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近代中國救亡與啟蒙勢力應有哪些特徵
「救亡與啟蒙」是李澤厚先生提出來的概念。這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澤厚先生對於它們的闡釋得到當時眾多知識分子的認同，並且影響至今。今天再次對這個概念做一點思考，仍舊有助於我們更清晰的理解中國現當代歷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們需要區分一下「救亡」與「啟蒙」。「救亡」在第一層意義上是對於國土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維護，也就是免於「亡國」。在第二層意義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為一個中國人、炎黃子孫的資格，免於在文化上淪亡，也就是免於「滅種」。這第二層意義往往因第一層意義的緊迫性隱而不彰，而且只要國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問題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啟蒙」。康德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2頁。）。同樣，啟蒙有兩層含義，政治意義上的要求民主、人權，積極參與國家活動；文化意義上的爭取個人自由、擺脫封建愚昧、盲從。「啟蒙」的概念，在西方還主要著重於個人的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傳到中國來之後，它就主要側重於開啟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體的覺醒意義。呼籲個人解放、爭取個人自由的聲音似乎總是在喚醒民眾的呼聲之下。這也就是中國對於西方文化拿來主義式的借用又一表現。
其次，「救亡」與「啟蒙」是一對矛盾，它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在某些時段某個方面會占突出、主導位置。
「救亡」與「啟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與文化的矛盾、國家獨立富強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變法時期對於西方文化思想的引進、宣傳，主要還是基於亡國的緊迫感。這個時期，文化上的救亡佔主導。等到資產階級革命派風起雲涌，成為時代主潮的時候，政治意義上的啟蒙比文化上的啟蒙更為明顯。辛亥革命之後，張勛、袁世凱的復辟失敗就很好的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誰再想要做皇帝已經是不得民心之舉了。新文化運動重在啟蒙，五四愛國運動立足於救亡，但同樣把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成果迅速擴大化，這就形成了救亡與啟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雙贏局面。
「救亡」與「啟蒙」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更明顯的表現是在日本侵華之後。在此之前，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已經開始顯現。「戊戌前王照曾勸康有為先辦教育培養人才再搞變法改革，康有為回答說，局勢嚴重，來不及了。」「辛亥前嚴復在倫敦遇見孫中山，嚴也勸孫先辦教育，孫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萬年太久，來不及了。」（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第849頁）。在這之後戰爭頻仍，使得啟蒙工作始終被擱置。捍衛國土意義上的救亡運動此起彼伏。這也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五四時期曾經進行過的一段時間的啟蒙工作在近代中國並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宣傳普及，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等基層群眾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謂啟蒙。在這之後的政黨主要關注的是政策宣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了政黨的傳聲筒。文化思想啟蒙依舊被擱置。
但在另一個意義上來分析這種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啟蒙的結論。「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時的歷史性畫面：當英國艦隊突破廣州虎門要塞，沿江北上的時候，江兩岸聚集的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平靜地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一場與自己毫不相乾的爭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人民靜觀事變，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作戰』」（「救亡」壓倒「啟蒙」？——對80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結構和分析。李楊）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就像列寧所說「非常閉塞，消極被動，沒有知識，對政治漠不關心」（《中國各黨派的斗爭》轉引李書第809頁）。民眾不參與政治，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陷，也是啟蒙工作不能徹底進行的一大原因。在這之後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爭中，尤其是全民參與的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單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結束了長久以來中國的軍閥割據、分散零碎狀態。民眾在此期間也得到並深化了一些啟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義上，「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與具體實施，極大地實現了國人由封建時代的「臣民」向近現代意義上國家的「公民」身份的轉化。這是個巨大的啟蒙。
在這個意義上講，救亡在長時段上也就是啟蒙。
最後，文化思想意義上的啟蒙工作始終屈居各種時代主潮之下，直到現在都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徹底完成。民主與科學，自由、平等、博愛，追求個人解放，直到現在都仍然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啟蒙工作遠未完成。
⑵ 在啟蒙運動中愛因斯坦提出了什麼理論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為原子能的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打開了原子時代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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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如何從戊戌維新運動中正確認識理解救亡和啟蒙的關系
帝國主義國家不會讓中國通過改革強大起來，所以康梁註定失敗，還有，把改革寄託在一個沒有實際權利的皇帝身上也是不行的。
⑷ 結合戊戌變法，論述如何分析和理解救亡和啟蒙的關系
九十年前在中國大地上興起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思想發展路程中的一座豐碑。它有兩個鮮明的特徵：既是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又是偉大的民主啟蒙運動。這次運動在提高民族覺醒和民主意識方面產生的那種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國人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不管運動發動者們自己怎麼想，它為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致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備。
救亡已成為中華民族行進的主旋律：
從戊戌維新運動上溯到鴉片戰爭，相距五十八年，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上已經蹣跚地行進了半個多世紀。但是人們對周圍已經發生的變化，並不像我們今天這樣看得清楚。當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後的很長時間內，人們還在津津樂道什麼「同治中興」，期待通過舉辦洋務使中國走上「自強」和「求富」的道路，一場外國侵略戰爭結束了，人們總是重新過起他們久已習慣的太平日子來。少數有遠見的先進分子如鄭觀應，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們發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們所處的仍是「盛世」，以免招來更多的攻擊，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稱為《盛世危言》。人們的麻木已達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把這一切突然結束了。甲午戰敗帶給中國人心靈上的創痛，是以往歷次戰爭失敗所不能比擬的。吳玉章同志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過他們當時的心情：「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嚴復在給吳汝綸的信中也寫道：「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
「嘗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誰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這一步還沒有結束。甲午戰敗後隔了兩年，以德國強占膠州灣為起點，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再隔兩年多，又發生了八國聯軍的對華戰爭。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共同進攻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這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過先例。
亡國滅種的現實威脅，．像一個令人戰栗的陰影，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盛世」的幻夢最終地化為泡影，麻木不仁的狀態再也無法保持下去了。
戊戌維新運動的進程同民族危機的激化幾乎是同步發展的。梁啟超當時寫道：「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群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戊戌政變記》)用今天的話來說：維新運動作為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政治運動的興起，是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下的產物；而戊戌變法高潮的到來，是列強在華劃分勢力范圍、民族危機急劇激化的產物。
中國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什麼強或弱，而是更加嚴峻的存或亡了。一八九五年五月，嚴復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救亡決論》。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為在保國會發表演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為其續矣。」「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各地報紙、學會、學堂等宣傳列強准備瓜分中國的危急局勢，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
「救亡」，這個深藏在千千萬萬人心中的口號，就這樣響亮地喊了出來。從這時起，直到半個世紀後的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個口號貫穿始終，認識不斷深化，成為中華民族行進時的主旋律。
人們一旦發覺自己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往日那種盲目自信再也無法原封不動地保持下去了。它像一次突然襲來的風暴，雖不能把舊事物連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發生嚴重的動搖。人們不能不對自己民族的過去和傳統信條引起深刻的反思，盡力以新的眼光去審視外部世界，力圖從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這便成為中國近代民主啟蒙運動的真正起點。
中國近代民主啟蒙運動的真正起點
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惰力。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由於自身達到的成熟程度，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遲緩，成為牢牢束縛人們頭腦的保守力量。它自然包含不少合理的有價值的因素，但就總體來說已不能同新時代的需要相適應了。
甲午戰爭以前，盡管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士大夫的心態卻同半個多世紀前沒有多大區別。人們習慣於用祖祖輩輩沿襲下來的陳舊觀念來看待周圍的事物，很少敢於甚至很少想到用另一種眼光來重新觀察這一切。他們有時也慷慨激昂地議論時政，但一接觸到那些被他們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問題時，就同前人沒有多大兩樣。梁啟超曾回憶自己早年的情況：「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三十自述》)孔孟之道規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綱常，一直被看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則。誰敢離開它一步。就會被視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這種罪名幾乎是什麼人都擔當不起的。
中國思想界這種狀況的全面崩潰要到五四運動的時候，但崩潰過程是從戊戌維新運動時開始的。事實總是比抽象的學理更有說服力。在甲午戰後的嚴酷現實面前，人們不能不沉思：為什麼中國人會受外國的欺凌，會落到今天這等地步。正是這種強烈的危機感，給了民主啟蒙運動以巨大的吸引力。
在戊戌維新運動中進行民主啟蒙宣傳最有力的思想家是嚴復。他早年曾留學英國，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也就是當時所稱的西學)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但在那時，他即便想說，也不會有多少人聽他的話。甲午戰敗那年，他受到強烈的刺激，「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與梁啟超書》)於是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前面說到的(《救亡決論》就是其中的一篇)，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在文章中寫道：「時局到了今天，我寧司背負起發狂的罪名，決不能吞吞吐吐，甚至無恥作偽。」「今日請明目張膽為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萬里中原，所以至於斯極者；其教化學術非也，不徒贏政、李斯千秋禍首，若充類至義言之，則六經五子亦皆責有難辭。」(《救亡決論》)他尖銳地指出中學和西學之間的根本對立：「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論世變之亟》)像這樣把中學和西學多角度地進行強烈對比，肯定後者，否定前者，這在中國思想界還不曾有過，嚴復可說是第一人。他的結論是：「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在此。」並且嘲諷歷來被視為至理明言的「天不變，地不變，道亦不變」不過是「似是實非之言」。(《救亡決論》)這里雖不
免有激切之詞，在當時不能不是石破天驚之論。
為了救亡，他們十分重視要發揮國民自身的力量，並且把它看作治國的根本。用嚴復的說法，就是要做到「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原強》)。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尖銳地抨擊封建專制主義，認為君臣之倫「不足以為道之原」，並且批評韓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辟韓》)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寫給學生的批語中說：「自秦以後君權日尊，而臣之自視，以為我實君之奴隸。」「至於今日，士氣所以委靡不振，國勢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實千古最大關鍵矣。」譚嗣同在《仁學》中更發出了「沖央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的呼喊。這些自然都有民主的啟蒙意義。由於它同救亡的要求緊緊聯結在一起，同當時許多人日夜焦慮、寢食不安的問題聯結在一起，給人們一種新的答案，燃起新的希望，就能深深地打動人心，被很多人所接受。
他們告訴大家：世界萬物都在不停息的變動和進化中。生活在這個大時代的人，必須下定決心實行變革。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梁啟超的《變法通義》，在這方面產生的影響是最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進行啟蒙教育時特別強調群體的意義。康有為強調「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矣」。梁啟超反對那．種「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獨術」，而盛贊泰西「群術之善」。嚴復更強調「群治」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論》按語中寫道：「天演之事，將使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這並不奇怪。個體和群體本來是事物的兩個側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難以截然分開。應當著重強調哪一側面，這要看具體社會條件和當時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來確定。一般地，對一個面臨生死存亡關頭的民族來說，民族的群體利益往往把個體間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聯結在一起，被擺到領先的地位。對中國來說，長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一向以分散的個體的小生產為基礎。這種社會條件帶來的「一盤散沙」似的渙散狀態，也是造成中國在世界列強面前顯得那樣脆弱和缺乏競賽力量的重要禍根。近代中國人吃這方面的虧，實在吃夠了。如果整個民族司沒有一股強大的凝聚力量，要戰勝它所面對的強大對手，在世界列強面前站立起來是不可能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這點精神，各個成員如果只顧自己、只顧眼前，這個民族將是可悲的、沒有前途的。維新派的思想家們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提倡國民間「合群」的重要性，可說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國的實際國情。
自然，戊戌維新運動的思想家們的議論和主張遠不是那樣完滿，存在著軟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種種弱點，這在一種新思潮興起的最初階段是常見的現象。而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會基礎實在太薄弱，遭受暫時挫敗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經過他們的奔走呼號，終於把原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統觀念的網羅撕開了一個巨大的裂口。人們明顯地看到：經歷了戊戌維新運動潮流的沖刷，中國思想界已從原來一池死水似的狀態中擺脫出來，變化的節奏異常地快速起來了。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奔騰的洪流就誰阻擋不住了。戊戌維新運動的這個歷史功績是我們無法忘卻的。
救亡和啟蒙都不能離開民眾的力量：
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救亡和啟蒙一直是兩個突出的課題。這兩個課題經常交織在一起。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從根本上說，是救亡喚起啟蒙，還是救亡壓倒啟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這是近代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長時期內，中國的民族災難實在太深重了。在那些悲慘的歲月里，中華民族不僅處處受人歧視、受人踐踏、受人奴役，並且瀕臨滅亡的邊緣。生存問題已成為整個民族面對的最突出的問題。個人的種種已失去起碼的保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人們熱血沸騰。救亡所以成為最突出的課題，對曾在那個痛苦的年代裡生活過來的人說，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救亡依靠什麼?離開民眾的力量，離開萬眾一心的共同奮起，就沒有什麼真正的救亡可言。一次救亡運動的高潮，總是能有力地喚起或促進一次偉大啟蒙運動的到來。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等無不如此。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中一種帶規律性的現象。
這里，中國同許多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在西方，通常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獨立的自由城市和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已相當程度地能左右局勢，卻沒有同自己實力相當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仍處在封建主義的嚴重束縛下。一旦這樣的力量在社會內部成熟了，民主啟蒙的要求必將被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這種客觀趨勢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的，更不用說被別的什麼所壓倒了。
拿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比較一下，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幅不同的情景。中國是一個農民占壓倒多數的落後大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十分微弱，並且往往還帶有濃重的封建性。維新派思想家們大抵都剛剛從舊式封建士大夫轉化而來，身上留著濃重的舊日印記。維新運動沒有西歐那種近代的自由城市，也沒有一個在社會生活中居於舉足輕重地位的中產階級作為它的後盾，這是它的先天性的弱點。救亡不是啟蒙的對立物。如果沒有救亡這種燃眉之急的強烈推動，中國的民主啟蒙運動要在全國范圍內達到如此廣泛的程度，可能還要經過漫長得多的路程。
思想的發展和物質的發展一樣，有著自己的客觀規律性，並不由先行者的主觀願望或意志所左右。文化固然可以有超前性，但也存在一定限度，特別是涉及千百方人的思想大變動，絕不是任何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的。不成熟的思想往往是不成熟的社會條件的反映，戊戌維新時期的志士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把個人的利害安危置之度外，奔走呼號，大聲吶喊，加速了歷史前進的步伐。他們的精神是值得後人景仰的。這次運動起了它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在近代中國人民覺醒的曲折歷程中構成一個重要的階梯。戊戌維新運動的長處和短處、成功的地方和不成功的地方，都不是偶然的，這可以從中國當時的客觀歷史環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歷史不可能重演，但往往可以給人以啟發。今天，中國人民為了振興中華，為了使中華民族不在新世紀中被開除球籍，同樣懷著深沉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這種危機感和緊迫感，驅策著我們奮發向前，要求人們勇敢地起來呼喚，在思想觀念上不斷更新，要求人們萬眾一心地凝聚成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團結力量，迎接深刻的社會變革，奔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大目標。此時此刻，回顧以往在中國這塊國土上發生過的歷史過程，看看我們先人走過的道路，或許在某些方面也能給我們一些有用的思考材料。
⑸ 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救亡壓倒啟蒙現象原因
中國人本來就很功利
救亡的任務太嚴峻了
姜義華先生的《理性缺位的啟蒙》寫的很好，可以看
⑹ 五四時期體現救亡壓倒啟蒙的實例
額，好吧。
⑺ 康德論啟蒙──讀康德《答復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
康德在德國啟蒙運動發展之際,撰寫了《答復這個問退:「什麼是啟蒙運動」》。通過此文,論述了啟蒙運動的核心,以及如何真正地運用理智,達到啟蒙運動期望的效果。
⑻ 如何認識近代中國的救亡與啟蒙
「救亡與啟蒙」是李澤厚先生提出來的概念。這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澤厚先生對於它們的闡釋得到當時眾多知識分子的認同，並且影響至今。今天再次對這個概念做一點思考，仍舊有助於我們更清晰的理解中國現當代歷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們需要區分一下「救亡」與「啟蒙」。「救亡」在第一層意義上是對於國土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維護，也就是免於「亡國」。在第二層意義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為一個中國人、炎黃子孫的資格，免於在文化上淪亡，也就是免於「滅種」。這第二層意義往往因第一層意義的緊迫性隱而不彰，而且只要國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問題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啟蒙」。康德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2頁。）。同樣，啟蒙有兩層含義，政治意義上的要求民主、人權，積極參與國家活動；文化意義上的爭取個人自由、擺脫封建愚昧、盲從。「啟蒙」的概念，在西方還主要著重於個人的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傳到中國來之後，它就主要側重於開啟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體的覺醒意義。呼籲個人解放、爭取個人自由的聲音似乎總是在喚醒民眾的呼聲之下。這也就是中國對於西方文化拿來主義式的借用又一表現。
其次，「救亡」與「啟蒙」是一對矛盾，它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在某些時段某個方面會占突出、主導位置。
「救亡」與「啟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與文化的矛盾、國家獨立富強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變法時期對於西方文化思想的引進、宣傳，主要還是基於亡國的緊迫感。這個時期，文化上的救亡佔主導。等到資產階級革命派風起雲涌，成為時代主潮的時候，政治意義上的啟蒙比文化上的啟蒙更為明顯。辛亥革命之後，張勛、袁世凱的復辟失敗就很好的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誰再想要做皇帝已經是不得民心之舉了。新文化運動重在啟蒙，五四愛國運動立足於救亡，但同樣把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成果迅速擴大化，這就形成了救亡與啟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雙贏局面。
「救亡」與「啟蒙」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更明顯的表現是在日本侵華之後。在此之前，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已經開始顯現。「戊戌前王照曾勸康有為先辦教育培養人才再搞變法改革，康有為回答說，局勢嚴重，來不及了。」「辛亥前嚴復在倫敦遇見孫中山，嚴也勸孫先辦教育，孫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萬年太久，來不及了。」（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第849頁）。在這之後戰爭頻仍，使得啟蒙工作始終被擱置。捍衛國土意義上的救亡運動此起彼伏。這也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五四時期曾經進行過的一段時間的啟蒙工作在近代中國並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宣傳普及，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等基層群眾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謂啟蒙。在這之後的政黨主要關注的是政策宣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了政黨的傳聲筒。文化思想啟蒙依舊被擱置。
但在另一個意義上來分析這種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啟蒙的結論。「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時的歷史性畫面：當英國艦隊突破廣州虎門要塞，沿江北上的時候，江兩岸聚集的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平靜地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一場與自己毫不相乾的爭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人民靜觀事變，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作戰』」（「救亡」壓倒「啟蒙」？——對80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結構和分析。李楊）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就像列寧所說「非常閉塞，消極被動，沒有知識，對政治漠不關心」（《中國各黨派的斗爭》轉引李書第809頁）。民眾不參與政治，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陷，也是啟蒙工作不能徹底進行的一大原因。在這之後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爭中，尤其是全民參與的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單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結束了長久以來中國的軍閥割據、分散零碎狀態。民眾在此期間也得到並深化了一些啟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義上，「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與具體實施，極大地實現了國人由封建時代的「臣民」向近現代意義上國家的「公民」身份的轉化。這是個巨大的啟蒙。
在這個意義上講，救亡在長時段上也就是啟蒙。
最後，文化思想意義上的啟蒙工作始終屈居各種時代主潮之下，直到現在都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徹底完成。民主與科學，自由、平等、博愛，追求個人解放，直到現在都仍然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啟蒙工作遠未完成。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⑼ 救亡壓倒啟蒙 什麼意思
啟蒙現在被引用為資本主義思想的興起（如民主科學法治等）。救亡即追求民族獨立。這句話應該是一位中國近代人物說的。因為中國的近代就兩大主題追求民族獨立和追求民主富強。
救亡壓倒啟蒙可以理解為近代的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民主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實現近代化：你可以把他理解為工業化，政治上實現民主和法治思想上的民主科學）實現民族富強固然重要，但是必須建立在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之上，就好比一個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關系。
⑽ 如何從戊戌維新運動中正確認識救亡和啟蒙的關系拜託了各位 謝謝
（三） 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地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這次失敗自有許多復雜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這次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於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12）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13）日本維新說明現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14）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誇贊、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所說：「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15）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 他們這種勇氣之所以令人敬重，還因為文化守舊觀念之強大。作為觀念、文化變革的先驅，他們實居孤立無援之境。戊戌政變後，慈禧對光緒的一段怒斥頗能說明問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後重新訓政，召集重臣跪於案右，光緒皇帝跪於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地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歷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後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 （16）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的質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 近代以來，「天朝上國」第一次遇到了一種更強的先進的文化的挑戰。但當林則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敵人、進而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反對，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主張「中體西用」、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引進大機器生產的洋務運動，也被頑固派攻擊為擾亂人心，是「亂階之倡」，是「變夷」、「媚外」、「崇洋」、「賣國」。維新派進而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罵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是「認賊作父」、「認敵為師」。近代中國備受西方欺凌，處於國難頻仍的民族危機之中，這無疑是非常嚴重、極有煽動性的指責。 在近代變革與守舊的理論斗爭和文化沖突中，主變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變革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突破傳統話語，所以只能一直居於守勢，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於傳統話語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守舊者掌握著傳統話語的解釋權，並依靠這種話語優勢使自己居於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而使變革者居於道德、政治的劣勢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剝奪、起碼是嚴重削弱了變革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近代變革之路曲折多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承認，與洋務派相比，維新派相當重視意識形態建構，他們從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歷史中為變革尋找合理性，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才剛剛開始，影響只限於少數「讀書人」和個別官員，變法的「合理性」遠未深入人心，未獲廣泛支持，這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之處。雖然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譜，卻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是維新運動更深遠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