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務理論評價

A. 公共服務理論

公共服務的理念起源於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與斗爭，最早提出公共服務的是19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AdolfWagner）。1912年法國公法學家萊昂·狄驥明確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實施主體是「那些事實上掌握著權力的人」。19世紀末期英國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會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他認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以便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調和起來，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實現。

21世紀初期，以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家羅伯特·B·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這一理論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政府的職能服務；二是追求的目標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產品；三是行政作為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務於公民，而不是服務於顧客；五是強調責任政府，責任並不簡單；六是重視人，而不只重視生產率。

公共服務屬於公共產品的范疇。按照公共產品的概念，公共服務應是一種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服務，是以一定的信息、技術或文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根據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社會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是指那些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從事生產、生活、發展和娛樂等活動都需要的基礎性服務，如提供水、電、氣，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郵電與氣象服務等。經濟公共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及其組織（即企業）從事經濟發展活動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如科技推廣、咨詢服務以及政策性信貸等。公共安全服務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務，如軍隊、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務。社會公共服務則是指通過國家權力介入或公共資源投入為滿足公民的社會發展活動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務。

B. 新公共服務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相比有哪些不同其基本觀點如何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不同：
（一）理論基礎不同
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基礎和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經濟學理論是以公共選擇理論中的 「委託-代理」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為重點的。經濟學理論的這些共同特徵是強調市場機制的優越性，提倡政府應該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所以，新公共管理理論崇尚大量地依靠市場機制去引導公共項目。20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對西方國家的私營部門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私營部門為了適應環境，很快進行了管理變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公共管理者認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別，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上，私營部門還要比公共部門更勝一籌，因此，私營部門中的一些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戰略管理、目標管理、靈活且具有彈性的組織模式、顧客至上、結果控制等方法都卓有成效，並紛紛被引入公共部門的管理之中。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一個理論基礎是民主公民權理論。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包含對社區及其成員的承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水平以及把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生活方式。新公共服務理論重視民主公民權，實際上是對更加積極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的復興。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區與公民社區理論越來越受到關注。西方社會日益多元化，社區被視為促進統一和利益綜合的重要途徑。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促進社區的形成和發展。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第三個理論基礎是組織人本主義思想。基於傳統的官僚層級制限制了人類活動的視野，不利於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因此，人本主義試圖把公共組織改變為更少的受權威控制和支配的、更利於個人積極性和靈活性發揮以及自我實現、自我滿足的組織。
（二）價值取向不同
新公共管理有眾多不同的名稱，但其核心價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市場化是新公共管理的首要價值取向。「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組織的運作中，即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主張用市場的力量改革政府，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部門，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展開競爭，縮小政府規模，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效率。新公共管理認為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是民營化和合同制。市場化成為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改革、緩解政府壓力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新公共管理的另一個價值取向是顧客導向。政府不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機構，而是由責任感的企業家，公民即為其顧客和消費者。只有以顧客為取向，才能提供多樣化的社會需求並提高政府服務質量。
新公共服務理論對公民權利更是倍加重視。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在公共組織尊重公民的基礎上，只要通過合作和分享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實現公民權利的手段是公民參與。

C.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基本觀點
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家看來，公共行政官員在其管理公共組織和執行公共政策時應該集中於承擔為公民服務和向公民放權的職責，他們的工作重點既不應該是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應該是為其「劃槳」，而應該是建立一些明顯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具體來說，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七項核心主張：
1. 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即公務員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公民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非試圖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駕馭他們。其角色從控制轉變為議程安排、使相關各方坐到一起，為促進公共問題的解決進行協商、提供便利，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者甚或裁判員
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追求公共利益：即公共行政官員必須致力於建立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在個人選擇的驅動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要創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責任。政府的作用將更多地體現在把人們聚集到能無拘無束、真誠地進行對話的環境中，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還有責任確保經由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規范，確保公共利益居於主導地位。
3.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即戰略地思考、民主的行動：即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計劃，通過集體努力和協作的過程，能夠最有效地、最負責任地得到貫徹執行。通過對公民教育方案的參與以及對公民領袖更廣泛的培養，政府可以激發人們重新恢復原本應有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責任感，而且這種自豪感和責任感會進一步發展成為在許多層次都輝出現的一種更強烈的參與意願。
4.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即公共利益源於對共同價值准則的對話協商，而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因此，公務員不僅僅要回應「顧客」的需求，而且更要關注建設政府與公民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
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即公務員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他們也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關注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准則、職業標准和公民利益。公共行政官員應該受到包括公民利益、憲法法令、其他機構、其他層次的政府、每體、職業標准、社區價值觀念和價值標准、環境因素、民主規范、公民需要在內的各種制度和標准等復雜因素的綜合影響，而且他們應該對這些制度和標准等復雜因素負責。
6.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即公共組織及其所參與的網路，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共同領導的過程來運作，它們最終就更有可能獲得成功。公共行政官員既不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只是需要保障和組織一種官僚職業的雇員，也不像新公共管理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只是市場的參與者，他們的動機和報酬遠不只是一個薪水或保障的問題，他們希望與別人的生活有所區別，因此要分享領導權，它具有相互尊重、彼此適應和互相支持的特點。
7.公民權和公民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身份：與視公共資金為己所有的企業家式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務員和公民都致力於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公共利益就會得到更好的實現。新公共管理理論鼓勵公共行政官員採取企業家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樣會導致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只是在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和滿足顧客的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行政官員不是他們機構和項目的企業所有者，政府的所有者是公民。行政官員有責任通過擔當公共資源的管理員、公共組織的監督者、公民權利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以及基層領導等角色來為公民服務。他們不僅要分享權利，通過人民來工作，通過中介服務來解決公共問題，而且還必須將其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非企業家。
我認為該理論可以為我們構建服務型政府提供一定的借鑒。它的7項核心主張基本上涵蓋了服務型政府的主要特徵。而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者和實踐者都意識到，中國行政改革的目標選擇應該是服務型政府的職能模式定位。最近幾年，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實踐，但由於這些努力還大多是行政體制改革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自覺。我們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政府。改革是需要理論指導的，所以，有關新公共服務的理論應該引起我國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和實踐者的關注。

D. 什麼是新公共服務

「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也就是說，它重點闡述公共行政與公民的關系、公共行政與公共治理系統的關系。

「新公共服務」理論源於四個基礎理論，即民主社會的公民權理論、社區和公民社會模型理論、組織人本主義和組織對話理論及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4)新公共服務理論評價擴展閱讀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建立社會遠景目標的過程並不能只委託給民選的政治領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員，廣泛的公眾對話和協商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將更多地體現在把人們聚集到能無拘無束、真誠地進行對話的環境中，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這樣才能建立具有廣泛基礎的社區、國家或民族的遠景目標，才能為未來提出指導性的理想。

相比之下，通過這種協商過程來形成一系列簡單的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該過程促使行政官員、政治家和公民處於思考社區和國家預期發展前景的過程之中。此外，政府還肩負著道義責任，即確保經由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規范。

換言之，政府的作用將是確保公共利益居於主導地位，確保解決方案本身和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價值准則。政府應當積極地提供這樣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公民能夠通過對話清楚地表達共同的價值觀念，並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

公共行政官員不應該僅僅通過促成妥協而簡單地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應該鼓勵公民採取一致的行動。這樣，他們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備更長遠、更廣博的社區和社會利益觀念。

E. 政府，是服務還是掌舵——論登哈特新公共服務理論

它試圖吸收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尤其是在承認新公共管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進以及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能否提出一種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觀，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公民權 公共利益 公民社會作者簡介：陸曉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06級本科。 一、導言 「人類能夠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卻沒有辦法窮盡真理」[1]。這就決定了探索規律是一個永恆不止的過程。公共行政學理論的發展也遵循這一規律。從1887年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季刊》發表著名論文《行政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幾次有代表性的變遷。公共行政「改革的鍾擺從來沒有停止擺動」[2]。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實踐上做出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理論，「新公共管理總是處於上風」[3]。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公共領域實踐的發展，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繼而至。在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國的著名的學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換「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價值觀」[4]。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會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當然得新公共服務理論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們國家的一些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意的觀點。 江蘇行政學院行政學部的周義程在《新公共服務理論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過搭建評價理論的標准,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三個方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學術解構,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選題所引發的研究目標的低層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動研究層次; (2)該理論對企理念大多已被企業家政府理論推進到了操作層面;(3)從嚴格意義上說,新公共服務是一種假說而非理論; (4)新公共服務在理論形式上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性、邏輯的不嚴密性和美學意義上的簡潔性不夠等缺陷。」[5]但是他還提出：「當然,新公共服務理論盡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至少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婦有明確的理論建構意識,而這正是許多中國行政學者所缺乏的。由此,我們又不得不在這里簡略地探討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們看來,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為三點: (1)重復勞動的行動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應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純研究。」[6]從理論的構建這一點上對中國的年輕學者提出希望，希望他們可以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構建出若干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只要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中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就必然不會永遠處於邊緣。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興和浙江大學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吳國驊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中從政治層面對新公共服務理論和其他的幾個理論做了論述，並且提出從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們指出：「這種從政治路向出發的政府改革包含著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構建公民參與新渠道。最後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7]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面對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為代表的後新公共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這種針對官僚制政府政治層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確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新的改革模式對正在進行的中國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8]。 我國著名的學者武漢大學的丁煌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中說：「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日益顯現其主導範式地位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置疑與批評，而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種種異議中最具有替代意義的新理論模式當數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試圖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於改進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並摒棄其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適合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管理實踐的新的理論選。」[9]彭未名、王樂夫在《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於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視公民權和人的價值,注重以公民為中心,這樣一套公共行政理念為我們探討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依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構建和諧社會: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新民意表達機制;培育和發展社區及公民社會組織;增加公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機會;為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製度保障;強調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10]針對新公共服務的一些理念對我們國家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吳秋蘭在《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價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論為視角》，從行政倫理的角度對新公共服務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從行政倫理的基本結構層面出發，在新公共服務的價值體系下探討我國行政倫理的建設。張治忠和王澤應在《新公共服務；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指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內涵在於促進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倡導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在理論上訴求於公共性話語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現實中訴求於以公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11]從新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與現實訴求的方面對新公共服務進行了一些研究。 國內還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進行了研究與探索，本文就不再列舉。在這些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產生的背景、理論的內涵以及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提出一點有益的參考。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要想談新公共服務，就要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必要的分析與研究。所謂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歐洲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現代化的改革實踐中的「管理主義」對韋伯「官僚制理論」的持續爭論。在爭論中，管理至上學說占據優勢，它從管理學的角度批判官僚主義，推崇私營機構的管理技術，認為分權、放鬆規則、委託等是醫治公共管理機制僵化痼疾的組織原則。[12]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實踐中的運用，逐漸形成了一種相對一致的學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為指導歐洲和美國等國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組織結構上試圖打破傳統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級制的組織結構，代之以規模較小、層級扁平的組織模式，並且將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組織分離開來。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營企業的管理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機械化的管理方式。績效評估、項目預算、戰略管理這些管理方式用來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新公共管理倡導政府放鬆管制，轉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政府——市場關系。因此，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將原來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通過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轉交給市場。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機制，「競爭有種種好處，而其中最明顯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產生多。……競爭迫使公營的（或者私營的）壟斷組織對顧客的需要作出反應。……競爭獎勵革新；壟斷扼殺革新。……競爭提高公營組織的雇員的自尊心和士氣」[13]。通過在政府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運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持有以下的兩個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場化。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優於公共部門，並且可以用於公共部門，公私之間的區別是一種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這些理論對在奧斯本和蓋布勒的《重塑政府》一書中得到了提煉和普及，成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業家政府理論。 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發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學者對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還是再造我們自己》一書中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倡導的價值觀提出了異議[15]。福克斯在《作為後現代符號政治的政府再造》一書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矛盾[16]。還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公共企業家精神以及所謂的「新管理主義」很可能會損害諸如公平、正義、代表制和參與民主和憲政價值[17]。很顯然，這些不同的批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包括企業家政府理論在內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局限性，這些不同的觀點對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並沒有提出替代的理論。「而新公共服務理論正是以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登哈特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學者基於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特別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之精髓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18]。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的來源和內涵 「任何一種理論學說往往都是在先前業已存在的某些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植根於理性選擇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對照，新公共服務理論像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一樣，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將其描繪成一種規范的理論模式並且可以與其他的理論區別開來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19]登哈特認為在新公共服務的思想來源中，更加具有當代理論的先驅理論包括：（一）民主公民權理論。對公民權和民主的關注在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中尤為重要和明顯，這兩種理論對提倡再度復興的、更為積極的和更多參與的公民權。但是，公民權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種明顯的定義關注的焦點是由法律體系規定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說公民權被看作是一種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種更加寬泛的觀點認為，公民權涉及的是一些與一個人在某一政治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特性有關的更加一般的問題，其中包括諸如公民的權利和責任，而不管他們的合法身份。按照這種觀點，公民權涉及的是個人影響政治系統的能力，意味著要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登哈特倡導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後一種的觀點。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下篇）中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 [20]又說：「盡管有些政治家現在怎樣想要給與他們中間的若幹人以某種優越的地位，他們自己卻並沒有這樣的要求；而是基於他們一律平等，直到他們基於同樣的意願在他們之上設置了統治者為止。所以，他們的政治社會都起源於自願的結合和人們自由的選擇他們統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協議。」 [21]從這一點來講，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區和公民社會理論。登哈特認為可以將最近關於社區和公民社會的討論看為新公共服務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作者看來，「前人們對社區的廣泛興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種興趣的產生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有所表現。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興趣。一方面，傾向於左翼的人們把社區視為作為現代社會特徵的過度貪婪和自立、利的一劑解毒葯，視為治療個人主義蔓延的一副良葯。與此同時，那些傾向於右翼的人們則把社區視為對一些基本的美國價值觀進行恢復的一條途徑，盡管這些基本的價值觀曾經被人們所持有，但是它們現在正遭受到一些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挑戰。」[22]迦納德認為，由於社區意識可能產生衍生於從鄰里街區到工作團體等許多不同層次的群體，所以它可以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機構。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它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區的互動性在個人和集體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並且使得個人與集體保持一致。（三）組織人本主義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組織人本主義。在他看來，在過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論家們已經與其他學科的同事們都認為，對社會組織的傳統層級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們的視野，而且他們都批評官僚制並且都在為管理和組織的研究尋求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從集體意義上來看，這些方法都試圖把公共組織改革成內部選民和外部選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家和組織學家、哈佛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個性與組織》一書中，他就探討了傳統的管理方法對復雜組織內部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他特別提出，關於人類個性研究表明，從幼年期長到成年期的人們都要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依賴到獨立，從有限范圍的行為到更大范圍的行為、從淺表的興趣到更深層次的興趣、從較短期的眼光到更長遠的眼光、從從屬的地位到平等的或優越的地位以及從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認識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3] 還有一些學者對公共部門中更具人本主義意味的組織構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從集體意義上來說，這些學者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派，新公共行政學派在本質上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會中同時在社會科學學科中興起的一些激進運動而產生的公共行政學派。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學》中對社會公平作為行政決策和政治決策的指導觀念進行了論證，「公務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要能夠建立很保護社會公平的標准和測量以及認識公共服務對公民尊嚴和福利的影響」[24]。（四）後現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務的第四個理論來源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傳統的對實證主義模式的依賴強化了對已經成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組成部分的客觀化和非人格化傾向，同時他們還認為僅僅依靠實證主義則根本不允許人們對作為人類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價值觀最充分和最完備的認識。通過一些方法，學者們希望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實踐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備選方法，這些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更加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是客觀的行為），並且更加關注現實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緒和感情。後現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會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會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可靠會話的理想把行政官員和公民視為彼此是充分參與的，他們不僅僅被視為召集到一起談話的自利的個體，而且被視為在一種他們作為人而相互接洽關系中的參與者。這種進行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最終過程也就是個體隨著自己的參與而彼此相互接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包含了人類個性的所有的方面，他們不僅有理性，而且還有經驗、直覺和感情。但是這種變化很難，它需要達成共識：1.怎樣才能在不依賴理性的條件下行動，2.如何與不同的事物達成妥協。對此，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麥克斯威特提出了一個實用的步驟——我們彼此敞開心扉、開誠布公。「這種備選方案就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把自己的心裡話都倒出來，以及把別人當作自己加以忍受。這……與其說是理性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理性的轉化。……通過使人們及其生活成為理性所預期的目標，理性就把我們彼此分離開，這時人類的狀況是：我就是你。」[25] 總之，登哈特認為，公民權理論家、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家、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服務創造了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氛圍，他們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觀點構成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來源。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務認為,政府不應該像企業那樣運作,它應該像一個民主政體那樣運作;行政官員需要認識到他們有許多東西是要通過傾聽公眾的聲音而不是向公眾發號施令並且要通過服務而不是掌舵才能獲得。公民將和公共官員一道以一種互利合作的方式，齊心協力的界定和處理一些共同的問題。具體而言,新公共服務提出七項主張:1.服務與公民,而不是服務與顧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進行對話的結果,而不是個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務員不是僅僅關注顧客的需求,而是著重關注於公民並且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27]3.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致力於為社會做出優異貢獻的公務員和公民要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夠更好的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後一種管理者的行為似乎表明公共資金就是他們自己的財產。[28]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項目可以通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29]5.承擔責任並不簡單。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務,而不是掌舵。對於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於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展方向。[31]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32]

F. 怎樣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新公共服務的理論爭辯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是相對於傳統管理理論而言，以全新的視角、全新的理念、全新的價值觀審視去和研究公共行政的現實和未來發展。其基本特徵是在公共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和私人企業的管理方法，如對公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造、下放管理權力、增加透明度、政府業務合同外包、政府績效評估等。主要以經濟學理論、私營部門的管理理論作為理論支撐，體現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格局，成為了西方國家主導性的政府公共行政實踐方式；解決西方社會現實問題的產物，也是對公共管理時代要求回應的產物，具有發展運用的現實基礎；反映政府職能定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使得民主行政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趨勢。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
新公共服務是在以往各種管理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種真正的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運作模式。新公共服務提倡公共利益、公民權利、民主程序、公平和公正、回應性等理念。它強調「公民優先」,在此基礎上明確區分了「顧客滿意」和「公民滿意」原則,表達了一種對民主價值的全新關注。主張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等。

G.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不足之處有哪些

從方法論的視角來看，新公共管理的方法論主要存在以下的局限性。

1、「效率至上」的管理方法導致政府公共性的缺失

新公共管理所倡導的民營化、企業化、市場化等一系列以追求效率為目的管理方法，體現了人類尋求良好政府治理的一種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社會及公民對有效政府的期待。

這些主張與方法可以說在理論與實踐中極具啟發與現實意義，但是對效率這種行政的工具理性價值的過度追求就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存在很多缺陷。

新公共管理主張建立市場化改革取向的政府，認為經濟與經營中市場化的操作方法和手段可以引入公共部門，以取代「低效」的官僚行政手段而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然而我們知道，市場不但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且市場追求高效率的特點在於，將所有活動和人類互動都看作是交易和契約行為。

效率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所有活動都圍繞追求高效率、高利潤來展開。新公共管理採用的這種效率中心主義的方法，徹底打破了公私部門的界限，使政府施政的基本目標趨向於「三E」：經濟、效率與效益，突出強調的是經濟價值。

然而，公共行政在本質上是以民主與社會公正為基石的，政府的價值表現為強調追求人民主權、公民權利、人性尊嚴、公共利益、社會責任等多元價值，而過分強調對效率的追求，使經濟價值成為判定社會發展的唯一標准，將使公共行政管理違背公共行政的根本價值和根本目標，最終會動搖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礎地位。

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即將效率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唯一目標，將公共行政淪為追求效率的工具，以致於使公共行政喪失了作為行政體系本身的「公共」屬性。如此一來，則使公共行政的根本價值與根本目的走進誤區，進而引發公共行政的價值危機。

因此，公共行政應當承擔政府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責任和正當性，關注其公共性的本質要求，實現公共行政的多元價值目標，避免公共精神的喪失。

2、結果導向的量化管理方法導致片面性

新公共管理倡導並借鑒了企業的經濟管理方法，這種管理方法直接以經濟結果和經濟指標為目標，以量化的結果為衡量績效的標准，試圖以此來提高公共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量化管理方法本身沒有錯誤，問題的關鍵在於，新公共管理方法把結果取向和量化管理絕對化，把經濟價值看成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價值，將經濟指標看作是判定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標准，似乎數字化的「量」成了衡量事物優劣的唯一尺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共行政對人本身及管理環境的重視，忽視了社會公平、正義等價值。

從倫理與責任的角度來說，政府應始終是追求至善、維護公共利益、對人民負責的。然而，一旦作為工具的績效管理被目的化後，金錢、數字就成為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的唯一目標，這樣某些行政領導就會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績工程，試圖通過這樣的績效來說明其工作結果的有效。

新公共管理方法推行以結果為導向的定量管理方法，過分重視結果，過度依賴定量的方法，在管理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公共責任的缺失，有損社會的公共利益。

(7)新公共服務理論評價擴展閱讀

綜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論方法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範式，在公共管理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新公共管理的實踐中發揮著雙重作用。

一方面，它突破了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羈絆，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工商企業管理理論等經濟理論為其理論基礎，以「理性經濟人」的個人主義理性思維方法為表徵，以市場經濟的競爭式管理方法為取向，形成了以結果為取向的績效目標管理方法、以顧客為取向的回應性管理方法、以外部為取向的戰略管理的管理方法體系。

這些管理方法在實踐中的運用，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圍與主題，豐富了公共管理的方法，優化了學科結構，完善了理論基礎與實踐模式，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在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新公共管理理論方法論囿於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並以「理性經濟人」理念為邏輯起點，以引入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為目的，就不可避免地重蹈工具理性的覆轍，將公共行政僅僅作為了實現效率目標的工具，導致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價值性的缺失，從而招致理論界與實踐領域的批判。

盡管如此，新公共管理理論方法論作為一種新的管理範式，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中，仍然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H. 如何客觀評價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盛於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新的公共
行政理論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來西方規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體思想之一。在當代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中越來越顯現出其主導範式的地位。本文將就新公共管理提出的理論及現實背景、理論觀點及內涵、以及該理論的反思進行系統的梳理及評述，以期對該理論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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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提出的理論及現實背景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它的產生是傳統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論危機以及現實實踐過程中的挑戰雙重合力所導致的結果。
傳統的公共行政是建立在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並由古德諾系統化的「與行政二分」理論以及由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論之上的。兩大理論作為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礎，其提出具有跨時代之意義，以此理論為基礎的傳統公共行政模式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個重大的進步，自其產生以來，已逐步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由於其本身存在的內在理論缺陷，在其形成後不久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學行為主義和人際關系學派的激烈批判。
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其二分理論在實踐中的不可行。行政學者羅伯特•達爾和沃爾多都曾指出，威爾遜提出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傳統行政模式的不切實際之處就在於，政治與行政必然是相互關聯的，一個不含任何價值判斷的公共行政只是一個神話而已。此外，面對於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學者們也認為，由於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組織僵化以及等級制的特點，使得它不可避免地會與制發生沖突。同時，以這種程式化、固定化的方式應對豐富而不規則世界，必然導致了各種現實的沖突與壓力。
而在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存在缺陷而招致批評的同時，和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及特點，這對傳統公共新政構成了新的挑戰。
首先，經濟理論新變革的出現。二戰後的西方各國政府遭遇了嚴重的「政府失靈」。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解決公共管理的危機之道便是減少政府的職能，盡量交由更有效率的來調控貨品和服務的供應，以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由此，他們認為市場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為管治社會的主導機制，只有將「經濟效率」奉為最高標准，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才能使眾多自利的個體走到一起，增加社會福祉。
其次，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政府績效與政府合法性的單一縱向參考的時代已經結束，而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橫向競爭的時代成為現實，不同社會下的公眾像選擇職業與工作單位那樣選擇政府的時代已悄然來臨。為迎接這一挑戰，對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進行結構性調整與重塑，無疑將成為各國政府明智的選擇。
總之，隨著理論的發展和現實社會的變遷，傳統公共行政模式已經在理論和實踐的質疑聲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這樣的理論和現實背景下，以和私營管理理論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舞台，並引發了公共管理領域一場新的革命。

I.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理論批判

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和超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新公共服務理論明確提出，公共行政官員並不是其機構和項目的業務所有者。政府為公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