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途徑是什麼
政府職能轉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責、作用、功能的轉換與 發展 變化。包括管理職權、職責的改變（對哪些事務負有行政管理權責，管什麼，管多寬，管到什麼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轉換，管理手段、 方法 及其模式的轉變等。十六大報告指出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十七大報告要求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
一、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一個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政府，不僅會加重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導致效率低下，遠遠適應不了行政管理 現代 化的要求。經濟想要加速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建設廉潔政府，就要充分認識政府在反腐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設，真正樹立起廉潔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約行政權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約機制。在公務員收入相對不高，而又面臨市場經濟種種利益誘惑、物價頻頻升高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務員廉潔行政的機制。同時，必須保證每一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廣泛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特別是來自人民群眾的輿論和批評監督。建設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簡機構，建設精乾的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進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脫穎而出；要下放權力，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調控，維護中央的權威，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設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絕官僚作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同時還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體現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強化市場監督職能
目前 ，我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還十分薄弱，規范市場秩序的 法律 法規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壟斷嚴重，加上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走私等，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 問題 嚴重。
為此，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監管制度，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建立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關市場規范的法律法規建設，比如盡快出台反壟斷法，採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壟斷，防止 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損害消費者利益；其次，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從嚴治政，採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再次，在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與政府維持公平市場秩序密切相關，在實施政企分開改革的同時，要建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將政府決策職能與監管職能分開，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三、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過多過細。特別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已成為 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嚴重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勢在必行，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夠研究超前性、深層次的戰略性重大問題，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
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准，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
微觀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參與企業治理結構或直接介入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直接管理，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對公有制企業的直接管理活動。宏觀調控，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所進行的「控制」或「調節 」，它是政府通過調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經濟變數（如財政支出、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數的取值，從而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後，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五、切實轉變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轉變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嚴格依法行政。根據世貿組織要求，政府要保證法律法規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有比較完善的依法行政體制，政府行政過程應當是透明的、可預見的、公開的。各級政府部門應當摒棄陳舊的管理方式，嚴格依法行政，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其次，要公開。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個基本方法。各級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盡快實現政府管理信息化，不僅有利於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強政府各級機關及各級部門間的信息溝通，也有利於政府與內外商人之間的聯系和方便商人們辦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確、快捷地實現互動。
六、加強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人口、資源、環境工作，不僅要把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結合起來考慮，而且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因素。加入世貿組織，既為我們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對我們提高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必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強化國土資源管理與合理利用，建立政府管理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資源優化配置新機制，全面加快資源調查、規劃和管理，不斷提高對資源的保護，深化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做到產權明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保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把國土資源的管理、利用與開發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加大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力度，加強水利建設和對水資源的管理。
七、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的政府
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是要確立服務理念，樹立服務意識，當好人民公僕。新形勢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為企業發展和各類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政府應通過發揮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企業及人民群眾幹事創業提供優質到位的服務；通過不斷完善硬環境、優化軟環境，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氛圍，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行政機構改革，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轉變政府職能仍然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它。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許多領域要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慣例辦事，政府行使其職能（尤其是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須相應地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我們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近期目標，循序漸進，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② 實現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需要重點處理好哪些關系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需要處理好六個關系。
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激發市場、社會的創造活力
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兩個方面。簡政放權，目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加強管理和服務，目的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既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推動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舉措。
為了增強市場和社會的活力、激發發展動力，政府就要把該放的權力堅決放開、放到位、放徹底，不能因為擔心放了容易亂就畏首畏尾、不敢作為。《決定》指出，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把該由企業決策的事交還給企業，把該由市場決定的事交還給市場，打破各種影響公平準入和公平競爭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保證各類市場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處理好不同層級政府間的關系，發揮各個層面的積極性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整體構思、通盤考慮、上下貫通，把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維護中央的權威、上級的政令，也發揮地方、基層的積極性；既防止一統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亂；既堅持上下一盤棋，又充分考慮地區差異，注重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間。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職能配置，應根據實際需要，遵循權力和責任同步的原則，該上收的上收，該下放的下放，形成權責一致、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政府間職能劃分體系，避免因事權下移、財權上移而產生權、責、利不對稱分布，強化下級地方政府履行職能、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
要「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這是因為宏觀調控具有全局性、戰略性，中央政府在發展趨勢研判，綜合運用多種政策手段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統籌當前與長遠、發展與改革、經濟與社會、各區域發展等方面具有優勢，必須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的體制。對中央轉變政府職能的決策部署，必須統一步調，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對已經下放的審批事項，不能撒手不管，應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督促地方、基層和社會組織切實接住、管好。
處理好「瘦身」與「強身」的關系，優化政府組織機構
《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現在機構編制總量已經很大，疊床架屋，效率低下，結構不合理，機構編制資源沒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經弱化的領域沒有及時「瘦身」，閑職太多，人浮於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強身」，需要加強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的人手不夠，該管的管不過來，甚至沒人管。對這個問題，各級政府都應引起高度重視，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強身」。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有些機關上面很大、下面很細，成了鴕鳥。各級地方政府都應狠下決心，該加強的加強，該弱化的弱化，特別要加強基層、加強一線，將上級機關「瘦身」與基層一線「強身」統籌考慮，把編制結構調整好，為基層幹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實保障。適應政府管理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後監管的新要求，把市場監管重心下移，加強市縣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和人員力量，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網路，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處理好合理賦權與有效制衡的關系，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權力配置是否科學、運轉是否協調、監督是否有效，是判斷一個國家和地區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現行權力結構，既有職能分散、「九龍治水」的問題，也有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傾向；既有程序繁瑣、效率不高的問題，也有公開透明程度不夠、監督不力的問題。《決定》指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在促進權力運行的規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間找到平衡點，既避免權力因過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權力正當行使，防止束手束腳、裹足不前。
構建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應深入把握權力運行基本規律，以科學的制度設計為支撐，以分權制約為核心，以公開問責為保障，促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科學配置權力，按照職責、權力、責任相對應的原則，優化上下級之間、同級部門之間、事前事中事後各環節之間的權力配置，該強化的強化，該分解的分解，該限制的限制，該下放的下放，明確權力運行的方式、范圍、責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防止攬權、爭權、讓權、越權等問題發生。規范權力運行程序，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建立健全重大決策集體討論、聽證咨詢、實施效果評估制度，藉助網路技術手段，規范運行流程，提升執行剛性。推進政務公開，認真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健全行政監督體系和問責制度，自覺接受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和司法機關依法實施的監督，保障和支持審計、監察等部門依法獨立行使監督權。加強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重視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建立「權利制約權力」的倒逼機制。
處理好直接管理與間接管理的關系，創新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
《決定》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進行政管理和服務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現代化，實現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慣性影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較多，有效宏觀調節較少；運用行政手段直接調控較多，利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間接調節較少；各項職能大包大攬的多，轉移外包出去的少。這不僅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發揮，也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須切實予以糾正和改變。
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變革的方向，是從權力導向向規則導向轉變，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注重權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導轉變。健全宏觀調控體系，著重運用經濟、法律手段進行調節，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過各種手段的協同配合，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推進社會共同治理，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的基礎上，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鼓勵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按照《決定》要求，將適合市場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事項，「通過合同、委託等方式向社會購買」，有效解決一些領域公共服務短缺、質量和效率不高等問題，給群眾提供更多便利和實惠。
處理好改革創新與依法行政的關系，建設法治政府
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在職能和運行機制上的根本轉型，一方面需要以創新的思路、改革的辦法、革故鼎新的勇氣，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習慣模式，清除體制機制和部門利益的障礙，探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機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則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之一，任何改革創新都必須在憲法法律框架范圍內進行，在制度約束下進行，才不會跑偏、出位。
改革創新是法治進步的實踐基礎，法治是推進改革進程、鞏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並非非此即彼、不可調和，可以相互依託、相互促進。這就要求我們摒棄簡單對立的零和思維，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創新，確保改革創新與法治建設齊頭並進、相得益彰。應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現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內部空間，盤活存量資源，為改革創新提供支持，確保行政決策依法作出、行政權力依法行使、行政過錯和違法行為依法得到追究。對在法律框架和職權范圍內可以自主決定的改革事項，應精心謀劃、積極推進；對法律法規不允許、工作中又確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國家事權的，要申請國家授權試點，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積累經驗。實踐證明，有益可行的，應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在全國推行，通過行政改革推動法律變革。應出台制度辦法，在法律框架內為改革「試錯」護航，保障改革者披荊棘、闖雷陣、涉險灘，營造支持改革、鼓勵創新的濃厚氛圍。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③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現實緊迫性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現實緊迫性
第一，政府職能轉變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
因為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維護市場穩定和建立市場秩序方面發揮作用，而且要在推動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方面發揮作用。市場本身很難決定什麼產業是國家發展的重點，也無法促進產業結構朝既定的方向前進，只有政府實施具有明確目標的產業政策才能起到這種作用。
另外，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領域占據支配性地位，由此產生了權力市場化、行政壟斷等，為利用公共權力斂財肥私的「尋租」活動提供了機會，導致了腐敗的蔓延，造成了經濟改革中產生的機會不公和結果不公。
再者，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國內貨物市場和服務市場正逐步放開。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給政府同樣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尤其是如何創造一個適應國際競爭的市場環境，可以說是政府職能轉換中面臨的最大挑戰。
服務型政府是民主、開放的政府，政府職能依據需要進行相應的動態調整，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國際合作；以社會公正為原則，通過公共財政給予適當的利益補償，使廣大的社會成員都能分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使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得以健康、順利地進行，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
第二，政府職能轉變是實現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需要
這是因為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就是服務。
一，促進市場發育、建立公平競爭的統一市場。培育發展市場體系，包括商品流通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建立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促進統一開放的大市場，嚴格各地區和部門對生產要素流動的種種限制，打破地區封鎖，加快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推動流通領域的現代化，應該是政府的首要任務。
二，注重公共投資，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自然地理條件復雜，這就決定了中國在公路、鐵路、橋梁、航空、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具有高成本、規模大、周期長的特點從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中國政府的重要職能。
三，實施正確的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發揮比較優勢。市場本身無法決定什麼是國家發展的重點，也無法促進產業結構朝既定方向前進，只有政府的實施的目標明確的產業政策才能起到這種作用，才能促進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
四，在市場經濟中，物價和經濟水平波動的根本原因在於，總需求和總供給很難維持一種穩定的關系，有關生產和支出的決定是由千千萬萬分散的廠商和家庭獨立作出的，而追逐最大經濟利潤們的決策依據的是他們各自對經濟前景的估量，這就需要國家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水平，以實現充分就業，相對穩定的物價和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
五，促進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發展也是為中國政府的重要職能。通過這種財政轉移支付機制使高於從而實現其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平衡，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財富的再分配。這也是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堅持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六，政府職能由經濟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扭轉經濟建設的職能比較強，公共服務的職能較為薄弱的被動局面，有利於建立健全各種應急反應機制，提高政府對付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真正成為「人民的公僕」。
第三，轉變政府職能，統籌城鄉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鄉差別之所以會呈現擴大的趨勢，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各級政府尚未擺脫傳統的全能型集權管理模式，計劃經濟體制所固有的城市偏愛慣性尚未根本改變，各級政府距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發展農村經濟和改善農民生活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投入嚴重短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體制和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客觀上要求必須把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只有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把著力點轉到全面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特別是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方能建設適應城鄉一體化要求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無論是城市居民或者是農村居民，無論是市民或者是農民工，在配置公共資源方面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機會方面要公平公正，在分配成果方面要公平公正。歸根到底在制度建設方面要公平公正。政府只有把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落到實處，轉變職能，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推進農村文化教育事業建設，以及公平公正對待農民工，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城鎮安家落戶，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立城鄉基礎設施共同發展機制、城鄉公共服務均等供給制度、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城鎮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拓展、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
④ 如何促進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
政府職能轉變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從社會結構調整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聯系和互動發展的規律進行考察，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而與之相適應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成為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性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真正目的在於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經濟形態更替是社會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
社會結構是社會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的一種基本方式，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有機結合則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從理論上講，一切社會中的「三大領域」應該充分體現各不相同的軸心原則，進而發揮各自的社會功能並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是在具體實踐中，經常存在著一個支配著其他領域的「中心領域」，從而造成了一種諸領域以該領域為中心的緊密結合狀態，即社會領域的「合一結構」。與此相對應，在一種比較寬泛的范圍內，諸領域保持著各自獨立、相互作用的關系，這就形成了社會領域的「分離結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上，「三大領域」的關系組合將形成不同的社會結構方式，而決定該社會結構方式的決定性因素，主要取決於經濟形態，即在一定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和交換的實際狀況。同時，在社會結構方式形成和調整過程中，一般將呈現出兩種變化形態，一種是「中心領域」從社會中的某一領域向另一領域轉移；另一種則是「中心領域」對其他領域限製程度及其關系均衡的變化。
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由於分工不發達，人們以分散方式從事生產並自給自足，無法形成把社會個體聯結在一起的經濟紐帶，因此社會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經濟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經濟的政治強力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個體。在這種整合方式下，承擔著社會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動不僅獲得了顯著的中心地位，並且使這個社會形成了以政治為「中心領域」的「合一結構」方式。在這種領域合一的社會結構中，政府職能主要集中在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社會的公共管理只是從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補充。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對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將更為迫切，但是在以政治活動為「中心領域」的強制狀態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不可能按照其內在要求得到切實有效的履行，進而必將在本質上折射出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冷漠與無助，以至於造成損害政府自身形象和散失政府實際功能的客觀效果。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分工的實現和發展造成了社會個體之間的高度依賴性，任何個體都離不開社會而存在，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人際關系，都實現了高度的社會化。於是，分工與交換造就了把社會個體聯結起來的經濟紐帶，進而使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動起主要作用的社會整合功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為使過去那種單元板結的同質性社會解體提供了條件，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領域的傾向及其政治領域對於其他領域的強勢地位開始相對弱化，經濟社會管理職能不再簡單地依附和從屬於政治活動而得到不斷的孕育和成長。因此，現代社會的發展，必然要求政府職能及其角色的定位，充分體現在對社會公共事物管理職能的成長之中。在社會領域「分離結構」狀態下，市場經濟要求現代政府在本質上從政治權力的統治者轉變為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者；而在政府職能的結構上，則要求它從維護政治統治轉向全面履行社會公共管理。
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
研究政府職能轉變的視角是多樣的。其中一部分人認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應主要體現在經濟職能方面，具體表現為對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的徹底改革。我們不能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徵，即高度集權和計劃管理，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繫上，政府直接掌握著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企業完全依附於政府並且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在這種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進行強力控制的條件下，企業效率低下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從這一實際出發，人們自然要求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但是，在對以上社會結構變遷和調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們發現，從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控製程度的變化，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領域結構變化的角度來理解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更為接近整體性的客觀現實，而且對於政府把握其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觀指導意義。因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趨勢，而社會領域分離的程度則取決於經濟領域中市場經濟對社會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響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社會領域分離的動力機制中去尋找。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政府正確選定職能轉變的目標，確定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范圍和強度。
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下，由於政府及時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進了社會領域的分離和社會結構的調整。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到，在我國現實社會中，不僅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精神領域之間拉大了距離，使它們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而且各個領域開始更多地去追尋屬於自己的目標，使得各自的價值原則更趨獨立。社會領域的相對分離，決不是要求政府在職能行使方面從過去更多指向政治領域而轉向現在更多指向經濟領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實現由社會控制轉向社會服務這個重大轉變的基礎上，對社會的不同領域進行職能定位，妥善處理好不同領域之間的職能分工，有效地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而在社會公共事物管理中加強現實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本質意義，就是要保證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以至社會諸領域之間的健康關系，以形成相對獨立、互為作用，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動力性資源。
目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踐，從一個方面表明了現實政權力圖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健全相應的政治結構與文化結構的迫切願望。我們必須把社會各個領域發展體制的系統配套改革，作為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亦即要根據社會各領域互動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提出和確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發展目標，真正建立起符合各自規律的發展體制及其有利於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運行機制。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有力推動下，一個積極活躍而又強大的公民社會一定會在世人面前更加充分地展現出來。
政府職能轉變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性資源
以上分析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既需要理性設計的推動，又需要政府行為的重新建構。有專家認為，從領域分離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聯系和互動發展規律來看，領域之間的分化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調整重構，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動因，而政府職能轉變則是社會結構調整重構及社會系統互動發展的重要方面和自然歷史結果。過去，我國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著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經濟事務；「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務功能沒有充分發揮；「錯位」就是政府微觀事務繁忙、宏觀統籌不力。解決這「三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運用政策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轉到主要為社會和市場主體服務以及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充分發揮政策在管理經濟和服務社會方面的重要作用，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政府要把相當部分的行政業務從行政執行領域中分離出去並讓渡給社會，一方面為自己「減負」進而實現職能轉變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為提高社會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
要實現政府職能的這種重大轉變，關鍵在於政府向社會適度分權。政府主動「減負」與向社會分權，一方面充分表明結束「大政府小社會」的時代已經到來；另一方面，也向我們提出了「大社會」如何構建這個嶄新課題。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大社會」是凸現公民價值與權利的民主社會，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具有現代精神的社會，還應該是一個倡導公民參與意識與責任意識的社會。公民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既不是自發形成的，更不能用虛幻的強制的共同體主義的主張來提供補償，這種「共同意識」必須納入規范性和機制性的社會實踐的框架之中，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依靠機制誘導而非靠行政強制的時代。所以，選擇提高社會自治能力的實現途徑，必須創造出形成這種「共同意識」的機制與條件，進而激發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共同行為，使政府與社會及公民之間形成一種以責任、妥協、寬容為特徵的平衡和互動的狀態。
這種機制及其狀態的形成，需要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寬厚的中間層，即一個能夠提供製約和糾錯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是一個具備成熟與完善的社會自治組織的系統，這些組織具有根據國家法律注冊的合法身份，它們依靠法治來實現維護公共權益、提供公共服務的活動目標。尤為重要的是，法律劃分了公民社會與現實政府各自的活動領域，不允許政府隨意干預公民社會的內部事務，以保障由眾多民間自治組織形成的公民社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自主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既是政府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的重要載體，又是實現政府轉型和再造的微觀社會基礎。然而，當這種機制形成以後，這些民間組織在社會上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並且能夠得到公眾和國家立法機構及政府的尊重，進而使公民們能夠以權力委託者的身份並憑借自己的組織力量，一方面去影響和監督政府，另一方面與政府攜起手來共同治理社會。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發揮民間自治組織作用的意義將更為重大。因為，他們不僅能夠動員和集中大量的社會力量和資源來參與國家建設，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對薄弱的領域中擁有很大的能量，能夠幫助政府解決一些容易被忽視的邊緣性問題，推動社會廣泛關注和幫助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這對於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改革的順利進行，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國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步驟已經啟動的情況下，一個自主自強的公民社會一定會構建並強大起來，而且它必將始終與政府攜手共進，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和繁榮。
⑤ 論述你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看法
我國政府管理的思考與對策
經濟全球化要求確立政府職能市場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這樣一段話「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這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政府的作用是補充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根據WTO的要求，對政府職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主要體現是「放鬆管制，收縮政府的經濟職能」。
中國政府職能的重構具體表現為：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由單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轉變；政府職能的轉變———由功能性向結構性的轉變；政府職能的創新———建構與再造。政府職能結構性的轉變意味著政府職能要從傳統的、單一的、整體的政府職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職能轉化，打破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的一元結構模式。
第一，要建立責任型政府。各級政府必須在思想上充分認識和理解在參與國際競爭中所肩負的責任和使命。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全球大環境下的經濟變化都會對一國經濟產生影響，這就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和維護經濟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強對於金融風險和沖擊的防範和抵禦。貿易和投資市場准入的擴大要求政府相關的管理許可權和管理方式要相應變化；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傳遞效應也要求政府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於經濟發展，准確運用其對公共權力的壟斷地位，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進行揚棄，制定明確的發展目標和實施政策，確定經濟增長的切入點，促進本國發展戰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務型政府。在美國，政府為企業提供優良的公共服務，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市政建設，給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降低企業社會成本，使企業低成本擴張，刺激經濟發展。在我國，最緊迫的任務是政府充分認識自己在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中承擔職能的時機、領域、方式，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認識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由微觀管理向宏觀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協調、監督與服務方面轉變，有效解決政府「越位」「錯位」「缺位」的問題，快速形成適應國際通行規則的市場環境。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搞好宏觀調控，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和有效率的市場，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為內資和外資企業、為不同所有制的經濟成分發展創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環境；正確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保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化解經濟與社會矛盾，維護經濟與社會穩定，為企業發展提供社會保障，扶植民族企業發展壯大；為社會提供應有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高政府的行政運轉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應在經濟全球化中建立約束自己行為的機制，在治理國內市場失靈和世界市場失靈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靈」，最大限度地興利除弊。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場經濟主體、市場經濟客體和市場經濟載體的法律法規，兌現開放市場對現行涉外法律、規章與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諾與時間表，努力構建並實施符合國際規則，透明、統一、公正的法律體系。建立與開放型經濟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法律體系，依據市場競爭的法制體系，培育和發展有序競爭的市場。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執法許可權，建立相互協調的有權威的執法機構，嚴格執法，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視、鼓勵、支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長久活力。培養和穩定人才隊伍，發揮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進人才。在政府機構中培養一支精幹高效、具有高素質的專業化的公務員隊伍。
第五，建立開放型政府。制定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對外經濟貿易法律法規，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積極參與區域和全球合作，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的開放原則，政府和企業聯手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開拓海外市場，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政府應堅定地扮演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忠實代表，規避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大限度地減少「尋租」行為。
⑥ 現階段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主要內容不包括以下哪一個
a政府職能重心的轉變
新時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幾點思考
新時期環境和任務的特點
政府職能轉變在實施了20多年後依然被列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大致源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期望還沒有到位，因而改革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二是新環境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因而需要與時俱進，使改革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來，後一點更為重要，它關乎到職能改革目標、任務、基本方向和側重點的設計。
新時期的環境有哪些特點？可以說，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新施政理念，構成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的大背景和新環境。新一代領導集體意識到我國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並存的關鍵時期，因而其施政理念是對多年來發展歷史的總結和對現狀、未來系統思考和審時度勢的產物。
施政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職能結構、角色定位和施政方式的轉變。那麼，從政府職能角度來看，上述環境特點會對職能轉變產生哪些影響？會提出哪些新的任務和要求？
（一）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職能結構的特徵可以歸結為：政治、經濟職能過強，社會職能過弱，管制功能過強，服務功能過弱，在經濟職能中，微觀管理職能過強，宏觀管理職能過弱。
改革開放伴隨著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向經濟建設的轉移，與此相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長期放在經濟領域：「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從微觀管理到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到間接管理」等，顯然都屬於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范疇。
「科學發展觀」理念與「和諧社會」目標要求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十一五規劃》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發展思路出發，突出強調以人為本和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些都意味著，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領域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二）職能轉變領域的擴展要求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
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必須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而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量又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如果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滑坡，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必然受到負面影響。這時，縱然有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的良好願望，政府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換句話說，政府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有效履行以經濟職能的有效履行為前提。
這一點意味著，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並不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再次轉移，而是一方面要超越對經濟職能的過分倚重，另一方面又要在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社會和公共服務等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這意味著職能的高度復雜化，要求職能調整的設計和實施要強化協調和統籌，要求職能結構優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前瞻性。
（三）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集中於經濟領域，改革的側重點在於放開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務。所謂經濟職能轉變，其核心問題是確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為。時至今日，就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言，黑白分明的地方已基本解決，我們的理念和認識已基本到位，深化職能轉變必然觸及那些不那麼涇渭分明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職能不再是「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所能回答得了的，它與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密切相關，與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相應地，政府職能轉變具有了深層次的內涵和新的表現形式。舉例而言，各級政府都承擔著經濟職能，但不同層級政府在履職方式和手段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各級政府都「該管」經濟，其分野主要在於怎樣去管。「怎樣管」和「該不該管」就這樣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職能轉變的側重點不再是回答該不該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問題。這一點不僅適合於經濟領域，同樣適合於政府的其它職能領域。
（四）經濟領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
就經濟領域而言，經過多年持續努力，政府職能轉變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筆者認為，未來改革的著力點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科學發展觀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科學發展觀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包括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使消費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擺脫以資源消耗和生態犧牲為代價的可持續陷阱，靠知識經濟和自主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改變非均衡發展模式，促進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等等。回顧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我們會發現，在「短缺經濟」和「剩餘經濟」的不同階段，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明顯不同，其經濟職能相應具有很大差異。可以設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政府經濟職能及履職方式會產生重大影響，提出新的要求。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還應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第二，實施《十一五規劃》對深化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規劃》相關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任務目標和基本方向。以「深化體制改革」為例，它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稅收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現代市場體系完善等多個方面。這些都和政府的經濟職能密切相關。因此，結合重點改革領域和目標、方向，釐清這些對政府職能的具體要求，進而根據國情，把原則性的理念具體化並落到實處，是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之一。
職能轉變與政府的角色定位
前已提及，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其側重點不再是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即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一）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經濟角色的歸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成效卓著，但筆者認為前一時期的改革基本上屬於角色歸位的過渡時期，從「壟斷主導性經濟主體」向「積極的經濟主體」的過渡：一方面，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政府逐步放棄了對資源的全面壟斷和對市場機制的排斥，開始了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撤退、市場機制的引入和非公經濟主體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登台唱主角，從早期的直接興辦企業到後期的層層經濟目標責任制以及招商引資狂熱，導致了重復建設、粗放經營、地方分割、部門保護種種弊端。這就是說，政府扮演了「積極的經濟主體」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場環境締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著力不足。
《十一五規劃》強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努力實現。政府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意味著政府角色的進一步轉換——從「積極的經濟主體」到「制度保障者、市場環境締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轉移。這是政府經濟角色歸位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政府在社會職能中的角色定位
強化政府的社會職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政府的社會職能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考慮到提出的時代背景，強化的著力點應在擴大就業、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扶貧工作力度、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等方面，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所有這些都具有某種「傾斜性」特徵，即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區域的救助、保護和扶持。
雖然屬於不同職能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對強化社會職能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積極的經濟主體」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歸位，那麼在社會職能領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應該有兩條：一是「慈父」與「組織協調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魚者」與「授漁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
（三）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的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說社會職能具有「傾斜性特徵」，強化社會職能主要表現為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地區的救助、保護和扶持，公共服務則具有「普遍性特徵」，強化公共服務意味著面向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一視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治安、良好生態環境等等。
就普遍性公共服務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區分和理性選擇：一方面，承認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份內職責；另一方面，又要認識到公共服務不一定由政府獨家壟斷生產。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為「安排者」決定哪些屬於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來做，做到什麼程度或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至於多數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完全可以通過合同外包、政府補助、憑單、特許經營等形式由私營部門或社會機構來完成。
由於教育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公共服務市場化在我國正面臨責難和質疑。筆者認為，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沒有錯，所要反思的僅僅是市場化的內容及具體形式。市場化具有多樣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責任」的市場化——把本應是政府「份內職責」的公共服務推向市場；也可以是「提供機制」的市場化——在政府承擔安排者責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務生產過程的市場化，通過多元生產者間的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
深化職能轉變的實施理念
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利益分化、社會多元化和高度復雜化的背景下，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在面臨的種種巨大挑戰面前，深化職能轉變需要實施方式的創新，包括先進的實施理念和有效的實施機制兩個基本層面。考慮國情和實踐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深化職能轉變過程中應該提倡和堅持以下理念或原則。
（一）「協同政府」理念
協同政府的核心是「確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協調和具有戰略性」。高度協調即建立不同部門之間在決策過程中的制度化溝通和協商機制，克服公共決策的部門化，確保不同政策領域之間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決策的戰略性則強調公共決策從長遠出發，避免決策成為對目前現實壓力的被動應付。
我國長期受到「決策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困擾，離《十一五規劃》要求的公共決策的系統性和戰略性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堅持協同政府理念尤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鑒發達國家「協同政府」和「跨部門合作機制」的機制和具體措施，建立跨部門的設計、實施和評價機制，避免部門化可能導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
協同政府還包括政府部門與外部主體之間的協同，首先是公民參與，其次是發揮外部專家的作用。我國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閉性，主管部門充當了優先項選擇者、方案設計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評價者多重角色，外部獨立專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公民參與效果更為有限。沒有這些方面的突破和創新，職能轉變的系統性、整體性和戰略性同樣難以實現。
（二）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
政府職能轉變存在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門放手或改變慣常的干預方式。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又在改革的創議和實施方面擁有主導性權力。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部門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實踐中部門爭奪審批權和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可為見證。在協同政府（包括內部協同和外部協同）的有效機制建立和有效發揮作用之前，可以運用「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和機制來緩解這一問題。
所謂「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門向結果負責，權力獲取與權力行使的目標和結果密切掛鉤。以審批權為例，部門索求審批權要達到什麼目標？這些目標是否可以直接測定？目標的實現程度如何評價？部門行使審批權一定時間後，所期望的目標和實際效果是否達到？如果特定審批權的行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結果，那麼該審批權就要收回或者取消。這就是權責一致，而「責任」主要用權力運行的實際結果來判斷。
（三）「可持續性」理念
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是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亮點和突出特徵之一。這無疑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同時旨在擺脫粗放增長模式和巨大的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帶來的「可持續陷阱」。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同樣存在可持續問題，而且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
20多年來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使我們有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本錢。但許多隱憂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現有基礎和巨大且日益增長的潛在需求，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可能的經濟波動等。
前些年，每當中央政府確立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多會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呈現出某種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特徵。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恐怕難以擺脫這一「規律」，可持續性陷阱相應可能採取多種形式：描繪宏偉美麗的藍圖而沒有認真核算資源需求和財政承受能力；以「豐年」的標准確定服務量和水平，不認真考慮「歉年」可能面臨的壓力等等。從一些地方政府的種種規劃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
公共服務尤其社會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徵，公眾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或福利時無疑會不滿，從而影響到社會穩定。但可以設想，當出現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剝奪已經享受的服務或福利時，公眾的反應決不是「不滿」一詞所能形容的，對社會穩定帶來的破壞性無疑會更大。
（四）「管理精緻化」原則
需要牢固樹立一個觀念：理念需要技術支撐，忽視制度、技術和機制的構建，再先進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從馬克思的「人民公僕」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到今天的「以人為本」，新民生路線有其歷史根基。教訓在於過分熱衷於新理念的闡釋、傳播和中繼站式的層層傳達，在因地制宜構建有效制度和機制方面著力不足。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意味著任務多樣化和復雜化，相應要求變革過程管理的精緻化。管理精緻化側重於技術層面和細節，目的是實現細致化、科學化和操作化，這應該體現在變革過程的每個環節，包括優先項選擇、目標確立、方案設計、實施與評價等等。目前，我們對改革的操作和技術層面重視不足，管理還相當粗放。
⑦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現狀
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抄到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從行政體制改革到科技、衛生、文化體制改革，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到以人為本、依法行政，5年間，中國各級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積極從全能型、管制型向管理型、服務型、法制型轉變。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經濟管理方式方法、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大力加強政風建設。
⑧ 如何轉變我國的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轉變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從社會結構調整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聯系和互動發展的規律進行考察，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而與之相適應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成為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性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真正目的在於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經濟形態更替是社會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
社會結構是社會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的一種基本方式，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有機結合則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從理論上講，一切社會中的「三大領域」應該充分體現各不相同的軸心原則，進而發揮各自的社會功能並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是在具體實踐中，經常存在著一個支配著其他領域的「中心領域」，從而造成了一種諸領域以該領域為中心的緊密結合狀態，即社會領域的「合一結構」。與此相對應，在一種比較寬泛的范圍內，諸領域保持著各自獨立、相互作用的關系，這就形成了社會領域的「分離結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上，「三大領域」的關系組合將形成不同的社會結構方式，而決定該社會結構方式的決定性因素，主要取決於經濟形態，即在一定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和交換的實際狀況。同時，在社會結構方式形成和調整過程中，一般將呈現出兩種變化形態，一種是「中心領域」從社會中的某一領域向另一領域轉移；另一種則是「中心領域」對其他領域限製程度及其關系均衡的變化。
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由於分工不發達，人們以分散方式從事生產並自給自足，無法形成把社會個體聯結在一起的經濟紐帶，因此社會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經濟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經濟的政治強力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個體。在這種整合方式下，承擔著社會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動不僅獲得了顯著的中心地位，並且使這個社會形成了以政治為「中心領域」的「合一結構」方式。在這種領域合一的社會結構中，政府職能主要集中在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社會的公共管理只是從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補充。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對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將更為迫切，但是在以政治活動為「中心領域」的強制狀態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不可能按照其內在要求得到切實有效的履行，進而必將在本質上折射出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冷漠與無助，以至於造成損害政府自身形象和散失政府實際功能的客觀效果。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分工的實現和發展造成了社會個體之間的高度依賴性，任何個體都離不開社會而存在，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人際關系，都實現了高度的社會化。於是，分工與交換造就了把社會個體聯結起來的經濟紐帶，進而使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動起主要作用的社會整合功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為使過去那種單元板結的同質性社會解體提供了條件，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領域的傾向及其政治領域對於其他領域的強勢地位開始相對弱化，經濟社會管理職能不再簡單地依附和從屬於政治活動而得到不斷的孕育和成長。因此，現代社會的發展，必然要求政府職能及其角色的定位，充分體現在對社會公共事物管理職能的成長之中。在社會領域「分離結構」狀態下，市場經濟要求現代政府在本質上從政治權力的統治者轉變為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者；而在政府職能的結構上，則要求它從維護政治統治轉向全面履行社會公共管理。
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
研究政府職能轉變的視角是多樣的。其中一部分人認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應主要體現在經濟職能方面，具體表現為對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的徹底改革。我們不能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徵，即高度集權和計劃管理，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繫上，政府直接掌握著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企業完全依附於政府並且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在這種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進行強力控制的條件下，企業效率低下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從這一實際出發，人們自然要求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但是，在對以上社會結構變遷和調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們發現，從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控製程度的變化，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領域結構變化的角度來理解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更為接近整體性的客觀現實，而且對於政府把握其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觀指導意義。因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趨勢，而社會領域分離的程度則取決於經濟領域中市場經濟對社會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響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社會領域分離的動力機制中去尋找。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政府正確選定職能轉變的目標，確定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范圍和強度。
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下，由於政府及時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進了社會領域的分離和社會結構的調整。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到，在我國現實社會中，不僅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精神領域之間拉大了距離，使它們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而且各個領域開始更多地去追尋屬於自己的目標，使得各自的價值原則更趨獨立。社會領域的相對分離，決不是要求政府在職能行使方面從過去更多指向政治領域而轉向現在更多指向經濟領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實現由社會控制轉向社會服務這個重大轉變的基礎上，對社會的不同領域進行職能定位，妥善處理好不同領域之間的職能分工，有效地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而在社會公共事物管理中加強現實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本質意義，就是要保證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以至社會諸領域之間的健康關系，以形成相對獨立、互為作用，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動力性資源。
目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踐，從一個方面表明了現實政權力圖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健全相應的政治結構與文化結構的迫切願望。我們必須把社會各個領域發展體制的系統配套改革，作為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亦即要根據社會各領域互動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提出和確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發展目標，真正建立起符合各自規律的發展體制及其有利於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運行機制。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有力推動下，一個積極活躍而又強大的公民社會一定會在世人面前更加充分地展現出來。
政府職能轉變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性資源
以上分析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既需要理性設計的推動，又需要政府行為的重新建構。有專家認為，從領域分離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聯系和互動發展規律來看，領域之間的分化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調整重構，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動因，而政府職能轉變則是社會結構調整重構及社會系統互動發展的重要方面和自然歷史結果。過去，我國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著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經濟事務；「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務功能沒有充分發揮；「錯位」就是政府微觀事務繁忙、宏觀統籌不力。解決這「三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運用政策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轉到主要為社會和市場主體服務以及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充分發揮政策在管理經濟和服務社會方面的重要作用，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政府要把相當部分的行政業務從行政執行領域中分離出去並讓渡給社會，一方面為自己「減負」進而實現職能轉變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為提高社會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
要實現政府職能的這種重大轉變，關鍵在於政府向社會適度分權。政府主動「減負」與向社會分權，一方面充分表明結束「大政府小社會」的時代已經到來；另一方面，也向我們提出了「大社會」如何構建這個嶄新課題。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大社會」是凸現公民價值與權利的民主社會，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具有現代精神的社會，還應該是一個倡導公民參與意識與責任意識的社會。公民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既不是自發形成的，更不能用虛幻的強制的共同體主義的主張來提供補償，這種「共同意識」必須納入規范性和機制性的社會實踐的框架之中，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依靠機制誘導而非靠行政強制的時代。所以，選擇提高社會自治能力的實現途徑，必須創造出形成這種「共同意識」的機制與條件，進而激發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共同行為，使政府與社會及公民之間形成一種以責任、妥協、寬容為特徵的平衡和互動的狀態。
這種機制及其狀態的形成，需要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寬厚的中間層，即一個能夠提供製約和糾錯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是一個具備成熟與完善的社會自治組織的系統，這些組織具有根據國家法律注冊的合法身份，它們依靠法治來實現維護公共權益、提供公共服務的活動目標。尤為重要的是，法律劃分了公民社會與現實政府各自的活動領域，不允許政府隨意干預公民社會的內部事務，以保障由眾多民間自治組織形成的公民社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自主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既是政府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的重要載體，又是實現政府轉型和再造的微觀社會基礎。然而，當這種機制形成以後，這些民間組織在社會上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並且能夠得到公眾和國家立法機構及政府的尊重，進而使公民們能夠以權力委託者的身份並憑借自己的組織力量，一方面去影響和監督政府，另一方面與政府攜起手來共同治理社會。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發揮民間自治組織作用的意義將更為重大。因為，他們不僅能夠動員和集中大量的社會力量和資源來參與國家建設，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對薄弱的領域中擁有很大的能量，能夠幫助政府解決一些容易被忽視的邊緣性問題，推動社會廣泛關注和幫助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這對於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改革的順利進行，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國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步驟已經啟動的情況下，一個自主自強的公民社會一定會構建並強大起來，而且它必將始終與政府攜手共進，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和繁榮。
⑨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經驗和教訓
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負有重大責任
我國在制定「九五」規劃時就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七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斷有所進展，但從總體上看，問題仍比較突出。集中表現為：一是發展結構不合理，主要是產業層次低，城鄉、地區發展不協調，社會事業發展滯後，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二是經營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既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也同我國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更同政府職能轉變滯後有關。政府的職能和行為決定著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經濟活動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改革創新組織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決定了政府對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廣泛的、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經濟發展方式既受特定發展階段以及資源稟賦條件等客觀因素決定，也受發展觀與發展戰略導向、管理體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可以是自發的漸進的歷史過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覺推動的戰略性轉變過程。對於不同的國家來說，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採取合適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形式。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多屬於市場推動的過程，但政府也實施了一定的干預，通過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完善各種法律和制度，規范市場進入標准和市場主體行為，保證市場競爭的有序進行；政府大力投資於科技、教育、衛生和其他公共領域以改善勞動者的素質，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等經濟手段調節社會分配。對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和經驗，我們還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鑒其有益之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決策高效、組織有力、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我們要發揮這個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在逐漸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部分任務將逐步由市場自行解決。當前，我國市場經濟仍處在發育和完善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協調內需與外需關系、投資與消費關系、城鄉關系、區域關系，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還需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需要自覺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比較優勢的功效，來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完善有利於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我國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嚴重困難，實際上是經濟發展方式受到了沖擊。當前，經濟發展中許多粗放經營、結構失衡等深層的矛盾和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密切相關，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和制度。經濟社會生活中潛在的風險也要求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因此，只有進一步轉變和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才能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和環境
從根本上來說，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職責體系，正確行使政府職能。具體來說，就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當前，應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和制度，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管理水平，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營造良好的環境。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情況下，尤其要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包括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和信息服務的導向作用，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和標准規范，糾正片面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結構、質量和效益的現象，淘汰落後產能和防止產能過剩，促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鼓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城鄉、地區協調發展。要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科學性、針對性，健全宏觀調控制度。宏觀管理還要體現出中央的決策權威，確保中央政令暢通和宏觀調控決策有效。同時，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利於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更具有基礎意義，要完善市場體制和競爭機制。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是優化結構、節約資源、提高效益的基礎，必須使企業充分行使生產經營自主權。目前的問題是：政府及有關部門仍然管了不少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審核事項還過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業招商引資，決定建設項目，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計生產成本，不講經濟效益。因此，必須切實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讓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促進和保護公平競爭，發揮好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所在。
第二，加快財政稅收和價格體制改革，著力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財稅制度和價格機制。財政、稅收、價格手段是促進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經濟手段。要實行有利於發展方式轉變、科技進步和資源能源節約的財稅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和環保收費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重點是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使財政資金更多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支持社會建設和改善民生，更多地向節能減排、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傾斜，並建立長效機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優化經濟結構的政策體系，鼓勵依靠自主創新促進發展。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靠科技進步和智力開發支撐推動。特別是要推進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和生產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從低成本擴張模式轉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擴張模式，從高消耗、高污染增長模式轉向低碳化、綠色化清潔生產、可持續增長模式。調整產業政策，大力推動工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淘汰污染嚴重的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和第三產業，尤其是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選准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戰略調整。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體系，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為城鎮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相促進、協調發展創造條件。這不僅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選擇。有序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是擴大內需的持久動力，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為此，要建立和完善統籌城鄉的土地利用和建設規劃制度、產業布局和產業協調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和公共服務制度、人力資源開發和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管理制度、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制度等，為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創造條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因此，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加大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力度，是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既需要通過發展經濟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又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合理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總的方向和原則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應更加註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企業「利潤侵蝕工資現象」，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維護勞動者權益。深化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要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重點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倡導健康的財富理念，積極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發展。要通過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整頓分配秩序，努力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第五，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激勵約束制度。推動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政績評價導向具有關鍵意義。政績考核評價既要看經濟增長的速度，更要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還要注重社會進步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要堅決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擴張的考核評價制度，切實把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強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和公共服務建設，作為重要標准納入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中，並實行政府績效評價和行政問責制。這樣，才能引導各級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形成有利於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形成有利於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機制。
三、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職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有更大作為，必須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重視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又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兩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是在實際工作中要把兩者結合好，還需要結合具體發展階段和發展領域有所側重。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和促進產品升級換代。為此，政府既要重視運用經濟手段引導資源配置，又要輔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種制約和影響資源優化配置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體制機制，健全統一、公平、公開競爭和優勝劣汰的機制，從而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政府科學管理和市場公平競爭的制度保障。
要處理好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關系。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造成的外需嚴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資以擴大國內需求，這是完全必要的，實踐效果也是好的。在經濟企穩向好之後，政府投資力度可以作適當調整，要更多地考慮促進民間投資，以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活力。最近，國務院制定了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門應認真貫徹落實。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准入難的問題。要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通過聯合重組等方式壯大實力。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
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正確發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個積極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和事務，健全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各級政府要按照加快職能轉變的要求，結合實際，突出管理和服務重點。中央政府要加強經濟社會事務的宏觀調控、引導和管理，進一步減少和下放具體管理事項，把更多的精力轉到制定戰略規劃、政策法規和標准體繫上，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強化執行和執法監管職責，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社會事業協調發展。要加快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層級改革的路徑。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財政調控能力與擴大地方財力結合起來。加快投資體制改革，適當簡化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決涉及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強化投資活動監管。要完善引導全社會投資活動的體制與機制，推進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方式的創新。
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既是拉動消費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要更加註重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堅持把公共資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擴大公共服務，加快社會事業發展，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切實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當前，特別要圍繞促進就業考慮經濟和社會發展，確定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投資方向。同時，要下更大決心集中財力建立與我國現階段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