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綜述我國自1992年以來的財政政策實踐
財政政策:
自1992年以後,隨著「軟著陸」這一經濟調控手段的實施,我國經濟增長連續6年逐步降溫,GDP增幅從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外貿和整體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
(一)1998-2002年:財政政策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積極」
1997年7月始於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末本世紀初破壞力最強、影響范圍最廣的一次金融風波,是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全球性經濟事件。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和我國國內需求不振的局面,從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國實施了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
1998年至2005年8年間,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900億元,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積極財政政策對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今後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了條件。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在1999年滑落到7.6%的谷底之後,從2000年開始逐步扭轉局勢,增速穩定在8%左右,之後進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應當承認,財政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具有較強的指令色彩,是一種政府比較「喜歡」的經濟手段。積極財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擠出效應:首先,大規模財政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競爭性的項目,從而排斥了私人部門進入這些領域。這一時期居民儲蓄存款的快速增長,部分原因也在於一些私人投資受到影響導致轉化不暢;其次,積極財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長期內擠出效應不同。在政策初期,由於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資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擠出效應不明顯。當經濟景氣好轉、私人投資有所啟動時,這種擠出效應會釋放出來。
但我們也應注意到,積極財政政策較好地把握了「該進則進」的時機,不但抑制了經濟下滑趨勢,同時將財政政策力度施加於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項目,既彌補了以往在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也與金融改革的有關措施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擠出效應」的擴大。同時,諸如進一步放寬對國有企業的管制、財政資金退出一些競爭性領域等具體措施為私人投資讓出空間,既有利於市場經濟法則的深入貫徹,也有利於政府職能的合理轉換,實現了通過公共投入穩定經濟增長和保護私人投資利益的「雙贏」結果。
(二)2003年以來: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向「中性」
2003年以來,包括外資在內的各種非國有經濟成分投資大幅度上升,國債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長期建設國債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已從2000年的9.4%下降到2003年的5.9%,2006年進一步降至1.5%,占財政債務發行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35.9%下降到2003年的22.8%,2005年進一步降至11.6%。可見,全社會投資資金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分依賴國債資金的狀況得到了改善。
2004年5月,財政部首次提出將採取中性財政政策,有保有控。這意味著財政政策面臨重要轉折。財政政策轉向中性的依據主要在於:首先,由於結構性矛盾長期未得到緩解,我國經濟從2002年出現了局部過熱的風險,並有加劇趨勢。在這種形勢下,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會阻礙政府採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財政的可持續性令人關注。積極財政政策持續了6年,到2003年總計發行了80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財政的可持續性令人懷疑;再次,積極財政政策對我國GDP增長速度的貢獻逐步降低。民營經濟自主增長動力上升之後,GDP的增長開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資推動;第四,雖然政府規定了國債資金使用的結構,但資金仍然偏重於國有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不高。民營企業進入國債項目十分困難,這種歧視性行為進一步阻礙了市場競爭。應當說,財政政策適時轉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
貨幣政策:
在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方面,1995年頒布的5中國人民銀行法6規定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實質上,我國貨幣政策面臨著來自中央政府的多目標約束: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確保經濟增長!支持國企改革!配合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確保外匯儲備不減少!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龔方樂!應宜遜,2000;謝平,2000)"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貨幣政策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堅持穩定物價的單一目標,逐步弱化直至消除多目標約束"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確定後,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實際上歸結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我國從1996年開始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近年來,一些學者認為,M1和M2的增長率較大幅度地偏離預定的調控目標,貨幣供應量目標不再有效,應該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建立一個以通貨膨脹率為調控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筆者認為,從美英德三國的實踐看來,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應當根據本國當前的實際經濟金融條件進行調整"根據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實際情況,目前實行通脹目標法存在以下一些困難:(1)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通脹目標法要求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因為匯率目標與通脹目標有時會發生矛盾"要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尚需時日"(2)採用通脹目標法的前提之一是中央銀行對通脹目標有較強的控制能力,能夠綜合觀察多種指標,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充分了解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具有預測通貨膨脹的技術和能力"而目前我國的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尚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3)在中央銀行獨立性方面,根據5中國人民銀行法6的有關規定和從當前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來看,要實現通脹目標法所要求的中央銀行獨立性仍很難"(4)在貨幣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銀行可信度方面,與實行通脹目標法的國家相比,我們有待進一步提高"可見,我國目前過渡到通脹目標法的條件還不具備"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完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由於我國金融創新的速度加快,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確實面臨著部分學者所指出的一些問題,如可測性問題!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問題等"我們應該不斷修正這一指標,合理界定貨幣供應量的層次和統計范圍,以確保其可測性,增強其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同時,我們應該借鑒美英德三國的做法,監測更多的信息變數,建立相應的經濟模型,提高數據分析和處理能力,最終形成一套包括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預期通脹率等指標在內的貨幣政策監控指標體系"
2.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我國仍然是一個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包括存貸款利率在內的
絕大多數利率由中央銀行決定,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而在美英德等國利率則是一種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因此,我國目前應該積極推行利率管理體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提高央行的間接調控能力"
3.美英德三國對貨幣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銀行信譽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值得借鑒"近年來,我國
中央銀行在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定期公布貨幣供應量目標,編寫5貨幣政策報告6,闡明貨幣政策執行情況,以月報!季報!年報的形式公布金融數據等"但是我們仍應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如增加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增強中央銀行引導公眾和市場的權威性,培育理性的市場預期,提升中央銀行信譽"當然,從長遠來看,我國已經加入WTO,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的貨幣政策將面臨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的加強!利率和匯率的套利投機等等問題,這些變化在歷史上(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造成了較強的沖擊,並迫使大部分國家放棄了貨幣目標法"屆時,我國貨幣政策框架如何選擇,是借鑒美國的做法,不明確公布名義目標以進行有益的探索,還是借鑒英國的做法,直接採用通脹目標法,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希望採納
❷ 公共消費的簡介
公共消費包括國家行政管理和國防支出,教科文衛事業支出,社會救濟和勞動保險方面的支出等。是指由政府和為居民服務的非盈利機構承擔費用、對社會公眾提供的消費性貨物與服務的價值。公共消費既是國民消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能帶動居民(私人)消費,因此,擴大公共消費可以直接和間接地提升消費率,從而具有化解宏觀經濟運行中矛盾和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的雙重功能。 社會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與公共消費兩者構成,擴大居民消費和擴大公共消費都能夠提升國民消費率。目前中國GDP居民消費率與公共消費率皆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與長期以來對公共消費,尤其是對教育、醫療等社會性消費重視不夠有密切聯系,這不僅直接導致公共消費率下降,也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降低了居民消費率。
從2000-2006年的數據來看,中國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是不斷提高的,但與此同時,公共消費率是不斷下降的。這與前面分析的公共投資擴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長期擴張公共投資,必然擠壓公共消費。尤其從地方政府更喜好投資的行為傾向來看,這一點更好理解。盡管投資與消費都能拉動GDP增長,都能滿足上級政府對GDP考核的要求,但投資還具有另一層作用:看得見。各種「面子工程」和「亮麗工程」都要依靠投資才行,而消費卻沒有這種作用。可見,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的格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偏好。
公共消費率的下降趨勢還可以從它的反面,即公共儲蓄率的上升趨勢中得到印證。從部門與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徑來計算,政府部門的兩個公共儲蓄率都呈上升狀態,政府可支配收入儲蓄率的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可見,無論從消費一面,還是從儲蓄一面,都可以確定無疑地看出,中國目前公共消費呈下降態勢。 如何來判斷當前的公共消費比重是否適當呢?大體有如下因素:一是消費率的高低,二是消費的不平等程度,三是公共政策取向。從這幾個因素來分析判斷,中國當前的公共消費比重偏低。從前面的分析中可知,中國當前消費率在不斷下滑,並已經成為世界上消費率最低的國家;其次是消費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尤其在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方面;再就是政府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和更加關注公平,這三個方面都要求提高公共消費的比重。換一個說法,就是要求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以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消費需求。
而公共消費由政府自身消費和社會性消費構成,擴大公共消費應主要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當前政府自身消費呈現出強勁的上升勢頭,這對於公共社會性消費與居民消費都會產生抑製作用。2000-2005年間,國家財政支出總額年均增長16.39%,而其中行政管理費支出年均增長18.66%,高於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公共消費不足的現狀,集中表現為社會性消費的不足。
❸ 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潛力讀後感
《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讀後感;其實,在讀這本書之前我是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只不過;《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這本書大概可以為我們;這本書其實是討論的中國城鎮化的相關問題,思路非常;當前我國所提倡的城鎮化概念也逐漸從原來側重土地及;其實,作者在這本書中自始至終強調的一點就是對於土;土地綜合整治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是指通過土地要素的;整體來說,華明鎮作為城鎮
《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讀後感
其實,在讀這本書之前我是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只不過是在了解了天津市東麗區華明鎮城鎮化取得的成效後就挺感興趣。作為上海世博會中唯一一個農村展館(參展口號正好是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華明鎮可謂是城鎮化實踐成功的一個典型範例。中國正在進行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統籌、協調、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的一體化,並加速城鎮化,使廣大農民能夠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使歷史上形成的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到底存在著哪些核心問題?如何進行城鎮化?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這本書大概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解決上述問題的視角。只不過,在這邊我必須得說說自己對這本書組織風格的體會:太具有中國教科書的特色了! 其實大家稍一看那題目還是挺具有浪漫色彩,所以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本書應該寫的還是比較有趣味性。可是讀完之後,那其中的「教條性」和專業性全然把當初想像的趣味打擊得沒影了。這邊閑話也不多說,我們還是著重從這本書內容方面來說明。
這本書其實是討論的中國城鎮化的相關問題,思路非常的明晰。作者認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改革過程中城鄉發展差距逐步擴大的重要原因,也是當前城鎮化需要重點解決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我國城鎮化主要解決人及土地的合理匹配,所以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解決好城鎮化中人、地和產業問題。
當前我國所提倡的城鎮化概念也逐漸從原來側重土地及建築物的整治、改造轉向側重人的權力。而要想真正實現城鎮化的內涵,基於農民和居民在生活中本質上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不同,也就是說農民在這些權力方面存在的弱勢地位,我們應該從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來逐步入手加以推進城鎮化進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土地直接關繫到農民生存,也是城鎮化進程中的核心要素。從一開始,土地就為城鎮化的發展提供了資金,並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但不可否認的是城鎮化過程中解決了農村土地中存在的粗放問題,優化了土地利用結構,有效盤活了土地資產。可以看出,只有正確處理好城鎮化與土地的關系才能消除城鎮化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其實,作者在這本書中自始至終強調的一點就是對於土地的治理問題是城鎮化必須解決好的核心問題。原因就在於城鎮化的價值核心是在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的基礎上,既要保護各方權利,又要體現社會公平,還要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路線,從而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中實現更加美好的生活。但一直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道路上伴隨著的合理分配問題、生態破壞問題始終不能消除,其直接原因是土地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那麼,對於土地的綜合整治就刻不容緩。
土地綜合整治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是指通過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過土地、資金、技術結合,對人、產業以及社會經濟進行綜合統籌,使農民從被動城市化到主動城市化,實現在一樣的土地過不一樣的生活。其根本目的是統籌城鄉,解決城鎮化發展中對土地的需求問題。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它包括對農田的治理、村落的治理、發展非農產業和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加快小城鎮建設。在綜合整治中,我們始終要適應本地區城鎮化發展的需要。就經驗而言,進行土地綜合治理效果明顯的地區都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本地區農民已經開始逐步脫離農業生產、土地升值潛力巨大但公共服務德能夠擠出設施配套仍比較落後的地區,過於發達或者過於落後都很難實現目標。天津市東麗區華明鎮,相當多的農民通過進城務工或從事運輸服務等脫離農業生產,而且由於靠近濱海新區的空港物流加工區,土地升值潛力巨大,因此進行的土地綜合整治獲得巨大成功。
整體來說,華明鎮作為城鎮化過程中成功的典範,就是創新的走著土地綜合治理的道
路,因此在全國范圍內很有借鑒意義。在其整治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自願、以宅基地換房的原則,最終實現了價值、社會和生態的三重效益。
我覺得真本書的創新之處也就在這兒,至於後面還有的城鎮化過程中各方角色的定位,例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等等的,都比較教條化,或者說比較政治化傾向了,盡管作者始終在後面強調著這些角色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履行對於城鎮化的影響至關重大,並且通過華明鎮成功的實例證實著這一點。
總結一下這本書中我覺得比較值得引人深思的觀點:將城鎮化的概念人性化,更側重於在價值觀念上人們的改變,或者說是強調「人的城鎮化」;強調城鎮化過程中對土地的綜合治理是其取得成效的關鍵因素,並指出了在治理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就以華明鎮為例,作者總結出了幾點經驗:宅基地換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優化了土地利用結構,吸引企業參與城鄉一體化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服務設施建設,但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和制度上的缺陷。
讀完這本書,給人的感覺就是整本書就是圍繞著華明鎮的城鎮化來寫,講述著一個農村社區怎樣成功的轉變成一個城鎮社區的過程。或者說,作者是想用著以成功案例來證明他的土地治理的觀點。理論摻雜著實踐案例,不管怎麼樣還是可以作為參考路線的。可能不足的是,政治色彩為整本書的學術性打了折扣。
❹ 西方經濟學中的稅收效應
效應介紹
稅收效應是指政府課稅所引起的各種經濟反應。政府課稅除為滿足財政所需外,總是要對經濟施加某種影響。但其影響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不一定會完全符合政府的最初意願,納稅人對政府課稅所作出的反應可能和政府的意願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與政府的意願背道而馳。比如課稅太重或課稅方式的不健全,都可能使納稅人不敢去盡心盡力地運用他的生產能力。又如政府課征某一種稅,是想促使社會資源配置優化,但執行的結果可能是社會資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凡此種種,都可歸於稅收的效應。
分類
稅收效應在理論上常分為正效應與負效應、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中性效應與非中性效應、激勵效應與阻礙效應等。在實際分析中,根據需要,稅收的效應還可進一步分為儲蓄效應、投資效應、產出效應、社會效應、心理效應等等。
正負效應
某稅的開征必定使納稅人或經濟活動作出某些反應。如果這些反應與政府課征該稅時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一致,稅收的這種效應就謂之正效應;如果課稅實際產生的經濟效果與政府課稅目的相違背,稅收的這種效應則謂之負效應。例如,我國曾開征的燒油特別稅,課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對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的原油和重油征稅,以達到限制和壓縮燒油,實現以煤代油。如果有充分的數據說明,通過一年或若干年的課稅之後,政府課征該稅所取得的收入越來越少,則說明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應稅油品的現象在逐漸減少,該稅發揮的效應是正效應。稅收負效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747年英國課征的窗戶稅,征稅的目的是想取得財政收入,但其結果是納稅人為了逃避該稅紛紛將窗戶堵塞。顯然政府通過該稅的課征不僅未能使財政收入逐漸增大,反而使納稅人將窗戶封塞而減少了舒適。
政府課征某稅究竟是在產生正效應還是在產生負效應,可用課征該稅取得收入的環比增長率來測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收入環比增長率=(本期收入-上期收入)/上期收入×100%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正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是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負,則說明該稅沒有產生正效應甚或產生了負效應。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而是為了限制經濟活動向原有方向發展或促進其向新的方向發展,那麼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負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為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下,則說明該稅無效應或產生了負效應。
在這里,政府的職責在於應經常對稅收的正負效應進行分析,要根據產生負效應的原因,及時修正稅則,使課稅產生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保持一致。
收入與替代
從稅收對納稅人的影響來看,一般可產生收入效應或替代效應,或兩者兼有。所謂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課稅減少了納稅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變了納稅人的相對所得狀況。稅收的收入效應本身並不會造成經濟的無效率,它只表明資源從納稅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但因收入效應而引起納稅人對勞動、儲蓄和投資等所作出的進一步反應則會改變經濟的效率與狀況。
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當某種稅影響相對價格或相對效益時,人們就選擇某種消費或活動來代替另一種消費或活動。例如,累進稅率的提高,使得工作的邊際效益減少,人們就會選擇休息來代替部分工作時間;又如對某種商品課稅可增加其價格,從而引起個人消費選擇無稅或輕稅的商品。稅收的替代效應一般會妨礙人們對消費或活動的自由選擇,進而導致經濟的低效或無效。
中性與非中性
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不打亂市場經濟運行,即不改變人們對商品的選擇,不改變人們在支出與儲蓄之間的抉擇,不改變人們在努力工作還是休閑自在之間的抉擇。能起中性效應的稅我們稱之為中性稅。中性稅只能是對每個人一次徵收的總額稅─人頭稅,因為人頭稅不隨經濟活動的形式變化而變化,所以它對經濟活動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人頭稅由於課及所有的人,它可能會影響到納稅人家庭對人口多少的規劃。所以,即使是人頭稅,在一般情況下,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可以肯定地說,在現代社會,完全意義上的中性稅是根本不存在的。
與中性效應相反,非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影響了經濟運行機制,改變了個人對消費品、勞動、儲蓄和投資等的抉擇,進而影響到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抉擇等。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會產生非中性效應,因而現代社會的稅收均屬非中性稅收。
激勵與阻礙
稅收激勵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包括增稅或減稅)使得人們更熱衷於某項活動,而阻礙效應則是指政府課稅使得人們更不願從事某項活動。但政府的課稅竟是產生激勵效應還是產生阻礙效應,取決於納稅人對某項活動的需求彈性。彈性很少,則政府課稅會激勵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賺取更多的收入,以保證其所得不因課稅而有所減少;如果納稅人對稅後所得的需求彈性大,則政府課稅會妨礙人們去努力工作,因為與其努力工作,賺取收入付稅還不如少賺收入不付稅。
稅收效應
宏觀稅應
從宏觀上講,經濟全球化的稅收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國的稅收主權受到侵蝕。眾所周知,稅收主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主要形式之一,經濟全球化加強了各國對國際經濟的依賴程度,在各國經濟逐步走向協調的同時,也必然要放棄一部分本國稅收上的利益,以實現稅收國際化的目標。
1.經濟貿易區域化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經濟貿易一體化區域組織相繼成立,這些組織都是由成員國政府按照規定程序簽署文件並經法定機構批准而組成的。這種一體化組織,設有共同機構,肩負調節或管理一體化范圍內有關事項的重任,而各成員國則負有服從或遵守的義務。這就意味著,在組建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政府與共同機構之間,客觀上已經發生了權力的轉讓與受讓。無論一體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形式如何,程度高低怎樣,都會產生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力主體,而成員國則以承認這一主體並按規定向其讓渡一部分權力(包括一部分稅收主權)為條件,取得參與的資格。
稅收理論認為,國內稅收政策會對國內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同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稅收政策也同樣會對全球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並會對經濟產生凈損失。這種扭曲是多方面的,比如,消費者會在不同國家的商品之間做選擇,廠商會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之間做選擇,勞動者會在不同國家工作與閑暇之間做選擇,居民會在國內與國外的儲蓄與消費之間做選擇等等。
此外,經濟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使投資者從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成為可能,從而增加了由稅收扭曲所帶來的福利成本。從歷史上看,經濟貿易區域一體化對於國家稅收主權的侵蝕,在歐盟的發展歷程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2.國際資本市場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貿易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一直佔主導地位。二戰後,資本逐漸脫去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巨額瞬間貨幣交易以及貨幣實際需求量與名義需求量的脫節,使一國政府難以有效地監控這部分資本,更無法對其合理地課稅。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產品和交易形式對現有的稅收制度提出了新挑戰。此外,巨額貨幣交易引起的需求劇烈波動,嚴重地影響著匯率的短期變化,這種短期變化再加上投機產生的心理預期,往往演變成某種帶有長期性的走勢。匯率的動盪不定,尤其是突發性的和大幅度的升降,會對一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形成巨大的傷害,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稅收收入和稅收政策的有效性。
3.跨國公司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跨國公司的發展,給國際貿易帶來了重大的變化。據估計,目前國際貿易中大約有50%實際上是發生在跨國公司或多國公司的子公司之間。這種由母公司統籌管理的「公司內部貿易」和轉讓定價行為,是國際避稅的主要部分,對有關國家的稅收收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4.國際稅收協調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國際稅收協調發生在以政府機構為中心的上層建築領域,因而更加直接地涉及國家稅收主權問題。與參加區域化組織一樣,成員國無不以承認並服從國際稅收協調的權威性為前提。在協調的范圍內,一國的經濟活動和稅收政策已不再完全僅僅由本國政府管理和制定,而必須遵從協調組織的決議和規則。實際上,國際稅收協調就是參與協調的國家以讓渡一部分稅收主權為前提,從而達到一種整體的狀態優化。毋庸置疑,國際稅收協調的強化對國家稅收主權將起到越來越大的影響。
微觀效應
經濟全球化還會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一定的影響。首先,納稅人的消費范圍不再局限於其居住的國家。一國有可能將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吸引到自己國家中來,並對這種消費征稅,從而增加稅收收入。相反,如果一國的居民從其他低稅國家購買商品,並且在將這些商品帶回本國時不需再繳納額外的稅收的話,那麼這對該納稅人的居住國而言,則是稅收的流失。其次,如果一國政府對生產要素課稅較重,但卻不能相應地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服務,那麼將對這些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力)產生「擠出」效應,使它們流向稅負較低的國家。再次,一國居民若將儲蓄存在國外,可能會少繳利息稅,或者在申報個人所得稅時可少報收入。此外,市場的全球化對不同類型稅基的彈性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其中,對金融資本的效應最強,對高技能的勞動力等因素的效應次之,對土地、已投資資本和低技能的勞動力的影響最小。另外,隨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至少必須在相關領域採取措施使得不同國家之間的稅負趨於均衡。否則,稅負的差異將進一步促使資本的國際流動,並帶來更大的扭曲效應,從而降低資源全球配置的效率。
比較
經濟全球化對一國稅收制度的國際化、標准化提出了客觀要求。所謂國際化、標准化稅制就是在稅制結構及稅收管理等方面充分尊重國際慣例,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同時,強調稅收公平和「國民待遇」原則,確保較高的稅收效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專家提出的標准,一個合理和「標准」的稅收制度應符合以下幾個基本條件:一是稅類、稅種較少,主要包括進口稅、貨物稅(有選擇地徵收)、一般銷售稅(包括增值稅)
❺ 政府采購會對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政府采購制度作為財政制度的組成部分,
在很多國家已有相當長
的歷史,如美國在
1778
年的《憲法》中,就有了政府采購的條款。
政府采購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據歐盟估算,
政
府采購的金額占成員國
GDP
的
15%
。為了加強對規模巨大的采購進行
管理和監督,
各國也都制定了專門的政府采購法規,
通過法律規定使
采購活動公開、公正、公平地進行。國際經驗表明,政府采購節支幅
度在
10%
以上。我國自
1998
年開始正式實行政府采購制度,
2000
年
在全國全面開展,政府采購平均節支幅度在
13%
左右,取得了良好的
社會和經濟效益。
本文試從不同角度探究政府采購制度對我國經濟的
影響。
一、政府采購制度及其理論依據
按照公共財政學理論,政府采購制度屬於
購買性支出
(
exhaustive expenditures)
,即政府采購是指各級政府為了開展
日常政務活動或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在財政部門的監督下,
以法定的方式、
方法與程序,
從市場上為政府部門或所屬公共部門購
買商品、工程和服務的行為。
政府采購制度內涵上體現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思想,凱恩
斯主義的宏觀管理理論自建立之初起便將政府對總需求的控制——
財政政策放在重要位臵。
20
世紀三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
所表現出的生產能力過剩、有效需求不足、貨幣緊縮與普遍失業。凱
恩斯依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分析出產生經濟危機的原因。即:人
們的消費傾向和投資收益存在遞減規律,
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會直接
導致有效需求不足,
當這種現象超過一定的程度將產生市場蕭條,
即:
「經濟危機」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政府應採取「逆水行舟」的辦法,
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進行干預,
控制失業或通貨膨脹,
即所謂
「相
機抉擇」
。按照「相機抉擇」理論,當經濟不景氣時,政府通過增加
支出、減稅等手段給經濟加溫;而當經濟處於過熱狀態時,政府採用
減少支出、
增加稅收等手段給經濟潑冷水。
這一理論要求政府能夠看
准經濟發展趨勢,
並且擁有足夠強大的財政勢力控制經濟,
確保經濟
平穩發展。
顯然,政府采購制度是政府通過「國家購物」的方式,擴大政府
支出,直接影響、拉動生產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講,政
府采購制度是建立在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管理理論基礎上的。
二、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分析我國目前經濟面臨的問題,改革開放
23
年來,我們的經濟
處於喜憂參半的境地:令我們興奮的是
GDP
持續快速增長,
2001
年
為
7.4%
;通貨膨脹率被良好的控制,
2001
年為
2.7%
;出口貿易總體
呈增長態勢,
2001
年達
61624
億美元;而令我們擔憂的是一方面,
失業率上升,國家公布的失業率為
2.7%
,但是如果將農村剩餘勞動
力與「隱性失業」人口計算在內,我國的失業率將達
10%
——
15%
;
另一方面我國的三大產業以及各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
同時,
消費結
構升級緩慢、難以形成消費熱點,直接導致內需不足;以及城鄉收入
差別的加大,帶來的「三農」問題等,所有這些直接制約了我國經濟
的發展。
三、政府采購制度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
1
、政府采購制度正的外部性
首先,
我國經濟面臨著嚴重的內需不足,
政府雖經幾次利息調節,
試圖通過貨幣杠桿來調控交換,
但是其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通過貨幣
刺激消費而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顯蒼白無市場力。
而政府采購可以彌
補財政杠桿和貨幣杠桿的不足。
政府采購運作的方式是直接與現代化
物流掛鉤,刺激、加快商品交換的速度。而這點又與政府加大基礎設
施建設的目的相近,只不過影響的速度要快得多,更能立竿見影。政
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是拉動重工業發展,
而政府采購是拉動輕
工業發展,兩者並駕齊驅,便可以拉動經濟高速度增長,該方式尤其
適合於剛剛復關的中國。
其次,隨著政府采購對擴大內需的拉動,創造了就業空間,隨著
對經濟拉動作用的增強,
必將減少人力資源的大規模閑臵,
無疑對解
決我國就業問題起到推動作用。
第三,在政府采購過程中,國家經貿委通過產業政策,有選擇性
的向重點扶持產業進行購物,解決了這批企業融資的困難。同時,利
用立法手段對國內民族工業加以適當保護,
避免政府采購市場開放過
程中國內企業佔有份額大量減少。
通過有序地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培養
和增強民族工業的實力。如此,既扶持了一批有前景的企業,又在采
購過程中融產業結構調整於無形。
政府采購與加大政府基礎設施投入
並行,有利於我國三大產業及其產業內部的結構優化與升級。
第四,我國加入
WTO
後,面臨嚴重的「三農」問題,政府在采
購後,可將貨物繼續向農村降價流通,讓利於農民,解決了農民收入
水平低下的矛盾、擴大了農村市場,為農村發展增加源動力;同時政
府在采購的同時,也對農村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
第五,政府采購是通過一系列「條例」
、
「規章」進行的,有一整
套規范的程序,
如:
政府采購原則、
管理許可權、
競爭性招標采購程序、
質疑與投訴、履約管理、驗收、法律責任等。這些「條例」
、
「規章」
從制度上確保了政府采購行為的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一定程度
上杜絕了腐敗現象。
第六,政府采購制度對供應商提出了明確要求,即:所提供的商
品必須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技術質量標准通過
IS0
認證,
及相關的社
會、經濟政策如環境保護、就業的要求;供應商及其高級管理人員必
須遵守相關的法律和稅收條件。
這些要求對打擊假冒偽劣商品、
保護
知識產權等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對我國企業,特別是在面臨加入
WTO
的情況下,就顯得極為重要。
2
、政府采購制度負的外部性
首先,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管理理論從經濟學角度看,
政府采購屬
於「公共物品」
,隨著政府采購的過分強化,其後果必然出現「擠出
效應」
——阻止了社會其他部門甚至私人企業提供產品的可能性,
理
論上減少了社會
(
私人部門
)
有效提供。
其次,
雖然實施政府采購的目的之一是杜絕腐敗,
但是按照
「新
公共管理理論」中「公共選擇理論」
,一些制定政策的「政府首腦」
考慮的僅僅是「權利最大化」
,他們在追求權利過程中,往往製造出
各種「政績采購工程」
;而執行政策的政府職能部門首先考慮的是自
身「預算最大化」
,即最大限度地獲得政府撥款,政府而不是「社會
效益最大化」
。由於這些職能部門所面臨的「顧客」是虛化的,這種
非競爭條件下的「顧客觀念」和「服務觀念」的虛化,必將帶來政府
壟斷性服務活動的高成本與低效率。
同時,
由於這種非競爭條件下形
成的服務模式的單一與社會多樣化之間的矛盾,
必將直接影響社會服
務的質量與效率,造成社會資源配臵的不合理。甚至,這種從某種意
義上講,這些帶來的危害,有時比政府完全不介入還要大。
第三,面對我國的經濟形勢,政府主張通過政府采購拉動內需
是無可質疑的,
但是我國的經濟政策卻表現出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
理論的相悖性。
按照凱恩斯宏觀經濟管理理論,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通
過擴大政府支出、減少稅收來實現的。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政府
的稅收也在日益增加,按照「拉弗曲線」
,當政府通過稅收從社會吸
取資源達到一定的「度」時,不但財政收入會大幅度減少,而且社會
的資源供給會受到極大抑制,由此。按照上述理論,我們可以將我國
政府采購做如下描述:政府試圖通過采購行為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
❻ 一些關於公共管理學的問題,請高手幫忙
11. b
12.a
13.d
14.a
15.b
16.c
17a
18.c
19.c
.
20.A
❼ 如何區別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通過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減稅、增支進而擴大赤字的方式實現。
穩健財政政策的基本涵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穩健財政政策要配合宏觀調控,不給經濟帶來擴張性的影響。如:針對2003年以來我國部分行業出現的投資過熱,中央銀行採取了提高法定存款准備金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手段控制銀行信貸的過快增長,迄今為止宏觀調控已經取得明顯效果,但是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並不穩固。為鞏固宏觀調控的基礎,穩健財政政策要適當控制和減少長期建設國債和財政赤字的規模,避免給經濟帶來擴張性的效應。同時,曾在通貨緊縮背景下充當宏觀調控主角的財政政策,將讓位於貨幣政策,在這一輪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風險的宏觀調控中甘當配角。
2、穩健財政政策要突出其結構調整功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總量控制不一樣,在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宏觀調控政策要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的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因此,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既包括總量控制又包括結構調整。如:2005年我國財政政策的調整,一方面要體現總量適度調整,另一方面又要引導產業結構優化,既要防止經濟總體過熱,又要切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穩健財政政策的這種結構調整功能,一般可通過合理的稅制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實現。
3、穩健財政政策意味著要抓住財政收入增長加快的有利時機進一步推進稅制改革,加大農業稅減免力度。我國政府今年已經積極醞釀和推行稅制改革、完善操作方案以及積極推進出口退稅機制改革。比如,在全國停徵農業稅,並在部分地區加快進度;今年下半年東北地區若干行業率先實行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在保證出口退稅正常需要、確保「不欠新賬」之外,還積極採取措施解決歷年遺留的出口退稅欠款的「老賬」問題等。今後一段時間還要加大增值稅轉型、農業稅減免的力度,
逐步進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並、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徵額、開征消費稅等稅制改革項目。
4、穩健財政政策要加強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力度,從支持經濟增長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過去我國的財政支出過多注重支持經濟增長,而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欠債很多。在穩健的財政政策框架下要調整國債資金使用方向,更多注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的投入,加大對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重點轉向農村、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方面。要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確立我國的公共財政制度,使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轉為公共服務型,從而實現社會經濟和諧穩定地發展。
❽ 如何理解保險公司的社會和經濟功能以及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觀念,在黨和國家制定的發展戰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強化,並正在成為全社會的重要共識。保險作為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對於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充分認識保險對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有利於拓寬保險發展空間,使保險業在更深層次和更廣領域參與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險業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
一、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保險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與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保險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突出體現在保險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促進經濟發展
保險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要受到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但它的健康穩定發展又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由其經濟補償和資金融通的功能實現的:
其一是通過風險集散和經濟補償,為經濟發展和改革創新保駕護航。表現在:一是幫助受災企業及時恢復生產,保障社會再生產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是為商業貿易活動轉移風險,推動商品的消費和流通;三是為先進生產力提供可靠的風險保障,推動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從而減少因風險因素造成的經濟波動,促進經濟發展。
其二是通過對收取保費積聚起來的龐大保險基金進行科學高效的運用,可以促進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為經濟建設提供長期資金的融通渠道,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可以為資本市場培育穩健的機構投資者,改善資本市場的結構,而保險資金所具有的長期性、穩定性和規模性的特點,也使其成為促進資本市場繁榮的最穩健的力量,從而推動金融市場的高效、穩健運行,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此外,保險業本身作為國民經濟中一個重要產業,在就業、稅收等方面都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穩定發展就是經濟金融健康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從保險的基本保障職能看,保險通過幫助受災家庭恢復原有的生活條件;減輕傷、殘、病、老、死等事件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對民事賠償責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保障受害人的經濟利益,減少經濟糾紛等方面,能夠滿足人民多樣化的保險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高度關聯性和不確定性對保險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廣的要求,要求保險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更高層次、更廣層面分擔社會管理的職能,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現階段而言,保險在社會發展領域中的作用,應當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分擔政府社會保障職能,補充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伴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步伐的加快,以及社會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等趨勢,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保障人民生活、實現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在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政府提供的基本社會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階段推進的廣覆蓋、社會化和可持續的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構築強有力的社會保障網,就必須發揮商業保險的作用加以補充。商業保險作為我國多支柱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基本社會保障尚未覆蓋的人口群體,如農村人口及大量沒有社會保險的城鎮人口中,甚至可以作為社會保險的替代工具發揮主導性的保障作用。大力發展商業性養老、健康保險有利於減輕政府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負擔,解除廣大人民群眾的後顧之憂,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保險業由於自身所具有的產品開發、投資管理、客戶服務以及精算、銷售等方面的優勢,有責任也有能力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擔社會風險管理的職責,提高社會防災防損和應對公共危機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災防損中,保險人作為專業風險管理者,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風險管理經驗,而且可以通過承保時的危險調查分析、承保期內的危險檢查督促、以保險費率這一價格杠桿調動企業防災防損積極性等措施,增強整個社會防災減損的能力,盡可能減少保險賠款的支出和社會財富的損失,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其二,則是構建突發性巨災危機的防範體系和保障機制。以非典、9.11恐怖襲擊、美加大停電等為代表的國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緣於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變異,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災害事故將呈日益復雜與巨型多樣化趨勢,已經對人類社會應對突發性巨災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雖然政府應承擔並負責提供有關公眾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給,但政府限於財力,同時又受制於諸多宏觀經濟目標的約束,投入總是有限。因而,強化現代保險業在這其中的功能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考慮到各種巨災等危機事件所造成的綜合影響,在涉及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公眾責任、第三者責任以及針對意外或突發事件導致的營業中斷和利潤損失等方面,商業保險作為社會保險的補充,可以提供產品豐富的多種可能的保險保障,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於保險兼具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的功能,保險在現代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
研究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還必須認識兩個問題:
一是要正確認識保險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保險對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則是商業保險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保險業的發展不可能長期脫離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一枝獨秀。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能為保險業的發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而如果二者發展不協調,在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會抑制有效的保險需求,影響保險業的正常運營和穩健發展。因此,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與保險業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險業的經營目標只有順應時代、社會發展需要,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發揮保險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強,並與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良性互動。
二是保險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雖然主要靠保險業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制約,其中政府決策支持是一個關鍵因素,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順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響到保險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二是基本社會保障的深度、廣度是否與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以及社會、文化、制度沿革相適宜,關繫到商業保險發揮作用的空間。由於市場失靈(比如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帶有外部性),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無法完全憑借市場力量自動形成,政府必須在社會發展領域承擔更多的責任,通過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環境、加大對公共領域的投入等措施,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確清晰的「度」的界定。這是因為政府進行的社會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並且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基本社會保障,由於是和個人對社會貢獻無直接關聯的「均值化」服務,具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特點,提供不足固然影響社會穩定,但過度提供則一是增加財政負擔,二是挫傷就業積極性,三是對商業保險等市場力量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政府職能定位是否明確,決策支持是否到位,影響到保險業發揮作用的外部環境和運作空間,最終也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加快保險業發展,充分發揮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從總體上看,我國保險業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保險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不相適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養老、醫療、教育、住房、責任等保險產品還不能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保險還沒有滲透到各行各業、社會各個領域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發展不足是制約保險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須從服務國民經濟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險業發展,盡快做大做強,才能充分發揮保險業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樹立正確發展觀。保險業必須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己任,改變多年來走的重規模、輕效益,重保費、輕管理的粗放型發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費增長速度的指導思想,樹立和貫徹「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統一的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才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切實擔負起「促進改革、保障經濟、穩定社會、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實施進取性戰略。在我國保險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條件下,加快國內保險業的改革調整,解決我國保險業體制與結構矛盾;分多層次——國際保險(金融)集團、「專、精、特、新」的專業性保險公司和中介機構以及兼業代理機構等——豐富保險市場主體結構,鼓勵公平有序競爭,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開展兼並收購等形式的國際化資本運營,快速增強實力;將市場領域開放、市場體系建設、保險公司制度創新、保險企業國際化競爭能力增強統一起來,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加快創新,為保險作用的充分發揮注入活力。認真研究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積極進行體制創新、機制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如:探索保險投融資體制創新,充分發揮保險資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險風險資產證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廣范的范圍內尋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與危險損失分散化的融資與轉移機制;應用現代信息技術與金融技術,實現經營方式的差異化與管理方式的精細化,推動保險經營與管理升級;密切關注與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緊密相關的熱點問題,開發具有廣泛社會需求的保險產品,優化產品結構,滿足多層次的保險需求;提高服務意識,創新服務方式,豐富保險服務的內涵,把服務滲透到保險消費的各個環節,增強核心競爭力。
(四)防範風險,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
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發展是改革的目標,穩定則是改革與發展的前提。作為轉軌過程中的新興幼稚產業,我國的保險業必須加快發展,才能縮短與國際水平的差距、應對入世挑戰,才能夠解決保險業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更好地服務於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發展,就必須改革現有保險市場的宏觀制度安排和微觀運行機制中的落後因素,為保險業發展掃清障礙。與此同時,保險業長期發展中埋藏了不少風險隱患,並且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新的不確定因素不斷涌現,因而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必須密切防範和化解風險、維護保險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促進保險業長期健康發展。需要指出的是,維護保險體系的穩定不能以犧牲保險市場的效率和被保險人的利益為代價,也並不意味著不讓經營失敗的機構退出市場。
為兼顧保險市場的效率與穩定,當前亟需確立兩個制度安排:一是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實現科學監管,從最終意義上維護被保險人利益,增強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場退出機制。市場退出機制著眼於暢通市場退出渠道、減輕機構退出帶來的社會震盪和處置成本、從整體上維護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既有利於發揮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促進公司穩健經營,促使投保人審慎選擇;又有利於維護保險體系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安定,防止因個別機構經營失敗引發區域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五)尋找利益與責任的最佳契合點。利益與責任並不總是一致,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保險業無可推卸的責任,但由於現階段經營管理基礎和風險管控能力薄弱,外部體制、政策、法制、信用環境尚未理順,以及市場競爭不規范,在某些社會管理功能強、群眾迫切需要的險種,如責任險、健康險、汽車貸款履約保證保險、農業保險等業務經營中,必然面臨經營風險加大甚至無利可圖等難題,出現了保險公司不敢開展或業務量萎縮甚至退出市場等現象,不利於保險業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和拓展新業務空間。這種現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觀因素,但保險公司必須充分認識到肩負的社會責任,不能消極等待社會環境、市場環境好轉才經營,而要積極作為,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加強和有關部門、其他市場經營主體的溝通、協調、合作,共同尋找利益與責任的最佳契合點,在符合相關政策法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開拓市場、發展業務;另一方面要苦練內功,通過科學設計產品、加強風險管控和提供優質服務出效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六)爭取政策扶持,理順外部環境。目前,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作用的發揮,受到諸多政策和制度瓶頸的制約,如醫療、養老等體制改革尚不到位,商業保險機構與社保經辦機構的利益沖突沒有消除;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環境不完善等。從國外經驗看,商業保險要在社會保障體系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事業中發揮作用,離不開政策扶持。政府要通過加快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明確商業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和主體資格;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推進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實行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等措施,為保險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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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結合我國的實際,談談你對財政支出的理解。(要求重點,謝謝)
1994~2005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的演變原因與效果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一國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政策工具,兩者充分搭配協調才能達到最佳宏觀調控效果。本文對我國近十年以來(主要指1994年至2005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演變情況及其原因做了簡單的回顧,並對相應搭配產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據有關統計表明,近十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9.7%。在看似一路平穩遞增的經濟增長背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三次較大的調整:
時間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1994~1997
適度從緊
適度從緊
1998~2003
積極
穩健
2004~至今
積極淡出
穩健趨緊
「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94~1997)
1、宏觀經濟背景:
從199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別為42.6%和58.6%,大大超過以往的增長速度。投資需求帶動了消費需求,當時我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雙膨脹,加劇了商品供給的短缺狀況,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上升了13.2%和21.7%,產生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過快帶來的經濟過熱與嚴重的通貨膨脹,成為社會經濟穩定的巨大隱患。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多次出現經濟過熱現象,為了給經濟過熱降溫,受當時宏觀調控經驗不足的局限,國家相關部門往往採取「緊縮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經濟由過熱一下子陷入過冷。這種熱與冷的轉換,好像是快速行駛中的急剎車,經濟過熱是消除了,但又面臨著如何啟動經濟的問題。熱與冷的驟然交替,造成劇烈的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決策部門認識到,必須改變過去那種「一松就熱、一緊就冷」的傳統做法,做到既要為經濟過熱降溫,也要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速度,防止經濟運行中的大起大落現象再次發生。於是,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路,中央適時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對過熱的經濟實施恰如其分的宏觀調控,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的經濟發展態勢。
2、相關措施:
1994-1997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財政政策方面結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合理壓縮財政支出,並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要求銀行定期收回亂拆借的資金,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並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
3、效果分析:
經過三年的努力,1996年終於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經濟增長幅度回落到9.6%,通貨膨脹率降到6.1%;1997年進一步鞏固「軟著陸」的成果,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
總體上來看,這次調整由於方向明確,措施得力,在保證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集中解決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其突出之點主要有:
第一, 抑制了過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貨膨脹。首先是使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勢頭受到明顯抑制。國家採取了嚴格控制信貸規模,整頓亂拆借、亂集資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財政收入增長較快,財政支出有所控制,財政赤字逐年縮小,全國銀行工資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過旺的總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對抑制通貨膨脹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 正確判斷形勢,正確確定宏觀調控方向,恰當把握調控力度和調控措施。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和各項措施,都是在科學分析經濟運行形勢、物價上漲的性質和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確定物價調控目標時,既分析了有利條件,又分析了不利條件;既考慮了降低物價漲幅的需要,又考慮了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在實施調控目標和政策措施的過程中,加強了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多層次、多側面的跟蹤監測、分析,始終保持了清醒頭腦。
雖然這次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負效應。
第一,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明確之後,財政改革的方向卻出現了分歧,到底是實行建設財政,還是實行公共財政?理論上的彷徨不決,影響了改革的推進;
第二, 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沒有提高,特別是中央財政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沒有提高,財政職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決;
第三, 由於在此次調整中力度實施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後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後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1998~2003年底 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
l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我國的外貿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而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有相當大的比重來之於外貿出口,進而也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把宏觀政策的定位轉為擴大內需方面。
l 國內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使本應再次回升的經濟出現了新變化,經濟存在振盪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險。
l 上次調整的力度過大,雖然通貨膨脹得到治理,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調控的慣性下滑,加之外部的沖擊,使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為此國家不得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從1998年起,為緩解通貨緊縮,保證經濟增長,我國實行近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以刺激投資、拉動內需;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於防範金融風險,並與財政政策相配合。這樣的政策組合在通貨緊縮,經濟景氣度較低的情況下,保證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2、具體措施:
針對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問題,政府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為目的的「雙松」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採取了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備率,連續5次下調存貸款利率,逐步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改革存款准備金制度,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財政政策方面,大力發行國債;大規模地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政府采購規模和投資力度;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工資,開征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擴大轉移支付;實施財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這次調整是上次調整的繼續和深化,力度溫和沒有造成大的波動:
第一、 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於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第二、 「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2004~至今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發展的良好勢頭,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但同時信貸規模增長偏快,消費價格指數高位運行,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大。其主要表現為:央行每月發布的企業商品價格指數(CGPI)在2004年的頭四個月比同比上漲了6.3%、7%、8.3%和9.3%;油、電、煤、運全面緊張和基礎原材料價格也大幅上漲。狂飆的價格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也反映了上遊行業的熱度。這主要是由投資膨脹造成的。這年開始的各級領導班子換屆,開始了新一輪「政績工程」的基建投資熱潮。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由此可見,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基礎條件正在逐步發生變化,以鼓勵投資為主要手段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通貨緊縮的態勢也在逐漸淡去,宏觀財政政策也應相應進行調整。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2、具體措施:
從財政政策來看,2005年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2005年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2005年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於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2005年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於穩中偏緊型: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實行差別准備金制度、提高存貸款利率等靈活多樣的貨幣政策手段來適當控制銀行信貸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同時,與產業政策結合,控制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條件的項目貸款來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
3、效果分析:
從判斷宏觀調控效果的兩個關鍵指標GDP和CPI來看,宏觀調控政策達到了預期目標,具體如下:
1、 物價水平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由於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變動的首要因素是食品價格,隨著食品類中糧食價格下降,物價水平有所回落,未來物價上漲的預期也相應降低。而且隨著宏觀調控的到位,調控政策相繼出台,房地產市場總需求下降,非理性繁榮得以遏制。此外,由於政府仍然控制著一些服務性收費價格和基礎性產品價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電、煤氣等,考慮市場的社會承受力,2005年調價力度不大,所以,物價水平趨於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
2、 工業產品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鋼材品種結構繼續優化,電解鋁淘汰落後自焙槽生產工藝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產量佔全部水泥產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業通過兼並重組進一步做大做強。
3、 三次產業之間不協調的問題開始出現解決的跡象。具體表現為農業基礎加強,第三產業保持穩定發展。在幾個重點調控領域中,房地產投資增幅明顯回落,並呈逐月遞減趨勢;汽車產量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回歸到較為正常的狀態。受其影響,一些相關行業的調控成效明顯。
4、 投資與消費的關系趨於協調。投資在降溫,消費穩中趨活,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環節繼續加強,一些盲目擴張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減緩,水泥等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鋼鐵等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鋁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投資趨於合理。
建議:
近期完善相應宏觀調控政策的措施。(1)堅持雙穩健的政策操作。要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在股市低迷、信貸收縮的背景下,通過企業債券等形式拓寬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的資金融通渠道,滿足企業流動性資金的要求。同時財政政策要堅持穩健取向,各地應嚴格控制財政資金支持的新開工項目。(2)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要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原則,不失時機地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確定人民幣的浮動區間時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和依據綜合測算,使匯率在一個較小的合理區間內浮動,一方面使投機資本無利可圖,改善國際社會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也防止匯率變動對國民經濟、出口和就業造成大的沖擊。爾後再根據進出口、經濟增長等指標的變動趨勢做出動態調整,繼續進行出口退稅率結構性調整,減少資源、能源消耗型產品在出口商品中所佔比重,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3)繼續擴大消費需求。要繼續推進城市化,擴大城市消費群體;增加就業,加強居民收入預期;加快社保體制改革,穩定家庭開支預期;提高最低工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購買能力;規范和穩定信貸消費;拓寬消費渠道,繼續擴大汽車、住房和其他耐用品消費,擴大服務消費需求等。(4)為企業創造有利於增進效益的宏觀環境。要採取更多政策措施,為各類行業提供公平合理的稅負和融資等外部條件,創造一個機會均等的經營環境,這是長期有效地改進企業效益的外部途徑。(5)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加快推進水、電、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改變資源消耗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
❿ 我國近年來主要的財政政策及其效果
摘要財政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近年來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不斷豐富財政政策的調控方式,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正處於新一輪快速增長的上升階段,經濟社會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客觀上需要我們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要求,適時適度調整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側重點,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結構和調節收入方面的重要功能作用,不斷完善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方式.突出公共財政特徵。
一、近幾年的財政政策一直具有明顯的「積極」特徵
從1998~2003年,我國連續6年實行了旨在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是:
1.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近6年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8000億元,按前5年帶動比率1:5測算,將拉動形成投資總規模3.5萬多億元。到2002年底累計完成投資2.46萬億元,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關系全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基礎設施的「瓶頸」約束基本改觀,經濟結構優化也取得明顯成效。
2,注重發揮稅收政策的作用,支持擴大國內外需求。從1999年7月1日起減半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2000年開始暫停徵收;從1999年7月1日起,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購置國產設備的投資,按40%的比例抵免所得稅;連續多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使我國出口貨物的平均退稅率由原來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從1999年11月1日起,對居民存款利息恢復徵收個人所得稅,到2003年底累計組織收入超過1000億元。這些稅收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有利於擴大國內外需求。
3.注重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企業自主投資能力。1999年以來,我國連續三次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標准,還實施了年終一次性獎金制度,使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月人均基本工資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2年的823元,翻了一番。2003年又進一步提高到877元。同時,提高了社會保障水平,1998~2003年中心財政大幅增加對「兩個確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資金2620億元左右。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有利於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此外,我國政府還加大治理亂收費、規范分配秩序的力度。1998~2003年,我國政府公布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費項目1805項,降低469項收費標准,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1400億元左右。由於收費是一種准稅收,減費可以起到與減稅等價的效應,同樣有利於增強企業自主投資的能力。
4.結合財政體制完善,強化財政政策作用。2003年,中心財政本級收入由1997年的4227億元增加到11849,5億元,年均增長18.7%;相應地,中心財政本級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在此基礎上,中心財政不斷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中心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由1997年的2857億元增加2003年的8687億元,年均增長20.4%,高於同期中心財政本級收入增幅1.7個百分點,有力地促進了各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5.在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設計中,注重發揮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作用。長期建設國債主要是面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的,國債投資項目也帶動了銀行的配套貸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資金的運營效益。非凡是,1998年通過國家財政發行2700億元非凡國債,提高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成立四大資產治理公司,剝離了1.4萬億元的銀行不良資產,增強了銀行抗風險能力,充分發揮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凋與配合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運作面臨的環境條件和選擇
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調節必須是基礎的、全面的和充分的。政府調節則必須是相機的、適時的和適度的。這也是和實踐早已證實的。因此,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一樣,都要隨著客觀條件和作用對象的變化而及時調整與完善。那麼,近年來政策運行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1.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1997年下半年以來,亞洲部分國家金融危機和日本經濟衰退打亂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正常節奏,使全球經濟發展進入了低速增長區間。到2001年,佔世界經濟總量70%的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低迷狀態,經濟增長率分別只有0.3%、0.4%和1.5%;全球經濟增長2.4%,全球貿易只增長0.1%。2002年,美、日、歐三大經濟體仍然低速運行,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4%、0.2%和0.9%。面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局面,加快世界經濟增長、防止全球性通貨緊縮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和首要任務,為此,近年來各國政府都採取了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目前政策調控效應正在逐漸顯現,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逐步恢復,全球經濟呈現復甦趨勢。2003年全球經濟增長3.2%,全球貿易將增長2.9%,其中美、日、歐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6%、2.0%和0.5%。據有關方面猜測,2004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達到4.1%,其中美、日、歐的經濟增長將分別為3.9%、1.4%和1.9%,世界經濟正在從低速增長走向整體復甦。
2.國內運行環境有所改善。一是投資需求不足和外貿出口乏力的矛盾明顯緩解。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由1997年的8.8%逐年上升到2002年的16.1%,2003年又增長26.7%,是1994年以來的同期最高水平,說明投資需求的持續增長勢頭仍比較強勁。隨著世界經濟的復甦,2003年外貿出口增勢也比較強勁,在2002年增長22.3%的基礎上,2003年又增長34.6%,比1998年同期加快29.6個百分點。二是通貨緊縮趨勢得到初步遏制。自2002年第4季度開始,隨著投資需求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經濟增速的加快,居民消費價格水平開始出現回升趨勢。其中,從2001年年初起,居民娛樂文化用品價格就已率先扭轉下降趨勢,呈現持續上漲的勢頭;從2002年第4季度開始,居民的居住、食品、醫療保健等消費價格也先後逐步回升。2003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2%,而1998年為-0.8%;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2.3%,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4.8%,通貨緊縮趨勢進一步緩解。三是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社會投資主體的信心普遍增強,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加快。1998年國有投資和非國有投資分別增長17.4%和10%,而2002年變為7.2%和25.6%,其中非國有投資增幅提高了15.6個百分點。這種趨勢在2003年表現更為明顯,從投資資金來源看,2003年全年預算內投資比上年下降1.5%;而國內貸款增長39.3%,加快16.9個百分點;外商直接投資增長33.5%,加快13.5個百分點。實際利用外資增長強勁,2002年已佔全球第一位,2003年為561億美元,增長2.1%;自籌資金增長39.7%,加快25.1個百分點。這種變化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1998年上半年GDP增長7%,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2002年增長8%,2003年增長9.1%,經濟呈現出較快增長的勢頭。
3.當前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關注的。1998年以來,投資率逐年上升,由1997年的34.1%逐年提高到2002年的42.2%,2003年達到43%左右,對拉動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持續放高投資率也給經濟帶來一些負面。一是資源約束矛盾加劇。2003年年初以來,廣東、上海、四川、甘肅等17個省區市就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電力供給緊張、局部地區拉閘限電的現象,部分地區鐵路貨運以及石油、棉花、橡膠、有色金屬等原材料也出現了供給緊張局面。二是生產能力超過有效需求規模,不僅導致生產能力利用率較低,而且形成了低水平的買方市場。在600多種主要產品供求統計中,供大於求的產品已從1998年上半年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數工業設備利用率在60%以下。三是消費能力相對不足。2002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8.2%,成為「九五」時期以來最低值,比1999年和2000年分別低1.9和2.9個百分點,比國際平均水平低約10~20個百分點。相對投資率講,當前消費能力仍顯不足。200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1%,比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低17.6個百分點。非凡是,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仍呈擴大趨勢,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建設相對滯後,說明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之間不協調問題日趨嚴重。這種情況假如不及時調整,將影響著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4.財政政策繼續加大擴張力度的約束條件有所趨緊。從近年來財政赤字和債務指標變化情況來看,財政風險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一是財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國中心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為0.7%,2002年達到3.0%。2003年雖略有下降,但仍為2.7%。二是政府顯性債務規模逐年擴大。國債余額1997年為6074.5億元,佔GDP比重為8.2%;2002年擴大到18704億元,佔GDP比重上升為17.9%;2003年這一比重預計上升到18.8%。三是政府總債務規模處於較高水平。假如考慮到未列入預算而又實際發生的政府債務和或有債務,2002年,我國政府總債務比列入預算的政府債務規模可能高出一倍以上。四是未來財政收支矛盾仍較突出。隨著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深化和體系建設加快,以及老齡人口的增加,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府隱性債務還將不可避免地增加。非凡是考慮到我國政府債務主要由中心政府承擔,而且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繼續深化改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很重,我國財政,非凡是中心財政收支矛盾仍將比較突出。
5.根據上述得出的幾個基本結論。既要保持一定的財政政策擴張力度,確保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目標實現,又要依據變化了的形勢和政策環境條件,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方向、結構、側重點進行調整,完善財政政策的有效實現形式,實現財政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一是針對當前投資和出口呈現快速增長、通貨緊縮有所緩解的勢頭,以及財政運行風險加大的態勢,有必要適時適度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側重點,適當壓縮建設國債規模。二是鑒於消費需求仍然偏低,財政支持改革的任務較重,以及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的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的現實,又有必要在一定時期保持現行財政赤字的規模,並進一步合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拉動作用。三是為進一步提高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率,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增強經濟自主增長的能力,應當加快調整和完善現行稅收制度。四是要通過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突出公共財政特徵,統籌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之間的協調發展。
三、調整和完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做大一個「蛋糕」。做大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這塊「蛋糕」,是財政工作全面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黨的十六大及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只有「蛋糕」做大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才有堅實的基礎,政府宏觀調控效率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才有根本保障。為此,今後一個時期財政在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要努力實現財政收入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幅度,不斷擴大財政收人的增量,保障黨中心、國務院確定的重大戰略目標的財力需要。
2.維持兩個規模。就是今後幾年財政赤字和財政債務仍將維持一定的規模。這主要是因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任務很重,財政還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同時考慮到我國財政的承受能力和財政風險加大等問題,赤字規模也不宜過大;在目前經濟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情況下,赤字規模也沒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因此,今後四年財政赤字仍將維持現行規模不變。相應地,財政債務也將繼續保持一定的規模,但要注重合理調整債務結構,將債務負擔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內,以有效地防範財政債務風險。同時,維持一定的債務規模,也是協調貨幣政策、激活市場的客觀需要。
3.調整三大存量。一是調減長期建設國債項目資金規模。騰出空間用於支持稅制改革,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投資自主增長能力的提高。同時,要調整優化建設國債項目資金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著力解決「五個統籌」的問題。二是調整財政補貼,提高財政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重點是將目前補貼在糧食流通領域里的財政資金,調整為補到生產環節,拿出部分糧食補貼資金用於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同時,要適當壓縮國有企業虧損補貼,除對農業、環保等基礎行業的企業繼續給予必要的財政補貼支持外,應逐年削減或停止一般性企業虧損補貼。三是調整優化一般預算支出結構。突出公共財政特徵,有保有壓,加大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的投入,支持農業、、、衛生等方面的發展。
4.加快四大改革。一是認真落實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的各項措施。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建立中心和地方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結合完善出口退稅機制促進外貿體制改革,調整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以往拖欠的出口退稅,由中心財政採取適當辦法逐步解決。二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稅前扣除標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三是實施消費型增值稅改革。將新增機器設備等生產性固定資產已征增值稅款納入增值稅的抵扣范圍,維持現行增值稅稅率水平。四是健全其他相關稅收制度。開征房地產稅,相應取消相關稅費;將外商投資企業納入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的徵收范圍;合並車船使用稅、車船使用牌照稅,開征車船稅;適時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土地增值稅和筵席稅。
5.完善五項政策。一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簡化公務員工資結構,實行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工資制度,適當拉開職務間工資差距,形成與公務員職責、貢獻和資歷關聯度較強的工資增長機制。逐步實行規范化的地區附加津貼制度,並採取切實措施防止不同地區之間附加津貼差距過大,完善非凡崗位津貼制度,逐步理順各地區和各行業的工資分配關系。二是支持完善保障制度。統籌推進國家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體系改革,逐步解決養老保險轉軌成本;完善失業保險制度,依法擴大覆蓋面,逐步實現省級統籌;堅持統賬結合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模式,將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由城鎮職工擴大到所有城鎮居民。同時,積極穩妥地推進社會保障工作,因地制宜地推進新型農民合作醫療和貧困農民醫療救助制度的建立。三是支持完善政府投資體制。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財政投資主要用於關系國家安全、國土開發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要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同時,要徹底改變政府對企業投資項目的治理制度,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對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實行同等政策待遇。四是支持和促進事業改革與。認真執行有關對教育投入的規定,加大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引導社會資源支持教育事業發展;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教育非凡是農村義務教育的傾斜力度。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合理調整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城鄉、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投入比例,向義務教育傾斜,促進義務教育服務均等化。五是加快解決「三農」問題。繼續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進步和農村扶貧開發等工作的支持,逐步將農村公共衛生和醫療救助、社會保障、基礎教育、科技文化等納入公共財政的覆蓋范圍。優化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現有財政資源配置,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認真落實中心關於財政預算內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於農村的政策,增加國債資金用於農村投資的規模。建立有效的財政支農機制,逐步整合支持農業發展的資金渠道,確保支農資金安全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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