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均等化

① 怎樣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實現惠及全體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是人們共享現代化成果的重要舉措，是改善民生、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公共服務的高度重視以及持續投入，我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公共服務的范圍不斷延伸，如公共服務不僅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體系、基本醫療保障等物質領域有了拓展，還關注精神文化領域，對公共博物館、紀念館、體育館等公共文化體育資源逐步實行免費開放，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公共服務的質量有所提高，如免費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使義務教育實現了從「有書讀」的外延擴張到「讀好書」的內涵建設跨越，義務教育服務質量全面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依然突出。從供給上看，由於公共服務概念和范圍的不確定性，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其他供給主體的弱參與性，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不足，與人們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從分配上看，由於我國經濟社會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數量等優勢資源都往發達地區聚集，導致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遠低於城市，東部地區水平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地區、人群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差距。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最緊迫的是構建覆蓋城鄉、公平合理、普惠標准不斷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鄉群眾。
可見，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雖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距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因此，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需要著力解決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一是健全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產生強激勵，而較差的制度安排將對社會交易活動產生負外部性。公共服務由於其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性，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安排，確保制度、機制保障。一方面，健全的政策法規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一個完善的法治社會中，公共服務供給者在考慮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會盡可能考慮社會法律的各種約束的風險。因此，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約束會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另一方面，完善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夠彌補正式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例如，由村民自治組織執行監督或仲裁的非正式組織能有效提高村民監督和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積極性，從而保障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二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關鍵所在。政府既是經濟領域宏觀調控的主體，也是社會領域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當前，關鍵是要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充分挖掘公共資源潛能，集中力量組織和提供基本民生服務、公共事業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公益基礎服務，滿足群眾基本需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方面共同構成了政府的主要職能，過去，我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調控和市場監管的職能，忽略了後兩個職能的作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政府形態弊端日益顯現，迫切需要加以改變，注重公共服務供給，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保障人們充分享受公共服務。為此，應著力調整可支配財政資源的支出結構，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熱衷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硬體投入，而忽視改善民生方面的軟體投入，從而使得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更加嚴重，因此，應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務惠及全體人民。
三是完善投入機制。完善的投入機制是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完善的供給體系是包含政府、非政府組織、個人、企業等多個供給主體的體系范疇，可以從供給數量上彌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完善的供給體系還有利於改善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有利於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完善的供給主體可以解決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將釋放部分財政資金進入其他領域的投資，從而有助於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結構的改善。此外，還要形成多元化的政府供給模式。目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供給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政府供給模式單一，主要採取政府直接投資為主。政府應根據公共服務的不同屬性，採用不同的供給模式，豐富公共服務供給數量和質量，如，有些公共服務可以採取招標、經營許可證等形式，強化競爭機制，提供對這類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對基礎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則採取政府供給的模式等。
四是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高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水平。要積極探索公共服務供給改善渠道。通過建立統一科學的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准確判斷出公共服務水平，並通過建立公共服務修正機制，不斷修正公共服務供給方向和供給質量，使公共服務符合社會發展需要，並能真正惠及全體人民。同時，還應搭建公共服務供求雙方之間有效溝通的渠道，從而有利於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提高。（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② 平均化和均等化有什麼區別

1、指代對象不同

平均化屬於一刀切，也就是對於全體不區別個體。均等化允許個體與個體之間有差距，但在執行中縮小它的差距。

2、前提不同

均等化並不等於絕對平均化，並不是強調所有公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務，而是在承認地區、城鄉、人群存在差別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標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多是機會均等、制度共享的概念，而不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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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化和均等化的目標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

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供給不均」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

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

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

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

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

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③ 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12年7月出台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從實踐操作層面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務國家基本標准，明確了四個主要目標：供給有效擴大、發展較為均衡、服務方便可及、群眾比較滿意，最終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擴大有效供給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從經濟上來看，這既包括擴大供給，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總量和比例），又包括有效供 給，需要優化和調整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目標在於政府最大化地實現代表性、回應性和責任的價值。隨著社會的轉 型和發展，政府通過各項制度或者公共政策更大程度地實現其代表性和責任，回應多元利益主體日益增加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需要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需求來完善 基本公共服務國家標准體系，不斷健全標准動態調整機制。從管理視角來看，擴大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是從管理社會向社會管理轉變的基本措施和重要途徑，從 整體上看，社會管理的焦點在於擴大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這一結果上。為獲得預期效果，在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方面可以妥善運用各種市場競爭機制，可以通過政 府、市場、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通過多種途徑來提供，即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多元化，實現提供主體與提供方式多元化。為了實現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既應 該強調民眾需求導向的觀念，又應該扮演「掌舵者」而非「劃槳者」的角色，還應該關注服務對象民眾的回應即社會滿意度。
發展較為均衡是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務發展包括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公共服務需方與供方的匹配。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的實質在於政府兌 現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承諾，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與完善教育、住房、就業、衛生醫療等領域內的制度建設，通過具有普遍可接受或可容忍的基本公共 服務結果和機會均等來限制社會的不平等。從宏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布局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各地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實現基本公 共服務的供給在總量和結構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達到相對的均衡。從中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要基本實現城鄉間、地區間在基本公共教育、勞動就 業、衛生醫療、養老服務等各種公共資源配置的均衡，尤其要實現各縣域內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發展。從微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包括服務領域內資源配置的均 衡、服務結果的均衡以及服務評價的均衡，尤其要明顯地提高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公正平等分配能力以及服務評價能力，以解決公眾的住房 難、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使全體社會成員都有均等地享有住房、教育、醫療、勞動的權利與機會。
服務方便可及是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的具體方向。隨著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探討從理論上升到實踐層面，它的可獲得性和方便性是國家基本標准得以落實的重要衡量因素。首先，要健全服務網路。目 前，低收入和貧困群體有較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但服務網路延伸得不夠長，對基本公共服務利用率比較低，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方便性相對不足，又由 於他們的支付能力有限，尤其在災難性事件出現以後，容易因病致貧或者因災致貧。因此，實現國家基本標准有賴於全面建立以基層為重點的服務網路。其次，要提 高針對特定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設施標准化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務需求者能方便地獲得相應的服務。比如，提高教育機構、培訓機構設施的標准化設施是受教育 者、勞動者獲得便捷的教育、信息、培訓服務的基礎。再如，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規范化、專業化和信息化。最後，要保障城鄉居民就近獲得服務。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標準的第一個階段性目標是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規劃一體化與服務制度銜接、加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支持力度等方式，逐漸消除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基本公共服 務獲取的差異性，使城鄉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可及性和方便性。

④ 基本公共服務如何實現均等化

之所以如此,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後出現的新特點有密切關聯。這些新特點是: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所凸顯。通過市場化改革,我國的 財富增長很快。接下來需要考慮如何讓財富的支配和消費更加公平、公正。中央提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際上就是對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的具體探索。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 從世界范圍來看,財富的生產在某一時期實現快速增長並非難題,許多國家都曾有過階段性的經濟奇跡,而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則是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是使生產出來的財富惠及更多社會成員,在促進財富快速生產的同時,實現財富消費的公平和公正,以防範片面追求財富增長所導致的公共風險和危機。 從這個現實背景來看,我們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是一項孤立的公共政策和純粹的福利行動,也不是一個化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而是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明晰化和具體化。它表明,中國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增長的基本取向由單一的效率至上轉向公平與效率並重,使物質財富的增長帶來更多的社會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二是發展的基本取向由片面的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使經濟的發展帶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回歸發展的終極價值;三是小康生活的基本取向由主要追求物質指標轉變到以和諧為導向,使生活的殷實和富足帶來更大程度的社會和諧,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由此看來,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是當前的一項重大公共政策,而且還承載著時代變遷的重大使命。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 要使上述基本理念的轉變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體現出來,必須要有正確的認識和良好的體制和機制。公共服務與每個社會成員密切相關,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指導和培訓、社會治安以及食品葯品安全,等等。要使這些公共服務全面實現均等化,不是短期內單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發展是基礎,改革是動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國家財政分配過程,而是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財政分配過程的有機結合;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力配置過程,而是財力配置與制度創新的融合。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要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項中長期任務。從公共服務的供應方來看,政府是最終責任主體。在我國,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相差很大,這種差距不只是財力上的,如城市政府和鄉村政府、相對富裕地區的政府和貧窮地區的政府,也有認識水平、人員素質、創新意識、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建設能力上的差距,這類差距不是通過增加財力、短期培訓、更換操作人員就可在短期內消滅的。從公共服務的需求方來看,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等原因,公共服務的消費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這既有自然條件的影響,如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即使把錢送到居民手上,也難以消費;也有當地人文社會因素的制約,如文化素質、傳統意識、風俗與宗教等等,都會造成居民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居民的這種消費能力體現的是自主性和能動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最終依賴於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消化、吸收,進而轉換化為居民生活的改善、基本素質和技能的提高。譬如教育,有些並不是上學難、上學貴,而是主動輟學,有的家長認為上學不如賺錢實惠,也有暴富的家庭認為孩子不上學將來也衣食無憂,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因富輟學」的怪現象。這說明,要縮小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確實需要居民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改善。 第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機會的平等。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機會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因性別、年齡、戶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分為三六九等,因身份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待遇,那就談不上均等化。比如農民工因身份受到制度歧視,即使常年在城市工作也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社保等。這種因制度歧視造成的公共服務差距,只能通過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才能逐漸消除。當前,社會各界對擴大公共服務的呼聲很高,這是合理的,但要避免以籠統的公共服務規模的擴大來掩蓋差距的擴大,或以某一方面差距的縮小來掩蓋其他方面差距的擴大。 第三,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這有兩重含義:一是不能把居民局限於某一地理空間。例如,在城鄉分治的框架內通過給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來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這在近期是必要的,但若長期如此,其均等化就會變成一種社會強制,使個人意志受到壓抑。二是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例如,一個人不願居住在嘈雜的城市,而選擇居住在寧靜的山區,盡管山區政府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明顯差距,但對他來說,公共服務仍是均等的。因此,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更多從需求方來考慮,尊重居民的合理意願和選擇,不能光看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等於各地方政府財力的均等化。不少人認為,實現了財力的均等化就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的研究為便於數學模型的運用,也簡單假設:財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沒有價值。我們通常用人均財力這個指標來衡量地區間財力的差距,其實,無論分母使用財政供養人口,還是本地戶籍居民,這個指標都不能准確反映地區間財政能力的差距。因為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同樣的錢未必能提供同樣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的單位成本、醫療的單位成本、基礎設施的單位成本等等,會因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國土面積、民族構成等因素而不同。即使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相同,由於制度因素及管理水平的影響,同樣數量的資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財政能力的均等化,而財政能力是財力、單位成本和制度及管理因素的復合函數,僅看財力的多與少是片面的。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做到幾個「結合」 依據以上認識,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整體把握,分步實施,選擇好恰當的路徑和切入點。既不能單純從供給方來考慮,也不能僅從需求方來觀察,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做法。從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應考慮做好以下幾個「結合」: 首先,從發展與改革的結合上來規劃。一方面,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也是基本路徑。經濟蛋糕大了,財政蛋糕才能大;同時,經濟發展協調了,區域、城鄉差距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實現了。從整體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寓於經濟發展之中,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服務固然是財富的消費,但與經濟發展有內在的聯系,長期來看不但不會阻礙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財富生產可持續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觀點,也要有「循環」的理念,不能靜態、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也是改革的過程,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責任意識的形成、職能的轉換、政府間責任的界定等,後者則與政府間分配關系密切相關,涉及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等問題。此外,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內在聯系。沒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無法推進的。相對於現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財富支配格局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作動力。否則,利益格局的凝固化,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空洞的口號。 其次,從財力與制度的結合上來操作。財力只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光有國家財力的投入,而沒有相應制度的創新和改進,擴大公共服務就會落空,均等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費也越多。例如教育,盡管國家投入沒有達到佔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體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師范畢業生「有崗無編」(編制被非教學人員佔用),不少畢業生被迫轉行;一方面技工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醫學博士不能處置基本的臨床病例,等等。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從邏輯上看,是制度決定了財力的配置,從而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大財力的支持力度,只會使扭曲的公共服務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從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上來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既要考慮政府的服務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滿意度。任何一項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慮需求方的意願、能力,尊重其自主選擇。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就遵循了自願參與的原則,結果得到了越來越多農民的擁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衡量標准不是數字上的大體相等,而是群眾的滿意度和社會的和諧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最後,從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合上來運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並不排斥市場主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參與,國際上已出現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結合我國國情引進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責任主體,但公共服務責任是可以分解的。通過這種責任分解,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可以培養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有助於形成公共服務的道德倫理基礎。(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⑤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

⑥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政府主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不完善。在我國，政府同時扮演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專者和監屬督者兩個角色，這使得對基本公共服務缺乏有效的監管，從而容易產生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此外，由於政府長期的導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導致政府傾向於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經濟建設領域，而忽略了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從而，制度層面上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無法均等化。
第二，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失衡。這主要體現在地區間失衡，其背後是嚴重的城鄉二元化現象。如社保、教育、醫療等資源集中於大城市，鄉鎮等地區則鮮有覆蓋。
第三，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間公共服務提供失衡，除上述的資源集中於城市外，制度上也更為偏向城市，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其完善程度上遠不及城鎮醫療制度，農民的醫療保障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
未來，我國改善基本公共服務面臨著比此前更為嚴峻的壓力，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會更加激化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2012年末，我國超過60歲老齡人口佔比已經達到14.3%，據預測，到2015年會達到16%，到2030年總數會翻一番，這將對我國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產生極大壓力，因此目前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⑦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確定為當前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針。此外，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項目布局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也是全面落實中國特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體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社會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並確立了社會建設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中心內容;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2009年全國財政會議更加明確強調，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點加大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以穩定和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拉動消費需求。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收返還和財政補助政策，為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財政制度基礎。
二是堅持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質，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財政對教育投入，規范教育收費，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季開學將取消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三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努力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葯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五是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支持自主擇業、自謀職業的同時，加強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政策引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中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程剛剛起步，實現均等化的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實現均等化的制度還不夠健全，制度之間還缺乏系統化的安排。
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共同需要面對的。通過開展「亞洲主要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理論問題，總結發達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破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共同難題，對推動整個亞洲地區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具有戰略意義 。

⑧ 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財政發揮什麼樣地作用

范圍太大，，我大致說一下
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公共服務必須均等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

從公共性來看，公共財政主要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公共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在生產、生活、工作和學習中的共同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可以無差別地共同享用的需要，任何社會成員在享用公共需要的同時，不能排除其他社會成員同樣享用公共需要。滿足公共需要是政府的職責。因此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平等地享受公共需要。

從公平性看，所有社會成員和經濟主體都平等地享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無論是什麼成分的經濟主體，無論是社會成員是什麼性別，從事什麼職業，信仰什麼宗教等，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時都要一視同仁，不能有任何歧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會有所不同，但是，任何公民都應該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比如只要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權利享受國家的基礎義務教育，不能因為他出生在貧困地區，或生活在貧困家庭，就失去受義務教育的權力。決不能讓孩子因為家庭貧困的原因而失學。同樣每一個社會成員也有享受基本醫療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力。

從法治性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同樣具有法治性。社會公眾和立法權利機構有權監督和制約政府財政收支活動。政府的財政收支活動必須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在法律的約束規范下進行，要公開化，透明化。依靠法律法規的強制保障手段，社會公眾得以真正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政府的財政活動，確保其行為符合公眾的根本利益。同樣所有的法律法規比如有關財稅法規對社會主體是一樣的，不能因為不同的社會集團、階層、職業和經濟成分不同而實行不同的財稅政策。當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鼓勵一些行業、企業的發展，採取一些財稅優惠政策是必要的，但這些優惠政策對所有符合條件的經濟成分是一樣的，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⑨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體制亟待規范

······ 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 按照轉移支付的項目劃分，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轉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分為均衡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 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且其制度設計也有待完善之處。 一般性轉移支付額主要按照各地標准財政收入和標准財政支出差額以及轉移支付系數計算確定。2005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各地區標准財政收入由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中央對該地區稅收返還的財力轉移支付構成。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主要根據各稅種的稅基和稅率計算確定。各地區標准財政支出由該地區行政公檢法支出、教育部門支出、農林水等其他部門支出等經濟性支出構成，根據標准財政供養人數和全國統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其他經常性支出項目分別計算確定。轉移支付系數參照當年一般性轉移支付總額、各地區標准支出大於標准收入的收支差總額以及各地區財政困難程度確定。 就計算各地的標准財政收入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財力的基礎上的均等化，由於既有財力不僅包括稅收收入、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等項目，還應包括沒有列入預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讓金收入，而且沒有列入預算的這部分收入在個別省份比例還比較大，有的地區列入預算的收入和沒有列入預算的收入之比已經達到了1：1的比例。因此，對地方既有財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減弱了。就計算標准財政支出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級目標是使每個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應當將花費在每個人身上的財政支出即人均財政支出也作為計算標准財政支出的依據，而不是僅將財政供養人數及其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作為依據。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 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為3517億元，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另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中央財政分配的239項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中，有41項內容交叉重復，涉及資金156.37億元；有65項沒有管理辦法或管理辦法未公開，涉及資金705.89億元，占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總額的20%。按項目分配的專項轉移支付有71項(不包括預算內基本建設和國債投資項目)，涉及資金545.55億元，具體分配到44149個項目，其中10萬元以下的項目8825個，平均每個項目4.36萬元。 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解決中央與省級的財政關系，省以下的財政體制包括轉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統一規范。近年來，各盛自治區、直轄市參照中央對省級的轉移支付辦法建立了省對市縣的轉移支付辦法。但是，由於缺乏法律基礎，從整體上看，制度建設比較滯後，省以下縱向財力差距和省內橫向財力差距不斷拉大，基層財政運行困難。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建議 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 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即在實行縱向轉移支付的同時，還實行橫向轉移的轉移支付。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呂，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完善轉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比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很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2005年，中央對地方的體制補助為386億元，僅佔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的3.4%，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 根據《〈關於200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的名詞解釋》的說法，「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統籌安排和使用上述資金。」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因此，從形式上看，這幾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具有專項轉移支付的特徵。但是，在使用中，這部分資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用於彌補地方的財力不足，在資金的使用上沒有具體嚴格的規定。因此，從性質上講，這些資金都應列入一般性轉移支付。事實上，這些轉移支付都是由於政策調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個全面的轉移支付計算公式，確定中央對各個地方的轉移支付數額。在確定標准財政收入的時候，應當全面衡量地方財政的收入能力，將預算沒有反映到的財力反映進來。在確定標准財政支出的時候，不僅應當考慮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等指標，更應當將總人口、可居住面積、地理環境狀況等指標反映在內。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入條件和規模。 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例如，跨地區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護林帶的建設，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縣的脫貧救濟，中央委託地方的項目等。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當然，如果把准入的條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徵的項目內，其規模必然不可能過大。再次，列入專項轉移的項目要經過科學論證和一定的審批程序。另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⑩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