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比較中外財政支出的結構
題目：國外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及其困境比較分析
不論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都構成了其整個國家各項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財政則是各級政府維持其自身運轉和發揮各項職能的關鍵性因素。公共財政理論認為,根據受益范圍可將公共產品分為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後者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符合公平與效率原則。當前,財政聯邦制(財政分權)成為各國處理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准則之一。政府間事權財權明確劃分、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擁有較為固定的財政收入來源、地方財政擁有相對獨立性是財政聯邦制的基本要求。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受政治歷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出現不同程度的發展困境。文章在對國外若干國家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作出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部分國家地方政府財政發展困境及其走向。在國別上主要涉及美國、德國、加拿大等聯邦制國家和英國、法國、日本等單一制國家,以及北歐福利國家。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在聯邦制國家中通常指聯邦成員單位以下的政府單位,如美國地方政府是指州政府以下的各政府單位,包括縣、市、鄉鎮、學區和特別區等。在單一制國家中的地方政府是指相對於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級政府單位,如法國的地方政府單位包括大區、省和市鎮政府。
一、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分析
國家(政府)除行使政治統治職能外,承擔著公共物品的供給。因公共物品的層次性,在不同層級政府間有著較明確的事權劃分,地方政府作為基層政府提供相對於上級政府更具體、更貼近公眾需求的公共物品。支出分配、收入分配和轉移支付構成了地方政府財政體制安排的核心要素且緊密相關,職能決定財政的支出,職能的履行依託於財政收入[1]57。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上,各國地方政府主要承擔教育、公共安全、交通通訊、社會福利等事權的支出,但不同國家間呈現出不同的側重點,對此支出結構沒有統一的標准衡量優劣,主要看是否較好的滿足了當地居民的需求以及財政安排的可持續性。
(一)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單位構成較為復雜,名稱多樣,在區域劃分上存在重疊現象,但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能夠較好的協作分工,較好的滿足了轄區內居民的公共服務需求。在事權支出上,主要負責轄區內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項目支出。在美國,公共物品供給上存在著明確的分工,通常聯邦政府主要承擔全國性、受益范圍廣的事權支出,如社會保障、公民保健、醫療照顧、國防、國際事務、利息支出等。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包括約占政府支出總額30%的教育支出;各種公共福利、住房和社區服務設施、娛樂文化;用於維護地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警察、消防和交通通訊的支出;用於維護地方政府運轉和其人員的工資福利支出等。以1998年為例,教育在地方政府的支出中佔43.3%,其它的如安全保障佔11%、醫療衛生8.9%、社會服務和福利7.8%、交6.0%和一般公共服務5.7%、文化娛樂3.4%、住房2.0%。總體上地方支出占整個政府支出的1/4。而加拿大地方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范圍主要由警察、消防、中小學教育、環境公園、衛生和地方公路等。1998年教育支出佔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最大(42%);其次是交通和治安服務支出;在其它領域(包括醫療衛生、農業、林業部分支出很少)的支出處於適當水平,且分布均勻;債務服務利息在地方支出中佔到6.8%[1]11-16。而德國地方政府層級主要包括鄉(市)鎮和縣級政府。地方政府事權支出范圍主要為地方行政事務及行政管理支出、地方公路建設和公共交通事務支出、水電和能源供應支出、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支出、住宅建設和城市發展規劃支出、衛生和醫療保健支出、地方公共秩序管理支出等[2]。德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由社會服務所主導,在1996年,地方政府1/4的支出用於社會保障和服務,其次是用於醫療衛生和教育(14.5%和13.0%)、住宅(15.3%)、交通(6.0%)、文化娛樂(5.7%)、治安(3.4%)。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的支出中社會服務的支出處於增長之中,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卻有所減少。
(二)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構成較為單一,層級性強,轄區劃分明確,主要由單一政府單位負責公共產品提供。其地方政府構成如法國的大區、省和市鎮,英國的郡和區,日本的都府道縣和市町村。在法國,地方預算支出主要內容為:行政管理經費、道路、文教衛生事業費、房屋建築費、警察、司法、社會福利和地方債務還本付息等。作為中央集權的行政國家,法國地方政府在預算支出上用於一般行政、警察、國防、造船和火災保險方面的開支比重較大,超過地方預算總額的1/3;其次是用於交通事業、旅遊和住宅建設方面的支出約佔12.6%;保健、醫療衛生項目的開支達到11.6%;干預地方經濟的支出達6.6%;地方預算在住宅建築和修建方面,特別是為勞動人民修建低租費住宅方面的投資占國家總預算的20%。通過上述支出結構發現,法國作為單一制中央集權的行政國家,其一方面傾向於加大在政府自身運轉的行政經費的預算支出,同時在為公眾修建住宅方面有較大的偏好。
英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分為固定預算(經常
帳戶)支出和貸款預算(資本帳戶)支出兩種。固定預
算支出主要包括教育經費支出、衛生保健支出、法院
及警察局經費支出、債務利息支出等。其中教育支出
包括學校午餐和牛奶、大學獎學金和助學金等,是地
方財政支出中總額最大的項目,約佔40%以上;債務
利息支出包括對中央政府和其他貸款者的利息支
出,約佔14%-22%;公共事業支出,包括道路、公共
照明、排水及垃圾處理、公園和娛樂場所等經費支出
約佔14%-14%;法院及警察局經費約佔10%以下;
其他支出約佔14%左右。貸款預算支出主要包括住
宅、學校、醫院、道路、橋梁等基本建設投資支出,並
且比重較大,約占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0%以上。具
體為:住房佔48%左右,道路橋梁佔18%左右,教育
設施佔17%左右,其它支出近年有所上升,佔48%以
上[3]312-316。
而日本政府間財政支出劃分上,傾向於「大地方
政府」,即地方政府承擔著較大的事權和支出,強調
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大約70%的政府支出是通過地
方預算安排的[2]258-259。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基礎
設施、社會福利、教育、衛生保健等。具體來說作為日
本地方政府單位的都府道縣和市町村政府,其財政
支出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3]314:第一,用於公共投資
的支出規模較大。在1999年都府道縣和市町村政府
預算中,公共投資分別佔22.5%和11.3%。第二,政
府機關費用。其中,一般行政費佔83%,司法、警察和
消防佔80%,都府道縣負責警察人員經費支出,市町
村負責消防人員經費支出。第三,國土保全和開發
費。第四,產業經濟費用,包括工商費、工業基地建
設、旅遊設施建設、農林水產等支出。第五,教育經
費,包括學校教育費和社會教育費。都府道縣的教育
支出用於教職員的工資,而市町村的教育經費開支
用於學校設施的建設費。第六,社會保障費用,包括
老人兒童福利、衛生費、住宅費等支出。
(三)北歐福利國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北歐國家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丹麥、芬蘭、挪
威和瑞典(下稱北歐國家)四國。北歐國家的政治體
制為典型的福利國家特徵,其公共部門支出在國內
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在20世紀60年代與經合
組織國家(OECD)相當,約為30%,20世紀80年代
上升到50%[4]。增長主要用於社會、醫療和教育服務
等基本福利供應方面的改進和提高。北歐國家的政
府層級為中央政府下的一級或兩級並存但互不隸屬
的地方政府,如丹麥、挪威的郡(地區)政府和市鎮政
2. 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包括哪些內容啊
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包括教育體系、公共衛生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等。
公共服務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團體和私人機構等為補充的供給主體，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關服務內容、服務形式、服務機制、服務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體制創新。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建立對於社會和諧、穩定，對於企業的健康發展、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對於節約社會資源、提高服務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資料：http://ke..com/link?url=iHbShCGK_7UV4WnQRvWiufJRa-_
3. 中外基本社會制度的比較總結
科學說法是集中和分散，政治說法專制和民主，名稱叫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運行上委任與選舉
4. 簡要比較中外地方政府職能
（一）西方國家政府角色職能發展演變
前資本主義時期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前資本主義時期政府角色職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於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自給自足，加之國民居住分散，交通與通訊不發達，以及在封建制下農民對土地的依附，使得為數不多的社會公共事務在分散狀態下得到自行解決。
在自然經濟狀況下的政府職能，主要局限於「御外」和「安內」，維持國家統治方面。表現為政治統治職能極端強化，社會管理職能相對弱化。
自由資本時期政府角色職能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以後，機器大工業取代手工作坊成為生產的主要形式。由於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大，交通通訊的發達，社會公共事務與公共需求日益增加。
這一時期，亞當?斯密經濟理論和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佔主導地位，社會經濟運行主要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無須政府過多干預。因此，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只提供法律制度、產權保護等最基本的核心公共產品，其餘的事都交由市場自行調節。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基礎，論證了市場機制的有效性。認為「利己的潤滑油將使經濟齒輪以奇跡般的方式來運轉，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
因此，亞當?斯密主張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
在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守夜警察」政府職能有五項：
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界定產權，保護產權；監督合同的執行；維系本國貨幣的價值。
這一時期的政府管理，奉行的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信條，不直接干預社會經濟活動。
壟斷資本時期政府角色職能
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以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加深和「市場失靈」，導致西方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府幹預經濟的思想佔了上風。因此，二戰以後，西方各國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加強了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直接干預，以彌補市場的不足，糾正市場的失靈。
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如果沒有國家的宏觀管理，市場經濟就會成為萬惡資源，資源也會遭到毀滅和破壞。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充當社會秩序的消極保護人，而應積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
羅斯福新政開創了政府強力干預社會經濟的先河，並因此結束了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時代。
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通過頒布和實施一系列新政策，包括緊急銀行法案、節約法案、啤酒法案、農業法案、失業救濟法案、工業復興法案、以工代賑法案、社會保障法案、稅制改革法案等，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使美國經濟走出了蕭條。
其他西方國家政府也加強了對經濟和社會事務干預，以促進經濟復甦。
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在干預經濟，糾正市場失靈方面的職能作用主要有：
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穩定宏觀經濟；
調節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
消除經濟的負外部性效應；
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等。
政府全面干預的結果，導致政府職能和規模不斷擴大，財政支出不斷增加。
當代資本主義政府角色職能
當代西方學者既不贊成政府只承擔守夜人職能的自由主義，也不贊成政府全面干預經濟的干預主義，而主張有選擇的干預「市場失敗」。
他們認為，「政府不是喂養於天國、產奶於地上的母牛」，政府同市場一樣會失敗。政府失敗包括官僚主義猖獗、行政效率低下、官員特權橫行、機構自我膨脹、管理費用高昂、財政赤字劇增、以權謀私嚴重、大量財政經費落入特殊利益集團私囊等。因此，以「失敗的政府」去干預「失敗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
市場有失敗，政府也有失敗，那我們應如何選擇？
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市場或政府——權衡兩種不完善的選擇》(查?沃爾夫主持完成）的結論是：
既要使政府在改善和擴展市場中發揮作用，又要利用市場力量改善政府功能。也就是說，利用政府彌補市場缺陷，利用市場克服政府失敗。
總結這一派的觀點，主要有：
市場有失敗，政府也有失敗，政府失敗既表現為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度造成市場進一步失靈，又表現為國家對經濟干預不足使市場無法正常運行；
政府只能幹預市場根本性失敗，不能幹預非根本性缺陷
政府要利用市場去干預經濟。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職能發展趨勢
政府職能逐步擴大
近兩個世紀來特別是二戰以來，西方國家政府職能迅速膨脹。因為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公共事務不斷增加，為滿足較高的社會發展，政府活動也隨之增加。這就是「瓦格納法則」.
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認為，為滿足較高的社會發展，政府活動也必然隨之增加。他的這一論斷被稱為「國家活動不斷增加的法則」，該法則不斷被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所證實。
政府職能體系中政治職能相對減弱
在早期的政府職能體系中，政治職能佔有重要比重，政府的主要職責和任務是通過對內階級鎮壓，對外擴張或防衛，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被視為是實行政治統治的必要補充，是從屬於政治統治和為政治統治服務的。
然而，政治統治職能只能起到控制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作用，不能消除這種矛盾和沖突。
統治階級日益認識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極對立最終會損害統治者的利益。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物資資源的大幅增長，統治階級可以為社會各階級、階層提供更多的分配份額，使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相對緩和。盡管政府的政治統治職能依然存在，但它以更隱蔽的形式體現出來。
由於社會公共事務的增多，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不斷增強和膨脹，從而使政府政治職能呈現出弱化的趨勢。
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社會化
政府的管理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隨著社會公共事務的激增，政府在許多方面感到力不從心。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社會成員文化素質的提高和閑暇時間的增多，為他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提供了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迫把某些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權交還給社會，集中精力管自己應該管、有能力管、也管得好的事情。
現在許多西方國家實行公共事務管理民營化，將公共服務或部分政府職能委託給民間團體或私人管理。
日本政府將清潔衛生、維修公共設施、修建學校等社會公共事務委託給地方自治體、民間團體或私人管理，除社會福利設施外，其他社會公共事務委託管理面達80％左右。
美國大約有35％的地方政府讓私營公司負責收集城市垃圾，42％的地方政府使用私營企業經營城市公共汽車系統。
近年來，西方國家社會中介組織廣泛興起，這是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社會化趨勢的重要反映。
政府通過宏觀協調，將一部分公共事務管理職能交還給社會，由社會組織代替政府進行管理，實現社會職能社會化，是當代政府職能發展新特點、新趨勢。
宏觀調控與綜合協調職能增強
西方國家政府在實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社會化的同時，十分注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和綜合協調職能。
各國政府普遍加強宏觀調控和綜合協調部門，建立和完善綜合協調機制。美國的總統府，英國的內閣委員會、財政部，法國的總統府、經濟計劃廳等，都是承擔宏觀調控和綜合協調職能的重要部門。
各國政府普遍重視計劃手段與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
一方面，政府通過制定指導性計劃，對國民經濟發展前景作出預測，向社會經濟組織提供政府經濟政策和市場發展前景的綜合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通過預算調控、貨幣金融調控、物價調控等經濟手段及法律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控，以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和競爭的公正性、合法性。
（二）轉型期我國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職能轉變的涵義
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容
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
政府職能轉變的措施
政府職能轉變是指政府在一定時期內，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對其職責范圍、內容、方式進行的調整與轉移。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和中國加入WTO。
由於經濟體制已經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所以，原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與之相適應的政府職能配置、政府機構設置和政府行政運行方式，完全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轉變。
由於中國加入了WTO，所以，中國政府的職能配置必須與WTO要求相適應，凡是不相適應的，必須按照WTO的要求進行調整和轉變。
政府職能配置、政府機構設置、政府行政運行方式適應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
政府職能配置、政府機構設置、政府行政運行方式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
政府職能轉變內容：政府職能重心轉變
政府工作重心的轉變是由社會基本矛盾變化決定的。
我國建國初期，階級職能是政府職能的重心。其後，隨著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政府職能重心便由階級職能逐步轉向社會管理職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來。
從發展趨勢看，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將逐步從以經濟職能為主向以經濟和其他社會事務管理職能並重的方向發展，以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有序地發展。
政府職能內容轉變
政府管理內容的調整變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政府職能優化及管理科學化的客觀要求。
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應將不屬於自己的職能交還給企事業單位及社會中介組織等，防止政府職能的「越位」；將屬於自己的職能收歸政府，避免政府職能的「缺位」，實現政府與其他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職能重新調整與組合。通過這樣的職能轉變，找准政府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位置。
政府職能關系轉變
即政府系統內部縱向層級和橫向部門之間的職能重新劃分和配置。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職能劃分和配置，應按照必要的集中和適當的分散相結合的原則，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能范圍，明確各自的權力和責任。
凡屬國家事務和全國性公共事務管理職能，應由中央政府行使，與之相應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經費支付等也應由中央政府負責。
凡屬地方性公共事務管理職能，應歸地方政府行使，與之相應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經費支付等均應由地方政府負責。
橫向部門之間的職能劃分和配置，應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職能由一個部門承擔的原則，合理劃分和配置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職能，形成協調配合、完整統一的部門職能體系。
政府職能作用方式轉變
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是市場經濟提出的要求。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
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
由以產品為對象的部門管理轉向以行業為對象的行業管理
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轉向主要依靠經濟、法律手段管理
由重計劃輕市場轉向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
由單純管理轉向管理服務
通過這樣的職能轉變，真正做到政企、政事、政府和社會職能分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政府機關主要通過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檢查監督等方式，管理國民經濟和社會公共事務，做到宏觀管住，微觀放活。
政府職能的完善與發展
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具體職能，要隨社會、經濟發展不斷擴充和完善。這是由社會經濟發展決定的。
當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一些新的、需要政府出面管理的社會公共事務時，政府必須要增加一些新的職能，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是政企分開
政企分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也是政府機構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企分開是政府的社會職責與企業的社會職責分開、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政府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與行政管理職能分開。
政府職能轉變的措施
解除政府主管部門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
政府部門不再直接管理企業，不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投資決策。
同時，政府要承擔從企業剝離出來的社會事務，解決好企業辦社會的具體問題。
裁減政府的專業經濟部門和各種行政性公司，發展社會中介組織
裁減專業經濟部門和行政性公司，是從根本上取消管理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使企業成為無主管企業。
在過渡時期，可保留部分專業經濟部門，其主要職能是制定行業規劃和引導行業產品結構調整。
要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將來企業的行業發展和行業自律等，應主要由行業協會來管理。
加強和改善國有企業的監管方式
在國有重點企業實行稽察特派員制度
在有些地方或有些領域派代表參加企業監事會等。
5. 公共服務理論
公共服務的理念起源於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與斗爭，最早提出公共服務的是19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AdolfWagner）。1912年法國公法學家萊昂·狄驥明確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實施主體是「那些事實上掌握著權力的人」。19世紀末期英國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會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他認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以便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調和起來，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實現。
21世紀初期，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這一理論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政府的職能服務；二是追求的目標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產品；三是行政作為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務於公民，而不是服務於顧客；五是強調責任政府，責任並不簡單；六是重視人，而不只重視生產率。
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產品的范疇。按照公共產品的概念，公共服務應是一種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服務，是以一定的信息、技術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根據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6. 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區別
社會管理，就是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和法規，依法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社會事專務，化解社會屬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這既是彌補「市場失靈」的必然要求，也是協調各種矛盾與沖突的必要前提。社會管理主要是以行政強制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和約束，政府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公共服務，是21世紀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為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務以合作為基礎，強調政府的服務性，強調公民的權利。
管理與服務，一面與兩面。公共服務的目的為了社會管理而好管理。
7. 哪個國家先發布了公共服務大數據
澳大利亞政府信息管理辦公室（AGIMO）近日發布了《公共服務大數據戰略》。該戰回略以六條「答大數據原則」為支撐，旨在推動公共行業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服務改革，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保護公民隱私，使澳大利亞在該領域躋身全球領先水平。
預計六大原則將極大地提高生產力及創新收益，並協助政府解決各種難題。這六大原則分別為：數據屬於國有資產，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數據完整性與程序透明度，技巧、資源共享，與業界和學界合作，強化開放數據。
該戰略將制定一個具體的行動安排，以便將六大原則落到實處。具體計劃如下：2014年3月推出大數據實踐指南，2014年7月前出台一份關於大數據分析中所遇難題的報告。緊接著推動ICT行業和教育行業提供大數據分析中的必要技巧，制定一份數據分析指南和兩份在建項目指南；開發一個信息資產登記系統；記錄大數據分析中的技術演進。
8.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