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基本公共服務何時提出

❶ 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是在什麼時候首次提出的

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是在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時首次提出的。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

1、公共服務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財政制度仍未完善。一方面是政府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不足，二是地區間和城鄉間公共服務差距懸殊。

2、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劃分不清，基層政府財政相當困難。

3、世行報告凸顯我國公共服務的不足。我國的經濟在快速發展，同時貧富差距也在拉大。

❷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什麼可極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

❸ 國外如何提供公共文化服務

世界各國由於傳統、國情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務制度與模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
(1)政府主導模式。
這種模式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設有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有垂直領導關系和非垂直領導關系，各級政府文化部門文藝團體進行有限的資助並提供比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此種模式以法國和日本為典型代表。
(2)民間主導模式。
政府沒有正規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門，主要以政策法規營造良好文化生態，鼓勵各類文化團體或機構自我生存。政府財政對文化的投入主要通過各類准行政機構進行分配，這種機構通常被稱為「國家藝術理事會」。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機構是開展政府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堅力量，此種模式以加拿大、美國、瑞士為典型代表。
(3)政府與民眾組織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模式。
政府以「一臂之距」 (Arm』slength)與民眾組織合作，將文化資源進行分配，並共同管理文化事項，提供文化服務，此種模式以英國、澳大利亞為典型代表。「一臂之距」這一概念用到公共文化政策上多是指政府對公共文化撥款的間接管理模式，它要求政府對公共文化採取一種分權化的管理體制，「一臂之距」原則的基本要義便是從集中管理到分權管理。
《芬蘭文化政策》指出，「一臂之距」原則具有「垂直」和「水平」的兩種分權向度。所謂「垂直分權」涉及中央政府與其所屬行政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縱向分權關系：即一方面，中央政府將文化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主要權力以及部分文化撥款的責任交給其所屬的文化相關部門；另一方面，它還要求各級地方政府行使相應的權力或承擔相關的責任。譬如，英國中央政府90年代對文化領域的年平均預算為l0億英鎊，而同期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這四個大行政區對文化的年資助額超過了10億英鎊。在芬蘭2000年的公共預算中，中央政府對廣義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占支出總額的58．6％，地方政府文化財政支出佔41．4％。而從對狹義藝術生產的資助來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佔一半。
「水平分權」是指各級政府與文化方面的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橫向分權關系。這類組織是介乎政府與具體文化單位之間的一級中介機構。它有兩個基本特性：其一，這類組織通常接受政府委託，為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咨詢，甚至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設計，並策劃具體的文化政策實施方案。同時，它還負責把政府的部分文化撥款落實到具體文化單位。就此而言，它是代理政府具體管理文化的准政府組織。其二，這類組織往往由藝術方面和文化產業方面的中立專家組成，它雖然接受政府委託，但卻獨立履行其職能，從而盡可能使文化發展保持自身連續性，避免過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預，這些非政府組織之間通常不具有隸屬關系。
英國是最早實行「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國家，隨後「一臂間距」原則得到了發達國家的廣泛接受。「國際藝術理事會和文化機構聯盟」的文件指出：「目前在世界各地，無論窮國還是富國，也不論英語國家還是非英語國家，都普遍建立了對文化藝術進行資助的准政府國家機構。」在發達國家的文化政策中，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芬蘭、瑞典、瑞士等國明確聲稱採用這一原則。
3西方公共文化治理機制
隨著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開展，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公共文化國家治理也開始引入新的治理機制，將市場經濟的機制如委託——代理關系、公私合作關系和公共股份公司等方式廣泛引入公共部門，嘗試性地構建起一系列公共文化治理機制。
（1）公共文化基金會制
文化基金會制是由非政府組織與國家合作，通過政府對項目進行資助或企業、私人的捐助而設立的非營利性文化管理機制。文化基金會通常比政府更能滿足公眾差異化文化需求，並且能夠對政府的文化職能進行補充。它通過對文化政策施加影響，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條良性互動的渠道。政府通過文化基金會組織，以協議的方式對公共文化部門提供基金，並以稅收政策引導社會捐助公共文化部門，以此來促進公共文化事業建設。公共文化基金會制是目前西方
國家公共文化部門普遍確立的一項制度，幾乎所有的公共文化部門都會設立自己的基金會組織。
(2)公共文化託管制
託管制是一項傳統的商業信用制度，由委託人將財產權轉移於受託人，受託人依信託目的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託財產的制度。公共文化託管制是由委託人將財產委託於公共文化託管機構，由其代為經營和管理。公共文化託管制有利於公共文化經營管理的專業化，豐富國家公共文化的內容。英國議會以託管制建立的大英博物館，是早期以私人託管方式籌建的一座國家博物館，它通過政府的財政撥款來實施國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3)公共文化招投標制
公共文化招投標制是一項由招標人公開進行的公共文化項目招標形式，中標人對發包者支付承包金，並按照合同規定自主經營這一公共文化項目。這一方式保留了公共文化部門對公共文化項目的所有權和非盈利性，實現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引入競爭機制，提高了公共文化項目的運營效率。歐洲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機構都採用招投標制方式，保留文化機構設施所有權和對承包者的監督權，至於日常經營、人員僱傭則一切由承包者負責。
(4)公共文化有限責任公司制
公共文化有限責任公司制是根據股份有限公司制而形成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它將公共文化公司的資本分成等額股份，國家等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度承擔債務責任，公司也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將現代公司制度運用於公共文化領域再次實現了所有權同經營權相分離，同市場化競爭相適應，有利於公共文化部門的體制改革。瑞典、紐西蘭等國家的國有公共文化企業紛紛推行公共文化有限責任公司制，一些文化部門還創立了其分支部門的有限公司。

❹ 公共服務與基本公共服務區別與聯系

公共服務的內涵比基本公共服務廣，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前只是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提出，因為這個涉及基本人權與人的基本發展，所以要均等化，而有些公共服務各級政府要量力而行、量地而行。

❺ 公共服務體系的內容是什麼時候提出的，具體涵義是什麼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的意義是什麼

公共服務體系的提出：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公共服務體系的含義：

公共服務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為主要任務、以全體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為基本目標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體制創新。 內容包括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創造就業崗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促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發展；也包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發布公共信息等。涵蓋市場難以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自然壟斷和外部經濟等。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的意義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❻ 基本公共服務最先提出是哪一個國家

我去，這樣的問題

我只知道肯定不是心理分類

回答的，但是具體是那個分類

我也說不好，

❼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❽ 我國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念是在哪一年

我國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念是在2004年9月。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8)國外基本公共服務何時提出擴展閱讀：

相關概念

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於公平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比較突出，並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

並已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焦點問題之一，實行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當前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所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以及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

❾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什麼社會治理制度加強和創新社會

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