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能不能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城鄉間差距
城鄉基本公共服復務均制等化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重視和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筆者通過深入揭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與面臨的矛盾,重點圍繞城鄉義務教育、城鄉社會保障、城鄉醫療衛生、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四個領域進行了全面分析,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國家財力分配要實行「三個傾斜」;二是在推進相關重大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三是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四是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當前和未來的財政狀況已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這一大背景下,必須考慮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均衡。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將是一個長期目標,是一個動態優化過程,這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國情和財力的制約。
B.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確定為當前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針。此外,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項目布局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也是全面落實中國特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體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社會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並確立了社會建設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中心內容;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2009年全國財政會議更加明確強調,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點加大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以穩定和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拉動消費需求。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收返還和財政補助政策,為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財政制度基礎。
二是堅持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質,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財政對教育投入,規范教育收費,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季開學將取消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三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努力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葯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五是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支持自主擇業、自謀職業的同時,加強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政策引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中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程剛剛起步,實現均等化的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實現均等化的制度還不夠健全,制度之間還缺乏系統化的安排。
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共同需要面對的。通過開展「亞洲主要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理論問題,總結發達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破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共同難題,對推動整個亞洲地區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具有戰略意義 。
C. 如何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重回視和答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筆者通過深入揭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與面臨的矛盾,重點圍繞城鄉義務教育、城鄉社會保障、城鄉醫療衛生、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四個領域進行了全面分析,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國家財力分配要實行「三個傾斜」;二是在推進相關重大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三是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四是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當前和未來的財政狀況已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這一大背景下,必須考慮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均衡。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將是一個長期目標,是一個動態優化過程,這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國情和財力的制約。
D.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述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E. 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體制亟待規范
······ 現行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 按照轉移支付的項目劃分,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轉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分為均衡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 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且其制度設計也有待完善之處。 一般性轉移支付額主要按照各地標准財政收入和標准財政支出差額以及轉移支付系數計算確定。2005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各地區標准財政收入由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中央對該地區稅收返還的財力轉移支付構成。地方本級標准財政收入主要根據各稅種的稅基和稅率計算確定。各地區標准財政支出由該地區行政公檢法支出、教育部門支出、農林水等其他部門支出等經濟性支出構成,根據標准財政供養人數和全國統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其他經常性支出項目分別計算確定。轉移支付系數參照當年一般性轉移支付總額、各地區標准支出大於標准收入的收支差總額以及各地區財政困難程度確定。 就計算各地的標准財政收入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財力的基礎上的均等化,由於既有財力不僅包括稅收收入、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等項目,還應包括沒有列入預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讓金收入,而且沒有列入預算的這部分收入在個別省份比例還比較大,有的地區列入預算的收入和沒有列入預算的收入之比已經達到了1:1的比例。因此,對地方既有財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減弱了。就計算標准財政支出而言,由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級目標是使每個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應當將花費在每個人身上的財政支出即人均財政支出也作為計算標准財政支出的依據,而不是僅將財政供養人數及其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作為依據。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 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為3517億元,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另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中央財政分配的239項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中,有41項內容交叉重復,涉及資金156.37億元;有65項沒有管理辦法或管理辦法未公開,涉及資金705.89億元,占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總額的20%。按項目分配的專項轉移支付有71項(不包括預算內基本建設和國債投資項目),涉及資金545.55億元,具體分配到44149個項目,其中10萬元以下的項目8825個,平均每個項目4.36萬元。 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解決中央與省級的財政關系,省以下的財政體制包括轉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統一規范。近年來,各盛自治區、直轄市參照中央對省級的轉移支付辦法建立了省對市縣的轉移支付辦法。但是,由於缺乏法律基礎,從整體上看,制度建設比較滯後,省以下縱向財力差距和省內橫向財力差距不斷拉大,基層財政運行困難。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建議 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 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即在實行縱向轉移支付的同時,還實行橫向轉移的轉移支付。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呂,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完善轉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 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比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很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2005年,中央對地方的體制補助為386億元,僅佔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的3.4%,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 根據《〈關於200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的名詞解釋》的說法,「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統籌安排和使用上述資金。」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因此,從形式上看,這幾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具有專項轉移支付的特徵。但是,在使用中,這部分資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用於彌補地方的財力不足,在資金的使用上沒有具體嚴格的規定。因此,從性質上講,這些資金都應列入一般性轉移支付。事實上,這些轉移支付都是由於政策調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個全面的轉移支付計算公式,確定中央對各個地方的轉移支付數額。在確定標准財政收入的時候,應當全面衡量地方財政的收入能力,將預算沒有反映到的財力反映進來。在確定標准財政支出的時候,不僅應當考慮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等指標,更應當將總人口、可居住面積、地理環境狀況等指標反映在內。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入條件和規模。 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例如,跨地區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護林帶的建設,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縣的脫貧救濟,中央委託地方的項目等。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當然,如果把准入的條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徵的項目內,其規模必然不可能過大。再次,列入專項轉移的項目要經過科學論證和一定的審批程序。另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F.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
G.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
H.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