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故事

㈠ 關於郭沫若的故事，要全的啊

1919年秋天，在日本福岡博多灣的海岸上，一位年輕英俊的中國留學生久久遙望著茫茫大海的西邊。他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念誦起從心底噴涌而出的詩句。這位留學生就是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學者、社會活動家的郭沫若（1892-1978）。

這一年，在國內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開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的吶喊和愛國的熱潮像太平像的波濤從中國傳到日本，郭沫若與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心情有十激動。他彷彿看到北京街頭青年學生和工人們手持小旗、高擎火把湧向天安門前去遊行、演說的情景，頓時像一團烈火在沖燒著胸口，像地下的岩漿在奔突。終於，他找到了火山的突破口，他用詩歌來表達長期沉積在心中的熱情，揮筆寫下一首首大氣磅礴的詩歌，像《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晨安》、《鳳凰涅磐》、《天狗》、《心燈》、《爐中煤》，這些詩結庥為《女神》。這本詩集洋溢著愛國的熱忱，充滿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也開了一代詩風。

《女神》出版以後，郭沫若還與郁達夫等人發起組織著名的機關報文學團體「創造社」，提倡並創作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1927年，郭沫若投筆從軍，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不久又去日本生活了十年。在日本的十年間，他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和下文字研究，寫了許多學術著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立即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創作了《屈原》等歷史劇，通過文學作品宣傳愛國主義，怒斥破壞抗戰的投降派，以激勵人民的抗日意志。

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新文化的一光輝旗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還為世界和平事業和中國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作出卓越的貢獻。

㈡ 魯迅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事例

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是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於上海，魯迅也是發起人之一。這就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在《革命日報》上便說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許紹棣更藉此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在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魯迅不得已於3月19日隻身離家出走避禍，直到4月19日返家。

此後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楊杏佛被殺，魯迅的生命安全幾度受到嚴重威脅。與此同時，國民黨特務機構加強了對魯迅的監視。

盡管如此，魯迅依舊堅持用筆頭書寫自己對時局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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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追求

魯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學運動伊始時期便向封建舊文化宣戰，不斷與壓迫民眾的舊思想舊文化斗爭。「女師大學潮」發生後與迫害學生的軍閥進行論爭，魯迅不畏強暴執筆對戰，顯示出一個正直文人的氣概。

之後國民黨統治之下又大膽披露其黑暗統治。三十年代又與共產黨內左傾的錯誤文藝路線進行斗爭，其後與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合作成立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魯迅作為左聯的盟主領導左聯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文藝妄圖絞殺無產階級文藝的陰謀。

魯迅堪稱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他的讀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作家、現代知識分子。魯迅同時又是20世紀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他創造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並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的「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文學。

他與同時期的世界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一樣，在關注本民族的同時，也在關注著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並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㈢ 華漢有什麼人物事跡

華漢1925年畢業於上海大學社會系，下面是華漢人物事跡的詳細介紹：

1925年華漢畢業於上海大學社會系。曾參加「五卅」運動，任上海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中共閘北區委書記，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國民革命軍第四、六軍政治部秘書。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第十一軍政治部秘書長。

1928年入創造社，先後負責左聯、文總組織部書記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任文協理事、劇協及影協常務理事，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劇藝社、上海聯華影藝社主任委員。

1925年開始發表作品。

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華漢於1993年6月7日在北京辭世，終年91歲。

華漢的故事：

民國9年秋，華漢和李碩勛轉學到成都省立第一中學學習。民國11年，他和李碩勛等在學校組織成立進步團體，領導學潮，受到反動當局通緝。同年，華漢去瀘州川南師范學校拜訪了早期共產黨員惲代英。他們暢談了七天七夜。

後來他不止一次說：「惲代英是照耀我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一盞明燈」。民國12年，他先後在北京、上海讀書，對革命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次年10月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同年冬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民國14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後，任上海大學黨支部書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參加籌備全國學聯和工商學聯合會的工作，參與組織了「五卅」運動和罷工、罷市、罷課斗爭。

㈣ 誰曉得魯迅的故事（急需呀！~~~~~~~~~~~~~請快點哇！）

許廣平，女，魯迅夫人，筆名景宋。1898年1月12日生生。廣東番禹人，祖籍福建。現代女作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師范學校。五四時期，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是當時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刊《醒獅》周刊編者之一。1923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在反對校長楊蔭榆的斗爭中同魯迅結識。

1926年隨魯迅南下，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1927年，魯迅到上海後，與許廣平結為終身伴侶。此後10年中，許廣平伴隨著魯迅在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中，過著半地下狀態的生活。為了使魯迅能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不但精心照料魯迅的飲食起居，還要替魯迅購買書籍，抄寫稿件，查找有關資料，校對譯著等。由於得到許廣平這樣的助手，魯迅後期10年的創作成果，竟超過了以前的20年。魯迅時常對許廣平說，我要好好地替中國做點事，才對得起你。在連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災戰禍中，許廣平都堅實地與魯迅在一起，共同度過那艱難的歲月。1936年10月，魯迅與世長辭後，許廣平決心完成魯迅的未竟之業。1937年4月，她將魯迅1934-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1938年4月，她編成了《集外集拾遺》。同年8月，由胡愈之發起，許廣平、鄭振鐸等20人組成的「復社」，以「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名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資助下，編輯出版了600萬字的《魯迅全集》。抗戰期間抗戰時期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曾遭到日本憲兵逮捕。抗戰勝利後，曾任《民主》周刊編輯，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賣國政策。

1945年12月，與馬敘倫、王紹鏊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任常務理事。1946年當選為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1948年10月進入解放區。1949年作為民進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成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1956年8月、1958年 12月先後當選為民進第四、五屆中央副主席。1960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欣慰的紀念》等。

㈤ 求書名 裡面都是短篇的恐怖怪談故事 貌似書里人物的名字和黑貓懸疑創造社裡作者的名字一樣

校園恐怖怪談

㈥ 你認為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文學主張及創作風格主要有什麼不同，請結合其各自代表作家的創作實踐加以說明

很明顯的，文研會他們要求文學表現人生、指導人生、對人生起作用，因而也被稱為「為人生派」。
創造社他們的主張多帶有明顯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色彩，因而也被稱為「為藝術派」。
具體實踐，你找兩篇小說加以對比不就行了。比如葉聖陶的《潘先生在難中》和《沉淪》。

《潘先生在難中》的內容特點

《潘先生在難中》是葉紹鈞早期小說的代表作。它以1924年發生於江浙的軍閥戰爭為背景，通過讓里縣一位小學校長潘先生在戰亂中帶領全家逃難到上海，而自己又因教育局長的通知隻身返回縣城，以及他在戰後歡迎得勝的軍閥這三個主要情節 ，塑造了潘先生這個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典型的灰色小人物形象。在軍閥混戰中，他首先考慮的是他自己和他家小的利益，他帶全家逃到了上海，為自己「從毀滅和危難當中」撿回了四條性命和一個皮包而感到舒快。他回到縣里後，先是為自己決定回來而不會被開除而慶幸，接著又為自己的家產憂慮和操勞，最後，在炮聲中帶著細軟躲進了洋人的紅房子里去了。如果說從題材上看，寫教育界是葉紹鈞小說的特長，那麼，從反映人生面貌的角度來看，寫灰色人生就是葉紹鈞小說的特色了。這類灰色的人物包括的階層很廣，但更為集中的、深刻的、典型的仍是教育界的人物，而最為成功的便是潘先生了。

潘先生形象
自私而精明，膽怯而樂觀，這是潘先生性格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他的思想性格中，帶著明顯的「奴性」特徵。他既對統治階級不滿，又心甘情願為他們效勞；既對軍閥的罪惡有親身的感受，又故作瀟灑地為他們歌功頌德。畏畏縮縮、庸庸碌碌，沒有正義感，沒有是非觀，沒有社會意識，沒有男兒血性。個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占據了他的全部心靈，自私猥瑣，庸俗低級，隨遇而安。這類灰色人物在舊社會各界的雇員階層中，常能見到。

《潘先生在難中》的藝術特色
（1）葉紹鈞初期的小說較為散文化，後來情節 性有所增強，有的重故事，有的通過情節 片斷，著重塑造人物。《潘先生在難中》在結構上主要截取生活片斷，順序連接，簡明樸素，情節 生動而細節 精彩，既有利於人物性格的完成，又使作品緊密而不拘謹。
（2）葉紹鈞在寫作中堅持冷靜、客觀的態度。在文學研究會作家中，他是真正「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地、寫實地描寫著灰色的卑瑣的人生的。」他盡量讓事實說話，用人物自身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其性格。如《潘先生在難中》第一段「逃難」中的精采描寫，約十個細節 便從多側面把潘先生的心靈勾勒出來了。
（3）葉紹鈞小說的語言是非常朴實的，同時又是非常嚴謹的，描情敘事都憑那平正、明凈、清爽、流暢的文字。與他冷靜客觀的創作態度相一致，他在諷刺之中也不露聲色，幾乎全不用誇張，只抓取一二言行，用平靜的口氣加以表述，那諷刺的效果常在讀者的回味中。因此，他的小說又是蘊藉而含蓄的。葉紹鈞的小說是文學研究會中最能體現該會主張的現實主義方法的，也是魯迅之後最具現實主義特色的，所以，在文學研究會的眾多作家中，他是最為重要的作家。

《沉淪》和郁達夫小說的藝術特色
（1）郁達夫的《沉淪》等抒情小說，從頭到尾貫穿始終的是作家的情緒流。他的小說同郭沫若的詩一樣，是生的顫動、靈的叫喊。這種情緒流的小說，結構單純、鬆散，帶有散文的特點，故事的進展不是依據人物的性格邏輯和情節 的內在沖突，而是隨著主觀情緒的起伏而發展。
（2）郁達夫的《沉淪》等抒情小說，不大重視人物塑造，不求細節 的真實刻繪。自敘小說的主人公實質上是作家自我表現的工具，而寄託小說的主人公也是作家自己的化身，即使是《薄奠》這樣的現實主義成分較明顯的作品，其主人公雖是勞動者，但仍可看到作家內在情緒的外化表現。
（3）郁達夫抒情小說中使用的各種表現手法，都以抒情為目的。自然景色均沾染著主人公的感情色彩；大段的內心獨白更是感情的宣洩。

㈦ 郁達夫的小故事

1、有一次，郁達夫請一位在軍界做事的朋友到飯館吃。飯畢，飯館侍者到他們飯桌邊收費，他就從鞋墊底下抽出幾張鈔票交給他。他的朋友很詫異地問：「郁兄，你怎麼把錢藏在鞋子里呀？」郁達夫笑笑，說：「這東西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也要壓迫它？」

2、有一次，郁達夫應邀演講文藝創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寫了「快短命」三個大字，台下的聽眾都覺得很奇怪。

他接著說：「本人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個字就是要訣，「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簡扼要，「命」就是不離命題。演講和作文一樣，也不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完了。」

郁達夫從在黑板上寫那三個字到說完話的時間，總共用了不到2分鍾，正合乎他所說的三原則——「快短命」。

3、郁達夫愛喝酒，但沒有控制力，率性而為。一次，朋友相聚，夫人王映霞事先叮囑別人，不許郁達夫飲酒。結果等到半夜，還不見人回來，把王映霞急得一晚上沒睡好。清早有人送回來了，是在馬路邊的雪地里「撿」的，原來他喝得太多，與朋友別後，走出酒館不遠，就倒在地上了。雪冷得刺人，軟得像棉花，他就在這「棉花」上睡了一個美美的覺。

後來，夫人王映霞「約法三章」：凡朋友請郁達夫出去喝酒吃飯，必須要負責送回，否則不讓出門。起初還有幾分效果，久而久之夫人的約定遂為一紙空文。走時答應得好，到了酒場，幾杯下肚，便失去了自控能力，酒前的信誓旦旦，早已被醇酒消除得一干二凈。

(7)創造社故事擴展閱讀

郁達夫（1896年-1945年），原名郁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學日本，畢業於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名古屋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

郁達夫是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在文學創作的同時，還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被日軍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

其文學代表作有《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懷魯迅》等。

㈧ 魯迅的短篇小說集、歷史小說集、散文集和雜文集有什麼

短篇小說集：《彷徨》、《吶喊》。

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

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

雜文集：《墳》 1927年3月，未名社 《熱風》 1925年11月，北京北新書局

《華蓋集》 1926年8月，北京北新書局 《華蓋集續編》 1927年5月，北京北新書局

《續編的續編》 1948年，上海出版公司 《而已集》 1928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

《三閑集》 1932年9月，上海北新書局 《南腔北調集》 1934年4月，上海同文書店

《二心集》 1932年，上海合眾書店 《花邊文學》 1936年6月，上海聯華書店

《偽自由書》 1933年10月，上海青光書局 《准風月談》 1934年12月，上海聯華書店

《且介亭雜文》 1937年7月，上海三閑書屋 《且介亭雜文二集》 1937年7月，上海三閑書屋

《且介亭雜文末編》 1937年7月，上海三閑書屋 《集外集》 1935年5月，上海群眾圖書公司

《集外集拾遺》 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遺補編》 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

(8)創造社故事擴展閱讀：

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自從一九一八年發表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以來，直到一九三六年去世。魯迅的創作生涯持續了將近二十年之久，留下了超過六百萬字的作品，可以稱得上"著作等身"。

魯迅的文學創作包括散文，小說和雜文。其中，雜文是他影響力最大的創作體裁。魯迅的雜文如同匕首投槍一般，刺向了當時中國黑暗的一面。在魯迅的雜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火一般的熱情和冷峻的思考。

㈨ 郭沫若小時候的故事

郭沫若少年曾就讀於成都石室中學。

1912年，郭沫若在父母的包辦下無奈與張瓊華（1890年-1980年）結婚，實際兩人並沒有感情。在享受五天新婚生活後，郭沫若離家，兩人沒有離異。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時期台灣的早期新詩創作。

(9)創造社故事擴展閱讀：

1912年舊歷正月十五日，20歲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蘇溪張家的姑娘瓊華結婚。結婚儀式依照舊俗，他身著長袍和對襟馬褂。

提起郭沫若的婚事，說來話長。本來他在10歲以前就訂了婚，可女方沒過幾年便夭折了。後來，縣視學王畏岩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兒說親，論年齡與郭沫若相當，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剛剛亡故，王家小姐最終成了他的五嫂。郭沫若自此以後便不願訂婚

頭年的一日，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說，母親已給他訂了婚。女家是蘇溪場的張家，門當戶對，母親又親自去看過人，說女子人品好，在讀書。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沒經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舊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絕，只好趁這一年的年假回故鄉時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後，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對面。揭開新娘頭上的臉帕時，郭沫若心裡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個仔細，但相貌不如人意。郭沫若在極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張瓊華從入門的第一天起，就嘗到了「無夫即無主」的難處。

婚後第5天，鬱郁寡歡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

㈩ 誰能仔細講講魯迅和郭沫若之間的故事

魯迅和郭沫若是二十世紀初升騰於中國夜空閃耀千秋的雙子星座。他們作為歷史人物，已經構成了兩座豐碑，並以卓越的創造精神和光輝的業績，為中國新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開拓了廣闊的發展道路，贏得了世界的聲譽。正如周恩來同志評述的那樣：「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他們是「各人自有千秋」。
魯迅和郭沫若同出身於封建大家庭中，幼年的教育，特別是母親的教養，大致相近。早期的悲劇婚姻相似，且都對各自以後的生活和創作發生過深刻影響。都留學日本，最初立志學醫，走醫學救國之路。後盡管原因不同，但都經歷了「棄醫從文」的轉折。早期都是革命民主主義者，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後不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他倆既重創作也兼顧翻譯，成就相同，都為中外文化交流，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贏得了世界的聲譽。
郭沫若認識魯迅是從接觸魯迅的作品開始，當他讀到魯迅小說《頭發的故事》時，便由衷地敬佩，「覺得他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並為魯迅的一篇小說發表時排在一篇日本小說的譯文後面深感不平。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出版時，郭沫若又專門著文表示祝賀。
與此同時，魯迅也很賞識郭沫若的才華和「奮戰忿斗」的精神。1927年在給李霽野的信中特別談到：「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這裡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關系，不僅是贊賞、關切，而且引為同一戰線。魯迅還多次揭穿反動文人陳源及高長虹之流企圖挑撥他與郭沫若的關系的陰謀，使其伎倆不能得逞。於此也可以看出魯迅很珍視同郭沫若的關系。這些都表現了他們共同的革命本質和品格，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成為同一文化新軍的兩位主將，兩面旗幟；也因為如此，才使他們得以並立文壇，同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偉人。
魯迅與郭沫若是人而不是神，他們的偉大成就、光輝業績離不開時代。他們思想性格乃至氣質中的某些不足也與歷史條件、時代特點分不開。此外，他們的文化教養，彼此不同的人生閱歷、興趣愛好的差異等，也都影響到各自對待事物的不同態度。集中表現在對文學運動的看法和文學流派的分歧，彼此進行過幾次論爭。
1928年1月15日，有一種名為《文化批判》的雜志，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極其錯誤地對魯迅進行了圍攻，郭沫若也卷進了這個圍圈。他化名杜荃的一篇題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文中，用尖酸的語言攻擊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而「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蘭斯蒂）」。對此，魯迅高瞻遠矚，以大局為重，對郭沫若的攻擊不給予還擊，作了極度的忍耐，但卻非常痛心。
1931年7月20日，魯迅演講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科學地評述了1928年革命文學運動興起的社會原因及其功過，同時指出了創造社等在這次運動中所產生某些錯誤的根源是由於「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這本來是十分中肯的分析，講演中雖然對某些創造社的成員有一些批評，但也是十分有分寸的。然而郭沫若卻歪曲理解魯迅中肯的批評，在寫《創造十年》時，加上了一篇《發端》，再次對魯迅發起全面攻擊，把魯迅寫成是一個獨霸文壇的「總司令」。
盡管如此，魯迅一直把郭沫若看成是「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自己「決不日夜記個人的恩怨」。因此對作為友軍的郭沫若，雖然有時也不免「筆墨相譏」，但還是牢牢把握著戰斗的大方向，始終把斗爭的矛頭指向敵人。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之處。魯迅一直把創造社視為革命文學的團體，對大部分成員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等都視為革命者或進步作家看待。希望聯合起來，造成一條革命文學戰線，更猛烈地向舊社會發起進攻。
當時創造社方面，也希望與魯迅合作，共同發起文學革命，郭沫若他們商議准備創辦新的文學刊物，請魯迅領銜為特約撰稿人。他們兩次派員訪問魯迅商談此事，魯迅立即欣然同意。魯迅還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以恢復《創造周報》，作為共同的革命文學的園地。這就是後來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上的那份《創造周報》復刊廣告。這份廣告的所列特約撰稿人名單中，第一名魯迅，第二名郭沫若，筆名麥克昂，這表明魯迅和郭沫若相互間的聯合願望是共同的。他們各自以不同方式經歷了共同的思想發展道路，終於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匯合起來。
郭沫若和魯迅雖然有些意見分歧，但1936年當他讀到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時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深為感動，「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在讀完《魯迅全集》後，加深了對魯迅的了解。
不久，魯迅逝世。整個文化界，特別是在郭沫若心靈上，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他立即捐棄前嫌，無保留地站到魯迅的旗幟下，熱情地宣傳魯迅。在魯迅逝世當晚，他雖在日本，立即寫了悼念文章《民族的傑作》，後又連續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不滅的光輝》等文，高度評價了魯迅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勇敢地捍衛和維護魯迅，揭露反動文人對魯迅的誹謗和誣蔑；忠實地繼承魯迅的事業，發揚魯迅的戰斗精神；時刻把魯迅作為自己的榜樣，力求以魯迅的精神去生活、去斗爭。這成為文壇上被人傳誦的佳話，顯示了郭沫若真誠無私的偉大人格和寬廣胸懷。
魯迅和郭沫若同是我國新文學的奠基人，開拓了中國文學的廣闊道路，他們奮斗的目標始終是一致的。他們的輝煌業績和偉大精神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財富，永遠召喚著我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