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四大發明古國的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資料 速求 謝謝
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火葯，造紙術 中國古代文明： 中國古代文明是個內涵極其豐富，又極其燦爛的文明，它又是地域極廣、又極統一的文明，這是它的特點，又是其奧秘所在。
伏牛山地區分布有大量的古文化遺址，它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生、成長、特色的問題上具有極端重要性，這是勿庸置疑的。
中國上古文明的研究：
關於「文明」的概念問題
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涉及到許多繁難的問題，首先是個觀念問題，各種觀念問題中，首先又是「文明」的概念問題。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論述和研究所使的「文明」的概念均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國固有的。這是應當首先弄清楚的。
這要先從中西文化之根本——哲學層面談講。西方哲學物我兩分，主客對立，個人中心；中國哲學則天人合一，萬物共生，利群利物。西方是斗的哲學，與天、地、人斗，而中國是和的哲學，和合、和平、和諧。西方重物質、重金錢；中國重精神，重道義。西方過分偏陽、重理性，重武，重實力（屬暴力政治），中國則陰陽結合，理性非理性結合，先天智慧與後天智慧結合，重文輕武，重道德的力量（主張為政以德的政治）。而西方物質第一性，是重物質、重利的世界，中國以人與禽獸區別是道德，是重道德，重義的世界。這些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因而在文明的判斷上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偏觀西方人寫的世界史，皆以生產力，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的進步為文明的進步，即人們通過工具和技術創造了一個復雜環境（各種高級的人造物：城市、巨大建築物、文字以及偉大的美術作品），能越來越厲害地利用范圍廣泛的自然資源，從而將自己與野蠻人（農人、獵人）區別開來，即與在野外的其他人們以及動物的生存環境區隔開來①。在這種前提下形成的西方文明，張光直先生稱之為破裂性文明，「即與關於宇宙形成的整體論的破裂——與人類和他的自然資源之間的分割。走這條路的文明是用由生產技術革命與以貿易形式輸入新的資源這種方式積蓄起來的財富為基礎而建造起來的」②。這里突出了西方文明的物質性，及其與自然分裂，以掠奪自然資源為其生成、發展的基礎的特徵。
在古典文獻中文明一詞見於《尚書》者。《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欽明文思安安」應標點為：「欽明文，思安安」。「思」統「安安」。「安安」為重言，表思的狀態： 定、靜，故思與文應區隔開來。「欽明文」亦可說作「欽文明」，言莊敬、文德而明智。古文《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睿哲文明」⑧。《周易》有相當多的文明或相關的詞彙，如《乾》卦《文言》：「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象》曰：「見龍在田，德普施也」。）」等等。在《周易》中文明一詞除《乾》卦外，它多與別卦離和有經卦離的別卦相關。經卦離是二陽爻夾一陰爻，內柔外剛，象君子之德。離為火、為日、為明、為大明義，象太陽普照天下。別卦離，下離上離，《象》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這就是中國「文明」之本義。
因此，我們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會的形成問題上文明的概念應遵循此義，方不至於落得個「東施效顰」，讓祖先不滿，讓後人笑話。
德為何物？德是道的實踐、體現。明呂坤《呻吟語》：「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自然謂之道，與自然游謂之道士，體道謂之德」。這個道，從哲學層面，在中國古文獻中，主要體現在《易經》中。《易經》是天地宇宙生成學，萬物發生的學，是陰陽之學，此即謂之道， 宇宙自然之大道。上述中國文化、文明的特徵均包括在內了。西方著名哲學家捷恩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⑨」。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闡述了中國陰陽太極之理，認為它「是『道』的一切運動的准則」，中國人「繼續研究陰和陽的各種組合，發展而成關於宇宙原型的體系，《易經》詳細地闡述了這一體系」。他引用了威廉的一段話，其中兩句：「《易經》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中國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幾乎所有最偉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
2．中國古史的框架問題
在中國史學界自清末以來，或將東周以上稱傳疑時代（夏曾佑），或將盤庚以上稱傳說時代（徐旭生）。這些都是在西方觀念影響下產生的。自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又將商或夏以前稱原始氏族社會，或按西方考古的概念稱為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神話傳說、原始社會（進入國家、文明發展階段以前的社會）無疑在世界上各國家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是存在的，問題是將這些概念套在我國古人所說的「上古」「（三皇五帝）時代就成了問題。從現在所見的古文獻看[18]從春秋戰國至秦漢將其前的歷史分為上古或古、上世；中古、中世、三代；下古、當今、今世。上古等指伏犧、神農至堯舜，上可及遂人氏；中古指夏商周，或曰三王；下古指春秋戰國，或戰國往後。如《韓非子·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桓譚《新論》：「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以仁義，五霸用權智」。《逸周書·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在曰王」。《禮記·禮運》引孔子語：言世道運行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大同之世；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講禮、義、信、仁的「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為私，尚智勇功利，故詐謀兵戎四起。此種分期認識延續至元明。元代有李冶《敬齋古今黃主》，明代有呂坤《呻吟語》等，盡管各書的說法略有差異但都以道與德的盛衰為准則而劃分（這主要就政治層面而言，作為一種文化基因，它會在個人和社會基層或隱或顯反映著，流傳著）。綜合各家，三大期的特點分別為：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道德漸衰，為仁義禮之世；下古或當今，道德益衰或甚衰，為勢力、欺詐，或演變為權力之世。《呻吟語》引伸為「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力世界」
老子的《道德經》即闡述自然大道，及它在人世間各方面的體現和運行變化。他以道為上，德次之，仁更次之，義、禮為末。他的「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完全是實有所指，而非純粹或抽象的理論，更非針對儒家而發。其所指，即春秋以來各家對古史分期，世道運行的認識。道與德盛在上古，仁、義、禮盛在中古。而今世則是「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道竽，非道也哉」！「民甚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等等，都是世道變遷，歷史與現實的寫照。
3．「上古「時代的考古學背景
古人所說的「上古」時代，我們從考古與歷史及我們所認同的年代出發，其上限暫定為距今七千年左右，約相當考古學上的仰韶及龍山文化時代。作為古代中國經經之根本，農業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根我所任式楠先生的研究，我國原始農業經歷了「從萌芽到形成階段（前12000——前7500年）」，「初步發展階段（7500——前5000年）」，「發達階段（前5000——3000年）」「興盛階段（前3000——前2000年）」[17]。「上古」時代正處於農業的發達和興盛階段，此時人口大量增加，村落遺址遍布。從村落文化講，從遺址的布局、規模、數量、文化內涵遠勝商周時代，陶器文化非常精緻而多姿多彩，為商周村落所遠不及。這是我們過去在考古調查、發掘中所感納悶的事。這反映一古社會在生活中上下差別遠不如商周那樣懸殊，「和」的氣氛遠較商周濃厚。
在距今6600年左右，已出現銅器鑄造業，此時的玉器製造較八千年為發達，進入了玉器時代。
在距今6500左右的濮陽西水坡仰韶墓中的蚌堆龍虎圖，不僅反映龍崇拜觀念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反映當時已有相當高的天文學成就，即二十八宿體系的產生。天文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門學科，它對農業生產極端重要，是指導農業的重要科學。由於中國農業產生極早，故它亦產生得極早。而中國的天文學飽含濃厚的哲學思想，即天人合的思想。中國天文學的本質特徵是以天極為中心，赤道為座標[18]。天極附近的星為天極或北極星，又稱天一、太一（隨著赤極的移動，北極星也要移換），天一即太一，太一或一即中國哲學的「道」、「太極」。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為以天極為軸心運轉的天球的正中地帶，為日、月五星運行的座標，它的五宮（東、南、西、北、中的劃分，四仲中星的強調，皆與陰陽、五行、八卦運行、消長有關。故其不單是個技術問題，更主要是精神、哲學問題。如四仲與中星問題，四仲，謂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即二分二至。伏犧八卦中代表春秋的離坎，象徵陰陽中和，春秋二分為日夜中分；代表夏冬的乾坤，象徵陰陽兩個極端，純陽純陰。夏冬二至分別表日最長，夜最短，夜最長、日最短，為陰陽轉化之機。而冬至為中國歷法之本、之元。一元之終，終而復始。歷代帝王祭天定在此日，體現一種天人關系。
前面已雲，「上古」的皇或帝，德象或法天地，即敬天保民，保持天、地、生三者和諧。保民生，重農業，因而天文歷法就是首要的。這是是否得民心的反映，也是國家政權的標志。《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朱熹《集注》說，「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困窮者，指盡頭，極邊緣之地。終謂止，保持住也。命舜把歷法把持正中，勿有偏失，將之推向天下四方最邊遠之地，讓天降的福祿永遠給予天下百姓（非如朱熹所說：「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也，戒之也」。此是從自私而不是為公的角度出發，不合堯舜禪讓之德）。柳宗元《封建論》只是一種天才理論，並未涉及到「上古」的歷史實際。我們以為「上古」自遂人氏以來的社會應當是封建大帝國。古文獻中無人說遂人、伏羲的「天下」有多大，對神農氏的「天下《淮南子·主術》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漢書·地理志》雲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五帝本紀》說帝顓頊射疆域：「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帝堯疆域，《堯典》記羲和四子至四方觀測天象：東陽谷南交，西昧谷北幽都。舜巡狩五嶽：東岱宗、南嶽、西嶽、北嶽。「肇十有二州」。流四凶於四裔：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南巡狩蒼梧而死。禹治洪水，定九州，方五千里，南撫交趾，北戶西戎折支，渠庾、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巡狩會稽而死。也就是自神農至禹疆域與秦漢大帝國差不太多。差不遠從考古考古遺存看，這些說法與事實相差不遠。這又涉及到一個觀念問題，即如何判別文化系統問題，目前居於主流的理論是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理論，即將我國考古學文化分作六大區系。我們不同意北說，認為它的理論建立在日用陶器的區分的基礎地的，是為 疑古派「打破民族一元論」「打破地域一統論」之思想服務的，認為這是個「陶器誤區，日用陶器只是考古文化金字塔下的基層（主要表現為民俗、民風性），而代表一個文化系統的只能上其上層，禮制性文化，如代表精神意識、天文觀念的四象：龍、（蛇）、虎、鳳（鳥）、龜。占卜文化的龜甲、八角星圖、巫術神圖或雕像及塑像。象徵禮制或權力的特異裝柄玉或石斧（鉞）、圭璋、琮、壁、環、璜等。部分陶禮器：豆、規、禾、尊、觚、盆等（均表現為祭器祭禮為國與民之大事）。從高層文化看，中國境內的考古學文化呈現的景象則是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兩湖的石家河文化、齊家文化（包括這些文化的上源）與中原的仰韶龍山文化皆為一個統一的考古文化，可以稱之為「大中華文化」。這就跟從「區系類型」理論出發看到的滿天星斗的夜空景象就不一樣了。考古學文化反映的文化疆域與上舉文獻上的炎帝以來的疆域大體一致。從廣東珠海深圳及香港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玉或石禮器圭、鉞、璜、塊、環等，[28]反映堯時南至交趾之說亦不是憑空編造。這也是對疑古派打破古史論調及其衍生理論的一個反證。
「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存還反映出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從墓葬的規格和隨葬品看東北的紅山文化，東方的大汶口和山東龍山東及東南良渚文化有許多地位顯赫、規模巨大隨葬品豪華而豐富，中原同時期的墓葬則相形見絀。從而產生一種論點，「新石器時代」周邊的文化、文明高於中原，到三代中原才處於領先地位。此觀點仍屬西方的物質層面。看待文化與文明。如果從未中國文化文明的本義是精神層面這點來看，中原地區雖出現階級區分，但作為高層統治者還得表現一種道德制約，不敢奢侈，這正是一種文明的體現，而邊遠地區的統治者受中央的控制力較差，所謂鞭長莫及，因而表現出一種淫侈心態。文明既然是一種宇宙觀，價值觀，一種道德，是在特殊社會條件。特定的心理狀態下產生的，它對人們的心理和社會活動起著指導、調和、潤澤、感化的作用，不象物質文化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生產工藝的提高，社會需求的增長、提高而不斷提高、豐富、精緻，而精神、道德卻隨時間、地點，即環境條件個人不同而不同，它往往時隱時現，往往物質豐富多彩，道德反向滑坡。尤其是統治者，在權力和物慾的刺激下，往往會奢侈腐化。上面所講邊區與中原考古文化的差別應當以此道理去解釋。歷代統治者因奢侈腐化而不務德而亡國者比比皆是，這也可解釋考古學家們感到迷茫的問題，這些「高度的文明」如何一下就灰飛煙滅，去無蹤影了。
從上述一些考古學家對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到三代，考古學文化由落後到領先的論斷也可以證明古人對「上古」，「中古」社會性質的認識是正確的。即「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三代）是仁義禮和智謀之世，之說是歷史的真實三代時道德已衰，統治者自私，而要求人民遵守仁義禮。所以對中國文明的判斷不能著眼於物質資料的多寡、精粗、貴賤。如同一個衣著豪華的紈絝子弟與一個衣襯藍縷的窮書生，誰文明，誰不文明，是很顯然的。故今天的考古學在研究中國有關文明的問題上，須從中國文明的本義而不是從西方關於「文明的概念出發，這是十分要緊的。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國家考古學界2001年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後啟動的又一多學科結合、聯合攻關的國家級重大考古項目。此項工程涉及20多個自然和人文學科，旨在回答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諸多問題，如中華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黃帝和炎帝是否確有其人，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什麼，誰在中華大地上修築了第一座城邑，又是誰建立了第一個部落等問題。通過多學科的配合，復原中華文明產生、發展的歷史。 中國古代文明探源的重點在文獻記載的「五帝」時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擬訂的課題包括：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漢字的起源、夏商周時期環境的變遷、農業和牧業起源、手工業的發展、城市起源、戰爭與文明起源及王權形成的關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等。相關課題還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時期音樂、繪畫、雕刻藝術、天文與歷法、數學和金屬礦產開采等。 考古學家將在傳說中炎黃集團主要活動區域內，提取五千年前古人類遺傳基因，將其與夏商周、秦漢以至現代中國各地人類基因對比，以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
編輯本段早期文明
結合中國古文明的特點和個性，有人綜合提出了中國早期文明時代5個方面標志的看法 ： ①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國家公共權力的確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態為出現了都、邑（國都、城邑），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實施政治權力的基地，有大面積夯土基址的宮殿建築等。 ②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現象。常常從墓地布局和墓葬規格（如棺槨、隨葬品）等反映出來，並伴隨著出現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較復雜的禮儀制度和為王權服務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禮器可視為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時出現禮儀中心建築物，特別是宗廟成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標記，還產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禮場所。 ④文字系統的出現。因早期文明社會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圍甚窄，只能從散見的個別文字發現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銅鑄造和玉雕業的興盛。這在中國既代表了物質文化的時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為社會政治服務而滲透著強烈觀念形態的性質。 無論世界和中國，早期文明社會還有高低層次的差別，都經歷了由初創到繁盛的階段。最初文明的發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各種觀點 根據上述理論，具體分析現有實物資料的涵義，以判明中國文明時代開端的年代和文化遺存，是考古學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課題，目前尚無定論。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已經或正在經歷著從氏族到國家演變過程中的質的轉變，為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或可稱「原始文明」時期。這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如公元前3500年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遼寧凌源牛河梁壇廟冢遺址，便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當時為建造巨型公共建築物調動組織了很大的社會力量，採石、制玉、制陶已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還出現了神職人員等特殊階層，表明已存在高於氏族部落的政治實體。 ②以中原龍山文化為核心，中國各大文化區進入文明時代始創期，出現早期國家。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見二里頭遺址）早期可能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後期，存在的天下萬邦局面，即是一種早期國家形態，可稱為雛形國家、方國、邦國，或前王朝時期的部落方國時代。如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墓地，可看出當時已形成從「王」、貴族到平民的不同階級和等級。許多地方出現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豐富）、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組成的整套禮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級制為基礎的禮制已經確立，這是中國古文明的要素和特點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良渚文化早期等為代表，約當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走向衰落，出現了貧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階級分化，中國文明起源歷程由此開始。至龍山時代，約當唐虞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會門檻，也有的或者已進入與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會。其後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則屬於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屬於原始氏族社會。龍山文化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或稱英雄時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端。 ⑤二里頭文化晚期相當於夏末商初，夠得上稱為文明，肯定進入文明時代。而夏文化則屬於探索中尚未解決的問題。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地涌現和發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的哲學和由古中國聖人首創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於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志即是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的「焚書坑儒」。其後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僵屍被後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屍布包裝著，一再出現在歷代中國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國之後，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僵屍也一起被焚燒了。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關於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二、中華文明與伏牛山地區
第一,因為中國正處於現代化進程的初級階段，先不論政治結構及性質，因為在現代化的道路有徑可循的只有西方的範本，即西方的普世觀念，在這個過程中的國家追逐一致都是經濟優先，中國在自身進行探索的同時也必定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其經驗，在中國經濟能達到與之抗衡或者反制的情況前，經濟仍將是中國必須優先的模式，這個應當毫無疑問，一切的文化政治都是在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說文化的強弱與輸出與否是以國家文明的經濟基礎為後盾的，所以暫時的文化不對等正是經濟基礎的體現。
第二，我們明確說中華文明是傳統而有生命力的，在政治方面仍然成立。無論是誰當政，都是離不開傳統的支撐。這里說一下其中我們應該認識到的就是，中國的權利階層——即政府從古至今都是高於一切的存在的，幾千年從未允許過與其分權的存在，這也是家長制的延續。即使在商業發達的唐宋，商人也只有成為官員階層的一員才能觸碰到權利，官商結合，腐敗橫行，當然這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國情下理所當然的被擴大，只有道德自身才能約束他們，這是儒家的濟世觀念，民主與此是相反的，自上而下與自上而下考驗著政府的觀念轉變能力。所以說，現在社會是必定要沖突激烈的。
第三，無論未來中國的前景是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是絕對不會完全向西方指定的方向轉變的，包括民主制度，從上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是有5000年文明的國度，這就是我們的自信。而西方的觀念絕對不會柔軟的接受中國的沖擊，傲慢與偏見是相互都存在的。當然，這里就不轉移您內省的主要矛盾的視線了，說國際形勢也是不得已。
我們不僅僅是民族國家，更是一個文明國家。
我們的文化特質在被經濟建設浪潮中的問題所掩蓋，當把英國150年的工業革命縮短在30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這個規模宏大、土地廣袤的國土上，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顯奇跡。我們的文化只能植根於傳統文化，而它的建立和傳播不僅僅是內部保持的問題，更是要有宏大的經濟基礎來宣揚海外。
這樣的文化如何建立，將會如何，我還不懂，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以需要中西融合的人才——當然，社科在現在中國的地位遠遠高於人文的存在，這是不正常的。
總的來說，問題太多，而我還沒形成完整的指導自身人格體系。這需要一群像樓主這樣的人。量和時間，才能促進質的飛躍——不是突變。
希望樓主走向成功，僅此表達對先行者的敬意。
共勉。並不是學術性的，是實用方面，我問過許多人，有的人說美國人信仰很多，但每個人都有信仰，而中國現代就根本沒有文化可言，中國大部分人還在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愁，能談什麼信仰，有錢就是信仰。一個民族沒有信仰是可悲的，對於我而言，接受了祖國的九年義務教育，再加上高中大學一共7年，我沒有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是可悲的，可是我有原則，我不會去危害社會危害別人我不去違法犯罪（我也知道這是從小被老師父母嚇出來的）。我愛我的祖國，我有一顆報國心，我想進入政治圈，但是政治又是被中國幾個家族壟斷的，我想救國救民，只能自己創業，先齊家，而後平天下禍亂災難，可是我現在真的很迷茫，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與時俱進的適應這個時代的文化（能讓國家人民強大，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不要和我說什麼韜光養晦，中庸之道，這些帶給了中國什麼？至少我生活的這個年代更多的看到的是貪污腐敗炫富無知腦殘。還有西方所謂的潮流，潮流就是西方國家少數幾個人為壓榨世界億萬人而被神化了的詞語。可是就算有人清醒可還是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為了一個比塑料袋多了一個兜的包而花去有些人一輩子也賺不到的錢，這些為什麼？中國為什麼不能領先於世界？我相信這是文化的差異，就好像唐朝引領世界文化一樣，中國這是怎麼了
Ⅱ 四大發明哪個不是經阿拉伯人傳出的
中國的印刷術是經過波斯(即伊朗)傳入西方的，其他各項由阿拉伯人傳入的
Ⅲ 四大發明介紹和對人類的影響
造紙術、指南針、火葯、活字印刷術四大發明
東漢造紙術發明家。字敬仲。桂陽（今湖南郴州市）人。明帝永平十八年（75）入宮為宦。東漢章和元年（87），任尚方令。元興元年（105）發明造紙術。他總結前人經驗，始有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原料經過挫、搗、抄、烘等工藝造紙，稱「蔡侯紙」，對改革和推廣造紙術有很大貢獻，後世傳為造紙術的發明者。
畢升（？-約1051）北宋發明家。徽州（今安徽歙縣）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
我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的，現在的木板水印畫仍用此法，統稱為「刻版印刷術」。刻版印刷術的前身是
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紀出現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紙和制墨等生產技術
出現以後，逐漸發明了刻板印刷術。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國已非常盛行，並
先後傳至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伊朗等國，影響到非州和歐州。公元十一
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印刷術出現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和發明。宋代慶
歷（公元1041年）間，畢升首創泥活字版，使書籍印刷更為方便。據沈括的《夢
溪筆談》記載，畢升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為燒硬後，便成活字。
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
上面，加熱，使蠟稍溶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因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板
一樣印刷。此外，他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經濟
方便。
早在戰國時已有關於用天然磁石製造「司南」指示方向的記載。至宋代，中國人在這方面的技術有了重大進展。《夢溪筆談》中說，當時以看風水、看病為業的方士最先把指南勺和指南魚磨製成了靈敏度更高的磁針，並放在以八卦和天乾地支分度的羅盤上，使用起來十分方便。
宋朝航海者首先將指南針裝到了船上，到宋後半期，海船上已普遍裝有原始的羅盤導航「針盤」。這是世界海運史上空前的進步，標志著人類從此獲得了在海洋中全天候、遠距離航行的能力，對發展海上交通、推進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與中國在海路上貿易來往頻繁的阿拉伯人，於十二世紀八十年代在其船上裝置了指南針。宋末元初，歐洲人從阿拉伯人那裡認識進而在船上安裝了指南針，由此，近代歐洲航海家的一系列遠航與地理大發現都成為了可能。
火葯是中國古代煉丹家在煉丹過程中發明的。我國古代著名的煉丹家葛洪等，都曾在洛陽長期逗留過，偉大的醫葯學家孫思邈生活在隋代和唐代早期，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人。他博涉經史百家學術，通達道經佛典，總結了唐以前的臨床攻理論，收集方葯、針炙等內容，編著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書，在醫學上有較大貢獻，被後世尊為「葯王」。他不僅是偉大的醫葯學家，而且是著名的煉丹家，自號「孫真人」。他是總結以前煉丹家經驗基礎上收集河洛地區和關中地區煉丹家的配方，最後提出硫磺伏火法這種較為管用的配方。總之，火葯的發明與傳播，和孫思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Ⅳ 四大發明的作者(隨便一個)分別是誰(姿料)
姓名：畢升
國家或者地區：中國
學科：發明家
發明創造：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
畢升（？- 1051）中國古代發明家。北宋布衣，淮南路蘄州蘄水縣直河鄉（今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人。初為印刷鋪工人，專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實踐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艱難，認真總結前人的經驗，在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平民畢升創造了活字印刷術。這是中國對於世界文明的發展所作出的又一偉大貢獻。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費力又耗料耗時，不僅存放不便，有錯字又不易更正。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簡單靈活，又方便輕巧。其製作程序為：先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統一的單字，用火燒硬，使其成為膠泥活字，然後把它們分類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備用幾個至幾十個，以備排版之需。排版時，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葯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一個個從備用的木格里揀出來，排進框內，排滿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烤。等葯劑稍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待葯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時，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紙，加上一定壓力，就行了。印完後，再用火把葯劑烤化，輕輕一抖，膠泥活字便從鐵板上脫落下來，下次又可再用。
我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現在的木板水印畫仍用此法，統稱為「刻版印刷術」。刻版印刷術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紀出現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紙和制墨等生產技術出現以後，逐漸發明了刻板印刷術。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國已非常盛行，並先後傳至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伊朗等國，影響到非洲和歐洲。公元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印刷術出現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和發明。宋代慶歷（公元1041年）間，畢升首創泥活字版，使書籍印刷更為方便。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畢升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為燒硬後，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摻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熱，使蠟稍溶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因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樣印刷。此外，他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經濟方便。
畢升的膠泥活字首先傳到朝鮮，稱為「陶活字」。後來又由朝鮮傳到日本、越南、菲律賓。十五世紀，活字板傳到歐洲。公元1456年，德國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聖經》，這是歐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國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術經過德國而聲速傳到其他的十多個國家，促使文藝復興運動的到來。十六世紀，活字印刷術傳到非洲、美洲、俄國的莫斯科，十九世紀傳入澳洲。從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傳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稱畢升是印刷史上的偉大革命家。畢升於1051年（宋仁宗皇 右三年）逝世，與其妻李妙音合葬於今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睡獅山之陽。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畢嘉、畢文、畢成、畢榮，其孫文顯、文斌、文忠為之立碑。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睡獅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據考證為畢升的墓碑。墓地西3公里處為畢家鋪，南一公里處的肖家大屋傳為畢宰相府，東十五公里處有宰相畢翰儒墓。經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博物館籌委會、湖北省文管會等單位委託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等28名專家學者鑒定，確認無疑。宋仁宋慶歷年間（1041-1048）發明活子排版印刷術（沈括《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版」），在當時印刷界反響很大。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為我國文化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據傳，畢升後人因用活字膠泥偽造錢幣被朝廷發現，株連九族，僥幸逃脫之族人遂改姓田、萬。……
供參考。
Ⅳ 四大發明
印 刷 術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印刷術是按照或圖畫原稿製成印刷品的技術。早期的印刷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現在的木版水印畫仍用此法，統稱「刻版印刷術」( 亦稱「雕版印刷術」) 刻版印刷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後來出現的拓印碑石等。造紙和制墨等生產技術出現之後, 逐漸發明了刻版印刷技術。刻版印刷術最早出現在洛陽。在造紙術改進60年後出現刻版印刷術，僅供皇帝御用。
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六世紀下半葉到七世紀上半葉的隋唐之際，另出現了雕版印刷。開始時主要在民間使用,特別是用於家家歷書、農書和醫書等印刷。到了九世紀,出現了大規模的雕版印刷。北宋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平民畢升發明了泥活字,開始了活字印刷的歷史。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左右,王禎創造了木活字,並發明了能夠轉動的排字盤,這一創造把活字印刷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中國古代的印刷工匠還創造了套色印刷。此外,用銅牆鐵壁、錫、鉛等金屬活字的印刷也很發達。
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物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製的《金剛經》,它全長4877毫米,高244毫米,由七張粘連起來而成一卷。卷首有釋迦說法圖,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王+介)為二親敬造普施」題記。原藏於甘肅敦煌千佛洞,1899年發
現。1907年為英國人斯坦因盜去，現存於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
隋唐時，我國的刻版印刷術先後傳至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伊朗等國,後又輾轉傳至非洲和歐洲。直至公元14世紀末，歐洲始有刻版印製品。
造紙術
造紙為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早在1800多年前，造紙術的發明家蔡倫即使用樹膚（即樹皮）、麻頭（麻屑）、敞布（破布）、破魚網等為原料製成「蔡侯紙』，於公元105年獻給東漢和帝，受到高度贊揚。造紙術的發明對中國和世界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造紙術發明的初期，造紙原料主要是破布和樹皮。當時的破布主要是麻纖維，品種主要是薴麻和大麻。據稱，我國的棉是在東漢初葉，與佛教同時由印度傳入，故用於紡織應是更晚一些的事了。另外當時所用的樹皮主要是構皮（即楮皮），對枸皮紙曾有「楮先生」之稱。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3-5世紀）紙的品種、產量、質量都有增加和提高，造紙原料來源更廣。史書上曾論及到這時期一些與原料有關的紙種名稱，如寫經用的白麻紙和黃麻紙，枸皮做的皮紙，藤類纖維做的剡藤紙，桑皮做的桑根紙，稻草做的草紙等。由此看來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麻、枸皮、桑皮、藤纖維、稻草等已普遍用作造紙原料。
另外史書上還有提到有關蠶繭紙、苔紙、發箋紙、側理紙等名詞，那麼是否當時曾用青苔、毛發等造紙呢？筆者根據這類纖維的特性來看，認為不大可能，毛發極少纖維結合力，成紙強度很低，不宜單獨用來造紙，至於蠶繭紙和發箋紙之說很可能是一種象形名詞，白凈、細密的麻纖維紙表面形似蠶繭，可能就稱其為蠶繭紙。假如在紙漿中加入少許著色的長纖維或毛發，給人以披發的感覺，故而可能就稱其為發箋紙，形似青苔並且顯綠色花紋者可能謂之苔紙，當然這只是一種推論，尚需送一步考據。
竹子作為造紙原料始於晉還是宋，尚有不同的看法。南北朝書法家蕭子良的一封信中曾說「張茂作箔紙……取其流利，便於行書」，據考據，所渭箔紙即嫩竹紙，張茂是東晉人，看來用竹子造紙可能是初始於晉。但用量很少。
我國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空前繁榮，造紙業也進入一個昌盛時期，紙的品種不斷增加，生產出許多名紙及大量藝術珍品。造紙原料以樹皮使用最廣。主要是楮皮、桑皮，也有用沉香皮及棧香樹皮的記載。藤纖維也廣為使用，但到晚唐時期，由於野藤大量被砍伐，有無人管理栽培，原料供不應求，藤紙一蹶不振，到明代即告消失。
宋代竹紙發展很快，後期的市場上十之七八是竹紙，用量之大可以想見，就產區而言有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等，最盛之地當推浙江、四川。在工藝上宋代竹紙大多無漂白工序，紙為原料本色，除色黃之外，竹紙也有性脆的缺點。
元明時期竹紙的興盛創造了歷史新篇章，尤以福建發展最突出。使用了「熟料」生產及天然漂白，使竹紙產量大有改進。
清代由於造紙業的大發展，麻及樹皮等傳統造紙原料已不能滿足需要，竹紙在清代佔了主導地位，其他草漿也有發展，河南、山東、山西等地有人用麥草、蒲草。陝西、甘肅、寧夏有人用馬蓮草，西北用芨芨草，東北用烏拉草。造些野生草類植物，在清代末期當地居民已用以製造粗草紙。我國用蔗渣造紙始於清末，張東銘在徐家坡設一造紙廠以蔗渣為原料，對此《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有記載。清代草漿生產技木有了很大進步，用仿竹漿、皮漿的精製方法製取漂白草漿。著名的涇縣宣紙就是用一定配比的精製稻草漿和檀皮漿抄制而成，其生產工序一直延續至今。蘆葦在清末也有使用。據光緒三十二年《東方雜志》三卷3期載：「陳興泰在漢口橋口地方，設一造紙廠，先後以蘆漿（蘆葦）、蔗渣、稻草桿等物，試造日用紙張，有成效」。
造紙術在我國由發明而發展，遍及全國。到公元7世紀初期（隋末唐初）開始東傳至朝鮮、日本；8世紀西傳入撒馬爾罕，就是後來的阿拉伯，接著又侍入巴格達；10世紀到大馬士格、開羅；11世紀傳入摩洛哥；13世紀傳入印度；14世紀到義大利，義大利很多城市都建了造紙廠，成為歐洲造紙術傳播的重要基地，從那裡再傳到德國、英國；16世紀傳入俄國、荷蘭；17世紀傳到英國；19世紀傳入加拿大。
造紙術西傳後所用的原料及工藝仍習我國之故，以麻和破布為主，不過歐洲的破布普遍是棉纖維，成品紙不如中國產品柔順薄韌，而且破布日感供不應求。到19世紀末，在歐洲產業革命的推動下，以木材為原料的機制紙迅速發展，並普遍認為木材是一種較好的造紙原料。我國在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也逐漸出現了機械化的造紙廠，木材和非木材原料均有使用。
火葯
火葯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火葯,顧名思義就是(著火的葯)。它的起源與煉丹術有著密切的關系,是古代煉丹士在煉丹時無意中配製出來。左圖為元代銅火銃。
它是硫黃,硝石,炭的混合物,而前兩項在漢代成書的中國第一部葯物學典籍(神農本草經)里都被列為重要的葯材。就是火葯本身也被歸入葯類,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說,火葯能治瘡癬,殺蟲,辟濕氣和瘟疫。火葯的發明是人們長期煉丹,制葯實踐結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
唐朝末年,火葯已被用於軍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楊行密的軍隊圍攻豫章,部將鄭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帶領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九國志?鄭璠傳>。這里所說的(飛火),就是(火炮),(火箭)之類。(火炮)是把火葯製成環狀,把吊線點燃後用拋石機拋擲出去;(火箭)則是把火葯球縛於箭鏃之下,將吊線點燃後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戢爭接連不斷,促進火葯武器的加速發展。北未政府建立了火葯作坊,先後製造了火葯箭,火炮等以燃燒性能為主的武器和(霹靂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較強的武器。南未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為筒,內裝火葯的(突火槍)。到了元代又出現銅鑄火統,稱為(銅將軍)。這些都是以火葯的爆炸為推動力的武器,在戢爭中顥示了前所未有威力。右圖為南未突火槍。
在12,13世紀,火葯首先傳入阿拉伯國家,然後傳到希臘和歐洲乃至世界各地。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對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美法各國直到十四世紀中葉,才有應用火葯和火器的記載。左圖為北未火葯箭。
指南針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利用磁鐵在地球磁場中的南北指極性而製成的一種指向儀器，有多種形體。戰國時期，已發現磁石吸鐵的現象，並用天然磁石製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後，經過長時期的實踐，發現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級的磁性指向儀器。宋代科學家沈括首先記載了地磁偏角，說用天然磁石摩擦鋼針，使之磁化成為磁針，可以指南，而常微偏東，並介紹了4種支掛磁針的方法：一是浮於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線縷懸掛。
宋軍中配備指南魚，是將薄鐵葉剪成魚形而磁化，用於陰天和黑夜判斷行軍方向。後來又發展成磁針和方位盤聯成一體的羅經盤，即羅盤。曾三異在《因話錄》中記載當時有「地羅」，這種地羅還是一種水羅盤。當時，陰陽家用地羅看風水。在清丈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使用地羅。據史料記載，至晚在北宋後期，指南針已用於航海；南宋時，使用「針盤」導航。這種針盤還使用「浮針」，這對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極大作用。
Ⅵ 四大發明的創造
新版三字經 最簡練：
我先賢 聰且慧 發明多 功至偉 造紙術 創在前 印刷術 世居先 指南針 黑火葯 華夏人 首創造
【造紙術】東漢時的蔡倫，以樹皮、麻頭、破布、舊魚網為原料，造紙成功。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紙的發明，大大地推動了文化發展的進程。蔡倫之後幾百年，造紙術才經朝鮮、日本傳到世界各地。
【印刷術】刻板印刷在我國唐代已經盛行，先後傳到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和伊朗等國，並影響到非洲和歐洲。宋代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平民畢升發明了活字版印刷，比歐洲發明活字印刷早四百多年。這是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又一卓越貢獻。
【指南針】戰國時代，我國已經有了用天然磁鐵礦磨成的指南針。那時叫「司南」，這在韓非子的著作中已提及。北宋時（公元11世紀），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對磁石磨成的指南針，更有詳細記載。12世紀我國已將指南針用於航海，14世紀才傳到歐洲。
【黑火葯】唐朝的煉丹士用木炭、硝石、硫磺煉丹時，無意中發明了有爆炸性的火葯。北宋時火葯已用於戰場，13世紀到14世紀才傳到外國。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黑火葯，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
Ⅶ 關於四大發明的一個疑惑
明白樓主的意思，這個問題假設了一個大前題：中華文明存在絕對孤立發展的條件。這種情況下，文明的發展會不會更和諧。對吧？
中華文明很偉大，有很強的包容性。但中華文明並沒有樓主所想像的那麼和諧。我們自已民族的發展史，一樣有血有淚，並不是一部和諧的歷史。試言之：
一。漢以前（為什麼這么分呢，因為漢是儒家佔中華文明主流的開端。）
文明肯定存在著發展與整合。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一部兼並斗爭史，不管是在政治還是在文化方面，沖突都非常激烈。而這種沖突，並不僅僅是採取和諧的手段的，肉體的折磨，壓迫，戰爭和屠殺，一直穿插其中。而這一時代，恰恰符合樓主的假設，中華文明與外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聯系，所以說，斗爭，並不一定是外來的，一家人關起門來打架的事多了。
二。漢以後
儒家的治國思想佔了中華文明的主導地位。儒家倡導中庸包容，有極強的同化性，不管是面對異族入主中原還是暴君亂臣，都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成為治政之選。就算發展的方向和過程會有些不順，到最後都能堅強地向前發展。估計這是樓主產生這個假想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情況，反而更加遠離了樓主的期待。人文素養和整個文明水平的的關系太復雜。簡單點說，儒家倡導綱常，推崇愚民政治。就我個人的觀點，儒學的發展，只是少部人的事，只對統治階級有利，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是福是禍？一直堅持下去會不會造就一個陽萎的民族？還是儒學被誤解歪曲了？這些問題估計沒人說得清。但很明顯，我個人絕不認為特權橫行，民眾愚昧的文明算得上和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日子，和諧只是部分人唱的高調而已。
三。假設
既然是假設，我們就假設著推論一下。從明開始，如果沒有外來勢力干擾，中華文明是一個以中華為上國，四夷來朝的局面。但是樓主去看看明史就應該知道，明朝的民眾可沒什麼好日子過。整個社會跟和諧沒有一點關系。就算不是明朝。只是特權橫行，民眾的生活就好不起來。這種過程發展的時間越長，差別越大，社會矛盾就會越尖銳，到一定程度，整個國家就會發生動亂。社會秩序面臨重建，和諧也就無從說起。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治亂史，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因為如此，外敵因素只是少數。
不看政治光看文化，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明重德。人文素養高於社會科學文化的情況實際就是儒家推崇的仁德治國的理想狀態。但這兩方面實際是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科學和生產力超越人文，我看就和現在的社會差不多，樓主覺得和諧嗎？人文要是超越了科學生產力，人和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極大的提高，必然會追求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水平。設想一下，做為一個崇高的人，樓主能見到廣大人民過著苦日子？實際上，人文都是伴隨著科學和生產力發展的。超前的情況一般都極端不正常。象原來歐洲的共產公社形式，就是個例子。儒家也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我國現階段也只敢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只把共產主義的美好目標當做理想。可見人文素養是要有基礎地。不可能出現樓主假設的情況，這兩者相適應的過程，也必會充滿了新舊勢力和意識的沖撞。
從整個社會發展來說，和諧只能是個美好的願望，沖突與斗爭，才能不斷推動歷史向前發展。文化與生產力科學水平，不斷的互相促進，人類才會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