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創造了國家

1. 我國法律的發展史是什麼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

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

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先秦時期。

2、秦漢至清末。

3、清末至中華民國。

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2. 國家不是在創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

我覺得對。馬克思的原話是：「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自然科學家，他專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屬，而是在表述法律。」說明了立法要有科學性，法律歸根結底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要尊重客觀規律。這是唯物主義在法學領域的體現。[qq:13]

3. 法律是誰發明的

法律的兩種起源

正如個人的成長不僅有賴於先天的秉賦，也有賴於後天的教育一樣，社會的發展不僅有賴於傳統的積因，也有賴於域外的借鑒。而問題在於，個人的先天秉賦有時會阻礙後天的教育，後天的教育有時也會毀損人的先天秉賦，同樣，社會的傳統因素有時會排斥外來的經驗，外來的經驗有時也會敗壞優良的傳統。因此，對一個正在努力尋求發展的國家來說，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就顯得相當重要。具體就我國而言，現代化進程又始終與中西（或者東方和西方）的矛盾沖突糾纏在一起。盡管一些人並不喜歡中/西或東/西分野，但承認中西差異依然大有人在，有人甚至比之為男女之別，認為男孩長大了不會是女人，女孩長大了也不會是男人。這種觀點固然有些偏激，但說中西文化完全相合卻也未必確當。在法律的起源問題上，我們便可以大致看出中西在法律文化上的差異。這里，我們不妨將荀子和羅素對法律起源的看法作一比較。選擇荀子是因為其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地位卓著，深具代表性；選擇羅素則是因為他關於法律起源的敘述生動，而且也能說明問題。
荀子的法律起源觀用現代話語可以這樣表述：人活著都有慾望，因而必有所求，而社會中可供利用的資源相當有限，因此，人們如果沒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時缺乏產權界限和規范約束，就必然導致爭奪和社會生活的混亂。要避免發生這種局面，最好的辦法是由「聖人」或「先王」制定禮儀和法律，以此安排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位置，明確各人應得的分配份額，從而使社會安定有序。與荀子不同，西方哲學家羅素用一個博弈實例來說明這一問題。他假定，甲種蘋果，乙種土豆，在沒有產權界定前，甲需要土豆時會到乙的地里偷偷地挖取，而乙為了報復，也會趁夜黑到甲的地里去偷蘋果，如此，大家可能都得守夜或者修築籬牆，其結果不僅勞力而且傷財。為了消除這種惡劣的環境，甲乙最終會彼此承認對方的財產所有權，這起初可能表現為習慣，而後則會公定為法律。盡管羅素並非法學家，但這種法律起源觀，即社會規則或法律最終是在個人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而不是由國家制定的，在西方卻很具有代表性。
不難看出，荀子和羅素在法律起源問題上的明顯區別在於法律產生的方向。在荀子那裡，法律是「聖人」或國家基於一定的社會目的和對社會情況的了解而自上而下主觀設計的；而在羅素那裡，法律是由社會成員在彼此的交往中自發形成的，國家所起的作用只不過在於確認這些自發形成的規則，因而，這種法律並不是國家自上而下制定的，而是由個人自下而上自發產生的。由此也就導致了兩種法律的性質和任務十分不同，前者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治民之具」，其任務在於安排社會成員的身分地位；後者則具有公約的性質，其任務在於確定社會成員的平等權利義務關系，保障規則之下的個人自由。
由這兩種法律起源觀，自然會產生統治合法性上的差異。在荀子那裡，立法者事先即被假定為「聖人」或「賢君」，政府也是「父母政府」，他們會基於民生幸福而「為民作主」，至於這類政府是否總能「愛民如子」則取決於執政者的道德素養，因此，君臣之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再被強調。而在西方，在此問題上的觀點卻是社會契約論。這一理論認為政府是基於社會成員把自己的權力或權利統一交給一個君主或某一機構而產生的，政府必須按照人民與其簽訂的契約行事。
顯然，跟在這兩種合法性之後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權力如何行使。按照前一種法律起源觀，君主或政府被想當然地認為是為人民著想的，因而權力如何運行往往不在重點考慮之列；而社會契約論則常常與權力的約束機制相聯系。社會契約本身即是一種約束，它首先明確權力出自社會成員，因而基於社會契約而產生的政府的主要任務即在於保障個人的權利，如此，在權力與權利之間必須存在某種機制，以使權力的運行能夠達到保護權利的目的，這樣，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彼此分立、相互制約也就應運而生了。
此外，從荀、羅二人的法律起源論，我們還能看到，前者重「治」，重人為，重民本，重秩序；後者重「法」，重自發，重民主，重自由。換言之，在社會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傾向於人力改造，西方則重視自然演進；而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恰恰相反，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天人協調發展，西方則強調對自然的無限征服。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中西在人文與科學上的區別。
以上對荀、羅二人的法律起源論的簡略比較，目的並不在於純粹地褒揚一方而貶抑另一方。現代化理論的一個誤區即是由傳統到現代的單線過渡。其實，荀、羅的兩種法律起源論所體現出的是人類解決社會問題的兩種不同思路，二者固然各有其優長與不足，但很難說一者全是糟粕，一者盡是精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我們或許應當有更多的反思，以免陷入傳統的泥淖，或者掉進現代化的陷阱。我們可能本身即處在傳統之中，我們也可能無時不在現代化，而無論如何，從現實社會問題出發，我們的最終落腳點始終應該是人民。無論是「民本」，還是「民主」，其最終所關心的都在於民生的幸福，因此，評判政府或者法律好壞的最好標准也許應當看其是否做到了「民無怨」，而不在於它是傳統中國的，還是近代西方的

4. 國家創製法律規范的基本形式是（） A、修改 B、制定 C、頒布 D、認可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專的特殊行為規范。屬

一、制定法律

是指有法的創制權的國家機關或經授權的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補充、修改和廢止法律的一項專門性活動。

二、認可法律

是指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對習慣（法）進行認可，賦予習慣（法）以法律地位的一項專門性活動。

(4)法律創造了國家擴展閱讀：

法律制度特徵

1、立法是國家的排他性活動，也是國家履行職能的主要方式之一；

2、立法既包括具有創作權的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也包括被授權的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

3、法律制定既包括法律制定活動，也包括法律修改、補充、廢除和批准活動；

現代社會的法律制定是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活動。

法律承認的手段

1、以書信或注釋的形式，正式通知該等遺囑的表示的認可狀態；

2、締結條約，明確宣布承認新成立的國家或政府；

3、派遣特使出席新國家或新政府舉行的儀式；

4、利用國際會議和其他場合發表聲明，宣布承認新的國家或政府。法律承認是永久的、有追溯力的和不可撤銷的。

它是建立外交關系的先決條件，其法律效力主要包括：

5. 法律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麼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一.法治國家的概念解析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對法治國家進行理論研究，必須首先理清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人們已經在國家法律現實的條件下生活了幾千年，他們成為特定國家的公民（或臣民），服從於國家權力，使自己的行為與法律規定和要求相協調。當然，很久以前他們就開始思考關於國家與法產生的原因和方式，並創立了許多完全不同的理論，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不同的回答。」 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眾多社會科學所探討的重要課題。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的關系的研究一向是積極而熱情的。蘇聯的法學家們在蘇維埃法學創建之初即把法與國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其法學理論學科的名稱就是《國家與法的理論》或者《國家與法權理論》。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的法學界依然保留了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學術傳統，近年又推出了一些命名為「國家與法」的學術著作和教科書。俄羅斯自然科學研究院院士B.B.拉扎列夫就組織一批俄羅斯著名學者，編寫了《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被俄羅斯國家高等教育委員會推薦為大學教材。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界，法與國家也被聯系起來研究。原籍奧地利後加入美國國籍的著名法學家凱爾森就於194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第一編為「法論」，第二編即為「國家論」。對於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論，學術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法要依賴國家」與「國家要依賴法」等理論命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然而也存在各種不同的見解。在這里，我謹從本法治國家研究課題所涉及的有關問題——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著眼，從法學角度進行一些思考，為本課題的研究確立一些最基本的法與國家關系的觀念。

1．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

在我國社會科學學術界的各種理論學說中，法與國家，幾乎無可爭論地被當作兩個各自獨立而相互聯系的事物。法與國家自然而然地被視作二元存在物。很少有疑問者。其實，放眼世界學術領域，法與國家是一元的還是二元的，並無一致的看法。甚至有人十分明確地批評法與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神話，是錯誤的，進而主張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也有學者認為將國家與法混為一談的一元論是沒有意義的。

一元論的觀點認為，「法律與國家是同一個事物，國家只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規范境內居民行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說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員和其他作為國家機器組成部分行動的人所執行的法律規則、法令的總和。」 在一元論的主張者中凱爾森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凱爾森在其《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寫到：

「有時人們以國傢具有或就是『權力』（power）為理由，將它說成是一個政治組織。國家被描繪為在法律背後的權力，實施法律的權力。」 「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我們認識對象的一個多餘的重復或雙重化；是我們先加以人格化然後又加以實體化的那種傾向的一個結果。我們在對自然的萬物有靈論的解釋里找到了這種傾向的一個典型例證，即原始人的這種觀念，認為自然是有靈的，認為在每個東西的背後都有這個東西的一個靈魂、一個精神、一個神、一株樹的背後有一個森林女神；一條河的背後有一個寧芙女神；月亮的背後有一個月神；太陽的背後有一個日神。這樣一來，我們想像在法律的背後有它的被實體化了的人格化，即國家、法律之神。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萬物有靈論的迷信。」 與之相應地認為，「國家的權力是由實在法組織起來的權力，是法律的權力；也就是實在法的實效。」 「一個『國家的機關』，就等於一個『法律的機關』。」

凱爾森的認識有著他自己的論據。在他看來，國家與法是同一個規范性秩序，「既然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有兩個不同的規范性秩序——國家的秩序與國家的法律秩序，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稱為『國家』那個共同體就是『它的』法律秩序。」 「從甚至連社會學家也將國家的特徵說成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這一事實來看，國家和法律秩序的同一性也是顯然的。既然社會（作為一個單位）是由組織構成的，那麼將國家界說為『政治組織』就更加正確。組織就是秩序。但這一秩序的『政治的』性質是在哪一點上呢？就在於它是一個強制性秩序這一事實。國家之所以是一個政治組織，是因為它是一個調整如何使用強力的秩序，是因為它壟斷了對強力的使用。然而，正如我們所已了解的，這是法律的主要性質之一。國家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強制性秩序構成的共同體，而這個強制性秩序便是法律。」

粗略看來，凱爾森的見解是有失偏頗的，我也不贊成這種一元論。他把法與國家的關系簡單歸結為一個「東西」與這個東西後面的「神」的關系，進而將「法與國家二元論」比之為「萬物有靈論」加以批評，而證明其一元論的科學性。我認為這個證明過程本身就有問題。法與國家之間遠不是月亮與月亮神，太陽與太陽神之間的關系。法與國家是同時產生，相互聯系，協同發展，共存互動的兩種社會上層建築。但這並不意味著凱爾森的一元論毫無意義。他所堅持的法與國家的一元論，強調了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對於倡導法治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法與國家或者國家與法既然是同一的，國家當然就必須服從法律，實行法治。在國家實行法治的問題上就沒有任何障礙。國家與法之間的統一就不會成為問題。也就是說，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主張並非全無道理，至少在肯定法與國家之間的同步形成與內在聯繫上是有意義的，在尋求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從而為法治尋找根據的目標期求上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法與國家的區別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將法與國家混為一談顯然是不科學的。

法與國家關系的二元論主張者，人多勢眾，盡管他們不一定以二元論自居，但其二元論的主張都十分清晰。蘇聯乃至現代俄羅斯的法學家們，以及中國的法學家們多持二元論的觀點。

俄羅斯的一些法學家聲稱，「沒有意義去研究那些從國家與法產生方式和實質的不可知性出發的觀點，以及那些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的理論。」 他們一再論述的是法與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中包括法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國家相對於法的獨立性。在前述拉扎列夫主編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的教科書中，專門設置了《國家與法的相對獨立性》一章，論述了國家與法各自以及相互的獨立性問題。

我國的任何一部法學理論著作幾乎都肯定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論證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沒有一部著作將法與國家視為同一事物。它們都在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時強化了二者各自的獨立性。也就是說，我國所有法學理論著作實際上都不主張國家與法的一元論，都是國家與法的二元論的主張者。

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主張顯然是比較科學的，它本身並無什麼錯誤可言，但是它可能導致將法與國家相分離的錯誤。往往會導致過分強調法的地位與作用或過分強調國家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將法置於國家之上，雖然有抑制國家權力的重要意義，但是也有可能出現忽視國家在法的創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將國家置於法之上，過分誇大法對國家的依賴，使法律的地位被低貶，形成法治倡導與發展上的障礙，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歷史上的類似教訓實在太多，我們需要牢牢記取。當然，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也不必然導致強調國家否定法的後果。對於法與國家二元論中的優先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會使問題更加明晰。這是下一部分所要論及的主題。

2．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

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主張者既已把二者視為一元，一般地說，顯然不再有誰優先於誰的問題。其實並非如此。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中有把國家歸結到法的法律優先的一元論，或將法歸結到國家上去的國家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主張的是法律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的一元論中包含著法律優先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從純粹法學觀點出發來研究國家時，情況就顯得比較簡單了。那時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因而它的性質在原則上取決於我們以前對社團所下的定義。唯一剩下的問題是國家如何不同於其他社團。其區別一定在於構成國家社團的那個規范性秩序。國家是由國內的（不同於國際的）法律秩序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的國內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從法學觀點來看，國家問題因而就是國內法律秩序的問題。」 在凱爾森的眼中，國家是一種法律現象，國家理論也是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作為實在法經驗體現的規范體系具有什麼特殊性質，以及它們是怎樣分界和怎樣相互聯系的。這就是國家作為法律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是作為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的國家理論負有任務要解決的問題。」

法與國家誰優先的問題，更存在於二元論之中。在二元論主張者中法與國家之間一直有著誰優先的爭論，根據學術界的不同認識，我將其稱為國家優先論、法律優先論和法與國家互從論。

關於國家優先論。俄羅斯學者在其著作中總結到：「對於法與國家的相互關系問題，學術界在傳統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基於國家優先於法的論點，依據這一觀點，法被視為國家活動的產物和國家的結果。這一觀點在我國的法學著作中流傳甚廣。舉例來說，法被認為從屬於國家。傾向於把法看作國家附屬物的政治實踐成為這一觀點的事實條件，而將法視為由國家制定的規范總和的形式教條主義則成為其理論前提。」 英國學者也注意到了國家優先論，並且還傾向於國家優先論，「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它規定各種法律機構的權利和職責，確認其存在，維持社會秩序，提供維護公民之間利益和要求沖突的准則。法律制度的這種作用正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 「在一國境內發生效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通常主要是由國家制定的，同時立法機關不斷地對之進行修改和變更。而對於效力較低的一般法律的修改和變更，則通過行政機關受權立法以及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和判例等途徑。由此可見，國家是法律規則和原則的直接的實際的淵源。」

中國學術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認識普遍地既有互從論的觀點，也有國家優先論的觀點。先來看看國家優先論的表現，我國幾乎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在定義法或法律時，其他不相乾的成分我們不必引證，與國家相關的表述都是，「法或法律是國家制定認可的，表現為國家意志的，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的總和。」這種對於法的認識貫穿了所有法學著作的始終，似乎成為了我國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個基本的共同認知。

關於法律優先論。俄羅斯學者說，法律優先論的觀點「則是按自然法觀念確立的。這一被稱為自然法學派的擁護者從社會契約中得出國家概念，他們從國家受制於法的觀點出發，認為來自於自然法的不可違背性和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之上的個人主體公共權力的不可轉讓性。從這一觀點的立場來看，法與國家相比具有絕對的優先地位。法產生於國家形成之前，它早於國家，任何國家和政權都不是法的最初來源。」 《牛津法律大辭典》也注意到了這種觀點的客觀存在，它說，「一種觀點認為法律高於國家，國家從其產生之日起即受到法律約束。這種觀點接近於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自然法學派認為，國家雖然可以制定實在法，但它必須受自然法的約束。一些現代思想家否定國家創造法律的觀點，認為法律的淵源另有所在，例如公眾權利的主觀意識、社會休戚相關的事實等。」

關於法與國家互從論。法與國家相互從屬的理論，沒有人給它命名過，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不妨將一元論和二元論之外的第三種觀點稱之為「法與國家的互從論」。有著作認為這種界於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的互從論觀點，作為「第三種觀點，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上述觀點擁護者的看法，並且同時避免對法與國家相互關系評價的偏激性。」 「依第三種觀點，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並不具有如此一致的因果關系（國家產生法或者從法產生國家）。這一關系顯然更加復雜，並且帶有雙向的相互從屬性：國家與法彼此不能單獨存在，即它們之間存在職能性關系。」 我國的法學著作在具有國家優先論的表象之外，還具有法與國家互從論的特徵。我國的每一部法學著作都在肯定法對於國家的依賴的同時，也會四平八穩地論述國家對於法的依賴。或者強調二元並存中的國家優先，或者強調法與國家的二元互從。是選擇國家優先或是二元互從，學者似乎並不特別在意。

就國家優先論來說，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理論。前蘇聯和目前一部分俄羅斯學者，中國的部分法學家都持有類似的觀點。這種觀點充分強調了國家的意義。在強調國家至上，忽視或否定法律作用的時代是很有響應者的。它對於法要從屬於國家的片面強調顯然是有失偏頗的。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甚至以主張國家比法先產生來證明國家要優先於法，這是沒有根據的。恰恰是這種片面強調國家意義的理論，為專制者無視法律、否定法律奠定了認識基礎和理論基礎。它本身的不科學性和它所產生的惡劣後果都要求我們必須將其拋棄。

就法律優先論來說，與前者是同樣傳統的理論，西方以自然法學為代表的法學家們多持有類似的觀點。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常常以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這一觀點對於強調法，推行法治，有著不可置疑的優勢，它「是在政治實踐中確立法的統治地位思想的哲學綱領」 。這一觀點的追求目標是好的，但是這一觀點的主張者常常以自然法先於國家，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我以為同樣是不妥當的。

就法與國家互從論來說，是在前兩者基礎上提出的比較中庸，而為目前許多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實際採用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避免在法與國家關繫上的片面認識，使我們更清楚地把握法與國家相互之間的影響與互動。更清楚地把握法對國家的作用與國家對法的作用。這種表面上的公允，也有實際上的問題。法與國家並存而相互作用，看似客觀，其實其忽略了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應然關系配置，會導致主張者意想不到的後果發生。

在我看來，法與國家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漸變形成的，二者之間沒有誰先產生誰後產生的問題。法與國家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各自萌芽的因素是相互促進、彼此互動、互為因果的。一定要去確定某一時刻國家產生了或者某一時刻法產生了，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如果您不任意地改變法與國家的概念，我就可以肯定地說，法與國家自始至終都會緊緊相伴，不離須臾。但由於二者的特性不同，法是一種普遍而公開的行為規則，國家是一種具有強力的又不能不為特定的少數人管理或運作的公共組織，因此，在法與國家共存的歷史期間，運用法律規制國家，將是永恆的課題。否則，組成國家的民眾的意志就無法受到尊重，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在這個意義上，我是贊成並主張法律優先論的，只是我的理由不是基於自然法，也不是基於法比國家先產生，而是基於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基於保障人民權利的價值期求的目標。狄驥主張國家必須合法，而且國家的目的也在於實現法。他說，「國家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但這種強力當其行使得合法時才是合法的。」 「國家追求的目的有三項：（1）維持本身的存在；（2）執行法律；（3）促進文化，即發展公共福利、精神與道德的文明。 ……我們如果深入事物的實質，則國家指定的這三個目的可以歸結為實現法的惟一目的。」

6. 在我國，國家創製法律的兩種形式是 &...

在我國，國家創製法律的兩種形式是制定或認可。法由國家制定或者認可，也就是使法具有國家意志的形式。制定或者認可是國家創製法的兩種基本形式。

法律的目的在於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統治階級實現其統治的一項重要工具。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法律制定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預防犯罪的目的，一個是制裁犯罪的目的。

(6)法律創造了國家擴展閱讀：

合理、完善的立法程序，是提高立法質量的重要保證。根據立法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基本程序，包括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審議、法律案的表決、法律的公布四個階段。

法律規定上述兩類主體可以直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實踐中，屬於全國人大立法許可權范圍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國人大舉行會議之前，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過常委會審議後，再提請大會審議。

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對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確規定，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7. 法律是誰發明的

法律是民族精神，不是個人發明的。法律起源的民族精神論，認為法的專產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的一種屬理論。

出現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古斯塔夫·胡果（1764一1844）、卡爾·薩維尼（1779——1861）、喬治·弗里德里希·普赫塔（1798—1846年）。他們認為，法不是外面或某些人從上面強加於社會的，而是由社會內部蘊藏的「民族精神」中生長出來的。

(7)法律創造了國家擴展閱讀

法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的體現。法是通過自己所掌握的國家政權，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不是統治階級中個人意志的體現，也不應是統治階級個別或部分（階級、階層）意志的體現。

法律的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法的指引功能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8. 世界上哪個國家法律最完善

沒有最完善，只有相對完善。目前各國法律系統中相對比較健全的法律是美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