算不採購」。通過這種部門預算的剛性約束力還可以敦促部門在購買服務時精打細算，使用公開競爭提高性價比。還可以在付款環節引入購買服務質量考評機制，對於服務不達標的拒絕付款或扣減付款，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時的責任心和實際效果。第三則可以考慮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資金使用上設立普遍購買機制，積極創造有利於社會力量作為承接主體而發展的政策環境，比如可以嘗試設立專項資金，專門支持承接主體的能力建設。

（二）優化購買資金支出結構，發揮調節宏觀經濟的作用

購買資金投入應與當地的經濟、社會組織發展水平等相匹配，為充分運用稀缺的財政資源而為公眾提供最急需最優質的公共服務，應統籌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社會政策，優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支出結構。例如嘗試公共服務項目的動態管理及與預算編制的有機銜接。當前正處於經濟發展的換擋期，財政部門更應該把握作為牽頭單位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工作的契機，通過部門預算影響購買支出的結構和導向，運用其作為政策工具而必然發揮的調節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和宏觀經濟的作用，達到培育服務市場並促進經濟穩增長的作用。與此同時，探索新的購買服務方式，引導財政資金流向社會亟需的領域，也可以發揮財政資金的放大效應和示範效益，豐富公共財政政策手段。

（三）建立績效評價與後續采購相銜接的管理制度

按照全過程預算績效管理制度要求，一旦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成為各部門行政運行的常態之後，財政部門必須盡快跳出資金分配、審批采購計劃等事務性工作，而將工作重心轉移至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制度完善、機制設計、過程監督、考核評估等財政管理工作之上，尤其要加強購買公共服務項目的績效評價，對項目的資金節約、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專業化水平進行綜合客觀的評價。將評價結果與購買主體的來年購買計劃相銜接，對於服務項目評價結果優秀的社會主體，在同類項目的采購中同等條件下予以優先考慮。一方面，財政部門應在購買工作過程中圍繞提高績效這一主題，改進預算資金的分配方式、財政資金的審計方式，對資金使用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問責。另一方面，要與監察、審計部門配合，根據公共服務購買改革進展，不斷更新監督范圍與思路，提高公共財政資金使用績效，維護公共服務購買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則與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相統一。此外，用於績效評價的指標設計也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有專家提倡用於公共服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價值取向應趨於多元化，簡單說就是除了追求經濟、效益、效率之外，應該同時將公平、正義、民主等指標擴展其中。例如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其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大致由購買效率和養老服務質量兩個維度構成，在評價中應該更側重對效果和公平的考量，使其最終的績效目標指向與建設服務型政府保持一致。

最後，如果說公共財政收入體系改革始於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那麼自實施政府采購開始，公共財政支出體系改革就已啟動，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更是對政府采購的全面深化和完善，並且與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支付以及績效評價和行政事業單位改革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當前大力推行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是政府對公共資源以預算為主的資金管理、實物管理向服務管理的延伸，更是向民主治理的跨越，因此財政部門不僅要重視購買資金分配的合法合規環節，也要注重財政資金運行的公平與高效，更要重視為公眾提供最大化福利的實踐過程。

③ 如何借鑒西方經驗推進我國的公共事業管理改革

在深化行政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應該開始從政府職能的轉變，吸收和借鑒國外有效的公共管理改革的經驗，加快建立真正的公眾認可，滿意度和支持政府的公共管理系統的現代化。

行政改革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世界所面臨的

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前的政府機構改革，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行政的崛起改革。這是一個追求「3E」（經濟，效率和效益，即：經濟，效率和效益）為目標的「新公共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撒切爾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方案，美國政府再造運動;加拿大公共服務2000計劃;歐洲共同體成員國主張公共服務改革;紐西蘭的財政和人事制度改革;澳大利亞金融管理改善計劃等。這些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以精簡機構和人員，減少政府的規模，減少行政成本;建立「以客戶為導向」的管理文化，強調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以服務市民的需求在第一的地方，建立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推行績效管理，保護實現最佳分配有限的資源，政府的長期目標設定組織，以實現戰略目標，評估性能標准，在最終測試結果的政府評估電子政務的發展，為社會公眾提供規范，公正，高效，透明的服務時間。事實證明，這些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達到了預期目標。在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五年期間（1993-1998），美國聯邦政府以精簡350,000名員工，，聯邦政府雇員佔16％，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有效緩解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加入WTO後，中國在融入國際社會在各個領域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是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廣度的整合。作為國家的行政機構必然和不可避免地吸收和借鑒外國政府部門都被證明是有效的，正確的是公認的公益實踐。取人之長，彌補自己的弱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理論概念，組織結構，人事管理，權力運作在很多方面優越，服務態度採取拿來主義，在實際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和利用。

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文明

黨的十六屆大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建設的必然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高管理，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一個代碼的行為，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是政府機構改革的總體要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府本身是沒有特殊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但在長期的規劃系統，強調的是，我們的政府行政職能的政治統治和專政職能，重視對社會的控制和管理，形成一個典型的「全能政府」系統。政府通過行政命令來分配資源，組織生產，實施和管理，造成政企不分，官僚主義盛行，效率低下，機構過度擴張，行政成本過高，腐敗和其他虐待行為的繼續。這些問題，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回首在政府機構改革的歷史，尤其是在1998年以前的改革，一直未能解決機構規模和人員的過度膨脹，財政不堪重負的問題，陷入「精簡 - 膨脹 - 再精簡 - 再膨脹「的怪圈無法自拔。在1998年，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明確：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執行管理團隊，並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這項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於縣，鄉機構沒有完全到位，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為什麼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步伐始終難，難嗎？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實現政府職能的根本性的變化，仍停留在傳統的「命令式」行政管理階段，沉重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輕，重審批，輕服務，重細節，光宏電濃度內部不清，效率低下的機構運作，管理水平不高。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過程中，政府部門應該從轉變職能，加快建立現代公共行政體系的步伐。

三，功能轉型的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從開始到

改革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現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轉變政府職能，處理四個關系：首先，規范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政府與企業之間實現真正的分離。通過「邂逅」，國有骨幹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股份制改造，企業的自我管理，實現市場化運作;中小型國有企業「兩個置換」改革，完全市場為導向，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業，建設「簡單和廉價的政府。」二是規范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政府的職能和一般社會功能分開，培育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能力，誰應承擔的社會事務，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被割讓給管理政府不再干預和建立「有限政府」。三，規范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政府的權力，人民通過法律授予的，因此，政府必須根據法律規定，受法律約束，接受公民的監督，他們的行為必須是公開和透明的。政府為確保公眾參與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決策過程中，形成協商機制，建立公眾至上的理念，建設「服務型政府」。四是規范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澄清政府的首要作用是創建高效的市場環境，加強宏觀調控，提高長遠規劃，加強法制建設，打擊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建設「效益型宏，政府的行為。 「總之，通過轉變政府職能，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政府變得膨脹的簡單和廉價的政府，政府宏觀微觀轉變政府，政府的合法政府改變人治，改變政府行政的服務型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政府的公共管理體系，以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④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歐美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政府提供服務的低效率和壟斷性所產生的巨大壓力下，英、美、澳、日等歐美國家都逐步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重要環節納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實踐框架之中，並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種有效選擇。近些年來，雖然我國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積極探索，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仍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運行機制，以提高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規定
在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均有國家層面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立法。比如，美國就具有全世界最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美國國會和有關部門制定了大約500 種政府采購法規，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規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組成的制度體系。其中《聯邦政府采辦法案》和《聯邦政府采購條例》是政府采購法規體系的核心，統一規范了政府各機構的采購政策、標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國，自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社會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圍推開以來，無論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萊爾將其常態化、制度化，還是如今執政的卡梅倫提出的「大社會」計劃，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後於1998年和2011年分別發布了《政府和志願及社會部門關系的協議》和《開放的公共服務白皮書》，通過選擇性放權，秉持公平性與多元化原則，改善公共服務，引領公共服務改革創新。
日本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進程起始於2004年小泉內閣通過的《推進規制改革、民間開放3 年計劃》。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務購買的進程中始終堅持立法為先導的原則。《關於通過競爭改革公共服務的法律》明確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基本原則；《會計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了中央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與地方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從而形成了關於政府購買服務的較為完備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亞，對於社會部門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亞稅務局為核心，這就確保了澳大利亞慈善法律的真實價值是關注獲取利益。1997年頒布的《財政管理與責任法》和《聯邦服務提供機構法》規定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在這方面的細則。
公開透明的購買流程
一套公開透明的公共購買流程，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已安排專項預算，通過一定的政府采購程序對私有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進行購買，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簡單來說，西方國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政府對購買服務進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選定購買的公共服務的范圍、項目，並確定相應的預算；其次，向社會公布政府購買的項目、購買價格、預算安排以及質量要求和各項服務指標等；再次，對投標進行資質認定，並運用招投標和委託等方式選定供應商、簽訂合同並實施相應的過程管理和監督；最後，對這些組織進行績效考核並按照績效進行結算。
當然，具體到每個國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至少由6個環節構成：制定統一的單據格式、招標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對招標工作人員統一定位，詳細制定招標采購操作規程，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投標，交貨追查，進行采購審計和管理審計。英國的政府采購程序則包括8個階段：制定采購計劃，確定采購總負責人和配備律師、會計師或審計師，律師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詢，按標准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標或直接采購，按照合同監督供應商完成服務，獨立審計。
但不管怎麼變化，實現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公共服務的購買，「按照選定服務項目——社會公布——資質認定、招標管理——過程管理、監督——績效考核——結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壟斷的購買方式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開競標是最典型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例如，英國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醫療和社區關懷法中就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撥付的特殊款項的85%必須以競爭招標的方式向私營或非政府組織購買。不過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標並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經常採用直接向社會組織提供項目的方法。
競標可以幫助政府降低購買公共服務的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處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員的反對，需要建立起相關過渡的政府雇員機制。除公開競標外，在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公共服務時，西方發達國家還會採用協議定標的方法，如對監獄、醫院等服務的購買。
在美國，合同外包則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主要形式，被廣泛應用於社會服務領域。在合同外包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購買服務經歷了由設計型合同向績效型合同的轉變。設計型合同的特點是政府為投入和過程付費，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嚴格約束社會組織的行為；績效型合同則是通過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質量、效果等的評估付給費用。20 世紀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導地位後，績效型合同出現並普遍使用，使為公民提供的服務和項目質量最大化，便於有效測算項目和服務的最終產出。
另外，不管採取哪種購買方式，政府都應逐漸從公共服務直接生產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擔起公共服務規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責任。以英國政府做法為例，2001 年，布萊爾政府設立了公共服務改革辦公室，與公共服務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共同開展工作相關部委制定購買服務政策，下設具體的部門執行。同時，實行了中央與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擁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務決策權。在社會層面，獨立顧問團、專業消費者組織和行業自律協會在完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體系，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規劃、各級政府部門具體執行和社會團體予以輔助的政府購買服務管理體制。

⑤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可 借鑒的國際經驗有哪些

公開、公平、廉潔、監督、制約。

⑥ 如何建立服務型政府國外研究現狀

1． 完善公共服務職能。一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體系。加強公用基礎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公共教育設施、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等方面的建設，積極發展義務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保健事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努力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做到公共服務不「缺位」。二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總體水平。要根據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努力提高公共產品的總量與質量，使公平服務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力爭使公共教育支出、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達到全國平均水平以上。三是建立適合省情的公共服務模式。從公共服務支出來講，應以社會性公共服務支出為主；從公共服務消費來講，應當做到覆蓋面廣、水平適度、兼顧公平與效率；從發展過程來講，應當優先完善教育與科技公共服務；從公共服務供給來講，應當構建多元化、社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四是創新公共服務的方式。借鑒西方的做法，將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開放一些公共服務的市場，在一定范圍內允許社會組織和企業進入提供公共服務的領域。按照養事不養人的原則，探索麵向社會公開招標的方式，堅持政府購買勞務、購買服務，企業和社會組織應標承辦勞務和服務，進行合同管理，按合同兌現報酬。五是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務制度。這些制度主要包括義務教育制度、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公共醫療衛生制度、科技補貼制度、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制度、公共服務參與制度、社會合作制度等。六是實現人人享有公共服務的目標。滿足全體公民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需要，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貧有所助、病有所醫、幼有所教。

2． 加快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是把取消和調整的審批項目落實到位。對省政府決定取消的審批項目，任何部門和市（州）、縣（市、區）政府不準再行審批或變相審批；對省政府決定改變管理方式的審批事項，要按規定交由社團、行業組織或中介組織實行自律管理，並指導其制定操作規程，健全運行機制；對省政府決定下放管理層級的審批項目，要放得下、接得住，不攬權、不推諉。二是加強後續監管工作。認真分析研究取消審批後還需通過其他方式監管的事項，制定並落實後續監管措施和辦法。不斷探索行政機關履行行政管理職責的方法和手段，強化間接管理和事後監督，充分發揮行政規劃、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的作用。建立行政審批項目動態評估機制，對現有行政審批項目作進一步的調整。三是加快《行政許可法》的配套制度建設。建立統一受理行政許可申請、統一送達行政許可決定的操作規則，積極探索聯合辦理、集中辦理、統一辦理行政許可的制度。完善有關聽取第三人意見的程序，便於申請人、利害關系人陳述和申辯。要認真執行聽證制度，依法確定聽證的具體范圍，制定聽證規則。四是清理規范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逐步建立政府部門依法監管、社團和行業組織自律管理、中介組織依法執業的制度，按照「正確引導、依法規范、加強監管、嚴格自律、推動發展」的工作思路和分步實施、有序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地開展這項工作。

3． 明確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與途徑③。一是強化宏觀管理職能。主要是強化戰略引導職能；強化平衡協調職能，制定相關法律法觀，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強化保護職能，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幫助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規避風險。二是弱化微觀管理職能。以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改變政府管理經濟的基本方式。凡能由市場調節、企業自己決定、中介機構能提供服務的事項，政府堅決退出不再審批。能取消的堅決取消，能下放的堅決下放，不能「錯位」、「越位」。三是合理劃分行政職能。凡由省政府管理的許可權由省級政府負責，凡由市州政府管理的事項由市州負責，凡由縣級政府管理的事項由縣（市）負責。四是轉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政府應促進中介組織、行業組織等社會組織的法制建設，明確政府與中介組織、行業組織的關系，擺脫其與政府部門的從屬關系，割斷其與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臍帶」，實現真正的脫鉤，把社會管理的有關職能真正讓位於中介組織和行業組織。

⑦ 如何借鑒國外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采購

我國的政府采購模式選擇
當前 ,我國各地的政府采購改革實踐進行得如火如荼,全面推行政府采購制度的工作正緊鑼密鼓。而此前各級各地政府的采購改革實踐畢竟是一種自發實踐,隨意性和機遇性較強,規范化和制度化不夠,因而在操作及其結果方面差異較大。要實現我國政府采購的全國性建制,就必須確立采購模式。這個問題關繫到相應法律法規的制定,采購程序、方式方法、范圍的確定,采購機構的設置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確立我國政府采購模式應重視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並綜合考慮我國國情、行政管理實踐的需要及國際趨勢,以及各種模式自身的特點、優劣等因素,以確保所選模式的先進性和適應性。基於以上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政府采購模式以選擇集中為主、分散為輔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為宜。該模式的設想要點如下：
一是「大、重、普」集中采購 ,「小、輕、特」分散采購。即政府所需的大型物資、重要項目、普通辦公設備及器具如通訊、交通工具、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建設以及政府所需的重大服務項目等大宗采購應集中進行。而少量、小額低值易耗的辦公用品及短期、少量服務則由各部門自行分散采購。另外 ,各部門及部分公共事業單位如博物館、圖書館、科技館、醫院、學校等涉及技術性、專業性較強的特殊需要或緊急需要 ,也可由各部門分散采購 ;二是多層次、多中心的集中采購體系。該體系由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兩大體系構成。民用部門采購體系應在縣級以上各級政府相應地設立專門采購機構 ,負責各級政府的集中采購事宜。鄉鎮政府的集中采購事宜原則上由縣級采購機構負責。軍事部門采購體系可由各軍種自行設立 ;三是參照國外先進經驗 ,在采購方式上 ,除少數涉及國防、安全利益等因素的采購外 ,無論是集中采購還是分散采購 ,只要達到一定額度 (美國規定為 2 50 0美元以上 ;新加坡規定為 3 0 0 0 0新元以上 ) ,就應當採用招標采購；四是加強分散采購的監督管理 ,如改變傳統的觀念支付辦法 ,實行采購與付款分離制；堅持「四眼原則」(至少兩人同行 ,不能一人包辦 ) ；強調貨比三家 ,取得至少三個以上報價,才能實施采購 ;五是采購權由相對分散趨向相對集中。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建立實質就是對傳統采購做法的改革。與當今西方國家把高度集中的采購權適度下放的做法不同,我國是將分散的采購權適度集中。在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有選擇地以一些重大工程項目、交通、通訊設備 ,大型辦公用品以及環保、衛生服務項目為突破口,待時機成熟後 ,再逐步擴大集中采購范圍及份額。
選擇以集中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
(一 )半集中分散模式更適合我國國情
我國是一個大國,納入政府采購的部門眾多,領域十分廣泛。各部門、各單位的情況千差萬別 ,其所需的商品、工程和服務復雜多樣,還受幾十年傳統的分散采購做法影響 ,因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實行整齊劃一的集中采購。再說 ,實施集中采購需要一系列完善的主客觀條件 ,如各部門、各單位的認同與支持、市場機制的完善、相應法律法規的建立健全、有關監督、管理體系的建立、專業化及高素質的管理人員、配套的財務、服務體系等。這些條件的具備須經歷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但以我國現有條件 ,有選擇地進行重要項目、大宗購買的集中采購卻是可行的。近幾年各地政府采購實踐的成功舉行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二 )選擇半集中半分散模式也是解決我國現實問題的需要
首先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能堵塞財政漏洞 ,節約公共資金 ,制止浪費 ,緩解各地財政困難。當前 ,我國從中央到地方 ,各級各地財政都相當困難 ,是名符其實的吃飯財政 ,財政赤字較嚴重。以集中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模式確保政府消費的主要部分是集中采購的 ,從而節約這一部分消費至少 1 0 %以上的資金。近些年各地政府集中采購的資金節約率實際上遠遠高出 1 0 % ,有些項目甚至達到 3 0～ 40 %。如深圳的種樹招標,標的270萬,中標 1 40萬,節約率為48% ；種花計劃投資 650萬元 ,結果節約270萬元 ,節約率約 42 % 4。廣西南寧市民族廣場改造工程招標采購的節約率為 3 4. 8%。
其次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有助於防止和消除腐敗現象 ,維護清正廉潔的政府形象。眾所周知,多年來我國傳統的分散采購做法由於缺乏競爭性、公開性、透明性,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加之采購范圍較廣,金額巨大,因此在采購環節尤其是大宗商品的采購和建築工程采購中存在大量的吃回扣、撈好處、索賄受賄、貪污等腐敗現象。以集中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將把政府消費的主要部分按國際通行的采購方式及原則進行,對少部分分散采購也將實施嚴密監控 ,從而使政府采購活動在公開、公正、公平、透明的環境中運作,形成財政、審計、監察、供應商及廣大群眾全方位監督,有效地抑制以權謀私、暗箱操作等腐敗現象。
再次,半集中半分散模式有助於正確處理政企關系,實現我國政府采購與市場接軌。多年來,政企不分、政企難分一直困擾著我們 ,而如何處理好政企關系就成了我國改革所要解決的重點、難點問題之一。 2 0多年的改革摸索雖在此方面有所收效 ,但始終找不到政企之間的最佳結合點。實行政府采購制度 ,使政府通過集中招標采購 ,在采購市場與企業建立規范的經濟關系 ,政府不再是通過撥款、貸款以及行政指令來干預、支持企業 ,而是通過采購單來支持、影響企業 ,實現政府采購與市場機制的接軌。
第四,新的采購模式有助於實現宏觀調控,滿足擴大內需的要求。據估計 ,我國行政事業單位一年的商品及勞務支出約為 70 0 0億元人民幣 6。政府作為國內市場的最大客戶 ,可以憑籍手中的采購權來調控我國當前的一些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如增加社會就業 ,支持民族企業或殘疾人事業 ,扶持中小企業和貧困地區 ,救助災區 ,保護特種行業 ,提高企業質量及技術水平 ,使政府采購成為調控社會、經濟的強有力手段。
(三 )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符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趨勢 ,便於我國與國際接軌
政府采購制度經過約 2 0 0年的發展 ,逐步實現了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采購模式經歷了由集中向半集中半分散轉變的過程。進入 2 0世紀八、九十年代後 ,為適應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 ,各國紛紛進行行政改革 ,按照政府對經濟社會干預適度減少 ,權力逐步下放的行政理念 ,對政府采購模式進行了積極調適 ,即政府集中采購程度有所下降 ,部分采購權下放給各部門 ,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的色彩更為突出。但這種調適是有限的 ,集中采購仍是各國政府采購的重頭戲。我國選取以集中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 ,適應了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趨勢 ,便於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和擴大開放。另一方面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保持了一定的靈活性 ,在對外開放的特定時期 ,有利於保護民族產業和其他弱質產業。
(四 )我國具備了實行以集中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購模式的現實條件
我國對政府采購的改革 ,是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對舊的政府分散采購的種種弊病 ,人們早已深惡痛絕。但要徹底根除這些弊病 ,僅靠小打小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近年來 ,經過上至中央有關部委對國外政府采購的深入研究 ,下至地方政府推行集中采購的改革實踐 ,使人們認識到 ,集中采購權才是我國政府采購改革的根本出路。中央政府的決心、地方政府及廣大群眾的支持 ,可供借鑒的國際先進經驗、財稅體制的先期改革 ,以及市場機制的確立、買方市場的形成等 ,都是我國推行新的政府采購模式的有力保證。

⑧ 發達國家在財政預算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

由於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及其弱質性，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財政對農業都給予了大量支持和保護。總結和借鑒發達國家政府財政農業投入的成功經驗，對提高中國政府財政「三農」投入效率，以及制定「三農」財政政策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的一般做法
一般來講，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業發展，二是農業保護。財政農業發展資金主要用於農業技術開發與農業技術進步、科研和技術推廣、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擴大再生產和改善農業結構等。財政農業保護主要包括農產品價格支持與保護、農村環境治理與保護、農村救濟和農村社會保障等內容。具體講，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的一般做法可以歸納如下：
（一）財政農業投入方式
1. 農產品價格支持。為了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維護和提高農民收入，發達國家普遍採用價格支持方式實施農業保護。美國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實施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主要手段包括平價（保證價格）、融資、政府收購。政府財政主要通過設立商品信貸公司進行價格支持。政府授意商品信貸公司向農場主發放貸款，該貸款以穩定價格為目標，並用農產品作為抵押。當市場價格高於貸款所定價格時，農場主就出售產品償還貸款，當農產品出現剩餘時，生產者可按平價的一定比率（但高於市場的水平）把產品賣給政府①。從1961 年實行《農業基本法》以來，為促進城鄉收入平衡、刺激農業生產規模擴大、推動農業現代化，日本大幅度地提高農產品價格，並對農產品實行「支持價格制度」，使農產品價格提高幅度大於工業品上漲幅度②。
2.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發達國家始終對本國農業發展、農民收入採取高保護政策。由於主要發達國家早期的國內價格支持政策導致了國內農產品生產過剩和國際貿易中農產品價格扭曲，進而產生了一些農產品國際貿易爭端，因此，在WTO 農業規則約束下，各國不斷改變本國農業支持方式。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支持政策逐漸由價格支持為主轉向對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為主，如歐盟在2003 年取消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採取對農民直接的收入補貼政策。
（二）財政農業投入重點領域
1. 提高政府農業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為了提高財政農業投入資金使用效率，很多發達國家注重提高政府在財政農業投入過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歐盟和日本在這方面較為突出，分別提供了組織培訓農民、咨詢服務、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通訊設施建設以及支持農業技術研究等服務。由於這類服務范圍較廣，有利於農業基礎條件改善，而且不會產生扭曲，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在財力允許的條件下採取了有利於農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的措施。
2. 重點支持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根據WTO 規則，各國都不同程度地調整了本國財政農業支持政策。逐步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力度。從1995 年開始，日本較大幅度調整了對農業的財政支持政策，主要是在WTO 規則允許的「綠箱」政策范圍內，從過去以補貼生產、流通環節轉向支持農業的公共性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及支持生產結構調整等方面。歐盟與美國也不斷地對國內農業支持政策進行調整，且其調整的方向具有一定的趨同性，即增加直接補貼之外的其他「綠箱」政策的財政支出，尤其是大大加強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食品安全檢驗、病蟲害防治、基礎設施建設等公益性服務支出，加強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以及貧困地區發展等方面的支出。
（三）財政農業投入資金管理
財政農業投入是一個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預算管理、支出管理和財政監督均被納入整個國家財政支出管理框架。分析國家的財政支出管理，也就可看出財政農業投入的一些規律和特徵。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資金管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 預算管理。發達國家一般有較為嚴格的預算管理。以歐盟和德國為例，歐盟及德國政府農業財政預算程序，大致分為預算編制、預算審計、預算執行和預算執行後的檢查及績效考評四個階段①。
（1）預算編制。歐盟農業預算編制是在《歐盟預演算法》、預算條例和有關歐盟政策性文件的基礎上，緊緊圍繞中長期農業發展規劃（七年規劃）進行的。其目標主要是：穩定農產品價格，保障農業人口的充分就業，保護農業生態環境，保證農業的持續發展。
（2）預算的審議與通過。歐盟農業預算審議程序是，歐盟理事會將本年度農業財政預算上報歐洲議會，理事會上報的申請由歐洲議會專門委員會進行審議，第一次審議結果將反饋給理事會，由理事會組織進行修改後重新報議會再次審議。確保歐盟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平衡是歐洲議會審議通過農業預算的基本原則。預算經歐洲議會審議通過後，將被嚴格執行。
（3）預算執行。歐盟及德國農業財政預算一經議會審議通過即具有法律效益，各成員國和德國農業財政預算部門必須嚴格執行。為了更好預算執行工作，歐盟委員會設立了兩個基金會用於發放農業補貼。一個是歐洲農業保障基金會，主要負責管理直接補貼、出口退稅、倉庫補貼和農業生產津貼；另一個是歐洲農村發展基金會，主要負責管理農村機構。
（4）預算的檢查和評價。在歐洲和德國，預算的檢查主要由獨立於行政的審計機構來執行。審計院在農業財政預算執行方面的主要內容是審查執行單位的支出是否按預算執行，是否符合法律，是否經濟節約。此外，審計工作只服從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了審計機構的審計效率和合理性。
2. 財政支出管理。除了有較為嚴格的預算管理外，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財政支出管理。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建立了由國會、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分工負責、協調配合的財政支出管理體系。國會的管理主要是預算管理，通過審批預算，控制財政支出規模及其使用方向；審計部門主要審計預算編制和執行的嚴肅性、科學性，確保財政資金高效、依法使用。此外，日本財政支出管理具有依法管理、全面管理、經常性管理和實行財政公開等特點。
3. 財政監督。由於歷史制度傳承性不同、各國政權形式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其採取的財政監督類型亦各有不同。國內學者羅劍朝②（2004）將國際上財政監督總結為四種主要類型：立法監督制度、司法監督制度、行政監督制度和日本型的財政監督制度。本文僅以第一種類型即立法型監督制度為例進行說明。立法監督制度主要通過制定財政、財務管理、會計的相關法律，依法管理國家預算機關，審計機關和監督機關向國會負責。一般又分為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憲法對財政監督做出明確規定，如英國是在《憲法》中對財政支出最早作出規定的國家。義大利、德國和瑞士的《憲法》對財政收支的一切活動也均有規定，從預算、稅收、國庫到審計等均在法律范圍內進行。二是在憲法規定的基礎上，還設有專門對財政監督作出的更為具體的規定，如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
二、中國與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比較
近些年，中國對農業支持和保護力度不斷加大，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中國財政農業投入總量偏小和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相比，目前中國財政農業投入總量嚴重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雖然，中國財政農業支出金額呈增長趨勢，但是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1952 年至1998 年，中國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除了個別年份超過10%以外，其餘年份均在10%以下徘徊。1998 年至今，國家財政農業投入規模雖有了較大幅度增加，但是財政支農在全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仍沒有顯著提高，一直在8.2%以下徘徊。而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的絕對量和比例都是不斷增長的，如美國用於農業方面的財政投入額，從1970 年的64.3 億美元上升到1982 年的145.5億美元，占當年聯邦預算總支出的2.95%。如果把聯邦、州及地方各級政府的農業支出計算在一起，則農業預算在聯邦預算中僅次於國防支出。日本農業投入大量來自國家的財政資金。日本財政農業投入從1970 年的1785 億日元上升到1980 年的8859億日元，政府的農業投入在農業總投入中所佔的比重，1960 年為23.4%，1970 年為49.8%，1975 年為65.7%。不僅總量是不斷增長的，而且比重也不斷增長，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遠遠超過中國。
（二）中國財政農業投入結構不合理
中國財政農業投入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對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業科研投入不足。目前，中國大量財政補貼用於彌合購銷差價、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以及貼息貸款等方面。對農業教育、農業技術推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組織結構等方面補貼很少，中國農業科研和推廣費用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份額不僅很低，而且還不斷下降。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每年對農業的科研投入為60 億元，約占農業總產值的0.25%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為2.37%，發展中國家平均為0.7%-1%。中國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占農業GDP 的比重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行不合理的補貼結構不利於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生產力低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問題，不符合WTO 農業規則，不利於農業生產的市場化和國際化。
（三）中國財政農業資金投向不利於現代農業發展
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村發展離不開政府大力支持和投入。同時，政府農業投入應根據農業發展階段和程度而有所不同。目前，中國財政對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業科研投入的資金嚴重不足，對發展現代農業極為不利。相比而言，發達國家則是逐步按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來確定資金的投向，其補貼機制也相對比較合理而全面。隨著現代農業發展，發達國家用於農業方面的財政資金不再只局限於農業生產、開發等領域，而是逐步按照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確定農業投入方向，並把資金投向有關流通部門。發達國家都把農業研究、開發作為投入重點，例如美國和日本等國在農業資源環境養護、培養農業人才、基礎設施投入、種植結構調整、鄉村建設以及農民的直接收入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給予很高補助。
（四）中國財政農業投入沒能很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調控作用
農業是一個投入產出水平低的物質生產部門，發展農業要求有較多的物質、資投入，僅靠財政資金是不夠的，必須充分調動社會資本、金融資本和個人資本合理投向農業。除了直接支農的職能外，財政資金還應具有調動社會資本、私人資本和調控農業資金投向的職能。目前，中國財政農業支持實行分塊管理，部門分割嚴重，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合力，而且政府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監督機制落後，資金使用效果差，在現行體制下，普遍存在支農資金被擠占、挪用的問題，不能有效吸引社會金融資本、個人資本向農業投入，就更談不上財政資金與金融資本和個人資本結合形成農業投入的合力。在這一點上，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就值得我們借鑒。比如，日本的「制度金融」的做法就值得借鑒。日本政府通過「制度金融」，不僅起到了調動私人資本投向農業的作用，而且還能夠左右投資全局，引導投資方向，為貫徹產業政策，不斷促進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基本保證。
（五）中國財政農業投入的有效監督不足
有效的財政監督是保障財政資金高效運行的重要條件。中國現行財政農業投入政策缺乏有效監督，在宏觀上表現為國家缺乏對財政農業投入到位狀況的監督保障，以補貼為例，國家財政對農業的補貼和投入往往有一定比例不能及時到位或根本不能到位，被短期或長期移作它用，補貼資金流失嚴重。在微觀上表現為財政缺乏對農業補貼立項預算、審核和效益跟蹤管理，監督不力和補貼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極大地影響了補貼政策整體功能發揮。在法國就有一套相對完善的財政監督體系和機構，設有審計法庭、財政總監和財務監督官，他們對中央預算和地方預算進行事前和事後監督，通過監督體系來檢查財政收支是否合法。
三、發達國家財政農業投入管理經驗借鑒
在長期的財政農業投入實踐中，隨著社會經濟和農業發展，發達國家不斷調整財政農業投入政策目標，並不斷調整財政農業支持方式保證財政農業投入效率。隨著現代農業的不斷推進，財政農業投入的項目選擇也日益公益化。此外，財政農業投入的引導功能逐步增強，即依靠一定的財政資金，調動較多的金融資本、個人資本和其他社會資本投入到農業發展中，形成農業投入合力。政府通過制定相應政策措施，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經濟引擎」的牽頭作用，引導和增強其他投入主體對農業投入的積極性。
發達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與管理經驗，對中國政府財政支農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的財政支農政策，提高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率，我們應做好以下工作：一要確保政府財政農業投入總量持續增長，合理配置資源，提高投入效益和資金使用效率。二要加快農業立法工作進程，逐步將財政農業投入法律化，把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由政府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加快制定《農業投資法》和《農業財政投資監督保障法》，並通過投資立法，約束政府財政農業投入行為。三要順應WTO《農業協議》要求，用足黃箱，同時將「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更多的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支持措施。同時，將投入重心轉變為以間接投入為主，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開發、推廣、教育和服務、加大基礎建設投入、加大對環境保護和生態農業的投入。四要轉變財政農業投入監督方式，構建「立法監督+ 行政監督」的復合型農業財政投入監管體系，可考慮設立獨立於政府部門的農業補貼（撥款）和監督委員會，將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逐漸由政府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

⑨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有哪些

1.政府購買公共來服務自涵蓋大多數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教育、公共衛生、文化、社會服務等主要公共服務領域。
2.非營利組織是公共服務購買的重要承接主體。
3.購買類型一般分為核心合作或長期合作以及短期項目支持兩種。
4.在購買方式上，公開競標是最典型的模式。

5.資金撥付流程有多種形式。
6.對於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立法規定健全。
7.公共服務購買有一系列較為嚴格的操作程序。
8.以結果為導向的監管制度。
9.除簽署合同購買服務外，公共財政資金對於非營利組織的支持還有三種形式：資助、競爭性或隨意性撥款、減免稅的間接資助。
10.國際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發展趨勢，大致分為內生型和外力型兩種模式。
11.服務購買也與向社區地方轉移職能、增強地方治理能力的趨勢相關。
12.目前各國公共服務購買中體現出的問題與公共服務的難測度性和非營利組織的運作特性有
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