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城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

Ⅰ 供給側改革大潮下 文化產業怎麼做

當前，我國正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解決供需錯配的問題。對文化產業來說，雖然近年來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超過15%，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了諸多問題，突出表現在文化產品數量多、精品少;產業結構落後，數字類、創意類業態較少;文化消費與需求不匹配等等。因此，文化產業也迫切需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發揮文化產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樹立精品意識
我國文化市場充斥著大量同質和山寨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文化產品附加值低，文化品牌還不夠強大，文化企業的經營模式粗放。以動漫產業為例，國家自2004年開始重視動漫產業，一年批了9家動漫產業基地。政策利好期間，受益者包括以打造動漫產業園為概念的地產商和靠生產大量低質動畫來獲得國家補貼的企業。到2012年，政府補助對動漫企業利潤總額的貢獻率為42.35%。優質動漫產品和企業嚴重缺乏，動漫產業鏈不完整，產業發展乏力。
對比來看，迪士尼此前出品的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火速成為內地動畫電影票房冠軍。鮮為人知的是，這部作品歷時5年籌備，項目啟動前花了約18個月進行研究，有近500位工作人員參與製作，共繪制了19.7萬張草圖。為了使電影中的64種動物的毛發更加形象逼真，一個幾秒的鏡頭可能耗時數月製作。
用急功近利代替精品意識，成為文化產品粗製濫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文化供給的質量，首先要樹立精品意識，用精益求精、千錘百煉的匠人精神貫徹始末，才能真正創造出高品質的文化產品，打磨出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
建立市場核心
文化具有「雙重屬性」和「兩個效益」，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如果不恰當地介入往往會導致企業的專業水平低、市場能力差、產品競爭力弱、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因而，培育優質文化產品、釋放文化產業動能，必須要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激活市場主體，建立公平開放、良性競爭的文化市場。
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速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通過簡政放權、放鬆管制、減輕賦稅等，提高文化市場的開放程度和規范程度。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文化管理體制，打破長期以來文化管理職能割裂、政出多門的情況，實現文化資源跨體制的自由流動整合。
同時，維護文化市場的規范有序還需要依靠法律手段。目前，我國在文化領域的法律建設還相對滯後，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文化產業法律體系，提高文化立法內容的覆蓋面和前瞻性，加快推進依法行政。
創新要素驅動
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點。發揮文化產業創新要素的驅動作用，要重點抓好人才、科技、知識產權和資本四大要素。
文化產業是以人力資源帶來創意和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這使得人才成為文化產業的核心要素。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要求與人才儲備存在較大缺口，成為制約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要充分發揮人才作用，制定文化人才戰略，建立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激勵、保障的體系與機制，落實保險、獎勵等經濟激勵制度。
在科技方面，要發揮科技對於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推動文化與科技的融合發展，積極對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傳播和消費環節進行科技化改造，加速推動文化旅遊、工藝美術、文博會展等傳統業態的轉型升級，培育發展互聯網文化、動漫遊戲、數字出版、3D列印、虛擬現實等新興戰略科技文化業態。
同時，盜版等侵權行為制約了文化產業主體創新創造的積極性。應當要進一步健全和強化知識產權制度，推動知識產權的保護、管理和應用。建立知識產權登記、評估、質押、交易的機制，保障和鼓勵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流通。積極實踐知識產權資本化新模式，探索知識產權登記、轉讓、交易的機制，開發探索版權金融、版權資本化等金融手段，吸引活躍的社會資本進入。
此外，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當前，文化領域與金融資本融合不足，破解金融難題、補齊金融短板，實現文化與金融的有效對接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要不斷創新和豐富文化金融產品，擴大融資渠道，拓展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通過制度創新，營造寬松金融政策環境，引導各類資本參與文化領域的PPP模式。建立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務體系，加強文化產業融資擔保等瓶頸領域的建設，如推動版權資產評估、質押、登記、託管、流轉和變現機制，建立項目資料庫、投融資服務平台、技術金融孵化機構等。

Ⅱ 如何用改革推進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
一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要做到簡政放權、放鬆管制、優化服務、釋放活力，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做大、做活市場，從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二是理順供給側和需求側之間的關系，促進兩側均衡發展。
三是完善創新和創業體系，大力推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
四是大力發展公共服務業，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
五是為企業發展減壓，增強企業競爭力。

Ⅲ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3)東城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擴展閱讀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參考資料

搜狗網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Ⅳ 如何進行供給側改革（高一經濟生活）

第一，完善創新創業體系。創新創業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不但有助於提升供給側參與主體「質與量」，同時還對供給側模式的完善和豐富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雙創中涌現出一波又一波活躍的市場主體，讓供給側參與主體的數量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另一方面，創新創業催生出的新技術新思路，也在不斷幫助供給的改善和質量的提升。此外，創新創業所帶動的商業模式迭代，也為供給側改革不斷提供借鑒和參考：以打車軟體為例，在通過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給，同時還挖掘了市場中新的需求。第二，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一直以來，社會對於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側改革呼聲最為強烈，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務在供給總量和供給分布上所存在的問題也由來已久。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破題的關鍵，在於要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堅持凡社會能好的，盡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務的合力，在政府相關部門監管的前提下，鼓勵市場主體進入供給側，釋放改革紅利，進而促進社會整體公共服務水平的改善，讓多樣化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從而擴大公共服務的受益范圍。第三，各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協同。在我看來，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在改善各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讓各要素得到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從而實現社會生產總體成本的降低和總體效率的提升。由於生產要素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資本、人才、技術等，這就需要通過不斷深化金融、教育、科研等領域的改革，促進要素向朝陽行業有效集聚，進而通過多領域改革的協同，讓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總的來說，從「三駕馬車」到「供給側改革」的轉變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更好的推進供給側改革則需要：積極發揮創新創業體系在新動力的核心作用尋找「增量」；逐步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優化「存量」；不斷深化促進各領域改革謀求「協同」，在「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斷踐行，實現社會總供需的良性互動，通過多層次多渠道提高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共同富裕。

Ⅳ 什麼是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

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意味著從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出發，創新供給模式和供給機制，推進結構調整，提高供給質量，有效滿足社會需求。

報告《城域開放眾創空間：創新2.0時代智慧城市建設新路徑》提出，開展基於創新2.0的開放眾創和智慧社會建設，必須加快政府2.0的服務轉型，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報告還以共享單車、導航軟體應用等案例為加快政府2.0轉型，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建設智慧社會進行了論述。

政府2.0通過開放數據推動各方參與眾創可以更好解決社會治理難題。比如高德、網路等商業導航移動應用，通過互聯網企業的創新應用開發和眾多司機智能手機導航應用，在整個城市空間創新了基於實時交通流量數據的交通社會化參與調控模式有效緩解交通擁堵。又如讓綠色出行回歸城市的共享單車。共享單車正是依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通過企業、社會、政府共同參與眾創共治解決城市難題，不僅是一個商業創新、更是一個社會創新，也是「五位一體」智慧城管服務轉型的生動詮釋，更是創新2.0時代群眾路線的新探索，新網路、新數據環境下依託城域開放眾創空間構建智慧社會解決城市治理難題的一個典型樣本。

共享單車的出現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由於城市公共空間規劃設計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務、相關制度與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導致共享單車亂停亂放、人流密集地塞滿了共享單車等問題。這不是共享單車的錯，也不僅是企業的責任，更需要面向創新2.0的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側改革。

我們需要思考，城市精細化管理、制度供給和公共服務是否還存在不足與錯位，城市是為車而建還是為人而生，交通疏堵關鍵在「堵」與「限」還是在服務與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為本，為人行、騎行和社會交往提供了足夠空間，政府是否在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中發揮了應有作用？我們如何基於創新2.0推進開放眾創、社會共治，讓城市出行與交往空間更加美好？

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務轉型。眾創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眾創發展中去持續解決，在創新2.0時代技術、社會以及管理與制度的互動中去解決，通過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的眾創和共治去解決，如同共享單車這樣的眾創所已經解決的問題一樣。在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過程中，公共服務與制度供給的完善、社會治理的精進、智慧社會的建設也絕非一日之功。推動以社會為舞台的開放眾創，需要構建面向創新2.0的「政用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政府在其間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實現面向創新2.0的政府2.0服務轉型。創新2.0時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者、創新生態賦能者、智慧社會培育者。

Ⅵ 供給側改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好處

面對龐大有消費能力的市場群體，中國國內企業難以提供有質量品牌產品和高水準的服務，即使能夠提供也存在不便利、成本高等各種問題。即，國內供給結構出現了問題。中國政府改革供給領域的結構性問題，目的就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1.提升有效供給
根據經濟學基本規律，市場由兩方面因素形成的，即供給側與需求側。圍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供給側強調配置勞動力、土地、原材料、資金、技術、創新等要素，為全社會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而需求學派強調，需求充足與否決定經濟發展狀況，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是理想的市場經濟狀態。當市場需求不足時，刺激投資、消費、對外貿易來促進需求增加，從而實現市場供求均衡和經濟社會發展。
無論是強調供給側還是強調需求側，都有其局限性，因為發揮其作用都需要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2.結合國內外市場推進
在全球化競爭中，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質量。因此，中國更需要強調市場主體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全國范圍內，政府部門推進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的普及和執行，並進一步完善質量、安全、知識產權、公平競爭等領域的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加大懲治和處罰力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給予人民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確保市場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
其次，中國政府加快打破國內外市場壁壘步伐。一方面，中國與一些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相關產能合作備忘錄，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供了機遇和空間。特別是，2016年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等經濟體全面實施FTA，大幅度降低關稅，削減非關稅壁壘;中國正進行與東盟FTA升級版的談判，以及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的談判等，有利於引導中國市場主體的生產行為和提升服務質量。
在國內，2016年繼續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長江經濟帶戰略，其首要任務就是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最迫切的就是促進交通便利和降低運輸成本，減少有質量、信譽產品和現代服務進入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成本。
新的經濟形勢下，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領域，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盡管普通產品供過於求，但是個性化、定製化、公共性的消費與服務嚴重供給不足。地方政府應積極創新和加快彌補短板，建立和完善社區以及農村的公共服務，包括醫療、文化、健身、教育等，從而解決基層組織的公共性服務不足問題。
對於中小企業，政府需要做好三方面事情，彌補其短板：建立公共技術平台，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幫助中小企業技術進步和創新，例如，深圳市政府長期為中小企業提供公共技術服務平台，包括傢具、鍾表、服裝研發中心，電子產品質量檢測中心，材料表面分析檢測中心等;給予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的機會，包括政府采購招投標中給予中小企業一定的機會;對中小企業融資給予支持，包括優惠利率和信用擔保等。
最後，要支持供應鏈等新型業態促進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產能、庫存、杠桿都是市場主體經營過程中的行為，產能過大說明效率不高有待改進，庫存過多說明產品缺乏競爭力，杠桿過高說明市場經營風險尤其是金融隱患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市場主體創新，深圳、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企業應用供應鏈新型業態，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積極創新，藉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相對自由流動的背景，運用現代互聯網技術，以大數據為支撐，發揮規模效應，跨界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和內外體系，大幅度庫存、供需、研發等環節的交易成本，實現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的目標。

Ⅶ 文化產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

文化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是以創新形成更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帶動新需求，另一方面是讓市場及時出清，通過杜絕低俗供給、減少低端供給、淘汰過剩供給、清理僵屍供給、盤活呆滯供給，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簡而言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
（一）杜絕低俗供給
杜絕低俗供給，首先要警惕封建落後文化的「沉渣泛起」，警惕自身成為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虜；其次要從本質上解決低俗產品和服務，在受眾層面提高大眾審美水平，從文藝工作者的角度則要培育德藝雙馨的創作者，對於管理者而言則要掌握負面清單，畫出市場紅線。杜絕低俗供給，首先要提高文化審美層次，使廣大人民能夠自覺拒斥那種以丑態「愚樂」觀眾、以病態刺激觀眾、以媚態迎合觀眾的低俗娛樂。其次應建立警示名單和黑名單制度。為市場經營劃出清晰的「紅線」和「底線」，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建立懲戒機制約束低俗供給。
（二）減少低端供給
當前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端存在的顯著問題，一是中低端產品生產過剩，企業產品積壓；二是高質量、高科技產品需求增加，卻生產不足。減少低端供給首先應當通過文化與科技、金融、旅遊等橫縱聯合，創新文化業態，助推產業轉型升級，建立全產業鏈的大文化發展格局。此外，還應通過強化產業融合度提高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黏度，延長文化產業的價值鏈，提高文化附加值、提升文化領域供給水平。

（三）淘汰過剩供給
要化解文化產業的過剩產能，一方面要分類、分級、分步進行分別處置，另一方面需要在處理方法上運用創新，把工作重點放在消除體制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化解結構性過剩、力避周期性過剩上。一是以創新能力消化和吸收收過剩供給，不斷提升文化產業鏈各環節的附加值，通過創新帶動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制度結構和布局結構的優化，推動文化產業轉型升級。二是以新增優勢文化產品和服務擠出過剩供給，強化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以新的有效供給帶動新需求。三是以創新政策打通供需通道消化過剩供給，完善文化市場准入和退出機制，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流動。
（四）清理僵屍供給
「僵屍供給」來自於「僵屍企業」。清理僵屍供給應當從其形成的根本原因上尋找對策。一方面要通過橫向和縱向整合，打造「文化航母」；另一方面要促進民營企業、小微文化企業發展，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積蓄動能。還需要進一步推動文化企業轉型升級。適應共享經濟、長尾經濟、零成本經濟模式和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縱向上下游並購打通鏈條，生產高附加值的文化產品和服務。

（五）盤活呆滯供給
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形成了不少呆滯供給、呆滯資產。可以通過梳理、分類對呆滯供給的進行盤活，制定專門方案處理。一是要減少新增呆滯供給。建立文化領域負面清單制度，更新限制類新建項目和淘汰類項目，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二是盤活存量呆滯供給。在確保文化資源保護傳承的前提下，加強文化資源梳理和合理開發利用；充分運用創意和科技手段，實現文化價值和實用價值的有機統一。

Ⅷ 如何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供給

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這是順應時代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關於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將培育和促進文化消費、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發展文化非營利組織作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內容，進一步明確了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的方向、思路和實施路徑，必將大大增強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動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務的廣闊空間，切實增加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福祉。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正確處理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簡政放權，進一步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調動各種市場主體和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主體、供給方式和資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元投入、協力發展」為基本特徵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治理結構，切實提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能力和總體水平。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機制，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有效路徑，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進入公共事業領域。這有利於改變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做法，促進政府自身運作方式的改革，減輕政府壓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務社會效率；有利於發揮社會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改善社會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發整個社會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創造力。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歸根到底是保障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培育和促進文化消費，政府工作重點在於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文化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根據《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准》，保障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實現各級政府保障責任和義務的標准化，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管理和服務的標准化，同時引導廣大人民群眾樹立健康的文化消費觀念和方式，激發文化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近年來，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方面有許多立足實際、改革創新的探索實踐，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寶貴經驗。今後，各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強對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扶持；營造平等准入的發展環境，引導和規范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事業；推動社會體制機制創新，培育和促進文化類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加強宣傳激勵機制，營造有利於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輿論氛圍。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有機結合起來，引入市場機制，推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生動格局，全面增強公共文化服務活力和發展動力。

Ⅸ 如何進行供給側結構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疊加，以往過度強調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理論體系和改革路徑已難以實現適應當前國情，一方面長期以來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策略帶來了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污染嚴重、經濟結構失衡等不良反應，另一方面，對於需求側的過度強調與干預，造成了民眾「剛需」難以被滿足的社會問題，同時對經濟調整與提振的效果也並未達到預期。
因此，這次中央財經工作會議適時對改革發展的思路和著眼點進行調整，不單單體現了決策層對於破除經濟問題積弊的決心和思路，同時也是決策層將「以人為本」理念充分融入社會經濟文化改革中的又一次體現。
「供給經濟學派」在世界上誕生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了，在相關的論述與思考比較多，而當前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在於：供給經濟學派如何與當前中國國情相結合，如何穩步推進供給側改革的落地。對此我有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完善創新創業體系。創新創業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不但有助於提升供給側參與主體「質與量」，同時還對供給側模式的完善和豐富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雙創中涌現出一波又一波活躍的市場主體，讓供給側參與主體的數量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另一方面，創新創業催生出的新技術新思路，也在不斷幫助供給的改善和質量的提升。此外，創新創業所帶動的商業模式迭代，也為供給側改革不斷提供借鑒和參考：以打車軟體為例，在通過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給，同時還挖掘了市場中新的需求。
第二，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一直以來，社會對於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側改革呼聲最為強烈，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務在供給總量和供給分布上所存在的問題也由來已久。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破題的關鍵，在於要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堅持凡社會能辦好的，盡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務的合力，在政府相關部門監管的前提下，鼓勵更多市場主體進入供給側，釋放改革紅利，進而促進社會整體公共服務水平的改善，讓多樣化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從而擴大公共服務的受益范圍。
第三，各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協同。在我看來，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在改善各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讓各要素得到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從而實現社會生產總體成本的降低和總體效率的提升。由於生產要素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資本、人才、技術等，這就需要通過不斷深化金融、教育、科研等領域的改革，促進要素向朝陽行業有效集聚，進而通過多領域改革的協同，讓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
總的來說，從「三駕馬車」到「供給側改革」的轉變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更好的推進供給側改革則需要：積極發揮創新創業體系在新動力的核心作用尋找「增量」；逐步給予公共服務業發展一定的政策空間優化「存量」；不斷深化促進各領域改革謀求「協同」，在「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斷踐行，實現社會總供需的良性互動，通過多層次多渠道提高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共同富裕。

Ⅹ 如何理解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

需要明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宏觀經濟命題，文化產業是這一命題的一個環節，所以，理解文化產業的供給側問題需要從文化產業的宏觀角色和文化產業自身內容兩個視角，這里我們是從是後一種視角進行解讀。
首先，需要明確文化產業發展需要同時關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只不過因時因地關注重點不同罷了。從中長期發展角度，關注供給側是必然邏輯。供給側問題最終要體現在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從文化產業看，「供給創造需求」似乎最明顯，因為大部分類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都是在生產之後被創造出來。二十多年來，出於刺激文化產業發展的考慮，政府對意識形態痕跡明顯的產品的進行嚴格監管，但對其他文化產品的供給事實上是放任的，對文化產品供給的放任事實上就是對文化消費的放任。而這正應了「供給創造需求」的定律，已經形成了並不良好的消費形態，反過來已經構成了對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產品供給的約束。從這個邏輯進行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會落到產品本身和產品監管層面上，如果因此通過簡單粗暴的內容監管強化回歸到一元主導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環。
減稅是另一個常被涉及的話題。無論是自由主義的美國供給學派還是後來的供給管理理論，核心都是財政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新供給經濟學汲取了傳統供給理論的有價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線對文化產業依然有意義，因為文化產業的確存在負擔過重導致供給乏力的現實困境。在這個角度，新供給經濟學提出了結構性減稅和減少行政干預的「雙減」政策主張，這一主張應同樣適用於文化產業。但是，稅負畢竟主要體現為企業的財務壓力，還無法證明目前的稅負水平對整體產業的資本形成、勞動供給和生產率形成了根本影響，簡單減稅或全面減稅是無法達到有效供給目的的。況且，從政府角度而言，區別對待的減稅政策畢竟需要謹慎採用，因為我們需要扶持的產業太多了。
其次，需要明確產品供給的背後是要素供給，要素供給的背後是制度供給，這是供給側三層遞進結構，也是問題的根本。從要素性投入看，文化產業的總體狀況是：資本供給明顯薄弱，與文化產業增加值3.7%的GDP佔比不匹配，資本市場體系也不完備;土地資源供給與產品產出關聯性不強，很多土地供給並未用於生產文化產品、文化資源挖掘與利用不足、人才資源匱乏、技術創新乏力，知識積累不足等等。新供給經濟學主張制度供給應內洽於要素供給體系，這對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來，國家通過一系列文化產業政策推動的制度供給，密度和質量可圈可點，但這是在空白基礎上的補課，還處於機械排列階段，制度和機制還未內化於文化產業，還需要精細化整合創新。堅持「雙效統一」與堅持文化產業的市場導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監管不如間接監管，事前監管不如事中監管，硬監管不如軟監管。文化產業的制度供給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包括建立以市場為主要資源配置機制的市場規則、多元主體參與機制、要素市場體系、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投融資服務體系等。
最後，需要明確文化產業供給側的核心是改革和創新。文化產業的要素供給不僅基於傳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更基於技術、知識這些具有創新特質的要素上。從經濟發展要素出發，技術、知識、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創新要素。傳統要素的創新體現在利用方式上，而這六個要素的創新體現在其本身，即其本身產生質變並帶動產業創新，這種「要素性創新」是最直接的供給側創新，這一模型對文化產業也是適用的。所以，堅持供給側改革和創新這一核心，就要通過改革進行頂層設計，通過創新在文化產業深層次、全要素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文化產業不僅需要技術創新，更需要全要素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