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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的創造力

發布時間:2021-09-20 21:30:27

㈠ 借鑒一本已經太監多年的小說的創意算不算抄襲

雖然是太監了也是別人的構思、別人的情節、別人的心血,如果以這個為靈感來源的話可以從某個點出發寫自己想表達的東西,但絕對不能撞太多梗或者抄襲原文內容。這算抄襲了……明顯的話做個調色盤就可以看出內容了。寫原創網文的這種算是大忌吧……求採納

㈡ 求架空里各個皇族人的名字,要有創意、不能有重名!

皇帝:衍弘,仲瑋,胤罄。
侍衛;洛隱,殷暘,堊焱。
太監;黃林,趙羽,葉善。
太後,弈蓉,暮衿,昭淑。
侍女妃子,花月,梓茗,邱萊,弄月,棲霞,毓馨,冪霓,月芙,青袂,玉瑤,香夏,檀秋,紫鳶,夭夭,嫣荷。

㈢ 為什麼其他朝代宦官政治色彩會淺淡一些

第四章清代中期的詩詞文
進入乾隆時代,明清易代的歷史震盪已經完全過去了。由於清朝統治者對中國固有
文化傳統的尊重,使得漢族文化人於仕途經濟之外,尚能安身立命於經史、辭章之學,
甚至,這一類學問的精深雅緻還有過於元明,因而民族對立的意識也更加淡化。清王朝
作為中國歷史合乎正統的一環,已經被承認為無可置疑的事實。
而社會發展所造成的更具根本性的矛盾,這時重又單純而尖銳地刺激著人們的思考。
雖然沒有形成晚明那樣顯著的社會思潮,但是,對封建專制下人格奴化現象的厭惡,對
個人的創造才能無法實現而感到的苦悶,確實在清中期的文學中有著持久而深入的表現,
這既見於小說,也見於詩文。而到了嘉慶、道光之際,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深化和清政
權由於自身的腐敗而漸漸失去對社會的強有力控制,終於出現了龔自珍那樣的更具有反
抗意義的創作。
第一節清代中期的詩歌
康熙時,王士禛以倡導「神韻說」主盟詩壇,到了乾隆時代,這種詩論遭到沈德潛、
袁枚、翁方綱等名家的反對。但他們所引導的方向,卻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詩壇上造成
最大影響的,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他生活年代較早,
但六十七歲才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為乾隆帝所信重,故其影響詩壇主要
是在乾隆時代。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並編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集》、
《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即《清詩別裁集》)等書。
沈德潛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
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於變化的美感。其說本於明代七子,故沈氏於明詩
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
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於統治秩序、合於「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
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
其重也。」這首先是從有益於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
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
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所以,
按「詩教」的標准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
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
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
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
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
總而言之,沈德潛的詩論是以漢儒的詩教說為本,以唐詩的「格調」為用,企圖造
成一種既能順合清王朝嚴格的思想統治而又能點綴康、乾「盛世氣象」的詩風。但唐詩
的「格調」同它的激情是分不開的,這種主張有其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
本人的詩作,大抵平庸無奇;有時也寫民生疾苦,但這不過是表現封建文人「憂國憂民」
的姿態而已。只是他在各種選本中對一些古典作品的技術性分析,還說了不少內行話。
和沈德潛同時活躍於詩壇的厲鶚,則延續了查慎行所標舉的宋詩派方向。厲鶚
(1692—1752)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他幼年喪父,家境清貧,性
情孤直而好讀書,二十九歲時中舉,此後幾次應試都不第,於是把心思從仕進轉向了著
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編有《宋詩紀事》,擴大了宋詩派的影響。厲鶚的詩作,病
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過於深刻,但一些近體短篇,仍能表現出他的孤寂的性格,
有一種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沈德潛批評厲鶚:
「沿宋習敗唐風」(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引),這是用他的「溫柔敦厚」的
標准來衡量的。實際上宗宋的厲鶚至少還比號稱宗唐的沈氏有性情。下面是他的《冷泉
亭》:
眾壑孤亭合,泉聲出翠微。靜聞兼遠梵,獨立悟清暉。木落殘僧定,山寒歸鳥稀。
遲遲松外月,為我照田衣。
詩境幽寂,略有王維詩的味道。但第五句以「殘」修飾「僧」,末二句寫月光將松
枝影投在自己身上,使衣衫如同僧人的袈裟(其方格紋路如農田,故曰「田衣」),喻
示內心對禪理的感悟,都顯得用力過於深刻,而缺乏唐詩的靈動。和朱彝尊一樣,厲鶚
更有情味的創作是在詞中,他們都是用詞彌補了詩的缺陷。
在乾隆時做過內閣學士的翁方綱(1733—1818),以提倡「肌理說」聞名。他是一
位學者,也以學者的態度來談詩,認為「為學必以考證為准,為詩必以肌理為准」
(《志言集序》)。
所謂肌理,兼指詩中的義理和作詩的條理。他認為學問是作詩的根本,「宜博精經
史考訂,而後其詩大醇」(《粵東三子詩序》),同時認為宋詩的理路細膩為唐詩所不
及,所以主張宗法宋詩。在提倡詩風的「醇正」方面,他其實與沈德潛相合,其詩作質
實而少情趣。
乾隆時,在詩論主張上,既對王士禛表示不滿,又先後與沈德潛、翁方綱針鋒相對
的詩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
隆四年(1739)進士,入翰林院,因不嫻滿文,出為地方官,在江南一帶做過六年知縣。
後辭官,居於江寧(今南京)小倉山下的隨園。後半生四十多年中,度著詩酒優游的名
士生涯,廣交四方文士,負一時重望。生活放浪,頗為禮法之士所譏。有《小倉山房
集》、《隨園詩話》及筆記小說《子不語》。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僅是他的詩歌主張,他實際從許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傳
統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經歷清前期的衰退之後的重新抬頭。他和李贄一樣,肯定情
欲的合理性,認為聖人之治,就是要讓「好貨好色」的人慾得到滿足(見《清說》)。
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對一味崇儉,指出:「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
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所謂富民為「貧民之母」,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費中,使貧者得到了謀生的機會。這
當然是站在當時一些豪商的立場上說話(袁與此類人物多有交往),但作為一種經濟思
想,是有其道理的。特別是保護富民的主張,要比傳統的崇儉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貧困化的平均主義,更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尊重人慾立場上,袁枚和李贄一樣,對矯飾虛偽的假道學加以激烈的抨擊。他認
為「得千百偽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答蕺園論詩書》),並尖銳地
指出:
「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
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
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清說》)這是說以禁慾自高的人,不但是意有所
圖,而且往往殘忍而無人道。袁枚對官場中這一類人物,無疑是有親身體會的。
對於盲目崇拜儒家經典的態度,袁枚也堅決表示反對。在《答定宇第二書》中,他
提出六經中除《周易》、《論語》外「多可疑」,六經之言未必「皆當」、「皆醇」,
甚至借老莊的話,攻訐「六經皆糟粕」(《偶然作》)。他對當時盛行的漢學考據也表
示不滿,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答惠定宇書》)。學者章學誠指斥他「敢
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書坊刻詩話後》),倒是說明了他的思想的自由解放。
袁枚的思想也不純粹是個人的東西,而實際反映了當時城市工商業者的要求和思想
界的變化。甚至像身為館閣大臣、士林領袖的紀昀,也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對矯
情的「假道學」大加譏諷,主張「理」要順於人情,可見這種思想變化是帶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詩歌主張一般稱為「性靈說」,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靈」即靈機、
靈趣。具體而言:第一,從詩歌的本質來看,「詩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園論詩
書》),「性情以外本無詩」(《寄懷錢嶼沙方伯予告歸里》)。也就是說,人的性情
乃是詩歌的本源,所以「提筆先須問性情」(《答曾南村論詩》);而「情所最先,莫
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所以他對沈德潛選詩時不收艷詩和程晉芳要自己刪去
集內的「緣情之作」大為反感(見《再與沈大宗伯書》、《答蕺園論詩書》)。第二,
性情又總是具體個人的性情,所以作詩須講求自我個性,不可因襲他人,所謂「詩者各
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答蘭垞論詩書》),宗唐、宗宋的爭執,在他看來是
全無意義的事。第三,從具體創作來說,他強調要有「才」、有「靈機」。「作詩如作
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
(《蔣心餘蕺園詩序》),追求憑藉天才發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鷙
忽縱逸」(《趙雲崧甌北集序》)等超越陳規的變化多端的風格。第四,在以性情、靈
機為前提的情況下,也重視學習古人、精心磨煉,主張「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續
詩品?著我》),並自述「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遣興》)。
袁枚的詩論同沈德潛、翁方綱的主張直接對立,和王士禛的「神韻說」則既相排斥
又相關聯。他並不反對「神韻」的提法,《再答李少鶴》說:「仆意神韻二字,尤為要
緊。……
神韻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強而至。」確實,「神韻」本來也是重性情的一種說法,
但在袁枚看來,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韻」因偏於朦朧,缺乏活躍的生機,所以指責他
「不主性情」(《隨園詩話》)。袁枚主要是繼承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諸論,又汲取南宋楊萬里的意見,而構築成自己系統的理論。在追求詩的「工妙」上,
他比公安派來得講究。
在當日的詩壇,這種理論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和個性表現,有很重要的意義。
袁枚的詩歌創作有其顯著特色,但難稱大家。這與他的生活態度有關。他雖然思想
敏銳,卻也能與世沉浮,能夠在風流生涯中自得其樂。像《自嘲》所寫的「有官不仕偏
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經
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詩雖體式多樣,但不以厚重壯大、激情奔放為特色,而以
新穎靈巧見長。
如《春日雜詩》:
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
前兩句寫雨中春色初發,後兩句想像月華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艷,而以明月有情、相
約觀賞勾連前後,極為巧麗活脫。這種詩看似輕靈,但絕非草率寫成的。另外如「半天
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煙籠村店小,一枝
風壓酒旗偏」(《春橋》);「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雨過湖州》)
等等,都是這樣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詩是關涉社會問題的。如《捕蝗曲》、《征漕嘆》等都表現了士大夫傳
統的責任感;而有些諷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銳的個性:
晴太溫和雨太涼,江南春事費商量。楊花不倚東風勢,怎好漫天獨自狂?(《偶
作》)
這首和《紙鳶》、《憎蠅》等詩,均以憎厭的語氣描繪一類人物的丑態:他們全無
獨立人格,趨時附勢,卻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這種感受在乾嘉時期的文學中有特
出的表現,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靈說在當時詩壇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反對者所在多有,同調者亦復不少。
乾隆時代與袁枚並稱「江右三大家」的蔣士銓、趙翼以及鄭燮等人都與袁枚有交往並多
少受到他的影響①。
①《清史列傳?鄭燮傳》稱鄭「與袁枚未識面」,誤。袁有詩敘兩人晚年交往事。
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進士,官
至貴西兵備道。晚歲辭官,專心著述,尤深於史學,《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為
世所重;
文學方面有《甌北詩鈔》和《甌北詩話》。趙翼論詩與袁枚相近之處,是以創新為
最高標准,絕不甘落人後,更不用說模擬。有《論詩》絕句: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不要說見解卓異,即從此詩看作者的精神氣質,亦是傲然不群。
趙翼為詩不主一格,無所不入,個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長。如《野步》:
峭寒催換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風管閑事,紅他楓葉白人頭。
雖也有傷秋之意,卻不願寫成悲嘆之辭,在鮮明的色彩中表現出健朗的意氣。
他的另一部分詩好發議論,思想機智而敏銳。如《後園居詩》之三從自己的諛墓之
作聯想到史籍的可疑,《閑居讀書》之六從看戲者因所處位置不同而所見各異譬喻讀書
的道理,都有能啟發人思考的見解。詠史而感時的《讀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現了這一
特點。如第八首論「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故事,與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論》一樣,
對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東西的加以抨擊,開頭「衰世尚名義,作事多矯激」二句,指出
貌善而實惡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筆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黃巾拜其門。遠公居廬山,問答到盧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劇盜馴。
亦見當時風,法網漏纖鱗。弗以形跡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賊論。管汝
儒與釋,且試吏威伸。
鄭玄和慧遠先後為「劇盜」所敬重,是史家美談,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們能以德服
人,如顧炎武《不其山》「為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亦取此意並以鄭玄自
喻。但趙翼詩中,卻說當法網苛嚴之時,這種事情決不能逃脫「通賊」的罪名,從而對
現實加以尖銳的諷刺。這種作品以詩的藝術性來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卻頗具思想力量,
也表現了作者的個性。
蔣士銓對於詩的見解也與袁枚相近。但他為人拘謹,思想頗為陳腐,雖說作詩技巧
較高,卻缺乏趙翼那種洋溢的神采。擅長七言,有一首《看書》生動地描摹出書法的美
感,較有特色:
老眼觀書如讀畫,峰巒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縐循行出,著紙煙雲逐字生。窈窕態宜
橫側看,飛凌心許破空行。百回愈見軒昂甚,舉手捫來覺未平。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乾隆初進士,曾為山東范縣、
濰縣知縣,有政聲。後因為災民請賑而觸忤大吏,被罷官,回揚州賣書畫為生,是一位
著名的書畫家。有《鄭板橋全集》。
鄭燮出身貧困,得仕進,以做好官為人生志願,服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也很向慕
徐渭、袁枚那樣的自由放達之士,有憤世之心。大致而言,他是一個稍帶狂誕習氣,而
思想和性格卻並不敏銳和強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書畫,有些「怪」味卻並不放縱,
其實還是比較秀雅的,內蘊也比較淺。
他的詩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兒行》、《逃荒行》、《姑惡》、《私刑
惡》、《悍吏》等,都很具體真切而富於同情心,為一般詩人所少有。尤其《姑惡》篇,
寫一個小媳婦受婆婆殘酷折磨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舊中國農村的一種非人道的現象。
只是因為作者立意於勸世,所以重敘述而未能深入人物內心,作為詩歌仍不免有缺憾。
此外多山水紀游及題畫之作。作者對這一類詩不很重視,曾自我批評說:「古人以文章
經世,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後刻詩序》)故所至不遠,大抵語言自然淺切,
不喜模擬,是一種優點,但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律詩尤嫌輕滑不著力,
絕句較明快,有些表現出他的性格。如下面一首: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予告
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年輩稍晚的詩人中,黃景仁亦曾與袁枚有交往,張問陶的詩曾受到袁枚的贊賞。他
們的創作都富於個性和才情,對壓抑人性的封建文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詩歌藝術上,
黃景仁的成就更加特出,譽之者稱「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包世臣《齊民
四術》)。
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又字漢鏞,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四歲喪父,因
家貧,早年即為謀生奔走四方。曾任武英殿書簽官,後納捐為縣丞,候選時為債家所逼,
欲往西安依陝西巡撫畢沅,病死於途中,年僅三十五。有《兩當軒集》。黃景仁多次應
試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窮愁困頓的生活實情也就成為其詩歌的主要內容,如「我生
萬事多屯蹶,眄到將圓便成闕」(《中秋夜雨》),「全家都在風聲里,九月衣裳未剪
裁」(《都門秋思》),「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別老母》),寫盡
寒士的悲酸。但僅以此來看待黃仲則是遠遠不夠的,在他的詩中,還常常表現出對於人
格尊嚴的珍視和由此產生的孤傲之情。典型的如《圈虎行》,寫他在北京所見的一次馴
虎表演,通過描繪這只猛獸任人驅使、做出各種貌似威風而實則「媚人」的架式,抒發
了在統治力量的威壓下人性被扭曲而失去自然天性的沉痛悲哀,具有呼喚英雄人格回歸
的潛在意義。著名的《雜感》則寫道: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
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此詩情緒雖比較低落,但那種自視甚高的兀傲,和堅持要在人世間發出自己聲音的
固執,仍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在輾轉不遇的處境下的頑強性格。這一類詩,反映著乾隆時
代文學中個體意識的復甦和強化。
黃景仁的詩以七言之作(包括古體和律絕)最能顯現其特有的氣質,風格深受唐詩
影響,但又自出機杼。
對古代詩人,黃景仁最推崇李白,自稱「我所師者非公誰」(《太白墓》)。而長
期漂泊、困苦勞頓卻又見聞廣博的生活也使他的詩(尤其是七古)「益奇肆,見者以為
謫仙人復出也」(洪亮吉《黃君行狀》),特別是那些描寫壯麗飛動的景色以抒發磊落
恣放之情的篇什,明顯透出李白詩的風味,又兼有韓愈、李賀詩的成分。如寫錢塘江觀
潮:「才見銀山動地來,已將赤岸浮天外。砰岩磓岳萬穴號,雌呿雄吟六節搖。」
(《觀潮行》)他二十四歲時參加安徽學政朱筠(號笥河)在採石磯太白樓舉行的
盛會,即席寫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詩中「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
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的恣肆而細致的摹寫和「高會題詩最上頭,
姓名未死重山丘。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的舒放而自信的情懷,都讓人明
顯感到詩人才華的躍動。據說此詩曾讓與會士子擱筆,人譽之為可與王勃當年在滕王閣
作賦相比。
黃景仁的七言律絕能廣采博取而自成一格,語言自然秀逸,意象鮮明而具有獨創性,
感情表達得很深細,有晚唐特別是李商隱詩的風味,如《感舊》、《綺懷》等篇。「獨
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癸巳除夕偶成》)寫孤寂心情,「似此星辰非昨
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綺懷》)寫相思之苦,都善於用精美的語辭寫出憂郁的心緒,
令人情為之動而一讀不忘。
黃景仁的詩題材范圍稍窄,但這是他似「東野(孟郊)窮而長吉(李賀)夭」(吳
蔚光《兩當軒詩鈔序》)的命運所致。
在他的時代,他終究是最具詩人氣質和才華的,其詩中深層的感染力一直漫滲到現
代。
張問陶(1764—1814)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乾隆末年進士,授翰林院檢
討,曾官萊州知府。有《船山詩草》。
張問陶論詩力主性情,與袁枚相似,所謂「詩中無我不如刪」(《論文八首》),
「寫出此身真閱歷」、「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他的詩作抒發感情
也有自由解放的精神,如中國古代詩歌很少對夫婦之間親昵的感情生活作正面的描寫,
而張問陶卻對此無所忌諱。《車中贈內》之一寫道:
春衣互覆五更寒,鈴語遙遙夢轉安。一笑車箱穩如屋,閉門終日坐相看。
夫婦間的相互愛憐與愛慕,本只是私生活的內容,但詩人覺得這是美麗而動人的,
便坦然地把它寫出來。他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和社會的習俗及倫理教條相背,差不多同時
寫成的《斑竹塘車中》,先以「車中婦美村婆看,筆底花濃醉墨勻」來誇耀妻子的美麗
和自己對這美麗的傾倒,接著便說:「理學傳應無我輩,香奩詩好繼風人。」以自來被
鄙薄的香奩詩人的身份鄙薄自以為是的理學家,很明顯地表現出與社會文化傳統相對抗
的姿態。
乾隆朝還是清代所謂「全盛」時期,但敏感的文人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沉
悶和缺乏生氣,以及個人的創造力所遭受的壓抑。張問陶《蘆溝》詩中寫道:「茫茫閱
世無成局,碌碌因人是廢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弔古金台。」
「無成局」是說社會政治與文化狀態的萎靡,「是廢才」則是自哀和自責。而嚮往
自由的精神,常常借著飛動的意象呈現出來。像《出棧》詩所寫「送險亭邊一回首,萬
峰飛舞下陳倉」,《醉後口占》所寫「醉後詩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掙脫束縛的意志的
寫照。又像《過黃州》:
蜻蛉一葉獨歸舟,寒浸春衣夜水幽。我似橫江西去鶴,月明如夢過黃州。
也是自由飛翔的意象,雖然意境是寂寞而幽寒的。這種精神的躍動不安,在袁枚詩
中還較少看到,而到了龔自珍詩中,則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現。從袁枚、趙翼到黃景仁、
張問陶再到龔自珍,對自我的重視和精神擴張的慾望,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個連貫發展的
過程。
在語言藝術上,張問陶的詩大都寫得清淺靈動,追求「百煉功純始自然」(《論詩
十二絕句》)的境界,與袁枚一脈相承。
乾隆後期至道光初期的詩人,尚有黎簡、洪亮吉、彭兆蓀、舒位、王曇等,不一一
介紹。至於最為重要的龔自珍,將在本章之末專立一節,將他的文學思想和詩、詞、文
合並來說。

㈣ 為什麼總有那麼多的太監文啊!

因為他們都有太監崇拜情結

㈤ 仿照例句為下列漢字作出有創意的解釋。

「比」對「北」說:夫妻一場,何必鬧離婚呢!
「巾」對「幣」說:兒啊。你戴上博士帽,也就身價百倍了。
「尺」對「盡」說:姐姐,結果出來了。你懷的是雙胞胎。
「臣」對「巨」說:和你一樣的面積。我卻有三室兩廳。
「晶」對「品」說:你家難道沒裝修?
「呂」對「昌」說:和你相比,我家徒四壁。
「自」對「目」說:你單位裁員了?
「茜」對「曬」說:出太陽了,咋不戴頂草帽?
「個」對「人」說:不比你們年輕人了,沒根手杖幾寸步難走。
「辦」對「為」說:平衡才是硬道理!
「兵」對「丘」說:看看戰爭有多殘酷,兩條腿都炸飛了!
「占」對「點」說:買小轎車了?
「且」對「但」說:膽小的,還請保鏢了?
「大」對「太」說:做個疝氣手術其實很簡單。
「日」對「曰」說:該減肥了。
「人」對「從」說:你怎麼還沒去做分離手術?
「土」對「丑」說:別以為披肩發就好看,其實骨子裡還是老土。
「寸」對「過」說:老爺子,買躺椅了?
「由」對「甲」說:這樣練一指禪挺累吧?
「尤」對「龍」說:不就少一根嘛,差別咋那麼大呢
「個」對「人」說:你那沒我大也不用去做太監啊~
「木」對「術」說:臉上長顆痣就當自己是美人了。
「叉」對「又」說:什麼時候整的容啊?臉上那顆痣呢?
「屎」對「尿」說:乾的和稀的就是不一樣。
「哭」對「器」說:我哪裡說得過你,你上面有兩張嘴,下面還有兩張嘴喲!
「日」對「曰」說:日後再說!
「又」對「叉」說:這么多天了,你還沒挖掉鼻屎呀?

㈥ 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今晚誰來陪我睡,古代皇上花式選妃有哪些創意

通過翻宮妃的牌子,來決定侍寢的比較多。還有通過羊來決定的,羊車在哪個宮殿門口停下,皇上就去那個宮妃的住處休息。

有個朝代的皇上為了尋求刺激,傍晚坐個羊車出去溜達,羊在哪個妃子的宮門口停下,皇上就去哪個妃子那裡就寢(羊心裡肯定想:我到底做錯了什麼,要吃下這么大一碗狗糧!)。然後為了讓皇上的羊車停下,妃子們可謂是花樣百出(這個事情估計大大促進了後宮的畜牧業發展),要麼在宮門口種植羊最喜歡吃的草,要麼在草上灑鹽(據說羊喜歡稍微有點味道的草)。這些都是為了得到皇上的青睞。

㈦ 為什麼黃種人創造力不如白種人

人是社會動物

社會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人類的智商發揮水平

而社會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然環境和很多隨機因素

有時社會的發展真的是有個人決定的

要解釋黃種人的社會發展要提及很多歷史問題

簡單地說,中國是一個地理條件高度封閉的地區,周圍沒有強有力的文化競爭對手

而在西方,埃及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波斯文化,亞述文化等等他們的地理隔離較小容易交流

漢人以很快的速度佔領了富庶地區,而漢字讓漢人無法像歐洲民族那樣分裂(字母文字可以按照自己的方言改寫,而漢字受讀音限制不大)

所以政治上容易統一,而統一後對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則是維持穩定而不是發展技術

對自然科學感興趣而又提倡人人平等的墨家學派很難被統治者重視

雖然中國古人理論發展落後

但是繁榮的社會有多樣化的需求,中國古人有很多非常牛的創造

例如戰國時期的拉桿連發弩(後成為扳桿連發弩,明朝還在用),秦國的標准化軍工製造系統(紀錄片《復活的軍團——血色青銅》,秦朝統一靠的不是野蠻,而是超級領先的武器製造理念,法制觀念和間諜系統),南北朝的高精度歷法,宋朝的自動跟蹤太陽軌跡的水運儀象台等等都是非常超前的東西

元朝雖然虐待漢人,但是對漢文化沒有進行系統性的破壞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半文盲,他嚴厲的加強皇權為中國思想僵化提供了材料

例如子女罵父母是死罪

父子訴訟法律必須偏向父親,兄弟訴訟法律必須傾向兄長等等

但是明朝繼任皇帝的自主發展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希望

例如洪熙皇帝基本放棄了對國家大事的決斷,給了文官集團非常大的自主權,

明朝雖然有很多荒唐的皇帝,但是官員們都有機會發揮個人才幹

以至於後來產生了很多敢把皇帝罵的狗血淋頭的官員

明朝與西方有很好的接觸,很多西方知識分子與明朝高層知識分子有很好的交往,並翻譯了很多西方的科學著作,很多現代物理和幾何詞彙都在明朝形成

但是到崇禎皇帝時,由於明朝長期放縱官員的自由思想,導致產生了大批思想不現實的官員,

例如東林黨剝奪了有底線而又務實(明朝太監都要讀書,他們知道國家,官員與社會的底線,通常沒有虛幻的道德觀,但大多可以用合理手段為國家籌集財力)的宦官集團的權力並實施了很多錯誤政策,

例如免除商業稅,加收農業稅,不對叛亂首領處以死刑等等,導致政府財力匱乏,軍隊廢弛,叛亂此起彼伏等等,

最終明朝完全丟失東北領土,並滅亡在李自成手中,還讓清朝撿了大便宜。

清朝剛入關時漢族人沒有足夠的警惕心裡,

有很多因為社會混亂而失去民族自尊的漢人都加入了滿清軍隊,去打南明。

但是清朝始終堅持防漢抑漢的基本國策,

為了保持統治穩定,清朝基本上搞的就是朱元璋那一套,強化君主權利,強化家長權利等等

這讓最低級的知識分子高興,但是並不符合明朝晚期的社會發展方向

問了恐嚇漢族知識分子,滿清發動了規模空前的文字獄(以前各朝文字獄次數極少,證據相對充足,有冤案也可以平反)。

為恐嚇百姓,強行推廣剃發易服,破壞了漢族人的發型和傳統服裝(漢族服裝不都是寬袍大袖,可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借機屠殺了大量敢於反抗的漢人。

借修撰四庫全書毀壞大批書籍,例如《天工開物》就在中國本土消失了,直到民國時期才從日本回傳。清朝還毀壞了大量明朝史稿,並花費大量時間對明朝皇帝的形象進行了極大的歪曲和詆毀(以前各朝修撰前朝史書都是五年左右,清朝用了近百年)。

同時中斷了與西方交流,西方知識分子淪為皇室玩物,康熙個人裝模作樣西學與明朝知識分子無法相提並論。

即使在鎮壓太平天國成功之後,滿族官員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而西方人對滿族官員的印象極差。

清朝對中國文化的這種破壞導致人民思想極其保守落後,失去了向西方學習理論研究的機會,技術創造也極大落後了

而日本朝鮮在文化與中國類似,在與西方接觸之前沒有社會底子來搞科研

但是現在黃種人的情況好多了

日本的理論研究不行,但是技術研發是很好的,日本電子產品很牛,汽車也不錯

中國真正的起步太晚,但是今天也不錯,每年的十大科技進步獎可以看看。

兩彈一星,航天,導彈就不說了,民用技術這些年發展的也不錯,《我愛發明》也可以看看。

㈧ 西遊記的創意是什麼

比如有東方有玉帝,西方有如來,人間還有皇帝,反映了當時社會階級層次分明。有救苦救難的觀世音,空有一身本事卻逃不過如來佛的五指山,逃出五指山後還逃不了緊箍咒,各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卻被官大一級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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