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均等化人民日報

1. 人民日報海外版：「落戶放開」不等於「樓市松綁」

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簡稱《任務》），其中，「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目標取得決定性進展」「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等內容引發廣泛關注。有人認為此舉是為樓市調控「變相松綁」。對此，分析人士指出，落戶放開是要讓那些為大城市做出貢獻的新市民住有所居、心有所安，政策設定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真實工作、真實居住的需求，與「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基調相一致。因此，「落戶放開」不等於「樓市松綁」。

重在保障合理需求

在城市發展中，戶籍制度改革始終備受關注。《任務》提出：在此前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

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有關負責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順應人口就業選擇、促進勞動力在城鄉間有序流動、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有力保障。城市政府在放寬落戶條件的同時，必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提高對人口的綜合承載能力。

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叢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土地的城鎮化程度快於人口的城鎮化，很多新市民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卻受制於戶籍制度，甚至一些城市開始出現人口流出的問題。因此，及時放開落戶限制，積極引導外來人口落戶，顯然有助於城市更好地發展自身優勢產業。「《任務》做出的部署，旨在補齊戶籍制度自身存在的公共服務短板，著眼的是人和產業，重在保障合理需求。」叢屹說。

「房住不炒」定位不變

那麼，放開落戶對樓市會產生哪些影響？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此次國家發改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各地或將強化人才落戶等相關政策，對購房需求影響較大。

「客觀上看，放開落戶對房地產市場需求確實可能帶來一定短期影響，但必須明確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並非為了松綁樓市而推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也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叢屹說，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的是如何吸引人以及如何實現「人的城鎮化」等問題，其改革方向是一以貫之的，並非突如其來；另一方面，「靠房地產拉動經濟是飲鴆止渴」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共識，各地只有留住人、做強產業，才能讓本地房地產市場有實實在在的支撐。

「城市是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是創新活動的主要策源地。總的方向是，以提升城市產業競爭力和人口吸引力為導向，統籌優化城市國土空間規劃、產業布局和人口分布，提升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宜業宜居、富有特色、充滿活力的現代城市。」國家發改委負責人強調。

首都經貿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趙秀池對本報記者表示，放開戶籍限制，會增加新市民對城鎮的歸屬感，也會增加住房以及產業地產的需要。「然而，這些與『房住不炒』並不矛盾，因為剛獲得城鎮戶籍的新市民的住房剛性需求是需要滿足的，讓更多的居民住有所居也是房地產調控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樓市運行總體平穩

放開落戶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城市競爭力和發展質量。

在公共資源配置上，《任務》提出調整優化教育醫療資源布局，新設立和搬遷轉移職業院校原則上優先布局在中小城市，將更多三級醫院布局在中小城市等方向。趙秀池強調，各城市戶籍人口城市化率遠遠低於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有很多進城務工人員沒有獲得市民身份。因此，新型城鎮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也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的關鍵所在。

對樓市而言，多家機構的監測數據均表明，當前樓市繼續保持著總體平穩的態勢。易居中國旗下CRIC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40個重點城市商品住宅合計成交6038萬平方米，同比下降14%。其中，一線環比跌幅最小，二線、三四線城市則同環比齊跌，市場回調較為顯著。中國指數研究院報告也顯示，2019年一季度百城新建住宅價格指數累計漲幅較去年四季度繼續收窄，重點城市商品住宅整體成交規模較去年同期有所縮減，三四線代表城市下行壓力較大。

業內人士認為，在「房住不炒」定位不變的背景下，各地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將更加精準有效。未來，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樓市繼續延續平穩態勢仍是大概率事件。

2. 我國為什麼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毋庸置疑，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急劇轉型，我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應對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資源短缺引發的嚴峻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新的挑戰。有關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就恩格爾系數來看，2000年城市達到39. 4%，農村達到49. 1% ，均低於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於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 5%，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從這些量化標准來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1]由此可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
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過程，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結果，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維護社會公平。在當前，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解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體現社會公平的迫切需要。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不和諧因素，有的是發展不夠的問題，有的則是共享不夠的問題，即沒有很好地讓全體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按理說，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共享，但實際上是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樣，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當由全社會來分擔，但實際上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因此，處在強勢群體中的人，與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對社會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強勢群體由於得到很多利益，認為這個社會好，希望維持現狀，對社會認同感較高；而處在弱勢群體中的人，由於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損，對社會有一種不滿情緒，甚至希望改變現狀，因而對社會的認同感較差。這種復雜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產生。所以，必須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真正把改革發展成果體現在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上，體現在人民享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權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來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還應當看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標實現與否需藉助科學、合理的評判標准，但它具有難測度性，需要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來評判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是一個可行的衡量標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本質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對於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難測度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各項指標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可行標准。目前，「4E」標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經濟性、公平性是評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客觀標准，其中的公平性標准即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如「基準評價指標」（即標桿法，就是預先選定一個組織或一個標准，並將其作為本組織一定期限內努力的方向和試圖達到的目標，到設定期末，測度本組織完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和質量，即為該組織的基準績效得分）、「地區差異指標」（即同一種公共服務，評估得分最大地區與評估得分最小地區間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實用的公平性評價標准。

3. 我國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念是在哪一年

我國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念是在2004年9月。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強調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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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於公平分配，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比較突出，並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

並已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焦點問題之一，實行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當前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所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以及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

4. 基本公共服務如何實現均等化

之所以如此,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後出現的新特點有密切關聯。這些新特點是: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所凸顯。通過市場化改革,我國的 財富增長很快。接下來需要考慮如何讓財富的支配和消費更加公平、公正。中央提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際上就是對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的具體探索。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 從世界范圍來看,財富的生產在某一時期實現快速增長並非難題,許多國家都曾有過階段性的經濟奇跡,而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財富和消費財富,則是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是使生產出來的財富惠及更多社會成員,在促進財富快速生產的同時,實現財富消費的公平和公正,以防範片面追求財富增長所導致的公共風險和危機。 從這個現實背景來看,我們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是一項孤立的公共政策和純粹的福利行動,也不是一個化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而是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明晰化和具體化。它表明,中國發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增長的基本取向由單一的效率至上轉向公平與效率並重,使物質財富的增長帶來更多的社會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二是發展的基本取向由片面的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使經濟的發展帶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回歸發展的終極價值;三是小康生活的基本取向由主要追求物質指標轉變到以和諧為導向,使生活的殷實和富足帶來更大程度的社會和諧,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由此看來,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是當前的一項重大公共政策,而且還承載著時代變遷的重大使命。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 要使上述基本理念的轉變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體現出來,必須要有正確的認識和良好的體制和機制。公共服務與每個社會成員密切相關,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指導和培訓、社會治安以及食品葯品安全,等等。要使這些公共服務全面實現均等化,不是短期內單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發展與改革的雙重推動。發展是基礎,改革是動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應被理解為單純的國家財政分配過程,而是經濟發展過程與國家財政分配過程的有機結合;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力配置過程,而是財力配置與制度創新的融合。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要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項中長期任務。從公共服務的供應方來看,政府是最終責任主體。在我國,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相差很大,這種差距不只是財力上的,如城市政府和鄉村政府、相對富裕地區的政府和貧窮地區的政府,也有認識水平、人員素質、創新意識、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建設能力上的差距,這類差距不是通過增加財力、短期培訓、更換操作人員就可在短期內消滅的。從公共服務的需求方來看,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等原因,公共服務的消費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這既有自然條件的影響,如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即使把錢送到居民手上,也難以消費;也有當地人文社會因素的制約,如文化素質、傳統意識、風俗與宗教等等,都會造成居民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居民的這種消費能力體現的是自主性和能動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最終依賴於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消化、吸收,進而轉換化為居民生活的改善、基本素質和技能的提高。譬如教育,有些並不是上學難、上學貴,而是主動輟學,有的家長認為上學不如賺錢實惠,也有暴富的家庭認為孩子不上學將來也衣食無憂,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因富輟學」的怪現象。這說明,要縮小公共服務消費能力上的差距,確實需要居民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改善。 第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機會的平等。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機會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因性別、年齡、戶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分為三六九等,因身份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待遇,那就談不上均等化。比如農民工因身份受到制度歧視,即使常年在城市工作也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社保等。這種因制度歧視造成的公共服務差距,只能通過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才能逐漸消除。當前,社會各界對擴大公共服務的呼聲很高,這是合理的,但要避免以籠統的公共服務規模的擴大來掩蓋差距的擴大,或以某一方面差距的縮小來掩蓋其他方面差距的擴大。 第三,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這有兩重含義:一是不能把居民局限於某一地理空間。例如,在城鄉分治的框架內通過給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來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這在近期是必要的,但若長期如此,其均等化就會變成一種社會強制,使個人意志受到壓抑。二是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例如,一個人不願居住在嘈雜的城市,而選擇居住在寧靜的山區,盡管山區政府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明顯差距,但對他來說,公共服務仍是均等的。因此,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更多從需求方來考慮,尊重居民的合理意願和選擇,不能光看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等於各地方政府財力的均等化。不少人認為,實現了財力的均等化就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有的研究為便於數學模型的運用,也簡單假設:財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沒有價值。我們通常用人均財力這個指標來衡量地區間財力的差距,其實,無論分母使用財政供養人口,還是本地戶籍居民,這個指標都不能准確反映地區間財政能力的差距。因為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在不同地區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同樣的錢未必能提供同樣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的單位成本、醫療的單位成本、基礎設施的單位成本等等,會因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國土面積、民族構成等因素而不同。即使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相同,由於制度因素及管理水平的影響,同樣數量的資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財政能力的均等化,而財政能力是財力、單位成本和制度及管理因素的復合函數,僅看財力的多與少是片面的。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做到幾個「結合」 依據以上認識,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整體把握,分步實施,選擇好恰當的路徑和切入點。既不能單純從供給方來考慮,也不能僅從需求方來觀察,更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做法。從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應考慮做好以下幾個「結合」: 首先,從發展與改革的結合上來規劃。一方面,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也是基本路徑。經濟蛋糕大了,財政蛋糕才能大;同時,經濟發展協調了,區域、城鄉差距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實現了。從整體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寓於經濟發展之中,使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服務固然是財富的消費,但與經濟發展有內在的聯系,長期來看不但不會阻礙財富的增長,反而是財富生產可持續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觀點,也要有「循環」的理念,不能靜態、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也是改革的過程,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責任意識的形成、職能的轉換、政府間責任的界定等,後者則與政府間分配關系密切相關,涉及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等問題。此外,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有內在聯系。沒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無法推進的。相對於現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財富支配格局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作動力。否則,利益格局的凝固化,會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空洞的口號。 其次,從財力與制度的結合上來操作。財力只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光有國家財力的投入,而沒有相應制度的創新和改進,擴大公共服務就會落空,均等化也會成為紙上談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費也越多。例如教育,盡管國家投入沒有達到佔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體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師范畢業生「有崗無編」(編制被非教學人員佔用),不少畢業生被迫轉行;一方面技工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醫學博士不能處置基本的臨床病例,等等。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從邏輯上看,是制度決定了財力的配置,從而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礎上加大財力的支持力度,只會使扭曲的公共服務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從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上來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既要考慮政府的服務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滿意度。任何一項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慮需求方的意願、能力,尊重其自主選擇。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就遵循了自願參與的原則,結果得到了越來越多農民的擁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衡量標准不是數字上的大體相等,而是群眾的滿意度和社會的和諧程度以及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 最後,從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合上來運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並不排斥市場主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參與,國際上已出現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結合我國國情引進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終責任主體,但公共服務責任是可以分解的。通過這種責任分解,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可以培養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有助於形成公共服務的道德倫理基礎。(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5.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對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最基本職能。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各級政府充當著核心主體，承擔著義不容辭的主要責任。對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已經達成諸多共識，並正在採取相關舉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但從現狀來看，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不當市場化而引發「泛市場化」。鑒於政府財政緊張、大包大攬基本公共服務而出現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政府供給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運行中卻容易引發「泛市場化」，即過度市場化。把不該市場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市場化了，把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安排權放棄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成本提高，一般群眾難以承受公共服務的高價位，加劇了社會不均。實際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市場化就是讓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出資購買，安排給群眾，使他們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發展的服務，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棄對公共服務的安排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應考慮不同類別的基本公共服務應選擇不同的供給主體。有些基本公共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才會實現公平，這是由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特性所決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允許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必須要求政府控制服務的安排權，而禁止市場進入的基本公共服務則應盡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來防止因「泛市場化」而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資金。完善公共財政政策，科學、合理地轉移支付是實現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見效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許多專家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資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諸如，在經費缺乏背景下，部門間利益競爭導致轉移支付的資金沒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門間亂用、濫用、挪用資金等現象不斷產生；公共服務部門內部未能把資金用於最需要的群體或地區，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對象沒能得到服務，導致嚴重的不公等。其實，完善公共財政政策不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不足問題，而且要解決財政供給不均問題。地方對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公平分配，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供給均等化。為此，增加部門經費開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務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是預防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辦法。在對公共服務支出進行績效審計時，應特別考慮公共服務支出的公平性問題。
3、推進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民主化、科學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有賴於公共服務部門科學、民主地制定並實施公共服務政策。如果公共服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缺乏民主化、科學化，同樣會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標遭夭折。如果部門政策制定不科學、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務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體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靈活性、法制性，就出現政策失衡，政策背離公民實際需要，背離國家公共服務目標，最終引發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同時，由於部分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及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不好，對政策誤解、曲解，沒能嚴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執行偏離工作要求，引發行政亂作為、不作為，導致公共服務不公平。實踐證明，行政程序法、行政問責制、合理的幹部考核制度、聽證制度等，是保證公共服務政策科學制定與執行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有力舉措。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重視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而且要重視提高社會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公眾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也取決於公眾享受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高低。為了實現均等化，必須努力追求全體社會成員具備大致相當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困難群體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強意識，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所有公眾都有根據自己實際需要選擇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夠高的公共服務選擇能力，以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務。一部分公眾有經濟實力，但他們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意識，沒有得到本來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如他們缺乏參保意識，沒有購買社保、醫保、失業保險，造成機會不均。也有的公眾對公共服務期望值過高或盲目信任，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缺乏判斷，未能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費成本。如農民小病進大醫院、盲目攀比進城擇校就讀等現象，就是沒有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典型。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由消費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們缺乏經濟地消費公共服務的意識，缺乏選擇公共服務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業，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貫徹『自助先於公助』原則……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自助之外的補助形式，而不能將政府公共服務作為一種純粹的福利性公共產品。」[13]雖然政府出資購買基本公共服務，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付費，群眾必須具備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困難群體的經濟能力對實現均等化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當困難群體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他們就會付得起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費用，政府就會減少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壓力。但由於困難群體經濟承受力低，難於購買如社保、醫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失去了受服務的機會，導致機會不均。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徑。而充分就業是提高困難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的保障。現階段，政府應該「授之於漁」，重點考慮幫助困難群體充分就業，為困難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及就業信息，創造就業條件等。 目前城市擁有比農村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農村居民更高質量的服務。但造成現階段城鄉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質量上不均，不僅僅在於城市擁有更多數量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而且也是由於城市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廣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有限，又沒有被集中利用，極大影響基本公共服務質量。
農村要想得到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除了政府加大對農村投入外，還應該考慮集中利用農村現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事實上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相對來說，農村地廣人稀（特別是西部地區），且近幾年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數量減少；同時，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設備、設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費」的嫌疑（農村近幾年的小學生入學人數減少，農村衛生院的就診率下滑，農村文化等基礎設施閑置等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現實，要求政府應該考慮農村現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集中利用。可考慮在公共財政投入數量不變前提下，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適當合並農村學校、農村衛生院、農村基礎設施，集中利用資金、人力資源、設備、設施，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縮小與城市的差距。從長遠來看，除了集中利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外，還可考慮加速城鎮化。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高低，與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相關。城鎮化、工業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就越均等。這種成功做法在國內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鑒。 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和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議。迄今為止，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績效評估往往以各種量化指標，從政府的理想預期出發，沒有把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標准。實際上，公眾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公眾的滿意度才真實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滿足程度。公眾對公共服務表達不滿，說明他們的公共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要求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方式，進而提高公眾滿意度，基本公共服務才會趨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現階段尤為重要。它不僅能夠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和引導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針對目前公眾公共服務評價體系還未建立，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比較低，還缺乏公共服務評價的方法與技能等實際情況，尋求普及公共服務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於提升公眾公共服務評價能力、充分表達滿意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與此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跟蹤反饋制度，明確對公共服務活動監督的主體、內容、對象、程序和方式，規范問責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溝通渠道，擴大公眾在公共服務問責制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6.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就要通過什麼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

善公共服務體系，就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政策托底、保護弱勢群體，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讓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6)公共服務均等化人民日報擴展閱讀：

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非常關心和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近些年，縣級圖書館、文化館建設項目的實施，基本實現了縣縣有圖書館、文化館的建設目標；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送書下鄉工程、流動舞台車工程等的實施，使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狀況有了顯著改善。

然而，由於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農村很多地方特別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鄉鎮文化站設施設備落後、經費不足、服務能力偏低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這與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適應。

加強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措施；是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維護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必要手段；是提高廣大農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保障。

組建集書報刊閱讀、宣傳教育、文藝演出、科普教育、體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動等於一體的鄉鎮綜合性文化站，涉及全國所有農村鄉鎮，規模大，影響面廣，將從整體上改變農村文化建設的面貌。這一惠及億萬農民的文化建設工程，將把新建鄉鎮綜合文化站建在人口集中、方便群眾的地段。

建築規模一般不少於300平方米，包括多功能活動廳、書報刊閱覽室、培訓教室、文化信息資源共享服務室、室外活動場地以及宣傳欄、黑板報等配套設施。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財政投入最大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於進一步改善農村文化設施狀況，活躍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實現和保障廣大農民群眾精神文化權益，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鄉鎮文化站作為政府出資的公益性事業單位，是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社會服務、指導基層、協助管理農村文化市場的職能。

各級政府要充分發揮在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中的主導作用，高標准高質量地完成好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任務，推進農村公共文化體系建設，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新的貢獻，以出色的工作成績迎接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

7. 怎樣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實現惠及全體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是人們共享現代化成果的重要舉措，是改善民生、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公共服務的高度重視以及持續投入，我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公共服務的范圍不斷延伸，如公共服務不僅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體系、基本醫療保障等物質領域有了拓展，還關注精神文化領域，對公共博物館、紀念館、體育館等公共文化體育資源逐步實行免費開放，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公共服務的質量有所提高，如免費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使義務教育實現了從「有書讀」的外延擴張到「讀好書」的內涵建設跨越，義務教育服務質量全面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依然突出。從供給上看，由於公共服務概念和范圍的不確定性，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其他供給主體的弱參與性，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不足，與人們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從分配上看，由於我國經濟社會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數量等優勢資源都往發達地區聚集，導致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遠低於城市，東部地區水平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地區、人群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差距。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最緊迫的是構建覆蓋城鄉、公平合理、普惠標准不斷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鄉群眾。
可見，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雖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距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因此，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需要著力解決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一是健全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產生強激勵，而較差的制度安排將對社會交易活動產生負外部性。公共服務由於其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性，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安排，確保制度、機制保障。一方面，健全的政策法規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一個完善的法治社會中，公共服務供給者在考慮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會盡可能考慮社會法律的各種約束的風險。因此，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約束會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另一方面，完善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夠彌補正式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例如，由村民自治組織執行監督或仲裁的非正式組織能有效提高村民監督和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積極性，從而保障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二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關鍵所在。政府既是經濟領域宏觀調控的主體，也是社會領域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當前，關鍵是要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充分挖掘公共資源潛能，集中力量組織和提供基本民生服務、公共事業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公益基礎服務，滿足群眾基本需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方面共同構成了政府的主要職能，過去，我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調控和市場監管的職能，忽略了後兩個職能的作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政府形態弊端日益顯現，迫切需要加以改變，注重公共服務供給，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保障人們充分享受公共服務。為此，應著力調整可支配財政資源的支出結構，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熱衷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硬體投入，而忽視改善民生方面的軟體投入，從而使得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更加嚴重，因此，應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務惠及全體人民。
三是完善投入機制。完善的投入機制是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完善的供給體系是包含政府、非政府組織、個人、企業等多個供給主體的體系范疇，可以從供給數量上彌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完善的供給體系還有利於改善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有利於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完善的供給主體可以解決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將釋放部分財政資金進入其他領域的投資，從而有助於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結構的改善。此外，還要形成多元化的政府供給模式。目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供給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政府供給模式單一，主要採取政府直接投資為主。政府應根據公共服務的不同屬性，採用不同的供給模式，豐富公共服務供給數量和質量，如，有些公共服務可以採取招標、經營許可證等形式，強化競爭機制，提供對這類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對基礎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則採取政府供給的模式等。
四是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高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水平。要積極探索公共服務供給改善渠道。通過建立統一科學的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准確判斷出公共服務水平，並通過建立公共服務修正機制，不斷修正公共服務供給方向和供給質量，使公共服務符合社會發展需要，並能真正惠及全體人民。同時，還應搭建公共服務供求雙方之間有效溝通的渠道，從而有利於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提高。（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8.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義

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為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強化政府對公共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推動公用事業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均質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探索國有公共企業私有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制等改革舉措。百餘年來，各國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推動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亞洲地區現代化的進程起步時間不一，各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差別較大。二戰以後，先期實現體制變革和經濟騰飛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通過在公共財政、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數亞洲國家，由於治理理念、政治體制、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口規模以及連年戰亂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強，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席捲全球，亞洲國家中，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高的國家認真總結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經驗和教訓，不斷深化公共服務制度安和公共服務方式的變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和經驗，努力探尋適合本國特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亞洲國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難題，也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努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理念，始終堅持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基本路徑。通過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提高，為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
第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要求政府將維護最廣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學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公平正義意味著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公共服務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過均等化的制度設計，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的宏偉藍圖。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目標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在改善經濟調節、嚴格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職能轉變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務重點；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門的職責，做到權力與責任對等，避免職能交叉重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立了體制基礎。
第五，中國政府在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確定了「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針。主要做法是通過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