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發明

㈠ 在經濟新常態中,經濟發展呈現出的鮮明亮點包括

1. 由過去靠投資驅動現在轉化了消費成為了發展的第一動力

2. 第三產業超過工業成為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

㈡ 現代四大發明

2017年5月新四大發明是指"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高速鐵路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有不同規定。

工作與生活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工作可以為生活提供保障，更好生活則是工作的目的。人如果不工作的話，生活不僅沒有保障，還會碌碌無為，失去價值和樂趣。但如果只工作的話，就沒有時間享受生活，這樣的經歷是不快樂的。

"工作狂"，這個詞彙大家不陌生，印象中這是當代產生的一個極新的詞彙。它指的是對工作極度投入、近乎痴狂的一種人，這種人大概是不會"生活"或顧不得談"生活"的。

其實這樣的人很早就有，當然也遍及各地，只是未曾使用這個詞罷了。似乎每一個堪稱偉大的人無不是忘我工作的人。我們暫時把這種人說成是: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甚至是人生中只有工作的人。

再就是所謂追求極致生活的，他們不一定非常富有，對工作也有熱情。只是他們認為工作是簡單又簡單的，在他們的世界絕不容許將生活說成是"日子"。應該說這樣的人過的是極度瀟灑和愜意的，他們的生命的意義在於此。這種人算是: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人。

還有一種人最最理想、數量很多。那就是將工作和生活嚴格分開，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公私分明"是他們的原則和願望，從不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工作和生活是同樣重要的，工作是他們的需要，生活是他們的追求。

我還想說起這樣一種人，生活無疑是他們人生的最高目的，其實他們內心也沒有關於生活的概念，他們只是有這樣的邏輯:工作是為了生活，或者說，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工作就不能生活。

這時候的生活的概念好像只是"活著"或"生存"。其實不然，它是一種意識。我覺得在我國傳統里有這樣的意識，所有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的思路是受到這種邏輯的限制的。

我們當然不能忘記這樣一群人，他們是一群快樂的人。在他們的世界裡，工作和生活都是藝術化了的。他們從不思考活著是為了工作還是工作是為了活著的問題。在他們的每一天里，都是享受的。

還有多種多樣的人，有的是我們無法形象地形容的。

生活是一個人一生的全部過程，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一樣，沒有了工作，就是一點殘缺，便不完滿。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為了工作而暫時放棄生活另一部分，生活不只是活著，但是活著是生活的基礎，只有生活起來，才算是真正地活著。

掌握好工作和生活的關系，是有利於我們的身心愉悅和成長的。

㈢ 新常態下創新創業校園文化建設

創業是指某個人發現某種信息、資源、機會或掌握某種技術，利用或借用相應的平台或載體，將其發現的信息、資源、機會或掌握的技術，以一定的方式，轉化、創造成更多的財富、價值，並實現某種追求或目標的過程。
不一定是發明，你可以學習別人成功模式，然後變成自己的，許多企業都是這樣成功，不一定要研發新產品。

㈣ 中國現代的四大發明是什麼

中國現代的四大發明：

1、機械理想內燃發動機：由於機械理想內燃機的發明，人類在21世紀從中國開始了第三次世界工業大革命。

2、流力學基本定理 ：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彈性流變力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

3、白金分割：任何物體在流體中都有兩種自然屬性：升阻比屬性和效率屬性。其中球體是特殊幾何體，球體的升力為零，因而升阻比為零，球體的機械效率也為零。

4、靜態晶元裝載由時鍾程序驅動的電腦桌面操作系統 ：由時鍾程序驅動的，靜態電腦桌面操作系統。不言而喻，靜態操作系統不僅節能，打破微軟技術壟斷，而且更加方便快捷安全適用可靠。

(4)新常態發明擴展閱讀：

古代四大發明是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一種觀點，是指中國古代對世界具有很大影響的四種發明，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創造，是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葯及印刷術。

此一說法最早由英國漢學家艾約瑟提出並為後來許多中國的歷史學家所繼承，普遍認為這四種發明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且這些發明經由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發展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英國哲學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到：「印刷術、火葯、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

㈤ 如何看待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發展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態」。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特徵，對於新階段的經濟政策設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改革開放之初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復存在「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麼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路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的特點是：一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在這六個特徵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轉載僅供參考，版權屬於原作者。祝你愉快，滿意請採納哦

㈥ 怎樣看中國經濟新常態

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
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
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
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
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
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
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

㈦ 新常態下企業如何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談到創新對於中小企業成長的重要性，應該沒有人懷疑。但在我國，實際上創新還只是一小部分企業的事。據統計，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僅僅占企業總數的0.03%，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出口產品的90%是貼牌生產。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似乎與創新無關。
為什麼會這樣呢？外部因素固然很多，如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尚未形成，創新動力與激勵不足，創新投入與風險過高、不創新也能獲得良好收益等等。但是，為什麼在同樣條件和背景下，一些企業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創新典範，另外一些企業卻表現平平？歸根到底，企業還是要從自身尋找問題和不足。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市場日益復雜險峻、變幻莫測，過去許多中小企業賴以生存的溫床，如人口紅利、改革開放紅利、資源環境紅利，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低成本比較優勢都不復存在。「不創新毋寧死」越來越成為鐵律。無論是為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優化產業結構，還是企業自身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都比以往更加緊迫，更加難以迴避。為此，中小企業必須要在創新上有勇氣去嘗試、有責任心敢擔當、有智慧謀劃策略。
首先，要充分認識當前階段中小企業創新驅動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有意無意地走了一條要素和投資驅動發展之路，並取得了階段性成功。20世紀90年代，政府和企業以持續大量投資，逐步完善各項基礎設施，引進從全球市場上可以獲得的先進技術、技術裝備，建立起現代化、高效率、適應於大規模生產的工廠。在資本密集、勞動密集、規模經濟特別明顯的基礎原材料、標准化產品和零部件等產業形成了較強的競爭力，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最重要的製造基地。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延續到今天，我們不僅感受到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且在國際金融危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調整產業結構和消費模式，實施再工業化，使得我國的傳統發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我們不及時、果斷地轉變發展模式，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將難以為繼。
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可以獲得快速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不能及時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型，那麼因缺乏技術進步的支撐，經濟效率上不來，使投資效率呈遞減趨勢。不僅居民不能更多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且資本積累獲得的可能是「負財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終結並落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這種背景下，中小企業創新驅動轉型升級責無旁貸。
其次，中小企業經營者對創新要有必勝的信心和敢為的決心。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曾經說過，「任何人，只要他的生命維系於創新，就都能創新。」拉丁語中還有句言，大意是「需要是發明之母。」歷史充分證實，只要萬不得已、無路可退，任何企業和個人都可能迸發出驚人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
例如，著名的創新型企業美國3M公司就是這樣走上創新之路的。1906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六個礦工在把個人儲蓄都投在「無價值」的沙礫坑上之後，他們面臨著破產。他們原本希望會開采出有價值的礦物，但他們只找到了沙子。絕望之下，他們發明了砂紙(3M的第一件產品)，接下來的就是輝煌的歷史了。發明和創新永遠沒有止境，永遠都有機會，但它們屬於勇敢者和拼搏者。
為此，中小企業管理者和員工都要將創新作為公司生存的必要條件，要有採取創新行動和實施創意的緊迫感、危機感，還要相信付出總有回報，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企業從上到下每天努力追求更多的數量、更好的質量、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高的顧客滿意度，自然會有創新產生；反過來，持之以恆地努力創新，企業也自然會獲得上述業績和成果。
再次，中小企業經營者要有舍我其誰的創新使命感和企業家精神，並營造適宜創新的文化氛圍。創新是企業家的職能，發明創造是企業家精神的反映，中小企業沒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就不會有成功的創新。實施證明，凡是擁有優秀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就強，反之則相反。
企業家及其創新創業精神是企業成功創新的關鍵。但這並不意味著員工對於中小企業創新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一個擁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企業一定有一個鼓勵全員創新的企業文化氛圍，使所有人都能夠以創新為榮、以創新為樂。由於普通員工最熟悉企業產品和服務中存在的問題，與顧客聯系和接觸也最緊密，因而能夠第一時間發現產品和服務的不足，對其加以創新和改進也最具優勢。
對於資金和人才不足的中小企業來說，普通員工是最寶貴的創新資源，而這一點恰恰是被許多企業所忽略的。如果他們做不出英雄般的業績，不招惹麻煩，繁忙的經理很容易忽略普通工人及其想法。為企業生存而奮斗的中小企業經營者，絕對不能壓制新思想的最豐富來源，要給員工充分自由發揮的空間，營造鼓勵創新創業、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並給創新者以合理的回報與有效激勵。
復次，中小企業要重視非技術創新。創新分為技術創新和非技術創新。後者包括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創新對於中小企業，尤其是工業製造類企業發展固然十分重要，但非技術創新同樣也不容忽略，甚至更加重要。因為成功的企業不一定是技術領先的企業，但一定是在制度、管理或商業模式方面領先的企業。
例如，華為之所以能夠迅速脫穎而出，成為世界通訊設備行業的領頭羊，其員工持股制功不可沒。當今美國企業60%的創新是商業模式創新，40%是技術創新。商業模式之於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商業模式創新，核心是價值創新。美國的蘋果公司和中國的海爾集團都是公認的技術領先企業，但蘋果能從小眾的「酷」產品提供商成為全球最大市值公司，海爾能在全球家電業盈利能力普遍下滑中逆市上揚，靠的不是「技高一籌」，而是商業模式，前者是「硬體、軟體和服務融為一體」，後者是「零庫存下即需即供的人單合一」。
以互聯網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之所以在美國快速發展，與其1998年開始對商業模式(商業方法)創新授予專利有很大關系。我國許多企業已把知識創造、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擺到了戰略高度，但對商業模式創新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以至於有的企業雖然擁有很先進的技術，而產品卻在市場上乏人問津，其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從「客戶價值最大化」的角度進行價值創新，沒有在構成要素、要素間關系或者動力機制等方面創新商業模式，開發用戶潛在需求並吸引客戶興趣。有了制度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往往水到渠成。
最後，中小企業要善於運用知識產權戰略。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都提出了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強調知識產權保護，這對中小企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小企業對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決定著其核心競爭力。
產權化的知識在知識經濟中構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和財富資源。知識產權在知識經濟中是國際競爭中的強力工具。在國際競爭舞台上，知識產權是核心武器。美國有三大霸權，即金融霸權、軍事霸權和知識霸權，其中知識霸權就體現在知識產權相關產業上的三個第一：PPT國際專利申請全球第一、知名商標數量全球第一、版權相關產業收入全球第一。
而長期以來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和運用水平則制約著我國企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由於我國本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缺乏自主創新意識，勤於模仿和引進，在與跨國公司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往往處於不利之地。即使依靠低成本、低價格優勢取得一定的市場，也難免遭遇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的打壓。近年來，跨國公司習慣於利用知識產權大棒阻撓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
為此，我國中小企業必須加強自主創新，自覺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注重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對於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而不採取專利保護就等於是在沙灘上建高樓。所以企業應建立保護商業秘密、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和各項規章制度。

㈧ 中國新四大發明指什麼

2017年5月，來自「一帶一路」沿線的20國青年評選出了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

一、高鐵。

嚴格上講，應該叫中國高鐵，他讓我國人民在出行旅途中的時間大大縮短，縮短時間就是延長生命，所以說高鐵的實用價值確實很大。從生產力上講，高鐵也是一種新的動力，在火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未來，隨著高鐵的普及網越來越大，人民慢慢就會體會到他的便捷和實效性。

二、支付寶

當然現在微信、網銀和其他新的網上支付平台也都算是網上快捷支付，只不過馬雲搶到了先機而且馬雲對支付寶的所有用戶都還是很貼心的——在余額寶里，比一般的銀行儲蓄還要實惠。

支付寶解決了人們如何在網上的銀行業務和網上購物的問題，而且使用起來非常方便，對人民的生活和人類的現代化、智能化有了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他讓中國人在一個網路平台上解決了人民的吃穿住行等很多生活問題，讓人民的生活品質、生活效率大大提高，大大節約了中國人的很多辦事時間，延長了使用者的生命。

三、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也是互聯網的有一大生活福利。預計2017年，共享單車市場用戶規模將繼續保持大幅增長，年底將達5000萬用戶規模。如果說中國高鐵縮短了跨城出現的時間，那麼共享單車則是縮短了市民在一個城市中出行的時間。

畢竟，在現在的城市中，交通堵車依然成為了生活新常態，上班族無論是搭上了公交，還是自駕車，都會因為交通的擁堵而遲到，而共享單車則提高了一種實用的解決方案，而且無污染還能在上下班的時間里鍛煉身體。當然，現在共享單車還沒有普及到所用的城市，未來每個城市都會體會到他的好處和便利。

四、網購。

不用多說，這個也是互聯網的又一個福利。提到網購，不得不感謝互聯網教父馬雲，他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網上購物平台——阿里巴巴，後來他創建的淘寶、天貓商城，讓我國人民可以足不出戶，就可以買到比實體店更便宜的用品。

㈨ 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態」。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特徵，對於新階段的經濟政策設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開放之初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復存在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
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麼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
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路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
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
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的特點是：一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在這六個特徵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
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
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
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
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
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
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
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
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

㈩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
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麼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
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路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
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
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的特點是：一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在這六個特徵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
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
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
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