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共服務中供給主體多元化的探析實例

『壹』 如何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中的作用 考研專業課問題，急！

市場、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和民間社會組織等參與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專已有屬大量的國際經驗。這些供給主體的參與模式各異，隨所處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中國完全可以選擇借鑒適合自己國情的模式，尤其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的途徑和辦法。
這里有幾個必須堅持的原則：（1）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中應居主導地位，在「市場失靈」或者「第三方/志願者失靈」的情況下擔負起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最終責任。（2）市場創造的激勵機制、民間社會組織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都可在基本公共服務中充分利用。（3）政府部門和公共服務供給其他參與者（市場、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和民間社會組織）各自的優勢，可以根據具體的經濟社會環境採取不同的利用方式。但是，只有充分發揮各參與主體的優勢，才能保證公共服務的充足有效供給。

『貳』 如何看待公共服務多元化提供中的政府責任

你說的政府指的是中國政府還是別國政府或者泛指國家管理者？

『叄』 如何理解公共事業管理主體的多元化

首先，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提高了公共管理的績效。在政府作為公共管理唯一主體的前提下，由於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不存在競爭壓力，加之行政效率的測度十分困難，政府效率的低下和充斥整個公共管理領域的官僚主義就難以避免。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則意味著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權將在多個相互競爭的主體之間進行競爭，競爭能促進公共管理績效水平的提高。
其次，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有利於淡化官僚體制中的「官本位」意識。政府在作為唯一公共管理主體的前提下，幾乎壟斷了對所有公共資源的支配權，這種對公共權力的獨占性是形成「官本位」意識的根本原因。而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實現則意味著政府不再是公共資源的唯一支配者，同時公民通過各種途徑分享公共權力、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等，也使他們對公共權力有了更理性的認識，「官本位」意識也將隨之淡化。
最後，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也有助於克服政府機構不斷膨脹的趨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不僅不會減少，而且還會越來越多樣化和個性化。所以，政府規模和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擴張，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膨脹就不可避免。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則意味著即使出現了新的公共服務和產品需求，政府也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交由其他社會組織來承擔，這樣社會及公民新的公共服務需求就不能成為政府擴張規模的借口，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膨脹也有可能最終得到遏止。
由此看出，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趨勢不僅是理論上的突破，也是對現有公共管理格局的重新認識。關注並探討在對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中不同治理主體各自的定位、分工和相互關系，以期形成政府、非政府公共組織、社團、社區、企業甚至個人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嶄新格局，從而克服政府作為唯一公共管理主體所產生的種種弊端，有利於為公民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肆』 運用政治生活的有關知識，分析說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應怎樣推進

大力推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能夠有效解決一些領域公共服務質量效率不高、規模不足和發展不平衡等突出問題，提升公共服務的水平和效率，這有利於改善民生，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創新社會治理。近年來，一些地方立足實際，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漸進式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同時，也存在進展程度不一，做法不盡相同等問題。當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表現為：
一是政府認識不到位，對己有利的事情不願交出去，反之則想甩包袱推責任；習慣於「政府配菜」，不習慣「群眾點菜」，購買服務流於形式；對哪些屬於公共服務，哪些公共服務通過購買方式解決，尚未作出明晰界定等。
二是運行機制不完善，購買服務的范圍不明確，購買服務的招投標機制有待規范，有效的資金保障機制亟待建立等。
三是社會組織缺乏競爭力，現有獨立社會組織能力偏弱，對即將到來的政府購買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承接所有政府購買服務的內容。如果政府開展更多購買服務，面臨著想購買卻無社會組織服務的尷尬境地。
四是監管制度不完善，實踐中缺乏一個專門機構對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果進行科學系統的監管與評估。
正確認識、積極穩妥地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工作，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服務提供方式，這是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1.轉變政府治理理念，進一步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確立治理理念，實現「傳統管理思維」向「現代治理邏輯」轉變，發揮政府與社會力量各自功能優勢，形成多元公共服務供給格局。確立契約理念，實現「柔性控制」向「剛性約束」轉變，政府確定購買內容和標准並承擔監管責任，承接主體依約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盡可能減少雙方責任關系的隨意性。確立責任理念，實現「結果管理」向「過程管理」轉變，政府應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明晰服務項目的要求、期限及效果，對合同進行全程監控，防止低效率和欺詐行為。
2.健全政府購買服務運行機制，促進購買服務規范化、常態化。加快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當務之急是要解決「購買什麼、如何購買」的問題。
一方面，各地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在充分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基礎上，盡快研究制定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性目錄，明確政府購買的服務種類、性質和內容，並及時進行動態調整。
另一方面，積極發展以競爭性購買為主的多元化公共服務購買模式，及時、充分向社會公布購買的服務項目、內容以及對承接主體的要求和績效評價標准等信息，積極發展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詢價等多元化的購買服務方式，規范政府購買服務招投標，推動購買程序規范化、常態化。
3.繼續扶持社會組織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應轉變觀念，重新審視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降低社會組織注冊門檻，通過提供資金支持或者稅收減免等方式鼓勵其發展。引入多元主體，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競爭性公共服務生產領域，拓寬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有效途徑。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不斷完善社會組織培育政策，解決政策缺失問題。大力開展對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引導社會組織重視和加強人力資源開發。
4.建立監督評估機制，為政府購買服務提供製度保障。建立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是解決「誰來監督」購買服務的有效保障。要發展由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構、社會公眾和媒體的監督、專家監督所構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監督機制。在內部監督方面，要研究制定政府購買服務的相關財政與財務管理辦法，研究細化和完善政府采購有關規定，擬定將購買服務納入政府采購的具體條件、程序和監督管理辦法以及與部門預算管理的相關政策、制度銜接問題，確保政府購買服務資金的制度化安排和規范化運行。
同時，嚴格績效評價機制，是解決「如何考核評估」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重要措施。要建立健全由購買主體、服務對象及第三方組成的綜合性評審機制，對購買服務項目數量、質量和資金使用績效等進行考核評價，確保群眾享受到豐富、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伍』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陸』 求助管理要構建多元化服務模式

「多中心治理」提供理論依據。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事實上政府已經無法成為唯一的治理者，它必須依靠與民眾、企業、非營利部門共同治理與共同管理」①。即每一公民都不是由「一個」政府服務，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務產業所服務，其中大多數公共服務產業都含有重要的私人成分②。這一社會現實促使以奧斯特羅姆夫婦為核心的一批學者在公共管理領域創立了一種新的理論，即「多中心治理」理論。多元供給我國社區公共服務多元供給主體應該包括：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社區組織。在社區公共服務合理分類的基礎上，不同類型的公共服務由相應的供給主體承擔，實現社區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分類供給。

『柒』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還比較低，體制還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適應和諧社會的要求。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要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關鍵詞： 和諧社會構建，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政府主體，非政府主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正經歷著利益關系深刻變化、公共需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 影響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 ，都是公共服務，都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但這不是要政府包攬一切，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和諧互動，創造公共服務政府供給主體與非政府供給主體之間、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和諧互動的平台。 公共服務供給 公共服務是指提供給大眾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種服務：在這些服務的提供過程方面存在著潛在的嚴重市場失靈(被寬泛地解釋為公平與效率原因)，這說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產、資助和監管(Grout & Stevens，2003)。由於市場本身存在著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以及社會公平得不到足夠重視等一系列 問題 ，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政府必須適度介入和積極干預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幹預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務、付費購買公共服務和對多種服務供給主體進行監管。 公共服務從功能方面可以分為三大類：維護公共服務，如國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國防外交等；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公共服務，如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等；社會性公共服務，如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 科技 、環保等。公共服務也可以從性質上分成三大類：監督型公共服務，如國家行政管理；純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環境保護；准公共服務，如發展非義務教育、新聞出版等。通過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出，由於種類不同，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國主要由政府直接開辦醫療機構提供；美國、荷蘭等國也有政府開辦的 醫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業保險機構和個人提供資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醫院購買服務，同時由政府監管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對服務價格、質量等進行監管。對傳統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由政府開辦的機構直接提供。 新 中國 建立後，公共物品供給由政府壟斷，在城市，社會成員則依附於所在單位，公共服務供給轉變為單位集體福利；在 農村 ，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合作化進程深入，互助組一初級社一高級社的發展也是行政權力延伸的軌跡。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廣標志政府成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 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全權全能政府」包攬公共物品供給存在諸多弊端，並且在實踐中舉步維艱。20世紀80年代後期，公共物品供給體制的改革陸續展開，主要體現為：向地方分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轉換經營機制，建立 現代 企業 制度等。 改革開放以來，公共服務供給的改革是為了解決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雙重難題。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單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給方式，轉化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獲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眾獲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眾獲益)三者並存、共同負擔的多元化格局，供給主體分為公有、私有與合作等多種模式，消費方式分為有償消費和無償消費方式。 通過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並不就是指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只能是政府，而是著眼於多個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准確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總體的要求應該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務監管能力；適應我國實際的公共服務模式。 和諧社會構建與公共服務供給 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行政改革給人們的啟迪之一是：隨著社會進步，特別是 科學 技術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關繫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政府會把更多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社會中那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不僅要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而且要承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 因此，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要貫徹「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總要求，努力提高黨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能力，善於通過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給的合力。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社會協同共進，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會進一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