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王衡

① 幼師培訓缺乏針對性 幼兒教師培訓怎樣更專業

一、培訓的概念及必要性
(一)培訓的概念
培訓是由組織提供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與學習，旨在改進員工的知識、技能、工作態度和行為，從而使其發揮更大的潛力以提高工作績效，最終實現提高組織績效的活動。
(二)培訓的有關理論研究
1、早期培訓理論。早期員工培訓理論源於20世紀初科學管理理論。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indowTaylor)在1991年出版了《科學管理原理》指出只有通過嚴格挑選和科學培訓，才能獲得優秀的人才。該時期的另一個代表是馬克思•韋伯(MaxWe－her)，他認為在理想的企業組織中，員工必須經過正規培訓才能獲得良好的組織績效。此外，1993年，雨果•芒斯特伯格(HogoMunsterberg)出版了《心理學與工業效率》，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了環境、心理等因素對生產勞動效率的影響，針對公務員、軍人的選拔培訓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2、現代培訓理論。培訓需求分析理論是麥格希(Mc;Gehee)與賽耶(Thayer)在《企業與工業中的培訓》首次提出的。該理論對組織的每一層次都進行測量和分析，這些分析對於組織選拔合格員工、設計培訓計劃有著重要作用。至今國內外學者仍在沿用此理論進行培訓需求分析。1965年，保羅•朗格朗第一次提出了持續教育培訓與終身教育理念。該創新理論突破了傳統的教育理念，在全世界掀起終身教育的浪潮。
3、我國培訓理論。喬志林比較了培訓中常見的模擬方法，對訓練模擬、角色扮演、計算機模擬等進行了分析研究，並對綜合運用這些方法的實例進行了列舉。楊慶芳對西方理論界主要討論的九種員工培訓模式，包括系統培訓、咨詢型培訓、計劃培訓、持續發展型培訓等模式，進行了分析。陸惠文在角色扮演的培訓標准、角色學習、角色培訓等方面進行分析，並在培訓中提出採用模擬模擬、案例研究、商業游戲、工作輪換、實踐團體、師帶徒、無領導小組討論等方法。呂鋒對培訓評估進行分析，提出了培訓評估的步驟:1培訓需求分析;2明確評估口的;3建立培訓評估資料庫;4明確培訓評估的層次;5調整培訓項口;6溝通培訓項口結果。總之:對於培訓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等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理論。相對於發達國家成熟的培訓理論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大多是「舶來品」，極少有創新的理論觀點。
二、幼兒教師現狀及培訓問題分析
(一)幼兒教師的現狀
1、居高不下的離職率。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推進，幼兒園不斷增多，對幼兒教師的需求也在持續增加，師范類高校也相繼增加學前教育專業並不斷擴招，但幼師行業一直處於「僧少粥多」的狀態。這一現象的產生都歸功於居高不下的離職率，2015年，中國教育報針對131位幼兒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31．30%的教師有了離職的想法，或已經離職。大量的幼兒教師都在工作幾年後相繼提交辭職信，離開幼兒教育行業，離開的幼兒教師中又以非編制的人居多。幼教行業的大量離職使得幼兒教師這一職業一度火熱。
2、不忍直視的薪酬。盡管幼師行業一直處於「僧多粥少」的狀態，但其薪酬卻不能與火熱的招聘現象成正比。經相關調查研究表明，我國農村幼兒教師一年的工資只有八千到一萬左右，超低的薪酬根本無法滿足幼兒教師生活支付。而且我國公辦幼兒教師隊伍有將近16%的非編制人員及臨時代課人員，這些編制外人員的薪酬甚至更低。幼兒教師在城市的薪資待遇比農村要高，與其他行業人員薪資相比，卻遠遠低於它們。據調統計，有職友集最新統計，30%的幼兒教師月薪在2000以下，有近一半的幼師月薪在2000－3000之間。月薪在4500以上的幼師僅占總人數的3．3%。幼兒教師不忍直視的薪資待遇問題都已經不在成為新聞了。
3、不可忽視的工作壓力。8小時工作制早已人盡皆知，但在對幼師離職原因調查中卻發現，8小時的工作時間卻遠遠不能夠完成其工作任務。近年來不斷有新聞爆出，幼師的工作時間經常達到12小時之久。小孩子充沛的精力和活潑好動的個性使得幼師的工作需要一個強壯的體魄。孩子無盡的哭號不斷的沖擊著幼師的精神。超長的工作時間、疲憊的身體狀況以及壓抑的情緒，使得幼兒教師的工作壓力巨大，這些工作壓力的不注意往往使得幼兒教師變得情緒化和暴躁化，若紓解不及時，就會造成教學事故。因此，媒體常爆出，幼兒教師虐打兒童事件。
4、浮躁不安的生活氛圍。隨著經融危機的的日愈加劇，通貨膨脹率的不斷增加，房價、物價的飛速上漲，從事幼兒教師行業的又大多數是新一代的年輕人，面對持久不漲的工資導致生活質量的不斷下降，生活壓力在逐漸增加，年輕一代幼兒教師的心理在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的雙重壓迫下，心裡壓力會不斷增加，如果壓力得不到及時的疏解與釋放，將會引起許多悲劇發生，這也是生活中許多慘案發生的直接原因。
(二)對幼師培訓問題分析
1、就職培訓不充分。目前我國幼兒教師行業學歷參差不齊，擁有高學歷的幼兒教師少之又少。據調查，當前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幼兒教師僅佔40%左右，幼兒教師中學歷大多高職，甚至有近16%的是非專業幼兒教育出身。「僧多粥少」的招聘現象使得各個幼兒園在招到幼兒教師後僅僅只培訓半月左右就進入崗位，培訓的內容不夠全面細致，培訓時間過短，規定的合格標准線劃的過低，這種不充分的就職培訓使得幼兒教師缺乏專業化，甚至無法對幼兒園產生歸屬感。低學歷和不充分的就職培訓使得這類幼兒教師的專業素質達不到職業要求。
2、缺乏在職培訓意識。幼兒教師的專業素質不足。從培養面向未來的現代化幼兒教育師資的要求來看，幼兒師范教育在教育教學目標、內容、課程、方式方法上仍存在不能適應新的需要、聯系幼兒教育實際不夠等問題。幼兒教育中長期存在的片面強調藝術技能、專業理論知識和各科教學技能，但低學歷導致大多幼兒教師不能夠達到要求。並且我國目前對於幼師方面缺乏在職培訓意識，目前培訓只在外資企業中十分重視，國企和私企所謂的培訓大多數都是走流程，並沒有十分重視，像幼兒園這類教育單位也是一樣，培訓意識的缺乏使得幼兒教師的在崗培訓基本處於閑置狀態，這一現狀導致幼兒教師的工作能力得不到提升，工作越來越困難，工作積極性不高。
3、發展培訓不到位。幼兒教師就職後遇到一系列的困難與挫折，例如超長的工作時間，超格的體力勞動，以及壓抑的情緒。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對幼兒教師進行發展培訓，通過給幼兒教師制定崗前培訓和持續培訓方案，在培訓過程提高幼兒教師的專業素質，加快幼兒教師的工作效率。但我國大部分幼兒園根本沒有發展培訓這一計劃，僅少數擁有培訓計劃的幼兒園還做得不到位，解決不了本質矛盾，無效的培訓不僅浪費幼兒教師的休息時間，甚至使幼兒教師產生抵觸情緒，增加幼兒教師的離職率。
三、對幼兒教師培訓的幾點建議
(一)加大崗前培訓的力度。盡管目前幼兒教師大多處於低學歷狀態，但國家已經開始重視，出師范類院校，綜合類院校也在新添學前教育專業，並不斷招收學員，從根源上解決低學歷問題。但這種方法的實施需要的時間較長，崗前培訓是解決幼兒教師專業素質低的最快速的辦法。加大崗前培訓的力度，完善崗前培訓內容，提高崗前培訓的合格標准，使應聘幼兒教師職業的人員最大程度滿足幼兒教育師資要求，並在崗前培訓過程中使幼兒教師慢慢適應幼兒園的文化和孩子們單純無害的天性，讓幼兒教師在培訓過程真心愛上這份職業，對幼兒園產生歸屬感，降低離職率。
(二)提高在職培訓意識。在職培訓是指企業職工在工作場所以及在完成生產任務過程中所接受的培訓。對職工的在職培訓是職前培訓的繼續和發展，是從低水平或培訓的初級階段邁向中級階段的重要方法與步驟。幼兒教師在職培訓意識缺乏使得幼兒教師在教學過程遇到的一系列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因此提高對幼幼兒教師在職培訓的意識是志在必行。補充學能的培訓使幼兒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學識技能的缺乏在訓練中得以補充，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幼兒園應該組織部分優秀的幼兒教師對他們進行激發技能的訓練，激勵他們高度運用智慧思考，在幼兒園出現緊急事件時，迅速提出處理問題的策略、程序與方法，協助幼兒園解決問題。
(三)增強發展培訓的執行進度。發展培訓是培養幼兒教師走向專業化的有效途徑，在各地幼兒園宣傳執行發展培訓計劃，在發展培訓的執行過程中，培訓幼兒教師在教育教學目標、內容、課程、方式等方面適應新的需要、並能夠結合幼兒教育實際去教學，發展培訓的完整執行提高了幼兒教師的教學質量，且在發展培訓執行過程中，減少幼兒教師對幼兒園的不積極情緒，增加幼師對幼兒園的歸屬感，打消幼兒教師離開幼兒教育行業的念頭，減少幼兒教師的流動率。
(四)增加人文素質培訓。人文素質培訓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是當一個企業把員工當作全面發展的人看待的時候進行的。我國目前在這方面做得嚴重不到位，很少有企業給員工進行人文培訓。但幼兒教師是一個特殊的職業，他面對的是一群對人生、對世界、對未來都充滿懵懂的孩童，培養幼兒教師的人文素質，就是要使她(他)們成為一個有良知人、一個有智慧的人、一個有修養的人。這是當好一個人民教師的起碼條件。人文素質培養起始於人性的自覺，著眼於情感的潛移默化，它不是強迫你要怎樣，而是啟發你從心靈深處自悟應該怎樣，它主張自我修煉，靈魂陶冶，從根木上讓人領悟做人的道理。
(五)建立培訓基地。拓展培訓是一種戶外體驗式培訓。體驗式培訓強調員工去"感受"學習，而不是單在課堂上聽講。建立一個培訓基地不僅能夠讓幼兒教師進行戶外拓展培訓，親自感受學習，更能夠方便崗前培訓、在職培訓、人文培訓等各類培訓的執行，使幼兒教師培訓成為一個體系，為幼兒園輸出擁有專業教學素質、優秀人文素質，高尚道德標準的幼兒教師。
(六)儲備學能培訓。對幼兒教師樹立終生職業思想，對幼兒教師除專業技能培訓外，進行儲備學能培訓，培養和提升幼師的不斷學習意識和能力。儲備學能培訓能夠宣揚終生教育的思想，適應時代的變化，滿足社會的需求，讓幼兒教師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被淘汰。綜上所述，雖然由於社會經濟因素，使得幼兒教師處於一個奇特的狀態中———「僧多粥少」與低薪酬待遇。但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幼兒教師問題的存在及其嚴重性，並制定出教育改革方案，據悉，今年教育局已經出台幼兒教師漲工資的方案，並且是非編制人員與編制人員同工同酬。盡管國家從根本上提出對幼兒教師問題的解決方案，但對於優秀幼師的培育仍離不開培訓，培訓工作需要持續進行。
作者:王衡曉園 許陽 單位:大連財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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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劍鋒．人力資源概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4］林媛媛，張克明．貧困地區幼兒教師培訓狀況與發展建議［J］．學前教育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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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歷史上四月份發生了什麼大事 和船有關

不是鄭和下西洋
第一次下西洋永樂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順風南下，到達爪哇島上的麻喏八歇國。爪哇古名闍婆，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為南洋要沖，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商業發達。
鄭和下西洋
當時，這個國家的東王、西王正在打內戰。東王戰敗，其屬地被西王的軍隊佔領。鄭和船隊的人員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佔領軍誤認為是來援助東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誤殺，計一百七十人。鄭和部下的軍官紛紛請戰，說將士的血不能白流，急於向麻喏八歇國進行宣戰，給以報復。「爪哇事件」發生後，西王十分懼怕，派使者謝罪，要賠償六萬兩黃金以贖罪。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師不利，而且又無辜損失了一百七十名將士，按常情必然會引發一場大規模戰斗。然而，鄭和身負永樂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開殺戒，沿路西洋各國恐懼明朝前來
鄭和下西洋路線
侵略，之後又得知這是一場誤殺，鑒於西王誠惶誠恐，請罪受罰，於是稟明皇朝，化干戈為玉帛，和平處理這一事件。明王朝決定放棄對麻喏八歇國的賠償要求，西王知道這件事後，十分感動，兩國從此和睦相處。爪哇島三寶壟紀念鄭和六百周年活動組委會成員向記者談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說鄭和對各國不論強弱親疏，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即時兩國發生沖突，仍能保持極大的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現出對鄰國的和平共處，睦鄰友好，使中國和印尼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源遠流長，我們定居在這里也感到臉上有光，我們以鄭和為驕傲。印尼的學者認為，鄭和艦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特混艦隊。而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義上的對外戰爭僅有錫蘭（今斯里蘭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的防衛性作戰。鄭和在處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動用武力，而且不要賠償，充分體現了鄭和是傳播和平的使者，他傳播的是「以和為貴」的中國傳統禮儀，以及「四海一家」、「天下為公」的中華文明。第二次下西洋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鄭和回國後，立即進行第二次遠航准備，主要是送外國使
鄭和下西洋地圖
節回國。這次出訪所到國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汶萊）、暹羅（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爪哇、滿刺加、錫蘭、柯枝、古里等。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鄭和、王景弘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船隊於永樂七年（1409年）夏回國。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多人。第三次下西洋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里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里，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國，正使鄭和奉帝命招敕，賜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為滿剌加國，暹羅不敢擾。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黃熟香；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等到錫蘭山寺布施，並建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此碑現存於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賊兵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獻亞烈苦奈兒與永樂帝，朝臣齊奏誅殺，永樂帝憐憫亞烈苦奈兒無知，釋放亞烈苦奈兒和妻子，給予衣食，命禮部商議，選其國人中賢者為王。選賢者邪把乃耶，遣使齎引，誥封為錫蘭山國王，並遣返亞烈苦奈兒。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拜里米蘇剌，率領妻子陪臣540多人來朝，朝廷賜海船回國守衛疆土。從此「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禮部、兵部議奏，對錫蘭戰役有功將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頭功，頭功次等，各有升職，並賞賜鈔銀，彩幣錦布等。21條航線[21]：航線起點晝夜終點1太倉劉家港
福建長樂太平港2福建五虎門10占城國3占城3真臘國4占城10暹羅國5占城10交欄山6占城20爪哇國7滿剌加9蘇門答剌8滿剌加3阿魯9蘇門答剌1龍涎嶼10蘇門答剌12錫蘭山國11蘇門答剌20榜葛剌國12龍涎嶼5翠蘭嶼13錫蘭山國10古里國14錫蘭山國7溜洋國15錫蘭山國21卜剌瓦國16古里國10忽魯謨斯17古里國20剌撒國18古里國22阿丹國19古里國20佐法兒國20小葛蘭國20木骨都束國21忽魯謨斯國4天方國第四次下西洋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鄭和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內官內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1413年鄭和船隊到蘇門答剌，當時偽王蘇干剌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蘇干剌送京伏誅。1413年鄭和艦隊在三寶壟停留一個月整休，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占婆華人回教徒。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亞），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
榜葛剌進麒麟圖
第五次下西洋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6月）總兵太監鄭和，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護送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第六次下西洋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暹羅、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里、蘇門答刺、阿魯、滿刺加、甘巴里、幔八薩（今肯亞的蒙巴薩）。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刺和阿丹等國使節。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來朝貢，命鄭和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鄭和率領二萬七千餘官兵，駕駛寶船61艘，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經徐山、十日到江蘇太倉，二十日出太倉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駐留約一個月，在此期間，鄭和在劉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宮，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宮修建完畢，鄭和立《通番事跡記》碑：「……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官兵數萬人，海船數百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蒼溟十萬余里……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等立」。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達福建長樂港。鄭和船隊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38]。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39]，並鑄造銅鍾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鍾一口」。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從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達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達舊港。七月一日啟航，八日抵達滿剌加。八月八日啟航，十八日抵達蘇門答剌。十月十日啟航，十一月六日抵達錫蘭山。十日啟航，十八日抵達古里國。二十二日啟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忽魯謨斯。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國。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臘。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侖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啟航，經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嶼，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南京。第1次下西洋第2次下西洋第3次下西洋第4次下西洋第5次下西洋第6次下西洋第7次下西洋1405年6月（永樂三年）1407年10月13日（永樂五年）1409年10月（永樂七年）1412年12月18日（永樂十年）1416年12月28日（永樂十四年）1421年3月3日（永樂十九年）1430年6月29日（宣德五年）編輯本段菩薩保佑鄭和七次下西洋，不僅和技術環境有關。據其本人所述，因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薩幫助才能平安的出遊。
1403年（明成祖永樂元年 癸未）「鄭和「32歲正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明成祖實錄》卷十六）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明成祖實錄》卷十九）八月，命京衛及浙江，湖廣，江西，蘇州等府衛造海運船二百艘。（《明成祖實錄》卷二十一）八月二十三日，姚廣孝題記鄭和刊印《摩利支天經》雲：「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福善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摩利支天經跋尾》）1406年（明成祖永樂四年 丙戌）「鄭和「35歲鄭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諸國途中，歷經占城，爪哇，蘇門答臘，滿刺加，錫蘭等國

③ 關於「二十四民」

明朝人生活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後的社會，是以極具變化為其特 征的。若將其置諸「社會流動」與「都市化」等范疇下進行考察，其時代的特殊性就更 容易顯現出來。換言之，晚明社會是一個轉變過程，舉凡人口的持續增長，經濟的貨幣 化和多樣化(諸如農村的商業化，定期集市和小鎮的激增，作物的專門化，手工業的發 展，以及國內地區性貿易市場的形成)(註：關於中國16世紀經濟繁榮、海外貿易發展的 具體狀況，以及中、西學者對此問題的具體看法，可分別參見下列研究成果：傅衣凌： 《明清時代商人與商業資本》，第18、20—23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傅衣凌：《明 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第3—46、179—240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張維華：《明 代海外貿易簡論》，載氏著《晚學齋論文集》，第327—451頁，齊魯書社1986年版；
Chris Bramall and Peter Nolan,「Introction:Embryonic Capitalism in East
Asia」,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eds.),Li Zhengde,Liang Miaoru,Li Siping( tr.),Chinese Capitalism,1522—1840(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xxii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P33；Evelyn Sakakida Rawski,Agricultural Change and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100；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6 8—284.)，社會流動的增長，租佃制與經濟競爭的展開，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權化與系統 化的互相聯系，無不顯示出它與前一時代本質上的不同(註：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2—4.)。
一、官方的戶籍控制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頒行黃冊之式於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註：明代戶籍與賦役的基本冊籍，稱之為「黃冊」。關於黃冊一稱的由來，明人張萱、 陳士元、孫能傳各有記載及解釋，細分之，可以分為以下兩種：一是其冊籍之面為黃色 ，故名；二是男女始生為「黃」，這些始生男女登籍之冊，則稱「黃冊」。分見張萱： 《疑耀》卷2《黃冊》；陳士元：《俚言》卷2《黃冊》；孫能傳：《郯溪漫筆》卷2《 黃冊》。近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分屬兩說。但從最新的研究成果來看，黃冊之名，盡管 也不排除由其上呈冊封面為黃色而得名，但更多的還是因為黃字與戶籍與人口之意相關 而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可參見梁方仲：《明代黃冊考》，《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 第272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第14—16頁，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8年版。)。所謂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業占籍，不同職業的人佔有 不同的戶籍，諸如民籍、軍籍、鹽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鋪兵籍、醫籍之類。明 初的制度規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實戶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戶籍黃冊。在民籍 中，無論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經分家，或者贅婿、養子歸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許 他們「異籍」，也就是另立戶籍或另立門戶(註：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卷6《戶口》。 )。
在明代戶籍制度中，只有軍籍比較特殊，脫離軍籍(又稱戍籍)在明代則是一件相當困 難之事，原因就是軍戶是世襲的。按照明代的制度，除非皇帝的特許，否則不可除去兵 籍。而在明代諸多特許除去軍籍的例子中，當以學校生員除籍為多。如洪武二十三年(1 390)，潮州生員陳質因父死，「有司取其補伍」。此事最後到了明太祖那裡，太祖出於 「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的考慮，特許「削其兵籍」(註：徐學聚：《國朝典匯》 卷129《禮部》32《學政》。)。
宣德年間，經宣宗特許，有三人也曾除去軍籍。宣德元年(1426)，原任翰林院待詔魯 孫坐罪謫盧龍，地方有司追其子魯輿補伍。宣宗得知以後，削其戍籍，並任魯輿為鴻臚 寺序班。宣德四年(1429)，楚雄衛軍士李志道死後無子，有司就追補其孫李宗侃為軍， 但宗侃已在原籍浙江中式成為舉人，於是宣宗就按照洪武年間石堅之例，開其軍伍，使 其讀書會試以自效。又右通政徐琦曾兩次出使安南，累積有功，但其家為寧夏軍伍，宣 宗下詔除去戍籍(註：黃瑜：《雙槐歲鈔》卷4《恩宥軍伍》，第81頁，中華書局1999年 版。)。此外，宣德時還定下《軍政條例》，頒發天下，成為必須遵守的法規條例。其 中規定：「故軍戶下，止有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請翰林院考試，如有成效，照 例開豁軍伍。若無成效，仍發充軍。」(註：葉盛：《申明祖宗成憲疏》，載陳子龍等 編：《明經世文編》卷59。)這一規定，顯然已將「開豁」軍籍的條件定為以下三條： 一是軍戶內確實只存單丁；二是必須具有生員的科名；三是必須經過翰林院的考試，以 確定其真有成效，將來可以為國出力，而且比一兵卒更有價值。只有具備了上面這三個 條件，才可以除去軍籍。自宣德以後，如生員李宗侃、沈律、張珩等，都是因具備這三 個條件，才得以除去軍籍，而且後來也確實全通過科目進入仕途，為國效用。僅有的例 外，是正統十三年(1448)生員翟麟援引前例，要求除去軍籍，但不曾考試，仍「蒙發補 役」。
明初對人口的控制相當嚴密，可說是夜無群飲，村無宵行。當時頒布了《大誥》，要 求鄰里之間，「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如工匠、商人外出務工、經商，無論是遠近、 水陸，都需要在路引上開具明白，而他們外出，也必須隨身攜帶路引(註：朱元璋：《 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3，載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第795-7 96頁，黃山書社1995年版。)。事實證明，明初這種嚴厲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實施 。如洪武五年(1372)，當時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醫，走時匆忙，忘了帶路引，被常 州呂城巡檢司查獲，擬送法司論罪(註：談遷：《國榷》卷5，太祖洪武五年。)。此事 雖因明太祖的寬矜而免於論罪，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確實缺乏流動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盡管在中後期仍然在執行，但其實往往流於形式，最終 導致社會流動的加速，以及戶口的不實。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大體可以概括成 下面兩點：
首先，南北方之間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失調。經過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用傳統史籍所 說的「群生樂土」來概括，大體也是可以的，但其間又確實存在著很多社會不穩定的因 素，最主要的就是南北方之間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差別太大。應該說江北的戶口在明代並 未減少，但還是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在江南，盡管人口的增加並未很明顯，但還是 地狹人眾，甚至不能容納。這是自西晉以後近千年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在江南與江 北地區內，人口與土地的比例也是呈一種不均衡的狀態。以江北來說，兩河(河南、河 北)，大體適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陝西，人口密度最稀。以江南為例，福建、兩 廣、淮揚正好適中；湖廣地區，人口最稀；江蘇、浙江，人口最密；再往西南，巴、蜀 的人口密度太大，而滇、貴卻是人口稀少(註：相關的分析，可參見於慎行：《谷山筆 麈》卷12《形勢》，第12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這種南北方之間人口與土地比例 的巨大差別，既是人口流動的動因，又為其自然的流動提供了保證。
其次，正如明代的史料所揭示：「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於額外新增之制，窘迫以 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規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歲在冊，女口充作男丁，一人而名 稱三四。凡遇庸調，驗丁科差，惟檢虛名，不按實跡，故有一人而承一戶之役，以一年 而責數年之輸者，無怪其富者竭產而貧，貧者負欠而逃矣。」(註：嘉靖《雲陽縣志》 卷上《口》。)其實，戶口不實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逃民的增加，以及社會流動的日趨 頻繁所致。
明初之時，官方曾經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明太祖定鼎以後，其很多政策多是仿 效漢高祖劉邦所為，其中有計劃地遷徙民眾，事實上就是效仿漢高祖徙民實關中之制。 明初官方所進行的大規模移民，可以概括如下：
早在元朝時，南京就已經是「民無土著」。明初太祖定鼎南京，「徙四方巨族實之」 ，所以後來南京的居民，大多來自四方(註：焦hóng@①：《澹園集》卷15《沈氏世 傳錄序》，第147頁，中華書局1999年版。)。吳元年(1367)十月，徙蘇州富民實濠、梁 (註：龍文彬：《明會要》卷50《民政》1《移徙》，第944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明太祖建國以後，曾經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官給牛種，免賦 三年；徙江南富民1.4萬戶到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18府富民14300戶，以 次召見，稱之為「富戶」，全將他們遷到南京。
成祖即位以後，也屢有移民之舉。成祖曾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多田少及 無田之家，以實北平；遷直隸、浙江之民2萬戶到京師，充倉腳夫；又徙應天、浙江富 民3000戶充當北京宛平、大興二縣的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註：趙翼著、王 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32《明初徙民之令》，第746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 。)。
二、人口的分化與等級制度的解體
自明代中期以後，農村人口開始分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當時有一位給事中憑借 他在南北做官的具體觀察，分析了其中的「病源」。他說：「大約豪宦連田阡陌，其勢 力足為奸欺，而齊民困於徵求，顧視田地為陷井，是以富者縮資而趨末，貧者貨產而僦 庸。」(註：《明世宗實錄》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戍條。)顯然，傳統「四民」 中的農，由於「不樂其生」的原因，開始尋求兩條新的出路：富者趨末經商，貧者貨產 僦庸。
(一)「遊民」和「末作之民」大增
宋人王禹@②在上疏中曾說：「古有四民，今有六民。」其意是說，在傳統的士、農、 工、商四民之外，宋代已經增添了兵、僧人二民。明初剛立國，明太祖鑒於元末的社會 狀況，同樣感到了從「四民」演變為「六民」的危害性(註：明太祖：《御制文集》卷3 《真人張宇初誥文》，載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第54頁。)。所以 ，明太祖立國的根本，就是將他統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於士、農、工、商四個等級。盡 管他不得不承認釋、道二民的存在，但他又通過對佛、道勢力的嚴密控制，使其不能與 朝廷爭奪四民中的「農」這一民。換言之，他所執行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讓傳統的四 民各守本業，即使是醫、卜，也強迫他們必須「土著」，不得遠游。凡是「有不事生業 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註：《明太祖實錄》卷177，洪武十九年 四月壬寅條。)。
隨著社會經濟的逐漸恢復，朝廷的社會控制日漸鬆懈，社會流動日趨頻繁，遊民層的 數量勢必大增。《明實錄》有一段記載，基本反映了這一事實：「方今法玩俗偷，民間 一切習為閑逸。游惰之徒，半於郡邑。異術方技，僧衣道服，祝星步斗，習幻煽妖，關 雒之間，往往而是。……今之末作，可謂繁伙矣。磨金利玉，多於耒耜之夫；藻績塗飾 ，多於負販之役；綉文xún@③彩，多於機織之婦。」(註：《明神宗實錄》卷4，隆慶六年八月癸酉條。)我們不無懷疑這段記載有誇大其詞的成分，但確實道出了晚明時期的社會特徵。但值得重視的是，所謂「游惰之民」的增加，一方面需要以「法玩」為前提，惟有傳統的法禁形同虛設，尤其是「王綱解紐」的時代，才使得人們有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只有經濟的發展，國家財力的增長，才足以養活這些所謂的「游惰之民」。追求「閑逸」的生活，也不僅僅是反映了當時的「俗偷」，即一般所謂的風俗澆漓，或者說僅僅是士大夫階層的專利，而是民間大眾共同的生活追求。為了滿足人們閑逸的生活，耒耜之夫、機織之婦的辛勤勞作無疑是前提，但生活的多樣性確實也離不開那些從事磨金利玉、藻績塗飾、綉文xún@③彩之人的工作。
「四民」層的存在，是以「皆專其業」、「各安其生」為前提的。按照傳統的觀念， 四民各有定業，而後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則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的 變化已經不允許四民各安其生，四民皆專其業。朝廷賦役的加重，農村土地兼並的加劇 ，導致傳統社會統治基礎的分崩離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經無法在農村安身的農民，不得 不到城市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處。於是，社會力量發生了新的分化，傳統的四民之說已 經無法規范社會大發展下社會各階層力量的新變化。
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說(註：姚旅：《露書》卷 9，明天啟刻本。)。所謂的二十四民，就是在士、農、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 十八民」，分別為道士、醫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師、駔儈、駕長、舁夫、 篦頭、修腳、修養、倡家、小唱、優人、雜劇、響馬賊。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 稼不穡」之民。從「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轉化，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 了明代社會大流動的一種結局。
(二)等級、禮法制度的破壞
明代實行科舉取士，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科舉社會」。科舉社會的最大特點 ，就是社會流動的頻繁，用明朝人的話語來概括，就是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善變」的社 會。這種科舉社會的頻繁流動，明朝人江盈科已經總結出一條變化規律，其向上的流動 規律為：貧窮之家→溫飽之家→文墨之家→簪纓之家→富貴之家；其向下的流動規律為 ：富貴之家→歌舞之家→鬻貸之家→貧窮之家(註：相關的形象比喻，可參見江盈科： 《雪濤小說·善變》，第34—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見，在明代的科 舉社會之下，其社會地位上升的要訣在於勤儉，然後讀書仕進；而其社會地位的下降， 則在於驕奢淫逸，浪費不貲。
「士庶敢於犯上，@④成亂階」(註：《明穆宗實錄》卷54，隆慶五年二月乙未條。)。 這一說法堪稱晚明社會的實錄。其具體的表現，則是人人追求自己的體面，而其結果卻 是國家法度的廢弛。諸如：在朝廷，小臣藐視大臣，下吏不憚上官，新進不推前輩；在 邊疆，軍士輕視主帥；在家裡，子婦蔑視父母；在學校，弟子不事師長，後進凌辱先進 ；在鄉里，卑幼傾軋尊長，部民不畏有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顯然，傳統的禮法制 度盪然無存，並逐漸反映於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近來婚喪 、宴飲、服舍、器用，僭擬違禮，法制罔遵，上下無辨。」(註：《明神宗實錄》卷51 ，萬曆四年六月辛卯條。)
「上下有章，等威有辨」，在明朝人看來是一種治世之象，而明末的實際卻是「屬吏 抗上官，佐領不遜長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辱簪纓，大帥之令格於偏裨，將領之法 撓於士卒」(註：《明熹宗實錄》卷75，天啟六年八月庚子條。)。這無疑就是一種衰世 之象，但同時也說明了等級制度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以嘉定縣為例，從弘治、正德年間 的里中婦子「走匿」大豪，直至萬曆年間「大豪畏小民如畏蛇虎」(註：王衡：《緱山 先生集》卷6《嘉定新志序》，明萬曆刻本。)，這種變化無疑就是貴賤淆亂的一種真實 反映。
晚明的世道，從各種記載所反映出來的少凌長、賤凌貴、屬官凌上官這些事實中，顯 然已明顯反映出一種紀綱失衡。而師道陵替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傳統中國講究「天 地君親師」，師道尊嚴，人所共遵。然在晚明，師道之尊，已不復存在。從師道的基本 特徵來看，只有訓蒙受業之師，其恩深，其義重，可與君、父並論。但晚明科舉的實情 ，一方面導致一些讀書士子最看重的是「舉主」，其次對「主司」也是殷勤相待，至於 少時的受業恩師，一旦富貴之後，不但忘其恩，而且忘其人(註：謝肇zhè@⑤：《五 雜組》卷14《事部》2，第289、289—29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另一方面 ，一些處館為師之人也為了xiū@⑥脯，已不再敢向學生「督過」，只是一味迎合(注 ：陳玉輝：《陳先生適適齋鑒xū@⑦集》卷1《語錄》，清康熙十一年刻本。)。師道尊嚴，盪然無存。
師道如此，友道也大體相同。在傳統社會，朋友屬五倫之一。按照傳統的朋友之道來 看，既然是知己，就必須可以託付生死、急難。但明代科舉盛行之後的朋友，無非是少 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而這 些所謂的朋友，都是科舉的產物，其特點則不過是卒然而遇、苟然相合，完全不是傳統 意義上那種心相孚、行相契的朋友(註：謝肇zhè@⑤：《五雜組》卷14《事部》2，第289、289—29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換言之，由於科舉以及商業的兩大沖擊，友道漸以衰薄，不要說那些「死友」已不再存在，即使是可以托肝鬲的「生友」，也是寥寥絕響。
三、社會流動的加速
(一)游寓與寄籍
在明代，尤其是中期以後，在社會各階層中，多出現了人口流動的現象，而其最基本 的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
1、衛所軍之流寓
在明初時，由於邊地之亂，一些軍士隨大軍征討。亂定之後，就在附近留屯。隨著子 孫的繁衍，人口漸增，慢慢也就成為當地的移民。如湖南藍山縣之寧溪所軍士，就是洪 武二十三年(1390)從南京隨大軍征討而來，而後留屯寧溪，設城守御。至明代中葉以後 ，族姓蕃昌，除了原有的屯田之外，開始置辦民田(註：阮韶：《寧溪所城工記》、阮 敬濤：《寧溪所志序》，均見雷飛鵬等纂修：《藍山縣志》卷1、9《建置上》、《戶籍 上》，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在衛所中，除了軍官、軍與舍人、餘丁之外，尚有一些流官。這些流官多為一些雜職 ，上進的仕途既無多少希望，於是就在衛所寄寓下來，而他們的子弟也就入了衛學，並 以衛籍的身份參加科舉考試。如申汝剛，萬曆年間補為威海衛學生員。申汝剛之父原任 本衛豫積倉大使，貧老無歸，「因寄籍焉」(註：畢懋第等修：《威海衛志》卷10《外 志·流寓》，威海九華小學重印本。)。
2、士人之游寓
明代中期以後，游寓之風相當興盛。究士人游寓他鄉的原因或形式，大體可以分為以 下四類：其一，天下山川秀靈，可以觸目寄懷，「遂趨逸駕」；其二，他鄉有知己，一 些朋友契己相邀，「攬衣結睇，遂相聯附」；其三，感亂喪時，希望通過流寓他鄉，「 圖存裔孺」；其四，流寓他鄉，是為了絕塵遠俗，「寄興幽貞」(註：徐獻忠：《吳興 掌故集》卷3《游寓類》。)。
士人游寓之風的盛行，勢必帶來科舉考試中的「冒籍」問題。明代取士之制，從府、 縣考試一直到鄉試，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參加考試，禁止冒籍。明代中期以後州縣「土著 人少而客居多」現象的出現，無疑給科舉考試中的籍貫問題帶來嚴峻的挑戰。如山東臨 清，十九都是徽商占籍，而「商籍」的出現，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商人子弟的客居地的科 舉考試資格。有了這么一種大形勢作鋪墊，當嘉靖年間，浙江會稽章禮參加順天府試， 並獲取解元之時，眾人哄然相攻，指責其冒籍，但這次明世宗的回答似乎大出攻擊者的 意外，他說：「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註：謝肇zhè@⑤：《五雜組》卷14《事部》2，第288—289頁。)這顯然給那些客居或游寓他鄉的讀書人一個合法地參加當地科舉考試的默認。
3、農民之流動
明人何良俊的記載說明，在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一在官服役，而十分之九則在家力 田。當時是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而自正德以後，由於賦稅日增，徭役日重， 於是出現了農民紛紛徙業的現象。農民從土地中分離出來，其社會去向大體如下：「昔 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 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 於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註：何良俊： 《四友齋叢說》卷13《史》9，第111—11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上述記載說明，從農村中分離出來的勞動力，其基本的流動趨向為鄉官家人、官府皂 隸、經營工商、游手這四種。而這種社會大流動，勢必給傳統的里甲以及戶籍制度造成 很大的沖擊。
4、商人之游寓
由於地狹人廣的原因，諸如安徽的徽州、福建的福州，「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 窮發、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註：謝肇zhè@⑤：《五雜組》卷4《地部》2，第78 頁。)。如南京的典當鋪，在正德以前全是本地人開設，但到了萬曆年間，這些典當鋪 與其他綢緞鋪、鹽店，「皆為外省外郡富民所據矣」(註：顧起元：《客座贅語》卷2《 民利》，第67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這說明外地商人大量進入到南京經商。原本 是地狹而導致無田可種，在當地無法謀生，但人們一旦向外流動，顯然使他們的射利之 途越發廣闊。
商人常年在外經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這種現象至遲在正統年間已普通出現(註：商 人僑居他鄉，在明代相當普遍。如嘉定縣之南的南翔鎮，「多大賈僑居，庫藏堅密，貨 貝幅輳，不惟甲於諸鎮，抑城郭之中不如也」。見歸庄：《歸庄集》卷3《甘茂叔六十 壽序》，第2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明人丘@⑧雲：「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以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為養也。」這一記載說明，江西有大量人口向外遷移，聚居於荊湖。這些流向荊湖一帶的江西人，在當地時間一久，置下了自己的產業，就被列入了「稅戶」的名目。其中替人耕佃，稱「承佃戶」，而販易佣作之人，則稱「營生戶」 (註：丘@⑧：《江右民遷荊湖議》，載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72。)。正統三 年(1438)，各處商賈給引到湖廣襄陽府宜城縣經商，「因見地廣，遂留戀不歸，甚至娶 妻生子」。當時這件事下到行在戶部，他們的建議是應該督責這些人歸鄉，「其有願占 籍於所寓以供租稅者，聽從之」(註：《明英宗實錄》卷44，正統三年七月。)。商人占 籍於所寓之地，以供租稅，說明他們所佔是一種民籍。到成化初年，浙江龍游、江西安福等縣的商人，在雲南姚安軍民府經商者不下三、五萬人。這些人在各處城市、鄉村、屯堡安歇，「娶妻生子，置買奴僕，游食無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又在福建，江西商人也「窩住人家，娶妻生子」，「避住不肯還鄉」(註：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12《雲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處客人躲住地方生事例》、《不許縱容窩主老引客商例》。)。
商人在所寓之地佔籍，在正統初年已經出現，但所佔僅是民籍，而不是專門設立一種 商籍(註：據談遷記載，明代戶籍，除通常所說的軍、民、匠、灶四籍之外，尚有儒籍 、商籍、官籍、先賢籍、衛籍。崇禎十年(1637)科進士，四川齒錄有人寫「儒籍」，原 因是祖、父三世為教職，四川也有舊例。正統八年(1443)，明英宗下詔免除宋儒周敦頤 、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子孫的差徭，顯然就是「先賢籍」的出處。在明代，惟有 游食光棍無籍，被稱為「無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對他們有所登記，也是入於「棄民簿 」。相關的資料及其研究，可參見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占籍》；《明英宗實錄》 卷107，正統八年八月；呂坤：《實政錄》卷5《鄉甲事宜》，明萬曆二十六年趙文炳刻 本；顧誠：《談明代的衛籍》，《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商籍的出現， 不僅說明商人在原籍之外獲得了客居地的合法身份，而且還獲得了民籍之外合法的商人 戶籍。這種商籍給商人所帶來的好處，就是他們的子弟可以合法參加寄住地的科舉考試 。商人的商籍，有記載說「自鄢懋卿始」(註：顧公燮：《丹午筆記·四始》，第142頁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按：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曾下詔，允許多年客居北京 的軍民可以附籍大興、宛平二縣，事實上就是承認了寄籍的合法性。可見，在嘉靖年間 出現商籍，此說大體可信，只是仍需有資料予以進一步證實。)，說明嘉靖年間就已存 在。隨後，在很多城市都出現了這種商籍。如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 」(註：謝肇zhè@⑤：《五雜組》卷14《事部》2，第289頁。)。
5、工匠、技藝之人之游寓
明中期以後，工匠大多在外工作，憑借自己的手藝掙錢，養家糊口。為了掙錢，有些 工匠甚至到了一些邊地。如在宣府鎮，工人習學手藝，諸色皆備。所謂「諸色皆備」， 是說各種手藝工匠都具備。但從這些工匠的原籍來看，如土、木工匠，則主要來自山西 ；而巾帽工匠，則來自江西。其他還有一些來自他鄉的工匠。這些工匠離開原籍，暫時 游寓在邊方，就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
工匠在客居之地時間一久，有些就入籍當地，在客居地參加科舉考試。如周應中，浙 江會稽人，幼年孤貧，客居北京，憑針工生活。他在工作之暇，再從事舉子業，以順天 府籍補諸生，後來還中了進士(註：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0《周寧宇少卿》，第5 20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6、遊方僧、道
在明初，對佛、道的控制相當嚴密。明朝廷所建立的僧籍與道籍制度，以及《周知冊 》的頒發，其主要的目的就是通過登記、核對僧、道之籍，以防冒濫。洪武五年(1372) ，明太祖命僧錄司、道錄司造《周知冊》，頒發到天下所有的寺、觀。凡是有僧、道游 方到外，就需要核對《周知冊》，以觀其父母之籍、告度日月，如與冊籍不同，就是假 裝的僧、道。二十五年，太祖又令造僧人《周知冊》，頒發到天下各座寺廟，如果遇到 「遊方行腳」僧人，就以此冊進行核驗(註：相關的研究，可參見何孝榮：《明代南京 寺院研究》，第10—11頁，中國

④ 王氏的由來姓王的名人故事

其起源有五： 1、出自姬姓，形成於西周時期，祖先是周文王，具體始祖是周靈王之子太子晉。周文王是黃帝直系，周 文王
朝第一位國王，太子晉為周文王22世孫，在位二十七年的周靈王是東周時期一個平庸的帝王，但太子晉卻口碑極佳，溫良忠厚，聰明博學，年紀較輕就開始以太子的身份輔佐朝政。師曠是春秋時代著名的音樂家，晉平公派他晉見太子晉時，曾與他探討君子之德，太子晉聯系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的作為，精闢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解，使得曾經勸說晉平公治國要以「仁義為本」的師曠心悅誠服。後來太子晉與周靈王在治洪策略上發生分歧。忠言逆耳，也許是太子晉的批評過於尖刻了吧，周靈王一怒之下將太子晉廢黜為庶人。太子晉被廢黜後，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不到三年，就抑鬱而終。太子晉去世後葬河南省偃師市緱氏山。娶楊氏國郡夫人。 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稱王家，因以為氏。 姬姓這支王氏有周武王的弟弟畢公高的後代、周平王太孫赤的後代等等。 周初時封畢公高於畢，為公爵，故史稱為畢公高。春秋時，其裔孫畢萬自畢國出奔晉，為司徒，並被分封於魏，傳至魏文侯斯，與趙、韓三國瓜分晉國。公元前225年為秦所滅，其子孫四散，因是王者之後，也都被稱為王家。其後代子孫因故散居京兆、河間一帶。另有春秋時魏獻子之後。如信陵君魏無忌，避難於泰山，至西漢入朝，被封為蘭陵君。其後自謂出自王公顯貴之家，易姓王氏。 周平王太孫赤之後，平王在位五十多年，他的太子濁父先他而死，濁父子名赤，是周桓王的胞兄。平王去逝後，赤繼承王位，但因勢力不如胞弟強大，不久便被推翻，他不得已出奔晉國。其子孫也因是王者之族，以王為姓，是為山西王氏。另戰國末年西周桓公揭之後人，為紀念被秦滅後的原居住地王城，分別以王為姓。 另有爵位與官職兩字氏的簡化而來，有王子姓（周大夫王子狐）、王孫姓（周大夫王孫滿）、王官姓（晉大夫王官無地）等等。其後多簡化為「王氏」。 2、媯姓王氏，媯姓王氏為古帝王虞舜之後，居於北海、陳留一帶，因出古君王後裔，世為王姓。另有出自田姓的王氏，公元前368年，田和取代姜姓為齊國君主，史稱「田氏代齊」，八世被秦國所滅，其子孫被廢為庶民，其中一支自認為齊國王族，遂以王為姓。 3、子姓王氏，是成湯的後人。殷末，王子比干，為紂王的叔父，因勸諫紂王被殺，葬於汲郡，其子孫因源出王族之故，改姓王氏。 4、 賜姓、改姓王氏，燕太子丹之後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稱帝。燕太子丹玄孫名嘉，上獻符命，為王莽所寵，賜姓王氏，與帝王同姓。又新朝始建國二年(10年)下詔說：「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類似情況還很多。改姓王氏有明朝汀州府的王得仁本姓謝，因避仇家改姓王，清人王樹榮本姓謝也改姓王。明朝都御史王一鶚本來姓楊，大理評事王大崇本來姓孫，都改姓王。 5、為匈奴、鮮卑、高麗、契丹、回紇、女真、蒙古、滿族等改漢姓而來，有不少改為王姓，匈奴是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從戰國到秦漢，戰與和，從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大批匈奴人進一步南進中原，並先後建立過幾個政權。匈奴人進入中原，在與漢族的交往中也有不少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王姓。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時把國都從代北平城遷到這里，很多代北鮮卑人也跟隨到了這里，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把籍貫改為河南洛陽，死後也要埋在洛陽北面的邙山，把姓氏改為漢姓。可頻氏改威王氏。比如唐代的霍國公王毛仲（高麗人）、唐朝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契丹人）、王廷湊（回紇人），金宗室完顏氏漢姓為王或陳，還有蒙古人、滿族人宋朝以後，先後建立元朝和清朝。在長期與漢人接觸過程中，不少蒙族人、滿族人也改姓王氏。
編輯本段郡望堂號
郡望
太原郡：戰國秦庄王置郡，治所在晉陽（今山西省太原西南）。此一支王氏，始祖為周靈王太子。 琅琊郡：秦始皇置。治所在琅琊，郡治相當於今山東省膠南諳城、臨沂、膠南一帶。 北海郡：漢景帝置。治所營陵，郡治相當於今山東省東部濰坊地區。此支王氏，出自虞舜媯姓王氏。 東海郡：秦置郯郡，後改稱東海郡。治所以郯（今山東省郯城北），後置郯縣，屬徐州刺史部，為縣、郡、刺史部治所。 高平郡：西晉泰始元年將原山陽郡改為高平郡。治所昌邑（今山東省巨野縣南）。 京兆郡：三國魏時置郡，治所在首都長安（今陝西省長安縣）。此支王氏，出自姬姓畢公高之後。 天水郡：西漢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肅省通渭西北）。此支王氏，出自殷商王子比干之後。 東平郡：漢代置東平國，南朝宋改為郡。治所在無鹽，郡治相當於今山東省東平東、泰安一帶。 新蔡郡：晉惠帝置，從汝陰郡分出置郡。治所在河南省新蔡，郡治新蔡縣一帶。 新野郡：古置新野縣即今縣，西晉末置新野郡，治新野（治所在河南省新野縣）。北周時廢。 山陽郡：漢代山陽郡在今天山東省獨山湖周圍。東晉山陽郡在今天江蘇省清江、浦安一帶。 中山郡：漢置郡，治所在盧奴（今河北省定州）。此支王氏，其開基始祖為北魏中山王王睿。 陳留郡：西漢置郡，治所在陳留（今河南省開封東南）。此支王氏，其開基始祖為媯姓齊王建之孫安。 章武郡：西漢置縣，西晉至隋初置郡。治所在東平舒（今河北省大城縣一帶）。 東萊郡：漢代為東萊郡。晉為東萊國。南北朝為東萊、長廣郡。隋為萊州。治所在今山東省掖縣。 河東郡：秦置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此支王氏，出自殷商王子比干、周靈王太子晉 及周平王太孫赤之後。 金城郡：西漢始置。治所在允吾（今甘肅省永靖西北）。郡治相當於今天甘肅省永靖縣及蘭州市一帶 海漢郡：居延海漢稱居延澤，魏晉又稱西海，唐以後稱居延海。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 長沙郡：秦置郡，漢置長沙國，並在此築城，隋唐置潭。治所在臨湘（今湖南省長沙）。明清為長沙府治，直到民國，長沙歷經國、郡、州、府、廳治。 堂邑郡：春秋時為堂邑，晉代置郡。治所在堂邑（今江蘇省六合縣北）。 河南郡：漢置郡，治所在雒陽（今洛陽市東北）。
堂號
太原堂、琅琊堂等二十一處是以郡望為堂號。 三槐堂：北宋王佑，大名莘縣人，字景叔，自幼聰慧過人，年輕時曾任魏縣、南樂二縣縣令。入宋以 王氏宗祠
後，晚年拜為兵部侍郎，於上任後月余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葬在陝西華州安豐里，追封晉國公。相傳，周代宮廷外種槐樹三棵，荊棘九株。百官朝見天子之時，三公面對槐樹而立，九卿面對荊棘面立。後世便以三槐代指三公一類官職，九棘代指九卿百官。王佑親手在庭中栽種了三棵槐樹，希望借重三槐的喻意，顯赫族人。後來次子王旦果然當了宰相，孫王素又做了宋仁宗時的工部尚書。王氏族人遂稱這支王氏宗族為三槐王氏，並將宗族祠堂命名為三槐堂。王佑曾孫王鞏文彩出眾，與蘇軾友善。蘇軾為之作《三槐堂銘》，從此三槐堂揚名天下，成為王氏子孫後代通用的堂名。 另外還有雙桂、留餘、承德、五果、寶善、積德、存厚、敦睦、餘慶、宗德、燕翼、太原、天全、源遠、槐政、槐陰、紹興、思明、懷德、五孝、紹槐、孝睦、敦本、錫類、槐明、梓誼、聽槐堂等。
編輯本段得姓始祖
太子晉：周靈王太子，王氏始祖，後世又稱王子晉、王子喬、王喬。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 太子晉
谷、雒水斗，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 因氏王氏。 兩千多年來，太子晉成了正義的象徵。楚國屈原在《遠游》詩中表達了他對太子晉的景慕「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唐代李白亦寫道，「吾愛王子喬，得道伊洛濱。」
編輯本段王姓名人
歷史名人
王詡(鬼穀子)：春秋思想家、軍事/政治教育家，戰國軍庠的創始人，縱橫家的鼻祖，鬼穀子先生曾任楚 鬼穀子與弟子蘇秦、張儀
國宰相，後歸隱衛國授徒。他的四大弟子分別是蘇秦、張儀、孫臏、龐涓。著作《鬼穀子》留於後世。 王翦：戰國末期秦國著名戰將，與其子王賁一並成為秦始皇兼滅六國的最大功臣。傑出的軍事家。戰國四大名將之一。 王陵(前？~前181)，沛縣人，秦末農民戰爭中，聚眾敷千人據南陽（今河南南陽）。後歸劉邦。從定天下。以功封安國侯，官至右丞相。因反對呂後封請呂為王，罷相，改任太傅。 王吉：字子陽，西漢時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諫大夫，「博」經術之博，吉能兼通五經。既精且博。西漢二百年間，據《漢書》記載能兼通五經者只有二人，王吉與夏侯始昌。 王昭君(前~世紀中葉)，西漢南郡秭歸人，名嬙，字昭君，乳名皓月，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匈奴呼韓邪單於閼氏。 王莽(前45~後23)，字巨君，帝王，極傑出的社會主義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新朝的建立者。 王充(27~96)，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無神論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 王符(85~162)，位元組信，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縣）人，東漢政論家、文學家、進步思想家，無神論者。崇儉戒奢、譏評時政得失，因「不欲章顯其名」，故將著作名之為《潛夫論》。 王允(137~192)字子師，太原祁人。漢獻帝初年任司徒、尚書令，錄尚書事、總朝政。當時皇帝只是一個傀儡，董卓大權在握。王允成功策劃了對董卓的刺殺，但是沒有逃過董卓余黨的反撲，和他的家族一起被處死了。王允侄子王淩被曹操賞識，在魏國官至太尉。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人。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由於其文才出眾，被稱為「七子之冠冕」。初仕劉表，後歸曹操。文學成就最高。他以詩賦見長，《初征》《登樓賦》《槐賦》《七哀詩》等是其作品的精華，也是建安時代抒情小賦和詩的代表作。 王浚(206~286)，字士治，小字阿童，弘農湖縣（今河南靈寶西）人。西晉時期著名將領，曾指揮滅吳的戰役。大獲全勝。 王叔和(210~280)，名熙，晉朝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人。魏晉之際的著名醫學家、醫書編纂家。在中醫學發展史上，他做出了兩大重要貢獻，一是整理《傷寒論》，一是著述《脈經》。 王祥(185年~269)，字休徵，琅琊臨沂人，先後任縣令、大司農、司空、太尉、太保等職。事後母孝，民間流傳「二十四孝」有王祥卧冰求鯉故事。今故里孝友村有「王祥卧冰處」。 王導(276~339)，字茂弘，漢族，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東晉初年的大臣，在東晉歷仕晉元帝、晉明帝和晉成帝三代，是東晉政權的奠基者之一。爵至太保、司徒、錄尚書事、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咸康五年薨，時年六十四，謚曰文獻。 王羲之(321~379或303~361)：東晉書法家，字逸少，號澹齋，祖籍琅琊臨沂，後遷會稽（今浙江紹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興），曾任過會稽內史，領右將軍，所以人稱「王右軍」、「王會稽」。其子王獻之書法亦佳，世人合稱為「二王」。此後歷代王氏家族書法人才輩出。王羲之擅長書法，少從衛夫人（鑠）學書法，後草書學張芝，正書學鍾繇，博採眾長，精研體勢，一變漢魏以來波挑用筆，獨創圓轉流利之風格，隸、草、正、行各體皆精，被奉為「書聖」。其作品有行書《蘭亭集序》、《快雪時晴帖》、《平安帖》、草書《初目貼》、正書《黃庭經》、《樂毅論》、等。 王猛(325~375)，十六國前秦丞相。字景略，北海劇(山東壽光)人。《晉書》載其「少貧賤」而「環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後為苻堅謀士，比之諸葛孔明，累遷司徒、錄尚書事。執政時，「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370年，滅前燕，留鎮鄴。旋入朝為丞相。死前，曾說苻堅不要攻晉，但未被採納。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晉代書法家、詩人，祖籍琅琊臨沂，王羲之第七子。以行書和草書聞名後世。王獻之幼年隨父羲之學書法，兼學張芝。書法眾體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於創新，不為其父所囿，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聖」。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 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 王珣(349~400)，字元琳，小字法護，祖籍琅琊臨沂，晉代書法家。官至尚書令、司徒，去世後謚曰獻穆。王珣曾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學文章受知於孝武帝。王珣真跡《伯遠帖》，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董其昌評：「王珣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 王僧虔(426~485年)，祖籍琅琊臨沂。南朝齊書法家。字簡穆，為王導五世孫，曾祖父王洽，東晉吳郡內史，善書。祖父王珣，東晉司徒，善書。父親王曇首，右光祿大夫。王僧綽之弟。官至尚書令。喜文史，善音律，工真、行書。書承祖法， 豐厚淳樸而有骨力。墨跡有《王琰帖》。著有《論書》等。 王儉(452~489)，南朝齊文學家、目錄學家。字仲寶。祖籍琅邪臨沂。東晉名相王導五世孫。其父僧綽、叔僧虔，俱有文學才能。王儉1歲時，父被害，為叔父所養。自幼勤學，手不釋卷。王儉是齊初文壇的核心人物，曾主持學士館，以其家為館舍。他大力倡導、殷勤獎掖，"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王文憲集序》）。任昉、王融、蕭衍、鍾嶸、蕭子恪等人，都曾得到他的賞識。南朝文章，以用事為貴，數典為工，王儉是這些風氣的推動者之一。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寫到「一世表儀，諸儒之領袖矣」而被譽為一代儒宗。 王通(584~617)，隋哲學家。字仲淹，門人謚曰「文中子」，絳州龍門(山西河津)人。曾上文帝《太平策》，為朝臣疑忌不見用。居河、汾之間，召徒授課。後屢拒廷召。有弟子多人，時稱「河汾門下」。他順一統之勢，主張儒、佛、道三教合一。其著作多佚。今存《中說》、《文中子》等。 王勃(649~676)，唐代著名詩人。字子安。絳州龍門人。詩文與於龍齊名，並稱「王於」，亦稱 「初唐二傑」。王勃也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齊稱「初唐四傑」，其中王勃是「初唐四傑」之冠。作品有《滕王閣序》、《杜少府之任蜀州》等，名言；「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王之渙(688~742)，唐代詩人，是盛唐時期的詩人，字季凌，並州人。祖籍太原晉陽，性格豪放不羈，常擊劍悲歌，其詩多被當時樂工制曲歌唱。名動一時，常與高適、王昌齡等相唱和，以善於描寫邊塞風光著稱。代表作有《登鸛雀樓》、《涼州詞》等。如「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更是千古絕唱。 王維(701~761)，字摩詰，祖籍山西祁縣，唐朝詩人、畫家，今存詩400餘首。王維精通佛學，佛教有一部《維摩詰經》，是維摩詰向弟子們講學的書，王維很欽佩維摩詰，所以自己名為維，字摩詰。王維詩書畫都很有名。音樂也很精通。受禪宗影響很大。因此人稱「詩佛」。代表詩作有《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山居秋冥》、《相思》等，他創造了水墨山水畫派近體詩嚴守聲律，意態豪放，更是被譽為「文人畫始祖」。 王昌齡(698~756)，字少伯，祖籍太原。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後人譽為「七絕聖手」。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交厚。官至秘書省校書郎，代表作有《出塞》、《芙蓉樓送辛漸》等。存詩一百七十餘首。名句：「秦時明月漢時關」。 王冰(710~804)，號啟玄子，曾任唐代太僕令，醫學家。王冰年輕時篤好養生之術，留心醫學，潛心研究《素問》達12年之久。他著成《補注黃帝內經素問》24卷，81篇，為整理保存古醫籍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王孝通：中國唐代算歷博士，數學家，武德九年(626)時曾任通直郎太史丞,並參加修改歷法工作。王孝通的主要貢獻在數學方面，他的專著是《緝古算經》。唐顯慶元年(656)國子監設「算學」,以「十部算書」為教科書，列《緝古算經》為十書之一，並規定此書學習年限長達三年。 王審知(862~925)，字信通，又字詳卿，軍中號白馬三郎，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縣分水亭鄉王堂村）人。五代閩國創建者，王潮弟，唐末與潮從王緒起兵，後部下兵變，眾推潮為主，審知為副。入閩盡有閩地。潮卒，繼為威武軍節度使。後梁開平三年封閩王，在位十七年。在中原戰亂之時，他以海陬蠻荒之區，取代中原而為衣冠上國，被尊為「開閩第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區荊公路鄧家巷人），北宋 王安石
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張改革變法。詩作《元日》、《梅花》等最為著名。變法，王安石在接受宋神宗任命他為宰相之後，他就提出計劃，銳意革新。他說，商業、工業和農業必須要由國家來控制，免得工農階級受到富豪的壓迫。具體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有：均輸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將兵法、保甲法。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立預算制度，由一個預算委員會從事考核會計，提出預算。由於這些預算與行政相配合，可以節省一筆相當數目的錢。其他還有發放養老金給伶仃的老人，發放救濟金給失業和貧困的人。在教育方面，改革學校和考試制度；考試的題目從以前的詩賦改為策論實務；另立明法，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減少使用拘泥和背誦的方法來訓練學生。一時間，甚至連鄉村學校的學生也丟掉他們修辭學的教科書，而改學歷史、地理、政治和經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跨時代的偉大改革。 王旦(957~1017)，北宋名相。字子明。大名莘縣（今屬山東）人。王祜子。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以著作郎預編《文苑英華》。真宗咸平時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景德三年拜丞相，監修《兩朝國史》。善知人，多薦用厚重之士。王旦曾推薦寇準為相，寇準終於不負推薦，成為宋朝賢相。天禧元年病故，冊封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仁宗即位後，為其立碑，並親筆御書「全德元老之碑」。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東益都）人，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科狀元。取解試、省試、殿試皆第一，成為科舉史上「連中三元」的狀元。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當時，宋朝與遼和議，派遣特使聘問，國書上稱遼為北朝，宋自稱南朝。詢問王曾可否？王曾通曉司禮，毫無遲疑地說：「稱他們國號就足夠了 ，受到皇上的贊許，維護了宋國的尊嚴。宋真宗曾經幾次召王曾問事，王曾的提出的每一個建議，都頗有見地，受到朝臣們較高的評價和敬重。去世十餘年後，仁宗親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王曾開始。王曾著有《王文正公筆錄》。 王惟一(987~1067)，名惟德，宋代傑出的針灸學家和醫學教育家。宋仁宗時當過尚葯御，對針灸學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書，奉旨鑄造針灸銅人兩座。為中國著名針灸學家之一。銅人和圖經，在當時的醫療教學和醫官考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為統一和發展我國針灸學作出了很大貢獻。 王韶(1030~1081)，北宋將領。字子純，江州德安(今屬江西)人。舉進士。熙寧初，上平戎策三篇，頗有見解，命為秦鳳經略司札宜文字。因按邊，擢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屢破羌眾。元豐中，知洪州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要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 王令(1032~1059)，北宋詩人。元城(河北大名東)人。少孤貧。平生教書為業。王安石推重其人品文章，為之延譽。反對天命論與性善論。擅詩文。其詩氣勢雄壯、奇崛，富有現實性。如《暑旱苦熱》、《餓者行》。著有《廣陵先生文集》等。 王柏(1197~1274)，南宋經學家。字會之，號長嘯，改為魯齋。婺州金華(今屬浙江)人。從朱熹門人游，又受學於何基，對《論語》、《大學》、《孟子》及《通鑒綱目》等標注點校，尤為精密。聚徒講學，被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卒，謚文憲。生平著述甚多，所著書有《讀易記》、《論語衍義》、《擬道學志》、《天文考》及《地理考》、《大爾雅》、《正始之音》、《文章指南》及《家乘》等。 王約(1252~1333)，祖籍汴京，遷居真定。字彥博，號豫齋，贈文定公、梁國公，為元仁宗帝儒師，任太子詹事、河南省右丞、集賢大學士，官榮祿大夫。工文辭，精蒙語，世稱元初「鴻筆」，官歷七朝五十餘年，為元代名臣，深為元廷敬畏。曾請發米續賑，前後救活京畿東道飢民五十多萬人。仁宗時曾通告各大臣：「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 王實甫(1260~1336)，字德信。河北省定興縣究室村人。元代著名戲曲作家。元曲四大家之一。著有雜劇 鶯鶯聽琴
十四種，現存《西廂記》、《麗春堂》、《破窯記》三種等等。如《西廂記》從問世一直到今天都深得各時代觀眾的好評。通常被評價為一部「反封建禮教」的作品。王實甫的《西廂記》描寫了崔鶯鶯和張君瑞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及其與封建禮教、封建門閥婚姻制度的矛盾沖突，批判了封建禮教、封建門閥婚姻制度的虛偽性和不合理性，歌頌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摯的愛情，表達了「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美好理想。 王禎(1271~1368)，字伯善，元代東平（今山東東平）人。中國古代農學、農業機械學家。著作《王禎農書》。《王禎農書》在我國古代農學遺產中佔有重要地位。它兼論北方農業技術和南方農業技術。是我國古代五大農書之一。 王冕(1287~1359)，元代著名畫家、詩人、書法家，字元章，號煮石山農、放牛翁、梅花屋主等。浙江諸暨人。出身農家。最愛的是梅，其次竹，存世畫跡有《三君子圖》《墨梅圖》。對明代畫梅高手如劉世儒、陳憲章、王牧之、盛行之等影響甚大。 王蒙(1301~1385)，元朝畫家。字叔明，號黃鶴山樵、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吳興）人。外祖父趙孟頫是元代著名畫家。王蒙的山水畫受到趙孟頫的直接影響，後來進而師法王維、董源、巨然等人，綜合出新風格。所作對明、清山水畫影響甚大，僅次於黃公望，後人將其與黃公望、吳鎮、倪瓚合稱為「元四家」。 王保保(?~1375)，蒙古名擴廓帖木兒，元末平章事察罕帖木兒的外甥、養子。元惠宗妥歡貼睦爾賜名擴廓帖木兒。元末兵起後，率領元軍與起義軍作戰保衛皇室，鎮壓紅巾軍，因其屢建戰功，官至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總制天下兵馬。朱元璋稱他是「天下第一奇男子」。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學家。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王鏊自幼隨父讀書，聰穎異常，寫得一手好文章。官至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王鏊一生為人正直，時稱「天下窮閣老」。 王守仁(1472~1528)，漢族。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子，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 王陽明
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明弘治十二年考取進士，以文官授兵部主事。繼任過南贛巡撫、南京兵部尚書、兩廣總督等職。平定寧王之亂、江西匪亂、叛亂等。曾謫貴州使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史稱：「龍場悟道」。思想成就：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用以對抗程朱學派。思想主張：心外無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唯求其是等。他還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影響很大。開派講學，他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陽明學派，他的弟子與心學影響了很多人：徐階，張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揚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他廣收門徒，遍及各地。他說：「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著有《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近代的日本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曾為王陽明學說所折服，特意佩一方印章，上面篆刻七個大字「一生俯首拜陽明」。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號浚川。明朝潞（今長治市）人，明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進士出身。王廷相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他富有正義感，不畏權勢，敢於批評時政，曾兩次受宦官的迫害。他的主要著作有《慎言》、《雅述》和《王氏家藏集》等。 王錫爵(1534~1614)，明代內閣首輔，字元馭，號荊石，南直隸太倉（今屬江蘇）人，太倉歷史上官位最高的一品大員。任文淵閣大學士、又任武英殿、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與獨子王衡都是榜眼，人稱「父子榜眼」。任職以大局為重，勤政廉潔，敢於建言，勇於直諫。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號霽宇，桓台新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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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投資：

林州市漢林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張麗華,出資日期是2018-05-07,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9745.690000,出資比例是1.00%

江蘇漢新灣生態旅遊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湘閩,出資日期是2018-06-12,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10000.000000,出資比例是1.00%

河源市漢興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黃春青,出資日期是2016-09-28,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5428.000000,出資比例是1.00%

牟定漢佛緣旅遊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陳俞羽,出資日期是2017-09-28,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10932.040000,出資比例是2.00%

泉州市漢鵬翔生態環境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魯承虎,出資日期是2018-05-03,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10000.000000,出資比例是0.10%

濱州漢鄉緣旅遊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湘閩,出資日期是2016-07-12,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11600.000000,出資比例是0.09%

姚安縣鐵漢生態河庫連通工程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陳俞羽,出資日期是2016-12-20,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4193.870000,出資比例是1.00%

華陰市漢岳生態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張麗華,出資日期是2017-06-13,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26850.000000,出資比例是5.00%

贛州漢華緣環境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陳峰華,出資日期是2018-02-08,企業狀態是在營（開業）,注冊資本是7159.856000,出資比例是0.09%

• 股東：

深圳市鐵漢生態環境股份有限公司,出資比例100.00%,認繳出資額是23888.000000

• 高管人員：

王衡林在公司任職監事

王曙光在公司任職董事長

全科政在公司任職董事

何偉宏在公司任職董事

樊杜平在公司任職董事

余雪傲在公司任職監事會主席

劉嵐逡在公司任職監事

林進宇在公司任職董事兼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