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服務面臨的問題

① 1.試論述我國目前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中存在的問題。

摘要 我國公共服務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② 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響因素是什麼呢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這說明全民健身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由此涉及13億人健身休閑的體育公共服務總供給不足以及供給不充分、不平衡等問題也愈加凸顯。

長期以來，按照「奧運爭光計劃」這一國家戰略的要求，各級政府體育主管部門把發展競技體育作為首要任務去落實，導致一切資源投入都傾向於競技體育的發展，造成了當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的情況。體育強國建設不僅需要競技體育的高速發展，同時也需要群眾體育齊頭並進，資金投入以及專業人才的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現階段，我國體育公共服務仍然是以政府主導的單向運行機制，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管理模式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著許多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體育公共服務卻仍是以政府單一管理為主，導致權力過於集中，市場和社會組織參與程度較低，「強政府、弱社會」的管理模式仍在上演。

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多數是以社會管理運行為主，以社會組織和市場為導向提供私營的體育產品和服務。因此，在體育公共服務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政府要始終堅持簡政放權，分權讓利給社會組織和市場，逐步形成政府、社會組織、市場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體育公共服務管理體制的新局面。

③ 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存在的問題

服務型政府建設中的問題
一 建設理論准備不足
二 流於形式缺乏體制創新
三 沒有完善的機制內和法律制度支持他的建設容
1政府和公務員的績效考核制度不健全
2我國立法系統還不完善
3與其相呼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4政府責任機制不健全
四 把服務型政府當做電子政務建設
五 沒有明確的服務要求和質量標准來規范政府服務
六 公務員素質不能適應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客觀要求
七呈現政府熱公民冷的情況

④ 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問題與對策

關鍵詞： 公共財政，公共服務均等化，轉移支付制度

2005年10月11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租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要求，要“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國家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Q月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壬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 熱點 問題。

一、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若干理論問題

(一)公共服務的涵義與分類：

1.公共服務的涵義。在研究公共服務的涵義時，主要應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1)公共服務屬於服務范疇，因此，首先要弄清何為服務？從經濟學角度看，服務是相對於生產來說的。根據產業結構的劃分，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是農業，第二產業是工業和建築業，這兩個產業是物質資料的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實物形態。笫三產業屬，於服務行業，不生產物質產品，只提供勞務服務。因此，服務也稱勞務，即不以實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勞動的形式滿足人們的某種特殊需要。在我國，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又可分為4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等；第二層次是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 保險 、房地產、公用和居民服務業等；第三層次是為提高科學 文化 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 教育 、文化、科學、衛生等；第四層次是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等。(2)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物品范疇。公共物品和服務與私人物品和服務相對應。公共物品具有兩個基本特徵：消費的非競爭性與受益的非排他性。這里的公共物品，包含著公共服務的內容，區別只在於，生產領域的公共物品是有形的，而服務領域的公共物品—則是無形的。因此，有關公共物品的分析擔適用於公共服務。與公共服務相對應的是私人服務，私人服務通過市場來提供，公共服務則主要由政府來提供。有些服務是介於公共服務與私人服務之間的准公共服務，既可以私人通過市場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提供，還可以由私人和政府共同提供。這里所講的“提供”，是指“掏錢”，由誰掏錢就是由誰提供。政府提供，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來實現的。通過上述兩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服務的內容，既包括第三產業中的第四層次，即國家機關通過直接提供勞務，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也包括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向居民提供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服務。

2.公共服務的分類：基本公共服務和一般公共服務。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這有各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基本公共服務，是指直接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把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列為基本公共服務，就屬於這種情況。另一種觀點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應是指純公共服務，因此不能籠統地講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社會保障等是基本公共服務，只能提其中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礎科學研究、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社會救濟等，屬於基本公共服務。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是一定發展階段上最低范圍的公共服務。筆者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應該是指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純公共服務。除去基本公共服務以外的服務，都屬於一般公共服務，如行政、國防、高等教育、一般應用性研究等。

(二)均等化的涵義與標准

1.均等化的涵義。“均等化”，就字面理解包含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著調節、平衡的過程，最後達到相等。當然，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體相等，不可能絕對相等。均等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如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二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結果均等，如每一個公民無論住在什麼地方，城市或是鄉村，享受的義務教育和醫療救助等的公共服務，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應大體相等。相比之下，結果均等更重要。

2.均等化的標准。有3種理解：一是最低標准，即要保底。“一個國家的公民無論居住在哪個地區，都有平等享受國家最低標準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這個均等化我們理解就是要托一個底，是政府應該提供的諸如普及義務教育、實施社會救濟與基本社會保障這類東西，對其應該保證的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給，必須由政府托起來。”二是平均標准。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達到中等的平均水平。三是相等的標准，即結果均等。這3個標准並不完全矛盾，實際上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水平還不夠高的情況下，一開始首先是低水平的保底，然後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後的目標是實現結果均等。當然，要做到結果大體均等，政府的供給成本就不能是均等的。

公共服務均等化，或者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終極目標是應當使人與人之間所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由於個人總是處於某個地區或城市和鄉村之間，為了實現這一終極目標，可以階段性地通過實現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進而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目前，學術界關於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研究的文獻，大多都是從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角度來談的，因此，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包括地區之間的均等，城鄉之間的均等和人與人之間的均等。

(三)均等化的理論基礎：福利經濟學和公共財政的重要特徵

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開創了福利經濟學的完整體系。為實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庇古考慮到兩個問題：一是個人實際收入的增加會使其滿足程度增大，二是轉移富人的貨幣收入給窮人會使社會總體滿足程度增大。據此，他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經濟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也就越大。庇古的這項貢獻對公共服務均等化起到了基礎性的影響。由於公共服務也是由國民收入形成，對公共服務的分配能對國民收入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能夠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特別是政府財政收入佔CDP 比例較高的時候。公共服務資源一般由政府掌握，主要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等手段予以配置，如果出現配置失當的情況仍然要由政府自身來糾正。庇古的國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啟示性意義，政府應當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實現全社會福利最大化。

公共性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徵。這是因為，政府是整個社會的代表，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因而，公共財政支出也必須用於全體社會成員，即要求政府必須對所有經濟主體和社會成員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在“一視同仁”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財政在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對所有的社會成員應該是公平對待的。而在“區別對待”的政策下，政府及其公共財政實際上只著眼於和偏重某些經濟成分、某些社會集團和少數乃至個別社會成員的利益。政府為社會提供服務時的“一視同仁”，是具體通過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制度來實現的。

二、我國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存在的問題

在分稅制的條件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機制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關系；建立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國在這些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

(一)公共服務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尚不完善

1.政府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我國的政府職能轉型滯後，尚未實現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政府的“缺位” 與“越位”狀況並存，突出表現在用於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礎科研和公益性文化事業是公共服務最典型的項目，政府最應該擔負起提供這部分公共服務的責任。而從1993年以來的政府支出情況來看，政府對這方面投入的力度不夠大。表1的一組數據較能體現這種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基本建設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始終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這部分支出大量地反映在預算外)，沒有呈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行政管理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1978年為4.71%，1993年為11.54%，21304年上升到14.25%；文教科衛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不僅沒有增大，反而從1993年的20.63%下降至21)04年的18.06%。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對基本的公共服務的投入比重過低。

2.地區間和城鄉間公共服務差距懸殊。嚴格意義上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向全國各地的居民提供在使用價值形態上大體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務。我國地區差距較大，提供同樣使用價值的公共服務，其所面臨的成本是不一樣的。尤其對於我國西部地區，提供與東部地區同樣的公共服務，其所需要的成本往往是更多的。因此，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為使公共服務均等化，應當使西部地區的人均財政支出比東部更大才能滿足均等化的要求。下面選取1995—2004年全國各地區的人均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數據來看地區間的差距情況，同時選取變異系數這個指標來對差距情況加以衡量，變異系數的值越大，則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 (或支出)差距越大；反之，則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或支出)差距越小。

圖1描述了1995—2004年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異系數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後，全國各地區人均財政支出的差距不僅沒有呈現減小的趨勢，反而地區間的差距在不斷拉大。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提供同樣使用價值的公共服務所面臨的成本問題，實際的公共服務差距比人均財政支出反映的差距還要大得多。

事實上，通過選取部分公共服務項目的人均支出額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公共服務的水平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有擴大的趨勢。這里選取生均教育費用支出的指標來看這一趨勢。

1998年，我國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平均為625.36元，最高的為上海2621.16元，最低的為貴州296.44元，最高額與最低額的比值(即極差率)為8.84。2003年，我國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平均為1295.39元，最高的為上海7030.12元，最低的為河南 677.43元，最高額與最低額的比值為10.38。可見，從1998年至2003年，就最高額和最低額的差距來看，全國各地區普通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就城鄉公共服務差距而言，這種差距已經成為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並由此導致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不到保障，直接限制了農村人口素質的全面提高。

有學者估計，城鄉間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差距將2004年我國名義城鄉收入差距3.2:1的比例擴大至5:1到6:1的水平，公共服務因素在城鄉實際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為30%～40%。也有學者估計，在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種因素中，教育因素大概佔20%。

(二)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關系劃分不清，基層政府財政相當困難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劃分不清，不規范，即事權不清。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間事權層層下放，而財權和財力卻層層上收。目前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主要由縣鄉基層財政來承擔，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救濟等支出大都由基層財政負擔，例如，據調查，我國的義務教育經費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財政負擔，省負擔11%，中央財政負擔不足 2%；又如，預算內公共衛生支出，中央政府僅占衛生預算支出的2%，其他均為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縣、鄉共支出了預算的55%～60%。而在許多國家，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大多由中央和省級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從財權和財力來看，基層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沒有舉債權，也沒有獨立的主體稅種，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稅，使其掌控的收入極其有限，而轉移支付又不到位。據統計，目前擁有佔全國人口70%以上的縣鄉財政組織的收入僅佔全國財政收入的20%左右。可見，財力與事權的不匹配是基層財政困難的根本原因，也是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不足的關鍵。

(三)轉移支付制度總體設計存在缺陷，形式過多，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4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此外，按照轉移支付形式的性質劃分，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

1.稅收返還、體制補助和結算補助，這幾部分是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後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性質是維護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2.一般性轉移支付，是在支付過程中按規范和均等化的原則進行，這是國際上通常稱為的均衡性轉移支付。

3.專項轉移支付，服務於中央宏觀政策目標，用於增加農業、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扶貧等方面的專項撥款，目前這些重點項目主要用於中西部地區。但其核定並不規范，加之往往被層層截留和被擠占、挪用，其性質屬於非均等化轉移支付。

4.其他轉移支付，包括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三獎一補”轉移支付等，其性質屬於專項轉移支付，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均等化的性質。目前，財政部門將這部分轉移支付連同上面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合在一起，稱作“財力性轉移支付”。

以2005年為例，對上述4種性質的轉移支付加以分析，如表2和圖2所示：

1994年後轉移支付的方案設計對分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平衡各地區財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來看，仍存在著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轉移支付形式過多，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將轉移支付也分為均等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種萬形式，且一般性轉移支付占轉移支付的絕大部分。而我國轉移支付形式過多，且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在均衡化的過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亂。

第二，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行。新體制下採取的稅收返還制度，是在保證既得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對1994年的“分稅制”的改革起子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央對.地方上劃的稅收按基期年如數返還，並逐年遞增，稅收額多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多，其財力充裕，而稅收額少的地區得到的返還額少，財力依舊不足。稅收返還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比例較大，2002年稅收返還佔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41%，2005年稅收返還也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規模的33%。這種對所有地區無差別的基數稅收返還，不僅未解決因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財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的問題，反而在新體制下肯定了這一差距，這也不利於緩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

第三，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過小。在轉移支付形式中，真正屬於均等化轉移支付形式的實際上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其所佔比重很小，目前只佔轉移支付總額的10%，因此，均等化作用有限。

第四，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運行不規范。專項轉移支付是著眼於解決地區間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著眼於國家宏觀調控、促進各地協調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政策目標。但是，目前對專項轉移支付的准人不甚明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過大。2005年，專項轉移支付的數額佔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數額的31%。此外，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設置交叉重復，分配製度不夠完善，資金投向較為分散。

三、對我國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議

(一)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財政制度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政府應該對市場機制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政府要繼續推進政企、政資、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杜絕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干預，把工作重點真正轉移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政府不能以犧牲提供公共服務為代價專注發展經濟，更不能介入市場能夠配置資源的領域與民爭利。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二)完善財政體制

應當進一步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在提供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生態環境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權，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由於各類公共服務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各級政府承擔的事權責任，也應有所區別。例如，社會保障和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由於涉及面廣和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應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提供，由縣級政府管理；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應由中央、省和縣三級政府共同承擔，各級政府承擔的比例，應視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定。在經濟貧困地區，應全部由中央與省級政府承擔，通常情況下，以省級政府為主；在經濟中等發展地區，應由三級政府共同承擔，但中央和省級政府應負擔50%以上；在經濟發達地區，應由三級政府共同承擔，但以縣級政府承擔為主。總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劃分上，應改變過去傳統的按事務的隸屬關系劃分的辦法，以便使財力與事權能夠相匹配。明確事權劃分後，應通過法律制度固定下來。

(三)完善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制度

1.試行縱向轉移與橫向轉移相結合的模式。世界各國大都實行單一的縱向轉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國、瑞典和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實行縱向與橫向混合的轉移模式。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過大，中央財力又十分有限，單靠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會曠日持久，遙望無期，難以實現。我國東部發達省區支援西部不發達省區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礎，如發達省區與西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對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況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條件、也有義務從財力上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東部發達地區支援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有利於加快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提高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最終也有利於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縱向轉移模式為主的同時，試行橫向轉移支付。

2.完善轉移支付形式

第一，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稅收返還的制度設計為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制度維護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同時稅收返還的數量巨大，不利於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取消稅收返還的條件。為了減少阻力，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體制補助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從舊的財政分級包干體制中延續下來的轉移支付形式，屬性和政策目標不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形式的均衡化效果進一步減弱。建議盡快取消體制補助，將其並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二，調整財力性轉移支付。現行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這里，除一般性轉移支付外的其他類型的財力性轉移支付都是因為中央出台某項政策導致地方財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於某些專門事項的。這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 措施 ，而不能使其制度化，否則，如果每出台一項政策，就增加一項財力性轉移支付，勢必會造成財力性轉移支付的混亂和不規范。因此，應當將財力性轉移支付整合為一項統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

第三，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標准，控制准人條件和規模。首先，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的標准，即要明確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列入專項轉移支付。通常來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徵的項目。根據專項轉移支付應具備的上述特徵，像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貧等支出都不應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其次，要控制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此外，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⑤ 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我國政府公共關系存在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公共關系逐漸被國人所認識，並很快風行於各行各業、各個領域。起初，公共關系作為一門科學和一門管理藝術而被重視起來的並不是在中國。雖然，我國早在古代和近現代也有些公共關系的思想，但並沒有成為體系，也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公共關系在我國是舶來品。如前所述，我國真正將其引入是在20世紀80年代，而且起初應用的范圍很窄，僅僅是在我國南方部分城市的酒店管理中運用，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

公共關系在我國被政府所借鑒是在1988年底，當時新華社兩位記者以「政府形象」為題，報道了上海市實行廉政的情況，很快引起了研究組織形象的公共關系界人士的格外關注。人們據此分析，我國公共關系的熱點已經不再局限於企業界，而開始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隨後，在我國一些大中城市政府廣泛結合當地文化開展了公共關系活動，樹立了當地的城市形象，宣傳了當地的地方文化。例如，濰坊的國際風箏節、淄博的陶瓷琉璃藝術節、哈爾濱的冰燈節等。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宣告成立。與此同時，全國政協決定立新聞處。到2004年，我國正式在全國地方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標志著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的長足進步。

雖然，政府公共關系在我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發展迅速，效果明顯，但公共關系被我國引進晚，且公共關系被我國政府部門重視也遲。歸納起來，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公關意識較淡薄

公關意識的內容包括很多，其核心內容主要有塑造形象的意識、服務公眾的意識、協調溝通的意識、立足長遠的意識。但到目前為止，普遍來講，許多官員的政府公關觀念還極為淡薄，既沒有認識到政府公關活動的重要性，更談不到將其上升為一種價值觀和管理哲學，滲透到政府工作人員的日常行為之中。

首先表現在缺乏自覺利用傳媒手段進行形象投資、形象管理、形象塑造的形象觀念。政府形象，主要指政府及工作人員在民眾心目中的美譽度大小，是政府獲得民眾歡迎、接納、信任的程度。[12]固然，政府工作具有權威性與政策性，但無論是從民主政治的大氣候還是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府公關的「小環境」來看，所謂的權威性及政策性都必須建立在民眾信賴政府的基礎之上，政府的形象如何，直接關繫到黨和政府的威信及工作的成敗。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心目中沒有形象意識，對現代傳媒的重大作用了解不夠，又十分缺乏應有的傳播技巧，表

現在決策和行動中則是對自覺進行形象投資和形象塑造重視不夠。

其次，公關觀念的淡薄具體還表現在缺乏為公眾服務的觀念，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領導幹部更多考慮其權威性和政策性，習慣於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不願踏踏實實為群眾為社會奉獻，通過自己的工作為群眾帶來滿意和方便，用熱誠的服務去贏得好感和信賴。更有甚者，將手中的權力作為群眾辦事的路障進行「關、卡、壓」，嚴重敗壞了政府的形象。

第三，缺乏協調觀念，表現為不善於調節、平衡和統一各種不同的關系、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要素，不懂得「兼顧」、「統籌」、「緩沖」和必要的「調和」、「折衷」的意義和價值。目光短淺，思路狹隘，經常陷入難以協調的矛盾中。

現在許多地方政府官員既沒有認識到政府公共關系活動的重要性，更談不上將其提升為一種價值觀和管理哲學，滲透到工作人員的日常行為之中。一方面缺乏自覺利用傳媒手段進行形象投資、管理與塑造的意識，另一方面缺乏為公眾服務的意識。更有甚者，將手中的權力濫用，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嚴重損壞了政府的威信與形象。

（二）我國政府公關機構設置不完善

政府大量的、經常性的公共關系活動是由政府內部公共關系機構承擔的。因此，政府內部公共關系機構的建立和健全，對於政府公共關系活動的有效開展產生著直接的影響。由於政府的行政管理涉及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其管理覆蓋之寬、所面對的公眾之復雜、信息流量之大，都是其他任何組織不能相比的。這就要求政府內部必須有專門的機構去承擔和完成傳播溝通、信息咨詢、協調引導等公共關系，以保證政府機構的正常而有效的運作。當然，政府內部的公共關系機構未必要冠以「公共關系」名稱，有些承擔著公共關系職能的機構如辦公廳、調研機構、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舉報中心等也承擔著其他方面的上述業務。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陸續成立了一些公共關系職能部門，但設置往往分散，職責不一，很難滿足政府公共關系的客觀需要，現在推行的政府發言人制度不失為一種政府公關的好制度，有助於完善政府的行政行為，改善政府的整體形象。但是，政府發言人往往處於被動的地位，缺乏主動推銷政府行為或者國家政策的能力。這樣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對於消除公眾對政府決策的疑慮作用不大，弄得不好，反而會增加公眾對政府行為和政策的抵觸情緒。因此，政府公共關系機構的合理設置是十分重要的。

到目前為止，除深圳市政府外，其他各政府機構設置中沒有相對獨立的公共

關系部門。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政府就沒有公共關系活動，事實上，具有公共關系性質的工作分散在辦公廳（室）、調研、宣傳、對外聯絡、新聞發布、信訪、外事等職能部門中。顯而易見，人們在認識上對公共關系是有些混淆不清的，在機構設置上也過於分散，沒有統一的公共關系工作機構。這樣就會造成職責不清，影響公關工作的效率，進而影響政府工作的效率。

（三）缺少專業從事政府公共關系的人才

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公共關系機構開展公共關系工作，最終都是由公共關系人員具體執行。離開公共關系人員，社會組織和公共關系機構只是抽象的公共關系主題。從公共關系學的意義上講，公共關系人員實際上是有嚴格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公共關系的專業人員或者是公共關系職業的從業人員。他們需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和長期的實踐鍛煉才能造就，他們有自己特有的素質條件、能力條件。政府公共關系人員是指在政府公共關系部門或機構中專門從事公共關系工作的各類人員。他們是政府公共關系工作的主要力量，是公共關系活動的設計者和實際操作者。因此，對公共關系人員的結構進行科學的配置，選擇和配備職業素質較高的公共關系人員，是搞好政府公共關系的前提條件，直接決定和影響政府公共關系活動的效能。遺憾的是，在我國的各高校中雖然有個別高校如廈門大學有開設公共關系的專業，但沒有開設政府公共關系的專業，所以我國缺乏專業性的政府公共關系人才。從知識結構看，我國現有的政府公共關系人員，真正具有政府公共關系方面系統知識的為數不多；從能力素質看，我國政府公共關系人員的創造能力和社交能力不強，老成持重者居多；從年齡結構上看，我國政府公共關系人員的年齡結構偏大，使得政府的公共關系手段、方式等都趨向老成保守。

（四）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理論支持不夠

現代公共關系傳入我國僅有20個年頭，公共關系運用到政府行政管理中也不過僅10年而已。在我國關於公共關系研究關的書籍有很多，如廖為建主編的《公共關系學》，蔣春堂主編的《公共關系學教程》，劉金同、楊專志、劉水國共同主編的《公共關系實務》等。但到目前為止，關於政府公共關系學的研究還不夠完善。目前我國市場上關於政府公共關系研究比較系統和完整的書籍只有詹文都主編的《政府公共關系》。因此，可以看出政府公共關系的理論在我國的發展還屬於萌芽階段。

實踐的發展需要理論的支持，當然理論也是源於實踐的，由於公共關系傳入我國晚，真正意識到政府公關的重要性，把它作為一門科學去研究的日期也晚，

所以造成了政府公關與我國實踐少，廣大學者難以結合本國的情況展開研究。但是，政府公關目前在我國發展迅速，且我國政府也越來越感覺到政府公關在政府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重視政府公關的發展和在實際中的運用，所以我國政府公關在未來一定會有可喜的出路。屬於我國政府的公關理論書籍也一定會繁榮。

（五）對公眾有傾向性選擇造成政府公共關系的偏失

政府開展公共關系活動所面臨的外部公眾主要有本國社會的企業、新聞媒介、社區公眾、社會名流、國際公眾、人大、政協等，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所面臨的公眾結構極為復雜。政府會因本身追求目標的影響對不同類型的公眾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由於受短期目標的影響，在對象選擇上往往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錯誤傾向。首先，重首要公眾，輕次要公眾。由於上級政府要害部門、人大、政協等對政府建設成就的評價，對政府領導人的政治前途產生重大影響，政府傾注了極大的注意力，他們是政府想追求的公眾。而一些不能直接給政府帶來現實性重大影響的公眾如社區公眾、部分企業，常常被排斥在政府部門的視線之外，更有甚者還為一些弱勢群體劃定了禁止活動范圍。其次，重行動公眾，輕潛在公眾。潛在公眾是指受到社會組織的某種影響，已面臨某一共同問題，但本身尚未意識到這種影響和問題的公眾。政府往往忽視這一部分公眾的存在，不能採取有效的預警措施，致使問題暴露後無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行動公眾是面臨共同問題並意識到問題存在的公眾。這類公眾不僅表達意見，而且已經採取實際行動，對組織構成壓力，而且負面影響比較大。政府在解決行動公眾問題時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比較多，對潛在公眾很少關注，往往是問題出現後，潛在公眾變為行動公眾時才消極被動地採取補救措施，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

（六）傳播溝通渠道不暢

首先，不能運用公共關系傳播手段進行行政傳播。公共關系強調「雙向對稱」的溝通模式，而行政傳播多是採取命令、指示、發布文件等形式，傳播內容一旦確立，便須立即遵照執行，上傳下達，立竿見影。由於傳統行政命令式根深蒂固，政府在與公眾進行溝通時，習慣性採取行政傳播方式，運用公共權威強制性的手段，單向與公眾進行交流，而公眾的評價不能及時的反饋給政府，溝通少，這樣嚴重影響了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其次，政府公關傳播雙向交流的方式少，渠道少，效果不佳。在我國，類似於各種向政府提供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信訪、基層訪問等方式。但是這些作為政府公關「雙向交流」的方式似乎有些牽強。信訪制度只是為制約行政機關而設置的一種監督機制，公眾往往囿於官本位思想的影響，

對政府的依賴性很強，缺少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並不能開誠布公的與政府進行有效地交流。再次，政府公關傳播透明度不高。尤其是地方政府，以至流傳「凡是公開的都是不重要的，凡是重要的都是不能公開的」的說法，政府公關傳播透明度不高已成不爭的事實。一些政府開放日、市長熱線、市長接待日等活動被新聞媒體大加褒揚，解決了一些公眾平時辦不了的事情，但遠還沒有形成真正的政府公共關系理念。

二、改進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的建議

盡管我國的政府公關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毋庸置疑,其發展仍面臨著很多困難和障礙，它受制於所賴以生存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基於以上存在的問題，除了認為要加強政府公共關系理論研究之外，我們還歸納總結了以下幾點建議，以加強政府與外界的聯系和溝通，建立政府與廣大社會公眾之間的良好關系，轉變政府職能，由傳統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改善政府形象。

（一）在政府機構設置上，建立專門獨立的政府公關部門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一般都建立有統一的政府公關機構，我國在精簡機構的同時也要合理配置政府的職能，增設政府公關機構，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設想合並民政、信訪、新聞辦等機構，組建公共關系局，直屬行政首長領（類似企業中總經理負責式公關管理模式），將與公共關系相關的職能集中起來，統一由公共關系局來行使。這樣既精簡機構，又增強了政府的公關職能，更能加強政府和廣大公眾的聯系和溝通。例如民政的救濟，信訪的內部接待、協調、新聞辦的新聞發布、宣傳等職能都與公共關系直接相關，應該集中管理，這樣可以從組織上保證政府公關的有效開展。這一設想在我國一些地區進行了試點，有效地克服了機構臃腫、職能交叉帶來的弊端，將聯絡、接待、信息服務、策劃等內容融為一體，成為政府對外交往的窗口，在增加社會公眾對政府的理解，信任和監督，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二）增強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公關意識，加強公關人才的培養
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公關意識是加強和改善政府公關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必須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克服官僚主義作風，清除腐敗現象，糾正不正之風，要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樹立起全員公關的意識，明確自己的言行代表著政府的意志和傾向，做到言行一致，人人公關，時時公關，處處公關。

⑥ 現在的公共服務存在哪些問題

（一）黨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弱化」。一是個別單位對黨建工作重視不夠，存在重經濟、輕黨建的傾向，對黨建工作責任制執行不力，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意識不強，「一崗兩責」落實不到位。二是少數同志不願意做黨務工作，主要精力集中抓經濟工作及業務工作上，對黨建工作只是應付、被動地去做，對黨建工作組織不力，抓得不緊。三是個別單位黨的組織形同虛設，基本沒有黨組織的單獨活動，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行政行為所代替，而支部活動則被幹部職工活動所代替。（二）組織教育活動不經常。部分基層黨組織生活制度落實不夠全面，沒有將組織教育納入支部重要議事日程，存在重工作、輕學習的現象地區。特別是個別單位對組織生活制度抓得不實，流於形式。在抓黨員思想教育中，不注重對黨員的集中學習，缺乏對科學文化、基本技能、法制理念、文化素養的教育，使得一些黨員對政治學習興趣不濃，導致業務理論一知半解，工作水平和能力平平，思想觀念陳舊落後，宗旨意識有所淡化。（三）抓中心議大事能力不強。主要是對什麼是中心、如何抓中心把握不準，分不清哪些是重大問題，哪些是一般問題，該管的沒管住，該放的沒放開，大事議不透，小事議不完。片面認為，黨支部就是研究表彰獎勵、黨員發展、經費開支等問題，未能將年度工作計劃、貫徹上級重大決策、階段性重大工作同經濟工作齊抓共管，直接造成了黨建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分離脫節。（四）黨員先鋒意識「淡化」。一些基層黨組織不注重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致使個別黨員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有的黨員黨性淡簿，日常工作中把自已等同於普通群眾，只顧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觀念；有的黨員工作缺乏熱情和積極性，得過且過，工作上不求進取，少數黨員只繳納黨費不參加組織生活；有的黨費也要催繳，還有的甚至連黨費也不願意按規定標准繳納。這些個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黨的形象，影響工作的健康發展。對此，必須認真加以改進和解決。（五）黨員幹部教育管理「虛化」。一些基層黨組織制度不完善，管理鬆懈，支部組織生活不健全，「三會一課」制度堅持不好，個別支部存在著行政會、業務會與支部會兼顧開，支部大會不規范不嚴肅；在對黨員管理結果的衡量上，往往把行政業務工作開展得好壞，作為評價全年工作成績的主要依據，而對政治表現、自身綜合素質等難以實施准確的評價考核；有的黨務工作者從未經過系統的培訓，黨務知識懂得不多，對黨員的教育管理手段比較落後，管理缺乏力度。

⑦ 論述如何在我國建立建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一、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必由之路
一般地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最基本的條件的均等。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務，如就業服務、社會救助、養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業性服務，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科學技術、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基礎性服務，如公共設施、生態維護、環境保護等；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務，如社會治安、生產安全、消費安全、國防安全等。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二 、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一） 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二）公眾對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享受不均」。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
三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一）匡正主體意識和責任，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二）增強社會公眾素質，提高它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三）集中利用有限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四）建立科學的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提高公眾的滿意度。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⑧ 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就是要找准切入點、運用結合點、把握著力點，抓住著重點，千方百計解決影響社會和諧德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

(一)要加強社會矛盾化解，有力維護社會穩定.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相關制度。按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需要，健全完善矛盾糾紛定期排查、定期報告、
協調會議、首問負責制等制度，實現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使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有章可循，有規可依。二是注重矛盾糾紛的源頭治理。要堅
持以人為本，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改變、重大項目引進、重要活動舉辦等重大決策之前，充分徵求群眾和有關專家的意見，增加透明度，減少因決策不當帶來
的社會各方的利益沖突。三是健全完善調處機制，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健全完善鎮(街)調解中心和村(居)調處工作站的組織體系建設和各項制度建設，運
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形式，及時有力地化解和處理矛盾糾紛，嚴防其升級、激化或轉化。四是建立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不僅
要進行經濟效益評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進行社會風險評估看能不能幹五是建立積極預防穩妥處置社會公共危機事件機制。加強預防、穩妥處置。六是健全完善處
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快速有序反應機制，防止和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制定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預案，定期進行修訂和完善，確保處置穩妥有效、協調有序。

(二)要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的整治，實現社會平安和諧。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重點部位排查整治，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改善民生、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推進基層基礎建設和平安建設工作的一項重要措施，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任務。

(三)要加強和改進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實現人口的有序流動。如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隨著新的戶籍管理規定出台，就需要我們探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辦
法。一是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列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不僅是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同時也是
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以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為目標，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設公用設施等方面，以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為目標，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蓋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要逐步完善保障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體制機制，
努力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人性化管理，逐步實現流動人口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生服務、子女就學、住房保障等方面與本地居民享有平等
權益。二是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管理的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要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按照「創新機制、加強管理、優化服務、促進發展」的
根本要求，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擺上經濟建設、社會管理的重要議程，著力鞏固各級管理體系;完善各級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的服務管理機構，設立定級定編的專
職機構，配備專職人員，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組織建設和機制建設。三是以出租屋為重點，強化暫住登記，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抓手。

(四)解決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的管理服務能力。我國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深刻社會變革中，社會生活多樣化、多元化、多變化的特徵日益凸
顯，出現了一些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階層。在當前新的形勢下，解決好社會組織管理服務問題，提升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一方面，要加強境內社會
組織。對境內社會組織，堅持培育發展與管理監督並重的方針，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依法准入、依法管理和執法監督。明確有關部門管理、監督職能，明確社
會組織開業條件、審批程序、職責任務、活動宗旨，規范其行為。

(五)加強基層墓礎建設，全面夯實基層基礎。一是進一步加大平安建設的經費投入。要將平安建設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並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投入，以保證綜
治各項工作和平安建設的順利開展。二是健全完善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配齊配強市區、鎮街綜治辦專職副主任和工作人員，明確責任，確保市區綜治辦和鎮、街
道綜治辦有足夠數量的專職工作人員。進一步加強鎮(街)綜治工作中心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中心、村(居)綜治工作站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站建設和村(居)
委會、治保會、調解會，以及基層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建設，確保基層政法綜治組織機構運行正常。

(六)發揮綜治委成員作用，積極推進齊抓共管。要落實綜治委各成員單位工作目標管貴任制，層層簽訂責任書;要建立和完善綜治委各成員單位以及綜治委「五個
專門工作小組」綜治工作述職報告制度、聯絡員制度、平安創建聯系點制度，充分發揮部門職能作用，促進綜治工作的全面協調發展;要進一步增強參與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⑨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面臨的主要挑戰

為實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我國政府重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挑戰，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現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現出某種惡化的態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和客體劃分，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可分為政府（主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與公眾（客體）對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均」兩個方面。 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它們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對此，供給不足問題已經受到大家的強烈關注，而供給不均卻往往被籠統地認為是供給不足，並被認為是在供給充足前提下才會出現。實際上，在供給不足情況下，也會因政府工作人員的故意行為而出現供給不均問題。而且，供給不足前提下的供給不均會加劇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監管、付費、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三種基本手段。[3]監管就是通過建立健全各種制度、機制，對非政府組織供給公共服務進行全程監督與管理；付費是政府通過付費來干預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向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提供補貼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機構直接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三種手段都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貫穿在這三種手段中，表現為 「制度供給不均」、「財政供給不均」和「人員、設備、設施供給不均」等。
1、制度供給不均。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二元化。雖然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重城輕農」現象繼續存在，在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環境衛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鄉二元格局，有些地區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嚴重。諸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為廣大農民解除了「大病致貧、大病返貧」的後顧之憂，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旨在「大病統籌」，而非普通疾病的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制度的全面醫療保障相比，農村居民顯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圍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還是不公；失業保險主要針對事業單位、企業職工，大多數城鎮困難居民及廣大農村居民無緣失業保險，這種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財政供給不均。主要體現為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以及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
地方財政轄區內分配不均會拉大城鄉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在當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國家大政方針指引下，地方在財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農比例，並重點向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省份。但是，我國大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有限，在市縣一級更是捉襟見肘，難於支付各種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只能重點顧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財政供給不均。
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分擔比例失衡明顯。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為147．53億元，地方支農支出1644．87億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億，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億，地方高出8倍；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中僅撥付6．66億而地方承擔了188．76億，地方是中央的28倍，顯然地方承擔著主要的財政責任。[4]中央與地方對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分擔比例失衡造成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擁有大部分的財權而對基本公共服務所承擔的責任卻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財權卻承擔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嚴重的權責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影響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平性。
3、人員、設備和設施供給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的數量及質量上的差別。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方面，城市配備了更多優秀人才、配置了更優質的設備，服務質量都比農村的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廁所、垃圾處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部門中工作人員、設備、設施配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農村的高。 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質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給均等」。但「供給均等」未必能保證「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卻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務真正達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當前「享受不均」表現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上。
在地區差異方面，據陳昌盛,蔡躍洲在《中國政府公共服務：體制變遷與地區綜合評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間，我國各類公共服務地區差異指標中最大與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別為：基礎教育1.728，公共衛生1.774，社會保障2.351，基礎設施3.072公共安全1.923，環境保護1.96。[5]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距在2－3倍，差距明顯，尤其是西部地區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鄉差距方面，我國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居民享受情況是：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85.8%的從業人員缺乏失業保險；[6] 80%左右的勞動者缺乏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萬人，而對應的農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分別是304.6、407.8、367.1、488.0、824.9萬人。[8]城鎮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數是農村的3到5倍多。在基礎設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農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民缺少衛生廁所。[9]在義務教育方面，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義務教育總支出為241億元多，其中，用於農村義務教育支出139億元多，佔57.8%，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量佔全國義務教育學生數量的57.1%。[10]在公共衛生方面， 城市佔有全國醫療資源的80%，而農村只有20%。[11]顯然，「享受不均」在城鄉差距方面更為突出，消除城鄉居民的「享受不均」應當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
上述分析主要體現了數量上的不均等。其實，各種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質量上的不均等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本質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或質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群眾真正享受到質量均等的服務。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已有所表現。諸如，現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80%以上，說明社會保障覆蓋面已經擴大，但事實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是為大病而統籌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額度很低，在目前醫葯貴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費用仍然高，困難群體仍然承受不起這種高價，所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掩蓋了服務質量不均等的事實。同樣，醫療衛生方面，我國醫院設立主要以行政區域為准，一般來說，一個鄉鎮有一個衛生院，一個縣區有一家中等級別的綜合醫院，一個市配有一個高級的綜合醫院。單從數量上，縣市以上的醫院明顯要比廣大鄉村衛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醫院的醫療質量比農村衛生院強。這些事實證明，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證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均等。
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視，特別是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更是如此。這是由於基本公共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判斷其質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具有隱蔽性和難測度性，不容易為人所認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隱蔽性和難測度性，可能會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故意降低服務質量，沒有盡心盡責地為群眾服務，加劇了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現象時，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務數量上不均，更應該克服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上的不均等。

⑩ 如何完善公共服務

安全、有效、便捷的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標，也是提升內整個社會幸福感的容重要途徑。醫療衛生的質量直接關繫到人們的健康，因此，確保人們在適當優惠條件下公平合理地享受優質的醫療衛生服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醫療衛生投入的加大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普及，不僅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還減輕了人們的醫療負擔，特別是對廣大農民。此外，住房保障服務、勞動就業服務、社會管理服務、公共文化與體育服務以及城鄉基礎設施等其他公共服務也會對人們的幸福感產生影響。

(10)我國公共服務面臨的問題擴展閱讀

公共服務的完善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徑。保持經濟穩步增長。經濟水平直接決定公共服務支出規模，政府應結合我國地區性經濟差異情況，對不同區域給予相應的資金和政策扶持，平衡全國的資源分配。

同時，加強和諧社會的建設，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從社會地位、生活質量、安全保障等方面提高居民滿意度和幸福感。加大義務教育階段貧困生的「兩免一補」力度，提高義務教育的水平，提升社會的基本教育水平，從而提高人們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滿足，提升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