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與政府行為優化

⑴ 我國為什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日益增長，對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從理論方面看，首先，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社會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我們既要著眼於確保每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和公平發展的機會，又要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其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內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可以有效改善預期、釋放需求，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更加強勁持久的內需動力。再次，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服務型政府，關鍵在於完善政府社會服務和管理職能，強化其為發展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表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從實踐方面看，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都表明，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務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市場機制卻存在失靈或局限性，需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機制來彌補。

⑵ 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12年7月出台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從實踐操作層面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務國家基本標准，明確了四個主要目標：供給有效擴大、發展較為均衡、服務方便可及、群眾比較滿意，最終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擴大有效供給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從經濟上來看，這既包括擴大供給，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總量和比例），又包括有效供 給，需要優化和調整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目標在於政府最大化地實現代表性、回應性和責任的價值。隨著社會的轉 型和發展，政府通過各項制度或者公共政策更大程度地實現其代表性和責任，回應多元利益主體日益增加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需要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需求來完善 基本公共服務國家標准體系，不斷健全標准動態調整機制。從管理視角來看，擴大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是從管理社會向社會管理轉變的基本措施和重要途徑，從 整體上看，社會管理的焦點在於擴大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這一結果上。為獲得預期效果，在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方面可以妥善運用各種市場競爭機制，可以通過政 府、市場、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通過多種途徑來提供，即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多元化，實現提供主體與提供方式多元化。為了實現有效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既應 該強調民眾需求導向的觀念，又應該扮演「掌舵者」而非「劃槳者」的角色，還應該關注服務對象民眾的回應即社會滿意度。
發展較為均衡是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務發展包括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公共服務需方與供方的匹配。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的實質在於政府兌 現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承諾，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與完善教育、住房、就業、衛生醫療等領域內的制度建設，通過具有普遍可接受或可容忍的基本公共 服務結果和機會均等來限制社會的不平等。從宏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布局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各地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實現基本公 共服務的供給在總量和結構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達到相對的均衡。從中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是指要基本實現城鄉間、地區間在基本公共教育、勞動就 業、衛生醫療、養老服務等各種公共資源配置的均衡，尤其要實現各縣域內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發展。從微觀層面來看，發展較為均衡包括服務領域內資源配置的均 衡、服務結果的均衡以及服務評價的均衡，尤其要明顯地提高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公正平等分配能力以及服務評價能力，以解決公眾的住房 難、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使全體社會成員都有均等地享有住房、教育、醫療、勞動的權利與機會。
服務方便可及是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的具體方向。隨著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探討從理論上升到實踐層面，它的可獲得性和方便性是國家基本標准得以落實的重要衡量因素。首先，要健全服務網路。目 前，低收入和貧困群體有較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但服務網路延伸得不夠長，對基本公共服務利用率比較低，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方便性相對不足，又由 於他們的支付能力有限，尤其在災難性事件出現以後，容易因病致貧或者因災致貧。因此，實現國家基本標准有賴於全面建立以基層為重點的服務網路。其次，要提 高針對特定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設施標准化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務需求者能方便地獲得相應的服務。比如，提高教育機構、培訓機構設施的標准化設施是受教育 者、勞動者獲得便捷的教育、信息、培訓服務的基礎。再如，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規范化、專業化和信息化。最後，要保障城鄉居民就近獲得服務。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標準的第一個階段性目標是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規劃一體化與服務制度銜接、加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支持力度等方式，逐漸消除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基本公共服 務獲取的差異性，使城鄉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可及性和方便性。

⑶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版發展水平相權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最基本的條件的均等。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務，如就業服務、社會救助、養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業性服務，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科學技術、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基礎性服務，如公共設施、生態維護、環境保護等；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務，如社會治安、生產安全、消費安全、國防安全等。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⑷ 如何推進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一、國家財力分配要實行「三個傾斜」
財政與基本公共服務密切相關，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財力分配的政策安排。為此，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國家財政要從宏觀全局和戰略高度考慮，著力調整財力分配結構，實行「三個傾斜」政策。
（1）國家財政資金要向民生領域傾斜。民生涉及的面很寬，現階段最重要的民生包括教育、社保、醫療衛生等，這實際就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公共服務。加強民生領域的資金分配，這是公共財政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因此，根據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現實情況，未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應進行調整，基本方向是有保有壓，增量調整要與存量調整同時推進。一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切實解決機制膨脹、財政供養人口過多、財政負擔沉重的狀況，使行政經費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同時要繼續採取措施，大力減少「三公」消費支出。二是完善財政投資政策。三是集中財力加大民生投入，特別是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2）國家財政的民生投入真正向農村傾斜。一是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長效保障機制。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標准、加強農村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提高農村教師待遇和質量等作為投入重點。需強調的是，教師資源本身不僅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和「程度」。因此，應將教師保障放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具體建議是，要提高教師地位，維護教師權益，改善教師待遇，加快推進和完善教師績效工資制度，對長期在農村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的教師，在工資、職務（職稱）等方面實行傾斜政策，完善津貼補貼標准；完善培養培訓體系，優化隊伍結構和教師知識結構，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和教學能力；推進師范生免費教育，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完善代償機制，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艱苦邊遠地區當教師；建立縣域內教師定期流動機制。二是切實加強國家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入，完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路。切實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水平是政府投入的重點。針對農村衛生落後的狀況，首先應做好縣醫療衛生的能力建設，負責好區域的基本醫療服務。可以通過保險報銷比例的設置引導縣鄉大病患者在縣醫院治療。其次，按照輻射面積、人口密度和距離縣城遠近等指標，在適當位置建設鄉鎮醫院，承擔農村公共衛生職責，並能夠治療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做小型手術和急救處理。另外，鄉村衛生室建設也很重要，它接近農民，尤其需要政府予以補助，建設醫療場所，購置必要的小型醫療設備、並對村醫進行技術培訓。三是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支持。要根據國家財力可能，逐步提高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標准，不斷縮小城鄉低保水平。同時，要建立規范有效的社會補助和醫療補助制度。另外，目前農村新農保和城居保已經合並，使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一體化制度取得歷史性突破。下一步要加快新農合和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並軌，允許農民醫療保險基金可異地轉移和報銷，這對於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服務的可行性，必將產生積極作用。
（3）中央的民生投入要向欠發達地區傾斜。今後中央的各項民生投入仍有必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傾斜力度，提高中央對欠發達地區諸如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補助、農村醫療衛生經費補助、新農合和新農保等的補助標准，不斷縮小區域間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
二、在推進相關重大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著重在以下三方面的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取得突破。
（1）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規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提出了未來財政改革的任務。《決定》指出，要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是我國下一步財政體制改革需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解決的重要體制問題。
一是關於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總體設想。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是完善分稅制體制的關鍵，必須上升到法律層面予以解決。只有按照法律規定、受益范圍、成本效率、基層優先的原則，在合理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政府間分配關系。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發展遠景，是逐漸形成減少層級後的中央、省、市縣三級架構，合理明確設定與各級事權相對應的財權、稅基，並建立自上而下的財力差異調控機制，形成合理的橫向、縱向財力分布格局，促進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在現階段，受我國現行行政體制等諸因素以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處理等問題的影響，財政體制的改革措施難以一步到位，因此，必須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推進。具體來講，要在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實行「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的基礎上，按照中央、省、縣三級財政的架構來優化政府間的事權劃分，並以法律形式加以規范。屬於全國性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決策、承擔和管理；屬於地方性的事務，應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統一政令許可范圍內決策和承擔，劃歸地方政府管理；其自有收入不能滿足支出需求的，中央財政原則上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給予補助；屬於中央委託事務，中央財政通過專項轉移支付足額安排資金。屬於中央地方共同事務，應區別情況，明確各自職權范圍和負擔比例。
二是關於中央與地方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事權劃分的具體設想。在現階段，應重點著眼於加快城鄉和地區間的協調發展，適當統一省以下主要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將部分適合更高一級政府承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力爭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明確界定各級政府的管理許可權和支出責任。
（2）加快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是實現縣級財政從過去的「兩保」（保工資、保運轉）向今後的「三保」（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邁進，這是我國下一步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從根本上解決縣鄉基層財政困難、促進省域范圍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創新。
下一步要加快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具體建議：一是明晰改革精神和政策取向。構建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應該是「明確目標，地方為主，中央獎補，分步實施」。所謂「明確目標」，就是確保縣級財政的基本財力能夠「三保」，促進縣級財力的均等化和縣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所謂「地方為主」，就是適應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以地方財政為責任主體；所謂「中央獎補」，就是中央財政對欠發達地區給予資金補助，對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好的地區給予適當獎勵；所謂「分步實施」就是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逐步在全國推開。二是通過體制創新實現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的目標。改「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為「上不封頂、下要保底」，進一步從機制上鞏固和擴大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成果。目前的省管縣改革更多的是實現了省對縣資金的下撥上劃方式變化，而並沒有在事權、收支范圍及轉移支付方面有根本的突破。為此，下一步要構建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則必須在省與縣的財政體制上進一步改革。要科學界定縣級財政「三保」的范圍、標准和財力需求，重新確定省與縣的收入劃分辦法，通過省級財力調控手段特別是轉移支付手段調節縣級財力的差異。
（3）構建中央對農民工流入地的轉移支付制度。2011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但是6.9億城鎮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是沒有當地戶籍的流動人口，這其中又以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為主。這部分人群能否獲得公平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是其在城市穩定就業的一個基本前提，也是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認為解決這么大一個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問題需要巨額財政投入，遠不是一兩年、一兩個專項就能徹底解決的，需要從財政體制層面深層次調整政府間財政關系。考慮到農民工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向東部流入地區提供的財政轉移支持，實質上也是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支持，客觀上減輕了東部地區因人口流入而增加的財政負擔，既體現了財權與事權一致的原則，同時也有利於引導地方政府加大對本區域內的公共服務資金投入。
具體建議：一是結合城鄉居民戶籍制度改革安排，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的部分納入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范圍，中央要通過規范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農民工市民化人口規模、公共服務成本等因素，給予流入地必要的補助。按照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規劃，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我國要將1個億的農民工變為市民，農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成本巨大，需流入地政府財力和中央轉移支付共同合理承擔。二是對暫時不符合條件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也應享受城市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務，如隨遷子女入學、社會保險、就業服務等，中央也應按照農民工流入地的常住人口情況，給予一定的專項轉移支付支持。三是形成正向服務機制。即流入地政府對農民工公共服務做的好的地方不僅拿到轉移支付，而且還可以獲得中央必要的獎勵。
三、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
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是轉換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確保貧困人口更公平收益的重要途徑。
（1）完善公共服務的提供策略，確保低收入人群和貧困人口能從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中平等、充分地獲益。要注意降低甚至消除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各類門檻，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對於貧困人口的可及性。
（2）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大力拓展社會扶貧。在堅持公益事業發展由政府主導的原則下，探索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多樣化供給，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積極作用，建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質量。一些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就業培訓等方面，都可以對傳統的預算撥款、政府直接舉辦並提供的方式進行大膽改革，探索、創新有效的供給機制。
（3）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使貧困地區需要什麼樣的公共物品、偏好如何、優先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訴求等，均可通過恰當的機制充分表達出來，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使這種需求轉變為政策決策的參考依據和行動目標。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對於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關系的相對平衡、減少公共資源浪費、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村貧困人口合理權益、改善干群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逐步建立政府行政承諾制度、聽證制度、信息查詢咨詢制度，確保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充分體現公眾需求。
四、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質是民生問題，與公共財政的關系非常緊密，對財政的需求很高。近十多年國家為了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國家財政僅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達40%左右，為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提供了重要的財力基礎。今後中長期從宏觀戰略全局出發，國家財政無疑仍要加大民生支出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支出，但必須指出，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新的制度、政策出台及支出增加一定要把握好范圍、時機、力度和節奏，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這主要是因為：其一，我國財政收入已由過去的高增長變為常態增長，而且未來收入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1994—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由5218億元增加到103874億元，增長了18.9倍，年均遞增19.37%。近兩年受經濟下行和國家減稅政策的影響，2012年和2013年財政收入增速已降為12.9%和9.8%。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未來仍有很大潛力，但經濟增長速度已不可能維持過去的10%以上，7%左右的經濟增速將是未來長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未來財政發展必將步入一種常態增長趨勢。其二，未來中長期整個財政支出面臨新的增支壓力。除了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社保、醫療衛生之外，未來還有四大增支壓力：即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城鎮化發展、產業優化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這都是未來關系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戰略問題，需要財政從政策和財力給予支持。其三，政府債務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目前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已達8.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已接近20萬億元，政府債務負擔率已達50%左右。政府債務雖然尚在安全的范圍之內，但債務快速增長和不斷到來的償債高峰壓力需給予重視。
綜上，當前和未來的財政狀況已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這一大背景下，必須考慮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均衡。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將是一個長期目標，是一個動態優化過程，這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國情和財力的制約。

⑸ 基本公共服務如何實現均等化

之所以如此,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後出現的新特點有密切關聯。這些新特點是: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所凸顯。通過市場化改革,我國的 財富增長很快。接下來需要考慮如何讓財富的支配和消費更加公平、公正。中央提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際上就是對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的具體探索。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 從世界范圍來看,財富的生產在某一時期實現快速增長並非難題,許多國家都曾有過階段性的經濟奇跡,而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則是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是使生產出來的財富惠及更多社會成員,在促進財富快速生產的同時,實現財富消費的公平和公正,以防範片面追求財富增長所導致的公共風險和危機。 從這個現實背景來看,我們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是一項孤立的公共政策和純粹的福利行動,也不是一個化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而是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明晰化和具體化。它表明,中國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增長的基本取向由單一的效率至上轉向公平與效率並重,使物質財富的增長帶來更多的社會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二是發展的基本取向由片面的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使經濟的發展帶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回歸發展的終極價值;三是小康生活的基本取向由主要追求物質指標轉變到以和諧為導向,使生活的殷實和富足帶來更大程度的社會和諧,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由此看來,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是當前的一項重大公共政策,而且還承載著時代變遷的重大使命。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 要使上述基本理念的轉變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體現出來,必須要有正確的認識和良好的體制和機制。公共服務與每個社會成員密切相關,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指導和培訓、社會治安以及食品葯品安全,等等。要使這些公共服務全面實現均等化,不是短期內單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發展是基礎,改革是動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國家財政分配過程,而是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財政分配過程的有機結合;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力配置過程,而是財力配置與制度創新的融合。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要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項中長期任務。從公共服務的供應方來看,政府是最終責任主體。在我國,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相差很大,這種差距不只是財力上的,如城市政府和鄉村政府、相對富裕地區的政府和貧窮地區的政府,也有認識水平、人員素質、創新意識、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建設能力上的差距,這類差距不是通過增加財力、短期培訓、更換操作人員就可在短期內消滅的。從公共服務的需求方來看,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等原因,公共服務的消費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這既有自然條件的影響,如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即使把錢送到居民手上,也難以消費;也有當地人文社會因素的制約,如文化素質、傳統意識、風俗與宗教等等,都會造成居民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居民的這種消費能力體現的是自主性和能動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最終依賴於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消化、吸收,進而轉換化為居民生活的改善、基本素質和技能的提高。譬如教育,有些並不是上學難、上學貴,而是主動輟學,有的家長認為上學不如賺錢實惠,也有暴富的家庭認為孩子不上學將來也衣食無憂,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因富輟學」的怪現象。這說明,要縮小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確實需要居民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改善。 第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機會的平等。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機會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因性別、年齡、戶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分為三六九等,因身份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待遇,那就談不上均等化。比如農民工因身份受到制度歧視,即使常年在城市工作也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社保等。這種因制度歧視造成的公共服務差距,只能通過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才能逐漸消除。當前,社會各界對擴大公共服務的呼聲很高,這是合理的,但要避免以籠統的公共服務規模的擴大來掩蓋差距的擴大,或以某一方面差距的縮小來掩蓋其他方面差距的擴大。 第三,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這有兩重含義:一是不能把居民局限於某一地理空間。例如,在城鄉分治的框架內通過給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來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這在近期是必要的,但若長期如此,其均等化就會變成一種社會強制,使個人意志受到壓抑。二是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例如,一個人不願居住在嘈雜的城市,而選擇居住在寧靜的山區,盡管山區政府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明顯差距,但對他來說,公共服務仍是均等的。因此,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更多從需求方來考慮,尊重居民的合理意願和選擇,不能光看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等於各地方政府財力的均等化。不少人認為,實現了財力的均等化就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的研究為便於數學模型的運用,也簡單假設:財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沒有價值。我們通常用人均財力這個指標來衡量地區間財力的差距,其實,無論分母使用財政供養人口,還是本地戶籍居民,這個指標都不能准確反映地區間財政能力的差距。因為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同樣的錢未必能提供同樣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的單位成本、醫療的單位成本、基礎設施的單位成本等等,會因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國土面積、民族構成等因素而不同。即使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相同,由於制度因素及管理水平的影響,同樣數量的資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財政能力的均等化,而財政能力是財力、單位成本和制度及管理因素的復合函數,僅看財力的多與少是片面的。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做到幾個「結合」 依據以上認識,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整體把握,分步實施,選擇好恰當的路徑和切入點。既不能單純從供給方來考慮,也不能僅從需求方來觀察,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做法。從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應考慮做好以下幾個「結合」: 首先,從發展與改革的結合上來規劃。一方面,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也是基本路徑。經濟蛋糕大了,財政蛋糕才能大;同時,經濟發展協調了,區域、城鄉差距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實現了。從整體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寓於經濟發展之中,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服務固然是財富的消費,但與經濟發展有內在的聯系,長期來看不但不會阻礙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財富生產可持續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觀點,也要有「循環」的理念,不能靜態、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也是改革的過程,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責任意識的形成、職能的轉換、政府間責任的界定等,後者則與政府間分配關系密切相關,涉及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等問題。此外,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內在聯系。沒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無法推進的。相對於現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財富支配格局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作動力。否則,利益格局的凝固化,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空洞的口號。 其次,從財力與制度的結合上來操作。財力只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光有國家財力的投入,而沒有相應制度的創新和改進,擴大公共服務就會落空,均等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費也越多。例如教育,盡管國家投入沒有達到佔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體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師范畢業生「有崗無編」(編制被非教學人員佔用),不少畢業生被迫轉行;一方面技工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醫學博士不能處置基本的臨床病例,等等。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從邏輯上看,是制度決定了財力的配置,從而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大財力的支持力度,只會使扭曲的公共服務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從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上來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既要考慮政府的服務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滿意度。任何一項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慮需求方的意願、能力,尊重其自主選擇。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就遵循了自願參與的原則,結果得到了越來越多農民的擁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衡量標准不是數字上的大體相等,而是群眾的滿意度和社會的和諧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最後,從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合上來運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並不排斥市場主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參與,國際上已出現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結合我國國情引進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責任主體,但公共服務責任是可以分解的。通過這種責任分解,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可以培養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有助於形成公共服務的道德倫理基礎。(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⑹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確定為當前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針。此外，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項目布局要充分考慮支持中西部發展」，也是全面落實中國特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體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社會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並確立了社會建設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中心內容;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要「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2009年全國財政會議更加明確強調，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點加大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以穩定和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拉動消費需求。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收返還和財政補助政策，為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財政制度基礎。
二是堅持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質，努力實現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財政對教育投入，規范教育收費，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季開學將取消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三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努力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葯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五是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支持自主擇業、自謀職業的同時，加強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政策引導。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 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務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務標准不規范，公共服務主體回應性差等。中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程剛剛起步，實現均等化的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實現均等化的制度還不夠健全，制度之間還缺乏系統化的安排。
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亞洲大多數國共同需要面對的。通過開展「亞洲主要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理論問題，總結發達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破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共同難題，對推動整個亞洲地區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具有戰略意義 。

⑺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⑻ 如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法：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⑼ 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問題與對策

關鍵詞： 公共財政，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制度

2005年10月11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租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要求，要“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國家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Q月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壬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 熱點 問題。

一、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若干理論問題

(一)公共服務的涵義與分類：

1.公共服務的涵義。在研究公共服務的涵義時，主要應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1)公共服務屬於服務范疇，因此，首先要弄清何為服務？從經濟學角度看，服務是相對於生產來說的。根據產業結構的劃分，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是農業，第二產業是工業和建築業，這兩個產業是物質資料的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實物形態。笫三產業屬，於服務行業，不生產物質產品，只提供勞務服務。因此，服務也稱勞務，即不以實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勞動的形式滿足人們的某種特殊需要。在我國，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又可分為4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等；第二層次是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 保險 、房地產、公用和居民服務業等；第三層次是為提高科學 文化 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 教育 、文化、科學、衛生等；第四層次是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等。(2)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物品范疇。公共物品和服務與私人物品和服務相對應。公共物品具有兩個基本特徵：消費的非競爭性與受益的非排他性。這里的公共物品，包含著公共服務的內容，區別只在於，生產領域的公共物品是有形的，而服務領域的公共物品—則是無形的。因此，有關公共物品的分析擔適用於公共服務。與公共服務相對應的是私人服務，私人服務通過市場來提供，公共服務則主要由政府來提供。有些服務是介於公共服務與私人服務之間的准公共服務，既可以私人通過市場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提供，還可以由私人和政府共同提供。這里所講的“提供”，是指“掏錢”，由誰掏錢就是由誰提供。政府提供，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來實現的。通過上述兩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服務的內容，既包括第三產業中的第四層次，即國家機關通過直接提供勞務，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也包括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向居民提供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服務。

2.公共服務的分類：基本公共服務和一般公共服務。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這有各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基本公共服務，是指直接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把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列為基本公共服務，就屬於這種情況。另一種觀點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應是指純公共服務，因此不能籠統地講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社會保障等是基本公共服務，只能提其中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礎科學研究、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社會救濟等，屬於基本公共服務。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是一定發展階段上最低范圍的公共服務。筆者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應該是指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純公共服務。除去基本公共服務以外的服務，都屬於一般公共服務，如行政、國防、高等教育、一般應用性研究等。

(二)均等化的涵義與標准

1.均等化的涵義。“均等化”，就字面理解包含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著調節、平衡的過程，最後達到相等。當然，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體相等，不可能絕對相等。均等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如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二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結果均等，如每一個公民無論住在什麼地方，城市或是鄉村，享受的義務教育和醫療救助等的公共服務，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應大體相等。相比之下，結果均等更重要。

2.均等化的標准。有3種理解：一是最低標准，即要保底。“一個國家的公民無論居住在哪個地區，都有平等享受國家最低標準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這個均等化我們理解就是要托一個底，是政府應該提供的諸如普及義務教育、實施社會救濟與基本社會保障這類東西，對其應該保證的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給，必須由政府托起來。”二是平均標准。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達到中等的平均水平。三是相等的標准，即結果均等。這3個標准並不完全矛盾，實際上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水平還不夠高的情況下，一開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後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後的目標是實現結果均等。當然，要做到結果大體均等，政府的供給成本就不能是均等的。

公共服務均等化，或者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極目標是應當使人與人之間所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由於個人總是處於某個地區或城市和鄉村之間，為了實現這一終極目標，可以階段性地通過實現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進而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目前，學術界關於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的文獻，大多都是從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角度來談的，因此，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包括地區之間的均等，城鄉之間的均等和人與人之間的均等。

(三)均等化的理論基礎：福利經濟學和公共財政的重要特徵

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開創了福利經濟學的完整體系。為實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庇古考慮到兩個問題：一是個人實際收入的增加會使其滿足程度增大，二是轉移富人的貨幣收入給窮人會使社會總體滿足程度增大。據此，他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經濟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也就越大。庇古的這項貢獻對公共服務均等化起到了基礎性的影響。由於公共服務也是由國民收入形成，對公共服務的分配能對國民收入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能夠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特別是政府財政收入佔CDP 比例較高的時候。公共服務資源一般由政府掌握，主要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等手段予以配置，如果出現配置失當的情況仍然要由政府自身來糾正。庇古的國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啟示性意義，政府應當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實現全社會福利最大化。

公共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徵。這是因為，政府是整個社會的代表，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因而，公共財政支出也必須用於全體社會成員，即要求政府必須對所有經濟主體和社會成員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在“一視同仁”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財政在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對所有的社會成員應該是公平對待的。而在“區別對待”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財政實際上只著眼於和偏重某些經濟成分、某些社會集團和少數乃至個別社會成員的利益。政府為社會提供服務時的“一視同仁”，是具體通過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制度來實現的。

二、我國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存在的問題

在分稅制的條件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機制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關系；建立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國在這些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

(一)公共服務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尚不完善

1.政府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我國的政府職能轉型滯後，尚未實現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政府的“缺位” 與“越位”狀況並存，突出表現在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礎科研和公益性文化事業是公共服務最典型的項目，政府最應該擔負起提供這部分公共服務的責任。而從1993年以來的政府支出情況來看，政府對這方面投入的力度不夠大。表1的一組數據較能體現這種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基本建設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始終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這部分支出大量地反映在預算外)，沒有呈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行政管理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1978年為4.71%，1993年為11.54%，21304年上升到14.25%；文教科衛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不僅沒有增大，反而從1993年的20.63%下降至21)04年的18.06%。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對基本的公共服務的投入比重過低。

2.地區間和城鄉間公共服務差距懸殊。嚴格意義上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向全國各地的居民提供在使用價值形態上大體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務。我國地區差距較大，提供同樣使用價值的公共服務，其所面臨的成本是不一樣的。尤其對於我國西部地區，提供與東部地區同樣的公共服務，其所需要的成本往往是更多的。因此，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為使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使西部地區的人均財政支出比東部更大才能滿足均等化的要求。下面選取1995—2004年全國各地區的人均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數據來看地區間的差距情況，同時選取變異系數這個指標來對差距情況加以衡量，變異系數的值越大，則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 (或支出)差距越大；反之，則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或支出)差距越小。

圖1描述了1995—2004年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異系數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後，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支出的差距不僅沒有呈現減小的趨勢，反而地區間的差距在不斷拉大。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提供同樣使用價值的公共服務所面臨的成本問題，實際的公共服務差距比人均財政支出反映的差距還要大得多。

事實上，通過選取部分公共服務項目的人均支出額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公共服務的水平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有擴大的趨勢。這里選取生均教育費用支出的指標來看這一趨勢。

1998年，我國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平均為625.36元，最高的為上海2621.16元，最低的為貴州296.44元，最高額與最低額的比值(即極差率)為8.84。2003年，我國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平均為1295.39元，最高的為上海7030.12元，最低的為河南 677.43元，最高額與最低額的比值為10.38。可見，從1998年至2003年，就最高額和最低額的差距來看，全國各地區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就城鄉公共服務差距而言，這種差距已經成為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並由此導致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不到保障，直接限制了農村人口素質的全面提高。

有學者估計，城鄉間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差距將2004年我國名義城鄉收入差距3.2:1的比例擴大至5:1到6:1的水平，公共服務因素在城鄉實際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為30%～40%。也有學者估計，在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種因素中，教育因素大概佔20%。

(二)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關系劃分不清，基層政府財政相當困難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劃分不清，不規范，即事權不清。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間事權層層下放，而財權和財力卻層層上收。目前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主要由縣鄉基層財政來承擔，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救濟等支出大都由基層財政負擔，例如，據調查，我國的義務教育經費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財政負擔，省負擔11%，中央財政負擔不足 2%；又如，預算內公共衛生支出，中央政府僅占衛生預算支出的2%，其他均為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縣、鄉共支出了預算的55%～60%。而在許多國家，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大多由中央和省級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從財權和財力來看，基層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沒有舉債權，也沒有獨立的主體稅種，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稅，使其掌控的收入極其有限，而轉移支付又不到位。據統計，目前擁有佔全國人口70%以上的縣鄉財政組織的收入僅佔全國財政收入的20%左右。可見，財力與事權的不匹配是基層財政困難的根本原因，也是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不足的關鍵。

(三)轉移支付制度總體設計存在缺陷，形式過多，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4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此外，按照轉移支付形式的性質劃分，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

1.稅收返還、體制補助和結算補助，這幾部分是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後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性質是維護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2.一般性轉移支付，是在支付過程中按規范和均等化的原則進行，這是國際上通常稱為的均衡性轉移支付。

3.專項轉移支付，服務於中央宏觀政策目標，用於增加農業、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扶貧等方面的專項撥款，目前這些重點項目主要用於中西部地區。但其核定並不規范，加之往往被層層截留和被擠占、挪用，其性質屬於非均等化轉移支付。

4.其他轉移支付，包括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三獎一補”轉移支付等，其性質屬於專項轉移支付，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均等化的性質。目前，財政部門將這部分轉移支付連同上面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合在一起，稱作“財力性轉移支付”。

以2005年為例，對上述4種性質的轉移支付加以分析，如表2和圖2所示：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來看，仍存在著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也分為均等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萬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第二，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子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第三，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在轉移支付形式中，真正屬於均等化轉移支付形式的實際上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其所佔比重很小，目前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因此，均等化作用有限。

第四，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人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此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

三、對我國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議

(一)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財政制度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政府應該對市場機制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政府要繼續推進政企、政資、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杜絕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干預，把工作重點真正轉移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政府不能以犧牲提供公共服務為代價專注發展經濟，更不能介入市場能夠配置資源的領域與民爭利。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二)完善財政體制

應當進一步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在提供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生態環境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權，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由於各類公共服務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各級政府承擔的事權責任，也應有所區別。例如，社會保障和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由於涉及面廣和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應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提供，由縣級政府管理；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應由中央、省和縣三級政府共同承擔，各級政府承擔的比例，應視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定。在經濟貧困地區，應全部由中央與省級政府承擔，通常情況下，以省級政府為主；在經濟中等發展地區，應由三級政府共同承擔，但中央和省級政府應負擔50%以上；在經濟發達地區，應由三級政府共同承擔，但以縣級政府承擔為主。總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劃分上，應改變過去傳統的按事務的隸屬關系劃分的辦法，以便使財力與事權能夠相匹配。明確事權劃分後，應通過法律制度固定下來。

(三)完善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制度

1.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大，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

2.完善轉移支付形式

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這里，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這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 措施 ，而不能使其制度化，否則，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人條件和規模。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此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