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麼是農村公共文化建設
根據文化產品的分類，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大致可以分成二類：
一是公益性公共文版化權服務，是指其內容意義的「公共性」特別高，即直接關繫到國家文化主權、文化信息安全或社會穩定，或與國家和民族文化創新、傳承直接相關的文化產品服務。這些文化服務，必須由政府直接控制管理或由政府直接投入經費加強建設和發展，如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的新聞頻道、國家信息網路、各類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鄉鎮文化站、廣播電視、美術館、紀念館等。
二是准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是指其內容意義的「公共性」較低，並且與國家主權、文化信息安全關聯不大、還可以通過培育市場，並通過市場采購獲得的文化產品服務，如娛樂、電影、演出、展覽、美容、健身等。
2. 村級公共文化服務
根據文化產品的分類，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大致可以分成二類：
一是公益性專公共文化服務，是指屬其內容意義的「公共性」特別高，即直接關繫到國家文化主權、文化信息安全或社會穩定，或與國家和民族文化創新、傳承直接相關的文化產品服務。這些文化服務，必須由政府直接控制管理或由政府直接投入經費加強建設和發展，如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的新聞頻道、國家信息網路、各類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鄉鎮文化站、廣播電視、美術館、紀念館等。
二是准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是指其內容意義的「公共性」較低，並且與國家主權、文化信息安全關聯不大、還可以通過培育市場，並通過市場采購獲得的文化產品服務，如娛樂、電影、演出、展覽、美容、健身等。
3. 村級公共文化服務做什麼的
通過文化基礎知識、現代文化藝術、傳統文化藝術、鄉土特色藝術、專業內拓展等五個容模塊的學習，他們都取得了中等專業畢業證書。為保證群眾文化組織員隊伍持續穩定，區財政按照700元/月/人的標准對376個行政村的群眾文化組織員給予補貼。同時，採取支付轉移的方式向每名放映公益電影的文化組織員年終一次性撥付電影放映補貼2800元。
幾年過去了，「文化組織員」隊伍已經能夠獨立承擔起村級公共文化設施管理、文化活動組織、文藝人才培養、益民工程推進、文化市場督察和文物保護管理等多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務任務。農村文化設施無專人管、文化活動無專人乾的難題得到了有效破解。
通過這個案例就能大體知道這個措施就是同人財物的大力扶助，支持，讓廣大村級單位也能同步享受得到公共文化，提供更好的更優質的文化產品。
4. 32、我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存在哪些問題
由於對基層政府農村文化工作缺乏有效考核監督機制和具體考核措施，一些地方對農村公共內文化服務工作認識容不足，領導重視程度、投入力度和工作力度都還不夠。 （2）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財政投入經費不足，設施不全。一些地方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投入缺乏制度約束和連續性。一些地方文化事業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偏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經費投入更少。不少鄉鎮文化站沒有經費預算，事業建設、業務活動和日常辦公等基本經費不足。 （3）全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平衡。主要是地區間不平衡，不少欠發達地區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後於沿海發達地區。 （4）鄉鎮文化站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人員隊伍不夠穩定。全省鄉鎮文化站工作人員（文化員）缺編較多，平均缺編比例為22.6%；「挪作他用」與「專職不專用」現象比較普遍，兼職比例超過90％；不少地方的鄉鎮文化員為招聘人員，有些待遇落實不到位。鄉鎮文化隊伍知識和業務結構不合理，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不到20%。
5. 農村文化現狀對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影響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是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現在所達到的小康水平，發展很不平衡，未來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也將具有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最困難之點，不在城市，而在廣大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不在東部，而在廣大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
1、「三農問題」的解決是關鍵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目前在我國最為突出。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太低、農民收入相對過低以及農村嚴重落後於城市等問題，嚴重阻礙著我國現代化進程，制約著我國小康社會的實現。
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尤其不發達。農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任務，對全國來說舉足輕重。在我國13億人口中，60%在農村，占絕大多數。由於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少，無法採用現代化技術設備、實施集約化經營，是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決定了我國農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能否滿足人民的吃飯問題，即糧食問題。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98年的將近半個世紀中，經過艱苦努力，糧食產量從2263.6億斤提高到10200億斤以上，中國農民就在這僅佔世界不到7%的耕地上，生產了佔世界總量達17%的糧食，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我國耕地面積和糧食播種面積逐年遞減。2004年初，黨中央出台了「一號文件」等一系列扶持農業和糧食生產的政策，農業生產出現了喜人的形勢，2004年糧食總產量穩超9100億斤，達到了年初的預期目標。由於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剩餘勞動力滯留在農業上，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在農業生產上的推廣和運用，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其次，農民收入過低，增長緩慢，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雖然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最大的群體，但中國農民收入總體偏低，而且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在下降。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5.2%，農民得到了實惠。但從1997年開始，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降趨勢。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增長2.1%，知道2001年才出現反彈，增長4.2%。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比上年增長4.4%。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575元，比上年增長4%。近幾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這與「十五」計劃年均增長5%的目標相距較大。同時，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也在持續減少。1998年減少了30元人民幣，1999年減少了57元人民幣，2000年減少了54元人民幣。20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制定了16項發展指標，實現了13項，而農民人均收入、全國居民每天蛋白質攝入量、初級衛生保健體系3個指標沒有實現，這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瓶頸。
然而，農民收入總體偏低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民收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由於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農村人均二畝耕地，戶均七八畝耕地，即使土地回報率很高，收入總量也難以有較大增長。縮小城鄉差距，不斷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大幅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農村全面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仍十分艱巨。
再次，我國農村與城市發展差距在拉大，表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農村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等現代文明遠遠落後於城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1和1985年的1.86：1擴大到2001年的2.90：1，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由1978年的2.93：1和1985年的2.31：1擴大到1999年的3.52：1。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了9.1%，但農業產出卻僅增加2.5%，遠遠落在了其它行業後面。事實上，在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8億農民居住的中國農村也被城市遠遠地甩在了後面。2003年農村人均收入接近2622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卻接近8000元。這種城鄉之間總體上發展的極不平衡必然造成二元經濟結構下一系列獨特的農村社會問題。因此，在我國總體上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後，就需要比任時候都更為關注農村的社會全面進步問題，否則，就有可能延緩我國現代化進程。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為了較好的解決「三農」問題，加快農村建設步伐，2004年中央政府決定，在農村地區投入增加25%，達到1500億元，用於改善農村的教育、公共衛生設施、道路建設和其他服務，農民享受公共服務的狀況有了明顯變化。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明確今後五年，國家財政新增義務教育經費累計將達2182億元；五年內，國家財政將投入200多億元對鄉鎮衛生院和部分縣醫院設施進行改造；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標准由20元增加到40元，中央財政為此將增加支出42億元。這些必將加快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2、加快城鎮化發展是途徑城鎮化是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化最初是由工業化引起和推動的，是在社會生產力大發展和工業化的全面推進中，受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遞增規律影響產生的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運動過程，表現為人口不斷向城鎮集中，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發達國家城鎮化率已達60%—70%，而我國到2003年這一比重才達到40.53%。
目前，我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水平（我國工業增加值已佔GDP的50%）。城市化滯後會阻礙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市化過程不僅是人口在地區之間的轉移過程，而且是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引發勞動生產率突變和提升的過程。因為在二元經濟格局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所以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勞動生產率可比其先前提高4—5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很大程度得益於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包括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和90年代以後的民工潮。雖然因戶籍制度障礙，城鎮化未完全到位，但是2億多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無疑是我國這一時期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實踐證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程，不僅是勞動者自身技能的提高過程，而且是勞動者在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過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恰恰在這方面起著相反的作用。
城鎮化滯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2001年，我國農業在GDP中比重只佔15.2%，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卻佔到全國勞動力總量的50%，農村人口更是佔到全國人口的62%。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緩慢，農民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據《2001—2002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測算，通過城市化，當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降到全國人口的25%以下時，我國農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實現規模化、專業化和集約化生產，農民才能從傳統的農民變為現代農業工人，人均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能達到與城鎮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為了徹底解決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需要將更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逐步解放出來，最終達到減少農民、致富農民的目標。
十六大報告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明確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這個思路跳出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的局限。站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角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城鄉統籌實質上是統籌城鄉生產要素，首先是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我國宏觀總體形勢由過去長期的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但是這一過剩是相對於有購買力需求的過剩，而不是對於人民實際需求的過剩，即因為現實購買力不夠，不是老百姓不需要產品。2003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399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8265元，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是農村居民的3.5倍。既然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1/3，怎麼會不需要產品呢？
現在，我國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到倍多，13億人口中有6億多在農村，農民購買力低下，就把全國的購買力拉下來了。假如農村人口購買力達到城市人口的水平，全國就要增加至少3萬多億元的購買力，如果這樣的購買力投入市場，目前我國的工業消費品總體上恐怕不是過剩，而是不足了。那麼，制約農民購買力的因素有哪些呢？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農民的生活方式。而這兩個方面都同農村城鎮化密切相關。農村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村人口城鎮化。只有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業才能企業化，農業生產方式才能變革，人口規律才能改變，居民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才能變革，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才能逐步解決，有購買力的需求才能增加。其中關鍵問題是農民角色的轉變，即大部分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從事農業的人數大幅度減少。
中國以值得注意的規模進行城市化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比發達國家遲了一個世紀，比其它發展中國家也遲了大約30年。在195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11.2%，到1078年也才有17.92%，1995年達到30%，2000年達到36%，2002年達到38%，2003年達到40.53%。
從世界經驗來看，城市或者城鎮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列低於30%時，城市化一般表現為一個緩慢的推進期，當城市化率提高到30%時，以上到60%之間時，城市化進程呈加速趨勢。達到60%以後，又會進入一個新的緩慢推進的階段。從1995年城鎮化率接近30%開始，我國就進入城鎮化高速推進階段。改革開放之初到1995年的17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僅提高0.6個百分點，而1995年到2003年的8年間，這一數字年均提高達1.44個百分點。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依然會保持較高的速度。而這一高速發展，要求從根本上打破體制方面的束縛，主要是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限制，才能真正有效推進城鎮化進程，並以城市帶動農村，使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3、推進「西部大開發」是條件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非平衡協調發展過程。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自然、人文等各方面條件千差萬別，各地的經濟發展並不平衡，各個地區之間經濟差距客觀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農村和城市調查資料顯示，按照《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准》來看，全國31個省市區，有15個省市區小康實現程度在90%以上，9個省市區在80%—90%之間，7個省市區小康實現程度不到80%。東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97.86%，中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93.18%，西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84.18%。在這種情況下，東部及沿海地區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已經提出邁向更加富裕的小康社會，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中部和東部地區，由於條件差，困難多，現有小康社會的水準客觀上要低一些，還加快發展迎頭趕上。
中國經濟發展的東西部差距由來已久，在改革過程中，這個差距被進一步拉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如經濟基礎較好，交通和地理環境較優越），尤其是利用國家投資傾斜、政策傾斜的優勢，不失時機地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市場經濟，經濟發展速度很快遠遠超過了中西部地區。而大多數西部地區自然環境惡劣，交通不暢，信息閉塞，遠離經濟中心，人力資源匱乏，生產技術落後，其經濟基礎最薄弱，發展任務最艱巨。1980年—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東部比西部搞出4.1個百分點。「八五」期間，全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11.7%。其中東部在16%以上，中西部僅為9%。1994年，東部地區GDP佔全國的55.4%，而占國土面積85%的中西部地區僅佔44.6%，其中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占國土面積的71.3%，人口的1/4，GDP僅占約18%。固定資產投資東部地區佔全國的67.41%，中部43%，西部僅佔12.16%。目前2900萬貧困人口，80%左右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可見，中國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特別是西部明顯落後於東部。據國家統計局對小康水平的測算來看，東部小康實現程度為97.86%，中部實現程度為93.18%，西部更低僅為84.18%。因此，中國的小康水平從地區分布上看，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上述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而且成為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順利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在2020年使全國人民生活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部地區發展狀況。
應正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非平衡發展的過程，並採取措施，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黨和政府從「九五」開始，就提出要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步加大解決地區差距繼續擴大趨勢的力度，積極朝著縮小差別的方向努力。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十五大提出要促進地區經濟裡布局和健康協調發展。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
「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累計投入約4600億元，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累計安排5000多億元，長期建設國債有1/3以上用於西部地區。西部地區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左右。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收到了初步的成效，2003年，東西部地區GDP的增長速度差已由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5個百分點縮小到0.88個百分點，西部發展步伐明顯加快，各項事業發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但中西部的發展差距仍然存在，有些方面還有擴大的趨勢，除了歷史欠帳太多、基礎設施薄弱等因素外，還有兩個突出的方面：一是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盡管西部地區第一產業佔GDP比重已下降到24%，但是仍然有2/3的人口滯留在貧瘠的土地上；盡管西部地區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已經達到56%，但採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占其中的近40%，表現為明顯的資源型傾向，加工製造業的競爭力則普遍較弱。二是投資環境改善問題。有研究報告顯示，比較近幾年東西部地區的發展，以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礎設施為標志的硬環境建設相對接近，而經濟發展質量、開放度和技術水平為標志的軟環境建設則差距更大。因而與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區在全國進出口和實際吸收外資中的比重分別下降了0.5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需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區在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的同時，推動發展的有利條件也很多。西部能源資源富集，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勞動力成本低且供給充足，市場潛力很大。況且，經過6年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條件有了明顯改善，為加快區域經濟發展創造了基礎性條件。
今後，在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同時，要正確處理「兩個加快發展」的關系，加強東西部的區域合作與交流，形成東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東部地區經過20多年快速發展，已形成強大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自我擴張的能力，同時又面臨新一輪國際資本和高科技產業向中國東部轉移的機遇，這是東部加快發展的有利條件。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有利於增強國家的實力，也有利於更好地支持西部地區發展。但是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還處在依靠國家對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的階段，製造業、服務業遠沒有發展起來，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能力很弱。因此，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區域發展，就要求國家從宏觀政策上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按照鄧小平「兩個大局
6. 如何構建農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由「盼」文化向「辦」文化的轉變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廣大農民經濟上富起來了，不愁吃不愁穿，求知、求樂、求美成了農民的普遍願望和期盼，不僅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當代農民需要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要俏」，需要通過文化美化生活，追求時尚，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豐富美好；「要笑」，需要享受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服務，笑逐顏開，快樂開心；「要跳」，需要唱歌跳舞，參與文娛和體育活動，愉悅身心；「要鬧」，需要熱熱鬧鬧，通過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及服務，痛快地抒發感情；「要造」，希望得到公益性文化的學習和培訓，造就新的素質，提高致富的能力和本領。這就要求政府與群眾上下結合聯手辦文化，將期盼和需求變成現實。辦文化，農民要唱主角，充分激發農民的創造性和參與熱情。政府主導，農民主辦，是發展繁榮農村文化的基本方向。政府應主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資金投入、資源配置、設施建設、服務內容，以及人才、技術和政策保障等各方面的工作，承擔第一位的責任。要按照業余自願、形式多樣、健康有益的要求，利用農閑、節日、集會，廣泛開展農民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各種文化活動。同時，要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民自辦農民書社、文化專業戶、文化大院、電影放映隊、農村業余劇團等，活躍農村文化生活。如果只「盼」不「辦」，有要求，沒行動，繁榮農村文化就會落空。
由「送」文化到「種」文化的轉變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過去主要是採取「送」文化的形式，如送戲下鄉、送科技下鄉、送電影下鄉等為農民服務。這種送的形式不僅要保持並加大力度和覆蓋面，同時要更注重「種」文化的形式。即在農村「種」下公共文化服務的種子，增強其自身的「造血功能」。「送」是引導，「種」是根本；「送」是暫時，「種」是長遠；「送」是雪中送炭，「種」是錦上添花。如果只有政府「送」文化，沒有農民「種」文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是缺乏持久生命活力的。「種」文化首先要培育農村文化人才。由農村自辦文化必須有人來辦，有較專業、農民歡迎的文化人才。要重視和培養各類文化人才，如農民演藝人員、畫家、歌唱家、文藝創作人員、民間藝人等。同時，要積極培育新型農村文化主體，支持農民興辦各類文化團體，鼓勵農村文化活動積極分子，扶持鄉土文化能人，為開展農村文化活動夯實基礎。而且，還必須建立農民自辦文化的長效機制，如建立組織機構、設立相關制度、給予一定的物質和經費支持，提供必備的保障措施和條件，使農村文化活動能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由「借」文化到「掘」文化的轉變
農村文化活動不能只簡單借用或復制城市文化活動的內容和形式，而應當深入開掘本地的文化資源和項目，保持農村文化的本色和特質。現在我國許多農村的文化建設大體上都模仿城市文化的套路，把城市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簡單搬到農村來。城市流行什麼，農村也追逐什麼；城市熱衷什麼，農村也力推什麼；城市忘記什麼，農村也缺失什麼，造成城市、農村文化建設「一窩蜂」「一斬齊」的現象。比如，簡單把都市白領喜歡的電影搬到農村，把城市的娛樂文化、休閑文化、對歌星的追逐、搞笑等也搬到農村；把明星演唱、歌舞節會等也移植到農村。這固然有縮小城鄉差距的一面，但總體上，由於缺少鄉音、鄉風、鄉韻，農民對此並不真正認同和感興趣。這些脫離農民實際需求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多因深受城市文化的「濃妝艷抹」而很難在農村流傳。要改變這種狀況，一定要由「借」文化轉到「掘」文化上來。事實上，各地農村都有豐厚、數不清的文化資源、項目、名品等可供開發、挖掘和利用。開發本地的文化資源，如劇目、歌舞、年畫、習俗、工藝等，形成特色文化產品，可以大放異彩；開發挖掘文化項目，如鄉土文化體驗、民族文化尋根、文化休閑旅遊等，不僅農民需要，也會廣泛吸引具有鄉愁情結的城裡人；開掘本地的文化精神和優良傳統，如晉商的誠實守信、辛勞勤奮，浙商的經世致用、義利並生，徽商的勵精圖強、不畏艱苦，粵商的自由開放、務實創新，以及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等，可形成本地獨特的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