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鈞公共服務均等化內涵

㈠ 社會治理的內涵

「社會治理」實際是指「治理社會」。是指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

由「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僅是概念上的變化，而且蘊含著理念、方法、手段和制度等多個層面的深刻變革。

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的關系：

1、「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的區別集中在三個方面覆蓋的范圍不同，「社會管理」在實踐中往往被理解為無所不包，涵蓋的領域過於寬泛，在實踐中不容易把握、很難界定；「社會治理」則聚焦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等。

2、「社會治理」相比於「社會管理」，更突出地強調「鼓勵和支持各方面的參與」，強調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

3、「社會治理」更加強調制度建設，特別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社會治理體系可以說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研究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與合作方式。

㈡ 中國社會政策類型

【內容提要】社會政策是一個被廣泛運用但又缺乏公認定義的概念。本文主要從「經」和「緯」兩條線來分別梳理社會政策概念的發展脈絡、基本內涵及主要爭議。從經向看，社會政策概念經歷了緣起、社會行政和社會政策三個階段；從緯向看，社會政策的概念可分別從學術研究和社會行動兩個層面來探討。作為社會行動的社會政策著眼於如何提升社會福祉，其中爭議較大的問題是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關系；作為學科的社會政策著眼於探討社會政策的學科特性及其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關系，其中爭議較大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最後，本文對我國的社會政策定義進行了簡要述評。
【關 鍵 詞】社會政策概念/發展脈絡/作為社會行動/作為學術研究
近年來，隨著民生問題逐漸成為全民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有關社會政策的討論和研究如火如荼，蓬勃開展，社會政策這個術語更是常常見諸報端。然而綜觀文獻，我們會發現，社會政策是一個被廣泛運用但又缺乏公認定義的概念，學者們對社會政策的范疇及其制定和實施過程總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許多研究或學習相關科學的學者、學生也許可以列舉哪些政策屬於社會政策，或辨別某項具體的政策是否屬於社會政策，但是如果要回答社會政策是什麼，許多人卻可能會面露難色。
本文旨在對社會政策的概念進行深入辨析，以加深對社會政策內涵的理解。作者將從「經」和「緯」兩條線來分別梳理社會政策概念的發展脈絡、基本內涵和主要爭議。在經向上，作者描述了社會政策概念及其內涵的演進過程；在緯向上，作者分別從學術研究和社會行動兩個層面來剖析社會政策概念的涵義，以期釐清主要的學術爭議。
一、社會政策概念的發展脈絡
社會政策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邏輯的產物（Alcock, 1999）。今天許多術語和理念都是對過去的響應或發展，回顧和剖析這種演進過程是我們理解並弄清這些術語的一種重要方式。
（一）社會政策的緣起
一般認為，最早提出社會政策概念的人是19世紀德國社會政策學會（Verein Fur Sozialpolitik）的骨幹成員之一瓦格納（Adolph Wagner, 1835－1917）。他在1891年發表的論文中把社會政策定義為「運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爭取公平為目的，清除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弊害的國家政策」（曾繁正，1998: 165）。當時德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加劇，貧困人口增加，導致勞資矛盾十分尖銳，瓦格納及其歷史學派的同仁認為這些不符合倫理道德的社會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自由競爭帶來的，因此他們建議，國家應該加強對生產、分配和消費等經濟過程的干預，運用立法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財產所得和勞動所得之間的分配不均問題。
顯然，瓦格納筆下的社會政策概念充滿了政治經濟學的色彩，這和他作為歷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角色一脈相承。他把社會政策看作與財政政策、租稅政策平行的公共政策。與今天的社會政策概念相比，他的概念更多強調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而不是公民福利的提升。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學派對社會政策發展的最大貢獻不在於提出社會政策概念，而在於他們提出的國家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張成為19世紀德國俾斯麥政府率先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思想基礎，從而促進了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政策的發展。
（二）社會行政階段
總的來說，該階段社會政策的發展深受費邊福利國家主義（Fabian welfare statism）的影響。費邊主義者認為，國家和政府是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的主要承擔者；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和需求，政府應該通過政策干預為市民提供那些市場無法滿足的援助和保護。這種思想成為戰後20年福利國家形成的理論基礎，也是該階段有關社會政策學術研究和政治爭論的主題。福利國家藍圖的設計師、被人譽為「福利國家之父」的貝弗里奇就深受費邊主義思想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社會政策的教學主要集中於如何管理福利，其目的是為了配合社會工作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士的需要，把他們訓練為福利服務的提供者。同樣，社會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社會需求的度量上，特別是貧困和其他社會問題的度量，以便為政府幹預的合理性提供證明（Alcock et al., 2003: 5）。所以，該階段社會政策研究和教育的重點都是社會行政，有關社會政策的課程被稱為「社會行政」，而且社會行政和社會政策這兩個術語常常被互換使用，特別是英國的社會政策大師蒂特姆斯（R. M. Titmuss）。
我們先來看兩位英國社會政策鼻祖——馬歇爾和蒂特姆斯——是如何來定義社會政策的。馬歇爾在其《社會政策》一書中把社會政策定義為「關於政府行動的政策，即政府通過向市民提供服務或收入，從而對他們的福利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社會政策的核心內容包括社會保險、公共（國家）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務以及住房政策」（Marshall, 1965: 7）。顯然，在他看來，社會政策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廣義的社會服務，這種定義方式完全契合社會行政的內涵。
蒂特姆斯對這種只把社會服務作為社會政策研究對象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認為，所有為了滿足某些個人需求和／或為了服務廣泛社會利益的集體干預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社會福利、財政福利（fiscal welfare）和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Titmuss, 1964: 42）。這里的社會福利就是指社會服務，或那些「直接公共服務（如教育和健康照料）和直接現金給付（如退休金和救助金）」。財政福利指具有明確社會目標的特別減稅和退稅措施，如在許多發達國家，凡市民參加慈善捐款、社會保險或撫養子女等都能獲得所得稅減免，從而增加凈可支配收入。蒂特姆斯把它看成是一種轉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職業福利，也稱為附帶福利（fringe benefit），指與就業或繳費記錄有關的由企業提供的各種內部福利，可以現金或實物形式支付，常常由政府依法強制實施，如企業補充醫療和補充養老保險、子女教育和住房補助、有薪假期等等。蒂特姆斯認為，社會福利只是社會政策的「冰山一角」或露出水面的部分，而財政福利和職業福利則是「社會政策冰山的水下部分」，在社會政策中佔主體地位（Titmuss, 1968: 192－193），這是他竭力反對馬歇爾之觀點的理由。
雖然許多人曾懷疑從如此寬泛的角度來定義福利是否恰當，但如今政策研究者、政策分析家以及決策者自身都認識到，每類政策都對市民福利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大量證據表明，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財政福利和職業福利的增長至少和傳統的社會開支的增長一樣快（Gilbert & Terrell, 2003: 66－67）。蒂特姆斯之社會政策理論的貢獻在於把社會行政轉變為對社會政策的分析研究，並著力探索和解釋國家權力是為何以及如何影響各種類型的財政、福利和環境資源的社會分配的。
相對來說，美國學者對社會政策的定義似乎更為寬泛。他們把社會政策看成是「社會的」政策，而不只是「社會福利的」政策。吉爾認為，社會政策體系是生活方式的指導原則，它的發展動力來自人類基本的感覺性需求。社會政策體系通過一系列制度過程及相關作用進行運作，並形成一些與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結果變數（Gil, 1992: 24－25）。顯然，與他人的定義不同，吉爾認為，社會政策不是單一的（social policy），而是組合的（social polices），即社會政策體系，盡管這些社會政策之間的關系不一定十分緊密。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綜合評述，吉爾看到了學者們在界定社會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和局限性，他試圖跳出這種定義上的困境，高屋建瓴地從中抽象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政策體系模型。吉爾提出，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雖然政策在形式、目標和范疇上存在差異，但所有社會政策皆要直接或間接地處理同一領域，通過同一社會存在（societal existence）過程來運作」（Gil, 1992: 20）。也就是說，經濟、就業、健康、教育和經濟保障、住房、交通和稅收等各種形形色色的政策會對共同的基本領域產生影響，並涉及相同的過程。社會政策體系模型應該辨析所有社會政策的關鍵變數，幫助分析具體的社會政策、政策體系及其後果，並幫助制定其他政策和政策體系。
吉爾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國社會政策學界以及社工界的認可，如美國《社會工作詞典》中把社會政策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活動和原則，它們指導社會如何干預和協調其中個人、團體、社區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這些原則和活動是該社會之價值觀和習慣作用的結果，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源的分配方式及其人民的福祉水平。所以，社會政策既包括由政府、志願組織和一般大眾所提供的教育、健康照料、犯罪和矯治、經濟保障以及社會福利領域的計劃和項目，也包括那些給人帶來社會報酬和社會約束① 的社會觀點」（Barker, 1999: 335）。
另外一位美國社會政策教授艾特迪斯（D. S. Iatridis）對社會政策的定義與吉爾的異曲同工。他在《社會政策：社會發展和人類服務的制度背景》一書中指出：「社會政策作為一個領域，是與整個社會的基本狀況及其發展、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以及個人的福祉相聯系的。雖然社會政策著眼於宏觀層次，但是許多社會政策是從與社會科學相關聯的個人、群體、社區的行為中派生出來的。這是一個強調在社會的制度和結構因素之間以及整個人口和個人之間進行合作和分擔責任的領域。社會政策是改變基本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形象，改進全體人民、社會階級和個人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的共同的工具」。所以，他將社會政策定義為「向全體人民提供公民權利的媒介物」（Iatridis, 1994: 11）。
顯然，美國學者筆下的社會政策儼然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百寶錦囊」，只要是涉及人的基本需求的制度，都可能成為社會政策的一部分。社會政策不僅限於福利國家和社會服務。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美國的社會工作課程設置中有關社會服務政策方面課程的名稱和歐洲略有不同，在美國通常稱之為「社會福利政策」（social welfare policy），而在歐洲則稱之為「社會政策」。
（三）社會政策階段
20世紀70年代以後，國家福利受到諸多新思潮的挑戰。盡管各種思潮的意識形態和出發點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在試圖回答共同的核心議題，即國家是否要推行福利以及國家為什麼要推行福利。顯然，這不止是社會行政問題，而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前一階段佔主導地位的社會行政主題，即對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如何運作的分析外，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被進一步拓展到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Alcock et al., 2003: 7），還要界定政府幹預的界限和范圍以及公共行動與市場機制的界限，換言之就是，政府、家庭、市場和志願組織（公民社會）等各自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問題。這就是社會政策的最基本問題。與此相適應，社會政策開始吸納經濟學、政治學和系統科學等學科的理論知識和方法，並逐漸演變成為一門獨立的應用社會科學（唐鈞，2004）。因此，在1987年的年會上，英國社會行政學會同意將其名稱更改為社會政策學會。同時，相關系科的學科名稱也從社會行政轉為社會政策。這是社會政策學科突破原來的費邊主義限制的重要標志。
在意識形態領域，國家干預和市場力量究竟應該如何平衡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而且沒有定論的課題。眾所周知，社會政策是國家干預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但社會政策對社會分配的干預達到何種程度方為合適？對此學界很難找到一致的觀點，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對社會政策之再分配結果的理解發生了很多變化（王卓祺、雅倫·獲加，1998）。
在傳統的社會行政中，社會政策主要涉及資源分配問題，即如何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來有效解決市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需求。因此，社會政策關注提供服務或收入保障，這是福利國家的主要內容。及至20世紀80年代，社會政策被理解為決定不同社會群體的資源、地位及權力的再分配機制。提出這種觀點的理由是，雖然以資源分配為導向的政府幹預可以解決貧窮問題，但不一定達致社會平等。根據馬歇爾的公民權理論，現代公民身份是一個從民事權利逐漸拓展到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演進過程（Marshall, 1964）。而現代社會權利，除了保障基本福利需求外，還包括更為重要的社會參與權。如果社會政策所分配的社會資源只是集中於社會消費層次，它針對的分配結果可能只是基本需要的滿足，而不包括社會參與的實現。也就是說，面向貧困的物質救濟可能只是滿足社會福利或社會資源部分，但不能解決貧困者所面臨的社會排斥問題，即他們長期與社會脫節，不能履行其公民義務的問題。因此，政府要拓寬干預范圍和加強干預力度（包括干預市場及社會），促進公民在資源、地位及權力分配上的平等。這種政策目標的動力是追求各種社會平等（性別、種族、年齡、能力、階級及教育等）的理想和意識形態。
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財政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日益明顯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促使西方學者對社會政策的審視跳出原有的社會層面，開始著眼於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王卓祺、雅倫·獲加，1998）。在傳統意義上，社會政策被用來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民生問題，因而被看成是為經濟發展「收拾殘局」的工具，即經濟政策的附屬品。由於其再分配功能是將資源從生產性領域轉向非生產性領域，因而會減少生產性投資，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那些經濟不景氣的高福利國家常常受到這樣的責難：社會開支膨脹拖垮經濟。所以，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之間往往被認為是水火難容的關系。而90年代以後，很多國際組織、政府及社會政策研究者對以往所認為的社會政策對經濟只產生消極作用的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社會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會投資的功能。如同教育、衛生事業一樣，社會政策具有幫助人們實現潛能的作用，是對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因而社會政策也是生產力要素之一（對勞動力的投資）。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不再被認為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例如，社會政策與勞動力市場密切配合，可以共同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和促進經濟發展，而相應的，經濟的增長也應該考慮到其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凝聚力的影響（梁祖彬，2004）。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該階段的社會政策概念呈現以下特徵：首先，社會政策跳出國家福利模式，不僅著眼於公共服務，而且著眼於政府和其他福利提供者之間的夥伴關系，以及著眼於政府作為補貼者以及其他機構之行動的管制者的作用。其次，社會政策跳出提供者視角，不僅著眼於誰提供福利服務的問題，而且著眼於考察誰使用這些福利、誰從中獲益以及這些福利的資格如何確定等問題。第三，社會政策跳出通過再分配的福利提供方式，不僅著眼於福利服務的消費，而且著眼於政策干預如何影響一個社會的投資和生產以及財富和權力的首次分配。這些改變將進一步加強社會政策和其他同類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律學之間的重疊和協作。而正是這種多學科的靈活性構成了社會政策研究的核心特徵以及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和優勢。

㈢ 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分別是什麼

一、社會福利社會化的主要內容
我國歷史上形成的社會福利制度，是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的。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舊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存在的很多問題日益凸現，如：覆蓋面小，范圍狹窄；單位的職工福利設施對社會開放不夠，社會福利設施不足；社會福利企業辦，即「企業辦社會」等等。這不僅造成了企事業單位之間、城鄉居民之間社會福利待遇的差異與苦樂不均，而且加劇了業已存在的福利費用收支的矛盾，使國家和社會承受了不堪重負的壓力。與此同時，我國「未富先老」，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大量老齡人口對福利服務有強烈的需求而供給缺口將進一步顯露。在我國，社會福利實質上是由三部分構成的，一是勞動部門對職工提供的福利津貼、福利設施；一是社會福利生產，其目的是為了解決殘疾人的生活與就業問題；再就是社會福利事業，如敬老院、孤兒院、精神病人福利院等。為此，我國社會福利的社會化內容主要應包括下述五方面。
（一）服務對象的公眾化
服務對象是社會福利的主體，主體范圍的大小，是社會福利發展水平的基本標志。我國原有的社會福利對象很少，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期，對社會福利需求的群體已經擴大，服務對象停留在老、幼、殘群體的社會福利已經不適應經濟體制轉換的要求。因此，社會福利必須在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礎上，改變過去社會福利機構僅僅面對「三無人員」、「五保戶」、孤兒等傳統服務對象的觀念和做法，以有償、低償和無償相結合的方式，面向對社會福利存在需求的社會成員提供享受各種社會福利服務的機會，逐步擴大服務對象的主體范圍。服務對象的公眾化要防止「大鍋飯」的復歸，我們應在以西方福利國為「前車之鑒」的同時，立足於我國國情國力，嚴格按照「局限化」原則將社會福利的對象局限於最需要的人。其中，老年人群體是當前福利服務社會化的主要對象。
（二）福利資源的社會化
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內在要求是改變過去投資主體單一的狀況，開辟國家、集體、社會組織、個人按比例共同負擔社會福利資金的多元投資渠道。廣州市近年老年福利服務機構的發展趨勢顯示，由社團、企業和個人興辦的民辦老人院正在崛起，但社區的投入也是有限的，所以開辟國家、集體、社會組織、個人按比例共同負擔社會福利資金的多元投資渠道才是妥善解決社會福利事業資金長期單一化的一個辦法。另外，國家可以實行減免稅等優惠政策，依靠社會力量，幫助有特殊困難的人實現就業，發展生產，減輕國家負擔。再次，大力發展社會有獎募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也是解決社會福利資金不足的有效途徑。
（三）社會福利事業管理的社會化
社會福利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應納入國家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建立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實現社會福利事業管理的社會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改變過去社會福利機構政府直接辦、政府直接管理的局面，引導社會福利社會辦，統籌規劃、統一政策、協同動作、動員群眾，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政府不再對社會福利機構的日常運營活動進行干預，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制定有關社會福利的政策、法規和規章上來，用到制定規劃、依法審批、監督檢查上來，用到總結、推廣先進經 驗上來，並做好服務工作，解決實際問題，營造引導各類社會福利機構發展的大環境。」另方面，加強資金管理，既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當增加福利項目和提高福利標准，又要加強福利事業單位、福利企業、社會募捐福利基金的財務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監督企業管好用好減免稅金，使其用於技術改造，防止資金的挪用和流失。從而使所有的社會福利事業機構不僅能實現社會效益，也能實現一定的經濟效益，不僅能生存，而且能發展起來。
（四）服務設施的社會化
福利設施規模的大小、數量的多少，以及布局是否合理，直接關繫到社會福利設施作用的有效發揮。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福利設施的建立，必須走建設與挖潛力、國家投入與社會投入相結合、精神文明「窗口」建設與發展基層社區福利設施相結合的道路。把現有為特定對象服務的社會福利設施和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福利設施向社會開放，賦予「社會化」的本來涵義，並採取聯建、共建、社會捐助等措施，發展小型、分散、布局合理的福利設施，以較少的投入引導廣泛的社會參與，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進程，達到增量、增效的目的，滿足公眾對社會福利設施的不同層次的需求。
（五）服務隊伍的社會化
社會福利的直接作用是通過人際間的社會互動來實現的，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福利的服務質量與效果。壯大社會福利的服務隊伍，提高服務人員素質，即加強社會工作建設是社會福利社會化的重要環節。目前世界上社會工作職業化和專門化是一個趨勢。從西方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和專門化來看，它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有專門的社會團體及下屬從事各類福利服務的機構；二是有公認的職業守則和保證守則被執行的審核和證照制度；三是有專門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院校和實用的系列訓練課程；四是有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職業權利保障。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社會福利的現狀，我國社會福利服務隊伍的建設理應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斷充實人員，擴大專業服務隊伍，保持一支穩定的高素質的骨幹隊伍，使社會福利服務逐漸職業化和專業化。二是通過企事業單位福利設施向社會開放，使企事業單位福利設施工作人員承擔一定的社會任務，通過社會福利設施的有償化、市場化手段，提高福利設施的使用效率。三是通過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基層組織，加強社會公德、民族傳統與倫理教育，讓社區成員都能認識到，社會福利關繫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每個社會組織、家庭和個人，既有接受社會服務的權利，也有參與社會服務的義務。可以通過建立志願者隊伍和建立「勞務儲蓄制度」等活動，發展互助組織，提倡義務包戶，讓更多的人參與社會福利服務，將服務隊伍專業化與志願者結合起來，從而讓社區孤、老、殘、幼人口過上穩定的生活。
二、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原則
（一）立足國情，循序漸進
我國是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實行類似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政策，我們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應堅持立足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不能盲目急進。在總體上，福利事業發展速度不能超越經濟發展速度但也不能過於滯後，即在戰略上通盤考慮，長遠設計；在戰術上注意實效，主次分明，防止照搬外國模式。就城鄉而言，改革過去以戶籍制度和單位制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健全農村脆弱的社會福利體系，是當前我國社會福利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在城市，首先應結合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打破社會福利國家包辦和部門分割體制，大力推進社區服務，彌補福利費用的不足，解決那些需求量迫切而又有餘力辦到的事情；而在農村，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密切結合，因時因地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災害保險，並倡導社區福利服務活動，形成完善的農村社會福利體系，為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
我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地區社會轉型的勢和度極不平衡，對社會福利的要求與偏好有很大差別。在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進程中，應本著內容有別、高低有別、形式多樣、城鄉分進的原則。要防止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福利和高消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一個適合我國國情，有利於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福利體系。
（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公平與效率相統一
「公平」與「效率」兩個概念本質上是與社會資源的配置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公平的內涵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它是指在考慮人權道義的前提下，結合公民對社會分配的貢獻、家庭贍養的系數等其他因素而配置社會資源。所謂效率則是指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按公平配置的准則衡量，只有同時實現了平等分配和效率配置，公平配置才能得以真正實現。改革開放後，我們逐漸認識到效率的重要性，「效 率優先，兼顧公平」成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但作為政府矯正市場缺陷的分配，社會福利制度的目標是追求社會公平，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應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因此，社會福利是針對全體社會成員而言的，它不分男女老少、高低貴賤，不分職業和信仰，在享受社會福利方面擁有平等的權利。在此前提下，兼顧效率，把發展福利與發展生產結合起來，形成福利促生產、生產促福利的良性循環。即是說，要注重積極發展那些既有利於生產、又有利於生活的社會公益事業。同時，效率的取得還必須注重有償服務與無償服務相結合，以增進社會福利的內在活力，發揮最佳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興辦福利企業既可以體現公平，又可以產生效率，應繼續探索市場競爭條件下福利企業扭虧增盈的途徑。
（四）權利與義務對等
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如何應考慮各國國情。我國社會福利的發展有著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歷史背景，如長期存在社會經濟二元結構的前提下，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社會福利中的權利與義務是沒有聯系的。雖然社會福利是社會成員應該享受的基本權利之一，但這也並不是說社會成員可以無條件地享受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的權利主體只有履行一定的義務，才能取得權利主體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既是按勞分配原則，也是社會福利必須堅持的原則。我國在傳統體制下的社會福利企業化、單位化，使人們形成了社會心理定勢，不可避免地助長了各單位超越自身條件盲目擴增福利項目、提高福利待遇的天然剛性，福利標准易上難下，以至為了擴大本企業、本單位的福利標准，有的企業不惜擠占生產發展基金和技改基金，導致一些社會成員對社會福利的索取欲日趨膨脹、義務感很差。在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的社會轉型期，群體意識淡化、倫理觀念失衡、價值觀念扭曲等社會問題已經出現。因此，單純講權利不講義務是不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應正確處理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具體來講，應著重解決好如下四個問題：一是在收入工資化、工資貨幣化的基礎上，整頓職工福利項目，調整社會福利待遇標准，實施統一、科學、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使勞動者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社會福利從企業化向社會化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二是科學地界定社會福利權利主體所應承擔的義務的量化標准，增強社會公眾對他人的道義感；三是應努力擴大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宣傳，增強公民的自我保障意識，謹防社會福利中的尋租行為，防止「福利病」的發生；四是鞏固家庭保障功能，努力消除非合理因素對家庭保障功能的沖擊，防止把家庭應盡的義務推向社會，增加社會福利不應有的負擔。
【參考文獻】
1.參見唐鈞、王嬰：《中國老年福利服務改革：調查與思考》，《中國人口科學》1999年第3期。
2.參見張桂琳：《立足國情，建構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政法論壇》1999年第1期。
3.參見多吉才讓：《加快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積極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學習時報》2000年5月8日。
論文作者:丁開傑 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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