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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是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但卻有著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的困難與阻力，根據1999年聯合國的世界經濟發展報告，在21世紀，中國將面臨「人口、就業、資源、環境上的四大挑戰」。那麼我們能否正確地處理中國人口的增長問題，使之成為重要的生產力；能否以經濟、產業和技術上的革命，為國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能否利用相對貧乏的資源，創造性地使社會消費和生產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並保障經濟環境在持續發展中處於優化狀態，均有賴於城市化道路的正確選擇。在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上，目前仍存在嚴重分歧，有的主張重點發展小城鎮，有的主張重點發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則主張重點發展中小城市。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實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應建立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要遵循城市化發展的規律，立足我國國情，借鑒他國城市化的經驗，總結我國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訓。那麼，我們應走什麼樣的城市化道路呢？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我們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觀規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補的，其規模結構是由內在規律決定的，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我們不能強調一個方面而偏離另一個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萬—100萬人口的大城市，100萬—2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發揮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領頭羊」作用。因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不可比擬的聚集效應、規模效應、擴散和輻射效應，可以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地區的迅速發展，而且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競爭力的體現。無論是工業化起步最早的英國，還是後起的美國、日本、韓國等，其大城市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目前，百萬以上城市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國是39%，德國是41.8%，英國是23%，日本是37.5%，韓國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國家為22%，高收入國家為30%，都大大高於我國11.3%的水平。大城市不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還是經濟發展的主力，如美國3/4的製造業和服務業聚集在大都市市區。日本8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倫敦佔了英國對外貿易貨運量的75%；紐約佔了全國對外貿易周轉額的20%；東京擁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紐約和倫敦的文化氛圍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難以比擬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產業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龍頭作用，如日本東京的GDP佔全國比重為18.6%，倫敦佔17%，漢城佔4.6%。大城市發展速度快於中小城鎮，這是世界各國城市化的普遍規律。在上世紀50年代300萬—500萬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個，到90年代初已有30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就人口的可比增長速度而言，大城市的發展也是快於中小城市。正視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長規律，我們推進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發展。只要大城市的經濟發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經濟增長不可能完全依靠內涵實現的情況下，體現城市規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區面積擴大就是難以避免的。上海的浦東開放開發，北京從二環到六環的建設，濟南、長沙、杭州等省會城市的一再擴容，正說明控制大城市規模是多麼不現實。
在城鎮體系中，我們既要發揮大城市的龍頭作用，同時還要發展若干各具特色、專業化強的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國中小城市多數是製造業的基地。在本世紀中葉，中國有望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中小城市將功不可沒。
而小城鎮的發展也是必須的。小城鎮處於城之尾鄉之頭，易於就近吸納農民進城。它是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於促進農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農業產業化，傳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揮著重要作用。小城鎮的發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長規律。自發形成的城市都是從小城鎮發展到小城市，小城市發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發展到大城市，所以，推進城市化離不了小城鎮的發展。
綜上所述，推進城市化，中國需要建設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時需要建設一批富有特點的、專業性強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鎮。應當看到，不同類型的城鎮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也會具有大城市所沒有的特色，有些人願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鎮，願意享受更為悠閑、接近自然的生活，更為清潔的空氣和價格更便宜的住房。我們絕不能再進行簡單的量的對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之路是我國國情的內在要求
我國地域間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實行全國統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廣、差距大，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的京津、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等地區，人口稠密，經濟較發達。工業化處於中後期階段，交通便利，並有一個或若干個特大型城市、大城市為依託，城鎮體系較完整。在這類地區，城市化的重點是完善城鎮體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託下，可以發展起來，而且個別特大城市確實存在過密，需要向周邊地區轉移工業和人口的問題。對這類地區，合理發展小城市和小城鎮就是正確的。
但在廣大的西部地區，華北北部和東北的西北部，特別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區，經濟不發達，工業化處於初期階段，鄉鎮企業不多，交通等基礎設施不完備，且運距很長，缺乏具有輻射力和帶動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鎮往往是由國家布局的資源開發和原材料加工項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對人口的吸納力很弱，城鎮體系不完整。在這類地區，實行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是不現實的。因為你經濟基礎薄弱，對農民沒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來，也只能是空殼。城市化的重點可能主要應是發展和壯大現有大城市和少數中等城市規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強吸納力和輻射力。
以上這是從經濟發展水平來談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從人口國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共舉。
從人口國情看，我國的人口基數太大（13億人），農民太多（約佔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務之重（大約2億的剩餘勞動力轉移），是其他國家都無法相比的。發達國家美、日、德還有發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國家，其人口基數和城市化人口規模都比中國小得多，幾個或幾十個大中城市即可擔負起全國城市化的任務。如倫敦680萬人，佔英國人口的12%；東京12000多萬人，占總人口的10%；漢城1100萬人，占總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萬人，占總人口的25%。而我國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內再建100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納1億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壓力，中國城市化目標的實現必須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共同分流。
總之，推進城市化，我們應放棄按規模確定城市發展重點的方針，從全國統一的城市化道路，轉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之路是對城市化發展經驗的總結
世界各國在推進城市化的發展中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教訓。就拿中國來說，以往走的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的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道路。這條道路嚴重製約了中國城市化進程。嚴格限制大城市的發展，導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國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裡，大大低於世界平均16.5%水平。由於人口集中度低，導致北京、上海這樣全國最大的城市所產出的國民財富也處於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佔全國GDP的4.6%，北京只佔2.5%，上海的GDP總量僅相當於香港的1/4，日本東京的1/20。因此，我國大城市還普遍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我想建國以來如果我們不走控制大城市發展之路的話，在50年代與日本一塊起飛，我們的上海有可能與東京一樣並駕齊驅，成為國際大都市，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的綜合國力會比現在更強。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走的是積極發展小城鎮的道路。許多地方都在講小城鎮、大戰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鎮上，其實，城市化才是大戰略，小城鎮是一個重要戰略措施：適當發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戰略，甚至是更經濟、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發揮輻射效應和擴散效應，產生規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協作效益。過分強調發展小城鎮，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去了一鎮又一鎮，鎮鎮像農村」的局面。城鄉一體化，不是城不城、鄉不鄉、小城鎮遍地開花。現在有的鎮人均只有2000人，這種局面造成了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小城鎮占的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得不到有效發展，難以形成產業鏈、行業群，對人口的吸納力極低，規模過小的小城鎮其實不具有城市功能，過多會佔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態環境惡化。所以，小城鎮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礎層次。城市化發展的重點不應是小城鎮。發展小城鎮的關鍵在於繁榮小城鎮經濟，把引導鄉企合理集聚，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使小城鎮有產業、市場支撐，特別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發展小城鎮，應該在政府的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建設小城鎮，不能一哄而起，遍地開花，唱空城計，防止有城無市，有鎮無產，城鎮「空殼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現布局，協調發展。
再從城市化發展的國際經驗看，片面地發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發展。就拿墨西哥城來說，上個世紀70年代它就成為人口1000多萬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現在4個墨西哥人中就有1個居住在首都。但是它與其它城市的發展極不協調。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幾倍，由於大城市畸形發展，導致人口過多，交通相擠，污染較重，生態環境惡化。70年代由於人口過度集中導致地下水抽取過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嚴重，釀成了許多建築事故。而且，人口過度集中，導致失業增多，社會治安極差。中國大陸一位學者曾到墨西哥調查貧民窟問題，多次央求，計程車司機才勉強成行，到了那裡，不敢熄火，好隨時開溜，可以想見那裡的治安差到什麼程度。再說韓國漢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較重，現在韓國准備將政府遷到另一個城市。以上事例說明走單一城市化道路不僅不會加快城市化進程，反而阻礙城市化進程。
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也積累了少經驗。發展大城市帶這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國際經驗。如美國在北起緬因州，南到福吉尼亞的長達550公里的地帶內，以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和波士頓等5個大城市為核心，以上百個中等城市和小城鎮為紐帶，以周圍農村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龐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區。大都市帶（區）的出現及發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具體體現（地域表現）。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市化道路，發展城市帶，既能發揮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國民經濟的增長極，又能增強城市的輻射力，擴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圍，加速城鄉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目前，我國的長三角地區城市化進程快，經濟增長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開放後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的相對協調發展。
綜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規律使然，國情使然，城市化發展的經驗教訓使然。
㈡ 尋一篇有關中國城市化的論文字數大概在4千到6千
從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探討中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於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徵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註：參見於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網路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註：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隨著城市史 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
檢討中外學者關於中國近代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研究歷程，以本世紀70年代為分界，我將此分為兩個階段。
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現象即已引起學界重視。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個世紀中，本領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關資料的整理方面，「足夠系統的研究」尚未出現。著名社會學家陳達先生在其「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的英文本《現代中國人口》中如此寫道：
國內的遷徙運動，是最普通的一種移民運動。在近幾十年來，一直進行著鄉村與都市的人口移動，這種移動的結果，不斷地使許多年青人從鄉村徙入都市裡，包括長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無錫、漢口、廣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繼續不斷的徙民都是來自鄉間的。雖然移民運動的進行，其吸引力及離心力究是如何，還沒有足夠系統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確是普遍的事實。（註：陳達：《現代中國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頁。）
國內對本研究領域的關注首先出現在20、30年代活躍的社會學界。1929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的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首開中國城市社會學的先河，該書簡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會學的研究范圍，介紹了西方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對都市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進行了初步論述。一些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著作也開始涉及此一領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印行的黎世衡的《歷代戶口通論》，就有根據海關報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資料和10萬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許仕廉《中國人口問題》（此書為作者在燕京大學所講「中國社會問題」之一部分），列有「城鄉人口之分布」一節並對當時中國城鄉人口比重作出估計。
20年代以降，農民離村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嚴重問題之一，初步統計對此進行研究的論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東方雜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號（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號（1937年12月）連載的吳至信的《中國農民離村問題》專文。該文分農民離村之時代背景、原因、數字分析、出路、社會影響、展望、結論七部分，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論文是地理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東方雜志》第二十三卷，第一號1926年1月），該文在研究江浙兩省人口密度的基礎上，對江浙地區人口在一萬至十萬以上的城邑進行統計分類，並與全國及世界主要國家進行了對比。
日本學者對本領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學術風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衛等人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中國的集市作了大量細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論文對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統計或估計。（註：參見（美）施堅雅(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注釋20，原文載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筆者至少見到施堅雅此文的三種中譯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2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式》。惟《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有注釋譯文，後兩種均刪去未刊（或未譯？），亦屬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堅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鎮的定期市》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該文根據康熙、乾隆以來，以至光緒、宣統和民國時期的大量方誌，考察了直隸（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福建、廣東、廣西七省各州縣的定集市，並盡可能地估計了各州縣定集市的平均人口。（註：原文載1936年2月《東洋學報》第23冊第2分冊，中譯文見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另一位不應忘記的日本學者是飯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據飯田茂三郎在「望月軍四郎氏基金中國問題講座」的演講稿，由洪炎秋、張我軍合譯《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書店刊行，該書專辟「中國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別的構成」一節，對30年代初的中國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會月刊》第一卷第六號上，還刊登過曾任上海《每日新聞》及《上海周報》記者的田中忠夫《中國農民的離村問題》一文，該文分農民離村的沿革、農民離村的數量、農民離村的質量，農民離村的原因、農民離村的類別、農民離村的時期、農民離村的職業、農民離村的影響，共八章近兩萬言，對此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比吳至信同題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國學者也對本領域資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貢獻。筆者所見最早的此類資料整理是夏之時(Father Richard)的《中華坤輿詳志》，輯錄范圍主要限於20世紀頭十年。（註：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後40年均有城市人口資料的論著出現：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華歸主》中輯錄了1922年的數據；（註：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謝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論文《中國城市人口》中輯錄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資料；（註：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則綜合40年代以前的各種資料，著有《中國城市：數量與分布》；此類資料集大成者乃為莫里斯·B·厄爾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陸中國的城市1953-1958》。施堅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認為此書是此類資料最為完整的一部。（註：參見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54-55頁，帕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頁。）
70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論色彩的是施堅雅的集市體系理論。1964-1965年施堅雅的長文《中國農村的集市貿易和社會結構》連載於《亞洲研究學刊》（註：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論的基礎上，施堅雅根據其在1949-50年間在四川成都東南25公里處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調查以及對許多定居海外的大陸移民的采訪，並參閱各地方誌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論點：同下一級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級的中心地能夠提供更為專門化的貨物供應，並擁有更為廣闊的腹地。據此，施氏還劃分出了五個等級的中心地：基層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區域城市。
應當說，40年代陳達先生概括的本領域缺乏「足夠系統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續到70年代。1966年，新當選的美國亞洲研究會主席奈特·畢乃德在其題為《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的就職演說中，仍然不無遺憾地講道：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近代交通運輸和商業的擴展以及十九世紀末以來近代工業的擴展，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雖然這種發展與現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首先出現在外國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純粹的中國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長起來。遺憾的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口的可靠數據幾乎沒有，也幾乎沒有人去把分散的資料收集起來，以說明城市化的趨勢。（註：奈特·畢乃德《現代化與近代初期的中國》，譯文見（美）西里爾·E·希等主編《比較現代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頁。）
二
七十年代後，本領域研究開始打破長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現首先來自美國漢學界。
大體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費正清(John k.Fairbank)為代表的「沖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為代表的「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一個長期停滯的狀態，循環往復而缺乏突破傳統社會框架的內部動力，只有到19世紀中葉遭遇西方沖擊後，才發生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劇變，柯文(PaulA. Cohen)批評其為典型的「西方中心論」。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國方興未艾的歷史反思潮流中，年輕一代的史學家一面尖銳地批評「西方中心論」的弊端，一面又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以實證的研究成果向其發起挑戰。柯文將此概括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並將其特點歸納為四點：
(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並盡量採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於此）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並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註：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5頁。）
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的「怪傑」施堅雅先生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註：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則將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按不同主題分為三編，每編各收入論文五、六篇，並冠以施堅雅所撰的專題導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次》、《中華帝國的城市發展》等重要論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諾頓·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評論道：「此書標志著對中國城市的研究，已經跳出了晦澀難懂的傳統漢學的窠臼，開始進入了歷史社會科學的比較城市研究的軌道。」（註：引自陳橋驛：《讀〈中國王朝時代晚期的城市〉的兩篇書評》，載《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施堅雅對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其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來，「工業化前期，以中國作為整體的全國城市化率實際上幾乎毫無意義，要重新系統地闡述這一問題，就必須從各個區域出發。」（註：《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二輯，第1頁。）按照河流系統從支脈到幹流的層次，施堅雅將中國劃分為九大區域：長江下游、嶺南、東南、西北、長江中游、華北、長江上游、雲貴及東北（施氏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此區尚在開發之中，不宜列為完整地域進行系統分析）。施堅雅的這種劃分，不僅打破了傳統以政治邊界（即省份）劃分中國的方法，而且改變了自2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城市化無從談起的韋伯模式，其意義重大且影響巨深。施堅雅的理論並沒有停止於此，他還在其宏觀區域理論中引入了中心邊際論，即每一個宏觀區域都包括中心和邊際兩大部分。中心地區是人口眾多，耕地面積較大，交通運輸發達的大城市所在地；而邊際地區則是較中心地區各方面均為蕭條的、聯系較為鬆散的地區。換言之，人口和資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區，並隨著從中心向邊際地帶外移越來越稀落。柯文對此評論說：「在我看來，施堅雅取向的最大優點在於他同時突出了各個區域之間以及每一區域內部的中心地帶與邊緣地帶之間，在空間與時間上存在的差異。」（註：柯文前揭書，第145頁。）應當說，施堅雅的理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例如許多學者對施氏理論忽略各巨區(macroregion)間的聯系，忽略全國性因素在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註：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堅雅的理論受到過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茲曼(Glbert Rozman)的影響。（註：有關羅茲曼的介紹，可參見鄭羽：《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吉·羅茲曼教授》，載《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3期。）羅茲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國和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城市網路》（註：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書由羅茲曼先生賜寄，謹致謝意。）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路學說。羅茲曼認為，在中日兩國的工業化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明顯落後於日本，在此書的扉頁，他特別繪制了兩個金字塔形的圖形來說明中日兩國城市結構的差異。羅茲曼強調，由於中國人口集中於城鎮和鄉村，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數，因而金字塔的形狀是「上小下大」的錐形結構。這種城市網路，使中國難以形成一體化的城市體系，從而削弱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日本的情況則恰恰相反，19世紀初期開始，伴隨著各地大城市的出現，農村的集市卻呈衰微之勢，日本的城市網路表現為規格的金字塔形狀。中日兩國城市網路的差異，正表現在城市化指數的巨大差異，羅氏認為，18世紀日本的城市化指數已是中國的兩倍多，之後的一個多世紀內，這種差距愈發加大。
還應注意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珀金斯的相關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註：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譯本由伍丹戈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書中，曾專辟《城市人口資料，1900-1958》一節作為附錄，羅列了約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個年份（代）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數據，並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參考資料。
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趙岡先生長期致力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據筆者陋見，80年代後趙岡先生對中國 城市史 研究給予關注，1983年作者的長篇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灣《食貨月刊》第13卷第3-4期發表，可以視其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該文估算了自戰國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並判斷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的發展有兩個重大的轉折點，即十二世紀的南宋和十九世紀的清末。他認為，南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22.4%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紀中葉降至最低點。90年代初，《歷史研究》雜志又發表了趙文《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史》（註：《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又出版了趙岡先生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收錄了他有關中國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後，有關美國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的個案著作，最應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教授羅威廉(wlillan,T. Rowe)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即1984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1989年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與社區1976-1985》。（註：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羅威廉在第一個部分就將「城市人口」作為重點首先進行了討論，涉及到漢口城市人口總量、人口移動、人口異質度增強等問題，以便展開對其沖突與社區主題的討論。羅威廉此書還以漢口為個案深入探討了八、九十年代以來風靡美國漢學界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范疇，正如楊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樣：「羅威廉的漢口研究以史實勾勒出了一幅國家向社會公域讓渡權益的斑斕畫面。」（註：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載《中國書評》，1995年5月總第5期。）
台灣學者劉石吉對江南市鎮研究多有貢獻，其《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關江南地區專業市鎮、太平天國後市鎮發展、市鎮數量分析三篇論文，其中即有「市鎮人口的一個估計」。又，台灣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項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東、閩浙台、湖南、江蘇、安徽六種，均有對人口及城市化的專門論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國內史學研究新局面的出現，「中國 城市史 研究進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時期」（張仲禮語）。「七五」期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小組將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城市歷史列為重點研究課題。進入90年代，大部頭的四城市研究專著陸續問世；有關城市史的學術論文10年間已超出千篇；各種有關城市史的學術討論會在各地相繼召開；專門的《城市史研究》雜志應運而生。有學者預言，城市史有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雖然本領域的研究只被視為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項內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間被列為重點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專章或專節對城市人口以專門論述外，（註：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羅澍偉主編《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還出版了對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專題著作：鄒依仁的《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競能主編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韓光輝的《北京歷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唐振常主編《上海史》、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茅家琦主編《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以及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國 城市史 綱》、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胡煥庸等《中國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國人口史》等專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領域的研究。有關江南市鎮研究的論著也有兩部：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
與有關專著相比，本領域的學術論文相對為少，初步統計不過30餘篇。1989年拙文《略論中國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許是最早涉及本領域的學術論文，此文初步論述了中國古代城市化水平領先，近代落伍的史實，並對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模式及城市化與近代化的關系提出了拙見，雖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拋磚引玉。90年代後，本領域的學術論文逐漸增多，其中樂正先生的《開埠通商與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問題(1840-1911)》及《近代城市發展的主題與中國模式》對開埠通商與近代中國城市化的啟動與遲滯、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宮玉松《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對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況、原因、特點也有粗略的羅列和論述；王躍生《近代中國人口地區流動》，以人口城鄉流動為主線，論述了人口流動的形式及流動者身份、流動人口的歸宿及地域構成兩個問題；張景岳《北洋政府時期的人口變動與社會經濟》也對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與社會經濟的近代化趨勢有概略闡述；張慶軍《民國時期都市人口結構分析》就民國時期都市人口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婚姻結構、職業結構、教育結構五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有關農民離村問題的研究則有王文昌《20世紀30年代前期農民離村問題》和魯西奇《中國近代農民離土現象淺析》兩文。（註：以上可謂本領域的綜合研究成果，分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天津社會科學》1992第2期；《中國人口科學》1989年第6期；《人口經濟》1991年第4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近代中國》第3輯；《民國檔案》1992年第1期；《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個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論文也時有發表，主要有：周源和、吳申元《上海歷史人口研究》、王躍生《清代北京流動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遷移與城市化》、沈毅《近代大連城市人口略論》、竺菊英《論近代寧波人口流動及其社會意義》、呂實強《清末民初期間四川城市的發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發展述論》、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慶移民、移民社會與城市發展》、吉石羽《傳統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張利民《論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發展》、許擅《16-19世紀山東人口的非農業化趨勢》等。（註：分見《復旦學報》1995年第4期；《人口經濟》1989年第6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學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輯。）另外，筆者所見的未刊論文尚有杜語博士的畢業論文《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畢業論文《災害、環境與民國鄉村社會》、馬學強《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人口問題——1368-1911年江南地區分析》等，也對本領域問題有所研究。
對於明清以來城鎮的研究，尤其是對江南城鎮的研究可謂成果斐然。涉及本領域的兩篇綜論性的城鎮研究論文是黃葦《中國近代集鎮墟集的興衰存廢問題》和慈鴻飛的《近代中國鎮、集發展的數量問題》。（註：分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至於地區性和個案城鎮的研究論文至少在數百篇以上，茲不贅錄。
四
對本研究領域作上述掃描式的回顧之後，這里有必要就城市發展史與城市化史的區別稍費筆墨。筆者認為，城市史與城市化史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研究范疇。就聯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對象都離不開歷史存在的城市客體；就區別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問題是城市本身發展的歷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點則在城市的「化」這一過程，當城鎮或城市出現於地球之時，並不意味著城市化的歷史已經開始，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城市化乃是一個發端於18世紀後期產業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歷史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現代的歷史是鄉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上述回顧主要限於本領域的研究，而沒有寬泛到整個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領域。（註：有興趣全面了解國內外有關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狀況的讀者，可參見劉海岩《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國關於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5期）。詳細的論著目錄則見《 城市史 研究》第1輯，第11-12輯附錄。）
㈢ 如何看待中國的城鎮化問題 形勢與政策論文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城鎮化的步伐在我國已踏上了高速前進的軌道，它是一個國家由弱變強的必然產物！但是，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誕生與發展都必須遵循其自身一定的發展規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步伐或者僅僅是擴大城鎮化的面積而忽視其他與城鎮化建設相匹配的進程，那麼必將導致出現弊大於利的局面。
從歷史上來看，凡出現城鎮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著一個地方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從全球來看，城鎮化的發展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是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的城鎮人口佔80%，阿根廷達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國30年的城鎮化建設卻走完了相當於英國200年、美國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預計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突破10億。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經濟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許多的問題。下面，我從兩個方面來闡述城鎮化建設過快發展所帶來的利與弊。
一、加快城鎮化建設給社會帶來的的利益
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夢想和追求，稍微有點積蓄和條件的都積極向城市靠攏，這就無形中加大了現有城市的壓力，如房價上漲、交通擁堵、環境衛生、公共設施人均佔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鎮化的建設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縮小城鄉差別，緩解現有城市的壓力，解決上述問題。
2）城鎮化的建設與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廣大農村就是這個勞動大軍的輸出地，這樣就可以就近解決就業問題，緩解了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局面，同時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農村剩餘勞動力遠離家鄉的艱難局面，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留守問題。
3）城鎮化的建設把分散的人們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讓城市的外部有更廣泛的空間、更寬松的環境、更有利的條件來發展農業、林業等。
當然，加快城鎮化建設所帶來的優點還有很多，因為自身的局限性我無法一一例舉，但是，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其雙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步伐、忽視城鎮化建設的發展規律、人為的僅從版圖上擴大城鎮化的面積，那麼必將導致弊大於利的消極局面的出現。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鎮化建設給社會帶來的弊病」。
二、加快城鎮化建設給社會帶來的弊病
1） 城鎮化的建設者並不一定是城鎮化優越性的享受者和擁有者。在人們還不夠富裕、不足以解決溫飽和不能夠資助兒女上高中或者大學的情況下，盲目的在此地區人為的加快和發展城鎮化，必將加速本地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而政府給農民的土地補償費，在高物價的今天並不能讓他們維持很久。如此，城鎮化的代價是讓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農民變成了乞丐，憑什麼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成全另一部分人呢？這是一種不公平、不人道！
2）城市是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是一個三教九流的集散地，這里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因為各自的文化、素質、習慣、風俗、價值觀和對這個世界認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產生碰撞，在這個法制還不太健全的今天，人們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約束自己。因此，過快的發展城鎮化，而沒有制定出 與之相適用的規章制度來保障，必將給社會治安帶來極大的隱患。
3）城市是一個人口集中、工商業相對發達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產中就必然產生相當多的廢水和垃圾，而縱觀全國各小城鎮，能有效解決這些環境衛生問題的寥寥無幾，這也與當前倡導綠色環保的主題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環保意識和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建設環保設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代價是犧牲我們賴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環境！
4）城市是一個集散地，人流如織，車流不息，在我國大部分城市裡都有交通擁堵的現象，給出行、上班的人們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進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負荷，加劇了城市的擁堵！
5）當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大量的農村人口移居城市，他們放棄了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又因文化水平較低，不適應城市相對發展的生活和環境，這就導致他們無業可從。因此，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解決進城人員的就業問題，而不是讓他們成為降低城市幸福指數的累贅。
6）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由於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鎮，致使廣泛的農村大地人煙稀少，學校空虛，生源嚴重不足，在不具備寄宿條件的學校里，甚至有些學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學，而城市則出現爆滿的不正常現象，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
當然，還有很多的弊端會在快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體現出來，比如：醫療、保險、福利、公共資源建設不同步等。
城鎮化雖然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但是也必須遵循一定的發展規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讓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需要一種合理的、科學的管理模式來發展城鎮化，要順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長。
㈣ 急求畢業論文的開題報告：題目是 「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環境問題」 各位大俠給我提供點東西啊 謝謝啊！
城市化
城市化城市發展進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是工業革命的伴生現象，一般是指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地域空間上城鎮數量的增加和城鎮規模的擴大；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流動和集聚；城鎮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居主導地位，成為社會前進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廣泛地滲透到農村的一種持續發展的過程。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會不斷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特別是工業化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准城市規劃術語》對城市化的定義，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一般認為城市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人口集聚、財富集聚、技術集聚和服務集聚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生活方式轉變、生產方式轉變、組織方式轉變和傳統方式轉變的過程。城市化過程還包括諸如城市影響、城市傳播和城市帶動的外向式的擴散過程。城市化實質上就是以內向式集聚為主和外向式推延為輔的綜合作用的過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單純是農民進城，它意味著國民經濟增長模式、國民生活形態和國民意識的重大轉變。缺乏城市化，工業化就難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難以深入發展。城市化進程雖然很需要政府的規劃、指導和推動，但它更多的是通過人們趨利、求新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見的手」自然推動的一個過程。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18世紀中葉英國的產業革命，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但是，由於城市化研究的多學科性和城市化過程本身的復雜性，對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美國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並在都市中從事非農工作；二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第一方面強調人口的密度和經濟職能，第二方面強調社會、心理和行為因素。實質上這兩方面是互動的。我們認為，城市化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導致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變化的過程。其內涵在於，它不僅是簡單的城鄉人口結構的轉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種產業結構及其空間頒布結構的轉化，是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轉化。
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區的過程。此過程通過城市地區數量增加和每個城市地區人口的增加而實現和發展。其特點為：（1）城市人口不斷增長：1920年時，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19.4％，到1980年，上升到41.3％。（2）世界人口不斷地向城市集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斷增加。城市化進程促進了工業化，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對物質和能量的利用效率，節約了空間和時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時又帶來住房困難、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也包括許多生態問題，如對城市氣候、對動植物、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問題，流行病問題，城市質量問題。城市生態學是新興的、正在蓬勃發展的科學，參與城市生態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等不同方面的人員。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經過了城市化，標志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只有經過城市化的洗禮之後，人類才能邁向更為輝煌的時代。然而，僅僅看到城市化所帶來的豐碩成果而贊嘆不已、振臂高呼是遠遠不夠的，城市化過程並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樂章，像很多進步一樣，城市化過程中也夾雜著許多不和諧之音。正確認識城市化所帶來的影響，並採取必要的措施認真的予以解決，對我國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從分析城市化的含義著手，從城市化的幾種不同類型討論了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以及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一些問題。
一.城市化的含義
城市化，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之有不同的解釋，就目前來說，國內外學者對城市化的概念分別從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予以了闡述。
1 .人口學
人口學把城市化定義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他們所說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或農業人口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中國的人口中大頭是農民，目前我國城鎮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國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對於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實現農村經濟的增長有著很重要的戰略意義。
2. 社會學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發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提高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使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達到和諧發展。
3 經濟學
經濟學上從工業化的角度來定義城市化，既認為城市化就是農村經濟轉化為城市化大生產的過程。在現在看來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工業化會加快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工業擴張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農村的落後也會不利於城市地區的發展，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加快農村地區工業化大生產，對於農村區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有著很積極意義的。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化的含義做出了解釋。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對城市化的規定其內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村地區逐步演變成城市地區、城市人口不斷增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不斷提高，同時城市文化和城市價值觀念成為主體，並不斷向農村擴散。城市化就是生產力進步所引起的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的轉變的過程[2]。
二.城市化的三種形式及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城市化的三種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舊地型城市化。在我國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各種形式的城市化發揮著它們各自的作用。在對三種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過程中，通過以上我們對城市化含義的了解，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各種形式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和非農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中。在這種城市化的過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因素，同樣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
1.舊的戶籍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國所實行的戶籍制度在特定時期確實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著經濟、政治制度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擴展，這一制度已經成了制約我國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3]。幾十年前，劃出的「農村人」和「城裡人」的這個鴻溝已經成了我國農村經濟、城鎮經濟發展的障礙。眾所周知，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引導農民進城、促進農村富裕勞動力的轉移。大量人口滯留農村的局面如不盡快扭轉，不僅直接制約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和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還將長期抑制農村消費需求的增長，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所以，我國應盡快逐步改變現有的落後的戶籍制度，為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2 .進城外來工的應享受的「國民待遇」難以實現
城市建設創造了大量的建築業、工業等就業崗位；進城的外來工也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據北京市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進城外來農民工對北京市2003年GDP的貢獻率在10%左右。同時，農民通過進城務工就業學到了各項非農就業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領略到了市場競爭，提高了綜合素質。同樣，進城務工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際中農民進城打工卻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們的工資、福利、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樣另外一個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難的也成為諸多媒體所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是關繫到社會、國家發展進步的一個長遠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外來工的生活、工作，也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如2004年初開始報道的泉州工人嚴重短缺的情況，對城市的經濟發展及城市信用產生了很大的不良影響。《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招工春荒」現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現。原因何在?泉州市有關官員認為：一是有些小企業拖欠工人工資；二是勞動環境差；三是工資待遇低。創造好的「打工環境」，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合法權益，政府責無旁貸。無論是從關懷弱勢群體、以人為本的要求出發，還是從經濟發展的目標出發，政府都應該拿出切實的行動來。尤其是在當前打工者尚沒有完全組織起來與強勢力量進行博弈時，政府的作用更顯得重要。
摘 要：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逐步放開了原有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時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但是我國城市化的滯後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從分析城市化的涵義著手，在對城市化的三種基本形式進行說明的基礎上，討論了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以及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幾個問題。
㈤ 加急加急！！！
城鎮化進程中團場與社區基本公共服務的思考
發布：北屯在線 欄目：理論心得 時間：2013-9-5 16:38:36 瀏覽：111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特別是「十二五」以來，兵團城鎮化步入跨越式發展軌道，主要以保障性住房為抓手，團場小城鎮建設全面推進，速度之快，變化之大，是兵團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團場小城鎮建設要從哪裡尋找突破口，這既是小城鎮建設的發展道路問題，也是抓好城鎮化建設的方法問題。根據兵團各團場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小城鎮建設團場與社區公共服務從以下方面著手，扎實做好各項工作：
一、深刻認識加快城鎮化團場建設的重要意義
1.加快團場城鎮化團場建設有利於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增加職工收入。兵團所處的資源環境局限性很大，缺乏大規模發展大中城市的地理條件，不可能只走發展大城市和農業勞動力都涌進大城市的路子。農業剩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報率很高，收入總量也難以有較大增長。要想大幅度提高團場農業職工的收入水平，必然要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職工數量。針對職工種植的土地進行土地流轉，當前，團場小城鎮建設是兵團城鎮化的重點，團場小城鎮建設有利於團場職工向非農產業轉移，拓寬職工增收的途徑，提高職工收入，改善職工的生產生活條件，逐步改變職工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提高職工的生活質量和思想文化素質，增強團場的凝聚力，更好地履行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
2.加快城鎮化團場建設有利於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拓寬空間和改善投資環境。城鎮化建設可拉動建材、建築、家電、傢具、電力、交通、供水、通訊、環保以及餐飲服務等二三產業的發展，刺激非公經濟的增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團場產業結構調整，提升團場的經濟實力和發展後勁。
3.加快城鎮化團場建設有利於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城鎮作為工業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沒有城鎮化的大推進，就沒有工業化的大突破。工業滯後是團場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也是團場加快發展的著力點和主攻點。只有加快城鎮建設，充分發揮城鎮集聚產業、資金、人才的優勢和基礎設施共享的便利條件，為工業發展搭建平台，引導工業企業向城鎮集中，才能推動工業經濟的發展，加快團場工業化的進程。
4.加快城鎮化團場建設有利於改善職工的生活質量、提高職工素質和保持團場社會穩定。當前，團場連隊職工相對分散居住，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很不平衡，城鎮檔次較低，城鎮功能不盡完善，缺乏吸引力，直接影響到職工素質提高和屯墾戍邊隊伍穩定，不利於團場的可持續發展和進一步發揮兵團的「三大作用」。只有加快城鎮建設，完善城鎮功能，壯大城鎮經濟實力，改善城鎮人居環境，才能栓心留住人才、引得進人才，激發團場連隊職工建設團場、奉獻團場的工作熱情，從而為推進團場經濟發展作貢獻。
二、城鎮化團場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配套性差。當前兵團各師的團場小城鎮建設雖初具規模，但除交通、通訊條件稍好外，團場在污水排放和垃圾糞便無害化處理等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相對落後，難以滿足團場小城鎮發展的需要。
2.城鎮規劃管理滯後。發展城鎮規劃缺乏科學性，城鎮化建設特色不明顯。由於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和思想認識的影響，在建設規劃上投入較少，規劃實施缺乏連續性，沒有把城鎮規劃與區域規劃、產業規劃、經濟發展規劃有機結合起來，造成管理不到位，存在違法違規建設、擴張無序建設、隨意建設等現象。再加上原有規劃水平較低，缺乏城鎮體系規劃和詳細規劃，跟不上建設發展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時，城鎮文化氣息淡薄，特色不鮮明，城鎮應有的凝聚力和輻射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3.城鎮化建設資金缺乏成為發展的瓶頸。近幾年城鎮化團場建設資金主要依靠國家、對口援建、兵團的政策支持，雖然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鼓勵個人、集體及社會各方面參與城鎮化建設、管理和經營，但沒有形成穩定的融資渠道，城鎮化建設的資金來源十分有限，城鎮化缺乏必要的資金政策，城鎮發展後勁嚴重不足。
4.環境衛生建設投入不足，衛生死角多，且環境衛生監管力度不夠。完善環境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需投入大量資金，而團場自己有困難，存在資金缺口問題。團場連隊職工群眾環境衛生意識較薄弱，垃圾亂扔亂堆的現象比較普遍，很大程度影響著團場小城鎮建設的文明程度和職工群眾的生活質量。
三、加快城鎮化團場建設的對策建議
1.提高認識，加大對城鎮化團場發展的推動力度。一是加強組織領導。各團場要把發展小城鎮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成立專門領導機構，組織精幹力量，協調推動小城鎮的發展。二是廣泛開展宣傳。各團場利用各種形式，廣泛宣傳發展小城鎮的戰略意義和各項政策，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統一思想，形成共識，並變成自覺行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小城鎮發展獻計出力。三是積極穩妥推進。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勢利導，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典型引路，帶動一片。作為示範團場，兵團、對口援建單位應進行重點扶持，總結推廣經驗。密切配合，搞好綜合服務，合力推進城鎮化團場朝著正確方向快速發展。
2.堅持合理布局，超前規劃，加快創新城鎮化團場建設的方式。城鎮化團場規劃要本著「科學規劃、搞好試點、分類指導、梯次推進」的原則，以有利於生產、方便生活、繁榮經濟、保護環境為重點，確保城鎮化團場可持續發展。要按照「墾區統籌、突出重點、集聚發展、中心帶動」的發展思路，科學地對團場小城鎮發展進行總體規劃和布局，連隊規劃要體現特色，公用設施要配套。按照團部周邊的連隊居民點集並後向城鎮化團場社區集中的原則，並依託城鎮化公共服務資源，將城鎮化社區管理向中心連隊延伸，使連隊居民點成為加快推動團場城鎮化的有效載體。城鎮重點要做好居住區、商業街區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專項規劃。在制定建設規劃時，如距離北屯市28公里的183團是承建示範團場，在利用好地緣優勢，以打造達沃斯具有歐式風格的小城鎮建設，更好體現一個團場的城鎮化品牌建設，該團要求基層的領導幹部及時宣傳，讓文化精神深入到每一位職工心中。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職工群眾的精神家園，以現代文化為引領，促進文化融合和民族團結，利用好北屯建市的大好機遇，全力打造183團自己的文化品牌，筆者認為該團有十足的精神，大力發展開拓進取、守土戍邊的信心，如今183團高樓聳立，街道整齊，綠化優美，一個設施齊全，功能完備，環境優美的小城鎮格局正在崛起。位於北屯市東大門的達沃斯歐式風格的中心連隊，具有國家「AAA」星級額河酒業旅遊景區，龍江設施農業大棚和設施畜牧基地，充分體現了一個「團結 求真 務實」領導班子的嘔心瀝血，無愧於團場職工的共同努力，才會有團場小城鎮化的建設。團場把小城鎮建設目標與本地可持續發展目標結合起來，注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全面發展，注重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和風格，將特色風格和現代氣息有機結合起來。
3.堅持產業興鎮，著力培育和發展城鎮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壯大經濟實力。一是要把團場小城鎮建設與發展工業結合起來，該團對發展私人企業為特色，鼓勵職工規模化建廠，立足自身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產品優勢，合理確定主導產業，拉長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優勢，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型小城鎮。同時還要因地制宜，適度開發建設小城鎮工業園區，近幾年先後建起了塑料薄膜廠，滴灌帶廠、滴灌機廠，彩磚廠，今年在183團東北處又建設了玉米烘乾塔，日烘乾處理玉米500噸的設備，對農業結構調整和職工就業增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二是要把團場小城鎮建設與農業產業化結合起來。依託團場豐富的農林牧資源，圍繞優勢農產品，走農業產業化發展道路。三是把城鎮化建設與市場建設結合起來。大力加強專業化市場建設，發展新型商業、流通業，拓展服務領域，提升服務層次，實現以市場活流通，以流通促生產，逐步培育壯大內外相聯的市場體系。四是引導發展小城鎮房地產業，鼓勵引導團場職工居住團場保障性樓房模式轉變，同時還要加大對道路、供水、供電、信息網路等硬體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吸引房地產開發商到團場來投資開發，打造一批有特色的精品住宅小區，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人居居住環境，提升小城鎮的品位。
4.堅持團場主導、市場化運作的原則，拓寬投資融資渠道，加大城鎮建設投入力度。充分利用團場的區位優勢，改革團場小城鎮建設方式，由建設小城鎮轉向經營小城鎮，依靠社會力量搞開發，多渠道籌集建設資金，把城鎮開發建設推向市場，形成小城鎮建設市場化，由此探索出一條「籌資行為市場化，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渠道多樣化」的新路子。一是抓住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援建的大好機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爭取上級扶持資金，搞好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二是將城鎮建設與招商引資相結合，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簡化審批手續等優質服務，吸引更多的外商戶來參與城鎮的開發建設。三是土地開發融資。把土地出讓金用到城鎮建設上，實行以地生財、以財建鎮、以鎮興業、以業活鎮、滾動開發。四是積極鼓勵社會資金、民間資金及外資參與建設經營，形成多元化主體結構，加快團場城鎮化建設步伐。特別是認真落實招商引資的各項優惠政策，吸引二、三產業方面的好項目、好企業和優秀人才到團場安家落戶，帶動團場經濟的發展。
5.加快城鎮建設的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團場小城鎮建設的管理水平。城鎮建設的高標准，來源於高起點的規劃建設和高效率的管理。一是狠抓清掃保潔，著力提高城鎮環境衛生質量。二是大力整頓團容團貌、客運秩序，打擊非法營運，規范客運程序和管理以及道路安全。三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團，盡快建立健全團場城鎮的執法管理機構，充實管理隊伍，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用文化提升市民素質，用制度強化監管，用機制強化激勵，統一團場管理職能。同時堅持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加強小城鎮的管理，積極探索城鎮化管理的有效模式，加強城鎮的凈化、美化、亮化、綠化工程建設，努力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
6.因地制宜，凸顯特色，增強團場城鎮建設的吸引力。要從小城鎮的歷史文化、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進行挖掘，在規劃布局、建築形態和生活方式上要給人以文化認同感和文化親近感。要進一步提高團場職工的素質，包括文化素質及文明素質，真正以良好的城鎮形象，增強團場小城鎮建設的吸引力，爭當新型團場三化建設的文明職工。
7.團場公共支出快速增加。近年來，團場在前些年實施「減負」政策的背景下，一方面缺乏利潤獲取渠道而積累日少，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人口向城鎮集中，居民小區增多，社會公共服務內容不斷拓寬，支出不斷攀升，社會管理成本不斷增加。就當前普通職工家庭收入的情況來看，凈增支出使職工面臨不小的壓力，如果職工增收步伐跟不上，困難職工家庭的生活會更艱難。如何使職工群眾實現市民化居住後能住得穩、住得好，真正提高幸福指數，需要加強研究，綜合施策。
8.加強和創新社區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社區工作經費投入機制，推進城市和團場社區規范化、標准化綜合服務設施和信息化建設，逐步構建功能完善的社區服務體系。加強社區人口管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加強社區文化功能，組織居民開展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精神文明創建等活動；抓好社區綠化、美化、亮化建設，創建美好家園；加強社區生活、老年人方面的服務，使便利服務進社區，便民服務進家庭，滿足和適應職工群眾多樣化需要。隨著小城鎮建設步伐的加快，團場面臨城鎮化社區管理，該如何進行的問題？會議研究集並連隊到社區辦公，在援疆省的大力幫助下，連隊的職工陸陸續續搬遷住進了樓房，集中到了團部，連隊職工集並到團部，該如何管理，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團場城鎮的社區就應該是一個小區、一棟樓一市場、一支部目的是為了使黨組織覆蓋整個社區，要實現有黨員的地方要有支部，有黨組織的地方要有黨組織活動，要做好社區黨建工作，就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創新黨建機制，健全黨的組織；二是強化組織功能，發揮核心作用；三是加強環境建設；四是創新工作，一支部一品牌工作，增強黨組織活力；五是建立黨建長效機制形成共建合力；六是解決「三有」（有人管事、有人辦事、有場所議事），強化黨建保障。
㈥ 農村城鎮化建設論文，急用，謝謝！
[摘 要] 農村城鎮化過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經濟效益，而容易忽視其間接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從而導致一系列環境問題與農村城鎮化建設相伴而生，進而影響到城鎮的持續健康發展。本文在對農村城鎮化環境問題具體表現進行探討的基礎上，重點對農村城鎮化環境惡化的原因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 農村 城鎮化 環境問題
農村城鎮化是農業人口向城鎮地域集中和農村地域轉化為城鎮地域的過程，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城鎮化進程的關鍵在於搞好小城鎮建設，而搞好小城鎮建設又勢必無法迴避城鎮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果我們對城鎮化建設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就會與城鎮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背離，進而直接影響到當地城市化、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在新形勢下如何兼顧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保護,選擇一條既能保護生態環境、又能實現城鎮經濟、環境與資源協調發展的城鎮建設之路，對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宜居城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城鎮化環境問題的具體表現
1.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和自然之間應該說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村城鎮化既可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會加重城鎮水、電、燃氣等資源消耗的負擔，增加生活垃圾、廢氣、污水等廢棄物的排放。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自然伴隨著人口增長。但如果城鎮的人口增長過快，一旦其產生的各種廢棄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鎮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能力，就會帶來城鎮環境污染。
2.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界多種多樣的物種是大自然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必要基礎，而我國則是物種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由於缺乏合理規劃，加之管理人員的環境保護意識相對淡薄，濫砍樹木、亂佔耕地、隨意改造河塘等現象不時發生，破壞了生物的固有棲息地，致使城鎮周圍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進而制約了城鎮經濟、社會以及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土地資源短缺。土地資源短缺問題，在河北省乃至全國都表現得很突出。小城鎮是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固有產物。在農村城鎮化建設初期，許多地方對小城鎮的功能、性質和定位的認識還不夠清楚，把握還不夠准確，只追求面積擴大，盲目向外擴張，有的甚至放棄已經形成的原有集鎮，重新征地建設新城鎮。這樣就使得城鎮建設用地的集約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使農村人與地之間的矛盾變得更為突出。
4.地面沉降。由於城鎮地域建築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鎮排水系統等地下設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滲透；再加上人們對地下水的過度抽取，導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斷下降，進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區的分布范圍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標高的損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還可造成房屋破壞、地下管線扭斷破裂，進而對當地經濟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5.土壤污染。由於城鎮土壤分布多呈現零星分布狀態，面積相對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態系統較為封閉，物質循環與轉化過程較為單調和緩慢，土壤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謝和降解功效，以及環境載荷能力相對較低。當城鎮頻繁的人為活動所產生的大量固體廢物進入土壤，一旦超過了土壤的自凈能力，就會造成土壤污染。因為有機廢物是可以分解的，而無機廢物如不加以處理就會永遠侵佔我們的土地資源。
6.鄉鎮工業污染。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城鎮環境污染也正在從點到面、從局部向整體蔓延。從目前的情況看，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主要來源於鄉鎮企業。這是與鄉鎮工業的粗放式經營有密切關聯的。工業生產活動在城鎮地區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業企業所排放出來的廢水、廢物、廢氣和廢渣等污染物會在一個位點上集中。當這些污染物排放超過自然系統本身的凈化能力後，就會產生環境問題。
7.生態環境惡化。農村城鎮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城鎮的生態環境。由於城鎮建設規模的急劇擴張，使得城鎮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速度難以跟上城鎮發展的需要。到現在，一些城鎮尚無系統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處理廠，城鎮污水大多是未經處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鎮其生活垃圾還主要採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簡單處理方式。而沒有經過處理的污水和隨意堆放的固體垃圾，極易對城鎮周圍的環境造成破壞。 二、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環境惡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目前大部分城鎮都堅持「城鎮要建設，規劃要先行」的方針。但也有些城鎮的建設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指導，盲目追求「高、大、新、全」，從而導致城鎮建設攤子鋪得過大，城鎮布局有些零亂、土地配置有些失當、功能分區不太明顯，不僅給城鎮的管理帶來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加大了城鎮環境的治理難度。城鎮規劃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城鎮生態環境的惡化。
2.缺乏環保意識。城鎮環境保護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的重要職能，但一些城鎮人民政府卻往往忽視可持續發展指標的導向，未把環境保護工作放到應有的地位來加以重視。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傳統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仍未從根本上改變。重開發建設，輕環境保護；重當前利益，輕長遠利益；蓋廠興鎮不治污，毀林建房不綠化的現象在一些城鎮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誤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隨意利用之物。
3.自然資源的過量利用。自然資源能否合理利用將直接關繫到環境保護的成效。在人類將自然資源加工成產品、又將生產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環境中去的循環往復過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使資源得到最優化配置，那麼生產排泄物將會積聚過多，就可能會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夠循環、綜合地利用自然資源，提高自然資源的轉化率，那麼，其生產排泄物就必然會減少，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從而也就相應地會減少。
4.環境監控能力薄弱。一是現行環保法律法規缺乏強制手段、操作性不強，排污收費和違法行為處罰標准偏低，在客觀上造成了環保執法難的問題。二是環境管理體制無法適應環境保護工作的實際需要，環境管理的工作機制不健全，對外無法有效行使統一監管職能，對內無法形成上下聯動、協調一致的局面。三是環境執法能力建設薄弱、執法裝備落後，也嚴重影響了環境監控的正常進行和環境執法效能的提高。
5.城鎮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城鎮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對城鎮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與城市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相比，小城鎮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明顯滯後於小城鎮建設。相當一部分城鎮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與城鎮的建設發展速度不相適應，跟不上城鎮環境保護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處理能力不強，清潔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規技術很容易解決的諸如煙塵、污水、垃圾等污染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6.城鎮的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不協調。一些城鎮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經濟效益往往見效快，而且效果比較明顯；而生態環境效益則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和累積性。一般說來，經濟效益容易被人們所重視，因為它與人們的自身權益直接相關聯。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經濟效益，而忽視相應的生態環境效益，往往就會適得其反。
7.城鎮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環境保護人員投入方面，目前城鎮環境管理人員的編制還偏少，特別是在環境監督第一線的基層環保力量更顯薄弱，遠遠不能滿足城鎮環境管理的需要。而且，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人員又多半是從其他管理部門和技術崗位上轉崗而來。在環境保護財力投入方面，政府、企業對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入也顯不足。可以說，環境基礎設施不健全，直接制約和影響了城鎮生態環境的改善。
㈦ 如何看待城鄉融合發展論文
「做夢都沒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覺，真好！」李玉連聲感嘆。來江蘇南京打拚七年，她從一線工人成長為銷售經理。積分落戶政策，讓她實現了夢想。
「80後」的經濟學碩士，畢業不進寫字樓，卻選擇回鄉種地。在河北省固安縣周家務村，胡世丹和同學共同創辦的休閑農莊裡，瓜果正飄香。
城市吸納人，鄉村吸引人。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大國來講，國家的強盛既離不開城市的繁榮，也離不開鄉村的振興。「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之路。
這些年我國城鎮化進程有序推進，城市、鄉村並肩前行，融合發展會給城市和鄉村帶來怎樣的機遇？新型城鄉關系該如何實現？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看現狀——
發展要素流動加快，城市向鄉村敞開大門，鄉村變身城市「後花園」
「現在城裡機會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漢當育兒嫂的陳月琴正准備考中級育嬰師，「這個證一拿下，每月工資7000元打底。」
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高壩鎮蜻蜓村裡，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張月富回到村裡，和友人合夥開起農家樂，「開張第一天就來了20桌客人，營業額6000元！」
兩個「小賬本」的背後是人才要素在城鄉間加快流動的現實。「長期以來，農村各種要素單向由農村流入城市，造成農村嚴重『失血』，這個問題不解決，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就無從談起。」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說，要推動城鄉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平等交換。
看人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去年全國農民工已達2.88億人，其中進城務工人數超過1.35億人。與此同時，返鄉創業人數也在增加。國家發改委最新數據顯示，已有超過800萬人回到鄉村開啟職場新篇章。
看資金——農業農村部鄉村產業發展司司長曾衍德說，工商資本已成我國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資本每年投入鄉村產業的資金都在萬億元以上。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8年，我國民間投資中，農林牧漁業投資增長12.4%，增速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
要素流動加快，帶來城鄉發展新活力。
城市這一頭，門戶越開越大。
就業機會穩定——今年年初，廣東和四川首次合作，開通入粵返崗免費專列，1800多名川籍務工人員節後順利返崗。組織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風行動」積極為農民工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如今，農民工在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過半，外賣、快遞、家政服務等成為城市吸納農民工就業的新陣地。
落戶門檻降低——在青海西寧，外來務工人員可「租房落戶」；在廣東廣州，城市公共服務特殊艱苦崗位人員可獲得單列落戶指標；在山東，城鎮落戶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國已有9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萬人進城落戶。
公共服務共享——「拿著居住證，也能享受市民待遇。」來山東濟南務工半年的韓林對居住證的含金量很滿意。辦理游園年票、申辦工商營業執照、子女入學、醫保報銷……以居住證為載體、與居住年限等條件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日益健全。
城市大門大開，而鄉村這一頭，面貌也日新月異：
基礎設施更暢——「足不出戶就能購物，生活和城裡沒兩樣！」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譚子壯享受著網購的便利，他開的網店紅紅火火。
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在城鄉間「無縫連接」，拉近了城鄉距離。
截至去年底，全國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9.1%的鄉鎮通了客車，95%的建制村連接了4G網路。
保障網路更密——「多虧了大病保險。」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城關鎮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腸腫瘤住院，16萬多元的醫療費用，報銷後只需自付2萬多元。
近年來，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構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穩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鄉居民基本醫保覆蓋13.5億人，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從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萬名農村學生吃上免費營養餐。
鄉村環境更美——「以前村裡啊，雞鴨滿地跑、廁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蘇省淮安市五里鎮村民苗華感嘆，經過幾年的統一規劃，現在環境干凈多了，親戚回鄉都願意多住上幾天呢。
初步統計，2018年全國完成農村改廁1000多萬戶，近30%的農戶生活污水得到處理。以前「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現在「室內現代化，室外開鮮花」，越來越多的鄉村成為城市「後花園」。
看機遇——
擴內需，鄉村潛能加快釋放；補短板，城鄉關系更趨協調
當前，我國還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發展好，讓農民都進城了，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現代社會里，城市和鄉村都不能夠單獨存在，它們的關系就像一個人的整體。」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說，城和鄉具有不同的功能，鄉村的功能發揮不好，城市也很難發展好。
那麼如今的鄉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
消費大市場——「剛剛建了新房，彩電、冰箱、空調等家電也置辦全乎了，日子越過越紅火。」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下南鄉下塘村的譚民義笑得很開心。
農業農村部發展規劃司司長魏百剛表示，隨著農村居民收入不斷提高，鄉村消費潛力進一步釋放，農村市場已成為擴大內需的亮點。今年前5月，全國鄉村消費品零售額超過2.3萬億元，同比增長8.9%，高於城鎮消費品零售額增幅0.9個百分點。農村電商保持較快增長勢頭，據淘寶大數據平台顯示，5月份食品類銷售額同比增長24%。
就業新天地——白雲深處，福建建甌市東際村風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鄉創辦了生態種養合作社，種養的高山蔬菜、土雞土鴨走俏市場，年產值500多萬元，帶動全村農戶年增收20%。
農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農民工返鄉創業正由「星星點點」向「星羅棋布」轉變。農業農村部新聞發言人廣德福介紹，截至去年底，「返鄉創客」中農民工人數達540萬，佔70%。返鄉下鄉人員創辦的經濟實體帶動農戶經營收入平均增加67%。
產業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領何明喜歡採摘，他說：「親手摘的水果，恁個好吃。鄉村空氣清新，風景養眼，一天下來，巴適得很嘍！」
串聯起一二三產業，鄉村旅遊成為鄉村產業新增長點。據測算，2018年，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遊接待人次超30億，營業收入超過8000億元；稻漁綜合種養面積超過3000萬畝；主食加工業營業收入達2萬億元……如今，一批彰顯地區特色、體現鄉村優勢、鄉土氣息濃厚的產業，正在農村成長壯大。
從鄉村發展的現實看，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也不能單純依靠推進城鎮化。
有這樣一組數據，目前城市的污水處理率為95%，農村為22%；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為97%，農村僅60%；城市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為10.9人，農村僅為4.3人。
「城鄉之間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水平等方面，表現在資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務質量上，要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必須加快補齊公共服務等短板。」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展戰略和規劃司副司長周南說。
我國還有近6億人生活在農村，即使將來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農村還會有4億多人。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表示，如果一邊是越來越發達的城市，一邊卻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那不能算是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縮小城鄉差距是帶有標志性的硬任務。
看前景——
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實現城鄉發展「一盤棋」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迫切需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補齊農村發展短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會不會耽擱城鎮化發展步伐？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直言：「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並不意味著應該放緩城鎮化步伐。恰恰相反，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必須置於城鄉融合發展的整體架構中推進，通過『以城帶鄉』『以城興鄉』『以工哺農』『以工帶農』，實現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下好城鄉「一盤棋」，需要多點協調，共同推進。
增供給——加大資金投入，優化制度供給，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重慶忠縣，35萬畝柑橘林延綿在青山綠水間，作為田園綜合體建設試點，規劃總投入30億元，建立從「一個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產業鏈，讓22萬人走向富裕。
支持地方政府發行政府債券，用於城鄉融合公益性項目；調整土地出讓收入使用范圍，提高農業農村投入比例；創新中小銀行和地方銀行金融產品提供機制；撬動更多社會資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組合拳」，讓更多真金白銀流向農村。
2013年至2017年，僅農林水支出科目，全國一般公共預算累計安排就超過8萬億元。2018年，農業投資更是比上年增長15.4%，增速快於全部投資9.5個百分點。「資金要素在城鄉之間有序流動，將為城鄉融合增添更多發展新動能。」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說。
促改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改革，為城鄉融合發展打通了堵點。
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鎮以300多萬元的成交價將村集體建設用地出讓，作為酒店用地。「這既解決了企業用地難題，又讓村集體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紅利。」酒店負責人趙建龍說。
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始終是農村改革的主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說，農村土地改革，「穩」是基礎，「活」是目標，推動農村土地徵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三塊地」改革，實現征地范圍縮小、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等，讓沉睡的土地煥發新活力。
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三塊地」改革在33個試點縣（市、區）已按新辦法實施征地1275宗、18萬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地塊1萬余宗，面積9萬余畝；騰退出零星、閑置宅基地約14萬戶、8.4萬畝，辦理農房抵押貸款5.8萬宗、111億元。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截至2018年底，仍有2.26億城鎮常住人口尚未落戶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級以上城市。鄭風田說，「解決好落戶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
據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大城市也已計劃放寬落戶條件。
強機制——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持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城鄉融合發展增添活力。
「改種優質辣椒品種，上馬辣椒醬加工項目，產品身價實現從每斤1毛5、1塊5到15元的三級跳。」在廣東雷州，綠富種養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吳志德帶動300戶社員靠種植辣椒鼓起腰包。
小麥、稻穀繼續執行最低收購價預案；把農業產業鏈的增值收益、就業崗位盡量留給農民；農村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向農民股金分紅……一項項好政策充實著農民的「錢袋子」。
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3.14倍下降為2018年的2.69倍。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程國強說，「保持農民持續增收的良好勢頭，讓他們在城鄉融合發展中擁有更多獲得感。」
到2022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將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將更加完善；到本世紀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將成熟定型。
㈧ 城鎮化與農民進城論文
《城市農民工生活現狀——他們和社會那條鴻溝》
關於農民工在湖北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
[摘要]在我國，農民工進城務工現象比較普遍，他們的生存狀況普遍較差。我們小組此次調查的主要目的是更多的了解中國現在農民存在的問題，了解農民在城市的生活，民工的生存狀況已經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自身素質不高造成維權意識不夠、沒有技術只能普遍從事苦力工作、生活質量不高、精神世界空虛做了他們平日里過節，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細則。還有了解了他們孩子上學問題，知曉勞動法的情況！
近年來，我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出現了大量的流動人口。這是為什麼呢？其實調查後了解是因為城市要發展，城市建設需求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著這正好應了農民的心，很多人覺得種田沒出路，農村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地種，農閑的時候，閑在家，不如出去找活干。到城市打工收入比較客觀。不過與之俱來的出現了很多問題，這個寒假，我們小組簡單的做了幾項調查。
關於農民工孩子上學的處理問題
多年前自己在縣城讀書，那時就聽說很多同學跟著父母到外省去上學，但是，很多都要求繳納高額的借讀費，還逼迫家長寫上自願為學校捐款的紙條。這分明就是給農民工一個難題，無疑給他們增加了經濟和心理上的負擔，本來是迫不得已到城市去打工，但是孩子在家又沒人照顧，心裡擔心加想念，更怕孩子沒人管教，學壞了，最終掙了錢誤了孩子的塑材成人之大問題。於是想著把孩子接到身邊來，但是孩子不上學又不行，可教育是一種資源，如果一個城市的教育資源免費對外地開放，勢必造成本地孩子的教育資源不足。因此很多學校對外地民工孩子就學設置了障礙，這就明顯的給農民工又添加一難題！
不過，我聽說很多大型工廠有申請過辦學校，專為了工人的孩子，看來他們對農民工還是有點關心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麼沒人性！但是這樣的情況還是少數。
關於農民工住房問題
通過幾年來對身邊看到的一些農民工的了解以及我們這次調查的結果，我們了解到建築工地上都是搭建臨時居住和辦公場所，用石膏板和鋼架建造的，基本上是宿舍的樣子，上下鋪的。不過呢，這些是建築公司出錢，無需工人掏腰包。居住條件還是比較符合。但是呢，以前的工人很苦，有的地方農民工幹活晚上干到11點，然後再到用帆布支起來的帳篷里忍受夏天的酷熱和蚊子和冬天的寒冷和凄涼，第二天早上還要忍受住前一天的酸通睡眼惺忪的4點多就要爬起來，吃的是啥呢？是一大鍋沒有多少油的掛面湯，很多人是根本不想吃啊！但是你不吃也是要幹活的，干不好可能還要被開了。
有些農民工是幾個合住一間房，用以減輕租房費用的負擔；而在工地打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97.4%）是住在工地的，有些條件較好的工地造臨時宿舍，有些工地則是根本沒有宿舍，直接讓員工住在新建房的地下室里，雖我前面提到過有些建築工地給提供住宿單位，但是，能給農民工能提供住宿是單位只佔招工人數的20%左右。這就導致那些農民工除去吃、住開銷，一年下來的節余並不多，還要再寄回家一些，剩餘的就少之又少了。
關於農民工生活條件問題
農民工雖說在社會的地位不高，但是他們也為城鎮做了不少貢獻，現在國家對農民工越來越重視，在農村，交通不便，醫療業不方便，雖然辛苦了一點，但是每天都有錢，只要勞動就有錢，比在農村來的直接。並且要多些。生活還是有改善的，有時候可以一家人租一個房子住，一家人也算過的比較好。但是在城市生活，他們經常因為最基本的文化娛樂方式，許多人的精神上缺乏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精神處在「亞健康」危機。
不過，對於農民精神上的「亞健康」危機，政府已經引起重視。從文化局送片進工地，到文明辦評選來京務工人員「文明之星」，再到市總工會為民工建圖書室，買電視機，政府各個部門已經開始為豐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進行了努力。
在子女就學問題上，所有的農民工都一致認為應該讓他們上學，可見時代的變遷已經讓人們「讀書無用」的觀點得到了根本的改變。不過，子女就學問題也是農民最重的負擔之一。有82.1%的民工認為經濟因素會或將會影響子女的就學。我們采訪過程中，發現一位清潔工，月收入只有500塊錢，幾乎全部用來供兒子讀書。而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不惜借債來交昂貴的贊助費，這樣的負擔可想而知。還有一位民工的孩子，因為沒錢交費，讀到初二就輟學出來打工。現在杭城雖然有不少民工子弟學校，但可能是由於經費問題，或是教學質量不如其他學校，或者戶籍的問題，導致了不少民工的孩子要交贊助費、做借讀生。這無形之中大大加重了民工的經濟負擔，體現了杭州在接納外來打工者時仍然有些不公平。盡管中國的國情是教育資源稀缺，但由於應屆學生人數在不斷減少，加之杭州的經濟實力，希望能夠為民工子女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減輕民工的負擔，使他們更加專心工作，避免農民工世世代代素質低下的問題。想到這些都心酸，不過現在還是改觀了很多，農民工的懂法律的多些了，加上國家的照顧，現在農民工的生活總算好多了。
雖然這些努力是探索性的，但其積極意義是不容小覷的。因為長期以來，城市的管理者，對於農民工都是「只管手腳，不管頭腦」，他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範農民工的犯罪行為上，放在「嚴查、嚴管」上，而對於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問題則很少過問。這樣的「防範式管理」導致了許多弊端：其一，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視，無法訴求，就有可能成為一些過激行為和違法犯罪的誘因；其二，防範式的管理有著諸多副作用，尤其是當少數素質低下的管理人員借管理之名為自己或為自己所在的小團體謀取私利時，這種管理方式就蛻變為一種侵犯外來民工合法權益的工具。
關於城市是如何接納和對待農民工問題
當前城市對農民工實行的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濟上進入，但不承認他們在城市的社會成員資格，進城農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著歧視性政策等。
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不可避免地會給城市管理帶來新問題，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應有新的理念和措施。
我們小組在調查當中，發現了幾點問題，並且對此提出看法。要逐步改變把進城農民工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的狀況，妥善解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農民工至少可以分成三大塊：一塊是已經市民化的農民工。在城市裡面已經工作多年，也有穩定的職業和住所，他們的生活風險和工作風險實際上跟市民沒有太大的差別了。第二是流動性質的農民工。他們既沒有市民化，又不是單純的農民，這類農民工人數特別多。第三塊是季節性的農民工。由於農民工構成的復雜性，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需求，不能搞一刀切，應當根據農民工的需求與目前的條件，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方針，積極探索多種保障形式，根據農民工的需求和改革條件的成熟度，分步驟地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第四，要允許和鼓勵長期進城務工農民盡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轉換。要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適時到位的服務，幫助進城務工農民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使他們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過去害怕和限制農民進入城市有當時的背景，主要是農產品供應不足，城市又不能提供就業機會。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五，統籌考慮農民工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城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需作相應的調整。進行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有利於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促進城市社會安定和諧、健康發展，有著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現行的城鄉分割制度是產生農民工問題的直接體制性原因。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我國實行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因為戶籍制度至今並沒有根本改革，所以，雖然農民轉入了二、三產業和城鎮，但他們的戶籍仍是農業戶口，農民的身份沒有變，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在經濟上，農民工從事的是重、苦、累、臟、險的勞動，但沒有得到應有報酬，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在政治上，農民工幹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融不進城市社會，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城鄉分割制度下出現的農民工現象，應該是權宜之計，不應演變成一種長期的制度。農民工這種制度使勞動力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不能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合理配置。顯然，它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不相容的。農民工問題表面看是要解決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消除在就業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農民工享有應有的公共服務等問題，而實質則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產業工人隊伍、構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城鄉關系的問題。
關於農民工的文化程度
從工種看，一般都以苦臟累、無技術特長的工作為主。如建築工地、普工、縫紉工、清潔工等。依據社會分層理論，以職業劃分，這類工作屬於無技術而又收入不高的最下層。盡管社會的分工呈現金字塔型，此類下層工作將佔大部分，但農民工自身的問題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大原因：知識水平低，職業技能低，素質修養又低。這從民工受教育程度（表1-3）可以看出：雖然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佔69.3%,約有17.8%的外來農民工是文盲，約有12.9%的農民工是小學文化水平。所以，工作難找，就業困難，工資水平不高，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用正當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所幸的是，當問及「有沒有想過接受再教育」這個問題時，大部分青年民工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都苦於沒有錢、也不知道該通過什麼途徑。不過在對城建局的采訪中，我們也了解到，的每個區都開辦免學費的民工學校，而內容主要是基本知識（文化、法律）培訓。
還是那句話，農民工書讀的少，知法懂法的人少，很多人不知道怎樣利用合法的權利來保護自己合法的權益，有近一半的農民工（47.9%）並不了解自身享有的合法的權益，尤以在工地打工的。為主。有些人認為只要老闆比較好，發生事情就會負責任的。這種缺乏必要法制觀念和維權意識、以情代法的心理，導致了包工頭拖欠工資、延長工時等不法現象，也使政府的一些政策難以落到實處。
關於維權的方式，有很多人表示不知道，而選擇找有關部門的有44%，但在采訪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一位三輪車工，他表示他對勞動保障局等政府部門已經失去信心。原因是他有一次去銀行存300元錢，被銀行職工扣下，也曾經去市政府門口示威，但政府毫無反應。對於這件事情，我們姑且不論誰對誰錯，因為也沒有辦法了解。但這其中，一方面是自己選擇方式的不恰當，如果用合法的方式、適當的途徑去投訴，相信會有更好的效果；而另一方面，這也是政府的工作還不到位的表現。還有一次，我看到幾個農民工在菜市場賣點東西，由於是外地人，能力薄弱，我眼睜睜的看到那個管菜市場的人把他的貨砸爛了丟在地上，我采訪他時問他為么不報警，他說，他完全不相信那些當官的人了，以前報過幾次，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人家當地人還是幫當地人，像他們沒錢沒勢力，就只能被人欺了。我好是心痛，恨那些當官的人，竟然如此對待外來農民工。
農民工的生活質量較差，住房、子女就學問題仍是困擾他們的主要因素。
㈨ 關於2篇500字的論文
、 農民工的概念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後、90後，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裡面佔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後就上學，上完學以後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麼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准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徵：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 新生代農民工概況
如果說，2004年至2009年連續6個「一號文件」著重和著眼於應對「三農」問題帶來的傳統挑戰，致力於償還政府和社會對「三農」的歷史虧欠，那麼，今年「一號文件」則開始加大針對「三農」的改革力度，應對和化解因「三農」矛盾動態發展所帶來的種種「非傳統挑戰」。從今年起正視並著手逐步化解「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恰系應對「非傳統挑戰」的一個明智之舉。
「新生代農民工」既包括從小在農村長大的青年勞動力，亦包含「首代農民工」夫婦在城市生育達到就業年齡的青年勞動人口。前者（對於社會）的問題是，這個群體一旦離開農村，盡管在城市打工異常艱辛，不時遭受制度不公帶來的各種社會歧視，但要讓他（她）們重新返回農村務農在整體上已全無可能；後者的問題是，他們從小隨父母在城市（鎮）長大，盡管漂泊生活導致他（她）們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在城市（鎮）就業競爭中缺乏整體優勢，但他（她）們壓根就不熟悉農業生產，在農村的根事實上已被割斷,簡言之，他（她）們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農。
1.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佔61.6%1.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他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2．平均年齡23歲左右，初次外出務工歲數基本上為初中剛畢業年齡。
根據當前三項規模相對較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數據（一項為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對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1595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一項為珠三角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另一項為全國總工會研究室2009年組織對千家已建工會企業的問卷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3歲左右，這要求我們在認識新生代農民工時，必須關注與其所處特定年齡階段相關的一系列特徵和問題。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的初次外出務工年齡更低，基本上是一離開中學校門就開始外出務工。一項調查顯示，在珠三角，傳統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80後平均為18歲，90後平均只有16歲2.16歲、18歲的年齡，基本上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一離開初中或高中校門就走上了外出務工的道路，也意味著與傳統農民工相比，他們普遍缺少離開校門後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經歷。
3．近80%的人未婚。
據全國總工會研究室2009年的調查，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已婚者僅佔20％左右。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當時農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數據對比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一個未婚群體，這意味著，這一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問題，這與外出期間80％已成家的傳統農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別，這是我們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水平相對傳統農民工有所提高。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農民工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歲以下各年齡組均在26%以上；年齡在21-25歲之間的達到31.1%，高出農民工總體平均水平7.6個百分點3 .而2008年進行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在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佔10％。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人員比例達到36.9%，高出傳統農民工14個百分點4.數據對比說明，盡管新生代農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為主、職業技能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但是，相對傳統農民工，他們的文化和職業教育水平已有較大提高。
5．在製造業、服務業中的就業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築業中的就業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呈現明顯的「兩升一降」特徵，即在製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在建築業中呈下降趨勢。《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2004年農民工在製造業、服務業和建築業中的比重分別為33.3％、21.7%和22.9%；而國家統計局2009年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中從事製造業、服務業、建築業的比重分別為39.1％、25.5%和17.3%5.數據對比可以發現：5年間，製造業和服務業分別上升了5.8和2.6個百分點，建築業則下降了5.6個百分點。這說明，相對於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於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6．成長經歷開始趨同於城市同齡人。
從成長經歷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經歷過父輩那樣從農村到城市的變化過程，與城市同齡人更為趨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自小就跟隨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農村初中（高中）一畢業就到城市「謀出路」，因此他們對城市生活環境比對農村生活環境更熟悉、更適應；即使出生、成長在農村，他們在務工前也同城市裡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據統計，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6.而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城市，在農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據安徽阜陽市統計，該市無地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26.3%.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這一群體勢必將越來越大。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隻有一、兩個兄弟姊妹，「較之父輩，生活是優越的，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溫飽問題在他們頭腦里沒有什麼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7，這一點與城市同齡職工也頗為相似。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四大特徵：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中的新生群體，一方面，因其與傳統農民工同處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面臨共同的社會境遇，自然潛移默化了這一群體共有的一些特徵。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社會加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而明顯帶有不同於傳統農民工的時代烙印，同時，他們所處的特殊人口年齡階段又使其身上呈現出同齡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徵。概括地說，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呈現出四大群體性特徵——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
時代性的體現：新生代農民工處在體制變革和社會轉型的新階段，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使他們的需要層次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能夠更迅捷地接受現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價值觀與開放式的新思維，成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嚮往者、接受者和傳播者。
發展性的體現：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大多20歲出頭，其思維、心智正處於不斷發展、變化的階段，因此外出務工觀念亦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中，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他們絕大多數未婚，即將面臨著結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問題，也必然要承接許多可以預見及難以預見的人生經歷和變化；他們大多剛從校門走出3-5年，雖然滿腔熱情、滿懷理想，但是，職業經歷剛剛開始，職業道路尚處於起點階段，在職業發展上也存在較大的變數。
雙重性的體現：他們處於由農村人向城市人過渡的過程之中，同時兼有工人和農民的雙重身份。從謀生手段來看，靠務工為生，重視勞動關系、工作環境，看重勞動付出與勞動報酬的對等，關注工作條件的改善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具有明顯的工人特徵；但是受二元體制的限制，他們的制度身份仍舊是農民，作為農民的後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著一部分農民的特質。
邊緣性的體現：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於父輩、耐受能力卻低於父輩，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於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位於城市的底層，因此，在城鄉兩端都處於某種邊緣化狀態。
第一章 新生代農民工身上發生的重大轉變
（一）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
傳統農民工外出就業的主要目的是「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總之，是為了改善比較飢饉的生活狀態。而正值青春年華、職業道路剛剛開始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動機帶有明顯的年齡階段性特徵，用實地調研中一個26歲新生代農民工的話說，就是「體驗生活、實現夢想」。
一項調查也證明了上述觀點。關於外出就業的目的，選擇「出來掙錢」的，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佔76.2%，70年代出生的佔34.9%，80年代出生的只佔18.2%.同時，在8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中，選擇「剛畢業，出來鍛煉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以及「在家鄉沒意思」的人高達71.4%8.
（二）對勞動權益的訴求，從單純要求實現基本勞動權益向追求體面勞動和發展機會轉變
上世紀80年代，農民工剛剛在我國大規模出現時，他們外出就業的目的相對單純——掙錢，因而對勞動權益的訴求也相對較低，甚至認為只要能夠按時足額領到勞動報酬，社會保障和職業健康等其他勞動權益可有可無。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就業背景、家庭環境和個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為他們外出就業創造了相對寬松的環境，他們對勞動權益的訴求向更高層次發展。用他們的話來說，那種工資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簽、保險不上、發展（機會）不大的單位，只有傻瓜才去。他們就業選擇不僅看重硬體——工資，更看中軟體——福利待遇、工廠環境、企業聲望乃至發展機會等。新生代農民工對勞動權益相對較高的主觀訴求，既體現為當所在單位與自己的訴求存在一定差距時「用腳投票」催發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現為對就業行業、就業崗位和單位正規程度的更高要求上。從下面的圖表中，可以直觀地體察出這種變化。見表1.
（三）對職業角色的認同由農民向工人轉變，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
新生代農民工所走的從校門到廠門的短暫歷程、從學生到工人的角色轉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情感上疏離農村，從職業角色上認同實際職業身份而非戶籍身份，從職業發展定位上傾向於非農職業。一項調查顯示，對於職業身份，在新生代農民工中，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只有32.3％，比傳統農民工低22.5個百分點，認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佔32.3％，高出傳統農民工10.3個百分點；而在上世紀9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中，這一差異更加明顯，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僅佔11.3％，這一比例幾乎是傳統農民工的五分之一，認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佔34.5％，這一比例是傳統農民工的2倍多。另據一項調查，關於「未來發展的打算」，選擇「回家鄉務農」的，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1.4％，而在當前仍舊外出就業的傳統農民工中這一比重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創辦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有27％，幾乎高出傳統農民工10個百分點；打算「繼續打工」的，新老兩代農民工均佔到一半以上，
（四）對務工城市的心態，從過客心理向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轉變
傳統農民工近似於候鳥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農經歷造就了他們城市過客心理。據1999年清華大學對農民工家庭的一項調查，89.7％的農民工表示將來一定會回到家鄉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鄉定居9.其他學者根據歷年來農村外出流動人口數據估算的結果也大致如此，即在傳統農民工中，大約有10％左右的人逐漸在城市沉澱了下來10.然而，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報告，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遠遠高於17.6%的農業流動人口整體水平。數據對比說明，相對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的願望更加強烈。
（五）維權意識日益增強，維權方式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
傳統農民工自我維權意識較弱，維權能力不高，權利被侵犯時往往採取忍氣吞聲或被動懇求的方式解決。而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政治參與權、話語表達權，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權等方面，都比父輩有更高的期待，並表現出維權態度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據一項調查，當權益受到侵害時，新生代農民工中因為怕被報復而不向有關部門投訴的只有6.5%，僅是傳統農民工的一半；採取投訴行為時，以集體投訴方式進行的（幾個人一起去投訴），新生代農民工為45.5%，高出傳統農民工17.6個百分點11.
（六）對外出生活的追求，從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滿足轉變
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傳統農民工外出務工時年齡較大，大多已婚，他們為了實現掙錢的目標，大多不得不對情感精神生活採取忽略或無所謂的態度。而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年齡為23歲左右，初次務工的年齡不足18歲，正處於婚戀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賴期，他們更渴望在外出就業的同時，愛情能夠有所收獲，思想可以交流，困擾能夠傾訴。據國家統計局的調研報告，2006年，在租賃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農民工只有20.1％；而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住在租賃房和自買房中的比例已經上升到37.7％，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他們對精神、情感和家庭歸宿的更強需求。
第二章 新生代農民工的貢獻及地位
新生代農民工是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重要的新生力量；也正在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革的巨大力量。
農民工滿足了工業化進程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強了城鎮特別是東部地區城鎮的市場競爭力。新生代農民工的貢獻與地位：
◆豐富城鎮勞動力資源
◆緩解城鎮勞動力供給結構性矛盾
◆抑制勞動力成本上升
◆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
◆提高企業競爭力
第三章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的一部分，與傳統農民工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工資拖欠、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職業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同時，由於具有不同於傳統農民工的新特徵和新訴求，新生代面臨的問題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
據公安部2007年的調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農民工願意承受的購房單價在3000元/平方米以內，有19％願意承受3001-4000元之間的單價，願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據調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的縣市及以下城鎮，在農民工集中流入的東部沿海地區，即便是小城鎮的房價也遠遠超過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東莞市當前的房價已經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價相對較低的沙田鎮和常平鎮，房價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數建制鎮的均價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對比農民工所能承受的房價與現在農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價，可以推斷，如果按照當前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們的工資增速能夠趕上房價的漲速（目前來看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價購房，新生代農民工中最終能夠實現在務工地城市購房定居夢想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後於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
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發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占總需求的60.2％，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的需求僅佔39.8％。然而，據當前已有的調查數據綜合判斷，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時，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佔總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說，在知識和技能逐漸代替簡單體力勞動作為勞動力市場選擇標準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獲得比勞動力市場需求更快的發展，按照他們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約三成的人能夠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
（三）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基於自身閱歷和切身體驗，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正是為了讓子女能夠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選擇在務工地就業和定居。據中國流動人口監測報告，2009年農村流動人口子女中，70.2%隨同父母流動，只有29.8%留守農村。然而，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仍相當突出，據教育部2008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小學就讀的比例，北京為63％，上海為49％，廣州僅為34.6％。學齡兒童中未上學的比例，北京為3.81％，上海為3.56％，廣州高達7.19％。農民工子女半數以上都有轉學經歷，在轉學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辦學校還存在收取借讀費和贊助費等行為，而大城市最突出。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增長，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將步入育齡階段，與此相伴，隨遷子女教育問題，也必將越來越成為他們在務工地穩定就業、生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
國際社會的成功經驗表明，社會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農民實現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農業轉向非農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要想實現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目標，必須至少享有三個層次的社會保障：其一為解決年老和疾病時後顧之憂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其二為解決失業後暫時生活困難的失業保險；其三為防範淪入貧困境地的最後一張保障網——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據調查，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中，享有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為21.3％、34.8％和8.5％，且不說企業的繳費標准大多以各地的繳費下線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對象為當地城市戶籍人口，農民工基本上沒有享受該項保障的權利。顯然，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實際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與他們企盼在務工地城市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訴求之間，距離還相當懸殊。
（四）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邁出中學校門，他們帶著對傳媒中、社會上成功人士的羨慕和崇拜，期盼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美好的夢想。但是，他們的心智發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穩定、身份認同尚不清晰，面對鋪天蓋地、瞬息萬變的信息和復雜的社會環境，確定具體職業發展目標的能力仍舊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帶來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們制定及實施職業規劃的能力更低。同時，他們繼續學習的願望非常強烈，據調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7%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但是，由於閑暇時間較少、下班時間較晚、學習培訓機構距離較遠等因素，導致他們能夠便捷、安全、有效接受專業學習培訓的渠道嚴重匱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目標、就業單位頻繁變換，學習培訓的專業技能缺少可持續性或者不適應市場需求。這既浪費了他們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又不利於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用工的穩定。
（五）情感、精神的強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滿足，是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也是在現實生活中最少得到關注的深層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交友、戀愛、結婚的黃金期。同時，他們剛走出校門，仍處於「半成人」階段，對思想溝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強。由於上班時間長、接觸面較窄、工資收入低、就業行業農民工男女比例失調（建築業和製造業男性多、服務業女性多），這就使他們普遍面臨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傾訴沒對象的困境，再加上企業管理和文化建設的不足，以及社會人文關懷的欠缺，婚戀和精神情感成為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感情孤獨」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築業接受調查的農民工，超過七成將「感情孤獨」作為困難的首選。在實地調研中，透過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略帶羞澀的話語，常讓我們感到其內心閃爍的隱痛和不安。
1.身份認同的雙重邊緣化——被農村邊緣化、被城市邊緣化。
一方面, 城鄉二元結構的削弱使得農民工實現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角色轉換; 另一方面, 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又阻礙政府對其身份的制度認同, 於是角色轉換與身份轉換的背離使得農民工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 形成「新二元結構」和自我隔離, 難以融入城市。總之，新生代農民工在對自己身份作總體性的認知和評價時, 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內心自我矛盾性。
2.價值取向發生變化。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消費意識增強，權利意識增強，自我發展意識增強，市民化意識增強。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之消極表現也很明顯。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厭農」、「棄農」思想嚴重，親情意識較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於各方面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卻遭到了城裡人的漠視乃至歧視。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慮心理，促使他們更加自卑和敏感，個別甚至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仇視社會的心態。
3.心理情緒問題增多。
（1）自卑心理和悲觀情緒。農民工由於沒有城市戶口，在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許多方面與城裡人隔著一條人為的然而卻是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身份差別而導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農民工產生自卑心理。
（2）失衡心理和焦慮情緒。城鄉居民經濟收入與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使得農民工在心理上有一種政府的疏離感，感到自己過多地承受了改革的代價，是改革中的吃虧受損者，容易產生失衡心理和對政府、社會的失望、埋怨情緒。
（3）孤獨心理和受挫情緒。很多農民工隻身一人外出務工，缺少家庭溫暖。加之他們務工的一些私營企業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業余文化生活貧乏，這種孤獨寂寞使不少農民工形成封閉的心理，缺乏人際交往，對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不利。
（4）壓抑心理和怨恨情緒。農民工的過客心理使得他們對城市缺少歸屬感和責任感。同時在日常生活中，農民工經常受到個別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對待。直接傷害了農民工的自尊心，從而容易產生農民工與城裡人的對立怨恨情緒。
（5）被剝奪心理和抵觸情緒。分配問題上的不公平容易使農民工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這種心理的長期潛伏和蔓延，必然引發對現實社會的嚴重不滿，並在個別人身上發展為反社會心理。
（六）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問題，是其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共同的經濟社會環境，同樣的農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資本狀況，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基本勞動權益實現上與傳統農民工相比雖然有所提高，但是總體境況相似，仍舊普遍面臨著一些共同的、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職業衛生健康保障不夠等方面。據一項在廣東的調查，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61.6％；遭遇工資拖欠的人所佔比例為7.1％；人均拖欠工資1538.8元，差不多相當於人均1.5個月的工資。另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的2009年流動人口監測報告，60%的農業流動人口就業於工作條件差、職業病發生率高和工傷事故頻發的低薪、高危行業。同時，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時，僅有60%的用人單位為其支付醫療費用。其中，服務業最差，這一比例只有47.3%。
第四章 政府和社會的作為
農民工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
改革早期階段
國家有關農民工的政策主要是放開農村勞動力市場，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
農村改革把許多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出現大量需要向工業和城鎮轉移的勞動力。
參考資料：新生代農民工講義
㈩ 急求《中國城市化道路》2500字論文
關於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摘要：城市化是社會變遷的重要環節，也是現代化的必然過程。文章闡述了中國城市化的現狀，回顧了城市化發展的
歷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幾種模式，並探求適合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戰略，最後指出中國應走多樣化協調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關鍵詞：中國；城市化道路；思考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和結
果，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
技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主要是指鄉村變成城
市的復雜過程，它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
市居住區的逐漸擴大，非農業活動的轉移和聚集，
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化等等。改革開放使中國
城市迅速發展，但城市化的進程與我國經濟發展
的現狀不相協調，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目前關於
中國城市化發展模式、城市化戰略等仍然存在許
多爭議，探討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將有
利於推動城市化研究，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一、中國城市化的現狀
世界城市化從工業革命開始，!"世紀以來，城
市化的規模和速度達到空前的水平，截至#$$%
年，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達到&』()*，幾
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幾年，中國城
市化水平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從#$$$年的
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數量已從改
革開放初期的#$0個增加到目前的%%"個，其中超
大、特大城市達&%個，城市經濟對中國23.的貢
獻率已超過)"*。有專家預測，在未來#』年內，若
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於#*的增長率計算，到
!"!"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大概要達到』』4%"*，城
市人口大概可達14$個億。城市化對推動中國社會
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年諾貝爾經濟獎獲
得者之一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
認為，新世紀對於中國有三大挑戰，居於首位的就
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
長的火車頭，並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中國城
市發展報告（!""04!""&）》統計顯示，!""0年，我國
國內生產總值達##%B%$&億元（人均超過#"""美
元），其中全部地級城市（不包括轄縣）創造的23.
約佔全國23.的%0*，23.超過#"""億元的城
市就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武漢、杭州、
沈陽、南京、佛山、大連、重慶、成都#0個城市。+!,可
見城市發展在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處的
龍頭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但與世界
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處於初級發
展階段。據世界銀行統計，!""#年，全世界城市化
水平&)()*，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
最不發達國家!%(!*，而中國是0%()*。中國城市
化率比世界平均低##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
平均低0$個百分點。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
協調發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本
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這種相關性，在工業化由
初期向中期邁進的加速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據
統計，#$%』年到!"""年，中國工業化提升幅度是
中等收入國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僅為這
些國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滯後於工業化
水平#&(0個百分點。+0（,.%"）中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
後，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已經成為制約
我國經濟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巨大瓶頸」。
未來!"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
期，中國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
主義現代化的戰略任務。沒有城市化的大發展，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是畸形的、沒有
後勁的。沒有城市化也就沒有現代化。!"#$%&』&(加快中
國城市化進程，是促進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和城
鄉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解決二元結構矛盾的根
本出路。
二、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歷程和發展戰略的演變
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城市化主
要是由政府發動和引導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
城市化經歷了一條坎坷曲折的發展道路。大致可
以劃分成三個發展階段：)*"*+)*,-年為起步階
段。)*"*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城市人口只有
,-』,萬人，城市化水平僅為)./』.0，不僅遠遠低
於當時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還低於
當時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經過2
年時間醫治戰爭的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隨後又
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大
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和城市建設。這個階段城市化
是一個與工業化同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城市
人口比重穩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鎮人口"",萬，年
均增長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機械增長
佔了,』0。1年間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為
)2/.10。設市數量從)2,個增加到)-1個。
)*,1+)*--年為反復和停滯階段。具體又可以
分為)*,1+)*』.年的過度城市化、)*』)+)*』,年的
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
化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由於「左」的指導思
想，推行「大躍進」，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城鎮
人口年均增長率高達*0，城鎮人口比重從)*,-
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
的人口大大超過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災
害等因素，國家不得不精簡職工，於是出現了第一
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
年文革時期，城市化處於倒退停滯狀態，城市人口
繼續負增長，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
)*--年後，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推
進，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主要
表現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
上升。從)*1.年到)**,年的),年間，中國城市
化水平提高了)./』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長./-
個百分點，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城市化發展最快的
一個時期。二是由於受到各種政策和體制的作用，
上世紀1.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異
軍突起」，中國小城鎮迅速發展。我國的財政稅收、
出口創匯和34%總值，鄉鎮企業的貢獻都超過)5
2。但上世紀*.年代後期，鄉鎮企業基礎設施不
足、環境污染嚴重、信息不靈、配置不優等弊病進
入了一個總爆發期，被迫進入調整。&.世紀*.年
代以後，大量農村人口遷往城市。目前約有&億農
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的生力軍。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
國城市化發展速度很快，但加速發展的背後，卻是
城市化戰略的幾經搖擺，舉棋不定。
)*-1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提出
的城市發展方針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
鎮」。)*1.年).月，國家建委在北京召開全國城市
規劃工作會議，確定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
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方針。
)*1*年，國家又將城市發展方針修改為「嚴格控制
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並寫
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中。此後).多
年間，學術界曾有過幾次關於不同規模等級城市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誰是重點的爭論。城市發展
方針從「控制大城市規模」修改為「嚴格控制大城
市規模」，表明國家對大城市規模的控制不僅不打
算放鬆，反而力圖加強。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十五』
計劃綱要》對城鎮化發展方針，作了新的表述：「有
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完善區域
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引
導城鎮密集區有序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在城市發展問題
上一直傾向於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的主
張，盡管如此，實踐的發展卻偏離了設想的軌道。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發展並沒有因此受到抑
制。從&...年以來，各地普遍啟動並呈現出極大
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規模擴張以及
與此相應的城市建設加速和城市經濟活躍。在上
世紀1.年代深圳建設和*.年代上海浦東開發的
經驗啟迪下，在北京「申奧」、上海「申博」成功後，
各地紛紛在各自的發展戰略中大大強化了城市化
的地位，中國沿海地區大城市通過設置各類開發
區，也使城市的用地規模進一步擴大。實踐證明，
城市規模與政策制定關系不大，城市規模不能作
為城市發展方針制定的依據。
三、對目前幾種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
在要加快城市化發展的認識上，學術界已經
形成共識，但在重點發展哪種類型的城市上，卻存
在著很大的分歧，).多年間，爭議頗多。
)/大城市模式
世界城市化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
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大城市增長迅速，這
反映了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大城市發展的客觀
要求。如前所述，中國的管理部門，雖然總是強調控制大城市規模，但從實踐上看，大城市發展的速
度最快。近年來，人們提出了應優先發展大城市的
觀點。這一觀點認為，第一，大城市在國家的發展
中發揮區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國#""萬以上
人口的城市$"個，有!%個是省會城市。它們絕大
多數都是該省區的首位城市，幾乎都是綜合性的
工業基地及新型的開放城市。其次，中國的大城市
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既是組織區域專
業化分工和經濟聯合的強大的生產中心，也是組
織物資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國大城市
第三產業比較發達，發展潛力大。與經濟全球化和
國際城市發展相適應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的
生產性服務業，如電訊業、電子信息產業、國際銀
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都集中在大城市裡。&』(第
二，中國正處於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由城市化的
初期階段向中期集中化階段轉變。經濟發展和城
市發展都對規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
城市的集聚效應是產生高效益的關鍵，其發展有
明顯的集聚效應，能夠吸引大量的資金、先進的技
術、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勞動力。大多數認同規
模經濟的專家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應走大中城市擴
容為主的道路。第三、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
資源匱乏的國家，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必須
選擇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和趕上發達
國家。應該說，大城市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提高
經濟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
勢。因此，積極發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資源的
利用率，應該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未來城市化
的發展趨勢。&)(*+!%,-第四、大城市在推進城市化進程
中往往起主導作用，中國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
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將遵循世界城市化發展的
一般規律，走上大城市的發展道路。&%(*+!%,-
長期以來，政府管理部門對於大城市和超大
城市的發展往往抱有憂慮和恐懼，一些學者也對
大城市發展持批評態度。認為發展大城市，農民大
量湧入城市，會造成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無序、資
源缺乏、城市基礎設施和就業機會跟不上等「大城
市病」。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宜把「大城市
病」看得過重，它在社會經濟的自身發展過程中可
以得到治理。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說，在大城市聚集
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對於資源和能源的
消耗更不經濟，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滯後所
帶來的「小城鎮病」，如農村中出現的鄉鎮工業分
散、小城鎮建設無序化等現象，比一般的「大城市
病」更難於治理。同時也應該看到，一些城市提出
做「強」做「大」的目標，基礎設施和經濟實力卻沒
有跟上。要想強大城市，不是搞圈地運動，不在於
城市規模無限擴大，關鍵是提高城市的實力和競
爭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發展好。
!.中等城市模式
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為，中等城市的優勢主
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等城市處於即將升為
大城市的特殊地位，發展潛力巨大而且流動人口
進入城市的門檻相對較低，與大、小城市相比，吸
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潛力會更大，同時中等城市
也易於吸引大城市中結構性剩餘的科技力量、設
備和資金。這種對上對下的強大吸納能力，使大城
市富餘科技力量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能夠在這里
進行有效地配置，有利於國民經濟中資源的合理
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其二，中等城市往
往是連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橋梁，在經濟全
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是大城市輻射的中轉
站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中轉站。其三，中等城市
的經濟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
差。它既可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聚集效應，
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
端。中等城市不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與農村交流
方面具有優勢，而且發展中等城市為中國大量的
農村流動人口提供了出路，並且不會帶來較大的
環境、土地和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問題。
$.小城鎮模式
贊成發展小城鎮者認為：小城鎮是城市和鄉
村的結合點，可以把城鄉兩個市場較好、較快地連
接起來，具有為周圍鄉村提供生產資料和日常工
業品的功能，有利於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需要
的滿足，而且還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發展
小城鎮，有利於促進農產品的深加工和農村資源
的轉化，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和鄉村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從國情出發，發展小城鎮有利於農村剩餘
勞動力的就地解決，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
有效減輕大城市壓力，減緩農村剩餘勞動力在中
國范圍內流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根本途
徑。
近年來，小城鎮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集約
化程度低、經濟效益差、資金短缺、大量佔用耕地、
環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單一低下、基礎設施落
後、投資環境差、吸納勞動力能力逐年下降等問
題，成為發展的極大障礙，同時也影響到整個中國
的城市化進程。不贊成者認為，小城鎮是特殊歷史
條件下的產物，是在城鄉分割體制下產生的，發展
小城鎮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問
題。
關於小城鎮的發展模式還和對「城市化」及
「城鎮化」概念的模糊認識有關。國際上通行「城市
化」的提法，但在我國，從中央領導人談話到一些
重要文件卻以「城鎮化」的叫法更為普遍。而實際
上，目前我國的城鎮化與國際通用的城市化本質
含義是一樣的，就像現代化和近代化都是「!"#$
%&』()*+("』」的中文翻譯一樣，「城市化」和「城鎮化」
也都是「,&-*』()*+("』」的中文翻譯，是通用語言。城
市化和城鎮化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無論「城市」
還是「城鎮」都包括「市」和「鎮」兩個組成部分。然
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概念上作不
同的解釋，認為城市化就是發展城市，城鎮化就是
發展小城鎮。他們提出，「我國之所以沒有採用國
際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採用城鎮化的提法，
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調不能忽視小城鎮的
作用」。「我們在黨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經常看到『城
鎮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為了把『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