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原因

1. 平均化和均等化有什麼區別

1、指代對象不同

平均化屬於一刀切，也就是對於全體不區別個體。均等化允許個體與個體之間有差距，但在執行中縮小它的差距。

2、前提不同

均等化並不等於絕對平均化，並不是強調所有公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務，而是在承認地區、城鄉、人群存在差別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標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多是機會均等、制度共享的概念，而不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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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化和均等化的目標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

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供給不均」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

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

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

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

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

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2.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述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3. 我國為什麼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4. 基本公共服務為什麼均等化而不是平均化

之所以如此,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後出現的新特點有密切關聯。這些新特點是回: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答的成就舉世矚目;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所凸顯。通過市場化改革,我國的 財富增長很快。接下來需要考慮如何讓財富的支配和消費更加公

5.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

6.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政府主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不完善。在我國，政府同時扮演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專者和監屬督者兩個角色，這使得對基本公共服務缺乏有效的監管，從而容易產生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此外，由於政府長期的導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導致政府傾向於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經濟建設領域，而忽略了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從而，制度層面上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無法均等化。
第二，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失衡。這主要體現在地區間失衡，其背後是嚴重的城鄉二元化現象。如社保、教育、醫療等資源集中於大城市，鄉鎮等地區則鮮有覆蓋。
第三，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間公共服務提供失衡，除上述的資源集中於城市外，制度上也更為偏向城市，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其完善程度上遠不及城鎮醫療制度，農民的醫療保障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
未來，我國改善基本公共服務面臨著比此前更為嚴峻的壓力，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會更加激化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2012年末，我國超過60歲老齡人口佔比已經達到14.3%，據預測，到2015年會達到16%，到2030年總數會翻一番，這將對我國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產生極大壓力，因此目前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7. 我國為什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日益增長，對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從理論方面看，首先，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社會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我們既要著眼於確保每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和公平發展的機會，又要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其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內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可以有效改善預期、釋放需求，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更加強勁持久的內需動力。再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服務型政府，關鍵在於完善政府社會服務和管理職能，強化其為發展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表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從實踐方面看，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都表明，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務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市場機制卻存在失靈或局限性，需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機制來彌補。

8. 實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文化意義是什麼

公共服務均等化，簡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服務，享受的機會是平版等的。
概念
公共權服務均等化是公共財政的基本目標之一，是指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於公平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比較突出，並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並已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焦點問題之一，實行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當前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所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以及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

9.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

10. 高中政治 「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怎麼理解

一般地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回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答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最基本的條件的均等。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務，如就業服務、社會救助、養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業性服務，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科學技術、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基礎性服務，如公共設施、生態維護、環境保護等；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務，如社會治安、生產安全、消費安全、國防安全等。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