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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社區公共服務的相關研究

發布時間:2021-08-14 22:38:49

A. 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就是要找准切入點、運用結合點、把握著力點,抓住著重點,千方百計解決影響社會和諧德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

(一)要加強社會矛盾化解,有力維護社會穩定.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相關制度。按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需要,健全完善矛盾糾紛定期排查、定期報告、
協調會議、首問負責制等制度,實現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使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有章可循,有規可依。二是注重矛盾糾紛的源頭治理。要堅
持以人為本,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改變、重大項目引進、重要活動舉辦等重大決策之前,充分徵求群眾和有關專家的意見,增加透明度,減少因決策不當帶來
的社會各方的利益沖突。三是健全完善調處機制,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健全完善鎮(街)調解中心和村(居)調處工作站的組織體系建設和各項制度建設,運
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形式,及時有力地化解和處理矛盾糾紛,嚴防其升級、激化或轉化。四是建立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不僅
要進行經濟效益評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進行社會風險評估看能不能幹五是建立積極預防穩妥處置社會公共危機事件機制。加強預防、穩妥處置。六是健全完善處
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快速有序反應機制,防止和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制定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預案,定期進行修訂和完善,確保處置穩妥有效、協調有序。

(二)要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的整治,實現社會平安和諧。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重點部位排查整治,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改善民生、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推進基層基礎建設和平安建設工作的一項重要措施,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任務。

(三)要加強和改進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實現人口的有序流動。如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隨著新的戶籍管理規定出台,就需要我們探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辦
法。一是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列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不僅是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同時也是
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以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為目標,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設公用設施等方面,以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為目標,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要逐步完善保障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體制機制,
努力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人性化管理,逐步實現流動人口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生服務、子女就學、住房保障等方面與本地居民享有平等
權益。二是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管理的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要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按照「創新機制、加強管理、優化服務、促進發展」的
根本要求,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擺上經濟建設、社會管理的重要議程,著力鞏固各級管理體系;完善各級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的服務管理機構,設立定級定編的專
職機構,配備專職人員,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三是以出租屋為重點,強化暫住登記,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抓手。

(四)解決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的管理服務能力。我國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深刻社會變革中,社會生活多樣化、多元化、多變化的特徵日益凸
顯,出現了一些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階層。在當前新的形勢下,解決好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一方面,要加強境內社會
組織。對境內社會組織,堅持培育發展與管理監督並重的方針,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依法准入、依法管理和執法監督。明確有關部門管理、監督職能,明確社
會組織開業條件、審批程序、職責任務、活動宗旨,規范其行為。

(五)加強基層墓礎建設,全面夯實基層基礎。一是進一步加大平安建設的經費投入。要將平安建設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並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投入,以保證綜
治各項工作和平安建設的順利開展。二是健全完善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配齊配強市區、鎮街綜治辦專職副主任和工作人員,明確責任,確保市區綜治辦和鎮、街
道綜治辦有足夠數量的專職工作人員。進一步加強鎮(街)綜治工作中心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中心、村(居)綜治工作站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站建設和村(居)
委會、治保會、調解會,以及基層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建設,確保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運行正常。

(六)發揮綜治委成員作用,積極推進齊抓共管。要落實綜治委各成員單位工作目標管貴任制,層層簽訂責任書;要建立和完善綜治委各成員單位以及綜治委「五個
專門工作小組」綜治工作述職報告制度、聯絡員制度、平安創建聯系點制度,充分發揮部門職能作用,促進綜治工作的全面協調發展;要進一步增強參與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B. 對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有何建議

(一)轉變觀念,提高對發展社區社會組織重要性的認識。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系。其中政社分開就是要求各級政府要健全政府職責體系,辦好由政府承擔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同時,推動政府部門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向社會組織開放更多的公共資源和領域,支持各類社會組織承擔社會事務,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因此,加快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是轉變政府職能,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社區建設的必然要求;是完善社區自治功能,整合社區資源,拓展社區服務,擴大就業渠道的現實需要;是活躍社區文化,增強居民凝聚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我們建議全市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應當從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高度,把培育扶持和有序發展社區社會組織,作為當前加強社會和社區建設的重點之一,切實加強領導,認真做好規劃,加快培育發展,加強規范管理,共同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健康發展。
(二)完善政策,制定出台培育扶持社區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文件。建議適時出台關於加快培育扶持社區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實施意見及配套文件,明確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培育重點、扶持方式、責任主體、經費來源、保障措施等內容。在培育的重點方面,我們建議根據社區社會組織的性質,結合我市實際,重點發展以下四類社區社會組織:一是有利於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社區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二是社區群眾參與面廣、具有群眾基礎的社區文化體育類社會組織;三是與社區居民生活密切相關,服務於社區群眾的社會組織;四是有利於促進社區居民就業的社會組織。在完善機制方面,我們建議一要開通登記綠色通道,採取備案與登記相結合的方式,降低門檻,將社區社會組織納入合法管徑,促進其發展;二要建立健全科學的政府購買服務、民辦公助等扶持機制,將相關項目扶持資金納入公共財政框架,引導和支持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三要強化分類管理,按照社區社會組織的性質、規模、業務范圍、成員與服務對象的不同,加強分類指導與管理,積極引導社區社會組織規范運作,使其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管理軌道,確保其既發展得好又管理得好。
(三)落實舉措,加大培育扶持社區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工作力度。一是制定發展規劃。將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管理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根據各個社區的具體情況,研究制定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規劃,明確重點扶持對象和具體扶持措施,不斷優化社區社會組織的結構和布局。二要加強孵化基地建設。進一步完善社區社會組織孵化機制,盡可能為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的創建提供有益的咨詢,創造必要的條件。三要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各方協同,努力在資金、場地、專業人才等方面提供保障。學習蘇州、南京等地做法,每年從福利彩票基金中安排一定的資金用於支持初創型社區社會組織發展。通過政策宣傳引導、活動吸引、典型帶動等多種方式,招納優秀人才、志願者加入到社區社會組織中來。四要注重打造品牌特色。根據每個社區的不同情況,重點發展和培育一到兩個社區社會組織,精心指導,在創特色品牌上下功夫,達到建一個示範點凝聚一批骨幹,服務一方居民,營造一片和諧環境的目標。
(四)加強宣傳,增強居民群眾對社區社會組織的認同感和參與度。通過市、區政府及部門網站、電子政務社區應用系統和街道、社區宣傳欄、宣傳單等,將社區社會組織的各類信息,包括有關政策規定、辦事程序和已經登記的社會組織名稱、住所、性質、宗旨、規模,以及開展重要活動、主要服務項目、年度工作報告、年檢通過情況等予以及時披露,同時在新聞媒體上加大社區社會組織典型、經驗的宣傳力度,讓居民群眾全面了解社區社會組織的情況,增強認同感和參與度,同時形成社會監督機制,為社區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奠定基礎。

C.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D. 社區服務方面的論文

1992年,深圳寶安桃源居社區在深圳航空東區五座荒山野嶺間開始了規劃建設。由於地處偏僻且緊鄰深圳最大的垃圾填埋場,政府公共服務難以到位,先期入住的小區一度陷入缺水、缺電、垃圾污染嚴重以及社區治安混亂的困境。
公安部首次披露中國足球賭球假球黑幕

然而,17年後的今天,這里不僅獲得聯合國「國際適宜人類居住社區建設範例獎」等各種獎項,還在本月剛剛被民政部授予「全國和諧社區」。據介紹,社區成立8年來,這里無一例業主刑事案件、無一例鄰里糾紛告上法庭,無「黃賭毒」及未成年人犯罪與吸毒情況。

桃源居社區的變遷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8日,桃源居社區自治模式的座談會在中央黨校舉行,吸引了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人和中央黨校、北京大學等多家研究機構的學者到會。座談會上,中央黨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區調研課題組還對外發布了課題報告。

報告稱,桃源居的轉變歸功於其逆境中自救自治探索出的一種服務型社區自治新模式,即在早期政府公共服務缺位的情況下,通過依託各種社會組織並激發社區民眾的普遍參與熱情,最終實現了基層民主協商和社區居民的自我治理。

伴隨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社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政府、企業的社會性職能均向社區轉移,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日趨集中在城市社區,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型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培育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自治意識和參與意識。

「在深圳市桃源居社區的建設實踐中,各種社會組織以服務社區居民為核心,立足公共服務的需要來定位和調整自身角色,不斷提高社區組織化程度和水平。同時,各種社會組織以服務社區居民為紐帶,相互之間建立起分工、合作、協商的夥伴關系,建立起一種新型的社區組織關系。」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峰說。

中央黨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區調研課題組成員向春玲教授指出,桃源居社區服務和管理走的是一條由下而上的路子,其核心內容是居民自治、企業補位、政府到位。

據了解,面對社區入住之初生活不便、治安不穩、公共服務設施缺乏等困難,桃源居社區自發組建了眾多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公益性服務組織開展自救自治,包括桃源居社區公益事業發展中心、清華學校、幼兒園、老年大學、志願者服務中心、便民服務站等,涉及居家養老、便民利民、鄰里互助等多個方面。

桃源居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創始人李愛君告訴記者,社區擁有各類義工組織13個,義工人數達4000人。通過開展各種公益和福利活動,為社區提供多元化服務。

為鼓勵居民積極參與到社區業主共建家園活動中,桃源居還首創社區義工「銀社一卡通」,居民的每一份貢獻和愛心都會以積分形式記錄在卡上,然後通過這張卡以物質資助、獎勵等形式兌現權益。到2008年,桃源居居民參與社區組織的比例為67%,人均參與1.64個社區組織活動。

向春玲說,在桃源居群眾和社區組織自我服務的基礎上,隨著社區公共事務管理和相關公共服務到位的要求日益緊迫,從2004年開始,政府的管理和相關公共服務機構逐步進入社區,2005年8月,桃源居社區黨委成立,隨後區政府在社區設立工作站。「融合政府、居民和開發商各自作為的桃源居社區服務型自治模式由此產生。」

「桃源居的社區服務不是政府包辦,而是形成了從政府到企業,到社區非政府組織和居民的多元化服務格局。」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南嶺表示,這一社區服務模式的創新不僅減輕了政府負擔,也使政府意識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職能必須加快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推動公共服務走上可持續發展軌道。

據悉,目前,深圳桃源居開發項目即將結束,為實現社區服務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桃源居集團已於去年7月捐資1億元創立了中國首家社區公益基金會,主要用於培育和扶持社區組織和社區服務。李愛君透露,下一步計劃將「桃源居社區模式」復制到重慶、天津等有條件的地區。

「桃源居模式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示範樣本,」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副司長王金華說,無論是農村的村民自治探索,還是桃源居服務型自治的創新,都是基層民主進步的表現。下一步應結合立法採取更多措施,將基層民主的探索和創新向全國推廣。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孔徑源說,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正面臨由過去吃飯穿衣為主的民生需求,向以社會公共服務包括社會管理水平為主的服務需求轉變,公共服務面臨管理創新的問題。

「桃源居多元化的服務模式啟示我們,自治和民主是公民社會最主要的標志,今後公共服務將不再由政府一家包辦,而應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通過探索和創新更多發揮社會團體和基層民眾的作用,從而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孔徑源說。

E. 現有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和標準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哪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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