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既發明之

1. 六經指的是什麼

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合稱。

始見於《莊子--天運篇》。是指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這六部經典著作的全名依次為《詩經》《書經》(即《尚書》)《禮經》《易經》(即《周易》)《樂經》《春秋》。

(1)六經既發明之擴展閱讀：

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詩》《書》《禮》《易》《樂》《春秋》，後人稱之為「六經」。

其中《樂經》已失傳，所以通常稱「五經」。《禮經》：漢代是指《儀禮》，宋朝以後《五經》中的《禮經》一般是指《禮記》。《三字經》中：「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禮指《大禮》《小禮》，後失傳其一，並更名為《禮記》。

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僅僅是對它們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1]

這六部古書，從遠古留存下來，在孔子之前，為王室貴族所有，深為歷代統治者所寶重。《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

「教之處，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會合而鎮其浮，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里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孔子整理的六經已大多包括在裡面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於先秦其他文獻。

2. 文言文翻譯：【出自】:宋·周密《齊東野語·道學》：「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介卓然自為一

【原句】
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介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
【譯文】
那些能夠闡發先賢的旨意，追根溯源，論述講解介紹卓越自成一家的（人），只有廣漢人張敬夫、東萊人呂伯恭（呂祖謙）、新安人朱元晦（朱熹）而已。
【注釋】
1、這句話出自宋·周密《齊東野語·道學》。
2、發明：闡述；闡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等）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後漢書·徐防傳》：「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明文徵明《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時舉子學《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用校釋書目提要》：「（劉師培《管子斠補》）多列類書徵引文字之異同，少所發明。」
3、溯流徂源：順支流上溯河源。比喻追根究底。溯：逆流而上；徂：往、到。
4、論著：論議和著述。《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箸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宋曾鞏《與王介甫第三書》：「所雲『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為介甫言，亦有此意。」清戴名世《九科大題文序》：「其為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
5、卓然：卓越貌。漢劉向《說苑·建本》：「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游神也。」晉陶潛《飲酒》詩之八：「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唐杜甫《飲中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明李贄《答李見羅先生》：「聰明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為千聖所搖奪。」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六·瑣綴錄》：「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魯迅《墳·春末閑談》：「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

3. 請描述中國經學由六經到十三經的演變過程及原因

儒學最初的課程有四門功課，是儒生的必修課，它們是詩、書、禮、樂，時稱為四術，約相當於今天的文學課、古代史課、政治課及音樂課。後來增設了易和春秋，相當於當時的哲學課和近代史課，這已經是孔子晚年的時期了，後人稱之為「六藝」，也叫《六經》。
其中因為古代沒發明樂譜而致使樂經在戰爭中失傳，到漢朝時只剩下了其他五經，漢文帝時開始設立各經學博士至武帝時代完成系統學府，《五經》之說至此流傳至今。
所謂國學中儒學的十三經一說，則是在唐朝的科舉發明以後，前面提到的禮分三禮，春秋分三傳，分開計算則是九經，唐太學里作為標準的經文由前九經再加＜孝經＞、＜論語＞、＜爾雅＞，最後到宋朝時崇文抑武又把孟子列入經書，共十三種，以後再沒增加，但十三經名字的由來更晚，大致在明朝匯刻＜十三經註疏＞和＜十三經古注＞才正式有了現在通用的《十三經》之說。

4. 六經分別指哪六經作者主要內容

孔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找不到先聖根據，因而是他的杜撰。六經，是春秋時期 孔子教授和編譯的六類科目的教科書。這六本教科書在孔子晚年成型，在弟子的不斷傳播中被強化，最後在漢代被稱為漢代「六藝」（《詩》、《書》、《禮》、《易》、《樂》、《春秋》），具體的課本被稱為「六經」。孔子所教授的「六藝」與周朝教授的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比，其文化課內容和外延顯然豐富多了，應該算是一種創新。從此，這「六經」就成為儒家的必讀書目。 所以，六經的誕生和演化，是離不開孔老先生對他們的不斷完善和傳播的。當年，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可能是基於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還有那麼一些無奈和生存的需要，選擇以「傳道、授業、解惑」來作為自己立足於社會的本領。他在《論語》中自述自己是「三十而立」就是指他三十歲時找到了自己的社會定位，有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開私塾，辦學堂。他在選擇給學生教授的內容時，就把自己曾經讀過也最熟悉的《詩經》、《書經》、《禮經》和《樂經》拿來作為主要的講授內容。年少時的孔子，在平民學校畢業後，由於沒有資格進入為貴族子弟設置的「大學」繼續深造，就開始了自己的自學經歷，據他後來回憶自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篇第二），就是說自己從十五歲開始便進入自覺的自學階段。他自學的主要內容就是《詩》、《書》、禮、樂等。所以他成為老師後，依然認為這四類學科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於是就把這四類內容進一步完善和改進，使其文化課內容和外延更加豐富，以適應春秋時代社會激劇變化的需求，應該算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下面繼續講「六經」時，大家能看到孔子對這些古籍的重大修改。他在堅持教學內容的多科性和全面性的同時，依然在尋找其他類科目進行補充和完善。於是，晚年孔子又增設了《易經》和《春秋》，與此前教授的「四經」合稱「六經」。應該說，這六部書是強烈代表了孔子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書籍。 參考資料： http://www.zxzyw.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1409

5. 陸九淵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何解

國學愛好者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宋代理學家陸九淵「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句名言
的。順便說一句，如果不知道，那這個人不是初學者，就是偽國學愛好者。盡管有人考
證出來陸九淵的原話應該是「六經注我，我安注六經」，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到後來這句
名言能成為解釋學的兩大原則的一個精煉的中式表達。

從字面意思上也很容易理解，「我注六經」就是閱讀者去盡量理解六經的本義，用
時下流行的術語來說，叫做「文本還原」；而「六經注我」卻是閱讀者利用六經的話，
來解釋自己的思想，哪怕是故意誤讀。但是「六經注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陸九
淵那樣，故意地「六經注我」；另一種，則是閱讀者完全無意識地「六經注我」。

我看過一些現代《周易》註解，和一些所謂「研究家」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門。那
么一本簡簡單單占卜的書，經他們那麼一註解或是一研究，居然變成了無所不蘊、天地
唯此的網路全書。有說裡面體現了宇宙的奧秘的；有說裡面反映了人類的命運的；最近
又聽說，有一個心情灰暗、幾乎要自殺的醫學研究者，因為《周易》里的一句爻辭而忽
地振奮精神，結果是考入了某大學心理系當博士研究生，研究起《周易》來了，還說
《周易》「蘊含了豐富的心理學思想」。

其實《周易》裡面何嘗有這些？事實不過是：說裡面體現了宇宙的奧秘的，其實是
他自己心裡自以為有什麼宇宙的奧秘，卻不直說，而是借著《周易》的話說出來；說里
面反映了人類的命運的，其實也是他自己心裡自以為知曉人類的命運，也不直說，而是
借著《周易》的話說出來；至於那位人生絕處逢生的博生研究生，自己的智慧看來並不
小，心理學思想也挺豐富，可惜也不直說，非要借著《周易》的話說出來，結果就成了
《周易》「很有智慧」，《周易》「蘊含了豐富的心理學思想」——這不是標準的「六
經注我」嗎？

6. 遂大道"六經"之旨概然有志於天下是什麼意思

《范仲淹苦讀》
范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或夜昏怠,輒以水活面.往往餷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經之旨,概然有志於天下.常自高能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遂大通六經之旨,概然有志於天下.意思：
終於精通《六經》的要義,慷慨激昂,有了擔負起國家興盛的大志.

7. 儒家常說的六經是怎麼來的

現有的古文字材料來看，甲骨文中無論是“經”字，還是作為其本字的“坙”字，都還沒有被發現。西周金文中發現了一些，如大盂鼎“敬雍德坙”、大克鼎“坙念氒保相師華父”、虢季子白盤“肇坙先王令”、叔夷鍾“余經乃先祖”等，但在這些銘文中的“經”或“坙”都是當作經緯，也就是經營的意思講。迄今，我們尚未在金文中發現將“經”或“坙”當作典籍、經典，或是書籍這個涵義來使用的例子。

周公制禮作樂的大旨，其實正是要從制度上追慕堯舜之治，以建設道德禮制為主要目的，而這在春秋戰國之際遭遇了最大的危機。規范被踐踏，秩序被破壞，德治被拋棄，禮樂失去了舊日的尊嚴與力量，成為了當權者誇示與享樂的工具，文武之道，禮樂之制此時已瀕臨消亡，而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刻，一個存亡繼絕的偉大人物出現了，那便是先師孔子。這大致就是六經的來歷。

8. 六經的演變

六藝與六經的關系，漢朝人在使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概念的時候，有時是從課程的角度出發的，有時是從課本的角度出發的。至於六藝為何會出現禮、樂、射、御、書、數和詩、書、禮、樂、易、春秋兩種不同說法，則與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場變革有關。
六藝與六經是中國教育史和中國儒學史上的兩個重要名詞。六藝有禮、樂、射、御、書、數和詩、書、禮、樂、易、春秋兩種不同的說法，後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可稱作六經。這是稍有文史修養的人都會知道的常識。那麼，六藝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什麼既可稱作六經又可稱作六藝？經和藝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就筆者的見聞來看，古來學者對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唐朝顏師古注《漢書》，於《藝文志》、《儒林傳》、《韋賢傳》等篇中的「六藝」一律釋曰「六藝，六經也」，這可以說代表了古代學者共同的看法。注意到六藝與六經的區別並試圖對之作出解釋的專論，僅見今人鄧安生先生的《論「六藝」與「六經」》[1]。該文正確地指出了「『六藝』決非六部儒家經典」的事實，但其最終解釋——「六藝就是六經，六經就是六藝，名異實同，都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技藝，稱六經者，儒家推尊其術而已」，在我看來卻與歷史事實似乎有較大的出入。我認為，六藝與六經的關系，乃課程與課本的關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六藝除了六經還包括解釋六經的傳。經之得名，乃對傳而言，並非推崇六藝的產物。至於六藝為何會出現兩種說法，則與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場變革有關。現將鄙見略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
一
六藝一詞最早見於《周禮》的《地官》篇，原指周代貴族社會用以「造士」（即培養武士）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的人，從《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一段文字來看，是應該包括「萬民」在內的。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這幾句話，據此認為只有具備「國子」身份的高級貴族子弟才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這是不準確的。事實上，國子和萬民都有接受六藝教育的權利，只不過他們接受六藝的地方不同，一在國學，一在鄉校而已。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周禮·地官》所說的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的萬民，並不等於一國所屬的全體民眾。在西周及春秋時代，周王朝及其所屬的諸侯國普遍實行一種「國野」分治制度，將一國所屬的全部人口依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種。士、工、商住在「國」（即城市戶口），稱「國人」；農住在「野」（即農村戶口），稱「野人」，也稱「庶人」。《國語》載，春秋初葉管仲治齊，將齊「國」分為21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將「野」分為五屬，每屬30鄉。按當時規定，四種職業世代相襲，不得改變。這即是管仲對齊桓公所說的「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據管仲估算，齊國「士鄉十五」以每家出一人計，即可「有士也三萬人」[2]。據此可知，《周禮》所說的「萬民」當指士鄉之民。也即是說，六藝是為士鄉子弟開設的課程。因為只有士鄉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士，而且士鄉的人口也適合以萬為單位來計算。至於農工商三種職業的人，他們根本沒有資格成為士，當然也就沒有資格接受培養武士的六藝教育了。《左傳》中對此種制度也多有反映。例如，楚國大夫子囊在向楚王介紹晉國政治的修明時說道：「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嗇，商工皂隸不知遷業。」[3]可見「競於教」是士階層獨有的生活。
據章太炎的研究，在孔子以前，儒人即是在鄉里從事六藝教育的人[4]。
除了培養武士的六藝課程之外，周代還有一種以培養高級政治人才為目標的、以各種歷史文獻為教材的課程體系。這種課程體系的設置在不同諸侯國可能並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國家也可能並不固定。不過，關於這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及其教學目的，《國語》中楚國大夫申叔時談論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話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信息：「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5]
申叔時建議開設的課程一共9種。從《左傳》和《國語》等文獻來看，申叔時的這一課目表在當時貴族教育中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在當時貴族精英的內政外交活動中，這些內容是經常會提到的。
二
如前所述，六藝本是與周代國野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旨在培養武士的課程體系。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與武士階級的生活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從流傳至今的《儀禮》一書來看，士人的禮、樂生活十分豐富，所以禮、樂被排在首要位置；在春秋時代以前，戰爭的主要方式是車戰，所以射、御成為必修的軍事課程；書、數作為基礎的文化課程，反而置於六藝之末。
大約從春秋中葉開始，隨著耕作技術的進步、各階層人口的增長，以及兼並戰爭的加劇等客觀社會因素的影響，國野制度逐漸受到破壞，貴族淪為野人以及野人希望分享士人權利的歷史趨勢越來越不可阻擋。特別是禮崩樂壞和步戰方式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動搖著六藝教育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發展呼喚出現新的教育模式。
儒人出身的魯國思想家孔子成為最先起來掀起教育變革的代表人物。從《論語》等文獻材料不難看出，孔子及其有名的弟子們對六藝都是十分嫻熟的。在孔門的課程體系中，六藝可能仍然被保留下來，以培養「童子」階段的學生。但是，孔子本人所倡導的教學模式卻與儒人們以前參與的用來培養武士的六藝教育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一不同即《史記·孔子世家》所總結的「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在六藝之外，孔子開創了一種以詩、書、禮、樂為具體課目的新的課程體系。這種新的課程體系，與前面提到的以申叔時開列的9種課程為代表的周代用以培養高級政治人才的歷史文獻教育十分相似，可以說一脈相承。與其不同的是，申叔時說的課程乃是對高級貴族子弟開設的，應該是接受六藝教育之後的一種高級教育，而孔子的課程則是面向所有三千來學弟子開設的。來到孔子這里求學的弟子，除了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之外，還有不少出身於野人和商人家庭。這些人本來連接受六藝教育的資格都沒有。由此可見，孔子開創的新式教育實際上是使廣大被統治民眾獲得了分享貴族階級所壟斷的文化與政治特權的機會。這與當時貴族社會逐漸解體的歷史發展趨勢無疑是一致的。這種新的時代精神不僅體現在教育對象的改變上，更重要的還體現在教學內容的變革上。孔子所使用的詩、書、禮、樂教材，雖然大都是從當時魯國貴族教育家那裡搬過來的，但在對教材的講解上卻增加了許多體現新的時代精神和歷史發展方向的新觀點。如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6]「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7]他開設禮、樂教學的目的除了維護社會秩序之外，還在於限制貴族的僭越行為，從而間接地減輕民眾的負擔。又如《春秋》，孔子在教學中除了總結歷史教訓，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譏世卿」，反對貴族特權無條件地代代相傳。
除了詩、書、禮、樂之外，孔子開設的課程在他晚年又增加了春秋與周易兩門，與六藝一樣，正好為六門。
由於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課程內容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並兼顧了各社會階層的利益，孔門成了當時最有活力和最受歡迎的教學園地。孔門弟子將孔子的政治思想應用於實踐，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到戰國時代，由孔子創立的儒家便成了弟子遍布天下的顯學，占據了教育市場的最大份額。而正是在戰國時代，以培養車戰的武士為目標的六藝教育因國野制度的崩潰和車戰被步戰取代而退出了歷史舞台。於是，六藝這個概念悄悄發生了變化：從原先用來稱呼培養武士的禮、樂、射、御、書、數變成儒家用來培養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一歷史變化之所以產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六藝作為一個課程組合名稱，已經廣為人們接受，有很強的品牌效應；儒家的前身儒人本來就是從事禮、樂、射、御、書、數這老六藝教育的人，在老六藝教育被歷史淘汰以後，儒家通過課程改革繼續掌握著教育大權，為了滿足人們對六藝這一名詞的眷戀心理，利用好這一品牌效應，儒家人士便將詩、書、禮、樂、易、春秋湊成六門課程，並沿用六藝這一名號來稱呼它們，藉以證明自己在教育史上的正統地位。事實上，如果咬文嚼字的話，用六藝來稱呼詩、書、禮、樂、易、春秋，未必是恰當的。因為它們並不像禮、樂、射、御、書、數那樣是六種技藝。新六藝中的禮、樂與老六藝中的禮、樂不同。老六藝中的禮、樂比較簡單，且帶有表演性質，禮指吉禮（祭祀之禮，共12目）、凶禮（喪塟之禮，共5目）、軍禮（軍旅之禮）、賓禮（賓客之禮，共8目）、嘉禮（婚冠之禮，共6目）等五類禮節儀軌，樂指《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六個樂舞。新六藝中的禮、樂則主要研究禮、樂的社會政治功能。
三
從教學內容的角度來看，新六藝與培養武士的老六藝有一顯著區別。老六藝是一種技藝教育，除了書、數也即識字和算術兩門課程之外，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教學活動都不需要課本。即使書、數兩門課程，是否有課本也很難說定。而新六藝則不同。新六藝主要是一種文獻知識和思想理論教育。這種教育需要書本作為媒介。
《論語·先進》中載有孔子和子路的這樣一段對話：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乎佞者。」
子路讓子羔擔任費邑長官，孔子不同意。原因是子羔當時還在孔子那裡讀書。子路卻認為，即使不讀書，也可以出仕。子路的看法代表的是一種落後觀念。在周代社會，貴族出身的人大都在接受老六藝教育之後即走上仕途，無意進一步讀書求學。這也即是鄭國貴族子皮對子產所說的「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8]。孔子認為，要從政必須先學習，而學習則離不開讀書。由這則對話可知，孔門的新六藝教育是和讀書分不開的。孔子要弟子們讀的書，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文獻。如前所述，這六種文獻本來屬於申叔時所說的那種周代貴族社會用以培養高級貴族子弟的高級教材，這些教材本來又是周代文化部門的官吏所編纂和掌管的官書。這些官書在孔子之前大都已有定本。例如居於「詩書禮樂」教材組合之首位的詩，吳國公子季札於公元前544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就在魯國接觸到了與今天所見《詩經》差不多的本子。又如《周易》與《春秋》，晉國大夫韓起於公元前540年（魯昭公二年）訪問魯國的時候，「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9]。《尚書》與《樂經》的情況不詳。至於《禮經》（即今之《儀禮》），孔子之前是否有固定本子已經不能確定，《禮記·曲禮》中有這樣的話：「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今本《儀禮》的寫定可能與孔子有關。不過，從前面所引申叔時「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的話來看，孔子之前肯定有禮書無疑。孔子所做的不過是整理而已。
孔子利用各種現成的歷史文獻作為教學用的課本，這些課本被儒家人士稱之為「經」。至遲在戰國中期，「六經」的說法就已經在社會上流行，而且人們普遍承認六經為孔子編定。《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耽（同『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起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
關於「經」之得名，漢以後的儒者大都從「常久不易」的角度來解釋。例如，《釋名·釋典藝》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宗經篇》說：「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玉海》四十一引鄭玄《孝經注》：「經者，不易之稱。」這種說法顯然是儒者尊經意圖的反映。章太炎曾對此作過駁正，提出：「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易於百名以下用簡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10]章氏的說法應有一定道理。春秋戰國以迄漢代被稱為經的書很多，並不為儒家所獨有。《國語·吳語》中有「挾經乘桴」的話，經指兵書；醫書有《內經》、《難經》；《墨子》有《經上》、《經下》；《荀子》曾引《道經》；賈誼《新書》有《容經》。這些書被稱為經，恐怕與所謂不變的常道沒有什麼關系。不過，章氏的說法還有其不足之處。如果經僅僅是編絲綴屬的話，那麼當時其他一些類似的書為何不都稱作經呢？《荀子》中的一段話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由此看來，經是學習活動中必須誦的一種書。所謂誦經，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背課本。上面提到的各種經，應該都是各家學派的教學活動中需要背誦的課本。出於同一門派的老師對課文的講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課本則是相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用兼有「恆常」「編絲綴屬」二義的「經」來稱呼課本，可以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四
孔子及其後學在以經作為課本教育學生的時候，其目的並不僅僅是讓學生記得一些死書，而是要培養學生的人格和政治智慧。《荀子·勸學》、《禮記·經解》、《莊子·天下》、《史記·太史公自序》等文獻都談到了學習六經的這些目的所在。如《勸學》雲：「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天下》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義。」要達到這樣一些教學目的，孔子及其後學對經書的解說便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於是，與經相對的一個名詞便出現了，這即是「傳」。所謂傳，即是對經的解說，除了「傳」之外，還有「說」、「記」等說法，總的都可以稱為「傳」。正因為傳的存在，六藝古經才有了「備王道」的新意義。例如《周易》有「十翼」，包括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解釋《周易》古經的專題論文七種十篇，撰成於春秋戰國之間，原來都是單行，漢代學者將其與《周易》古經合在一起，稱作「十翼」。「傳之於經，猶羽翼之於鳥也。」如果沒有十翼，《周易》只是一部占卜學文獻，對儒者來說就如同一隻飛不起來的死鳥；由於有了十翼，《周易》就成了一部「道陰陽」的儒家哲學著作。又如《春秋》，本是魯國史官寫的一部大事記，但由於有了《公羊》《穀梁》等傳記，就成了一部政治倫理學著作。
《論語學而篇》載有曾參這樣一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復習了沒有，乃是曾參一日三省的大事之一，由此可見「傳」在儒家教學中的地位。
傳不僅僅指對經書的解說，還包括所有與孔子學說有關的並不直接解說經書的文字。例如《論語》，據王充《論衡正說篇》的記載，漢宣帝下古文《論語》於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
關於「傳」之得名，章太炎認為：「『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說文》訓『專』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勿』（今作『笏』）。……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11]此說應該有一定道理。學生聽了老師對經的講解，將其記錄於比較方便的手版上，並以之作為自己將來當老師時要用的參考材料。這大概是傳產生的原因。
五
正因為傳相對於經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六藝」這個課程組合概念，並不僅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種經書而已，還應包括講解經書的傳。從現有文獻來看，將詩、書、禮、樂、易、春秋統稱為「六藝」，最早見於漢初（這當然不是新「六藝」出現的最早時間）。賈誼《新書·六術》：「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從這條給「六藝」下定義的材料不難看出，六藝與六經之間絕不是一種完全等同的關系。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種經書本身並不能稱作六藝，只有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才能稱得上六藝。「術」的傳播，除了藉助於經，更主要的無疑是依賴於傳。陸賈《新語·道基》中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話：「後聖定五經，明六藝。」陸賈將「五經」與「六藝」對舉，並且在其前面分別加了一個「定」字和「明」字。這說明，作為「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因《樂》經已亡，故陸賈只提「五經」），只要「定」文字就可以了；作為「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則是需要在講解中「明」其意義的。藝的發明，顯然要以傳為載體。
董仲舒在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對策中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2]這「六藝之科」，顯然是從經傳結合的角度來講的。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議而立五經博士，更是明確地體現了經傳並重的傳統。在當時能夠讀懂六經的人無疑是很多的，但有資格立為學官的卻只有少數的幾位：「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3]漢宣帝後，經師博士略有增加。能立為博士的條件即具有師法。所謂師法，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至少從名義上來說，是從孔子及其弟子代代相傳的關於六經的穩定的解說。師法的表現，則是書面化了的傳。
西漢學者在提到「六藝」的時候，也都是在經傳結合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其中最明白的莫過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這句話：「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六藝之所以「以千萬數」，原因在於它包括了「經傳」兩個部分。如果只講經，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又，司馬遷自述他寫作《史記》時取捨歷史材料的原則，乃是「考信於六藝」。所謂「考信於六藝」，即《太史公自序》中說的「厥協六經異傳」。從《史記》中的具體篇章也可以看出，司馬遷所「考信」的史料，不但包括六經，而且還包括解說六經的傳，在他看來兩者的地位是相同的。清代的崔適在《春秋復始》中已經指出了這一現象：「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呂思勉發揮說：「余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豪厘，繆以千里』（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余可類推。」[14]在漢儒那裡之所以出現這種經傳不分的情況，原因即在於漢儒引用的是作為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不是作為六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後人不知六藝與六經的區別，故而感到奇怪。其實，漢人所作的圖書分類法已經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歷史真相。西漢末年劉歆作的《七略》（《漢書藝文志》所本），將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術數」等七個類別，總稱「七略」。被收入「六藝略」的圖書，除了六經，還包括所有解說經書以及與孔子學說有關的書籍。
那麼，六藝又是怎樣變成六經的同義詞的呢？我認為，這與今文經學在東漢的徹底衰落有著重要關系。今文經學退出歷史舞台後，傳經已不再講究師法和家法。「傳」不再具有「經」那樣的神聖地位。於是，從晉代李充將圖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開始，「六藝」被「經」取代，再也沒有在中國此後的圖書分類法中出現了。
總而言之，六藝和六經是兩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無論從六部經典的角度還是從六種技藝的角度把六藝和六經等同起來，都是不對的。六藝是從課程的角度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總稱，六經是從課本的角度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總稱。這與我們今天學校教育中的情況一樣，「政治」「語文」「數學」「英語」「歷史」「地理」等等，既可指課本，也可指課程。
[1] 見《南開學報》2000年2期。
[2] 《國語》卷六《齊語》。
[3] 《左傳·襄公九年》。
[4]章太炎：《說儒》，傅傑（編）：《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93頁。
[5] 《國語》卷十七《楚語上》。
[6] 《論語·陽貨》。
[7] 《論語·里仁》。
[8] 《左傳·宣公三十一年》。
[9] 《左傳·昭公二年》。
[10]章太炎：《文學總略》，
[12] 《漢書》卷56《董仲舒傳》。
[13]《漢書》卷88《儒林傳贊》。
[14]呂思勉：《經子解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9-10頁。

9. 尊德性、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是什麼意思

前一句「尊德性」的意思是：君子應當尊奉德行。出自《禮記·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後一句「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的意思是：做學問假如想求得根本，就不要拘泥於對古代經書的追根究底。出自宋•陸九淵《語錄》：「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整體的意思是：君子應當尊奉德行，並且在做學問時如果要探尋根本，有所收獲，就不要拘泥於對古代經書的追根究底，應多挖掘本心。

(9)六經既發明之擴展閱讀：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是陸九淵的名句，他主張「吾心即是宇宙」，斷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他認為治學應「發明本心」。他認為學者的任務是探明天地人生之道，並用之於實踐，而不是為學習而學習。即使將六經背得滾得爛熟，卻不能明道，不能行道，跟沒有學習毫無二致。為此，陸九淵還提出了一個口號：「一意實學，不事空言。」

按陸九淵的觀點，一個想明道的人，應該「發明本心」，用心去體悟道的本原，而不能寄希望於六經。中國的傳統觀念是「崇古非今」，老是覺得古人比現代人聰明，古人的東西總是好的，是牢不可破的經典。陸九淵敢於懷疑、看輕六經，在當時可以說是通天徹地的覺醒。

陸九淵(1139—1193年)：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字子靜，自號「象山」，人稱「象山先生」。與朱熹齊名，人稱「朱、陸」。金溪（今江西金溪縣）人。他一生的輝煌在於創立學派，從事傳道授業活動，受到他教育的學生多達數千人。他的學說獨樹一幟，與當時朱熹為代表的正宗理學相抗衡。著作有《象山全集》三十六卷。

10. 六經 是什麼（中國文化史）

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回答那麼麻煩幹嘛 網路都能自己查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