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發明拼音

① 中國的拼音是誰發明的

【主回答】

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

【(1)為什麼發明拼音擴展閱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定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畫式）里頭」。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國當時採用了斯拉夫字母，我們今天使用計算機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中國政府當時在字母選擇上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② .為什麼要發明拼音

發明拼音主要是為了解決啟蒙教育識字部分存在無標准發音、教育過程必須口口相傳的制約條件。

③ 為什麼要發明漢語拼音

(1)漢語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准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2008年9月,中國台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
(2)漢語拼音的發明是專家與廣大群眾廣泛討論的結果,它不是某一個人的發明創造,體現了一個集體智慧.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經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一經成立,便立即著手進行漢語拼音方案的研究.從此時起到一九五八年方案正式公布,其間圍繞方案的功用、方案制定的原則及其一些細節問題展開過一系列的討論,經過反復論證,幾易設計方案,廣大語文工作者和各個有關部門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勞動,經歷了一個極其認真而嚴肅的探索過程.一、《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經過(一)研討階段.1.漢字筆畫式方案的探討.一九四九年末,長期致力於文字改革的活動家們就開始醞釀制定一個統一的拼音方案.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後,制定拼音方案的工作正式排上日程.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內,設立了拼音方案組,成員有韋愨、馬敘倫、吳玉章、胡喬木、羅常培、黎錦熙、丁西林、陸志韋、魏建功、陳家康、吳曉鈴、林漢達十二人.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馬敘倫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是會上決議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然而對民族形式的理解,當時尚未形成統一認識.一九五二年三月,拼音方案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什麼是民族形式.經過爭論,大多數人認為所謂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文字如何確切地表現本民族的語言.新方案應以漢語為基礎,並照顧到少數民族語言.對於字母形式,多數人傾向於力求美觀、容易辨認,便於從左至右書寫,不受漢字束縛.具體意見有三種：黎錦熙主張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陳家康等主張新創一種字母;吳玉章、韋泰、林漢達等主張打破界限,不限於注音字母,可採用現行漢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此後拼音方案組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了制定拼音字母的幾個原則問題,如:在拼音字母民族化的原則下,是否就注音字母略作必要修改;拼音字母是否要音素化,這種音素化又如何實現;是否標調,標在什麼地方等.同時開始了設計方案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馬敘倫傳達了毛主席關於拼音方案的新意見.十月,拼音方案組提出一套漢字筆畫式的漢語拼音字母表,其中聲母24個,韻母37個.一九五三年初,毛主席審閱了拼音方案組擬定的漢語拼音字母表.他認為這套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雖然簡單了,但筆畫還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難寫.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復雜的方塊形式,那樣的體勢不便於書寫,尤其不便於連寫.漢字就是因為筆畫方向亂,所以產生了草肅.草書就是打破方塊體勢的.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盡量向著一個方向(一邊倒),不要復雜,方案要多徵求意見,必須真正做到簡單容易,才能推行.①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拼音方案組開會決定分人、分組進行拼音字母方案的擬定,在十月一日以前擬出一個或更多的草案,進行篩選.在會上,委員們對於民族形式的見解仍然存在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漢語的特點拼寫出來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根據漢字的筆畫,字母形式必須接近漢字,方可稱為民族形式.會上還對方案要求音素化還是音節化進行了討論.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吳玉章、丁西林、韋愨、林漢達及秘書處各擬出一個拼音字母方案.六月,拼音方案組召開第八次會議對五個方案進行審議,決定以吳玉章的方案為基礎,深入研究.在十月召開的第九次會議上,拼音方案組基本上同意吳玉章方案的音素化三拼制原則,並提出修改意見,由吳玉章根據討論意見對其方案作進一步修訂.同時還決定再擬一個雙拼方案,以便同三拼方案比較並作出最後選定.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將吳玉章修訂後的方案印發有關部門,徵求意見.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拼音方案組提出了五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其中四個是雙拼制的,一個是三拼制的,供會議討論.會議上決定由各委員於會後分別研究,再行開會討論.但會後始終確定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因為這些「方案草案」所需要的字母都在40-60個之間.在學習上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構造出來的漢字筆畫式字母,與漢字有一定的差別,群眾也不是那麼容易接受.藉助草書後,雖相應地便於橫寫、連寫了,可是卻難以做到簡明易認.尤其是拼寫出來的文字不能保持方塊漢字的特點,也就失去了所謂「民族形式」的意義.從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四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持試制民族形式即漢字筆畫式拼音文字方案的工作,一直沒能取得圓滿的結果.人們在實踐中逐漸感到:通過採用漢字筆畫拼音字母來顯示民族性的作法是不甚理想的,很難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後,1955年2月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由吳玉章、胡愈之為正副主任,委員有: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2.群眾提出的各種拼音方案的探討.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著手研製漢語拼音方案的同時,社會上不少熱心文字改革的人也在潛心探索研究,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擬制出一套更完善的漢語拼音方案.到一九五五年為止,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及其前身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共收|到各界633人提交的漢語拼音方案655種.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655種方案中選擇了264種,編印成《各地人士寄來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匯編》兩冊,作為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可以說進行擬定漢語拼音方案的並非僅僅一個國家機關的研製小組,而是全國各界廣大文字改革熱心者都參與了方案制定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中國語文》上發表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秘書處署名的《各地寄來拼音方案整理報告》.報告將所收集的各種方案依字母形式劃分為七類：(1)來自漢字的：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採用漢字偏旁或者筆畫少的漢字：一類採用漢字基本筆畫.(2)採用外文字母的：主要採用拉丁字母,大多數兼借用斯拉夫字母,也有夾雜注音字母和漢字筆畫的,以及修改拉丁字母或者把漢字或注音字母變得像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的.(3)注音字母：其中有些是把注音字母加以草化的.(4)速記式的：用速記符號作字母.(5)方位字母：由字母的位置決定它的音值,比方AA A可以是ㄣ∣ㄢ.(6)數碼式的：用阿拉伯數字代字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寫作「429-321 607-317 129-324-124」.(7)圖案式的：用幾種基本線條構造字母.從音節結構看,又可分為四種主要方式：(1)音素化的：即以音素為單位.(2)半音素化的：仿照注音字母(三拼制).(3)雙拼的：這一類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聲介合母；一種是介韻合母.(4)音節字母：用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節.這些方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各有獨特的見地,對漢語拼音文字究竟應當造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摸到了各個角落,對拼音方案的最後成型,實際上是進行了全面探索和試驗,做了最廣泛的比較、篩選.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拼音方案組對民族形式問題進行討論的同時,社會上也在就漢語拼音方案究竟採用什麼字母形式,「國際化」的,還是「民族形式」的問題展開著爭論,很多直接從事文字改革的工作者都加入了這一討論.有一部分人認為:民族形式就是要根據漢字形式創造的、與漢字有一定聯系的拼音字母.並指出人們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這種形式的字母,因而可望在群眾中迅速推廣.但是絕大部分人主張採用拉丁字母作漢語拼音字母.他們認為民族形式主要表現在語言上,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並非改革語言,如果新的書寫符號體系能更好地服務於漢語,那隻會鞏固民族形式,而無損於民族形式.在這方面周有光寫有《什麼是民族形式》的文章,他認為,廣義的文字民族形式包括符號形式和語言形式兩方面.語言形式是民族的主要特徵乏一,它比較不容易變化,變化起來也是一點一滴地漸進的.符號形式則不同,它比較容易改變,有時可在短時間內全盤變更.民族形式的形成,往往經過一個習慣培養時期.所謂約定俗成,就是習慣的培養.經過培養,胡琴可以變為國樂,旗袍可以變為漢服,外來字母可以變為民族字母.形成以後,民族形式就進入固定時期.這時候,人們便把民族形式視為「不可移易」的東西.可是或暫或久以後,舊形式變成不合時宜,同時新的形式又培養成熟了,於是民族形式就發生改變.周有光認為永久性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的.他指出,歷史上比較重要的文字,都有或廣或狹的國際流傳.國際流傳使原來一個民族獨用的文字元號成為若干民族公用的文字元號,這樣就產生了文字元號的國際形式.文字(符號)的民族形式和國際形式是相生相存、相互轉化的.民族文字(符號)經過國際流傳,成為國際文字(符號),國際文字(符號)適應民族語言特點,又成為民族文字(符號).現代各國的民族字母,除了少數例外,都是適應了自己語言特點的國際形式字母.幾種國際形式字母中,尤其以拉丁字母最為通用.拼音字母的可貴,不在它的珍奇,而在它的實用；不在它有獨特的傳統形式,而在它有便於文化交流的共同形式.漢字形式不適合於現代字母的要求,任意創造又不能算是傳統形式,今天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是三千年來幾十個民族逐步在實用中共同改進的國際集體創作,我們與其另起爐灶,不如採用它.當時還有一部分人主張仿照漢字中形聲字的構造模式,設計一種意符(形旁)加拼音的「拼音形聲字」.圍繞這個問題也展開過討論.參加討論的大多數人認為意符(形旁)是無力為紛繁復雜的世間萬物歸類標意的,特別是文字在實際應用中時常突破意符的規范,所以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量來自民間的拼音方案和社會上有關拼音文字的討論,對漢語拼音方案的研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3.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文改會提出的各種拼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中國文改會秘書長葉籟士匯報了幾年來研製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情況,同時提出六種漢語拼音方案的初稿,徵求到會代表的意見.此時提出的方案已經不單是漢字筆畫式方案了,而是在漢字筆畫式方案之外,還有一種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種拉丁字母式方案.當時提交會議討論的拉丁字母式方案稱為《漢語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在此之前所制定的所有拼音方案,都是作為拼音文字的方案來研製的.「初稿」內容包括：(1)字母；( 2)聲調；
（3）發明拼音總的來說是為了更好的學習漢語,統一發音標准.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風俗都不一樣,語言也多種多樣.為了方便交流,統一學習漢語,考慮到可能出現各式各樣版本的漢語,發明拼音去規范學習.這樣才能真正消除交流的障礙.
發明拼音主要是為了解決啟蒙教育識字部分存在無標准發音、教育過程必須口口相傳的制約條件

④ 拼音是怎麼發明的

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准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目前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 歷史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字形式 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漢語拼音方案》，是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公布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 1977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准化會議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決定採用漢語拼音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准。 1982年，國際標准化組織發出ISO 7098號文件。 語音 漢語拼音採用拉丁字母，分聲母和韻母。漢語拼音方案是一套表示讀音的符號系統，不應視為獨立的字母。 聲母 漢語普通話拼音中聲母有21個，此外，普通話里還有一些音節開頭不是輔音而是母音，如「案」（an），這種沒有聲母的稱之為零聲母。 韻母 漢語普通話拼音中一共有39個韻母。 其中，只有一個母音或者一個母音帶一個鼻輔音的情況，該母音稱之為韻腹，所帶的鼻輔音稱為韻尾。兩個母音構成的韻母，則是開口度較大的為韻腹，韻腹前的母音稱為韻頭或者介音，韻腹後的母音稱為韻尾。3個母音或者2個母音帶一個鼻輔音，則中間的母音是韻腹，第一個母音是韻頭，韻腹後的母音或鼻輔音為韻尾。 還曾經有人根據韻頭把韻母分為四類，稱為四呼，即開口、齊齒(i)、合口(u)、撮口(ü)。漢語拼音的韻母表就是按照這個來排列的。 聲調 漢語普通話中有四個聲調，四個聲調符號分別是： 第一聲，（陰平，或平調，「ˉ」）； 第二聲，（陽平，或升調，「ˊ」）； 第三聲，（上聲，或上音，「ˇ」）； 第四聲，（去聲，或去音，「ˋ」）； 漢語中還存在著一種特殊聲調，叫做輕聲，有時也叫「第五聲」，在漢語拼音中不標調。有些學者認為「第五聲」的說法並不確切。輕聲雖然能夠起分辨語義的作用，但是通常不列入漢語「四聲」之一，因為聲調是正常重音音節的音高形式。在音高上，輕音只有音區特徵，聲調還有曲拱特徵。 每個漢字由韻母和聲母配合構成一個音節構成。在韻母上部應該標出聲調，為了方便也可省略。 漢語拼音中標聲調位置的規則如下： 1.若有兩個母音，且第一個母音為i、u、或是ü時，則將聲調標示在第二個母音上。 2.其餘狀況下聲調皆應標示於第一個母音之上。 作用 漢語拼音對普及識字以及初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它也為語源學漢語與其它語言的比較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同過去其它的漢語拉丁化的規則相比，它的規律比較簡單，發音更規范於普通話的發音。它系統地體現了普通話發音的規則。 隨著計算機的普及，漢語拼音也是一種非常常用的中文輸入法。 由於漢語拼音是一種只書寫讀音的體系，無法取代漢字。完全用漢語拼音寫出來的文章很難懂，因此，它不是一種正式的書寫方式，而只是一種閱讀的幫助。 作用 漢語拼音對普及識字以及初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它也為語源學漢語與其它語言的比較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同過去其它的漢語拉丁化的規則相比，它的規律比較簡單，發音更規范於普通話的發音。它系統地體現了普通話發音的規則。 隨著計算機的普及，漢語拼音也是一種非常常用的中文輸入法。 由於漢語拼音是一種只書寫讀音的體系，無法取代漢字。完全用漢語拼音寫出來的文章很難懂，因此，它不是一種正式的書寫方式，而只是一種閱讀的幫助。 漢語拼音化 由於漢字復雜，學習需時，並且不如英文輸入計算機般直接，中國文改積極分子為了發展出拉丁化的漢語拼音文字，正在漢語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研究分詞連寫和分化定型同音詞等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為在中國實現一語雙文做了很多工作。 自從80年代初廢除第二批簡化字以來，中國政府採用了以維持現狀，追求語言文字使用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為主的語言文字政策，目前已經放棄了「漢字拉丁化」的計劃。

⑤ 漢語拼音是怎麼發明的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

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准。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准，標准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准發展成為國際標准。

⑥ 漢語拼音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是誰發明的為什麼要發明

(1)漢語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准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2008年9月，中國台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
(2)漢語拼音的發明是專家與廣大群眾廣泛討論的結果，它不是某一個人的發明創造，體現了一個集體智慧。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經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一經成立,便立即著手進行漢語拼音方案的研究。從此時起到一九五八年方案正式公布,其間圍繞方案的功用、方案制定的原則及其一些細節問題展開過一系列的討論,經過反復論證,幾易設計方案,廣大語文工作者和各個有關部門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勞動,經歷了一個極其認真而嚴肅的探索過程。一、《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經過(一)研討階段。1.漢字筆畫式方案的探討。一九四九年末,長期致力於文字改革的活動家們就開始醞釀制定一個統一的拼音方案。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後,制定拼音方案的工作正式排上日程。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內,設立了拼音方案組,成員有韋愨、馬敘倫、吳玉章、胡喬木、羅常培、黎錦熙、丁西林、陸志韋、魏建功、陳家康、吳曉鈴、林漢達十二人。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馬敘倫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是會上決議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然而對民族形式的理解,當時尚未形成統一認識。一九五二年三月,拼音方案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什麼是民族形式。經過爭論,大多數人認為所謂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文字如何確切地表現本民族的語言。新方案應以漢語為基礎,並照顧到少數民族語言。對於字母形式,多數人傾向於力求美觀、容易辨認,便於從左至右書寫,不受漢字束縛。具體意見有三種：黎錦熙主張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陳家康等主張新創一種字母;吳玉章、韋泰、林漢達等主張打破界限,不限於注音字母,可採用現行漢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此後拼音方案組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了制定拼音字母的幾個原則問題,如:在拼音字母民族化的原則下,是否就注音字母略作必要修改;拼音字母是否要音素化,這種音素化又如何實現;是否標調,標在什麼地方等。同時開始了設計方案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馬敘倫傳達了毛主席關於拼音方案的新意見。十月,拼音方案組提出一套漢字筆畫式的漢語拼音字母表,其中聲母24個,韻母37個。一九五三年初,毛主席審閱了拼音方案組擬定的漢語拼音字母表。他認為這套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雖然簡單了,但筆畫還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難寫。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復雜的方塊形式,那樣的體勢不便於書寫,尤其不便於連寫。漢字就是因為筆畫方向亂,所以產生了草肅。草書就是打破方塊體勢的。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盡量向著一個方向(一邊倒),不要復雜,方案要多徵求意見,必須真正做到簡單容易,才能推行。①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拼音方案組開會決定分人、分組進行拼音字母方案的擬定,在十月一日以前擬出一個或更多的草案,進行篩選。在會上,委員們對於民族形式的見解仍然存在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漢語的特點拼寫出來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根據漢字的筆畫,字母形式必須接近漢字,方可稱為民族形式。會上還對方案要求音素化還是音節化進行了討論。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吳玉章、丁西林、韋愨、林漢達及秘書處各擬出一個拼音字母方案。六月,拼音方案組召開第八次會議對五個方案進行審議,決定以吳玉章的方案為基礎,深入研究。在十月召開的第九次會議上,拼音方案組基本上同意吳玉章方案的音素化三拼制原則,並提出修改意見,由吳玉章根據討論意見對其方案作進一步修訂。同時還決定再擬一個雙拼方案,以便同三拼方案比較並作出最後選定。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將吳玉章修訂後的方案印發有關部門,徵求意見。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拼音方案組提出了五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其中四個是雙拼制的,一個是三拼制的,供會議討論。會議上決定由各委員於會後分別研究,再行開會討論。但會後始終確定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因為這些「方案草案」所需要的字母都在40-60個之間。在學習上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構造出來的漢字筆畫式字母,與漢字有一定的差別,群眾也不是那麼容易接受。藉助草書後,雖相應地便於橫寫、連寫了,可是卻難以做到簡明易認。尤其是拼寫出來的文字不能保持方塊漢字的特點,也就失去了所謂「民族形式」的意義。從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四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持試制民族形式即漢字筆畫式拼音文字方案的工作,一直沒能取得圓滿的結果。人們在實踐中逐漸感到:通過採用漢字筆畫拼音字母來顯示民族性的作法是不甚理想的,很難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後,1955年2月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由吳玉章、胡愈之為正副主任,委員有: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2.群眾提出的各種拼音方案的探討。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著手研製漢語拼音方案的同時,社會上不少熱心文字改革的人也在潛心探索研究,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擬制出一套更完善的漢語拼音方案。到一九五五年為止,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及其前身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共收|到各界633人提交的漢語拼音方案655種。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655種方案中選擇了264種,編印成《各地人士寄來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匯編》兩冊,作為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可以說進行擬定漢語拼音方案的並非僅僅一個國家機關的研製小組,而是全國各界廣大文字改革熱心者都參與了方案制定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中國語文》上發表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秘書處署名的《各地寄來拼音方案整理報告》。報告將所收集的各種方案依字母形式劃分為七類：(1)來自漢字的：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採用漢字偏旁或者筆畫少的漢字：一類採用漢字基本筆畫。(2)採用外文字母的：主要採用拉丁字母,大多數兼借用斯拉夫字母,也有夾雜注音字母和漢字筆畫的,以及修改拉丁字母或者把漢字或注音字母變得像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的。(3)注音字母：其中有些是把注音字母加以草化的。(4)速記式的：用速記符號作字母。(5)方位字母：由字母的位置決定它的音值,比方AA A可以是ㄣ∣ㄢ。(6)數碼式的：用阿拉伯數字代字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寫作「429-321 607-317 129-324-124」。(7)圖案式的：用幾種基本線條構造字母。從音節結構看,又可分為四種主要方式：(1)音素化的：即以音素為單位。(2)半音素化的：仿照注音字母(三拼制)。(3)雙拼的：這一類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聲介合母；一種是介韻合母。(4)音節字母：用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節。這些方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各有獨特的見地,對漢語拼音文字究竟應當造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摸到了各個角落,對拼音方案的最後成型,實際上是進行了全面探索和試驗,做了最廣泛的比較、篩選。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拼音方案組對民族形式問題進行討論的同時,社會上也在就漢語拼音方案究竟採用什麼字母形式,「國際化」的,還是「民族形式」的問題展開著爭論,很多直接從事文字改革的工作者都加入了這一討論。有一部分人認為:民族形式就是要根據漢字形式創造的、與漢字有一定聯系的拼音字母。並指出人們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這種形式的字母,因而可望在群眾中迅速推廣。但是絕大部分人主張採用拉丁字母作漢語拼音字母。他們認為民族形式主要表現在語言上,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並非改革語言,如果新的書寫符號體系能更好地服務於漢語,那隻會鞏固民族形式,而無損於民族形式。在這方面周有光寫有《什麼是民族形式》的文章,他認為,廣義的文字民族形式包括符號形式和語言形式兩方面。語言形式是民族的主要特徵乏一,它比較不容易變化,變化起來也是一點一滴地漸進的。符號形式則不同,它比較容易改變,有時可在短時間內全盤變更。民族形式的形成,往往經過一個習慣培養時期。所謂約定俗成,就是習慣的培養。經過培養,胡琴可以變為國樂,旗袍可以變為漢服,外來字母可以變為民族字母。形成以後,民族形式就進入固定時期。這時候,人們便把民族形式視為「不可移易」的東西。可是或暫或久以後,舊形式變成不合時宜,同時新的形式又培養成熟了,於是民族形式就發生改變。周有光認為永久性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的。他指出,歷史上比較重要的文字,都有或廣或狹的國際流傳。國際流傳使原來一個民族獨用的文字元號成為若干民族公用的文字元號,這樣就產生了文字元號的國際形式。文字(符號)的民族形式和國際形式是相生相存、相互轉化的。民族文字(符號)經過國際流傳,成為國際文字(符號),國際文字(符號)適應民族語言特點,又成為民族文字(符號)。現代各國的民族字母,除了少數例外,都是適應了自己語言特點的國際形式字母。幾種國際形式字母中,尤其以拉丁字母最為通用。拼音字母的可貴,不在它的珍奇,而在它的實用；不在它有獨特的傳統形式,而在它有便於文化交流的共同形式。漢字形式不適合於現代字母的要求,任意創造又不能算是傳統形式,今天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是三千年來幾十個民族逐步在實用中共同改進的國際集體創作,我們與其另起爐灶,不如採用它。當時還有一部分人主張仿照漢字中形聲字的構造模式,設計一種意符(形旁)加拼音的「拼音形聲字」。圍繞這個問題也展開過討論。參加討論的大多數人認為意符(形旁)是無力為紛繁復雜的世間萬物歸類標意的,特別是文字在實際應用中時常突破意符的規范,所以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量來自民間的拼音方案和社會上有關拼音文字的討論,對漢語拼音方案的研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3.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文改會提出的各種拼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中國文改會秘書長葉籟士匯報了幾年來研製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情況,同時提出六種漢語拼音方案的初稿,徵求到會代表的意見。此時提出的方案已經不單是漢字筆畫式方案了,而是在漢字筆畫式方案之外,還有一種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種拉丁字母式方案。當時提交會議討論的拉丁字母式方案稱為《漢語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在此之前所制定的所有拼音方案,都是作為拼音文字的方案來研製的。「初稿」內容包括：(1)字母；( 2)聲調；
（3）發明拼音總的來說是為了更好的學習漢語，統一發音標准。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風俗都不一樣，語言也多種多樣。為了方便交流，統一學習漢語，考慮到可能出現各式各樣版本的漢語，發明拼音去規范學習。這樣才能真正消除交流的障礙。
發明拼音主要是為了解決啟蒙教育識字部分存在無標准發音、教育過程必須口口相傳的制約條件。

⑦ 拼音是怎麼發明的啊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 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准。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准，標准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准發展成為國際標准。 參考資料： http://wiki.sina.com.cn/b/5353858.html

⑧ 漢語拼音是什麼時候發明的 發明它的目的是什麼

《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公布45年了，在這個紀念日子裡，回顧一下我國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可以溫故而知新，還是很有意義的。
漢語拼音的古代史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余，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漢語拼音的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瞭然初階》，公布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范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准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制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准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注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盡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系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一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採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的論文，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為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注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採用羅馬字母。
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一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一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匯》，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
國語羅馬字一直在台灣使用，1984年台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徵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改用於《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新文化運動中的漢語拼音發展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稍後，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①字母,②拼寫規則,③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制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制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裡，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定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畫式）里頭」。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國當時採用了斯拉夫字母，我們今天使用計算機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中國政府當時在字母選擇上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吳玉章同志的發言講的很好。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但是，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數字，我們不是久已通用了嗎？拉丁字母出在羅馬那個地方，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採用。我們用一下，是否就大有賣國的嫌疑呢？我看不見得。凡是外國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我們中國歷史上，漢朝就是這么做的，唐朝也是這么做的。漢朝和唐朝，都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很強盛的朝代。他們不怕吸收外國的東西，有好的東西就歡迎。只要態度和方法正確，學習外國的好東西，對自己是大有好處的。」（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此期間，群眾中也創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統計資料，從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為止，寄來的方案有655個，從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漢語拼音方案公布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000多個，從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667個。群眾設計的各種各樣的文字方案總共有3300多個。這種創製造文字方案的積極性，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充分說明了語言規劃的社會性。
1955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開始設計漢語拼音方案，提出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公開徵求意見。這個草案共有31個字母，其中有5個新字母（無點的i；長腳的n；帶尾的z,c,s），以便實現「一字一音」，不用變讀和雙字母。草案發表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熱烈的討論，甚至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規范化普通話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寫方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別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優點，它是我國三百多年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經驗的總結，比任何歷史上一個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漢語拼音方案》有如下特點：
①只用國際通用的26個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盡量不用附加符號（只用了兩個附加符號）；
③盡量不用變讀；
④採用y,w和隔音符號「」來隔音；
⑤採用四個雙字母zh, ch, sh, ng；
⑥採用四個聲調符號來表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
⑦採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順序，並確定了漢語拼音字母的名稱。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說：「現在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是在過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從採用拉丁字母來說，它的歷史淵源遠則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則可以說是總結了60年來我國人民創制漢語拼音方案的經驗。這個方案，比起歷史上存在過的以及目前還在沿用的各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來，確實更加完善。」
《漢語拼音方案》自製訂以來，得到迅速的推廣和應用。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用於給漢字注音：從1958年秋季開始，全國小學的語文課本採用漢語拼音給漢字注音，接著，中學教科書、字典、詞典以及通俗讀物、掃盲課本也採用漢語拼音注音。《人民日報》等用漢語拼音字母給難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種商標圖樣和商品包裝上加註漢語拼音字母。郵電局名、鐵路站名、氣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漢語拼音標注。1982年6月19日國家標准局發布了國家標准《中文書刊名稱漢語拼寫法》，規定國內出版的中文書刊在封面、或首頁、或封底、或版權頁上加註漢語拼音書名、刊名。
②用於教學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後，陸續出版了利用漢語拼音編寫的普通話教材、讀物、字表、字典、詞典，促進了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成為外國人學習漢語進行全面訓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於字典、詞典的注音、排序，書刊的索引。75卷的《中國大網路全書》採用漢語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個條目都註上了漢語拼音。
④作為我國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已經有壯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納西族、土族等少數民族採用漢語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於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漢字的領域：《漢語拼音方案》為盲文的點字和聾啞人的手語的制定提供了依據。漢語拼音還可用於手旗通訊、燈光通信中，用同漢語拼音字母對應的手旗訊號或燈光符號來傳遞信息。在電子計算機輸入漢字方面，拼音輸入法是一種最為普及的輸入方法。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准。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准，標准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准發展成為國際標准。
漢語拼音目前還是拼寫漢字的輔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漢語拼音的應用范圍將會越來越廣

⑨ 漢語拼音是被誰發明出來的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

[B]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B]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B]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B]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B]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B]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B]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B]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B]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B]」（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准。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准，標准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准發展成為國際標准。

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漢字拼音化

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在我國的學者中，還有一些公開主張「雙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張實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雙軌制），馮志偉提出首先在計算機通信中實行「文字雙軌制」，認為文字書寫方式的改革應該先從信息科學做起來。 政府對於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並不幹涉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受到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該學會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導和研究「拼音化」問題。我國政府這樣寬松的政策，為「雙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於雙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漢語拼音運動中就產生了，後來有許多、著名的學者都關心這個問題。郭沫若曾經說過：「我們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

茅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孫兒孫女這一代能夠兩條腿走路，既能用漢字寫，也能用拼音字母寫，聽報告作筆記，用拼音字母寫，會比漢字寫得快。如果可能，還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機。這樣該是多麼幸福呢！我並不幻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廢除漢字（方塊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內或在百年之後還要用漢字，讓我們的子孫的一代能用『兩條腿走路』又有什麼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個時代，計算機還沒有普及，他們大約也沒有使用過微型計算機，更沒有可能通過計算機去訪問互聯網的網路、在網路上自由地漫遊，但是，他們當時就已經慧眼獨具地看到了雙文制的好處，如果他們今天還健在，一定會舉雙手雙腳贊成在計算機通信中首先實行雙文制的建議。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周年的日子裡，我們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條規定，學好漢語拼音，用好漢語拼音，讓漢語拼音在信息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

漢語拼音化進程急剎車

80年代中期，為了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勢，我國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調整。

1986年1月，當時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指出：「關於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應該強調，《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標准。它的制定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公布之後已經在國內外廣泛應用。《漢語拼音方案》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是一個科學實用的方案，我們應當努力推行，而不應當另起爐灶；要想用其它方案來取代，事實上難於辦到。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社會和科技發展的客觀需要。今後要繼續加強拼音教學，逐步擴大《漢語拼音方案》的應用范圍，並研究、解決使用中的實際問題，如漢語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詞的區分，漢語拼音正詞法的標准，漢語拼音技術應用中的標調法等。」

劉導生的報告完全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應用范圍。這意味著，我國政府放棄了毛澤東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漢語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種輔助漢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