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發明

❶ 名人發明與發現的小故事

愛迪生發明電燈泡
愛迪生和他的助手們，用白金試了好幾次，可這種熔點較高的白金，雖然使電燈發光時間延長了好多，但不時要自動熄掉再自動發光，仍然很不理想。
愛迪生並不氣餒，繼續著自己的試驗工作。他先後試用了鋇、鈦、錮等稀有金屬，效果都不很理想。

接下來，他與助手們將這1600種耐熱材料分門別類地開始試驗，還是採用白金最為合適。由於改進了抽氣方法，使玻璃泡內真空。燈的壽命已延長到2個小時。但這種由白金為材料做成的燈，價格太昂貴了，誰願意化這么多錢去買只能用2個小時的電燈呢？

愛迪生看到這用棉紗織成的圍脖，愛迪生腦海突然萌發了一個念頭：
對！棉紗的纖維比木材的好，能不能用這種材料？
他急忙從圍巾上扯下一根棉紗，小心地把這根炭絲裝進玻璃泡里，效果果然很好。
愛迪生非常高興，製造了很多棉紗做成的炭絲，進行多次試驗。燈炮的壽命延長13個小時，後來又達到45小時。

「我希望它能亮1000個小時，最好是16000個小時！」愛迪生說道。

最後，愛迪生終於選擇了竹子。他先取出一片竹子，裝進玻璃泡，通上電後，這種竹絲燈泡竟連續不斷地亮了1200個小時！

他終於做出了自己滿意的電燈。

❷ 有關絲綢之路的故事，（要張騫、班超的）

1、張騫

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侵犯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餘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於尋機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 。

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後適逢匈奴單於死，國內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 。

此次西行前後達10餘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張騫歸國後，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通過羅馬開辟一條不經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漢軍擊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後，張騫建議聯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系。

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後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後數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系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2、班超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隨從大將軍竇固出擊北匈奴，並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使鄯善為之震服。

之後他又說服於闐，歸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絲綢之路，並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東漢，班超設西域都護府於龜茲它乾城，親自坐鎮北道。又命西域長史徐幹屯疏勒，與北道相呼應。

永元六年（94年），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7萬餘人，討伐對抗中央的焉耆等國統治者，西域50餘國皆歸屬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於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衰落的絲綢之路。

大秦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地區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紫綬金印。

延熹九年（166年），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東漢洛陽，朝見漢桓帝。

(2)班超發明擴展閱讀：

陸上絲綢之路起源於西漢（前202年—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❸ 張騫和班超對絲綢之路有什麼貢獻200字今天就要

張騫的貢獻：

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餘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於尋機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 。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

後適逢匈奴單於死，國內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後達10餘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班超的貢獻：

永元六年（94年），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7萬餘人，討伐對抗中央的焉耆等國統治者，西域50餘國皆歸屬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於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衰落的絲綢之路。

(3)班超發明擴展閱讀：

絲綢之路歷史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但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絲綢之路」名稱是德國學者的「發明」。

19世紀末，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

❹ 班超的漢書是怎樣

樓主，漢書的作者是班固。

從班固受賄寫史辨疑說起

一

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受賄寫史深惡痛絕，他在《史通·曲筆篇》中對涉及史賄的兩位史家痛加斥責說：「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筆）在這兩名史家中，便有《漢書》的作者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除劉知幾之外，提及班固受賄寫史的尚有：南朝學者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2]（史傳）劉勰在這里述及班固「征賄」寫史之事，但並未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只是說仲長統（仲長統字公理）曾對此事詳加辨析。而現存仲長統的著述中沒有相關的論述，議者多以為其論當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遺佚，《全後漢文》中輯錄的《昌言》現存篇目中並未論及此事，因而具體情況無從查考。稍後，北朝學者柳虯在談到漢魏以降史官「密為記注」與史家「密書其事」的弊端時也說：密記密書的結果，是使很多事實無法弄清，「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3]（柳虯傳）此外，武則天時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的劉允濟在強調史官職任之重要時也說：「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仆乃視如浮雲耳。」[4]（劉允濟傳）

由上可見，無論是劉勰、柳虯、劉允濟還是劉知幾，都提到了班固受賄寫史之事，但又都缺乏詳盡的記述。對班固是如何「受金」的？是「受」何人之「金」？《漢書》中哪些篇章是受賄而成的？諸如此類極為重要的情節，無片言隻字。而且，除劉知幾外，劉勰、柳虯、劉允濟三人的態度都很模糊，予人以謹慎對待，難下結論的感覺。有見於此，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困學紀聞·考史》中談及此事時，只能無奈地說：「受金事未詳」。[5]（卷十四）至清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在《漢書》條中根據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的記載而論定說：「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6]（卷四五）認定此事為虛，但只是徵引前文，缺乏具有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

可見，對班固受賄寫史之事，前人說法不一，有信其為實而痛加斥責者，有疑其所無而歸之於謗者，而更多的則是難辨虛實，不置可否者。但無論何種說法，又皆語焉不詳。因而，時至今日，班固清白與否，仍是一樁「懸案」。而問題在於，班固是否受賄寫史，與《漢書》記載的可信程度密切相關。因為對於撰史而言，收受賄賂便難以直筆，直筆書史者不會受賄，受賄與直筆水火不容，它們不可能「共存」於同一史家身上，這是不言自明的。誰也不會相信收受賄賂之後寫入史書的內容是真實的，可靠的，因為受人錢財的史家無法拒絕行賄者的「文飾」要求，歪曲史實是解囊相送的交換條件，直筆的原則成為這種「權」錢交易的犧牲品。當然，這種「權」是史家書史作傳和「定褒貶」之權。也就是說，班固受賄寫史如果屬實，《漢書》內容的真實性便值得懷疑，而這部史學名著歷來是了解和研究西漢王朝和新莽政權二百多年歷史的「第一典籍」。這使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考察辨析，弄清楚班固在撰寫《漢書》之時是否收受過賄賂，因為我們不能通過一部「賄史」去回顧過去，認識歷史，鑒往知來。

二

在中國古代，大概因為聲名過於卑惡而敢為者少的緣故，因而修史者被錢財收買而曲筆撰述之事鮮見史載。但如前所述，這種惡名卻落在了班固和陳壽這兩位著名史家身上。班固「受金」，陳壽「求米」；一個被指受賄，一個被斥索財。關於陳壽索賄之「罪」，因有明確的可以將其「排除」的史料記載，且對索賄對象及所涉傳主有具體的指認，使其虛實真偽較易考訂，因而自清初以來，不少學者據史考辨，撰文發論，成功地為陳壽「辯誣」，使陳壽之「冤」得以昭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於班固的受賄，由於相關記載過於簡略，對象不明，傳主不清，真偽難辨，因而少有涉足者。從而形成為陳壽申冤者眾，替班固辯誣者寡的局面。那麼，班固受賄寫史之事是否屬實呢？筆者認為，班固在撰寫《漢書》之時，不可能有收受賄賂之事，理由如下：

首先，班固如果受賄寫史，將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寬宥。作為劉氏政權史，西漢史在東漢屬於「國史」而極受重視，嚴禁私家任意撰寫增刪。班固當初居家私修《漢書》之時，就曾被人以「私改作國史」之罪「上書顯宗」，向朝廷舉報。明帝接報，迅即下詔地方官府，將班固逮捕下獄，其書稿也被全部沒收。在班固之弟班超赴京申辯及確認書稿的內容無不利於劉氏政權的記載之後，班固才被釋放出獄。[7]（班固傳）在這里，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東漢王朝對私修私改國史的處置程序以及統治者的態度：舉報直達天子，最高統治者親自過問，對違禁者嚴加懲處。這種處置程序和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關注，說明當時國史的神聖性和撰修國史的嚴肅性。因而，班固此後的續修《漢書》，只能由漢明帝親自指派，在接受詔命的前提下進行，即《後漢書·班固傳》中所說：「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7]（班固傳）在這種背景之下，班固如果在撰述之時收受賄賂，即為無視君命褻瀆國史之舉，是東漢統治者無法容忍、絕難寬貸的行為。但實際情形是，我們沒有看到東漢天子在這一問題上給班固以任何懲處。相反，班固不僅生前備受信賴，去世之後，因《漢書》諸表和《天文志》尚未最終完成，和帝遂詔命班固之妹班昭「踵而成之」。[8]（卷四八）班昭去世後，漢安帝又詔令馬續「繼昭成之」，[7]（曹世叔妻傳）直至東漢末年，漢獻帝還頗重《漢書》，令人將《漢書》刪繁為簡，改為編年，以便閱讀。[7]（荀悅傳）也就是說，《漢書》在東漢始終是被統治者認可和看重的，這是受賄撰寫的史書不可能享有的「待遇」，尤其是作為「一代大典」的漢朝國史。

其次，班固如果受賄寫史，當為律令所不許。漢律有「欺謾」及「受賕」之罪。[9]（漢律考）[10]（二年律令）班固受詔續修《漢書》之前，已擔任蘭台令史之職，因而受詔之後，是以朝廷官員的身份稟承君命而撰寫國史的，這使他撰修《漢書》的行為成為一種「公事」。東漢近二百年的統治中，官員以欺君謾上和受納贓賄而獲罪者不在少數。而對受賄官員的懲處也是非常嚴厲的，即顧炎武所說「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11]（除貪）不僅受賄者要受到嚴懲，且往往釁及子孫。班固如果在撰修《漢書》時受賄，上則欺謾君主，下則公事納賄，違犯律令，當受嚴懲。而實際情況是，盡管班固生前結怨不少，但終其一生，卻始終未見有人以受賄寫史之罪舉報彈劾他，更未因此而違律受懲，殃及子孫。

復次，班固如果受賄寫史，將為士林所不齒。東漢士人，崇尚名節，且自東漢初年起，漸成風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東漢開國君主劉秀「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自此以後，「風俗為之一變，……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11]（兩漢風俗）與此相適應，以名節高下褒貶人物的「清議」之風在當時也十分盛行，士林尤甚。顧炎武即指出：「清議」之制始於先秦，而「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里選舉，必先考其生平。」兩漢時期，清議對一個人的升黜榮辱有著重大的影響，所謂「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11]（兩漢風俗）這種流行於士人之中的清議，重守節而賤貪墨，納賄撰史是士林所不齒的行為。因而，，班固如果受賄寫史，其書其人，難逃清議指責。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漢書》撰成之後，「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7]（班固傳）且自此以後，聲名日盛，東漢時為《漢書》作注寫序者已不止一家，影響之大，遠非它書可比。以博學著稱的東漢著名史學家荀悅，受獻帝之命，依據《漢書》而撰成編年體西漢史《漢紀》，在研讀《漢書》和編纂《漢紀》的過程中，荀悅從未說過班固有納賄之嫌《漢書》由受賄而成。及至後世，更有治《漢》成聖而被譽為「《漢》聖」者。1連極重家族子弟道德教化的顏之推，在其著名的《顏氏家訓》中也十分推崇《漢書》。受賄而成的史著，是不可能在士林中享有如此長久而又崇高的聲譽的。

最後，班固如果受賄寫史，則怨家不會輕饒。班固對子弟和家奴，一向疏於管教，不僅「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7]（班固傳）更有甚者，其家奴竟敢當街「醉罵洛陽令種兢」。在班固受外戚竇憲寵信而勢盛之時，種兢雖然隱忍不發，但心懷怨恨。竇憲失勢後，為其「典文章」的班固失去依靠，種兢遂以逮考竇氏賓客之名將班固收捕下獄，使班固最終瘐死於獄中。和帝在得知班固的死訊之後，下詔切責種兢並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抵主者吏罪」。[7]（班固傳）[8]（卷四八）當此之時，以懲治竇憲賓客為借口將班固逮捕下獄，為泄私憤而千方百計羅織罪名以置班固於死地的種兢，並未指認班固在受詔撰修國史之時收受賄賂，以此來為自己開脫，作為收捕班固和為己申辯的「最佳理由」，如果班固受賄寫史，身為班固怨家的種兢豈能輕易放過此種「良機」。

由上可見，天子不宥、律令不許、士林不齒、怨家不饒等在班固受賄寫史之後應當發生的事情卻無一出現。是天子盡皆愚鈍還是律令形同虛設；是士林不辨清穢還是怨家寬宏大度，顯然都不是，我們看不出班固有何「神通」在撰寫國史時受賄這一嚴重的「違規」行為之後還能免遭非難和懲處。合理的解釋應當是：班固原本就未曾在撰修《漢書》的過程中收受過賄賂。

三

但是，「受金」之說非止一人，似乎並非空穴來風。那麼，這一說法由何而起呢？筆者認為，這是《漢書》在被廣泛傳抄的過程中出現訛誤而流傳後世的結果。依據如下：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籍的復制，依賴手抄。兩漢時期，書籍的抄寫已不鮮見，這從相關史料的記載中即可看出。《漢書·河間獻王傳》中說：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13]（河間獻王傳）可見，作為地方藩王，劉德所抄寫（當然是組織人力抄寫）的書籍，在數量上與朝廷相等。2盡管劉德生活的時期，朝廷藏書的數量不及西漢末，但西漢在漢文帝時，已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13]（楚元王傳附劉歆傳）至劉德集書之際，情況應當更好。因而，劉德所抄寫的書籍，在數量上是較為可觀的。此後，至西漢後期，民間已有「家富多書」者。3且至晚在西漢末年，已經出現了「書肆」。4到東漢時期，書肆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其中流通的書籍也不斷增多，涵蓋了所謂「眾流百家」之學。5毫無疑問，民間「家富多書」者的出現以及「眾流百家」之書在書肆中的流通，都必須以書籍的普遍傳抄為前提。而東漢和帝時「蔡侯紙」的發明，更則改變了此前在書寫材料上「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的狀況，在書寫領域內得到日益廣泛的運用，所謂「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7]（蔡倫傳）這為書籍的抄寫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促進了抄書之風的盛行，乃至出現了以抄書為生養家糊口者。6因而，在班固寫成《漢書》之時，書籍的抄寫已較為普遍，其後更為盛行。

在這種書籍抄寫之風盛行之際，《漢書》因其極高的聲望成為被廣泛傳抄的史著。這種傳抄，一是在學者之中，即所謂「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7二是在青年學子之中。8需要指出的是，東漢教育的發展狀況比較好，漢明帝永平年間，已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7]（班固傳）到質帝時，僅太學生便多達「三萬餘生」。[7]（孺林列傳序）而私學教育尤為興盛，《後漢書·儒林列傳論》記述說：其時，「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7]（孺林列傳論）這些描述，也許不無誇飾之處，但整體狀況比較好，應當是可信的。與教育發展相適應的對書籍的需求以及青年學子的興趣，成為包括《漢書》在內的享有盛譽的著述被廣泛傳抄的重要基礎。

伴隨《漢書》備受青睞和廣泛傳抄的，是對撰修者班固的生平特別是《漢書》寫作過程的記述與傳寫，以及對《漢書》功過的評論。從仲長統不得不專門撰文詳加辨析即可看出，自《漢書》問世至東漢末年的百餘年間，或「功」或「罪」，或譽或毀，眾說紛紜。9，在所有這些記述、傳寫與評論中，班固受明帝之命續寫《漢書》，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事件，不僅事涉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漢書》能夠最終得以完成的轉折點。凡述及《漢書》撰寫的史籍，無不提及此事。《東觀漢記·班固傳》中便記載說：明帝將班固「征諸校書，除蘭台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卒前所續《史記》也。」[17]（班固傳）范曄在《後漢書·班固傳》中也反復強調：「帝乃復使終成全書」。「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7]（班固傳、天文志）而《太平御覽》在引錄未注撰者姓名的「《後漢書》」的記載時更說：「《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明確指出班固是受明帝之「命」而撰修《漢書》的，即「受命寫史」。[18]（史傳上）《隋書·經籍志》中也同樣明確記載道：班彪撰《史記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14]（經籍志）也就是說，「受命」寫史在班固的個人經歷中已經成為一個受到廣泛認可和關注的事實，是《漢書》寫作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史實。東漢時期，凡涉及班固生平或其撰史活動的著作和文章，都有可能對這一環節進行記述，出現班固「受命」寫史的記載。而此類著作和文章不在少數。10

問題在於，古代的書籍，在傳抄的過程中，脫漏與誤寫時有出現。安帝時，鄧太後在「誦讀」經書及其它書籍的時候，便「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不得不命人「讎校」，於是劉珍等五十餘人遂「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7]（和熹鄧皇後傳、劉珍傳）而蔡邕之所以要刊刻《六經》，其原因也在於「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因而與楊賜等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刻石立碑，以免謬誤流傳。[7]（蔡邕傳）可見當時書籍傳抄過程中的脫誤是較為嚴重的。

在這種背景之下，作為被廣泛傳寫的班固 「受命」寫史之事，極易在傳抄過程中被誤寫為「受金」寫史。之所以這樣說，原因在於，「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開初幾筆又完全相同，極易混淆。早在西漢前期，二者的寫法便已非常接近，這在張家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來。11因而，在傳抄過程中，將「受命」寫史誤抄為「受金」寫史，是很容易出現的訛誤。主要有兩種情況容易造成這一訛誤：一是在長期展轉傳抄的過程中不慎抄錯，從而形成錯抄，這種情況較為多見。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的《二年律令》中，不僅出現多處衍字、脫字，也出現了錯抄。12特別是字型相似而又部分相同的字，更易造成錯抄。律文的抄寫應當非常慎重，尚且出現錯抄，其他書籍的傳抄，錯抄更難避免；二是由於反復傳閱抄寫而使字跡受損模糊，因辨認困難而形成的誤抄。張家山漢墓（二四七號墓）出土的竹簡提示我們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其《二年律令》第十七號和第二六九號簡中的「金」字，由於受損，便很難與「命」字相區分；第三三一號簡中的「命」也因受損十分模糊，與「金」字相似。盡管這是長期埋藏地下形成的墓葬損害而非傳抄損害，但在字跡受損造成辨認困難而可能最終形成誤抄這一後果上，二者是相同的。上述兩種情況的存在，使班固「受命」寫史的史實很容易在傳抄過程中被錯抄或誤抄為「受金」寫史。就目前所知的記載，最早提及班固受賄寫史問題的是仲長統，即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的相關記述。但是，仲長統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餘年，百餘年間的展轉傳抄，無論是錯抄還是因字跡受損模糊而導致誤抄，都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而「受命」和「受金」，皆為常見之辭，出現訛誤不易發現，致使謬說流傳，貽誤後代。因而，所謂班固受賄寫史，其最大的可能，是在書籍傳抄過程中，將班固「受命」寫史錯抄或誤抄為「受金」寫史而形成的訛誤。

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旁證的是，指斥受賄寫史，一般都會述及具體的「涉案」情況，如受何人之賄，受賄的數量，受賄所涉及的史傳篇目等。「誣攻」陳壽索賄者，尚且知道須「編造」出這些具體情節，以便使人深信不疑，諸如索賄對象是丁儀、丁廙之子，索賄數量是「千斛米」，交換條件是為丁氏兄弟「作佳傳」，如此等等。[24]（陳壽傳）而對班固受賄寫史的指責，只說「受金」，具體情節無一字記述。這種違背「常理」的情況說明，所謂班固「受金」寫史，原本就是其「受命」寫史在傳抄過程中形成的訛誤，自然不會有具體的情節記述。

在中國古代，治史難，做良史尤難，故韓愈有人禍天刑之說。對班固「受金」寫史的指責提醒史家，為史者，在治史過程中，除權勢的脅迫，私情的困擾，利益的誘惑之外，還有可能「蒙冤」。而一個優秀的史學家，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應停止史事的記錄和史著的撰寫，不能改變對秉筆直書的追求，不能玷污史學「萬世公論」的崇高聲譽。因為記載歷史，堅持直筆，撰寫信史，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對於史家而言，不僅是一種學術原則，更是一種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

❺ 蛋炒飯是誰發明的、

用蛋來炒飯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菜飯合一的烹飪做法，雖然現在是尋常百姓家常做的，但因其好吃而被很多上講究的大飯店所接納，上了菜譜，故蛋炒飯是上得了大飯店的台盤的。

蛋炒飯的正式名稱是苜蓿飯，關於苜蓿二字的正確寫法文字界還有過學術討論，但最後好象也沒有個具體或者為大家接受的結論，有人將苜蓿二字寫成「木須」，我覺得也應該算是正確。

北京人把這兩個字寫成木樨，但從發音上與苜蓿二字有了點區別。木樨是桂花的別稱，桂花是可以吃的，但苜蓿也是可以吃的，今天的新疆還有一種飯叫苜蓿飯的，只是不是我們通常說的蛋炒飯而已，是苜蓿芽子做的飯，窮人吃的，口感不是很好。

木樨花瓣的樣子與炒的碎雞蛋的樣子有些象，所以叫木樨飯也是有道理的。今後有時間了，我一定坐下來考證考證。

蛋炒飯是外來的一種吃法，不是內地人的發明創造，其根源在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一帶。班固的《漢書》有過比較間接的記載。從名字上看，蛋炒飯也應該是西域少數民族的一種吃法。

這種飯菜合一的做法從河西走廊傳入內地，最終為廣大漢人所接受。其主要功勞當歸鑿通西域的班超以及經營西域的張騫。班超晚年回到內地後，最常吃的就是苜蓿飯。張騫也是以喜愛這種胡飯聞名於朝臣之間，據說張騫的妻妾們各個是做苜蓿飯的高手，張騫也是以哪個妻妾做的苜蓿飯好吃就讓誰陪著睡覺作為獎勵的辦法。

蛋炒飯傳入內地的路線大體有兩條，一條是從河西走廊進入內地，然後北上進入草原，從游牧民族蒙古人那裡東傳給東北的滿族人，然後再由滿族人傳給漢人，故標準的滿漢全席中是有蛋炒飯的。走這條路的蛋炒飯做法有過變形，蛋可以是雞蛋，也可以是鴨蛋鵝蛋或者是其他什麼的鳥類的蛋。飯可以是大米飯，也可以是高粱米飯、玉米飯，但小米飯不行，因為小米飯發硬，與雞蛋配合口感不好。黏米則更是不行。

走東北這條線路的蛋炒飯後來被滿族皇上所喜愛，所以蛋炒飯是記錄在御膳房的食譜裡面的，我們今天還是可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里找到文字根據的。末代皇妃福貴人李玉琴在圖書館工作時，就曾帶過蛋炒飯上班做為午飯的，她還讓我嘗過一口，果然好吃。她對我說，皇上溥儀就非常愛吃蛋炒飯，她的做法就是御膳房的做法。我的蛋炒飯做法就是她親自教的，可以說，我現在是皇家蛋炒飯做法唯一的嫡傳，絕對正宗。

另一條線路是穿過河西走廊南進，在南京一帶停留下來，經過當地人的改造，最後在揚州被發揚光大了，因此，揚州人把他們的蛋炒飯稱為揚州炒飯，聽說現在已經成了揚州的招牌飲食了。我曾經特意在揚州吃過揚州炒飯，但感覺不是很理想，缺乏蛋炒飯特有的韻味和歷史感。

下面就請大家看看皇妃親自教我的皇家蛋炒飯做法：

主料：大米飯一碗，雞蛋兩個。

配料：油、鹽、蔥花、花椒面等。

做法：先將雞蛋兩個打好攪均，放入油鍋里炒熟，然後放入大米飯混合炒。米飯熱透後放入鹽少許，蔥花半把，花椒面少許，然後就可以出鍋了。

關鍵：1，飯要東北大米，南方大米不行。要把飯蒸好，沒有蒸好的飯是做不出好的蛋炒飯的。2，油要多一點，以做出來的米粒油汪汪的感覺為宜。3，蔥花要後放。4，雞蛋一定要攪拌均勻，在攪拌的過程中千萬不要放水。炒蛋的時候要把蛋炒碎，絮狀為佳。5，火候要以300-500度為宜

❻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發明

1、蔡倫紙。蔡倫的造紙術被列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對人類文化的傳播和世界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千百年來備受人們的尊崇。被紙工奉為造紙鼻祖、 「紙神」 。麥克·哈特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倫排在第七位。

5、麻沸散。麻沸散傳說是華佗創制的用於外科手術的麻醉葯。《後漢書·華佗傳》載：「若疾發結於內，針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抽割積聚（腫塊）。」

❼ 我國古代有哪些發明

一）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及其西傳

1．造紙術

（1）西漢先後出現絮紙和麻纖維紙。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繪有地圖的紙，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紙。

（2）東漢宦官蔡倫於105年改進造紙術，製造植物纖維紙。

（3）造紙術6世紀傳到朝鮮、越南和日本，8世紀傳到中亞，並經阿拉伯人傳到非洲和歐洲。

2．印刷術

（1）隋唐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經、日歷和詩，現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國印製的《金剛經》卷子。

（2）五代有了雕版印刷的整部書籍。

（3）宋代雕版印刷業很發達，刻印的書，字體工整，裝訂精美。11世紀中葉，北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400年。

（4）元朝出現錫、木活字。後來又有銅、鉛活字印書。

（5）活字印刷術發明後，向東傳入朝鮮、日本，向西傳入埃及和歐洲，改變了當時歐洲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和受高等教育的狀況。

3．指南針

（1）戰國時期發現磁石指南特性，發明「司南」。

（2）北宋已會使用磁針指南，後來把磁針裝在羅盤上，製成指南針用於航海。

（3）南宋時指南針傳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國，促進了各國航海事業發展，並為新航路的開辟和實現環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條件。

4．火葯

（1）唐朝時《真元妙道要略》一書最早提到了火葯，唐末火葯開始用於軍事。

（2）北宋時火葯已廣泛在軍事上使用，東京設立「廣備攻城作」，製造火葯和火器；宋仁宗時成書的《武經總要》記載了許多火器的製作方法。

（3）南宋時發明了「突火槍」，管形火器的出現，開創了人類作戰史的新階段。

（4）金的火器製造業比較發達，所制的「震天雷」、「飛火槍」威力很大。金的軍隊用這兩種火器打退了蒙古軍隊的進攻，取得局部勝利。

（5）我國發明的火葯在13世紀中期傳入阿拉伯，後來又由阿拉伯傳入歐洲。

（二）中國古代的天文歷法成就

（1）夏朝：歷法「夏小正」，載有一年中各個月份的物候、天象、氣象和農事情況。

（2）商朝：干支紀日法是商朝歷法最大成就，它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紀日方法。商朝甲骨文保留了我國最早的日食、月食和新星記錄。

（3）春秋：留下世界公認的關於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比歐洲早670多年。歷法已經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統，基本上確立了十九年七閏的原則，比歐洲早160年。

（4）戰國：《甘石星經》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學著作；人們還測定了一年的季節。

（5）西漢：武帝時制定「太初歷」。前28年西漢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是世界最早的太陽黑子記錄。

（6）東漢：張衡發明了渾天儀和地動儀（比歐洲早1700多年）。

（7）隋唐：①隋朝天文學家劉焯編制的《皇極歷》，創立了計算日月運行的新方法，是當時最先進的歷法。②唐朝天文學家僧一行，在《皇極歷》的基礎上制定的《大衍歷》，比較准確地反映了太陽運行的規律，系統周密，表明中國古代歷法體系的成熟。③一行還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實測地球子午線長度的創始人。

（8）元朝：元初設立太史局編制新歷法。郭守敬改進了簡儀和圭表，主持全國范圍的天文測量，編《授時歷》年周期與現行公歷同，但早於現行公歷300年問世。

（三）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

（1）西周：商高講過「勾三股四弦五」這一勾股定理特例，載於《周髀算經》。

（2）春秋：九九乘法表。

（3）西漢：劉歆推算圓周率為3．1547。

（4）東漢：《九章算術》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應用數學。

（5）三國：劉徽運用極限理論，提出計算圓周率的正確方法。

（6）南朝：祖沖之精確地算出圓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間，這一成果比歐洲早一千年。他還為《九章算術》作注。又著《綴術》等書。

（7）唐朝：著名數學家王孝通撰寫的《緝古算經》，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能解決工程建設中上下寬狹不一的計算問題，是對古代數學理論的卓越貢獻，比阿拉伯人早三百多年，比歐洲早六百多年。

（8）明代：數學家程大位編著《演算法統宗》，奠定了後世珠演算法基礎。

（9）清代：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推出「割圓九術」，將其研究成果整理成《割圓密率捷法》。他用解析幾何方法把三角函數和圓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四）中國古代的醫學成就

（1）商周：已有豐富的醫葯學知識。

（2）戰國：扁鵲是當時的名醫，後代醫家奉之為「脈學之宗」。他發明的「四診法」成為中國中醫傳統的診病法。醫學分科。有著名的醫學著作《內經》。

（3）西漢：戰國問世，西漢編定的《黃帝內經》是我國現存較早的重要醫學文獻，奠定了祖國醫學的理論基礎。西漢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醫方經》記載了幾百個葯方。

（4）東漢：《神農本草經》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葯物學著作。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後世中醫的重要經典，後人稱張仲景為「醫聖」。華佗擅長外科手術，被譽為「神醫」。他發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

（5）隋唐：①我國的一些外科手術，如拔牙、血管結扎等，是世界上最先進的。②隋朝太醫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是古代醫學史上探討病因、病理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著作。③唐朝傑出醫學家孫思邈著的《千金方》，全面總結歷代和當時的醫學成果，有許多創見，在我國醫葯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④吐蕃名醫元丹貢布編著的《四部醫典》，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⑤唐高宗時編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國家頒布的葯典。

（6）北宋：①醫學以小兒科、產科和針灸科最著名。②《小兒葯證直訣》為我國古代重要的兒科著作。③《十產論》是著名的產科著作。④針灸學家設計了便於醫術學習的針灸銅人模型。⑤《洗冤錄》是南宋法醫學家宋慈所著，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書籍。⑥王安石變法時設太醫局，局內辦有醫學校。

（7）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葯物一千八百多種，方劑一萬多個，全面總結了16世紀以前的中國醫葯學，被譽為「東方醫葯巨典」。

（五）中國古代的地理成就

（1）《周易》一書首先提出了「地理」名稱。

（2）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反映了那個時期人們對中外地理的認識。

（3）西晉裴秀繪制出《禹貢地域圖》，提出繪制地圖的6項原則，即「制圖六體」。這一理論一直沿用到明末。

（4）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作《水經注》，是一部綜合性地理著作。

（5）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記》是一部地理學巨著，書中對石灰岩溶蝕地貌的觀察和記述，早於歐洲約兩個世紀。

（六）農業、手工業論著

（1）《齊民要術》：北魏賈思勰著，是現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農書。

（2）《夢溪筆談》：北宋沈括著，是我國科學發展史上的珍貴遺產。

（3）《農政全書》：明末徐光啟著，論述了農學理論，並介紹了歐洲的水利方法，是我國古代優秀的農學著作。

（4）《天工開物》：明末清初的科學家宋應星所著，被後人譽為「17世紀中國工藝網路全書」。

（5）《河防一覽》：明朝潘繼馴所著，總結了我國古代治理黃河水患的經驗。

（七）中國古代領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1）先秦：商朝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和月食記錄。春秋魯國天文學家留下世界上關於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戰國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

（2）秦漢：編寫於前1世紀的《周髀算經》比西方早500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西漢《九章算術》有些內容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張衡的地動儀是世界上最早測定地震方位的儀器，比歐洲早1700多年。

（3）三國兩晉南北朝：祖沖之在世界上第一個把圓周率准確到小數點後七位數，比歐洲早1100多年。

（4）隋唐：趙州橋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橋。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子午線。唐太宗時辦了分科較細的醫學校，比西方早200年。《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編定和頒布的葯典，比歐洲早800年。《金剛經》卷子是現存世界上最早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5）宋元：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400年。發明了指南針並用於航海。唐宋時發明了火葯和火葯武器。沈括的「十二氣歷」比英國早800年。郭守敬的《授時歷》比現行公歷確立早300年。

同步導學

我國古代科學技術能夠達到較高水平的原因：從科學技術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確有許多發現、發明對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那麼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為什麼能取得較高成就呢?這除了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人民聰明勤奮，在長期和自然界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識這些條件外，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度功不可沒。在封建社會，個體農民、小地主、手工業者，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供養脫離生產的科學技術人員，因此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來說，國家的支持就顯得特別重要。比如，造紙

技術的改進是在宮廷官員領導下取得的，經過皇帝下令推廣。張騫、班超、甘英等探險家開辟絲綢之路，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都是由朝廷組織的。火葯雖然來自煉丹術，如果沒有統治者的支持，煉丹家不但無法生活，更沒有煉丹必須的設備和原料。標志航海技術水平的鄭和遠航，完全是由國家組織領導的。各朝都把天文的機構——司天監由高級官吏太史令直接領導。皇帝還經常過問天文觀測的歷法改革。我國所以有世界最豐富的天象記錄，應該主要歸功於中央集權國家的支持和組織。

中國科學技術自身的缺陷：盡管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從直觀上看，中國的科學技術只停留在經驗的形態上，缺少歐洲近代科學嚴密的理論體系，也沒有得出普遍的科學規律和定則來。這說明它自身有著明顯的缺陷，大體有如下幾方面的弊病：（1）滿足於實際上的應用，沒有形成理論上探討和深思的風氣。對自然現象的觀測入微，是中國學者的一大特長。比如，人人都看到過下雪現象，而中國古代的學者卻能首先發現雪花的結晶體是六角形的幾何體。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但是，每一個角之間的關系，中國學者卻從不深究，更未從幾何學的角度去作探討。這和古希臘幾何學形成鮮明對照。（2）中國學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中包含一些人與自然協調的正確思想，但也會妨礙對自然的研究，更無益於對人事的研究。中國有對太陽黑子、彗星、隕石雨、日暈、月暈、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觀察和記錄，然而長期以來，卻把它們與人事聯系在一起，糾纏不清。（3）科學實驗是建立近代科學的基礎。不進行實驗，便不能由表及裡，發現事物內部的運動規律。實驗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條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樣的預期結果。中國古代的學者缺少這方面的傳統訓練。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王陽明「格竹子」。王陽明是影響幾代人的大學問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觀察竹子生長的機理，一連坐了3晝夜，終於病倒；他繼而靜觀7天，仍無所獲，他便得出道理，認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這些大思想家認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研究自然事物變成了心性之學。

東西方科學技術的差距從15世紀開始：大約從15世紀後半期開始，近代科學在西歐興起，我國的科學技術不但被西方迅速趕上和超過，而且日益走向衰落。首先這一時期中西科學技術成果在內容和方法上的差距加大。在內容上，中國在科學上的主要成就大多屬於應用科學，如《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而同一時期西方科學的發展主要是理論科學。科學家努力的重點，不在於實際的應用，而在於對事物及其規律的探索。例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如果從實用的觀點看，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說」不能顯出明顯的優越性，但就人類對太陽系的認識而言，哥白尼學說更能反映天體運行的本質。伽利略更是一位對理論充滿情趣的人，他對自由落體定律、慣性定律、拋物體運動的軌跡等所做的探索，大都寄予對事物和規律的追尋。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科學家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大多使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而中國仍然主要採用傳統的整理典籍和總結經驗的方法。李時珍《本草綱目》的成書過程，充分體現著這一傳統研究方法的使用過程。16世紀中西科學在內容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別，正是近代科學與傳統科學本質差別的具體體現。

為什麼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固有的分散性和狹隘性，不可能使科學應用達到較大規模，從而使近代科學的產生和應用失去了應有的土壤。（2）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也阻礙了和工商業有關的科技的發展。（3）明清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如八股取士，大興文字獄，把大量知識分子迫入了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脫離對自然界觀察研究的歧途，使近代科學在中國失去了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文化基礎。（4）教育的落後。中國封建教育以儒學為主要內容，以培養封建官吏為目的，很少涉及生產和科學知識。而在教育上採取的私塾教育，既不利於科學間的互相融合，也不利於培養大批人才。總之，日趨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礙中國近代科學出現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古代「匠」的地位：在封建官僚社會里，科學家、技師、工匠不像在古希臘或近代歐洲那樣，有著獨立的社會地位，一般來講，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服從於封建國家。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說，幾乎任何一種新式的復雜機械，如早期的水車和歷代水力趨動的天文儀器，不是在皇家宮廷製作，便是在地方豪門的家庭作坊里產生。這些科學家、技師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於官吏的食客。張衡、杜詩、蔡倫、宇文愷、李誡、蘇頌、沈括、燕肅、郭守敬都是做過官的人，馬鈞、耿詢、丁諼則是依附於豪門貴族的門人。因此，科學家們的成就，就往往取決於封建國家的盛衰。大體說來，封建國家國勢強盛時，諸如天文學、都邑營造、車服器械等方面，就會有所發展，反之，就無所建樹。百工的地位，比出身於士大夫階層的科學家更低的多。他們從事的職業往往被稱為「賤業」的倍受歧視。百工的技藝常常通過血統延嗣一代一代留傳下來，具有濃厚的狹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絕嗣，世代辛勤積累的寶貴技藝就會頻於失傳。這種恪守祖傳的技術模式妨礙技術的交流，並與科學的精神背道而馳。

古代科學技術成就與局限性給我們的啟示：從國家來講，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搞上去，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要重視人才，尊重人才，充分發揮科技人才的作用，要建立知識創新體系，鼓勵知識創新。要充分認識科學理論的指導意義，明確科學技術的作用。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明確在激烈的科學技術競爭中，培養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是極其重要的。

❽ 班超有沒有發明鎖

鎖幾乎與私有制同時誕生。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中國仰韶文化遺址中，就留存有裝在木結構框架建築上的木鎖。東漢時，中國鐵制三簧鎖的技術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三簧鎖前後沿用了1000多年。
班超雖然是東漢時期的人，但是沒有任何史料證明三簧鎖是由班超發明的。
1
世界最早的鎖具源於中國的木質鎖。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就曾發現過早期的木質鎖。在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的一些歷史文獻中，已經出現了有關倉庫的鎖和鑰匙的記載。早期的木質鎖結構簡單、形體笨重，多採用竹竿、木棍作鑰匙，容易開啟。

2
由於木鎖不夠結實，後來改用青銅製成，但結構簡單。漢朝（公元前206年—220年）出現銅質簧片結構鎖，它利用兩三片板狀銅片的彈力來達到封關和開啟作用，安全性能、保密性較木質鎖前進了一大步。

❾ 絲綢之路的故事(關於張騫，玄奘或者班超的）要故事！！急！！！

大度義服外道

玄奘法師經過兩年的艱險旅程，到達印度後，拜在著名的那爛陀寺百歲高僧戒賢法師門下，刻苦參研佛法，數年間精通了經藏、律藏、論藏，因此被尊稱為「三藏法師」。但也因此招來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順世外道自以為學問高深，無人可及，於是在那爛陀寺門前貼出五十條疑難經義，自稱如果任何人能夠破解得其中一條，就立即將自己的頭顱砍下。寺中眾僧閉門不出，任憑他大叫大罵。到了第四天早上，
玄奘走到寺院門前， 扯下經義，不屑一看，遂講解經義。外道面如死灰，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劍准備自刎。玄奘大度，制止住他，遂讓他做自己的僕人。不久，玄奘由於要准備與小乘宗師般若鞠多的辯論，研究小城經典，百思不得其解，聽說那外道會講解，於是便請他為自己講解。外道驚異地說：「我是僕人，怎敢給主人講經？」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沒有學過，既然你精通，我就應該向你求教。」 待到那外道講解完畢後，玄奘感激他，將他放走。經此一事，全寺眾僧無不敬佩玄奘的淵博和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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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一行從長安起程，經隴西向西行進。一路上日曬雨淋，風吹雪打，環境險惡，困難重重。但他信心堅定，不顧艱辛，冒險西行。當他們來到河西走廊一帶後，就被占據此地的匈奴騎兵發現。張賽和隨從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單於知道了張騫西行的目的之後，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把他們分散開去放羊牧馬，並由匈奴人嚴加管制。還給張騫娶了匈奴女子為妻，一是監視他，二是誘使他投降。但是，張騫堅貞不屈。雖被軟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時機，准備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整整過了十一個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鬆了。張騫乘機和他的貼身隨從甘父一起逃走，離開匈奴地盤，繼續向西行進。由於他們倉促出逃，沒有準備干糧和飲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飢挨餓，乾渴難耐，隨時都會倒在荒灘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獵一些飛禽走獸，飲血解渴，食肉充飢，才躲過了死亡的威脅。

這樣，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終於越過沙漠戈壁，翻過冰凍雪封的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來到了大宛國（今費爾干納）。高鼻子、藍眼睛的大宛王，早就聽說漢朝是一個富饒的大國，很想建立聯系。但苦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願。因此，當聽說漢朝使者來到時，喜出望外，在國都熱情地接見了張騫。他請張騫參觀了大宛國的汗血馬。在大宛王的幫助下，張騫先後到了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樂業，不願再東進和匈奴作戰。張騫未能完成與大月氏結盟夾擊匈奴的使命，但卻獲得了大量有關西域各國的人文地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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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報效祖國，干一番宏圖大業的志向終得以如願，被任命為代司馬，跟隨都尉竇固朝西邊去打仗。這一天，他走得十分悲壯，他緊摟著長子班雄和次子班勇， 淚眼迷濛，此一去，天高路遠，不知何日和家人見面啊!老父班彪送他一程又一程，淚水灑了一路又一路，其父知道，那是一條生死末卜的凶險之路呀!
西域是一個什麼地方?那是千里赤壁，風沙彌漫，人鳥罕跡的凶煞之域，這一去活著回來就算你福大命大。也是，泱泱大國，群臣滿朝，戰將如雲，何勞一個文 弱「秘書」去西域剿亂？但胸懷鴻鵠之志的班超挺身而出了，其言其行令朝野上下驚異了好一陣。這就是班超的「古怪」之處，這就是歷史的精彩之處。班超真正的 人生從41歲開始了。抖開心窩子說實話，班超的行為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拿著性命去開玩笑，其間自有鋪墊，他身在蘭台抄抄寫寫，卻心憂天下，重振絲路雄風 的念頭不時冒出。他對空耗人生有些厭倦了，他想換換效忠祖國的方式了。他那不易察覺的胸腔里燃燒著熾烈的火焰，秀才的痴想變成了現實。命運之神引領他朝西 走去……
班超西域第一仗是出擊哈密。班超提出了以少勝多的辦法，問竇固要了36人就出發了，他親自挑選了36名精乾的輕騎勇士，直奔哈密，一舉將無任何防範舉 措的呼衍王追至巴里昆湖一帶。短兵相接中，班超沖殺到最前面，以少圍多把匈奴軍殺的人仰馬翻。此一役，使匈奴軍重創，穩定了西域戰局，為重開絲路奠定了基 礎。次日凌晨，班超率兵凱旋，竇固驚喜不迭，立即將班超戰績上報朝廷，隨後，竇固派班超出使鄯善。

❿ 張騫出使西域 蔡倫造紙 開辟絲綢路 修長城 赤壁戰 發明餃子 張衡發明地球儀 蘇武牧羊 西遊記 哪個發生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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