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度

㈤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

㈥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體制亟待規范

······ 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 按照轉移支付的項目劃分，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轉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分為均衡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 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且其制度設計也有待完善之處。 一般性轉移支付額主要按照各地標准財政收入和標准財政支出差額以及轉移支付系數計算確定。2005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各地區標准財政收入由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中央對該地區稅收返還的財力轉移支付構成。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主要根據各稅種的稅基和稅率計算確定。各地區標准財政支出由該地區行政公檢法支出、教育部門支出、農林水等其他部門支出等經濟性支出構成，根據標准財政供養人數和全國統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其他經常性支出項目分別計算確定。轉移支付系數參照當年一般性轉移支付總額、各地區標准支出大於標准收入的收支差總額以及各地區財政困難程度確定。 就計算各地的標准財政收入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財力的基礎上的均等化，由於既有財力不僅包括稅收收入、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等項目，還應包括沒有列入預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讓金收入，而且沒有列入預算的這部分收入在個別省份比例還比較大，有的地區列入預算的收入和沒有列入預算的收入之比已經達到了1：1的比例。因此，對地方既有財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減弱了。就計算標准財政支出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級目標是使每個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應當將花費在每個人身上的財政支出即人均財政支出也作為計算標准財政支出的依據，而不是僅將財政供養人數及其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作為依據。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 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為3517億元，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另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中央財政分配的239項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中，有41項內容交叉重復，涉及資金156.37億元；有65項沒有管理辦法或管理辦法未公開，涉及資金705.89億元，占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總額的20%。按項目分配的專項轉移支付有71項(不包括預算內基本建設和國債投資項目)，涉及資金545.55億元，具體分配到44149個項目，其中10萬元以下的項目8825個，平均每個項目4.36萬元。 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解決中央與省級的財政關系，省以下的財政體制包括轉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統一規范。近年來，各盛自治區、直轄市參照中央對省級的轉移支付辦法建立了省對市縣的轉移支付辦法。但是，由於缺乏法律基礎，從整體上看，制度建設比較滯後，省以下縱向財力差距和省內橫向財力差距不斷拉大，基層財政運行困難。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建議 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 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即在實行縱向轉移支付的同時，還實行橫向轉移的轉移支付。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呂，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完善轉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比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很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2005年，中央對地方的體制補助為386億元，僅佔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的3.4%，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 根據《〈關於200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的名詞解釋》的說法，「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統籌安排和使用上述資金。」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因此，從形式上看，這幾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具有專項轉移支付的特徵。但是，在使用中，這部分資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用於彌補地方的財力不足，在資金的使用上沒有具體嚴格的規定。因此，從性質上講，這些資金都應列入一般性轉移支付。事實上，這些轉移支付都是由於政策調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個全面的轉移支付計算公式，確定中央對各個地方的轉移支付數額。在確定標准財政收入的時候，應當全面衡量地方財政的收入能力，將預算沒有反映到的財力反映進來。在確定標准財政支出的時候，不僅應當考慮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等指標，更應當將總人口、可居住面積、地理環境狀況等指標反映在內。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入條件和規模。 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例如，跨地區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護林帶的建設，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縣的脫貧救濟，中央委託地方的項目等。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當然，如果把准入的條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徵的項目內，其規模必然不可能過大。再次，列入專項轉移的項目要經過科學論證和一定的審批程序。另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㈦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述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㈧ 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現的路徑有哪些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㈨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政府主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不完善。在我國，政府同時扮演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專者和監屬督者兩個角色，這使得對基本公共服務缺乏有效的監管，從而容易產生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此外，由於政府長期的導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導致政府傾向於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經濟建設領域，而忽略了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從而，制度層面上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無法均等化。
第二，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失衡。這主要體現在地區間失衡，其背後是嚴重的城鄉二元化現象。如社保、教育、醫療等資源集中於大城市，鄉鎮等地區則鮮有覆蓋。
第三，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間公共服務提供失衡，除上述的資源集中於城市外，制度上也更為偏向城市，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其完善程度上遠不及城鎮醫療制度，農民的醫療保障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
未來，我國改善基本公共服務面臨著比此前更為嚴峻的壓力，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會更加激化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2012年末，我國超過60歲老齡人口佔比已經達到14.3%，據預測，到2015年會達到16%，到2030年總數會翻一番，這將對我國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產生極大壓力，因此目前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