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道教的創造力

① 李約瑟難題的李約瑟之前的觀點

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志《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麼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② 李約瑟難題詳細的回答。

李約瑟難題是英國學者李約瑟所提出的，其內容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對此問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

其實李約瑟一直強調其問題是把雙刃的劍，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麼近代科學，關於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於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了這一問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志《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麽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爭論和見解一直都比較多，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等到一個完整的答案。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一直努力地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占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復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了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杠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李約瑟之謎
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但這只是對李約瑟之謎的一個可能的回答。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問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③ 如何正確認識和看待道教文化

現在有些不研究道教的人文和宗教的人，看到道教中有許多方術修煉的內容，就想當然地將道教判定為巫術迷信，認為道教不是宗教，或者只是類似薩滿教那樣缺少宗教超越精神的低級原始宗教。這是一個誤解。
道教傳統文化中確實有許多講養生修煉、與傳統中醫學相關的內容。如存思、導引（含武術）、辟穀、行氣（含胎息）、按摩、咽液、房中、 祝由、外丹、內丹等等方術。也有一些古代民間流行的方術，如符咒術、堪輿術、占卜術、五雷法等等。甚至還有不少有趣的雜技魔術表演，如吞霧吐火、入水不溺、穿牆隱遁、撒豆成兵、踩高蹺、奔日月等等。道教的齋醮法事中，也穿插不少音樂、舞蹈、禮拜、唱贊、遊行等各種戲劇性表演，同時展示了精美的服飾、繪畫、雕刻和造型藝術。
道教是在中國本土產生的古老宗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上述這些方術有些來自中國的原始宗教和民間文化，有些出自歷代高道法師的創造，還有些是漢唐時期陸續從西域和印度傳來的。總之，道教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這對我們了解古代中國人民的信仰和生活習俗，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狀況，是難得的活著的資料寶庫。
道教法術雖然吸收了中國原始宗教或民間信仰的部分內容，但我們不能認為它就是薩滿教或巫術。因為道教是在道家哲學思想指導下，接受儒家的道德禮儀規范，並吸取融攝了大乘佛教真空觀、心性論和因果觀念，集諸家之長而成就的宗教。它是一種合道理、且倫理化的高級宗教；是以人的精神和肉體生命的升華和超越為其終極目標的信仰形式。早在漢代，當時的黃老道家思想融合先秦老莊哲學和陰陽五行家的宇宙論，形成一種以自然演進為特徵的氣化論宇宙觀和世界秩序觀念。這種觀念後來成為道教教義的理論基礎，灌注在道教的養生修煉及其它各種方術中。
這些方術的程序都按照自然道法，亦即元氣生成萬物的宇宙論和陰陽五行的世界模式論來設計和展開。僅以道教齋醮法事及符咒術為例：在法事中的道壇設置高度、范圍；施用符文的時節、方位、顏色；感召的神靈名稱、數額、服飾，以及念咒行法的次序等等。我們都可發現其中有一套整齊規范的節奏和尺度，是依據某種人類理智的設計，而非隨意所為。如果將正統道教與民間巫師的法術書放在一起，研究道教的專家稍加比較就能看出它們的區別。
體現在道教方術中的這種理智，當然不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合邏輯的工具理性，而是中國文化獨具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或曰「天理」、「道理」。其核心理念是以陰陽五行的分合演進來解釋宇宙與生命的起源和發展變化之因。
它是一種氣化論的宇宙觀和生命觀。近兩千五百年來，這種理念是中國各家學派共同秉持的基本觀念；它是中國哲學思想、宗教信仰和各種實用技術的理論內核。而道家及道教對此理念的形成和承續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如果我們抽掉這個理論內核，中國數千年來的精神文明及物質文明成果，都將變成無理可言，徒具其名的陳跡，淪為某些人可以任意叫罵的「封建迷信」。這樣的文化虛無主義如果變成現實，恐怕是任何有情感的華夏子孫都不願見到的。
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化是一種自發演進形成的原生文化，其形成的路徑和成果與西方文化和科學完全不同，但各有特色。因此我們可以說，道教的養生術及其他方技是非科學的，但絕不是無理智的，更不是全無效驗的。與道教理論基本相通的中醫葯學，也是非科學但有效驗的。中國人用它治病數千年，繁衍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沒有發生過歐洲歷史上那樣毀滅性的黑死病。
諸如糖尿病（消渴症）、天花等古代人類的殺手，中國人很早就能有效防治。治病的方法最早見於道教學者的著作中。當然，古代道術和中醫與當代科學和西醫的有效性相比，已經有些差距。但這只是時代不同和文化背景不同所致。我們決不能據此將人類歷史上一切非西方科學的信仰和文化都斥為迷信，一筆抹煞。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先生在其《中國的科技與文明》書中，對道教方術在中國古代化學、醫葯學、生命科學等方面的巨大貢獻，給與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道士是中國古代最具有創造力的人士。火葯就是煉丹道士最早發明的，後來道士又用它驅鬼。最初的金屬溶解技術、鍍金技術也是煉丹道士發明。最初的雕版印刷品是道教的符籙。羅盤原來是風水師所用的工具。
中國的四大發明，至少有三項與道教有關。還有麻醉草葯，最初也可能是求仙道士入山採得；發明麻沸散的名醫華佗，被道教尊為神仙，至今仍被供奉。歷史上著名的中醫葯家，如《肘後方》作者葛洪、《本草集注》作者陶弘景、《千金要方》作者孫思邈、《食療本草》作者孟詵等，都是道教徒和方術家。如果沒有「迷信」方術的道士，中國何來上述這些發明？在西方中世紀，宗教曾是科學之敵。而在古代中國，道士曾經是技術創造之母。由此可見，宗教與科技的真實關系，絕不像某些所謂的「科學打假」人士想像的那樣簡單。
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西方和中國兩種各有效驗的不同理智和文化體系，這是人類之福。因為它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可以各自取長補短，形成新的原創性文化。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飛躍發展，就是吸收了西方科學技術和人文思想的結果。同樣，許多近代西方學者，從萊布尼茲到榮格都曾從中國儒教、道教典籍中得到啟發，創造了他們的新理論。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性，是人類創造力的源泉。這是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的真理。為人類多保留一種有效的精神文化體系，不是更好嗎，為什麼都要統一到西方那裡去呢？
我們已說過，道教的方術不是巫術，而是有理可講的道術。其實就算是巫術，也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必一聽到這個詞語就神經緊張或精神亢奮。巫術是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現象，從原始部落到當今科技最發達 的歐美國家，都有信從巫術的人。既然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就應該以科學態度去觀察了解和分析研究它，解釋其存在的樣態及原因。而不應假借科學之名一棒子打死它。
西方近現代有許多研究巫術的人類文化學家，最著名的英國學者弗雷澤，他的著作《金枝》被譽為「人類文化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弗雷澤將人類文化的進展分為巫術、宗教和科學三個階段。在談到巫術與科學的關系時，他有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觀點。他認為巫術與科學是近親，巫術曾為科學的發展鋪平道路。他說：「巫術與科學在認識世界的概念上，兩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認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律和肯定的。
並且由於這些演變是由不變的規律所決定的，所以它們是可以准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的。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進程之外。對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並能接觸到這部龐大復雜的宇宙自然機器運轉奧秘發條的人來說，巫術與科學這二者，似乎都為他開辟了具有無限可能的前景」。（《金枝》第四章，徐育新等譯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相信那些盲目崇拜科學而貶低巫術的人，讀到這段話時會大吃一驚。西方最偉大的科學家竟然認為巫術與科學都能准確地預見和推算出未來？這不開玩笑吧。我還想告訴這些人，其實從古至今之所以有那末多人信從巫術，並非因為他們都愚昧無知，易受欺騙，而是因為信從巫術的確能為人們帶來某種功效。巫術行為在實現人們的真實願望方面或許是無效的，但在撫慰和滿足人們情感需求方面卻有效。事實上，人類有許多心理或情感的需求，是只能或只需用巫術來滿足的。
例如對某個強大敵人的仇恨和畏懼，你無法打敗他，只能詛咒他。詛咒不能實際傷害敵人，但可以幫助恢復自我的心理平衡，緩解畏懼和仇恨情緒導致的精神失常。
巫術在心理治療方面的作用，也適用於印度教（秘教）、道教等保留較多原始宗教成分的東方宗教。西方學者有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如二十世紀分析心理學大師容格對道教內丹典籍《太乙金華宗旨》和《慧命經》德文譯本曾有精闢的評論，寫過一本《金花的秘密》。
其中對人類無意識層的心理活動進行了探索。另外，據說歐洲有學者在將道家學說用於安慰瀕危病人的臨終關懷研究。美國有華裔學者嘗試用房中術治療男性功能病。也有學者舉辦道教養生院。歐洲一些國家有太極拳、武術、氣功等練功團體。東南亞國家有華人宗教團 體嘗試用方術戒除毒癮。大體上，發掘東方宗教傳統方術用於養生治病，特別是現代社會常見的心理性、精神性、功能性疾病，以補西方醫學之不足，在海外已經展開。
其實，人類的生存狀況是無比復雜的，每一個人都面臨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該如何應對的處境。古人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就是這個意思。為了應對復雜的生活處境，人們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精神和智慧形式。
巫術、宗教、科學、倫理、習俗等等，都是人類應對生活問題的智慧形式。單靠某一種智慧，無論它是高級還是低級的，科學的還是非科學的，都不足以應對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世界上最愚昧的不是信巫術或信宗教、信養生的人，而是盲目信從某一種智慧能解決所有問題的人。「迷信」這個詞的本意就是盲目信從。
問題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你怎麼信。如果將科學知識當作僵死不變的教條，而不是求真務實的探索精神，那麼科學也會變成有害的迷信。正如將肉身凡胎的道士當作大仙頂禮膜拜一樣。歷史上真正有創造力的道人，其實都是些謙虛質朴，韜光隱晦的老實人。真正有成就的科學家，也是那些在書齋和實驗室里認真做踏實學問的人。決不會頻頻上媒體張揚炫耀，拿著科學大棒四處尋找打擊對象。
客觀的看，道教的養生及修煉方術中，包含著今天仍然有效的合理成分，或有待研究改造的元素；當然也有不少已經失效，但部分普通民眾仍然相信的無害的內容。個人認為，對那些合理成分應該繼承弘揚，需要改造的內容可以研究，有些已經失效但無大害的方術也不必一概禁止。
在一些合法宗教場所，由職業道士從事不違法害人的相關活動，可以默許。在專業學者的著作中分析研究，鑒別真偽，更應鼓勵。要允許人們研究探索新的養生治病之道，探索過程中會有失誤有歧途，失誤了及時糾正就是。但不允許探索就永遠不會有新發明新創造。國外在這方面已走到了我們前面，國內因政策、資金和專業人才限制，幾乎沒有。恰恰是因為沒有認真研究探索的人，才會給騙子留下餘地。
昨天要消滅中醫，今天又辱罵道士，恨不得將中國文化一筆勾銷了事。對這樣的人真的應該進行科普教育，不是教給他們科學常識，而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家應有的品德。
最要不得的態度，就是盲目崇拜西方科學，而對中國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妄自菲薄，橫加挑剔，動不動就拿不符合科學說事，誣蔑貶低為「封建迷信」和「巫術」。科學是個好東西，沒有人反對發展科學。
我們要對道教多多研究,從而正確地認識和看待道教文化。

④ 李約瑟和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什麼影響

20世紀，有一位英國的生化學家，由最初對中國醫學的關注，進而關注起中國的科技史，最終成了一名研究中國科技史的世界級大師，他，就是被人們譽為當代利瑪竇的李約瑟博士。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年出生於倫敦南區一個小康之家，父親是醫生，母親是音樂家。1918年，遵照父親的意願，李約瑟進入劍橋大學學習醫科。後來，他進人老師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學實驗室，開始從事生化研究。1926年，他出版了《懷疑的生物化學家》一書，此後，又相繼出版了不少相關著作。在霍普金斯的熱情支持下，李約瑟全力進行有關胚胎發育期化學變化的深人研究，歷時10年，完成了《化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兩部巨著。《化學胚胎學》不但給一門新的學科下了定義並作出解釋，而且也為他日後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李約瑟37歲時，也就是1937年前後，三位來自中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到了劍橋，他們是沈詩章、王應睞和魯桂珍。三個中國人的到來導致了李約瑟人生的重大轉折，用李約瑟自己的話說就是：「這三位中國研究生給予我的影響遠比劍橋給予他們的影響大得多」。受三人影響，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並開始學習漢語。也就是在這時，他為自己取了一個漢名——李約瑟，取「李」為姓，表示他崇敬道家、道教始祖李聃（dān）。

1942年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關鍵階段，英國政府決定派科學家和學者前往中國。李約瑟和牛津大學希臘文教授多茲被選中，組成「『英國文化科學赴中國使團」，代表皇家學會赴中國進行科學文化交流，以鼓舞中國科學家的士氣，振奮他們在艱苦環境中的戰斗精神。1943年2月，李約瑟抵達昆明。在昆明，他以英國駐華科學使團副團長兼駐華使館科學參贊的身份，參觀訪問了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教育部醫葯研究所等許多機構，結識了一批著名的中國科學家。這些科學家為他日後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1943年6月，倫敦方面批准了李約瑟在陪都重慶建立「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建議，李約瑟任館長。科學合作館的成員除了李約瑟，還有6位英國科學家和10位中國科學家，其中就有李約瑟的元配夫人、生化學家李大斐和他的助手、後來與他結為夫妻的營養學家魯桂珍。為使中英科學合作館充分發揮作用，李約瑟拚命地工作，竭盡全力解決和改善戰時中國科研機構設備不足、書資料缺乏的困難，並經常組織中國科學家和盟國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李約瑟不但要以戰時中國科學家的努力和成就，來促使歐美科學家對中國科學和技術發生興趣，而且還要讓中國科學工作者了解，一個西方科學家是如何欣賞他們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所做的種種努力的。

從1943年8月起，李約瑟在秘書黃興宗等四人的陪同下赴大西北考察，歷時幾個月，先後到達漢中、蘭州，再經酒泉、嘉峪關、玉門，到達敦煌。在考察千佛洞的日子裡，他撰寫了關於敦煌壁畫和千佛洞的論文交由英國《自然》雜志發表。1944年至1945年間，李約瑟連續撰寫了三篇關於國際科學合作事業的備忘錄，繼續為實現他所設計的國際科學合作藍宣傳吶喊。1946年3月，李約瑟經由香港回國，並赴巴黎接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副主任之職。

李約瑟深知：要全面深人地剖析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及其西傳的歷史，必須與同期的西方科學技術進行比較研究，使中西兩種不同的文明相互溝通，才能理清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脈絡和線索。1953年8月，第七次國際科學史會議在耶路撒冷舉行，李約瑟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與西方在科學史上的交往》的演講。他認為：「在科學技術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相互的交往很能引起人們的興趣。考察到這一事實，不管怎樣我們都會看到，有關的交往年代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我們對張騫時代以前獨特的觀念或技術細節傳播可能性的判斷，對公元前二世紀末古老的絲綢之路的開辟的判斷，應該與後來牽強的判斷有所不同。」

1954年初，傾注了李約瑟大量熱情和心血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終於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立即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關注，各國報刊紛紛發表文章予以評論。此後，其餘各卷陸續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學思想史》；1959年，第三卷《數學、天文學和地學》；1962年，第四卷《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一分冊（聲學、光學和磁學）；1965年，第四卷第二分冊（機械工程）；1971年，第四卷第三分冊（土木工程與航海技術）；1974年，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二分冊（煉丹術的起源及長生術）；1976年，第五卷第三分冊（煉丹術的發展）；1978年，第五卷第四分冊；1983年，第五卷第五分冊；1984年，第六卷第二分冊（農業）；1985年，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1986年，第六卷第一分冊（植物學）；1987年，第五卷第七分冊（火葯與火器史）、第九分冊（紡織技術）。1990年，《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文全譯本在北京舉行首發儀式。評論認為：李約瑟在科學史學方面的特殊貢獻，在於他將近代科學同傳統科學區別開來。

李約瑟的巨著是在許：多人的幫助下完成的。他的第一合作者是王鈴。有人認為，他們的合作像是一種天緣，使兩位朴實勤奮的學者碰在了一起，不為俗物所累，真正為學問而學問。有人說，沒有李約瑟，王鈴的一生將是另一番情景；沒有王鈴，科技史的寫作，絕不會如此之快，其成果也不會如此之大。李、王合作，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話。1990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李約瑟「人民友好使者」稱號。

⑤ 外國人對道教，道家了解多少

絕大多數人不會想到，從學術角度看，歐美的專業學術機構和這方面的專家，對道教道家的研究比國內要深廣的多。比如李約瑟，大家以為他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其實他是研究道教的，特別是外丹。

⑥ 道家有那些發明

為道教平反昭雪——科技篇

道教信仰鬼神，這是道教在近代屢遭厄運的關鍵原因，也是道教直到現在還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要原因（上面一位網友認為道教是垃圾，還有很多網友要求我將道家和道教分開，因為他們心裡對道教存有鄙視，只是沒說出來而已）

其實道教的鬼神信仰不但是我國文學藝術浪漫主義的主要源頭，還是當今網路上流行的玄幻小說的靈感源泉。更重要的事，靠著神秘的鬼神信仰，中國人才擺脫了儒家偏狹的人生信仰，保持了對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並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寫《中國古代科技史》時，對道教中蘊藏的科技知識贊不絕口，乾脆以十宿道人自稱。

至於道教追求的長生不老，只不過是一個科學難題，更是與封建迷信掛不上鉤。相反由於追求長生不老，道教對我國古代醫葯學、化學、生理心理學等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我國歷史上著名的醫生華佗、孫思邈、劉守真、李時珍、傅山等均為道教徒。晉代葛洪所著《肘後備急方》、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注》七卷，孫思邈《千金要方》，均為中國醫學要籍，這些是至今還發揮重要作用。

20世紀70年代中國科學家根據《肘後備急方》中記載的以青蒿治療瘧疾的方法，從菊科植物黃花蒿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成為抗瘧葯物史上繼喹啉類以後的重大突破，解決了困撓國際醫學界的治療瘧疾的難題。

世界最早的人體解剖圖是五代時道教徒所繪。道經《金笥玄玄》中保存了道教在寄生蟲學領域的探索成果，並有甘蔗控制蛔蟲功效的記錄。道教徒還發現了用谷糠預防腳氣病，用動物肝臟治療夜盲症，用海帶治療甲狀腺腫大的方法。

為了追求長生不老，道家徒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了煉丹活動，中葯學中的大量有價值的「丹方」來自道教的煉丹活動，許多至今仍在中醫葯領域發揮重要的治療功能。

道家徒的煉丹活動直接促進了我國古代化學的發展，火葯的發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道士們在煉丹活動中製造了世界最早的耐火密封材料「六一泥」。為了煉丹，道教在鑄造和拋光等技術領域進行探索。

因為煉丹和修行對時空環境要求極嚴，所以道教徒花費了大量精力從事天學觀察和研究。道教徒提出的宣夜說是一種比較科學的宇宙模型。道門曾自創了一種「二十八宿旁通歷」的歷法 。道教對官方歷法思想的發展也作出了貢獻。其中，隋唐道士積極參與了官方的歷法制定工作。道教學者李淳風和趙友欽不但在天文知識領域有諸多貢獻，還參與了天文儀器的製作和改進工作。此外，道教徒發明的「秤漏」，則對其後400年間中國漏刻計時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長期為道門所重的《五嶽真形圖》已有了地圖學上最早的等高線畫法，宋元時期道經《雨陽氣候親機》中保存有用於氣象預報的道教「雲圖」
道教對我國古代物理也有諸多貢獻，物理一詞即來源於道家道教，指南針的發明與道教有密切關系，唐代道士王冰已經意識到了大氣壓力的存在。《玄真子外篇》中還記載了人工方法造虹的試驗以及銀河、潮汐、雷電、荷葉上水珠的成因。並通過實驗對視覺暫留效應作了精彩的解釋。

五代道教學者譚峭所著《化書》在鏡的成像理論方面，對摩擦生熱燃燒現象、聲音產生的原因和媒介作用都有精彩的論述。並意識到物體運動與參照系有一定的關系。

趙友欽曾在，精心設計了一個相當完備而又十分復雜的大型光學實驗，進行大型光學實驗。實驗目的明確，實驗條件可控，實驗步驟清晰，實驗結果可靠。不足的是他還沒有進行定量分析。

道教對我國數學的貢獻也極為突出。歷代擅長數學的高道和道教學者不在少數，如何承天、成公興、劉焯、李淳風、趙友欽、朱載NB063李注算經十書完成後，唐高祖下詔做為教科書在「國學行用」。


我們常所說的一元二次方程中的「元」即來源於道教神秘的天元術。因為天元術的出現，我國數學進入了符號運算階段，我國數學也在宋元時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珠算的出現也與道教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數術記遺》是現存最早著錄「珠算」器的文獻，其中還蘊含著數學坐標思想和十分豐富的程序設計思想。

道教對我國古代科學思維的形成也有極大的貢獻，它的以術演道、以道馭術的思想，對如何認識大自然、如何防止科學技術對人類的危害至今還有重大的參考價值。道教的「觀變察機」、「參驗」、「析理入微」的思想與現代科學多有相合之處。

最值得一題的是，趙友欽在實驗中把觀測人員分為兩組，分別用兩架相同測經儀同時觀測，這樣就可以彼此參驗，對照觀測結果。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趙友欽還提出為了避免誤差，提高測量的精確度，必須進行多次測量，以多次測量的平均值來計算恆星赤經差。這一立兩架同時參驗、多次觀測以消除誤差的觀測思想在中國科學思想發展史上是極為先進和科學的，它充分顯示了趙友欽作為一名實驗科學家所具有的深邃科學思想。

與儒家對技工的輕視不同，道教把許多發明家當成了自己的崇拜偶像，如魯班、墨子、黃道婆等，《墨經》、《公孫龍》等許多科技著作也是靠道教保存下來的。

⑦ 李約瑟說：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像是已經爛掉了深根的大樹！你怎麼看

李約瑟說得沒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在於道家，雖有百家，但都是派生的支幹，一個「道」字，被各家衍繹出各種不同的學說，紛紛紜紜，各具特色。時至今日，其影響力依然不衰，看一看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醫，太極拳、氣功以及許多養生觀念，那一個是脫離了道家思想憑空而蹦出來的。

還說中醫，辨證思維閃耀著千年光輝，把人體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相對於那種孤立地，局部地形而上學圯對待病變的思維要完善得多，如果沒有了道家思想，便沒有中醫這個瑰寶。今天，道家思想仍在中國的土壤中根深葉茂，只是人們無心而忽略了而已。

所有的思想只要出現了，就沒有深奧一說。但總體道家算是上升到哲學高度的，其他可能只有名家了。其他算不上什麼思想，實用觀點而已。孔家純粹是立規矩的，與真理無關。不過你確實沒有讀懂道家，從實用性考慮百家與哲學無用論一樣。不要說什麼先秦思想，別忘了魏徵那個老道幫李世民開辟貞觀盛世。諸葛亮，劉伯溫，袁天罡，李林甫。其實道家思想一直都是很重要的時刻出現了。只是沒有儒家那麼不要臉罷了。

火葯、印刷術、指南針的發明與道教密切相關，在自然科學領域道教貢獻了：火葯、印刷術、指南針、中醫、風水、養生、太極拳，其它宗教在自然科學領域里毫無貢獻。

⑧ 道教，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嗎

道家在戰國時期已經是諸子百家之一。道教在東漢時期才真正出現，尊崇李耳（老子）為祖師。
春秋時期，李耳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統的理論，標志著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道家是對中華哲學、文學、科技、藝術、音樂、養生、宗教等等影響最深遠的學派。
李約瑟說：「中國人性格中有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源於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經爛掉的大樹。」「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道家哲學)對中國科學史是有著頭等重要性的」，對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宗教、思想、文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