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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缺陷
1、及時介入權
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察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這是96年刑訴法修改後的新規定，學界謂之為「賦予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提前介入權』（相對於舊《刑訴法》的規定而言提前）」。但這種所謂的「提前介入權」卻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律師訴訟權利中的「及時介入權」，因為這種「提前介入權」無任何救濟措施，與「及時介入權」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其強大後盾相比較而言，這種權利在實踐中完全被「虛化」了，有學者甚至認為我國立法上對律師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的規定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宣告性的規定。［1］理由有三：第一，基層偵查機關基本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請律師的權利，而許多犯罪嫌疑人由於法律知識欠缺，不知道有這項權利；第二，有些犯罪嫌疑人雖然提出聘請律師，但偵查人員並不及時轉告聘請的律師或親友；第三，是對於犯罪嫌疑人的親友為其聘請的律師，偵察機關卻以不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提出的聘請要求而拒絕律師的介入。總之，律師的介入在偵察機關或偵察人員這兒「卡了殼」，而偵察人員在無律師介入的情況下，所取證據依然有效。可見，律師的「及時介入權」在我國無法保障。
2、與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權
我國《刑訴法》96條，六部委《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均規定律師有權與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但在實踐中卻基本無法落實。主要表現為：（1）有的偵查機關隨意擴大國家秘密的內涵和外延，常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律師會見。（2）以其他種種理由拒絕律師的合理要求。（3）即使同意了，也不在規定的時間內安排會見。有的律師前往看守所往返五、六次，甚至十幾次仍不能辦妥會見手續。一二個月見不到犯罪嫌疑人是比較普遍的。（4）有的機關限制會見的時間、次數和人數。有的機關明確規定，偵查階段不準談案情。（5）有的看守所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也要求律師會見被告人要得到批准，持有偵查機關或審判機關批准手續。這些做法明顯違反了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六部委有關「對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的規定。
3、法定在場權
在我國，不僅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無權要求在場，就連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也不允許律師在場。由此可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對律師的法定在場權的規定上處於缺失狀態，這與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初衷必然背道而馳。
4、閱卷權、調查取證權
在我國目前法制下，許多人認為96年新《刑事訴訟法》在律師閱卷權、調查取證權上是一個倒退。原《刑訴法》第29條規定可以查閱案件全部材料，而新《刑訴法》第36條只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只有部分閱卷權，即「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的一審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材料」。而在實踐中，公訴機關往往只是有選擇地向法院提交不利於被告人的證據材料，律師只能看到一些程序性的訴訟文書，而案件實體文書，如閱卷筆錄、訊問筆錄、調查筆錄等，律師很難看到。而「律師能否查閱全部案卷，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師能否提出有力度的辯護意見的關鍵。」［2］可見，在我國，由於閱卷權的限制直接限制了刑辯的效果。
5、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
在我國，辯護律師在訴訟中的執業保障明顯不足，［5］不僅未規定律師刑事豁免權，反而在修訂的《刑法》第306條設立了辯護人偽證罪，這項有職業歧視之嫌的規定的出台，使律師執業風險大幅提高。安徽巢湖凌宵松律師偽證案，亳州李利律師偽證案，馬鞍山陳琦、林勇兩律師偽證案……信手拈來的案例，讓人震驚，更讓我們難堪，無怪乎有人在媒體上言稱「以保護被告人權利為己任的刑事辯護律師卻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談何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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