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造的審美

A. 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

「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學的審美特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就產生「質變」，產生了作為文學的根本性質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其具體內涵是，從性質上看，有集團傾向性又有人類共通性；從主體把握對象的方式上看，是認識又是情感；從目的功能上看，是無功利性的又是有功利性的；從文學反映生活的形式看，須假定性又須真實性。

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則是文學區別與其它意識形態的特性。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作為獨特的思想系統，並非現在某些人所說的「純審美主義」或「審美中心主義」。與文學情感表現論也不相同。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是有豐富的完整的內涵的，總的說它是一種復合結構。這大致可以從下面幾點加以說明：

第一，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性質上看，既有集團傾向性又有人類共通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確表現出集團的、群體的傾向性，這是無須諱言的。這里所說的集團、群體，包括了階級但又不止階級。例如，工人、農民、商人、官吏、知識分子等，都是社會的不同集團與群體。不同集團、群體的作家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這樣他們必然會把他們的不同集團、群體的意識滲透到文學的審美描寫中，從而表現出不同集團、群體的意識和思想感情的傾向性。如一個商業社會，老闆與僱工的地位不同，他們之間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寫他們的生活和關系，那麼作家的意識自然也會有一個傾向於誰的問題，如果在文學描寫中表現出來，自然也就會有集團或群體的傾向性。

但是，無論屬於哪個集團和群體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會總是被束縛在集團或群體的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會有人與人之間相通的人性，必然會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識，必然會關注人類共同的生存問題。如果體現在文學的審美描寫中，那就必然會表現出人類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願望，從而超越一定的集團或群體的傾向性。例如描寫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現出人類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寫山水花鳥的作品也往往表現出人類對大自然的熱愛的普遍之情。這些道理是明顯的，無須多講。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審美描寫中，往往既含有某個集團和群體的意識，同時又滲透了人類共通的意識。就是說，某個集團或群體的意識與人類的共通的意識並不總是不相容的。特別是下層人民的意識，常常是與人類的普遍的意識相通的。下層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類共同的情感的表現。例如下面這首《菩薩蠻》：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

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

這是下層人民的歌謠，但那種表達戀人對愛情的忠貞這種感情，則不但屬於下層的百姓，而且也屬於全人類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集團傾向性和人類共通性的統一，是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性的重要表現。

第二，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功能上看，它既是認識又是情感。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無疑包含了對社會的認識。這就決定了文學有認識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稱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對現實的認識，只是其認識可能是虛幻的、謬誤的而已。當然有的作品，其認識表現為對現實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就表現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種種不合道義的弊端的評價與認識；有的作品則表現為對現實發展的預測和期待的認識，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觀、冷靜、精確，似乎作者完全不表達對現實的看法，其實不然。這些作品不過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魯迅的話說「熱到發冷的熱情」，不包含對現實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說文學的反映包含了認識，卻又不能等同於哲學認識論上或科學上的認識。文學的認識總是以情感評價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學的認識與作家情感態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們說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法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他的這種規律性的揭示，不是在發議論，不是在寫論文，他是通過對法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運的描寫，通過各種社會場景和生活細節的描寫，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暗中透露出來的。或者說，作者把自己對社會現實的情感評價滲透在具體的藝術描寫中，從而表達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這里，認識與情感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這樣的認識與情感結合的形態，究竟是什麼呢？黑格爾把它稱為Pathos,朱光潛先生譯為「情致」。黑格爾說：

情致是藝術的真正中心和適當領域，對於作品和對於觀眾來說，情致的表現都是效果的主要來源。情致所打動的是在每個人心裡都回響著的弦子，每一個人都知道一種真正的情致所含蘊的價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認識出來。情致能感動人，因為它自在自為地是人類生存中的強大的力量。[2]

黑格爾的意思是，情致是兩個方面的互相滲透，一方面是個體的心情，是具體感性的，是會感動人的，可另一方面是價值和理性，可以視為認識。但這兩個方面完全結合在一起，不可分離。因此，對那些情致特別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無法簡單地用語言傳達出來的。俄國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在發揮黑格爾的「情致」說時也說：

藝術不容納抽象的哲學思想，更不容納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納詩的思想，而這詩的思想—不是三段論法，不是教條，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熱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詩的思想之間，區別是明顯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實，後者是作為熱情的愛情的果實。[3]

這應該是別林斯基在他的文學批評活動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東西。事實的確如此，文學的審美意識作為認識與情感的結合，它的形態是「詩的思想」。因此文學史上一些優秀作品的審美意識，就往往是難於說明的。例如《紅樓夢》的意識是什麼，常常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至今關於《紅樓夢》的主題思想仍沒有滿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這是因為《紅樓夢》的審美意識形態是十分豐富的，人們可以逐漸領會它，但無法用抽象的言辭來限定它。有人問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題思想是什麼，歌德不予回答，他認為人們不能將《浮士德》所寫的復雜、豐富、燦爛的生活縮小起來，用一根細小的思想導線來加以說明。這些都說明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識由於是情致，是認識與情感的交融，認識就像鹽那樣溶解於情感之水，無痕有味，所以是很難用抽象的詞語來說明的。

第三，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目的功能上看，是無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學是審美的，那麼在一定意義上它就是游戲，就是娛樂，就是消閑，似乎沒有什麼實用目的,仔細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會功利性。就是說它是無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這兩者的交織。

在文學活動中，無論創作還是欣賞，無論作者，還是讀者，在創作和欣賞的瞬間一般都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個作家正在描寫一處美景，卻在想入非非地動心思要「佔有」這處美景，那麼他的創作就會因這種「走神」而不能藝術地描寫，使創作歸於失敗。一個正在劇場欣賞《奧賽羅》的男子，若因劇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惱，那麼他就會因這一考慮而憤然離開劇場。在創作和欣賞的時刻，必須排除功利得失的考慮，才能進入文學的世界。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狄德羅（Diderur 1713-1784）說：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剛死的時候就作哀悼詩呢？不會的。誰在這個當兒去發揮詩才，誰就會倒霉！只有當劇烈的痛苦已經過去，感受的極端靈敏程度有所下降，災禍已經遠離，只有到這個時候當事人才能夠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夠估量他蒙受的損失，記憶才和想像結合起來，去回味和放大過去的甜蜜的時光。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說他傷心痛哭，其實當他用心安排他的詩句的聲韻的時候，他顧不上流淚。如果眼睛還在流淚，筆就會從手裡落下，當事人就會受感情的驅譴，寫不下去。[4]

狄德羅的意思是，當朋友或情人剛死的時候，滿心是得失利害的考慮，同時還要處理實際的喪事等，這個時候功利性最強，是不可能進行寫作的。只有在與朋友或情人的死拉開了一段距離之後，功利得失的考慮大大減弱，這時候才能喚起記憶，才能發揮想像力，創作才有可能。這個說法是完全符合創作實際的。的確，只有在無功利的審美活動中，才會發現事物的美，才會發現詩情畫意，從而進入文學的世界。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G.Brandes,1842-1927）舉過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我們觀察一切事物，有三種方式—實際的、理論的和審美的。一個人若從實際的觀點來看一座森林，他就問這森林是否有益於這地區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樣計算薪材的價值；一個植物學者從理論的觀點來看，便要進行有關植物生命的科學研究；一個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觀沒有別的思想，從審美的或藝術的觀點來看，就要問它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關心的是金錢，所以他要算木材的價值；植物學家關心的是科學，所以他關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藝術家是無功利的，這樣他關心的是風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說那樣：「那規定鑒賞判斷的快感是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一個關於美的判斷，只要夾雜著極少的利害感在裡面，就會有偏愛，而不是純粹的欣賞判斷了」[6]康德的理論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審美意識形態在直接性上是無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對的。其實中國古代文論講究文學創作和欣賞時的「虛靜」說，也是審美無功利的理論。

但是，我們說文學審美意識在直接性上是無功利的，並不是說就絕對無功利了。實際上，無論是作家的創作還是讀者的欣賞在無功利的背後都潛伏著功利性，在間接上看，創作是為人生的，為社會的，就是所謂的「無功利」實際上也是對人生、對社會的一種態度，更不必說，文學創作往往有很強的現實性的一面，或批判社會，或揭示人生的意義，或表達人民的願望，或展望人類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顯的。就是那些社會性比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種功利。所以魯迅說：文學「給人的愉快與休息。是勞作和戰斗前的准備」[7]魯迅還說過，文學是「無用之用」。這意思就是說，文學意識的直接的無功利性正是為了實現間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是真實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與科學意識是不同的。雖然藝術和科學都是人類所鍾愛的兩姐妹，都是創造，都是對真理的追求，但他們創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學所承認的意識，是不允許虛構的，科學結論是實實在在的對客觀規律的揭示。文學意識是審美意識，它雖然也追求真實，但它是在藝術假定性中所顯露的真實。這里，科學與文學分道揚鑣了。

文學雖然有不同的對現實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運用了神話、傳奇、荒誕、幻想等（如《西遊記》）來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則「按照生活本來的面目」（如《紅樓夢》）描寫來再現生活，但不論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學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謂假定性就是指文學的虛擬的性質。所以文學的真實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來的。可以說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純粹是子虛烏有；可另一方面，它又來自生活，它會使人聯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還真。文學作品所顯示的審美意識就是這種假定與真實的統一體。

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可以說是與讀者達成的一種默契。讀者允許作者去假定去虛擬，他們卻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並為它歡喜或落淚，可並不認為它是實有其事。作者卻也「寬宏大量」，允許讀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當作事實看待，允許讀者把他的作品當作「謊話」（或者如巴爾扎克所說的「庄嚴的謊話」）。正是在這種默契中，文學放心大膽走到了藝術假定的這一極。文學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實錄，不是科學論文，不是通訊報告，不是外交協議，不是電腦說明，不是私人日記……，就在於它的假定虛擬性質。或者說文學作為審美意識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實的記錄，是假定的虛構。如果誰違反了文學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學變成事實經過的流水帳，那麼文學就要變成非文學。俄國著名戲劇導演曾說明戲劇的假定性：

在生活中太陽從上邊射來，在劇場里則是相反，是從下邊射來的。在大自然中不存在均勻工整的線條，在劇場里卻設置了各個景次，樹木被排成筆直的間隔相同的行列。在生活中一個人無法把手伸到巨大石屋的二層樓，在舞台上卻是可能的。在生活中房屋、石柱、牆壁等始終屹然不動，在劇場里卻由於最輕微的風吹而抖動起來。在舞台上房間的設置始終不像生活中那樣，整個房屋建築也完全不同。例如，我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看見到過幾乎在所有劇本中作者們都這樣指示的房間：在前景上左邊和右邊都有門；後牆中間又有門；在後景上左右兩邊都是窗戶，你就試來建築這樣的房間看看……在生活中這簡直不可能的，然而為了藝術的、假定的真實，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決。[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這里談的是劇場的假定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對所有的藝術都是相同的。著名畫家畢加索也說過：

藝術是一種使我們達到真實的假想。但是真實永遠不會在畫布上實現，因為它所實現的是作品和現實之間發生的聯系而已。[9]

畢加索是從藝術本性的角度來談藝術的假定性的，實際上把生活轉移到書本上去這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假定。這兩位藝術家的論點同樣蓍適用於文學。文學的假定性不但表現在那些描神畫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來面貌的完全寫實的作品裡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沒有藝術的假定性，也就沒有文學。

文學的審美意識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實的。就是說，這假定是具有真實性的。魯迅說：

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後者需有其事，而創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據以綴合，抒寫著，何一非社會上的存在，從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斷，使之發展下去，這便好象豫言，因為後來此人，此事，確也正如所寫。[10]

魯迅這里所說的創作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意思就是文學是假定的，但這假定如果「加以推斷」，那麼就像預言一樣准確，這就是藝術的真實了。

這就說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實性結合，那就成為虛假的謊言，那就沒有價值了。藝術真實性是文學意識的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什麼是藝術真實性呢？

藝術真實性是作家創造出來的。作家在創造藝術真實時有認識又不止是認識。作家在創造藝術真實過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動作—感知、情感、想像、回憶、聯想、理解等。因此藝術真實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既有理，又有情。簡括地說，藝術真實性是指文學作品的藝術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質。
所謂「合理」，是指藝術形象應符合生活發展的邏輯，有了這種合理的邏輯，也就可以被讀者理解，大家也就會覺得他真實。作家完全可以虛構，虛構是作家的權力，這是不容懷疑的。因此作家可以不寫真人真事，關鍵是要寫得合理，寫得合乎邏輯。換句話說，一件生活中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由於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內部發展邏輯，內在的聯系，內在的規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實的。對於藝術真實性來說，不在所寫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實存在過，而在於所寫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現了整體的必然的聯系。例如，《紅樓夢》中賈寶玉對真實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觀園的一景，若孤立起來看，那茅舍，那青籬，那土井，那菜園，都與真農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說逼真極了。賈政看了此處後，說：「倒是此處有些道理」。但賈寶玉則不以為然。他說：「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是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立，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雲：『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而終不相宜。」賈寶玉的這段話是很有見地的。在他看來，「天然」不「天然」(即真實不真實)，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內在聯系。稻香村作為一個農舍，放在大觀園中，與那些雕梁畫棟、樓台庭榭連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倒是「怡紅院」、「瀟湘觀」等與大觀園的景觀有一種內在的整體的聯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賈寶玉的話給我們這樣的啟發，對於文學，當然是可以假定和虛構的，但在假定和虛構的情境中，則不可人為地編造，不可「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間的整體的天然的聯系，即要「合理」，這樣才能創造出藝術真實來。

「合理」是藝術真實性的客觀方面，藝術真實性還有主觀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還有「合情」。按文學的審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為文學審美意識不是直接用道理說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為中介，所以「合理」必須與「合情」結合在一起，才能達到藝術真實性。所謂「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須表現人們的真切的感受、真摯的感情和真誠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摯的感情和真誠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虛構的升華為真實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來不真實的描寫提升為藝術的真實。例如李白的詩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如果按事實來考察，這個詩句所描寫的是不真實的。因為黃河之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上只下雨，而不下「河」。但是大家都覺得李白這句詩很真實，原來李白在這里寫的是自己的真切的感受：黃河之水從高原奔騰而來，水流湍急，巨浪濤天，一瀉千里，使人覺得這河水從天而降。黃河的雄偉氣魄被這詩句淋漓盡致描寫出來了。一個並不符合事實的描寫，由於寫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變得真實了。在文學審美描寫中，真摯的感情更為重要。真摯的感情可以把虛幻的提升為真實的。湯顯祖的《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復生，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於作者在描寫中灌注了濃濃的感情，虛幻之筆竟然也成為可以接受的藝術真實。在文學審美描寫中，作者的真誠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這個真誠的意向成為作品的藝術邏輯，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達成了默契，那麼十分怪誕之筆，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魯迅的小說《葯》，在革命者夏瑜的墳上，憑空添了一個花環，若隱若現。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實的。但是由於作家的真誠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讀者的認同，於是怪誕的描寫也成為真實的描寫了。

通過以上說明，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具有藝術真實的品格。藝術真實性是客觀的真理和主觀的感情的統一，也就是藝術描寫的合情合理性質。當然，在文學中，經常遇到的是情與理不一致，甚至發生矛盾，那麼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應該牽情就理呢，還是應該牽理就情？一般來說，由於文學的意識的審美特性，十分重視感情的評價，如果遇到上面所說的情與理矛盾的情況，就應該牽理就情。上面所舉的《牡丹亭》和《葯》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既著眼與文學的對象的審美特性，也重視把握生對象的審美方式，既重內容，也重形式。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不是所謂的「純審美」論。

B. 怎樣理解真善美及其統一是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江湖之中，世事紛擾，心力交瘁。文學作為人類創造的精神家園版之一權，可以說是人類的一個「桃花源」。不管是世俗的成功者還是世俗的失敗者都在口吻心靈：什麼樣的生活是我想要的？我生活的有意義嗎？-----------唯一合理的答案是真善美。因為這是人之為人的唯一合理解釋。

C. 在文學藝術中，最基本的審美創造形式有哪兩種

藝術的審美創造是形象的創造。各種藝術雖然百態千姿，但都離不開藝術形象的創造，都是通過藝術形象來感染人和表現生活的。當然，在不同的藝術樣式中，藝術形象有著復雜的表現形態，具有不同的特點。不過，藝術形象產生的根源，則總是離不開審美意象的誕生。
那麼藝術形象與審美意象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鄭板橋在談到畫竹的時候，曾講道：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
這里鄭板橋非常生動地概括了感性表象、審美意象和藝術形象之間的關系，即：生活里客觀存在著的事物都有其一定形象（包括形狀和模樣），主體通過自己的感知覺獲得關於事物的感性表象（「眼中之竹」）；在此基礎上，經過主體思維、情感的進一步介入與加工，結果則形成「胸中之竹」，它是在「眼中之竹」這一感性表象基礎上誕生的審美意象，所謂「胸中勃勃，遂有畫意」，便指此時在鄭板橋腦海中浮現的是關於竹子的意象。「意象，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是意中之象，是有意之象，是意造之象，不是表象，不是純粹的感性映象，但它又不是概念，保留著感性映象的特點。意象，這是思維化了的感性映象，是具象化了的理性映象」，而「只有當意象是審美的，並且審美意象得到物質表現，才成為藝術形象」。
② 「胸中之竹」是審美意象，把這個意象之「竹」加以物態化，成為具有審美性的「手中之竹」，藝術形象便誕生了。換句話說，藝術形象表現、傳達了審美意象，是物態化了的審美意象。
在藝術形象的創造過程中，審美意象是最重要的根源，它是藝術思維的特殊方式，也是藝術審美創造的核心。藝術的審美創造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精神活動，就是要創造一種能夠完美表現人的內心意象的美的藝術形象。因此，對於審美意象的理解和把握，乃是探索藝術審美創造問題的前提。

（二）審美意象的特性
審美意象是包含主體審美認識和審美情感的心理復合體。
1.審美意象包含著主體的審美認識

審美認識是審美主體對於具體審美對象的審美價值或審美屬性的一種把握；它依賴於審美對象本身的感性特徵，一旦脫離具體審美對象的感性外貌（如竹子的形狀、顏色、體態等），對象的審美價值或屬性（美或丑）也就無從為主體所認識。當然，對於審美對象的審美價值或屬性的把握、判斷，僅僅有主體的感知還不夠，還需要理性因素的參與。只是這種主體理性層面上的理解與思維並不表現為概念或邏輯的判斷、推理，而表現為主體對由感知所獲得的對象表象的直接領悟，表現為內含在感性之中的理性因素。因此，審美認識實際上是一種體現著感知與理解、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的主體特殊心理活動。

在藝術的審美創造中，創造主體總是首先著眼於那些生動的感性材料，並隨著創造活動的逐步深入而逐漸拋棄其中的偶然因素，把鮮明地反映了對象審美特性的材料保存下來，在頭腦中形成一定的審美意象，完成藝術的審美構思，然後不斷用新的感性材料來進行補充和豐富，進而把具有共性、概括性或抽象概念所難以表達的內容體現在具體的藝術形象之中。

2.審美意象包含著主體的審美情感

審美情感作為審美創造主體對於對象屬性是否符合主體審美需要所作出的心理反應，是形成審美意象的重要因素。古人所謂「思與境偕」、「情景交融」，說的就是審美意象中情感與認識的統一關系：「景」或「境」不是生活里的實際景物，而是藝術創造主體的心想意造之境，它與主體審美情感相結合，形成為審美意象。

「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③。在藝術的審美創造中，審美情感既是創造的動力，也是審美意象的深厚內涵。魯迅便強調：「創作須情感」④。列·托爾斯泰也說：「在自己的心裡喚起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在喚起這種感情之後，用動作、線條、色彩、聲音以及言詞所表達的形象來傳達這種感情，使別人也能體驗到這同樣的感情——這就是藝術活動」⑤。盡管藝術門類各不相同，但它們在主體情感的意象化和物態化這一點上是共通的。可以說，沒有情感就沒有藝術，藝術創造主體總是把他自己對於各種生活現象的審美判斷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凝聚在所生成的審美意象之中。而把審美情感用恰當的藝術形式、藝術語言表現在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之中，則是藝術作品之所以具有感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偉大藝術和平庸藝術的根本區別之一。

在審美意象中，情感不但支配著意象運動，推動著意象的生成，甚至還用「移情」或「擬人」方法去改變意象，創造新的藝術形象。當然，審美情感必須源於創造主體的親身經歷和切身感受，才會有真實感，才可能達到「真知灼見」。由這樣的審美情感和審美認識結合而成的審美意象，便成為藝術形象的真正內容。

D. 文學的審美特徵有哪幾點

（1）文學的獨創性。
（2）文學的形象性。
（3）文學的情感性。
文學的本質是審美創造，文學的功能是傳達人們的審美感受和體驗，表現人們的審美理想。一部作品是否成功，關鍵在於是否把握了時代脈搏，是否對生活和社會有獨特的觀察和一定的預示，是否能夠引起廣泛的共鳴，並給人某些方面的啟示。

所謂文學的目的就是審美體驗的傳達，而形象正是實現審美體驗傳達的支撐點。個性化的語言是最好的體現。
文學獨特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卻在於傳達人們的情感。文學活動的情感因素主要包括作家、人物和讀者三種主體的情感。

E. 談談文學的審美性。

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學的審美特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就產生「質變」，產生了作為文學的根本性質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其具體內涵是，從性質上看，有集團傾向性又有人類共通性；從主體把握對象的方式上看，是認識又是情感；從目的功能上看，是無功利性的又是有功利性的；從文學反映生活的形式看，須假定性又須真實性。

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則是文學區別與其它意識形態的特性。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作為獨特的思想系統，並非現在某些人所說的「純審美主義」或「審美中心主義」。與文學情感表現論也不相同。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是有豐富的完整的內涵的，總的說它是一種復合結構。這大致可以從下面幾點加以說明：

第一，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性質上看，既有集團傾向性又有人類共通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確表現出集團的、群體的傾向性，這是無須諱言的。這里所說的集團、群體，包括了階級但又不止階級。例如，工人、農民、商人、官吏、知識分子等，都是社會的不同集團與群體。不同集團、群體的作家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這樣他們必然會把他們的不同集團、群體的意識滲透到文學的審美描寫中，從而表現出不同集團、群體的意識和思想感情的傾向性。如一個商業社會，老闆與僱工的地位不同，他們之間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寫他們的生活和關系，那麼作家的意識自然也會有一個傾向於誰的問題，如果在文學描寫中表現出來，自然也就會有集團或群體的傾向性。

但是，無論屬於哪個集團和群體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會總是被束縛在集團或群體的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會有人與人之間相通的人性，必然會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識，必然會關注人類共同的生存問題。如果體現在文學的審美描寫中，那就必然會表現出人類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願望，從而超越一定的集團或群體的傾向性。例如描寫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現出人類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寫山水花鳥的作品也往往表現出人類對大自然的熱愛的普遍之情。這些道理是明顯的，無須多講。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審美描寫中，往往既含有某個集團和群體的意識，同時又滲透了人類共通的意識。就是說，某個集團或群體的意識與人類的共通的意識並不總是不相容的。特別是下層人民的意識，常常是與人類的普遍的意識相通的。下層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類共同的情感的表現。例如下面這首《菩薩蠻》：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

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

這是下層人民的歌謠，但那種表達戀人對愛情的忠貞這種感情，則不但屬於下層的百姓，而且也屬於全人類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集團傾向性和人類共通性的統一，是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性的重要表現。

第二，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功能上看，它既是認識又是情感。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無疑包含了對社會的認識。這就決定了文學有認識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稱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對現實的認識，只是其認識可能是虛幻的、謬誤的而已。當然有的作品，其認識表現為對現實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就表現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種種不合道義的弊端的評價與認識；有的作品則表現為對現實發展的預測和期待的認識，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觀、冷靜、精確，似乎作者完全不表達對現實的看法，其實不然。這些作品不過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魯迅的話說「熱到發冷的熱情」，不包含對現實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說文學的反映包含了認識，卻又不能等同於哲學認識論上或科學上的認識。文學的認識總是以情感評價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學的認識與作家情感態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們說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法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他的這種規律性的揭示，不是在發議論，不是在寫論文，他是通過對法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運的描寫，通過各種社會場景和生活細節的描寫，通過環境氛圍的烘托，暗中透露出來的。或者說，作者把自己對社會現實的情感評價滲透在具體的藝術描寫中，從而表達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這里，認識與情感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這樣的認識與情感結合的形態，究竟是什麼呢？黑格爾把它稱為Pathos,朱光潛先生譯為「情致」。黑格爾說：

情致是藝術的真正中心和適當領域，對於作品和對於觀眾來說，情致的表現都是效果的主要來源。情致所打動的是在每個人心裡都回響著的弦子，每一個人都知道一種真正的情致所含蘊的價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認識出來。情致能感動人，因為它自在自為地是人類生存中的強大的力量。[2]

黑格爾的意思是，情致是兩個方面的互相滲透，一方面是個體的心情，是具體感性的，是會感動人的，可另一方面是價值和理性，可以視為認識。但這兩個方面完全結合在一起，不可分離。因此，對那些情致特別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無法簡單地用語言傳達出來的。俄國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在發揮黑格爾的「情致」說時也說：

藝術不容納抽象的哲學思想，更不容納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納詩的思想，而這詩的思想—不是三段論法，不是教條，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熱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詩的思想之間，區別是明顯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實，後者是作為熱情的愛情的果實。[3]

這應該是別林斯基在他的文學批評活動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東西。事實的確如此，文學的審美意識作為認識與情感的結合，它的形態是「詩的思想」。因此文學史上一些優秀作品的審美意識，就往往是難於說明的。例如《紅樓夢》的意識是什麼，常常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至今關於《紅樓夢》的主題思想仍沒有滿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這是因為《紅樓夢》的審美意識形態是十分豐富的，人們可以逐漸領會它，但無法用抽象的言辭來限定它。有人問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題思想是什麼，歌德不予回答，他認為人們不能將《浮士德》所寫的復雜、豐富、燦爛的生活縮小起來，用一根細小的思想導線來加以說明。這些都說明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識由於是情致，是認識與情感的交融，認識就像鹽那樣溶解於情感之水，無痕有味，所以是很難用抽象的詞語來說明的。

第三，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目的功能上看，是無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學是審美的，那麼在一定意義上它就是游戲，就是娛樂，就是消閑，似乎沒有什麼實用目的,仔細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會功利性。就是說它是無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這兩者的交織。

在文學活動中，無論創作還是欣賞，無論作者，還是讀者，在創作和欣賞的瞬間一般都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個作家正在描寫一處美景，卻在想入非非地動心思要「佔有」這處美景，那麼他的創作就會因這種「走神」而不能藝術地描寫，使創作歸於失敗。一個正在劇場欣賞《奧賽羅》的男子，若因劇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惱，那麼他就會因這一考慮而憤然離開劇場。在創作和欣賞的時刻，必須排除功利得失的考慮，才能進入文學的世界。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狄德羅（Diderur 1713-1784）說：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剛死的時候就作哀悼詩呢？不會的。誰在這個當兒去發揮詩才，誰就會倒霉！只有當劇烈的痛苦已經過去，感受的極端靈敏程度有所下降，災禍已經遠離，只有到這個時候當事人才能夠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夠估量他蒙受的損失，記憶才和想像結合起來，去回味和放大過去的甜蜜的時光。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說他傷心痛哭，其實當他用心安排他的詩句的聲韻的時候，他顧不上流淚。如果眼睛還在流淚，筆就會從手裡落下，當事人就會受感情的驅譴，寫不下去。[4]

狄德羅的意思是，當朋友或情人剛死的時候，滿心是得失利害的考慮，同時還要處理實際的喪事等，這個時候功利性最強，是不可能進行寫作的。只有在與朋友或情人的死拉開了一段距離之後，功利得失的考慮大大減弱，這時候才能喚起記憶，才能發揮想像力，創作才有可能。這個說法是完全符合創作實際的。的確，只有在無功利的審美活動中，才會發現事物的美，才會發現詩情畫意，從而進入文學的世界。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G.Brandes,1842-1927）舉過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我們觀察一切事物，有三種方式—實際的、理論的和審美的。一個人若從實際的觀點來看一座森林，他就問這森林是否有益於這地區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樣計算薪材的價值；一個植物學者從理論的觀點來看，便要進行有關植物生命的科學研究；一個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觀沒有別的思想，從審美的或藝術的觀點來看，就要問它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關心的是金錢，所以他要算木材的價值；植物學家關心的是科學，所以他關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藝術家是無功利的，這樣他關心的是風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說那樣：「那規定鑒賞判斷的快感是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一個關於美的判斷，只要夾雜著極少的利害感在裡面，就會有偏愛，而不是純粹的欣賞判斷了」[6]康德的理論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審美意識形態在直接性上是無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對的。其實中國古代文論講究文學創作和欣賞時的「虛靜」說，也是審美無功利的理論。

但是，我們說文學審美意識在直接性上是無功利的，並不是說就絕對無功利了。實際上，無論是作家的創作還是讀者的欣賞在無功利的背後都潛伏著功利性，在間接上看，創作是為人生的，為社會的，就是所謂的「無功利」實際上也是對人生、對社會的一種態度，更不必說，文學創作往往有很強的現實性的一面，或批判社會，或揭示人生的意義，或表達人民的願望，或展望人類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顯的。就是那些社會性比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種功利。所以魯迅說：文學「給人的愉快與休息。是勞作和戰斗前的准備」[7]魯迅還說過，文學是「無用之用」。這意思就是說，文學意識的直接的無功利性正是為了實現間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從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是真實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與科學意識是不同的。雖然藝術和科學都是人類所鍾愛的兩姐妹，都是創造，都是對真理的追求，但他們創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學所承認的意識，是不允許虛構的，科學結論是實實在在的對客觀規律的揭示。文學意識是審美意識，它雖然也追求真實，但它是在藝術假定性中所顯露的真實。這里，科學與文學分道揚鑣了。

文學雖然有不同的對現實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運用了神話、傳奇、荒誕、幻想等（如《西遊記》）來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則「按照生活本來的面目」（如《紅樓夢》）描寫來再現生活，但不論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學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謂假定性就是指文學的虛擬的性質。所以文學的真實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來的。可以說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純粹是子虛烏有；可另一方面，它又來自生活，它會使人聯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還真。文學作品所顯示的審美意識就是這種假定與真實的統一體。

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可以說是與讀者達成的一種默契。讀者允許作者去假定去虛擬，他們卻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並為它歡喜或落淚，可並不認為它是實有其事。作者卻也「寬宏大量」，允許讀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當作事實看待，允許讀者把他的作品當作「謊話」（或者如巴爾扎克所說的「庄嚴的謊話」）。正是在這種默契中，文學放心大膽走到了藝術假定的這一極。文學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實錄，不是科學論文，不是通訊報告，不是外交協議，不是電腦說明，不是私人日記……，就在於它的假定虛擬性質。或者說文學作為審美意識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實的記錄，是假定的虛構。如果誰違反了文學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學變成事實經過的流水帳，那麼文學就要變成非文學。俄國著名戲劇導演曾說明戲劇的假定性：

在生活中太陽從上邊射來，在劇場里則是相反，是從下邊射來的。在大自然中不存在均勻工整的線條，在劇場里卻設置了各個景次，樹木被排成筆直的間隔相同的行列。在生活中一個人無法把手伸到巨大石屋的二層樓，在舞台上卻是可能的。在生活中房屋、石柱、牆壁等始終屹然不動，在劇場里卻由於最輕微的風吹而抖動起來。在舞台上房間的設置始終不像生活中那樣，整個房屋建築也完全不同。例如，我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看見到過幾乎在所有劇本中作者們都這樣指示的房間：在前景上左邊和右邊都有門；後牆中間又有門；在後景上左右兩邊都是窗戶，你就試來建築這樣的房間看看……在生活中這簡直不可能的，然而為了藝術的、假定的真實，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決。[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這里談的是劇場的假定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對所有的藝術都是相同的。著名畫家畢加索也說過：

藝術是一種使我們達到真實的假想。但是真實永遠不會在畫布上實現，因為它所實現的是作品和現實之間發生的聯系而已。[9]

畢加索是從藝術本性的角度來談藝術的假定性的，實際上把生活轉移到書本上去這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假定。這兩位藝術家的論點同樣蓍適用於文學。文學的假定性不但表現在那些描神畫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來面貌的完全寫實的作品裡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沒有藝術的假定性，也就沒有文學。

文學的審美意識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實的。就是說，這假定是具有真實性的。魯迅說：

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後者需有其事，而創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據以綴合，抒寫著，何一非社會上的存在，從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斷，使之發展下去，這便好象豫言，因為後來此人，此事，確也正如所寫。[10]

魯迅這里所說的創作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意思就是文學是假定的，但這假定如果「加以推斷」，那麼就像預言一樣准確，這就是藝術的真實了。

這就說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實性結合，那就成為虛假的謊言，那就沒有價值了。藝術真實性是文學意識的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什麼是藝術真實性呢？

藝術真實性是作家創造出來的。作家在創造藝術真實時有認識又不止是認識。作家在創造藝術真實過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動作—感知、情感、想像、回憶、聯想、理解等。因此藝術真實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既有理，又有情。簡括地說，藝術真實性是指文學作品的藝術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質。
所謂「合理」，是指藝術形象應符合生活發展的邏輯，有了這種合理的邏輯，也就可以被讀者理解，大家也就會覺得他真實。作家完全可以虛構，虛構是作家的權力，這是不容懷疑的。因此作家可以不寫真人真事，關鍵是要寫得合理，寫得合乎邏輯。換句話說，一件生活中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由於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內部發展邏輯，內在的聯系，內在的規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實的。對於藝術真實性來說，不在所寫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實存在過，而在於所寫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現了整體的必然的聯系。例如，《紅樓夢》中賈寶玉對真實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觀園的一景，若孤立起來看，那茅舍，那青籬，那土井，那菜園，都與真農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說逼真極了。賈政看了此處後，說：「倒是此處有些道理」。但賈寶玉則不以為然。他說：「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是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立，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雲：『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而終不相宜。」賈寶玉的這段話是很有見地的。在他看來，「天然」不「天然」(即真實不真實)，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內在聯系。稻香村作為一個農舍，放在大觀園中，與那些雕梁畫棟、樓台庭榭連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倒是「怡紅院」、「瀟湘觀」等與大觀園的景觀有一種內在的整體的聯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賈寶玉的話給我們這樣的啟發，對於文學，當然是可以假定和虛構的，但在假定和虛構的情境中，則不可人為地編造，不可「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間的整體的天然的聯系，即要「合理」，這樣才能創造出藝術真實來。

「合理」是藝術真實性的客觀方面，藝術真實性還有主觀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還有「合情」。按文學的審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為文學審美意識不是直接用道理說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為中介，所以「合理」必須與「合情」結合在一起，才能達到藝術真實性。所謂「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須表現人們的真切的感受、真摯的感情和真誠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摯的感情和真誠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虛構的升華為真實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來不真實的描寫提升為藝術的真實。例如李白的詩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如果按事實來考察，這個詩句所描寫的是不真實的。因為黃河之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上只下雨，而不下「河」。但是大家都覺得李白這句詩很真實，原來李白在這里寫的是自己的真切的感受：黃河之水從高原奔騰而來，水流湍急，巨浪濤天，一瀉千里，使人覺得這河水從天而降。黃河的雄偉氣魄被這詩句淋漓盡致描寫出來了。一個並不符合事實的描寫，由於寫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變得真實了。在文學審美描寫中，真摯的感情更為重要。真摯的感情可以把虛幻的提升為真實的。湯顯祖的《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復生，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於作者在描寫中灌注了濃濃的感情，虛幻之筆竟然也成為可以接受的藝術真實。在文學審美描寫中，作者的真誠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這個真誠的意向成為作品的藝術邏輯，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達成了默契，那麼十分怪誕之筆，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魯迅的小說《葯》，在革命者夏瑜的墳上，憑空添了一個花環，若隱若現。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實的。但是由於作家的真誠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讀者的認同，於是怪誕的描寫也成為真實的描寫了。

通過以上說明，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具有藝術真實的品格。藝術真實性是客觀的真理和主觀的感情的統一，也就是藝術描寫的合情合理性質。當然，在文學中，經常遇到的是情與理不一致，甚至發生矛盾，那麼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應該牽情就理呢，還是應該牽理就情？一般來說，由於文學的意識的審美特性，十分重視感情的評價，如果遇到上面所說的情與理矛盾的情況，就應該牽理就情。上面所舉的《牡丹亭》和《葯》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既著眼與文學的對象的審美特性，也重視把握生對象的審美方式，既重內容，也重形式。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不是所謂的「純審美」論。

F. 文學意境的審美特徵

文學意境的特徵，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情景交融。這是意境創造的表現特徵。比如毛澤東的詞《沁園春 長沙》，就是運用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創造意境的典範。詞的上闋記今游重在寫景，景中有情；下闋記往事重在抒情，情中見景。

2、虛實相生。這是意境創造的結構特徵。如《陌上桑》，詩人通過對行者、少年、耕者、鋤者失常反應（實）的描寫來烘托羅敷的美貌無比（虛）。

又如《琵琶行》，詩人三次寫到江中的月亮，但描寫月亮的目的卻是為了烘託人物的感情。景是實，而通過景物烘托出來的情則是虛。這與中國繪畫中的渲染烘托有異曲同工之妙。

3、韻味無窮。這是意境的審美特徵。如李商隱的《錦瑟》一詩說：「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譯文：那些美好的事和年代，只能留在回憶之中了。而在當時那些人看來那些事都只是平常罷了，卻並不知珍惜。

境外有境，雖有而又飄渺難尋的。這樣的意境如霧里看花，更能讓人回味，引發人的無限審美想像空間。

(6)文學創造的審美擴展閱讀

結構特徵

意境的結構特徵是虛實相生。意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 「如在眼前 」的較實的因素，稱為 「實境 」。

一部分是 「見於言外 」的較虛的部分，稱為 「虛境」。虛境是實境的升華，體現著實境創造的意向和目的，體現著整個意境的藝術品位和審美效果，制約著實境的創造和描寫，處於意境結構中的靈魂、統帥地位。

但是，虛境不能憑空產生，它必須以實境為載體，落實到實境的具體描繪上。總之，虛境通過實境來表現，實境在虛境的統攝下來加工，這就虛實相生 「的意境的結構原理。

意境的本質特徵是 「生命律動 」，即展示生命本身的美。在我們民族的審美心理結構中，是把宇宙境界與藝術意境視為渾然一體的同構關系。由於宇宙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形式，詩人對宇宙境界的體驗就是一種生命律動的體驗，而意境恰恰就是這種生命律動的表現。

人心雖小，但可以裝得下整個宇宙。詩人之心，本身就是宇宙的創化，他可以映射宇宙的詩心、宇宙的靈氣。因此我們說，藝術意境本質上是一種心理現象，一種人類心靈的生命律動。文學意境作為一種人類心靈的生命律動，有三個特點：

（1）表真摯之情；

（2）狀飛動之趣；

（3）傳萬物之靈趣。

G. 文學典型的審美特徵有哪些

1、典型的特徵性

所謂「特徵」，是指「組成本質的那些個別標志」，是「藝術形象中個別細節把所要表現的內容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那種妥帖性」。黑格爾把「特徵性」當作藝術創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從外延看，「特徵」可以是一句話、一個細節、一個場景、一個事物、一個人物、一種人物關系等。

就內涵而言，「特徵」具有兩種屬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極其具體、生動、獨特；其二，它通過外在形象所表現的內在本質又是極其深刻和豐富的。

「特徵」是生活的一個凝聚點，現象和本質在這里相連，個別與一般在這里重合，形與神在這里統一，意與象在這里聚首，情與理在這里交融。

作家在創造典型時准確地捕捉到這個「凝聚點」，加以強化、擴大和生發，成功地塑造出典型來。我們把作家抓住生活中最富有特徵性的東西，加以藝術強化、生發的過程，叫做「特徵化」。

2、歷史意蘊

人類之所以創造典型這種藝術至境形態，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是想「從他本身召喚出來的東西」中，「認出他自己」，是為了「觀照自己、認識自己，思考自己」，人類希望能從典型中「欣賞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現實」，典型應當為人類「自己而存在」。

世界公認的典型，通過豐富多彩的性格刻畫，顯示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葆有豐厚的歷史意蘊。

3、典型的藝術魅力

典型的藝術魅力，主要來自典型獨特的審美效果。這種審美效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文學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而呈現出無窮魅力。

美國現代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k．langer)認為，藝術是一種生命形式，因此它能「激發人們的美感」。典型按人自身的生命形式創造的藝術形象，具有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滿足人類在最充分的意義上「直觀自身」的審美價值。

這種藝術魅力在於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所展現的生命的斑斕色彩。

4、合乎理想

黑格爾說： 「藝術可以表現神聖的理想。」他把典型直接稱為「理想」 ，認為它高於自然中的原型。典型是「從心靈生發的」，「在心靈土壤中長著的，受過心靈洗禮的」，「符合心靈(願望)的創造品」，這「比起任何未經心靈滲透的自然產品要高一層」。

這里所說的「理想」，實際上就是人類的審美理想，典型是人類根據審美理想的范型模式創造的藝術至境形態，它不是自然形態的東西，合乎人類心靈願望的審美的升華物。

5、新穎性

新穎性就是典型塑造的獨創性。在文學典型的畫廊里，絕不允許重復。別林斯基認為，在真正的藝術里， 「一切形象都是新鮮的，具有獨創性的，其中沒有哪一個形象重復著另一個形象，每一個形象都憑它所特有的生命在生活」。

所以，文學典型總是古今唯一的，以鮮活的生命形式呈現的十分獨特的「這一個」(黑格爾語)，別林斯基又稱它為「熟悉的陌生人」。新穎的東西，總是富有魅力的。文學典型的新穎性符合文學鑒賞的客觀要求。

H. 怎樣理解「真、善、美」及其統一是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

美等於不同比例的真與善之和。由於真善的比例不同，產生的美就會不一樣。
比如，
崇高美或者悲劇美。真大於善的時候，往往是殘酷的現實(真)讓人無法接受，不能滿足人們美好的願望(善)
喜劇美，就反過來了，是善大於真，有一種夢想成真的喜劇效果，最大限度的滿足了人們的願望。

I. 為什麼 說文學創造是一種特殊的（審美的）精神創造活動

文學創造是感知社會後生活後受到影響 並希望通過文字去繼續感染更多人
因此文學是特別的精神創造活動

J. 文學的審美價值主要有哪些

文學的審美價值：

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欣賞、被感知的立場，可按照「意向性對象」對文學作品加以分析。該理論出自茵伽登的「純意向性對象」理念，並對其進行了適當修改，將意義作為對象，將材料實體化，最後將二者統一。

由於觀念與意識相互依賴，將關鍵與意識相結合，進而對作品深層次解讀。

文學作品若還未進入審美環節，不被意識所喚醒，其將僅作為一種實在對象。只有當意識促使作品活起來，才能在讀者的審美過程中具體化，將其轉化為「意向性對象」。讀者的具體審美價值可超過其本身具有的藝術價值，而這種超越需要填補某種思想、感覺等。

可見，藝術價值若真正存在，其應是作品中所存在，並展現在作品中的東西。審美價值是對作品進行整體性質進行特定時，才有所顯現。而藝術價值則從來都存在於作品中，表面看或許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其內在與外在的相互融合永遠都存在於作品中。

(10)文學創造的審美擴展閱讀：

著名小說家莫言在正在召開的2012上海書展上指出，文學因其獨特的審美價值，不能被影視所代替；同時，文學與影視兩者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莫言指出，盡管現在電影、電視劇、圖片性閱讀消磨了人們大部分業余時間，但文學獨特的審美價值並不能被影視所代替。幽默的莫言舉了自己當年為張藝謀度身定做小說的例子，笑稱寫小說時女主角就是按鞏俐的樣子寫的，甚至把拍攝機位都考慮到了，最後張藝謀卻不滿意，覺得寫得不好。

莫言得出結論：「作家不能向導演靠攏，要按小說規律寫，把導演拋到腦後！」但他並不反對作家改編小說、寫劇本，但不要當成賺錢的手段，要非常真誠地進行藝術創作。

對於文學與影視的關系，莫言認為兩者間聯系密切：「且不說很多電影都改自於小說，即便是憑空，沒有小說原來的劇本創作，也需要文學基礎。電影本身也是文學，好的文學劇本是可閱讀的，好的電視劇也應該有很強的文學性。」若沒有文學性，電影的藝術性也成了無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