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性苦悶

㈠ 創造社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創造社在「五四」時代是狂飆突進的浪漫派，這一派的作家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在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主要不是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除新詩的開拓者郭沫若而外，創造社在小說、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達夫。
郁達夫(1896—1945)除了中國古典詩文等傳統教育里必修書之外，少年時代就愛讀小說戲曲作品；留學日本期間，曾廣泛涉獵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熏陶。十年的異國生活，使他飽受屈辱和歧視，激發了愛國熱忱，也養成了憂傷、憤世、過敏而近於病態的心理。他從研究經濟學轉到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最初曾發表過一些舊詩，一九二一年參加發起創造社的前後他開始了小說的創作。早年作品如《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懷鄉病者》、《風鈴》等，均寫留日學生的生活片斷，著重表現其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著他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註：郁達夫：《過去集·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的主張；即如《採石磯》中所寫的清代詩人黃仲則，實際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託的成分。在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面，郁達夫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於郭沫若的強烈反抗，而是一種帶點灰色、感傷的調子，——彷彿是一些不甘沉淪卻又無力掙扎者發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獨憤世者的頌訴和嘆息。郁達夫作品的這種特色，正代表了創造社一部分成員的傾向。

㈡ 分析比較文研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以及它們對新文學的貢獻。

文學研究會
「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成立的文學社團。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文學研究會簡章》)，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均傾向於現實主義。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經受新思潮沖擊並且懷著美好希望覺醒過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渴望通過文藝來表述自己的政治苦悶和人生理想；文學革命的發展也要求在創作實績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學社團於是應運\而生。文學研究會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學社團，而且因其成員多、影響大，在流派發展上具有鮮明突出的特色，成為新文學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它的發起者與參加者後來有許多成為對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卓越貢獻的人物。

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人為：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後來陸續發展的會員有謝婉瑩(冰心)、黃廬隱、朱自清、王魯彥、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劉半農、劉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達170餘人。成立時發表有《文學研究會宣言》及《文學研究會簡章》。會址設在北京。

文學研究會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編輯叢書外，還組織成立了「讀書會」。「讀書會」設中國文學組、英國文學組、俄國文學組、日本文學組(以上按國別分組)、小說組、詩歌組、戲劇文學組、批評文學組(以上按文學類別分組)。規定凡文學研究會會員均須加入讀書會。這對提高會員文學素養和創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

文學研究會的會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經過革新由沈雁冰接編後由鄭振鐸等人相繼主編的《小說月報》(自第12卷第 1號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號止，不計號外，共出132期)；此外還陸續出刊了《文學旬刊》(《文學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編輯的兩種，上海《文學旬刊》自1921年5月作為《時事新報》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學》，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學周報》，始脫離《時事新報》單獨發行。北京《文學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詩》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為主同時也注重本國新文學創作的《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學研究會奉行的原則是:「反對把文學作為消遣品，也反對把文學作為個人發泄牢騷的工具，主張文學為人生。」(沈雁冰《關於文學研究會》)從「為人生」出發，他們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反對唯美派脫離人生的「以文學為純藝術」的觀點。他們的創作大都以現實人生問題為題材，產生了一批所謂「問題小說」。

文學研究會在反對封建主義、反對鴛鴦蝴蝶派的游戲文學方面採取了一致的態度，不僅反對舊禮教，也反對舊文學，對《禮拜六》、《游戲雜志》一類刊物進行了有力斗爭。但會員們在建設新文學的具體主張上意見並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員抽象犟調「善」和「真」；有的雖然提倡「血和淚的文學」，但在反對藉文學「闡道翼教」封建觀念的同時，卻又承認「作者無所為而作，讀者無所為而讀」的「非功利」的觀點。另一些成員則比較明確地鼓吹進步文學的主張，提出「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在被迫害的國度里」，作家應該注意觀察和描寫社會的黑暗、人們生活的痛苦及新舊兩代思想上的沖突。

在創作方法上，文學研究會繼《新青年》之後，進一步高舉現實主義的旗幟，犟調「新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由於當時的時代限制和理論局限，他們分不清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界限，理論主張中常夾雜著自然主義的成分。

文學研究會十分重視外國文學的研究介紹。他們的目的一半是為了介紹外國的文藝以促進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一半是為了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茅盾《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他們著重翻譯俄國(包括後來的蘇聯)、法國、北歐及東歐諸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現實主義名著，介紹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羅曼‧羅蘭、易卜生、顯克維奇、阿爾志跋綏夫、安特萊夫、拜倫、泰戈爾、安徒生、蕭伯納、王爾德等人的作品。該會會刊《小說月報》出過「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等特號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出過「泰戈爾號」、「拜倫號」、「安徒生號」等專輯，在介紹外國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帶有著作工會色彩，它宣稱，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希望「著作同業的聯合」，以「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他們後來的活動未能完全按計畫進行，組織相當鬆散。1932年初《小說月報》停刊後，該會活動即基本停頓。

創造社

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6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㈢ 簡要敘述前期創造社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方法。

前期創造社被認為是具有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的,他們從表現"內心的要求"提出內重情感、輕功利、容重藝術等一系列文學主張.他們表現的"自我",其具體內容都是圍繞一種苦悶、悲哀和感傷的情緒而展開.他們高舉唯"全"與"美"的旗幟,以真摯的情感來引起讀者的同情.

㈣ 郁達夫翻譯作品

小說家郁達夫。 留學日本的作家們很多都是詩人，其中最敏感的詩心之一屬於郁達夫，一個受浪漫派的影響但更多地轉入頹廢傷感的舊體詩寫作者。他的成名作《沉淪》是一個關於詩人在異國的成長的故事，也是在被現代性和殖民主義糾纏的一個飽含著新詩的發明所造成的文體焦慮的故事。
《沉淪》的主人公是個詩人，也是個翻譯者，他所尋求的想像中的個人的甚至民族的救贖一直都圍繞著詩歌寫作----一方面，他以舊體寫作並試圖在日本女人面前證明自己的尊嚴，另一方面，他用白話翻譯浪漫派的結果是證明新詩的不成立。 出場的時候，他拿著一本華滋華斯詩集。緊接著，他的白日夢被郁達夫寫成了一段出色的中西文字結合的現代散文， 足以讓那個時代的讀者驚艷----同時這段文字證明，在現代漢語的散文中，浪漫派是成立的。
但在詩歌翻譯的實驗之後，他的否定如下：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里的贊美歌一樣的乏味么？」
「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是他敏感卻又堅決得有些幼稚的聲音。整個新詩的歷史上都存在著一種錯誤的但有影響力的觀念，它認為新詩就是用白話寫的外國詩，因此我們可以將錯就錯地把這兩句旨在批評別人（比如胡適這樣的人）的自我批評看作是對翻譯詩歌的指責和對新詩寫作的某些可能性的斷然否定。 然而，郁達夫在這里說的那些「乏味」的而且並無存在必要的東西並不簡單。 郁達夫挑選了華滋華斯一首名詩中他想要翻譯的部分，並把他翻譯成兩段他的小說所需要的白話。郁達夫能夠聽懂一些浪漫派的聲音，他的散文就是部分的證明，但是當這些聲音以直接的詩歌的形式作用於他的心智的時候，他顯得非常焦慮，並且採取了特別具有防衛性的傾聽方式，而且在現在看來非常出格的是，他又採取了非常有進攻性的翻譯方式---用現代漢語把有意抽出來的兩段華滋華斯翻譯成他自戀的鏡像：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裡，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著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讀起來並不象故事主人公說得那麼糟糕。盡管郁達夫在生活中見過不少農村的勞動婦女，而且對於郁達夫這樣的非常熟悉中國古詩傳統的人來說，歌唱的女人也是詩歌中常見的人物， 但英語中的華滋華斯的蘇格蘭割麥女在郁達夫的眼中仍是一個陌生的形象。在郁達夫養成的舊體詩的視野里，歌唱的女人往往是最具中國文化色彩的藝術女性，她們曾經在漫長的詩歌史上扮演歌唱者和傾聽者的角色。 她們是詩歌的演唱者和鑒賞者，受她們推崇的程度經常成為衡量詩人聲譽的標准之一。她們促進詩歌的流行，同時用自己的文化修養和與詩人的關系提高身價。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在返回長安的白居易和以能背誦《長恨歌》而自高身價的歌女之間，話本小說中的柳永和品評他的詞作的名姬之間，都存在詩人和公開活動的女藝術家的共生關系。詩人們一方面以歌女為知己，另一方面也經常和她們相互憐惜以至在作品把她們作為傷感失意時的自我鏡像。 但過分傷感而且急於抒發個人感情的郁達夫顯然不太適應華滋華斯簡潔凝練地勾畫出的在蘇格蘭高地上歌唱的下層勞動少女的形象：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她，在田裡孤獨的一個，
那個蘇格蘭高原的少女！
獨自在收割，獨自在歌唱；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過去！
她獨自割麥，又把它捆好，
唱這一支憂郁的曲調；
聽啊！整個深邃的谷地
都有這一片歌聲在洋溢。 （卞之琳譯）

郁達夫的蘇格蘭割麥女受到了古典詩詞的粉飾，的形象是古代歌姬和唱民歌的采蓮少女的結合體， 並最終偏向了更容易與男性詩人認同的前者。「輕盈體態，風光細膩！」是郁達夫強加給這首詩的，它跟郁達夫所說的「教會里的贊美歌」在情調上也有相當的距離。雖然郁達夫是用類比方式諷刺它們的乏味，「教會里的贊美歌」的吟唱方式和「輕盈體態，風光細膩」這樣的程式化的語言未嘗不可以被強有力的新詩人組織進出色的現代詩歌。「幽谷深深」和「清音」相對於「深邃的谷地」和「歌聲」顯然有更多的中國古詩的風味而且多了一層傳統的道德色彩。 而開篇的第二人稱「你」的加入，提示我們注意這一翻譯整體上具有的表演性，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翻譯本身就是內嵌在小說文本中的文化表演，其道具是處於特殊語境中的詩歌文本。 在這種表演中，原詩的第二節因為包含與翻譯中構造出的中國式的歌姬的形象相抵觸的成分而被有意略去了（比如，「阿拉伯沙漠」，「赫伯里底斯群島」）。而原詩第四節中出現了第一人稱「我」，如果把這節詩翻譯成中文， 那會干擾翻譯中的第一節詩中造成的歌女與詩人合一的形象。 小說中翻譯了原詩第一節和第三節，後者是一系列對歌唱的內容的想像，小說中的詩人翻譯者同樣賦予它濃厚的中國風味（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這些充滿自戀氣息的被翻譯者自己否定的詩句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一個現代的舊體詩寫作者在異國的創傷感。 傾聽者的焦慮，在翻譯中被具體化為小說故事中的一個幻象，它被引向他途並在後面的故事中暗暗地發揮著作用

㈤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有什麼異同點嗎

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初期著名的文學團體，由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王統照、周作人等人發起。他們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這樣陳述：「將文藝當做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因此可以看出他們創作的基本態度和主旨。

在創作上同文學研究會成員顯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創造社諸作家。他們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在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主要不是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1923年成立於北京。主要成員有胡適、陳源、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其中多數成員創辦過《現代評論雜志》，故又稱為「現代評論派」。該社取名於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詩集《新月集》，曾於1926年借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和《劇刊》，對新詩和戲劇發展有過一定貢獻。1926年多數成員南下上海，創辦新月書店，又於1928年創辦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新月》。該社政治上宣揚英美式的「自由」與民主，強調「人性論」，在文藝上主張「藝術至上」和「天才論」。

這些差不多就可以，其實文學特點就是文學傾向，你回答的時候把語言組織一下就行了，我們上學期考現代文學差不多也就這些內容
祝考試順利

㈥ [轉]看哪這人！——論尼采思想對郁達夫《沉淪》影響

看哪這人！論尼采思想對郁達夫《沉淪》影響 中國自近代以來開始廣泛吸收外國哲學，一時間各種許多西方新潮思想傳入中國。其中，尤其德國哲學家尼采（ F.Nietzsche,1844-1900 ）的思想對中國現在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第一篇介紹尼採的專文是王國維於1904年在《教育世界》第84、85號上發表的《叔本華與尼采》。在20世紀早期，尤其是五四時期，很多中國作家深受尼采影響，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茅盾、徐志摩、田漢、冰心等。 在這些作家中，尤以創造社成員受尼采影響極為明顯。創造社的締造者是一群留日學生。在日本，創造社成員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了解尼采，一是通過日本知識界。日本是亞洲最早引入尼采思想的國家，他們留居日本的時間集中於日本大正年間（1912-1925），此時日本知識界仍然流行尼采熱潮，創造社成員可以先本土作家進一步了解尼采。第二是通過自己對尼采著作的閱讀。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等高等學府很重視德國的哲學和文學。創造社的締造者們多通德文，如郭沫若曾翻譯過《查拉斯圖拉如是說》，郁達夫作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精通德文，可直接閱讀尼采原著。 筆者發現，在近現代中國的諸多作品中，郁達夫的《沉淪》比較好地體現出了尼採的影響。《沉淪》是郁達夫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是典型的自敘傳小說，在小說抒情方式上，作者、小說主人公、敘述者三者合一。小說的主人公由於個性解放（包括性的要求）和愛國情懷受壓抑，以致絕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下面，筆者就將結合尼採的思想對《沉淪》進行分析。 《沉淪》的主人公是一個身在異鄉的留學生，彷彿被祖國所拋棄。他性格敏感，作為一個中國人，感覺到外面世界對他的歧視，因此將自己封閉起來，過著沒有朋友的生活，同時又有強烈的性苦悶。文中多出對他內心的孤獨有過重點描寫，例如： 他覺得學校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至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具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草木蟲魚，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著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做Zaratustra ，把所說的話，也在心裡對那農夫講了。他的也同她的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去學校聽講的時候。 在這一段中，出現了人跡罕至、貪那孤寂的深味萬籟俱寂孤高傲世等多處表現主人公孤獨的詞句。尼采著作與性格中也深蘊著此種孤獨、孤苦、孤高意識，這種意識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還是郁達夫深受尼采影響的產物之一。郁達夫曾用薄命天才薄命的尼采瘋狂哲人孤獨的詩人等字眼來描述尼采。（《<斷殘集 自序》）並且還在日記中表示自己打算為尼采作傳，但未能完成自己這一心願。 筆者在《沉淪》的這段話中還看到了很重要的一點信息，那就是Zaratustra（即尼采代表作《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中的查拉斯圖拉）。在這里，主人公便把自己當做Zaratustra ，說明了文中主人公的孤獨性格受到了Zaratustra的影響，也就是受到尼采影響（尼采不正是以Zaratustra之口說出自己的話么？）。我們也可以看到，沉淪中的主人公，恰恰還真有幾分薄命的尼採的影子。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不正是下山前的Zaratustra和在阿爾卑斯山養病的尼采嗎？有時在山中遇著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做Zaratustra ，把所說的話，也在心裡對那農夫講了則更是尼采構思《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的翻版。雖然郁達夫最終沒有為尼采寫傳記，但《沉淪》彷彿是以另一種方式為尼采唱了一曲哀歌。 《沉淪》之所以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受重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裡面對於性的大膽涉及。主人公他在追求知識與救國受挫後，最急迫和最真實的需求就是性的需求，而這種無法得到滿足，主人公就陷入了極大的性苦悶之中，只能通過手淫、偷聽男女親熱和偷窺房東女兒洗澡以及狎妓等方式來排解。這種描寫即使在今天看來都是大膽的。郁達夫之所以能這么寫，與他間接接受尼採的思想不無關系。尼采本人對性慾是持肯定態度的。在《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中，尼采認為：對於沉溺於性慾的人而言，性慾是逐漸將它們燒成灰燼的文火，但對於擁有自由之心的

㈦ 創造社的撰文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蔑，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㈧ 創造社的歷史及其成員

又稱「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新文學團體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鄭振鐸、郭紹虞、朱希祖、瞿世瑛、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

作為響應，1921年6月上旬，留學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於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

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國故」

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在創造月刊第28期發表國學運動之我見，斥責整理國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

早在論國故學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提倡從訓詁、校勘、引導人們理頭於故紙堆中，說「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對此，成仿吾指出：國學運動的實質「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諸，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詩作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麥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麥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

作者認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

彭康談「健康」和「尊嚴」

1928年7月10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發表了創造社成員彭康的文章《什麼是「健康」和「尊嚴」 ——〈新月的態度〉底批評》。

彭康在文章中針對《新月》雜志的發發刊詞，回擊了新月派的挑戰，他指出：「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尊嚴。『妨礙』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階級增進了健康」。

創造社要求戰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

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蔑，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8)創造社性苦悶擴展閱讀：

創造社的成果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創造社

㈨ 解釋創造社

創造社
網路名片
創造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是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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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本段建立
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成員們先後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洪水》等十餘種刊物。[1]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1923年5月13日，創造社的《創造周報》創刊，泰東圖書局出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編輯。發刊詞是郭沫若寫的一首詩《創世工程之第七日》 。詩中表示"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便從你貪懶好閑的第七天做起"。《創造周報》於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創造社
編輯本段過程
「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團體。1921年6月8日在在郁達夫的寓所，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改盛館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員主要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他們於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發行了《創造社叢書》,最初收郭沫若的詩作《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隨後於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創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創造周報》(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華新報》編輯文學副刊《創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號)。
這些著譯和刊物以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的獨特吸引了大量讀者。
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前期作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繼《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以後，他們又於1924年8月創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創刊《創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創造月刊》上,創造社已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度，開始了後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首倡「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成仿吾則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 1卷第9期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號召「我們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他們曾一度計劃與魯迅等人組成聯合戰線，恢復《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但由於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以為這不足以代表一個「新的階段」,遂廢除前議,另行創刊《文化批判》。馮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1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2號上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提出作家「轉換方向」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主張。他們在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從而引起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在前期活動中，雖然不贊成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對當時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為名進行批評，但也培養了大批後來成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並且從開始便反對當時文藝領域中的反動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後撰文批評了胡適以「整理國故」為名從新文化運動中倒退的行為。後期創造社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員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態度。彭康和馮乃超等人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撰文闡明了「革命與人性」、「天才是什麼」、「文學的階級性」以及革命文學等問題。
後期創造社受當時國際國內左傾思潮影響，理論倡導和文學活動不免帶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對待魯迅、茅盾等作家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然而大部分成員在參加革命實踐，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幻洲》半月刊創刊
1926年10月1日，創造社後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創刊。由創造社和光華書局後出版。全刊分上，下兩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葉靈鳳主編，專載文藝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載雜文、述評。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剛、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漢年、田漢、蔣光赤等。
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一無所忌地自由發表思想"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後停刊，共20期。
編輯本段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國故"
1923年11月18日，成訪吾在創造月刊第28期發表國學運動之我見，斥責整理國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論國故學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提倡從訓詁、校勘、引導人們理頭於故紙堆中，說"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對此，成仿吾指出:國學運動的實質"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諸，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詩作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麥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麥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作者認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
彭康談"健康"和"尊嚴"
1928年7月10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發表了創造社成員彭康的文章《什麼是"健康"和""尊嚴" 一 〈新月的態度〉底批評》。彭康在文章中針對《新月》雜志的發發刊詞，回擊了新月派的挑戰，他指出:"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尊嚴。'妨礙'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階級增進了健康"。
創造社要求戰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蔑，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編輯本段成果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創造社

㈩ 身邊小說的藝術特點

歸納起來，身邊小說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寫作家自己的經歷，這當然不等於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實際生活的影子（即比較客觀的），或寫作家的情緒、心境，有較強的主觀色彩。
其二、與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現代主義以前的經典小說不同，身邊小說不注重情節安排與人物塑造，是「隨筆式的」。
其三、不管是以較為客觀的第三人稱還是較為主觀的第一人稱來寫小說，都必須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學時期多表現為「性的苦悶」，歸國以後多表現為「生的艱難」。另外，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日文的「私」譯成漢文即「我」，私小說又譯：自我小說）。私小說有自己一套理論，「『我'就是一切藝術的基礎」，應該「把這個『我'不用假託而樸素的表現出來」，強調盡情地表現、抒寫、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經歷、情感以及隱秘的心理，因此，在寫性的苦悶時，喜歡寫變態性心理、性慾望、性幻想，帶「丑惡暴露」的色彩。 與文學研究會關注現實人生的寫實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以弘揚自我的浪漫主義風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受到世紀末種種流派的影響，主要是表現主義和唯美主義。他們與表現主義主張的直接表現自我、表現生命的內在律動的思想心有靈犀。郭沫若在一封與宗白華的通信中就明確地說「詩的主要成分總要算是『自我表現'」。創造社的理論家成仿吾的言辭更為激烈：「再現沒有創造的地步，唯表現乃如海闊天空，一任天才馳騁。」郁達夫則以自己的創作身體力行地實踐了表現主義的理論，為他帶來聲譽也帶來詆毀的「自敘傳」小說，其實就是他「自我情緒」的表現，郭沫若式的激情、郁達夫式的苦悶都從表現主義的河堤上找到了噴瀉的決口。
當然，創造社同人對表現主義的青睞也並非空穴來風，盧梭的「返回自然」說就是其理論後援，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肯定人的合理慾望（包括性慾）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成了他們對抗陳腐、虛偽、做作的銳利武器。他們的身邊小說以赤裸裸的內心披露，不加掩飾的個人隱私，使「假道學假才子們」感到「作假的困難」，而其深遠的意義則在於搗碎加在個人身上的種種桎梏，正視作為個體的人的權利、價值與慾望，郁達夫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
創造社同人的身邊小說又深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反對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追求「美」。
成仿吾的話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他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它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這種「美」在文學中則表現為真實的情感。郭沫若說，「文學的本質是始於情感終於情感的」；成仿吾說：「文學始終是以情感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終始」。但創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與後來京派文人追求的「純正的文學趣味」有所不同，在他們筆下流露出頹廢的美、感傷的美、憂郁的美、病態的美，當然也有激越飛揚之美（如郭沫若的詩），他們的身邊小說以自身經歷為素材沖破種種清規戒律，本著內心的要求和情緒的變幻縱情抒寫，忠實於自我忠實於美忠實於情感，在苦悶哀怨中折射出時代的灰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