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公共服務理論
公共服務的理念起源於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與斗爭，最早提出公共服務的是19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AdolfWagner）。1912年法國公法學家萊昂·狄驥明確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實施主體是「那些事實上掌握著權力的人」。19世紀末期英國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會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他認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以便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調和起來，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實現。
21世紀初期，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這一理論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政府的職能服務；二是追求的目標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產品；三是行政作為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務於公民，而不是服務於顧客；五是強調責任政府，責任並不簡單；六是重視人，而不只重視生產率。
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產品的范疇。按照公共產品的概念，公共服務應是一種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服務，是以一定的信息、技術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根據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B. 政府，是服務還是掌舵——論登哈特新公共服務理論
它試圖吸收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尤其是在承認新公共管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進以及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能否提出一種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觀，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公民權 公共利益 公民社會作者簡介：陸曉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06級本科。 一、導言 「人類能夠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卻沒有辦法窮盡真理」[1]。這就決定了探索規律是一個永恆不止的過程。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從1887年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季刊》發表著名論文《行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幾次有代表性的變遷。公共行政「改革的鍾擺從來沒有停止擺動」[2]。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實踐上做出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理論，「新公共管理總是處於上風」[3]。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公共領域實踐的發展，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繼而至。在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國的著名的學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換「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價值觀」[4]。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會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當然得新公共服務理論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們國家的一些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觀點。 江蘇行政學院行政學部的周義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過搭建評價理論的標准,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三個方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學術解構,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選題所引發的研究目標的低層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動研究層次; (2)該理論對企理念大多已被企業家政府理論推進到了操作層面;(3)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服務是一種假說而非理論; (4)新公共服務在理論形式上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性、邏輯的不嚴密性和美學意義上的簡潔性不夠等缺陷。」[5]但是他還提出：「當然,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至少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婦有明確的理論建構意識,而這正是許多中國行政學者所缺乏的。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在這里簡略地探討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們看來,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為三點: (1)重復勞動的行動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應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純研究。」[6]從理論的構建這一點上對中國的年輕學者提出希望，希望他們可以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構建出若干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只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中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就必然不會永遠處於邊緣。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興和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吳國驊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中從政治層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和其他的幾個理論做了論述，並且提出從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們指出：「這種從政治路向出發的政府改革包含著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構建公民參與新渠道。最後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7]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面對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為代表的後新公共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這種針對官僚制政府政治層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確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新的改革模式對正在進行的中國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8]。 我國著名的學者武漢大學的丁煌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中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日益顯現其主導範式地位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置疑與批評，而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種種異議中最具有替代意義的新理論模式當數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試圖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其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的新的理論選。」[9]彭未名、王樂夫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於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視公民權和人的價值,注重以公民為中心,這樣一套公共行政理念為我們探討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依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構建和諧社會: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新民意表達機制;培育和發展社區及公民社會組織;增加公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機會;為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製度保障;強調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10]針對新公共服務的一些理念對我們國家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吳秋蘭在《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價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論為視角》，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對新公共服務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從行政倫理的基本結構層面出發，在新公共服務的價值體系下探討我國行政倫理的建設。張治忠和王澤應在《新公共服務；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指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內涵在於促進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倡導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在理論上訴求於公共性話語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現實中訴求於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11]從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的方面對新公共服務進行了一些研究。 國內還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研究與探索，本文就不再列舉。在這些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的背景、理論的內涵以及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提出一點有益的參考。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要想談新公共服務，就要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必要的分析與研究。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歐洲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現代化的改革實踐中的「管理主義」對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持續爭論。在爭論中，管理至上學說占據優勢，它從管理學的角度批判官僚主義，推崇私營機構的管理技術，認為分權、放鬆規則、委託等是醫治公共管理機制僵化痼疾的組織原則。[12]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實踐中的運用，逐漸形成了一種相對一致的學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為指導歐洲和美國等國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組織結構上試圖打破傳統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代之以規模較小、層級扁平的組織模式，並且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組織分離開來。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機械化的管理方式。績效評估、項目預算、戰略管理這些管理方式用來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新公共管理倡導政府放鬆管制，轉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市場關系。因此，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通過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轉交給市場。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有種種好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產生多。……競爭迫使公營的（或者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要作出反應。……競爭獎勵革新；壟斷扼殺革新。……競爭提高公營組織的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13]。通過在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運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以下的兩個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優於公共部門，並且可以用於公共部門，公私之間的區別是一種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論對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業家政府理論。 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發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還是再造我們自己》一書中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倡導的價值觀提出了異議[15]。福克斯在《作為後現代符號政治的政府再造》一書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矛盾[16]。還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公共企業家精神以及所謂的「新管理主義」很可能會損害諸如公平、正義、代表制和參與民主和憲政價值[17]。很顯然，這些不同的批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局限性，這些不同的觀點對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並沒有提出替代的理論。「而新公共服務理論正是以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基於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特別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之精髓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18]。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來源和內涵 「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往往都是在先前業已存在的某些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植根於理性選擇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對照，新公共服務理論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將其描繪成一種規范的理論模式並且可以與其他的理論區別開來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19]登哈特認為在新公共服務的思想來源中，更加具有當代理論的先驅理論包括：（一）民主公民權理論。對公民權和民主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尤為重要和明顯，這兩種理論對提倡再度復興的、更為積極的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但是，公民權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種明顯的定義關注的焦點是由法律體系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說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種更加寬泛的觀點認為，公民權涉及的是一些與一個人在某一政治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特性有關的更加一般的問題，其中包括諸如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而不管他們的合法身份。按照這種觀點，公民權涉及的是個人影響政治系統的能力，意味著要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登哈特倡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後一種的觀點。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下篇）中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 [20]又說：「盡管有些政治家現在怎樣想要給與他們中間的若幹人以某種優越的地位，他們自己卻並沒有這樣的要求；而是基於他們一律平等，直到他們基於同樣的意願在他們之上設置了統治者為止。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都起源於自願的結合和人們自由的選擇他們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 [21]從這一點來講，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區和公民社會理論。登哈特認為可以將最近關於社區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看為新公共服務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作者看來，「前人們對社區的廣泛興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興趣的產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所表現。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興趣。一方面，傾向於左翼的人們把社區視為作為現代社會特徵的過度貪婪和自立、利的一劑解毒葯，視為治療個人主義蔓延的一副良葯。與此同時，那些傾向於右翼的人們則把社區視為對一些基本的美國價值觀進行恢復的一條途徑，盡管這些基本的價值觀曾經被人們所持有，但是它們現在正遭受到一些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挑戰。」[22]迦納德認為，由於社區意識可能產生衍生於從鄰里街區到工作團體等許多不同層次的群體，所以它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機構。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它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區的互動性在個人和集體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並且使得個人與集體保持一致。（三）組織人本主義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組織人本主義。在他看來，在過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論家們已經與其他學科的同事們都認為，對社會組織的傳統層級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們的視野，而且他們都批評官僚制並且都在為管理和組織的研究尋求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從集體意義上來看，這些方法都試圖把公共組織改革成內部選民和外部選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家和組織學家、哈佛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個性與組織》一書中，他就探討了傳統的管理方法對復雜組織內部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他特別提出，關於人類個性研究表明，從幼年期長到成年期的人們都要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依賴到獨立，從有限范圍的行為到更大范圍的行為、從淺表的興趣到更深層次的興趣、從較短期的眼光到更長遠的眼光、從從屬的地位到平等的或優越的地位以及從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認識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3] 還有一些學者對公共部門中更具人本主義意味的組織構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從集體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者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派，新公共行政學派在本質上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會中同時在社會科學學科中興起的一些激進運動而產生的公共行政學派。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對社會公平作為行政決策和政治決策的指導觀念進行了論證，「公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能夠建立很保護社會公平的標准和測量以及認識公共服務對公民尊嚴和福利的影響」[24]。（四）後現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四個理論來源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傳統的對實證主義模式的依賴強化了對已經成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組成部分的客觀化和非人格化傾向，同時他們還認為僅僅依靠實證主義則根本不允許人們對作為人類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價值觀最充分和最完備的認識。通過一些方法，學者們希望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這些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更加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是客觀的行為），並且更加關注現實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緒和感情。後現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會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會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可靠會話的理想把行政官員和公民視為彼此是充分參與的，他們不僅僅被視為召集到一起談話的自利的個體，而且被視為在一種他們作為人而相互接洽關系中的參與者。這種進行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最終過程也就是個體隨著自己的參與而彼此相互接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包含了人類個性的所有的方面，他們不僅有理性，而且還有經驗、直覺和感情。但是這種變化很難，它需要達成共識：1.怎樣才能在不依賴理性的條件下行動，2.如何與不同的事物達成妥協。對此，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麥克斯威特提出了一個實用的步驟——我們彼此敞開心扉、開誠布公。「這種備選方案就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把自己的心裡話都倒出來，以及把別人當作自己加以忍受。這……與其說是理性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理性的轉化。……通過使人們及其生活成為理性所預期的目標，理性就把我們彼此分離開，這時人類的狀況是：我就是你。」[25] 總之，登哈特認為，公民權理論家、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家、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服務創造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氛圍，他們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觀點構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來源。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行政官員需要認識到他們有許多東西是要通過傾聽公眾的聲音而不是向公眾發號施令並且要通過服務而不是掌舵才能獲得。公民將和公共官員一道以一種互利合作的方式，齊心協力的界定和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具體而言,新公共服務提出七項主張:1.服務與公民,而不是服務與顧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進行對話的結果,而不是個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務員不是僅僅關注顧客的需求,而是著重關注於公民並且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27]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致力於為社會做出優異貢獻的公務員和公民要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夠更好的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後一種管理者的行為似乎表明公共資金就是他們自己的財產。[28]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項目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29]5.承擔責任並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務,而不是掌舵。對於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於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展方向。[31]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32]
C. 論述題如何理解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務型政府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在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版的基礎上權提出和建立的，它主張用一種基於公民權、民主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新公共服務模式來代替當前的那些基於經濟理論和自我利益的主導行政模式，未來的公共服務將是以公民對話協商和公共利益為基礎的，三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本質上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種揚棄，並不是全盤否定，它試圖吸收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尤其是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實踐的重要價值並擯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需要的新的理論選擇。他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在當今的公共行政理論界具有十分顯著的地位，它不僅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到公共服務的公共性，更使我們重新認識到公共服務主體的多元化。
D.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中政府的職能是什麼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觀點：
政府的職能版是服務，而不是掌舵；權
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
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
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
責任並不簡單；
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
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要。
E. 試論公共管理理論流派綜述及啟示
摘要： 公共管理學科是在不斷克服「身份危機」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發展史使其呈現出學術繁榮與多元格局，這與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爭鋒有很大關系。本文從不同思想流派著手分析公共管理的發展歷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論的內在邏輯，以期為今後的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 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並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於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准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並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後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絡。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徵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闢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並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並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於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絡、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於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 *** 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 *** 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 *** 被置身於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物件，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並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數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數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數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數都可能對其他變數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並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於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數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餘年後提出了行政生態型別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於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於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於『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於：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 *** 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 *** 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 *** 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雲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於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於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並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於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範式和企業管理學科範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採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於 *** 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 *** 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並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 *** 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並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於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採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於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並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於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三效率與公平
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體，效率在生產力落後的時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歷史高點，而當社會矛盾漸露的時候，公平理念就會出現。效率注重規則、缺乏人性;公平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論引入了行政效率、經濟人假設、私人部門管理等效率優先理論，也提出了政治價值、人性與公共服務等公平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民與 *** 的共同治理，加強對話，消減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論一味強調的競爭化、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惡果。其實，效率實際上是生產力的尺度，強調發展;而公平更多是價值觀念，是社會穩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穩定。在穩定中求發展，以發展來謀穩定。效率與公平最終將在社會的天平中尋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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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有關西方行政學正統時期的側重點問題
照規程辦事的運作機制、形式正規的決策文書、組織管理的非人格化、適應工作需要的專業培訓機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韋伯對各種社會組織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一個對不同組織的性質、形態、特徵進行分析的理論框架，把權威與組織性質相結合，把行政管理與效率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強調在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的管理。韋伯理論的這些基本理念為管理途徑在組織層面上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和理論的推進，管理主義視角又發展出兩種派別：傳統管理途徑和新公共管理途徑。
1、傳統管理途徑。採用制度和法理的研究方法，重點關注正式的政府組織機構；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開；致力於探討行政管理的一般性原理；強調以效率為一般性標准管理主義的運用。根據傳統管理途徑的觀點，公共行政的意義在於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經濟的最大化。企業化公共行政的主張，逐漸發展出一套公共服務如何運作的正統或古典的觀點。依此觀點，管理者，而非政客，處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為公共部門「至高的善」或「行政價值鏈條中的原點」。傳統管理途徑的思維和邏輯主要是建立在政治與行政分離的觀點之上的，公共行政的意義在於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經濟的最大化。
2、公共管理途徑。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管理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主要是來自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和政治學理論的一些關於行政改革的理論設想。這些改革試圖用以市場為基礎的、由競爭驅動策略來取代傳統上以規則為基礎、由權威驅動的過程。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的理念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
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觀點，公共管理者被要求去尋找新的創新途徑來取得成果或者將先前由政府履行的職能民營化。他們被要求去「掌舵，而不是劃槳」，新公共管理大量的依靠市場機制去引導公共項目。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念，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精髓—一企業家政府理論。企業家政府理論基本內核的十條政府體制改革原則，不但包含了具體操作層面的新的政府管理運作方法，而且在本質上蘊含了一套新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主要取自市場經濟和企業管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途徑的偏重於成本——效益、顧客的回應性。
(三)公共行政在管理基礎上的完政回歸
筆者認為，當代公共行政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下，在實踐層面過於注重效率至上的理念而弱化了公民的理念，同時也由於行政權的膨脹而面臨著憲法的危機，此時急需對原有理論範式的調整。在理論層面公共行政在分別經歷了以憲政和管理為主的途徑後，在當代公共行政研究的範式更多地是這兩種範式的結合，即無論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還是奧斯特羅姆的民主制行政模式都是在原有基礎理論上(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在新公共管理基礎上，民主制行政是在官僚制基礎上)對自由、公正、平等、公民權等基本民主的民主價值理念的回歸。
1、羅伯特·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是指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的主要觀點：(1)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4)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5)責任並不簡單；(6)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7)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要。
新公共服務理論觀點的核心要素：民主、公民、公民權、公共利益、服務。從原有的那些經濟理論和自我利益為主導的模式轉換到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新公共服務理論以重視民主、公民權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為理論框架，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時尚或者管理技巧。它是對價值觀的根本改造。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以義務和責任，這些公民美德為基礎，避免人性的自私自利的產生，運用參與和包容的方法建立公民意識、責任意識和信任，塑造出積極的公民意識和良好的公共服務精神。構建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揚棄，在某種程度上講，可以將其視為對傳統的政治與行政問題上的回歸。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主張一方面關注政治所關注的基本價值如民主、平等、公民權等問題，另一方面也關注行政的操作層面與理論層面。即在重視前述價值的基礎上將行政管理提升到了更高一層的境界一以公民權、民主和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新公共服務模式。
2、奧斯特羅姆的民主制行政體制和官僚制體制的並列。奧斯特羅姆教授的核心觀點是公共行政學必須在官僚制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的實踐也必須在官僚制行政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的實踐。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在美國建國時期，就產生了與官僚制行政相對的民主制行政的理論。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所著的《聯邦黨人文集》就闡發了交疊管轄的政府體制。這一政府體制中所有的政府單位都根據自治的原則設計，奧斯特羅姆教授在其《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著作中將這些原則設計概括為九條。而這些原則在本質上體現了人民主權、憲法至上、分權制衡、有限政府與分權政府等憲政的最基本價值觀。
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美國的實驗代表了在民主制行政體制發展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出發點。「民主制行政作為一種一般的公共行政，可以作為官僚制行政的替代類型，與官僚制行政相並列」。「現代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早期民主理論的著作中生長出來的範式內含有民主制行政科學」。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對於美國公共行政的理論和實踐，存在兩種公共行政理論，至於哪種理論更適合，需要根據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即在動盪的世界中霍布斯設想的憲法適合於軍事國家的有限運轉，在和平與發展時期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所設想的人類社會，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良好政府也是適用的，而在此憲政規則能夠在具有實質性分權和交疊管轄特色的政治體制中得以實施。這樣的憲政體制能夠使民主制行政持續成為普遍的公共行政形式，與官僚制相對。
(四)公共行政研究範式的多元視角——羅森布魯姆的多元行政觀
羅森布魯姆多元行政觀開啟了公共行政研究範式的多元化視角。按照羅森布洛姆的觀點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徑應該採取政治、法律和管理三種不同的視角。筆者認為這種多元的研究視角根源於權力的分立。羅森布魯姆認為公共行政的研究三條分明的途徑，各自對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闡述，每一種途徑均包含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之中，反映了憲法上的分權和政府功能在不同部門的分配。管理途徑主要是基於行政部門的立場，去思考忠實的執行與落實各項法令規章；政治途徑則是基於立法與決策的考慮；至於法律的途徑則強調的是政府的裁決功能、對維護憲政權利的承諾(保衛自由等)以及法治。
正因為公共行政是一個復雜的學科領域，羅森布魯姆在對公共行政研究途徑的劃分上體現出了管理、政治和法律至少三種途徑。這三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對於公共行政的運作，傾向於強調不同的價值和程序、不同的結構安排，亦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公民個人，而每一種途徑對如何發展公共行政的知識亦有各自不同的主張。三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在沖突互補中發展，形成了更加符合當代公共行政發展的多元行政觀模式。雖然這種多元行政化視角是根植於美國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公共行政發展的實踐，但是其蘊含的深層次價值理念確同樣為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縱觀公共行政發展的脈絡，不同學派、不同理論因研究側重點的不同而形成了對公共行政研究的不同範式，諸範式齊頭並進，共同發展。不同範式各有特點，這些不同的範式之所以沒有進行整合，就是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一種範式都是有所偏頗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偏頗而顯示出其自身價值之所在，在這種競存狀態中相互借鑒和發展。在對公共行政的實踐研究中，我們應該堅持這樣一種態度，即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對現實的抽象，同時又不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實，理論應該在實踐中廣泛吸收其他理論中合理的成份而推進自身的發展。當前一段時期，我國社會處於多元化階段，這種多元化的發展現實決定了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多元化範式理論競存以推動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從某一個國家的行政環境歸納出來的概論，不能夠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個理論是否適用於另一個不同的場合，必須先把那個特殊場合加以研究之後才可以判定。」在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領域，事實上並不存在普適性的准則。因此，基於我國特殊的行政生態，以開放的思想對待多種範式競存的狀態，有選擇地吸收，探索適合我國公共行政實踐的範式，是我國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發展的現實選擇
G.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觀點
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家看來，公共行政官員在其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時應該集中於承擔為公民服務和向公民放權的職責，他們的工作重點既不應該是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應該是為其「劃槳」，而應該是建立一些明顯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具體來說，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七項核心主張：
1. 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即公務員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公民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非試圖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駕馭他們。其角色從控制轉變為議程安排、使相關各方坐到一起，為促進公共問題的解決進行協商、提供便利，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者甚或裁判員
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追求公共利益：即公共行政官員必須致力於建立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在個人選擇的驅動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要創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責任。政府的作用將更多地體現在把人們聚集到能無拘無束、真誠地進行對話的環境中，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還有責任確保經由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規范，確保公共利益居於主導地位。
3.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即戰略地思考、民主的行動：即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計劃，通過集體努力和協作的過程，能夠最有效地、最負責任地得到貫徹執行。通過對公民教育方案的參與以及對公民領袖更廣泛的培養，政府可以激發人們重新恢復原本應有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責任感，而且這種自豪感和責任感會進一步發展成為在許多層次都輝出現的一種更強烈的參與意願。
4.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即公共利益源於對共同價值准則的對話協商，而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因此，公務員不僅僅要回應「顧客」的需求，而且更要關注建設政府與公民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
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即公務員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他們也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關注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准則、職業標准和公民利益。公共行政官員應該受到包括公民利益、憲法法令、其他機構、其他層次的政府、每體、職業標准、社區價值觀念和價值標准、環境因素、民主規范、公民需要在內的各種制度和標准等復雜因素的綜合影響，而且他們應該對這些制度和標准等復雜因素負責。
6.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即公共組織及其所參與的網路，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共同領導的過程來運作，它們最終就更有可能獲得成功。公共行政官員既不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只是需要保障和組織一種官僚職業的雇員，也不像新公共管理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只是市場的參與者，他們的動機和報酬遠不只是一個薪水或保障的問題，他們希望與別人的生活有所區別，因此要分享領導權，它具有相互尊重、彼此適應和互相支持的特點。
7.公民權和公民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身份：與視公共資金為己所有的企業家式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務員和公民都致力於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公共利益就會得到更好的實現。新公共管理理論鼓勵公共行政官員採取企業家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樣會導致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只是在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和滿足顧客的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行政官員不是他們機構和項目的企業所有者，政府的所有者是公民。行政官員有責任通過擔當公共資源的管理員、公共組織的監督者、公民權利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以及基層領導等角色來為公民服務。他們不僅要分享權利，通過人民來工作，通過中介服務來解決公共問題，而且還必須將其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非企業家。
我認為該理論可以為我們構建服務型政府提供一定的借鑒。它的7項核心主張基本上涵蓋了服務型政府的主要特徵。而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者和實踐者都意識到，中國行政改革的目標選擇應該是服務型政府的職能模式定位。最近幾年，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實踐，但由於這些努力還大多是行政體制改革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自覺。我們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改革是需要理論指導的，所以，有關新公共服務的理論應該引起我國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和實踐者的關注。
H. 政府1.0，政府2.0具有哪些特徵
政府2.0是創新2.0時代的政府形態，通過以移動技術為代表的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工具和SNS、維基、社交媒體為代表的社會工具應用，實現以用戶創新、大眾創新、開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徵的作為平台的政府，其實質是政府形態完成了從生產範式向服務範式的轉變。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登哈特（Robert B. Denhardt）和珍妮特·登哈特（Janet V. Denhardt）認為，新公共服務即「關於治理體系中公共行政官員角色的一系列思想，而且這種治理將公眾置於中心」，也即新公共服務的原則——服務而非掌舵。從該理論來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應當為公眾提供服務，公眾參與公共服務的提供可以分擔政府的責任。《政府2.0：創新2.0視野下的政府創新》認為，政府通過搭建平台，讓各利益相關方、公眾廣泛參與到公眾行政過程中去，對行政決策施加影響，對行政過程進行監督，與公共部門開展合作，提高了公共服務部門的行政績效，可以更好滿足公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創新2.0時代潮流與新公共服務的浪潮匯聚，推動了政府管理的創新，也即政府2.0的演變。政府2.0，作為平台的政府、服務導向的政府、開放的政府，致力於以用戶為中心，通過政府、市場、社會的協同與互動完成公共價值的塑造過程。報告《城域開放眾創空間：創新2.0時代智慧城市建設新路徑》進一步提出，政府2.0是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者、智慧社會培育者、創新生態賦能者，政府2.0的服務轉型是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對於智慧城市、智慧社會的建設至關重要。
《政府2.0：創新2.0視野下的政府創新》總結了政府2.0相較於政府1.0的四大特徵：
第一，用戶創新。即指公眾參與政府創新過程。一方面是指用戶參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全過程，包括公共服務產品的設計、生產、提供及決策的全過程；另一方面，是指用戶體驗，IPv6與物聯網、雲計算等新一代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移動泛在環境，將用戶體驗的層級拉到了三維，實現了虛擬與現實融合的泛在用戶體驗、用戶創新，為以用戶為中心、用戶參與到公共產品的交互體驗設計、公共決策中，不斷的優化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了嶄新的機遇。
第二，大眾創新。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出現，使得我們更方便的獲取、交流、更新知識，BBS、博客、微博、維基等平台進一步推動知識收集、產生、共享的新模式，也改變了創新的形態，眾包成為當今知識工作領域的一個突出現象。政府2.0的大眾創新通過維基、微博等社會工具為公眾提供創建、分享信息與知識的協作平台，激發大眾的智慧，促進創新的涌現，匯聚群體智慧，為不斷優化公共決策提供了新的機遇。
第三，開放創新。其一指政府公共服務數據內容、數據標准及相關工具的開放，可以提供公眾查詢、下載、使用政府數據服務，包括數據標準的開放，方便社會對政府數據的使用和共享應用,以及市場、社會資源對數據的進一步深入開發利用，產生社會價值；其二通過新技術的應用，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方便的方式使公眾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其三是政府部門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將行業專業服務資源以外包等形式納入到自身的創新服務體系之中。
第四，政府的定位是服務，而非僅僅掌舵，更非劃槳。利用微博、SNS等為代表的web2.0技術，通過電子公務等面向創新2.0的平台搭建不但可推動管理人員間的交流與合作，還可通過平台實現政府、企業及公眾之間的互動、交流、協同，實現電子政務向電子公務的轉變，從政府為主體的政府行政過程轉變為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協同的公共價值塑造過程，實現協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