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特區服務型政府公共政策的創新

① 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原因分析

一、政務公開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路徑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推進政府轉型，而政府轉型的基本目標取向是建設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內在地包含了民主、法治、責任、有限、透明、廉潔、效能等特徵性要素。服務型政府首先應該是透明政府。政務公開不僅是建設透明政府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塑造服務型政府其它特徵的必要條件。

政務公開對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意義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政務公開可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知情權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公眾不但有權利知曉政府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有權利知道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果如何。也就是說，政府行政的行為目標、行為意圖、行為手段、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都應當是透明的，全方位向社會公開的。政務公開的基本指向就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實質體現為一種公民權利。以半公開或暗箱操作的方式行事的政府不可能是完全服務於公民社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其二，政務公開有利於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政府的公共政策過程最大化地讓公民參與，是現代服務型政府區別於傳統管制型政府的基本特徵。服務型政府是以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為使命的政府。沒有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民意得不到充分表達，政府不了解民意，公共政策不能反映民眾的普遍需求，「人民政府」將失去其合法性，所謂公共服務型政府也就無從談起。政務公開使政府的公共服務項目公開化，人民在普遍知情、知政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參政議政；政府也才有可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其三，政務公開有利於社會約束政府行為，防止公共權力被濫用。我國憲法賦予人民監督政府的權利和政府官員接受人民監督的義務，政務公開為公民評價政府工作、捍衛個體權益不受侵害、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實現提供了可能。「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政務公開使公共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減少了官員利用權力進行幕後交易的機會，也使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成為可能。其四，信息服務是服務型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社會80％的有用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務公開使政府成為社會信息發布的主要渠道，公眾點擊政府門戶網站就可以獲得他們需要的大部分信息，這不但極大地方便了民眾，可以有效增進社會福利，而且有助於改善政府形象，增進政府信譽，樹立政府權威。

二、政務公開過程中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一是政務公開的表面化。或者形式上公開，但內容空虛，沒有明確具體的程序，不能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或者一陣風公開，缺乏檢查落實的措施；或者避重就輕，對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隱而不報，回而避之。

二是政務公開偏狹化。或主體范圍偏狹，將政務公開的主體局限在鄉（鎮）和市（縣）級政府機關；或內容範圍偏狹，僅停留在公布通知、通告、規章，缺少指導民眾如何辦理事項的信息，更缺少事後的反饋評價信息；或方式渠道偏狹，手段落後單一，多局限於發布簡報、編制目錄流程，很少聚焦辦事窗口，追蹤事實真相。

三是政務公開缺乏保障機制。對應當公開而不予公開的責任主體，多停留於內部行政追究，缺少面向社會的法律追究機制；工作人員整體素質偏低，業務能力和辦事效率都不能適應政務公開必需的專業技術要求；政務公開監督組織不健全，運行不規范；經費無保障，政務信息搜集、整理、編制、查詢、維護等環節都面臨資金不足的壓力。

四是政務公開缺少制度約束。一些地方政府在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過程中仍存在著隨意性和非法制化的現象，政務信息是否公開或是否及時公開，完全受制於政府主要領導或政府部門領導的權威批示和行政認可，政務公開的行政化和人治化色彩仍十分濃厚，導致重要政務信息的半公開和滯後公開現象，人民群眾仍然難以得到及時而真實的政務信息。

政務公開是一項復雜的信息系統工程，對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也必須用系統的觀點去分析。
首先，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和執行者缺乏服務意識和群眾觀點是政務公開不力的思想根源。「領導中心論」和「官本位」思想仍然在政務公開工作中時時作怪，於是「我想公開什麼就公開什麼」「我高興何時公開就何時公開」的作派遠遠壓倒了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和維護。有些領導在政務公開中，一怕權力受到削弱；二怕群眾知情鬧事；三怕單位利益受損，就是不怕政府公信力的喪失。

其次，公民自我權利保護意識薄弱是政務公開缺乏民主監督的社會原因。由於我國公民社會的發展起步較晚，公民意識普遍淡薄，導致多數公民意識不到公共信息的知情權和政府管理的參與權也是自身的基本權利之一，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自己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的神聖權利。

然後，缺乏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穩固的制度平台是政務公開工作存在障礙的法制原因。根據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和現代法治理念，法律環境與制度平台的缺失和脆弱將直接導致權利和義務關系的錯位甚至顛倒，從法治的角度看，政務公開的正常化有待於法治環境的根本改善和依法行政的完全實現。

再次，考核監督體系不健全是政務公開工作不力的重要動因。目前地方各級政府大多將政務公開考核納入政府工作的統一考評中，而沒有將其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體系中，沒有與領導職位升降和獎懲掛鉤，缺乏有效的激勵與懲戒機制，加之人大監督機制和公眾自我維權意識的缺乏，使得政務公開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等不良習氣仍有生存空間。

最後，政務公開缺乏規范的程序，過分強調行政相對人的義務程序而弱化行政主體的義務程序，也是導致政務公開障礙重重的原因之一。

三、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務公開制度

第一，完善政務公開的載體。公開的載體要多元化，除運用公開欄、明白卡和廣播、電視、報刊媒體等傳統形式外，重點要提升政務中心和政府網站兩大載體。凡老百姓辦事的項目、政府投資的項目，應一律納入政務中心管理。政務中心要既「掛號」又「看病」，實行「一站式、一條龍」服務。各級政府門戶網站要講求實效，辦成電子政府的門面，實現網上公開、網上審批、網上評估、網上考核，網上監督。

第二，提高政務公開的質量。一是信息要真實。二是內容要具體。如鄉（鎮）政務公開就要緊緊圍繞新農村建設和現代化農業建設來具體公開財政撥款的使用情況、徵用土地的補償情況、農民增收情況、支農惠農政策規定、集體資產和財務收支情況、義務教育減免學雜費情況、農村醫療保障進展情況以及救災、救濟款物發放、軍烈屬優撫、計劃生育獎勵、最低生活保障費的發放等群眾最為關心的政務信息。三是公開要及時。切忌公開的信息成為明日黃花。同時要按《條例》要求編制和公布公開指南和公開目錄，嚴格審核公開程序。

第三，完善政務公開的保障機制。一是加強領導，提供組織保證。按照「黨委統一領導、政府主抓、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的要求，進一步健全政務公開工作機制，做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共抓落實。二是完善工作體系，健全配套制度。特別要在構築領導責任體系、公開預審體系、評議監督體系和考評追究體系方面健全和完善各項配套制度。三是加強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各責任部門要在經常督促檢查的基礎上促進系統抓、抓系統。紀檢監察機關要與各責任部門協調配合抓好督查。

第四，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不斷創新，發揮好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的參與積極性。在政務公開方面也要注意加強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改善政府對公民訴求的反饋能力，同時要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對公民、企業和公共組織分層次地提供信息服務，並且力求以不同的公開形式提供便捷地政務信息服務。

② 海南大學有多個校門

海南大學有3個校門，分別是新南門，北門，東門。校區新南門是世紀大橋，直通橋西教師區，再往西就是美的海口灣。北門附近有著名的白沙門公園和瓊州海峽海灘。南門附近是海口市教育局和海南廣播電視大學海甸校區。東門對面為海口市人民醫院。

(2)海南特區服務型政府公共政策的創新擴展閱讀

海南大學的辦學四大特色

學校經過仔細研究，最終確定了最能體現區域特色，又符合地方以及國家需求的四個學科方向，那就是熱帶、海洋、旅遊、特區。

在熱帶研究方面，海南大學專門設立了熱帶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部，重點聚焦熱帶農業、熱帶植物、熱帶畜牧業、熱帶漁業、熱帶旅遊、熱帶海洋資源等學科方向的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

與此同時，學校以科研創新平台和人才資源優勢為依託，建立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大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在人才隊伍建設上，學校堅持「引進來、送出去，強化本土培養」原則進行師資隊伍建設探索，為開展海洋研究打造出了一支高等教育的「夢之隊」。

學校自主培養了省內唯一的「長江學者」並打造了海洋領域的研究團隊，同時還引進了專門從事海洋建築化學及相關新型建築材料研究的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

作為培養本土人才的高地，海南大學立足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著重加強了旅遊人才儲備和資源條件建設。

2010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順利完成收回旅遊學院的共作，使旅遊學院真正成為海南大學的一份子；同年，在省校合作框架下，經省政府批准，海南大學與南開大學聯合成立了「海南國際旅遊島發展研究院」。

學校在「海南經濟特區體制機制創新研究」學科上，立足海南經濟特區體制機制建設，依託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學科，圍繞海南經濟特區法制建設、大特區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服務型政府管理體制創新、國際旅遊島建設體制與機制創新等方面開展研究。

③ 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後得到了怎樣的發展

經濟特區
中國政府允許外國企業或個人以及華僑、港澳同胞進行投資活動並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在經濟特區內，對國外投資者在企業設備、原材料、元器件的進口和產品出口，公司所得稅稅率和減免，外匯結算和利潤的匯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屬隨員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續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
從特徵上講，經濟特區是我國採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吸引外部資金、特別是外國資金進行開發建設的特殊經濟區域；從功能上講，經濟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窗口、排頭兵和試驗場。這既是對經濟特區特殊政策、特殊體制、特殊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經濟特區承擔的歷史使命和實際作用的概括和總結。
國家的經濟特區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實際上現在各個省、各個市都還有自己的開發區之類的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經濟特區，只不過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名義而已。
我國經濟特區的主要特點是：
1.特區經濟發展的資金以利用外資為主；
2.特區經濟活動以市場調節為主；
3.對前來投資的客商給予特殊優惠和便利；
4.國家給特區較多經濟自主權。
建立經濟特區的重大意義在於：
1.可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力；
2.可以利用外商銷售渠道，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和慣例，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
3.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了解世界經濟信息；
4.有利於學習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培訓管理人才；
5.可以擴大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

④ 作為一名國家公務員應如何遵徇和創新社會公共政策

那肯定是遵循相關政策規定通過自己的奮斗和努力來為國家創造一定的財富，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想好法子和對策總能為國家的公共政策做一番創新，祝您成功謝謝採納

⑤ 現代政府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關鍵詞：公共服務；職能；建立方向 一、公共服務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及特徵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指按照公眾的意願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以回應公民和社會的需要為政府職能定位，建設依法、有效、透明、負責和公正的政府，其根本的目標是公眾滿意。因此，公共服務型政府既不是簡單地強調服務態度的轉變，即所謂「微笑服務」，也不僅僅是把政府的職能轉變為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而是強調這種對公共服務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願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標是公民滿意。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效率、公正、責任、規范、透明、合法等無疑都是現代政府的特徵，也是現代社會中任何一個謀求合法性的政府必須倡揚的價值和目標。但現代政府最本質的特徵在於對其角色的基本設定，即按照公眾的意願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回應公眾的要求。這也是服務型政府區別於其他類型政府，如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效能政府的基點。 二、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主要職能 作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應具備以下主要職能： 提供製度供給服務。作為秩序化的代表的政府，必須為人們和社會提供社會秩序的制度供給，也就是要為社會制定一個權威的、人人必須遵守的制度框架或者制度模式。制度供給的內容非常多。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財產權制度、財政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服務型政府最好和最大的服務就是良好的制度供給。 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務。服務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要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為解決社會穩定發展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制定政策。如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政策、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等。政府在基本制度已經確立以後，其主要的服務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務。 提供公共產品。從理論上講，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徵決定了不能通過市場解決，而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的提供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盡可能在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讓社會組織來提供，但是政府要做好組織工作。 提供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是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時的勞務行為的總稱。實際上，它是解決政府如何提供製度供給，如何採取和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服務行政理念的指導下，在服務程序、態度、效率等方面為當事人提供熱情、快捷和周到的服務，而不是冷漠的官僚主義者。 三、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基本原則 分權原則：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遵循科學分權原則。首先是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合理分權，使權利科學定位並准確歸位；其次是權力下放，科學分解職能，擴大地方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自主治理權；再次是通過制度和體制創新使社會公眾切實享有政治、經濟、社會事務的參與權和管理權。 法治原則：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是有序的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無論是服務的政策、手段，還是服務的程序都要法治化。法治原則要求政府建立健全適合現代服務行政要求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實體法，依法重構和規范行政審批制度。 責任原則：服務就是履行責任。責任原則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而有制約機制的服務行政責任體系，使社會公眾能夠有效監督政府，真正實行民主行政和責任行政。服務行政責任體系應當由經濟、政治、法律、道德沮會等方面的責任制度構成。 效能原則：效能是效率、成績、功能的統一體，效能最大化是現代管理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的。科學的發展觀更加註重政府的服務功能，因此，公共服務型政府不僅要追求可以量化的服務成效，更要追求能夠使經濟、社會、自然可持續、協調發展的服務功能。 競爭原則：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以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為運作平台的，競爭型政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為政府與市場、社會公眾之間的競爭關系，要求還權於市場和社會公眾，還利於民；另一方面表現為區域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要求引入企業經營管理理念，服務、推動並參與競爭，政府通過競爭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務職能。 四、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方向 根據政府服務職能的定位，構建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模式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一）公共服務職能的顧客導向 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的社會職責是根據顧客的需求向顧客提供服務。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封閉的官僚機構，而是負有責任的「企業家」，公民則是「顧客」或「客戶」。

⑥ 公務員應如何遵循和創新社會公共政策

那肯定是遵循相關政策規定通過自己的奮斗和努力來為國家創造一定的財富,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想好法子和對策總能為國家的公共政策做一番創新,

⑦ 從哪四大戰略定位透析海南未來發展前景

適值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之際，海南迎來了新的四大戰略定位：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這為海南下一步發展確立了更高的戰略定位，指明了全新的發展方向，體現出黨中央對新時代海南在擴大開放方面闖出一條對全國有可復制可推廣經驗新路的殷切期望。隨後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就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海南描繪了一幅未來發展的絢麗藍圖，同時為實現這一雄偉目標制定了具體的時間表和線路圖。

海南是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也是唯一一個省級經濟特區。與國內其它自貿區和單一城市經濟體相比，海南作為單一省級行政區劃，整體上是在更大地理空間范圍內建設自貿試驗區，其建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和最終的成功將會在全國范圍內產生更大的帶動效應、示範效應和輻射效應，所謂的「可復制性」和「可推廣性」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

三、如何建設中國特色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

海南全面深化對外開放、建設中國特色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簡單地說就是要讓一切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要素都能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在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條件下自由流動起來，就是要讓國內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切要素出得去，讓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貨物、資金、人員等外部要素進得來。通過上述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實現資源高效率、高效益的優化配置，滿足要素報酬遞增和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縱觀國際上的各類自貿區，大致劃分為自由港型、工貿結合型、貿易型、出口加工型、保稅倉儲型等多種類型。

與其它類型的自貿區相比，自由貿易港被視為目前國際上開放水平最高的經濟特區，其在政策上自由度更高，在市場准入方面門檻更低，在投融資方面也更為便利。由此可見，作為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自由貿易港的建設對所在地區的經濟運行的體制和制度設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年來，我國已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相對而言，海南的發展基礎仍較為薄弱，起點不能說很高，所以困難和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於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我們既要站在更高起點上謀劃和推進改革，也要認識到任務的長期性與艱巨性，通過潛心研究海南省情和國際通行的自貿區建設和發展規律，瞄準自由貿易港這一高水平開放新形態，尋找突破口和著力點，時不我待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第一，以進一步解放思想為突破口，掃除一切不利於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的戰略定位，尤其是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制度設計為海南沖破現有一切阻礙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固有觀念和體制機制束縛提供了契機。海南全省上下應統一思想、形成共識，應通過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改革創新體制機制等方面所進行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做到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逐步形成制度成熟、規范有序、運行高效的自由貿易區（港）政策和制度體系。

第二，從理論和政策上釐清改革與開放的關系，只有改革與開放同步推進、相輔相成，海南才能最終到達勝利的彼岸。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是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不二選擇,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順利崛起的不竭動力源泉。就二者關系而言，改革是為了更好更有序地開放，開放也無疑會促進改革進一步深化，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還是後來設立的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新區,雖然各自肩負的使命不同,但無一不是體現和展示了「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大膽實踐。海南作為相對落後和缺乏市場腹地的島嶼經濟體，擴大對外開放是海南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樣，海南要打造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也必然要改革和掃除一切阻礙開放的體制機制和制約。

第三，要把「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落實到每一個領導幹部和海南人的行動中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建設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一前所未有的壯舉和崇高使命要求我們來不得半點「急功近利」心態和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時刻保持爬坡過坎的壓力感、奮勇向前的使命感、幹事創業的責任感，和時不我待的精神狀態，致力於在改善營商環境、吸引高端緊缺人才、提升政府和社會公共服務的國際化水準等方面取得讓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質性成果。

第四，要以制度創新為抓手，把海南打造成我國開放層次最高、營商環境最優、聚才優勢最強的新特區、新標桿、新高地。建設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需要破除一切不利於深度開放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因為這涉及到各種既得利益的調整和新的用人制度的形成，所以對很多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場「革命」。同時，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穩定和透明的的制度體系，我們還要逐步探索高度自由化和高度便利化的貿易與投資政策，以及與此相關的土地使用政策、用工政策、外籍人士的長期就業和居留政策、市場准入前的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政策，甚至符合未來海南自貿區（港）特點的公共服務政策等，這些政策設計伊始就應該牢記海南的制度創新應作為將來建設其他自由港或者高度開放的內地自貿區參考、借鑒和推廣的「海南經驗」這一重要使命。

第五，採取「拿來主義」和自我探索相結合的辦法，是現階段加速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可行路徑。結合海南自身特點，有針對性、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內外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成功經驗，不失為當下海南此類經驗不足、人才匱乏和急需「成果效應」示範的一個可行而便捷的路徑。自由貿易港形態各異、多種多樣，既有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功能復合型的「整體自由港」，也有迪拜、倫敦模式的「腹地自貿港」。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可在充分考慮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借鑒中國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的成功經驗和實踐，建設初期以提高行政審批效率、推動投融資和貿易自由化、營造良好的監管和賦稅環境、完善商事爭端解決機制、便利人員與服務自由流動等領域的改革與制度創新為著力點，逐步達到建設全方位、高水平開放的港城融合型自由貿易港的最終目標。

第六，抓住決定海南改革開放成敗的「牛鼻子」不放鬆。在關鍵因素、關鍵制度、關鍵障礙、關鍵領域上精準發力、持續發力。以「重要窗口、試驗平台、開拓者和實幹家」要求為目標導向，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大無畏氣概，去攻克新時代萬里長征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個「堡壘」、拿下一個個「山頭」。

總而言之，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能否最終取得成功，高水平、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一流的科技與管理人才、優質的營商環境和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就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並且是關鍵因素中的關鍵。

我們的事業前無古人，我們的事業光榮而艱巨。我們惟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以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和只爭朝夕的緊迫感，進一步發揚特區精神，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更好擔當起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惟其如此，海南成為展示中國風范、中國氣派、中國形象的一張靚麗名片便指日可待。

內容文字來自新華網

⑧ 遲福林的研究領域

20多年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
2008年「兩會」期間，《人民政協報》發表專訪，概括遲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現在是學者，卻曾經是官員。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每年主持多個改革熱點課題的研究，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於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內外，使這個位居天涯海角的『學術重鎮』以巨大能量輻射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稱為改革『智囊』的遲福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遲福林從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起航，長期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極大的熱情和激情，圍繞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政策需求，潛心研究改革發展的重點、難點、熱點課題。發表論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專著22本，主編改革研究報告58本。遲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前瞻性、戰略性和對策性。9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筆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許多被直接採納，有的被用作中央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參閱件。他以服務於改革的政策決策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決策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回顧遲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課題，可以看到他竭心盡力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的歷史軌跡。1991年，遲福林提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隨後又提出從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過渡的改革思路；同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從「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輔」逐步過渡到「以個人賬戶為主」的中國社會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主張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他先後提出的「從國有企業到國有資本——關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主張」、「國有資產市場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國有控股公司深化國企改革重頭戲」、「歷史的必然——國有資產市場化」、「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等觀點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觀點，其中「我國股份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正確方針」一文獲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海南新體制構架與實踐》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圖書獎，「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文獲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優秀論文獎，「當前確立勞動力產權至關重要」一文獲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1993-1995年，在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擴張過猛，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遲福林主持經濟快速增長與抑制通貨膨脹課題，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的五十條建議」，受到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被國家有關部委在制定政策時大篇幅採納。1996年，遲福林主持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課題，提交「以解決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農民土地使用權課題」，提交了以「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題的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該建議報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的參閱件；「賦予農民長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被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直接採用，「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至少30年不變」、「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應當給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抵押權」等建議，在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過程中被用作參考資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形成的研究報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調用50套作為參考資料。1998年-2002年，遲福林連續5年主持「基礎領域改革」課題，重點研究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公共部門的市場化改革，提交的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基礎領域改革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有專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對深化壟斷領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 2003年SARS危機中，針對突發性公共安全危機中政府角色的現狀，遲福林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議，呼籲「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網路，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產品」。2003年以來，遲福林致力於政府轉型與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後提出 「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立並完善公共服務體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層領導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對改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海南經濟特區20年改革發展的某些重大戰略決策，都與遲福林的研究密切相連。1988年-1993年，遲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全面工作，負責海南特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創立「個人賬戶與社會共濟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海南模式，為海南特區率先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並取得成就、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做出了貢獻。隨後又主持「海南特別關稅區」課題，形成上、中、下三個總體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到多方面的贊同。90年代中期，遲福林主持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研究課題，形成《關於實行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的建議報告》，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關注；他長期堅持洋浦自由港區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關於洋浦自由港區建設的研究報告和建議報告，為中央相關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建設發展決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體制機制課題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構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研究報告》。2001年我國入世在即，遲福林主持海南經濟特區通過產業開放拉動產業升級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設海南國際旅遊島的建議，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國際旅遊島可行性研究報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總體方案）》；2008年根據海南省政府的委託，研究提交《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行動計劃》；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國際旅遊島——政策需求與體制安排》，省委書記和省長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關部門參閱，並上報中央相關部委。 遲福林已從躊躇滿志的改革研究初嘗者轉變成為著作等身、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改革研究專家。豐碩的成果是他繼續鑽研、孜孜以求的新起點。近五年，他以政府轉型研究為重點，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新階段的經濟社會轉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我國後轉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改革研究的廣闊視野
一、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
早在2000年，遲福林在《中國：改革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一書中就對我國改革開放作了回顧和前瞻。他認為，同過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復雜多變的國內環境面前，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個基本的估計和判斷至關重要。改革開放30年之際，遲福林在深入研究總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他認為，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既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層面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遲福林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需求結構，以及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等，可以作為判斷發展階段的基礎，其中一個分析視角是把發展階段劃分為生存型階段和發展型階段。在生存型階段，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階段，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逐步聚焦於人的自身發展。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廣大社會成員要求加快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全面創新，使之與發展型階段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遲福林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等五個方面，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2000～2003年）開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這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改革開放30年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軌跡及其引申》，《改革》雜志，2008年第10期）。作為一名以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遲福林強調，從生存型階段步入發展型階段，不僅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也意味著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式等，都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遲福林將這些歸納為三大矛盾，即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結構建設滯後的矛盾。遲福林將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為他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提出了諸多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前瞻性的觀點和見解。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日益突出的諸多矛盾。比如，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相當突出，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能源、資源等問題全面快速凸顯，環境問題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些矛盾，遲福林從更深層次剖析，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產生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議「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光明觀察》，2006年10月10日）。遲福林認為，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行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其客觀性。一是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性特點；二是經濟增長中的階段性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初，當企業還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資主體、建設主體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各種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成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的突出因素。遲福林判斷，「從總體上來說，我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和時機都很成熟」。他建議政府應由經濟建設主體轉向創新環境主體，把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作為重要職能，加快行政配置資源向市場配置資源的轉變，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而實現三大轉變：即從注重生產向注重消費的轉變；從注重經濟增長向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轉變；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向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人民網，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導低碳經濟和綠色復甦的背景下，遲福林將資源環境問題作為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他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現日趨尖銳的趨勢。盡管我國資源總量豐富，但許多關鍵資源的人均佔有量要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階段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物質資源消耗為主，沒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這不僅使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效不斷降低，也帶來了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處在歷史新起點的我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第1期）。遲福林認為，市場化改革仍然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需要深化市場化改革，在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一是盡快解決資源環境制度安排的內在缺陷，為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製度保障；二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快資源要素市場化進程；三是實現環境保護和利用的「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後於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服務體制研究
2005年，遲福林提出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徵，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與再分配》，《經濟參考報》，2005年12月19日）。他強調，我國在成功解決私人物品供應之後，已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遲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十一五」時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2月20日），建議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相結合，將之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中國改革報》，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進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改革和規范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與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2007年，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託，遲福林帶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承擔《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的研究撰寫工作，形成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在這份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遲福林呼籲要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追求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這一觀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四、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
2003年SARS危機期間，遲福林對這一危機背後隱藏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轉型，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此後，遲福林在政府轉型研究領域形成了大量學術成果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學界、政界和媒體中贏得廣泛共識並產生積極影響，許多建議被政府決策部門採納並付諸實踐。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政府投向公共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財力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形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仍是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政績考核中經濟指標優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此，遲福林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並明確政府轉型的五項主要任務：一是從優先於經濟目標向優先於社會目標轉變；二是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變；三是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四是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五是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SARS危機後的我國政府改革》，載《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他認為政府改革是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和重點，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標，要以人為本，著眼於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議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同時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遲福林敏銳的觀察到社會矛盾和公共需求的變化，深入思考這些變化與政府轉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需求結構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是，我國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認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按照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光明日報》，2005年7月19日，《新華文摘》，2005年第18期）。遲福林對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2007年，遲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續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相繼形成「推進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條建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16條建議）」等政策建議報告。2008年3月，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時提出，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第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於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第二，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統籌中央與地方關系，實質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
五、危機挑戰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遲福林主持了「增長與改革」、「擴大內需的體制與政策」、「危機挑戰改革」等課題，探索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的難題。他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場災難，帶來世界經濟普遍衰退；危機又是一次機遇，它促使各國、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深入反思傳統發展模式的弊端，尋求改革創新，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他認為，危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往往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契機。在採取反危機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需要積極主動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遲福林認為，我國發展當前面臨的困難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滯後的交織，是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的疊加，集中表現為體制性、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內需不足。擴大內需既需要對相關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更需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他認為，在提高城鄉居民消費傾向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措施中，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短期看，它有利於提振信心，形成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從中長期看，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階段增長方式轉變和公共需求轉型的難題，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重要內容，成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行政改革的結合點，成為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和改革動力的社會基礎。 遲福林在其主編的《危機挑戰改革》結語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重要而深刻的變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對30年後的改革提出階段性的新要求」。這就需要有更多關注改革，為改革竭心盡智、無私奉獻的人。對於遲福林這位多年如一日殫精竭慮促改革的學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將是其一生追逐的夢想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