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四論創造民族

A. 求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中國巨輪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歷史常常以驚心動魄留下深刻印記，也常常以峰迴路轉寫下絢麗篇章。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巨浪滔天，世界經濟跌宕起伏，中國經濟險象環生。

2009年，中國經受了新世紀(23.22,-0.03,-0.13%)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成為世界經濟觸底反彈的新引擎。

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是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氣的重大考驗，是對我們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的重大考驗，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風雨中走過，風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國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這是一份令人難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國媒體如此預言，「中國已經開始經濟衰落，也許將比美國經濟還要惡化」，「中國難以繼續奇跡」，它「只是個身陷囹圄的大國」。

7個月之後，這家雜志刊登題為「中國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隻熊貓正拿著氣筒給癟了的地球打氣。那時，中國上半年7.1%的增速，「幾乎成為照耀全球經濟信心的燈塔。」

2009年末，還是這家雜志將「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原因是：盡管一年前許多人認為「保八」是一個夢想，但是中國做到了。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

從否定到肯定，從當初的疑慮到後來的贊譽，一年時光，很多人顛覆了對中國的認識。但在看法不斷校正、結論不斷修改中，一個更大的疑問是——「為什麼是中國」？

為什麼是中國？危機襲來，世界經濟一片肅殺。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各國政府或奮力自救，或聯手反擊，但大都收效有限，許多經濟體步履沉重。中國如何能在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風景這邊獨好」？

為什麼是中國？外貿依存度60%以上，中國本應成為金融危機席捲下的重災區。在外部需求驟然減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又如何能越過激流險灘，成為「2009年顯著增長的唯一主要經濟體」？

在2009年末的中國答卷上，寫著這樣的數字——這一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超過50%。這是二戰以來全球首次出現的經濟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經濟版圖中，這份答卷標注著沉甸甸的「中國分量」。

是什麼讓中國經濟將「不可能的奇跡」繼續下去？是什麼讓中國人民在危機襲來之際奮發前行？是什麼讓社會主義中國成為「打破經濟學教科書常規的國家」，書寫了難以置信的「中國答卷」？

(三)在外人眼裡，「中國經濟的復甦故事堪稱神奇」，而在中國人看來，這「神奇的故事」始於黨中央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

早在2007年8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提出，在經濟全球化、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必須增強國家經濟安全監測和預警、危機反應和應對能力，增強金融業抗風險能力。當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密切關注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做到未雨綢繆，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要及早制定預案，妥善應對，趨利避害。2008年2月，在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上總書記又提出，要正確把握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次貸危機蔓延等情況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努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

這種見微知著的敏銳洞察，審時度勢的深刻認識，為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贏得了時間，爭取了主動。

當金融危機席捲全球，2008年11月黨中央作出三個重要判斷——

第一，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第三，危機給我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大關口，大智慧。回頭再看，在不進則退的險峻形勢下，黨中央的三個重要判斷，無疑是一年來中國決勝千里的信心之源。這個判斷，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打消了疑懼，穩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氣，明確了方向。

局面豁然開朗。

因為這個判斷，我們有了見事早、行動快、駕馭全局的「中國部署」——黨中央、國務院打破常規，在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一個月，及時出台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觀經濟政策作出重大調整，財政政策由「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成為中國經濟應對沖擊的重中之重。

因為這個判斷，我們有了出拳重、措施實、力度空前的「中國行動」——加大投資，刺激消費，給經濟「輸血」，幫企業闖關。從兩年新增投資4萬億，到全年新增信貸近10萬億；從減稅降費、貼現降息，到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從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到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一系列「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為這個判斷，我們有了底氣足、視野寬、統籌兼顧的「中國主張」——「從逆境中發現和培育有利因素，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國自己的事情辦好」，「把握好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力度，靈活而准確地解決問題」，「把保增長與擴內需、調結構結合起來」，「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推動科學發展」……應對之策忙而不亂，既解近憂又謀長遠。

還可以從另一個視角，把握「中國故事」的脈絡。2009年1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元旦講話中強調「必勝信心」；3月的全國兩會上，在江蘇、廣東代表團解析「機遇」，鼓勁打氣；4月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上，提出「攜手合作同舟共濟」；月底在山東，勉勵大家「擰成一股繩」；6月在黑龍江重申「增強信心」；7月雲南調研提出「危中求進，化危為機」；8月新疆考察強調「改革發展，團結穩定」；9月在第六十四屆聯大倡導「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10月考察山東，提出「打好轉方式、調結構這場硬仗」；12月考察廣東，強調「始終把自主創新作為企業生命」……

這一年，所有中央領導同志都風塵僕僕，深入實際，身臨一線，調研指導。中央領導同志一年的足跡，凸顯了三個主題詞：信心，變革，合作。它清晰地傳遞著應對沖擊的「中國思路」，呈現了堅定的意志、開闊的視野和大國的責任。國際輿論評價：「中國領導人展現出駕馭復雜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個國家應對風險挑戰的水平高低，體現其「國家能力」的強弱。

國家能力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它不僅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政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准。對危急情況的應對水平，往往更能直觀地呈現「國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轟然倒下，金融危機自華爾街決堤而出，席捲全球：美國季度GDP創下27年來的最大降幅，道瓊斯指數暴跌近半；日本、歐元區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反映國際貿易的領先指數——波羅的海綜合運費指數高台跳水，短短6個月便從11689點下探至663點……世界經濟面臨著二戰結束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在此後充滿煎熬的一年內，面對經濟急劇下滑的頹勢，很多國家危訊不斷，中國經濟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罕有的巨大困難。

然而僅僅一年之後，中國經濟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矚目的中國答卷。

這是一份「關於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將2008年以來近七個季度的GDP增幅連成一條曲線，是一個漂亮的「V」型反轉。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昂首回升，「保八」已無懸念。

這是一份「關於質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國生動詮釋了「好」與「快」的發展辯證法。在穩定外需的同時擴大內需，中國經濟的增長路徑，開始轉向依靠「三駕馬車」並頭齊驅。以發展方式之變應對外部環境之變，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八項區域發展規劃、十一個重大科技專項陸續啟動，抑制六大行業產能過剩，「4萬億」源源流向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增長更有質量，發展更有後勁。

這是一份「關於溫度」的答卷。「越是在經濟困難時候，越要高度關注民生」。中國沒有簡單地搬用「凱恩斯式刺激」，也沒有「撒胡椒面」，而是將一攬子計劃重點鎖定民生領域。2009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有望超過1100萬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面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制度改革穩健推進。GDP增長的每一個百分點，都緊系著最廣大民眾的福祉。

這是一份「關於責任」的答卷。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把自己的事辦好，本身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與此同時，中國主動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積極參與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世界經濟復甦。

危機爆發之初，國際投資大亨索羅斯預言：「各國能否有效對付本輪金融危機，關鍵在於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這份應對沖擊的「中國答卷」上，我們看到執政黨對形勢的判斷有了豐富的現實依託，看到「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國家目標得以實現，看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國家理念得到踐行，看到一個負責任大國對世界的貢獻。這是社會主義中國「國家能力」的最好注腳。

(五)強大的「國家能力」，讓中華民族在迎戰國際金融危機中，團結更加緊密，信心更加堅定，應對更加主動。「國家能力」的背後，是執政黨的決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論的指導能力。

有了執政黨的決策，才能第一時間形成國家意志，確定導向鮮明的國家目標。有了制度的支撐，才能最大限度地組織和動員社會力量，保證國家意志付諸實踐。有了理論的引領，才能把握規律，立足長遠謀劃未來。

沒有黨中央在嚴峻形勢下的准確判斷，沒有隨之產生的一系列「國家決策」，我們就不會有應對沖擊的主動性；沒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沒有全國一盤棋的社會機制，我們就不會有應對沖擊的戰鬥力；沒有科學發展觀這一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沒有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視野，我們就不會有應對沖擊的創造性。

或許外界的目光，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能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彭斯判斷，中國應對危機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應對危機的時間選擇正確，延遲幾個月就可能錯失良機。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評價，在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的指揮和控制體系比其他市場經濟體系更有效。

聯合國一位經濟學家指出，中國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戰略轉折點。

(六)當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走入死胡同，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暴露無遺，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國，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印證了迎戰危機的「國家能力」。

這一制度優勢，使我們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鑄就迎難而上的「中國力量」。從南方到北方，從沿海到腹地，從城市到鄉村，從政府到企業，全國一盤棋，決策順暢，執行高效。從中央到地方發揮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運用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杠桿，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整個中華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艱辛的嚴冬，迎接發展的春天。

這一制度優勢，使我們能用多種手段推動發展，保證有序有力的「中國效率」。一方面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高科學性、預見性，靈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堅持推進改革，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之手」的神妙，激發民間的創造力。既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注重加強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有效彌補市場經濟的自身不足，確保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

一個國家應對風險挑戰能力的高低，從根本上取決於是否有適合本國國情、反映時代進步要求的發展道路和制度基礎。正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使中國越是處於危急關頭，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體合力。

(七)縱觀歷史，每次大的經濟危機都曾重創世界經濟，同時又催生新的發展機遇。在危機中抓住機遇的國家，通常率先復甦並占據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們從傳統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學發展之「機」，奠定了化危為機「國家能力」的理論基礎。

危機面前，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標本兼治、遠近結合，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契機，把統籌兼顧作為謀劃和推動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顧長期與短期，協調內需與外需，統一民生與國計，既成功化解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眼前之急」，又通過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謀得「長遠之功」。

危機面前，我們以擴大內需為基本立足點，以結構調整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以科技創新為重要支撐，以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圍實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大強度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大力度鼓勵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長與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有機結合。

在迎戰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地奮力突圍，搶抓機遇。廣東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積極實施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上海快速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天津著力構築高端產業、自主創新、生態宜居高地，鍛造經濟發展新優勢……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許多省區市強勁增長、力撐大局，中國經濟新的強大引擎已在轟鳴。

在迎戰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地高度重視培育資源消耗低、輻射帶動力強、發展前景廣闊的戰略產業，高度重視打造核心競爭力更強的市場主體。國內高技術產業「抗壓力」增強、增長勢頭迅猛，文化產業發揮「反周期調節」的特點，通過深化體制改革逆勢上揚，撐起一片新天地，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活力進一步增強。

科學發展這一總攬全局、把握未來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國在新一輪發展中實現新跨越的基礎。國際金融危機倒逼出科技突破和產業變革，迎來了中國邁向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歷史機遇。

(八)幾百年來，中國從未抵達這樣的位置。

當國際輿論感慨「中國方舟拯救了世界經濟」，當外國政要確信「中國缺席的談判沒有任何意義」，當世人驚嘆「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國突然躋身世界外交和經濟舞台最前沿」，我們看到，金融危機重塑了世界經濟版圖。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國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聲音被世界認真傾聽，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力量」舉世矚目。

這樣的場景令人感慨萬千。有學者提出，中國近代的衰落，並非完全源於經濟與科技的落後，直到18世紀末中國的GDP仍佔全球的1/3。老大帝國實力不衰，餘威仍在，卻終至山河破碎、備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當政者對人民凝聚力的喪失、國家對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衰退，讓偌大的中國一盤散沙，這才會在列強環伺中一觸即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中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社會主義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鍛造出堅不可摧的「國家能力」。

這種能力，曾在抗擊「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這種能力，曾在舉辦北京奧運會中大放異彩，如今又在應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展現威力。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證明了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是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是堅強的領導核心。

(九)走過激流，中國巨輪依然破浪前行。

這是年輕共和國的下一個航程，又一個甲子的開啟；也是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又一次嶄新的開局。

一年前，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這樣寫道：「前進的道路，總是越過一嶺又一峰，闖過一關又一坎」。一年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堅定必勝信心、增強憂患意識，共同迎接奮發有為的2010年」。

我們將繼續書寫答卷。

我們會再次獲得成功。

團隊意識是大局意識、配合意識、協作意識的集中體現，核心是協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強凝聚力，提升戰鬥力。有一本書叫《狼圖騰》，通過對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動地詮釋了什麼是「團隊」意識。狼群高效的團隊協作性，使它們在攻擊目標時往往無往而不勝。獨狼的力量是單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則是強大的，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國籃球大賽結束後，常會從各優勝隊中挑出最優秀的隊員，組成一支「夢之隊」赴各地比賽，但結果總是令球迷失望——勝少負多。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團隊，雖然他們都是最頂尖的籃球選手，但是由於平時分屬不同球隊，無法在短期內培養團隊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團隊出擊。「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也是這個道理。因此，只有我們班子每位成員不斷強化「團隊」意識，密切配合，加強協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才能形成幹事創業的強大合力。否則，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各行其是，各自為戰，那隻能是一盤散沙，難成大事。

B. 人民日報新論什麼意思

人民日報裡面最新的說法。

C. 請問，人民時評、人民論壇、人民時報來論、人民日報社論分別在人民日報的哪幾版

兄弟，這報紙除了領導和國外勢力以及「五道杠」外，幾乎沒人看，但你要是能在上面發篇文章，你就有前途了。拿一份研究一下不就行了。

D. 人民日報《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文

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手段（望海樓）
秦宏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2年05月08日 第 01 版）
上世紀90年代初，國際風雲劇變。面對嚴峻形勢，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高瞻遠矚地提出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20多年來，相對於某些國家四面出擊，透支實力，把自己拖入困境，我們牢牢把握戰略機遇期，堅定貫徹執行這一戰略方針，不扛旗、不當頭、不懈怠、不折騰，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經濟總量翻了兩番，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寧靜方能致遠，成就證明了方針的正確性。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尤其是當前我國正處於結構調整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更要把握住這一方針不動搖。

正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樹欲靜而風不止。一些人對我們快速發展的勢頭、「排行老二」的經濟規模感到不舒服，明裡暗裡折騰、遏制我們。更有甚者，諸如菲律賓，自以為中國不願生事，大勢可借，公然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精神，在南海問題上挑起爭端。先是派軍艦襲擾我在黃岩島正常作業的漁船，嚴重侵犯我領土主權及漁民和船隻安全。在我通過外交途徑做了大量工作之後，仍一味示強，不斷進逼，在軍事上強化對黃岩島海域部署，法理上提出要將黃岩島歸屬提交國際仲裁，外交上尋求美國和東盟干預介入，更有菲高層人士發表不負責言論，將事態擴大的責任歸咎於中國駐菲大使和大使館，態度不可不謂囂張。

在這個問題上，菲律賓至少有三件事沒看清楚：一是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不會在這個問題上有絲毫讓步。二是和諧穩定是中國要維系的大局，中國會盡一切可能排除各種各樣的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干擾，誰想對中國玩弄內困外引、轉嫁矛盾的伎倆是不可能得逞的。三是高手鬥力也鬥智。國家間有競爭、角力乃至「暗戰」不假，但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各方利益深度融合的今天，無人會做引火上身、赤膊上陣、兩敗俱傷的事。最近美宣稱在南海問題上不持立場，謹慎選擇相對「中立」，東盟無人出來「站台」，態度一目瞭然。

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相輔相成，是積極的策略而不是消極的策略。我們不會自己折騰自己，我們需要專心致志，發展自己。但是當別人折騰我們，尤其是在事關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和社會穩定的問題上折騰我們的時候，我們理當有所作為，打掉這股「歪風邪火」，為自己贏得一個和諧穩定的環境。

應該說，通過直接談判和友好協商處理爭議，仍是當前解決黃岩島問題的最佳路徑，我們要盡一切可能將這種努力進行到最後一刻。但菲方不能將中國的善意視為軟弱可欺。仁至亦有義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真到那個時候，我們不會介意和菲方共同創造一個「黃岩島模式」。應該說，面對這樣的對手，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也有足夠的手段，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讓對方收手。

雖然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是我們的一貫立場，但是忘戰必危，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沒有打不還手的雅興。我們要做好充分准備，去威懾住各種武力挑釁，哪怕是狐假虎威式的武力挑釁。引而不發、示而不用是讓問題回到和平途徑的最好辦法。

E. 急求在線等候！《人民日報》1951年11月12日第三版刊登的艾青的文章

真的很難找呀..........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17&ChannelID=5020&Page=1

答楊紹萱同志〔注〕

艾青 (1951.11.12)

艾青
| 我們不是談群眾創作
在我們的戲曲改革工作中，存在著一種嚴重地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
這種傾向，通常叫做「反歷史主義」，就是當處理歷史題材和古代民間傳說的
時候，把許多隻能產生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現代來，加
以牽強附會的比擬，或是把只能產生於今天的觀念和感情，勉強安放到古代人
物的身上去。因此，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就出現了似古非古、似今非今的混亂
現象。今年夏歷七月節在全國各地涌現了許多這樣的神話劇，有的把牛郎織女
寫成被貶下凡塵後，經過了勞動改造，成了勞動英雄回到天上去；有的是因為
牛郎織女勞動觀點強，二人訂下盟誓，自願一年見一次面；有的戲里牛郎穿工
人服，織女穿學生服；有的以為原有的神話故事的主題不夠積極，就在劇本里
編造了許多新的情節，用以影射當前國內外的形勢。我在「談《牛郎織女》」
一文中，一方面指出這些混亂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對處理神話劇的
建議。因為這種混亂現象假如不加以克服，要產生好的神話劇是很困難的。
楊紹萱同志認為我是想把「人民戲曲文藝運動連根子都拔了」。這罪名也
太大了。
楊紹萱同志指出，中國工農群眾自從政治上獲得解放後，「他們才真正有
了文藝運動和戲曲改革運動。從而土地改革也好，抗美援朝也好，便就著各式
各樣的故事，處理成歌曲、小說、以至劇本而演出於舞台。這些作品，不管是
文藝修辭或藝術形式，不消說有若干是很幼稚的和很簡陋的。這在封建士大夫
或資產階級文學家們看來，會覺得是很粗俗的、很可笑的，以為『難登大雅之
堂』的。這個運動越發展，他們就越不滿意。」
這段話的意思不外是兩種：戲曲改革是群眾性的運動，對於他們的創作應
該愛護和尊重；對目前的戲曲改革運動，不要用封建士大夫或資產階級文學家
的眼光來評判。
但是，今天我們並不是談群眾創作的問題。我們談的是像楊紹萱同志這樣
一個對中國戲曲改革工作負有行政職務的人對待民族遺產、創作方法以及文藝
批評的態度的問題。我們並不是對某個小學的懇親會的節目或是某個工人業余
劇團的表演發表意見，我們是對像楊紹萱同志這樣的專家的作品發表意見。假
如楊紹萱同志把對自己作品提意見的人都看做是敵人，凡是對自己的作品有所
不滿的都是封建士大夫或是資產階級文學家，這除了堵塞自己前進的道路之外
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
「變樣兒」
楊紹萱同志說：「要動就要變樣兒，成為『另外一個東西』。歷史與革命
就是這樣無情，它是不管你是什麼『為文學而文學、為神話而神話』文學家們
願意不願意，它是一股勁兒在那裡變……」
我們不是國粹主義者，也不是保守主義者，我們主張對待民族文化遺產必
須採取批判的態度，也主張對所有的民間傳說加以整理和改編，但我們也主張
對待民族文化遺產、民間傳說無論是整理和改編都必須採取慎重的、嚴肅的態
度。我們所反對的是那種極端輕率的、任意宰割的作風。
楊紹萱同志主張「變樣兒」，我們完全贊成；但我們卻要研究一下楊紹萱
同志把「牛郎織女」這個神話變成了什麼樣兒。
楊紹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創造」了許多東西。他借這個神話宣
傳「保衛世界和平」。在他的劇本的十七場中，有十場是關於鴟梟與和平鴿之
間的斗爭。他說：「鴟梟只是涵蓄一般性的破壞分子，破壞人家的美滿婚姻，
破壞生產關系，亦即破壞生產，是封建主義的幫凶，自然里邊也可能有帝國主
義『杜魯門』。」
楊紹萱同志的理論是：「在偉大的人民革命時代為什麼就不許『借神話影
射現實』而加以創造呢？」他又說：「你說神話不能影射現實嗎？我說能的。
你說不能借神話反映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等等嗎？我還是說能的。這個微
不足道的『新天河配』就是他的鐵證。」
楊紹萱同志顯然是說他做了的就是對的。這未免太不謙虛了。
我們暫且不說古代既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土地改革，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窮凶
極惡的帝國主義；我們也暫且不說借神話來宣傳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是否
合適。我們不妨看看楊紹萱同志是怎樣宣傳「保衛世界和平」的。
楊紹萱同志借鴟梟與和平鴿之間的斗爭，來影射帝國主義陣營與和平陣營
之間的斗爭。這里，無論鴟梟也好，王母娘娘也好，都沒有任何可以表現帝國
主義性質的凶惡的侵略和壓迫，鴟梟不過是受長老的供以神位的條件，到牛郎
家去擾亂，使「家宅不安」（這在舞台上也沒有什麼具體表現），王母娘娘不
過是要織女不下凡嫁給牛郎，如此而已。而這場斗爭，是由於長老沒有被邀請
去喝喜酒所引起的。這斗爭不等於是兒戲么？難道帝國主義是這樣的么？這個
關系全人類命運的斗爭，在楊紹萱同志看來，只要織女的一支「寶箭」，一隻
「寶梭」，也就解決了問題。這不是拿政治開玩笑么？楊紹萱同志提出了何等
庄嚴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的回答卻又是何等滑稽！
楊紹萱同志就是這樣地，把原有神話的主題和情節都「變樣兒」了。並且
把原來的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劇，改成了喜劇。大家都知道，原來的神話故
事是結合了天上星象的變化而構成的，牽牛星與織女星只能一年相會一次，現
在牛郎織女既然團圓了，這個神話故事就完全喪失了根據。
我所說的「完全成了另外的東西」，就是指像楊紹萱同志這樣的把原有神
話一腳踢開的，所謂「一股勁兒在變」的東西。這樣的東西，不但是破壞了民
族文化的遺產，也是把我們當前的政治斗爭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
藝術呢？魔術呢？
楊紹萱同志的創作方法，是違反現實主義的。在他的創作里，人物既沒有
一定的性格，也沒有一定的思想。一切都跟著他自己的天真的構思和設想而打
轉。
楊紹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宣傳反對迷信的思想，當牛郎哥哥說
「總要選一個好日子」的時候，牛郎的嫂嫂說：「你還是有點迷信，那天也不
如今天好。」當舅爺把長老趕出來的時候他說：「你這老迷信，現在要打倒…
…」這種反對迷信的思想，就連靠迷信吃飯的長老也有，當他向王母娘禱告的
時候，他說：「王母娘娘那兒會說話呀，我拿著王母娘娘騙人，我可不能騙我
自己……」
但在劇本里，王母娘娘出現了，王母娘娘既然是迷信者所供奉的偶像，她
怎麼又真的能下凡呢？她怎麼又能把織女從人間捉回到天上去呢？楊紹萱同志
是先向群眾宣傳應該反對迷信，再又向群眾宣傳「神是的確存在的」。難道不
是這樣么？
在楊紹萱同志玩弄魔術的筆下，這個王母娘娘一下神通廣大，一下又會變
成毫無辦法。當她要下凡捉織女的時候她可以不帶一兵一卒親身把織女捆綁回
去；但當老黃牛告訴牛郎「你到了清水池邊，看見岸上白羅衫兒，搶到手中，
織女便不能上天，王母趕來，也就無濟於事了」的時候，她不是毫無辦法么？
這個劇本的結尾是說鴟梟被捉住，牛郎織女團圓，這個王母娘娘不也是毫無辦
法么？
至於織女，當牛郎要救鴿子的時候，她說：「這里現有弓箭，此箭乃用神
針造成，百發百中」；但當牛郎射了鴟梟之後，她馬上又說：「此事不好，」
「那鴟梟乃王母所養，此番中箭，必去哀告王母，倘那王母下得天來，只怕你
我夫妻就要被她拆散了哇。」而當她被王母囚禁的時候，身上又有了「寶梭」
，托鴿子帶給眾姐妹為她織天羅地網，把鴟梟捕捉起來。
楊紹萱同志編造了一個「老黃牛和破車」結婚的故事，用以象徵「生產手
段和勞動工具」的結合，他借長老的嘴，贊美自己的「創造」：「這倒新鮮。」
這件事雖然「新鮮」，但卻也很困難。老黃牛和破車的關系雖然很密切，
卻不一定會有什麼感情，因為破車對老黃牛無論如何只是一種莫奈何的負累。
當牛郎織女結婚那天，牛郎嫂嫂突然說：「真是的，你總惦著那老牛破車，就
那麼辦，今天叫老牛和破車也結婚，你們後邊換換衣裳。」
就是這同一個嫂嫂，在他丈夫提出要給牛郎娶媳婦的時候，她曾說：「兄
弟的終身大事，可不能麻胡，那得向他商量商量，問問他的意思才行。」現在
她在這個能念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老黃牛和破車面
前，卻連一點民主也不講了，索性下一道命令叫他們結婚。當然老黃牛和破車
是不會有什麼抗議的，因為這一切原不過是一些天真的笑話而已。
楊紹萱同志的所謂「創造」就是這樣。因為他的創作作風是七拼八湊的，
所以裡面矛盾百出。他「創造」了這樣的一些人物，像哈哈鏡里所照的臉形，
一下拉長了，一下又成了扁的，一下萬能，一下束手無策，一下講民主，一下
又主張包辦婚姻。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楊紹萱同志在創作時，存在著許多矛盾
心理：他想寫神話故事，卻又怕宣傳了迷信；寫了反迷信，情節不能向前發展
了，還是要請菩薩下來；他想寫愛情，卻又怕被譏為「兒女之情」，於是提倡
生產，把生產工具發展史、生產手段和勞動工具的結合都安放進去；這還不夠
，怕不能結合當前的現實斗爭，於是想到應該寫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
等等。於是藝術成了魔術，裡面好像什麼都有，結果是什麼也沒有。
「新涵義」、「新語言」
楊紹萱同志隨便地引了一段馬克思的話，來證明自己在處理「神話劇歷史
劇運用新語言和新涵義」的理論根據，我是看了幾次也沒有看出馬克思的話和
他的創作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的。
楊紹萱同志在寫作時所採用的語言，是最混亂的語言。在他的劇本中，摻
雜了拙劣的舊詩詞，庸俗不堪的陳詞爛調，不必要的土話，以及許多文法不通
的所謂「新語言」。這里順便舉幾個例子：
我，牛大郎，務農為業，父母下世，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倒也賢惠
（恐系慧字之誤），只有兄弟尚未婚配，叫我十分掛心……
前面說「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人們會以為兩兄弟合娶一妻，後面
說「兄弟尚未婚配」，成了矛盾。當然楊紹萱同志的意思是指弟弟還沒有娶妻
，但這里的兩個兄弟實在把人給搞糊塗了。
柳陰中燕雙飛風光如畫
田園內俱都是禾黍交加
好一個「禾黍交加」！
郎君靠著老牛破車，一年四季，辛苦勞作，支持了這個過活……
「支持了這個過活」不知是什麼意思？其他如：「專向人家鬧糟糕」、「
女呼娘來淚如梭」、「恩愛好比春之花」、「天配良緣好快哉」……實在叫人
看不下去。
把這種語言從我們的文學作品中驅逐出去吧！
楊紹萱同志所說的「新涵義」又是什麼呢？
楊紹萱同志在劇本中夾進了許多生硬的說教。劇本一開始就說：「男耕女
織務農桑，春種秋收四季忙，飽暖全憑勞力取，衛國興家得自強。」牛郎上場
時說：「雄雞知報曉，老牛能拖犁，男兒須立志，莫負少年時。」牛郎向織女
求愛時說：「只是你要同我興家立業。」牛郎哥哥從地里回來說：「今年糧食
吃不了，我們國富民強屬第一。」織女贊美鴿子時說：「……他在人間立功勞
……志量光明達雲霄……」讀楊紹萱同志的這些說教，真使人產生回復到清末
民初的感覺——太過時了。我們不知道楊紹萱同志所歌頌的究竟是什麼時代？
楊紹萱同志就是這樣粗暴地處理「牛郎織女」這個民間傳說的。
「烏鴉」和「喜鵲」
楊紹萱同志說：「真正模糊了原來神話的線索，特別是模糊了意義，不是
別人，而恰恰是艾青自己。」老實說，我沒有像楊紹萱同志那樣大的膽量和「
創造」的才能。為了研究這個神話傳說，我看的東西雖然不多，但像楊紹萱同
志文章中所提到的材料也都看過。我所引的故事，也是從別人的著作中抄下來
的。這並不是我想卸什麼「模糊了原來神話的線索」之「罪」，只是我不敢掠
他人之美。
楊紹萱同志說我「把天帝剝奪勞動人民婚姻自由的罪行寫在了烏鴉的賬上
，即把反動統治者的罪行他親筆轉寫在人民的頭上」，「放走了敵人，加罪於
人民」。我竟犯了彌天大罪！但是我想原來故事裡的烏鴉，指的並不是人民。
拿烏鴉當人民或是拿人民當烏鴉的是楊紹萱同志。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烏鴉
是比擬災禍的。烏鴉銜天帝之命，通知牛郎織女，是一種狗腿子的作用。
楊紹萱同志說：「喜鵲搭橋使牛郎織女能見面」是「王母娘娘聖旨欽定的
」。又說：「如果說喜鵲或百鳥象徵群眾的話，那麼這種群眾是在受著王母封
建主義的奴役呀。這個神話不明明是烙著封建階級的烙印嗎？由此可見，艾青
所喜愛的神話，所欣賞的所謂『優美』『極美』等等，那裡邊是充滿著人民的
痛苦呀。」楊紹萱同志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在欣賞著人民的痛苦。楊紹萱同
志剛才把烏鴉當做人民，現在又把喜鵲也當做人民。能處處想到人民是好的。
但喜鴉搭橋是由王母聖旨欽定，這也只是楊紹萱同志的解釋。我的看法倒以為
喜鵲同情牛郎織女的悲劇命運，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搭橋使牛郎織女相會的。
所以有的傳說中說喜鵲在七夕後頭上脫毛。而楊紹萱同志卻把喜鵲改成了和平
鴿，從此「鵲橋相會」成了「鴿橋相會」了。
楊紹萱同志的邏輯
楊紹萱同志三番四復地提到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意思就是說他是已
經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的。事實卻並不如此。楊紹萱同志對處理神
話劇的觀點是違反歷史唯物論的。他的非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的理論和他
所運用的思想方法，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提倡實事求是，而楊紹萱同志卻處處顯得不老實。
楊紹萱同志對待文藝批評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以為自己寫了抗美援朝
，誰批評，誰就是反對抗美援朝；寫了保衛世界和平，誰批評，誰就是破壞世
界和平。因為我在「談《牛郎織女》」一文中，輕微地提到了楊紹萱同志的創
作，楊紹萱同志封給我多少的稱號啊：「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
、「為神話而神話」、「封建士大夫」、「資產階級文學家」、甚至「為杜魯
門服務」、「資敵」，真是罪該萬死了。這當然只是楊紹萱同志的邏輯，這種
邏輯，在革命陣營里是不流行的。在革命陣營里，任何工作都一樣需要以批評
和自我批評來取得進步。即使批評的人再多麼「低能無知」，也不妨「傾聽」
一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這是我們民族的好傳統。我對戲曲本來是外行
，但當我看了一些奇特的「創造」而不能自己的時候，也就大膽提出一些意見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希望楊紹萱同志能學習一種「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誡
」的寬大風度。這對你的工作是會有好處的。在作戰時，我們是反對浪費子彈
的，因此我們對沒有瞄準敵人的射擊可以提意見；我們是愛護民族遺產的，因
此假如有人在敦煌壁畫上塗上一些標語，我們也要反對。我們就是依靠批評與
自我批評教育自己並使自己日益堅強、日益壯大的。像楊紹萱同志那樣，為了
有人提到了他的作品的錯誤和缺點，馬上暴跳起來，甚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樣
子，顯出了無比的混亂、煩躁、憤怒，實際上已經開始喪失一個革命者最起碼
的品質了。希望楊紹萱同志能及時警惕一下。
〔注〕作者的這篇文章是為答復楊紹萱同志企圖辯護他在戲曲改革工作中
的反歷史主義傾向而作。楊紹萱同志原文「論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
危害性」載十一月三日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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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人民日報 四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緊抓機遇，承擔應盡的歷史使命
——一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人民日報評論員）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
在剛剛結束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全黨全國必須增強主動性、緊迫感、責任感，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以扎扎實實的成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局面。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嚴峻挑戰中，在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准確把握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展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深刻闡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系統提出了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總體戰略布局。這是對黨的十七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思想的豐富和完善，是關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思路的理論創新、發展目標的全面部署，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現代化發展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毫無疑問，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正處在一個關鍵階段。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突顯了我們經濟發展方式之弊端。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座偉大豐碑。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並不平坦，在這個進程中反映出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特別是經濟增長過於粗放，長期形成的主要靠物質投入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擴張模式難以為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明確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們黨對我國現代化發展階段的敏銳洞察，更是繼續推進中國現代化航船破浪前行的關鍵抉擇。
大變革大機遇，大挑戰大跨越。金融危機激發了國際社會對現有世界經濟秩序的反思，也促使各國對現有發展模式可持續性和合理性進行探究，一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正在悄然進行。當此之時，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我們看不到國際金融危機，是傳統發展模式之危，科學發展模式之機，不能因時而變，推動經濟轉型，我們將坐失機遇，痛失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競爭的主動權。我們一定要用好國際金融危機客觀上形成的倒逼機制，乘勢而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突破資源環境的瓶頸制約，順應未來發展的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
從現代化發展歷程的時間坐標和世界經濟格局的空間坐標兩個維度，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胡錦濤同志講話的重大意義，更自覺地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只有加快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才能更好地應對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國際風險，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才能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能加快解決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切實推動科學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緊緊抓住機遇，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引領時代變革，是我們應盡的使命。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取得實效，獲得突破，我們不僅將取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全面勝利，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還將為後人贏得未來競爭的主動權，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現代化偉大進程。

G. 人民日報怎樣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的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

前程無限光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誕生，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開始自己當權管理國家，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揭開了歷史的新的畫冊。

H. 《人民日報》載文指出，理論使人堅定，哲學使人深邃，歷史使人明智，科學使人嚴謹，文學使人靈動，法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