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律制如何創造的

⑴ 西方法律史的介紹

本書作為研究生教材，力圖符合研究生教育的特點，按專題講授，體系簡明，條理清晰，重點突出。作者均學養深厚，術有專攻，保證了本書內容的專而深，詳而精。全書語言流暢，表述准確到位，能給讀者帶來閱讀樂趣。本書有別於傳統外國法制史教材，正如書名所示，本書內容上未列入巴比倫、希臘、羅馬、伊斯蘭等古代、中世紀的東西方國家，只闡述英、美、法、德、日、俄六個主要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規律；選擇的國家雖然不多，但因其極具代表性，已能反映出西方法律發展的概貌與主要規律；這樣也使主題、內涵更為豐富和深刻，除有關各國部門法的闡述外，更深入探討各國司法制度及法律教育制度。相信讀者可從本書中感受並理解西方法律發展史的真意。

⑵ 羅馬法對近代西方法律的制定有什麼影響

(1)材料一反映出雅典民主制存在的不足是什麼？造成的消極影響主要是什麼？（4分）
(2)與材料一相比較，羅馬法最大的特點是什麼？（3分）
(3)根據材料三，羅馬法對近代歐洲國家的法律建設有哪些影響？（3分）

答案：
（1）不足：它的民主只是少數人的民主，外邦人和婦女都沒有民主權利。消極影響：窒息、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4分）
（2）羅馬法對外來民族比較開明，他們享有一定的公民權。（3分）
（3）羅馬法是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古代法律體系，成為近代很多西方國家法律的基礎；對近代一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制定有著深遠的影響。（3分）

⑶ 請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存在哪些差異

古代中國鄉村社會需要一種利他主義道德之下的連帶責任，而西方陌生人社會需要基於利己主義道德之下的分別的和個人的責任。從傳統中國法律制度的具體規定可以看出，公法色彩濃厚，比如「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這就是明顯的刑事性的法律規定，用國家的公權力將鄰居不救助的行為上升到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並且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因為這樣的事是規定在《唐律�6�1捕亡律》這樣的國家基本法律中，採用的是加之於身體的刑罰「杖」刑，帶有強烈的暴力色彩，而這一規定被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是：在傳統中國個人不是被視為一個個人而始終被視為一個特定團體的成員，正因為每個人都隸屬於團體，因此每個人都對這個團體有義務，要承受團體賦予每個個體的義務要求，因為這個團體是家國一體的，家庭怎麼能夠彼此之間不互相照顧？所以C和D都是要承擔責任也就順理成章。近代以後的西方社會則建立在個人本位基礎之上，法律制度體系自然體現的是非身份血緣的權利法，每個人只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不顧具體的法律制度如何發展，個人權利的保障並因此而產生義務分配，自然的結果就是C不承擔責任，D承擔責任了。

⑷ 中西方律師制度有哪幾個不同

簡單的說，地位、作用。
其實你去圖書館隨便找本書看看就可以了。

⑸ 西方法律是如何起源的

由於東西方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的不同，進入階級社會的時間不同，法律在起源與發展道路上也有很多差異。

中國古代法起源於部族之間的征伐。根據我國法制史研究證明,我國古代法主要是刑,例如,
禹刑、湯刑、呂刑等。當時所謂的刑比現在的刑,含義更狹窄,專指肉刑、死刑,是殺害人生命肢解人肢體的一種暴力手段。

古希臘、羅馬法則起源於氏族中平民與貴族的斗爭。古代希臘的雅典是氏族內部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並且隨著平民斗爭的勝利,加速了氏族組織的崩潰和希臘國家的產生。與國家產生的這種形式相適應,法產生的第一種形式就是梭倫的立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廢除貴族所享有的特權,以財產的多寡劃分公民的等級以及與之相應的權利義務。而在羅馬,則是氏族外平民反對羅馬氏族貴族,爭取權利平等的斗爭加速了羅馬氏族組織的崩潰和羅馬國家的產生,以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銅表法》的公布,確認了平民的權利義務。所以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所要解決的問題與我們祖先不同,他們所解決的不是氏族、種族之間你死我活的征戰,而是社會集團之間利益的調整和重要分配。這樣,它們就有可能找到某種中間道路,以妥協方式解決一些基本的社會矛盾，使大家共同遵守其條款,和平共處。

古希臘羅馬法律,就其政治功能而言,法是不同社會集團共同遵奉的准則,具有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威。就其民事功能而言,法是私人事務必不可少的參與者和仲裁者,與市民社會有著最密切的關系。這種起源上的差異,造成了法觀念上的差異,也造成了中西方法律發展上的差異。

⑹ 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是怎樣產生的

大多數由羅馬法繼承過來的。羅馬法是第一部較完備的法典，對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影響很大。如1787年憲法。都能從羅馬法中找到源頭。

希望能幫到你。

⑺ 簡單地概括古代東西方政治制度的區別。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核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國體與政體、官僚政治與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頭在古希臘羅馬。無論是他們創造的法律制度，還是哲人們的政治智慧，都給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古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家譜。它寫滿了帝王將相的叱吒風雲，而卑微平民無足
輕重,芸芸眾生從來不見記載。
而古希臘羅馬史卻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權利的發展史。在這里，沒有君臨一切的專職君主，有的只是圍繞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的各種斗爭和改革。
2、君主專制、個人集權與宗法血緣關系，貫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終。古代中國在向階級社會過渡中，原始民主盪然無存。古代民眾沒有古希臘、羅馬公民那種自豪感與主人翁意識，在中國最終確立的是君主專制統治。
而希臘、羅馬在城邦國家時代，出現了西方的群體公民的民主，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殘余。他們採取的是貴族集體領導或全體公民共同掌管國家政權。
3、中國古代變法爭鳴和政治改革都是圍繞加強王權專制而展開。諸子百家為專制王權製造了奠基理論；中國古代法律，實質是加強君主專制，其內涵是刑罰，懲治百官和眾民，以加強王權的威懾，帶來的是人權的喪失。
古希臘羅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與貴族斗爭的背景下進行的，內容是鞏固和擴大公民的民主權利；法律制度是為維護民主制度服務，其內涵是人民權利、保障公民自由與平等的人權。這種主權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國中心價值觀念，與中國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從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響看：中國大一統和儒家正統思想加上專制皇權造就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安定。其中專制王權是整合社會的權力中心。舊中國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統一，都是強有力的君王專制維系了帝國的統一與文明的延續。所以，盡管中國古代有頻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卻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⑻ 西方法律大都繼承了羅馬法的什麼制度

西方的法律體系大都繼承了羅馬法的陪審制度、律師制度及訴訟原則，甚至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也都源於羅馬法。希望對你有幫助

⑼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發展脈絡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其實沒那麼簡單，它是自古希臘以來深深植根於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在希臘神話中，以宙斯為代表的新神推翻舊神，使整個神界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正義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義之神，法律之神，他負責使自然界和社會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違抗，但他並不總是直接干預人世的事務，而是賜給人類以法律，讓他們自治。許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義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們的權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時代，智者學派開始用社會契約（約定說）來解釋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礎。如普羅塔哥拉的那個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類彼此危害而滅亡，派赫美斯把正義和尊敬帶到人間，後者問他怎麼分配，回答是「分給所有的人」，因為如果只有少數人分享這種道德，那麼「城邦就會不能存在了」（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頁。）。因此論及木工技術之類的事只能請專家，論及政治德行，則應讓每個人發表意見。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說得更明確：「法律的創造者乃是大多數的弱者，他們制定法律、安排獎懲，都是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註：見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9頁。）。蘇格拉底雖然反對智者，認為公正在於明智，但他也承認，有了明智，人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權利）而制定法律這點上，他與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認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標准即法律的依據，法律由此而成為了一門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則進一步把這種科學上升為一種哲學（法哲學），它並不實用，但卻在他的人性論中有其嚴格的邏輯根據。他是按照人心的結構、而不是按照統治者的需要來制定社會秩序的：人心有知識、意志、慾望三種能力，社會也就必須有哲學王、武士和勞動者三個等級，只有哲學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會，正如人心也必須由理性來統治一樣。亞里士多德則從現實出發，開始把法制、政治當作一種技藝，但也不是中國式的統治術（法、術、勢等等），而是一門盡量保障大多數人幸福的藝術，是立足於對人民各階級的分析（平民、貴族、中等階級）來確定最好的法律體制。在這里，統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為公民謀幸福的手段。
中世紀的基督教源於希伯來人的宗教，但在猶太聖經《舊約》中，就已經體現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約論」了。所謂「約」就是人與上帝訂約，上帝約許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條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當然，希臘人的契約只是人與人立約，但是異化形式則恰好與猶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產生出《新約》，因為耶穌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這樣，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於外在的恐懼，而是出於內心的希望（獲救），是一種基於自由意志的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論多麼專制和無法無天，或是力圖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統治工具，卻始終無法在精神上獨占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得不屈從於教會的無形勢力的緣故。這種情況養成了西方人歷來認為法大於權、法大於人的觀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創始人格老秀斯從《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恆不變的一切人的自然權利，連神也不能改變它。它包括：1)財產權；2)履行契約的義務；3)個人運用自己權利的自由。（註：參見章海山：《西方倫理思想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頁。）他對國家的定義是：「國家乃是一群自由人為著享受公共的權益而結合的完善團體」（註：《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586頁。）。霍布斯和洛克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發展了這一理論，前者認為「享受公共權益」意味著最大地避免禍害，因而人民應當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一個唯一的專制君主；後者則認為公共權益就是大多數人的幸福，因而主張君主立憲。兩者的立足點都是人性論，但前者認為人性本惡，後者認為人性本善。孟德斯鳩接受了洛克的觀點，認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中並不是攻擊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們最初並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維護自己的自由。為此他通過對歷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權制衡的思想，但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惡：人們只要有機會和可能，就會傾向於濫用權力，侵害他人自由，導致腐敗。盧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歷史上的國家法律由契約產生，但一旦產生總是凌駕於人民之上，異化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須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不同，盧梭所找到的結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權利轉讓給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某個或某些人；由於這種轉讓的條件是人人一樣的，所以每個人並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任何別人，而是從別人那裡獲得了同樣多的權利，因此在訂約後他所服從的還是自己。盧梭由此認為，唯有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註：《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頁。）（這種思想後來被康德歸結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爾則表述為「犯罪受罰是犯人的權利」的辯證結構）。他強調人民主權和「公意」，認為立法權不能轉讓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權都只是「公僕」和受託者，隨時可以通過公民投票而撤換；如果當權者破壞契約，人民有權起義。

⑽ 等音在哪種律制中產生

等音在十二平均律中產生。

十二平均律，又稱「十二等程律」，是世界上通用的一組音（八度）分成十二個半音音程的律制，各相鄰兩律之間的波長之比完全相等。十二平均律是由中國明朝皇族世子朱載堉發現。

相關信息：

十二平均律是指八度的音程按波長比例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一等份稱為一個半音（小二度）。一個大二度則是兩等份，稱為全音。將一個八度分成12等份有著驚人的一些巧合。這是因為它的純五度音程的兩個音的波長比（即1/2的7/12次方）約為0.6674，與2/3，約為0.6667，非常接近。

由於波長與弦長之間存在正比關系，因此波長關系可以轉化為弦的長短關系。所以即使在16世紀，那個西方物理學才剛剛起步，還沒有發現機械波的時代，中國明朝皇族世子朱載堉就利用他精湛的數學計算能力，發現了這一近似值規律，這也是一件十分偉大和令人贊嘆的事。

十二平均律在交響樂隊和鍵盤樂器中得到廣泛使用，鋼琴即是根據十二平均律來定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