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數學課標提倡讓學生經歷」數學化」與」再創造」的過程，形成自己對數學概念的理解． （ )
判斷題？
對的吧。
㈡ 什麼是藝術欣賞的再創造
藝術欣賞是人們以藝術形象為對象的審美活動。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是實現藝術的美育社會功能的必要環節。
這種審美活動既包括對象（藝術形象），也包括主體（欣賞者）。
藝術欣賞是對藝術作品的接受，這種接受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包括了欣賞者的感知、體驗、理解、想像、再創造等心理活動。
藝術欣賞既是對藝術作品中的美的一種發現，又是欣賞者的一種再創造。
在藝術欣賞的過程中，欣賞者所產生的愉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① 對藝術家所創造的美的發現
藝術本身的的美不僅包含了生活美、自然美的精粹，而且凝聚著藝術家的心靈美和精湛的技巧；欣賞者面對一件精美藝術品的「拍案叫絕」，既是對藝術家創造性勞動的肯定，也是對欣賞者自身審美能力的肯定。
② 欣賞者對藝術形象的「再創造」
盡管藝術形象規定了欣賞者的感覺、想像、體驗、理解等認識活動的基本傾向和范圍，但欣賞者總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去感受藝術形象，理解作品的意蘊；欣賞者在藝術形象的誘導下，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去馳騁想像，深化情感體驗，使藝術形象的生命在欣賞活動中顯得更加活躍和豐富，彷彿欣賞者與藝術家在一起共同創造；由於欣賞者的想像各不相同，因此，在「再創造」的過程中比作品更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甚至可以用藝術的審美眼光去觀察自然、觀察生活和體驗人生。
藝術欣賞中的「再創造」：
藝術欣賞既是對藝術作品中的美的一種發現，又是欣賞者的一種再創造。
① 藝術形象是欣賞者發揮想像的客觀基礎
首先要有藝術形象，要有蘊含在藝術形象中的藝術的美。（大的快樂來自於對美的作品的欣賞）
② 欣賞者的審美活動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接受
藝術形象不僅展現了自然的美和生活的美，而且凝聚著藝術家的感情。
㈢ 如何理解藝術欣賞的「再創造」
欣賞主體在受欣賞客體的制約的同時，又可以主動積極地突破制約，對藝術形象進行「再創造」和「再評價」。藝術形象因為象生活本身那樣豐富多彩，而且它是立體地、多向地、多層面地反映生活，所以,雖然藝術家只是從自己感受的特定角度來創造形象，但他們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的這種立體性、多向性、多層面性，往往比藝術家主觀上對現實的把握豐富得多，深刻得多，活躍得多。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形象大於思想」，或者「客觀思想大於主觀思想。」藝術家創造藝術形象的過程，就是由「面」到「點」，由「多」到「一」的過程，他要盡量做到以一當十，言有盡而意無窮，寓永恆於一瞬。藝術欣賞要求欣賞者能夠主動積極地體驗和想像，做到由一到十，由點到面，由有盡之言到無窮之意，否則，藝術欣賞就是失敗的。古語：詩無達詁。歌德：「一般說，我們都不應該把畫家的筆墨或詩人的語言看得太死，太狹窄。一件藝術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的精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就盡可能地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這種「自由大膽」的欣賞，這種被動中的主動、制約中的能動,就是藝術欣賞過程中的形象再創造、再評價。它表現在欣賞者不但能夠「復現」，領悟和理解藝術形象（與藝術家「相似」或「」相近），而且能夠對原有藝術形象進行補充、變動、改造、深化和提高（與藝術家「有所不似」、「有所遠」）。曹禺在話劇《雷雨》公演後曾寫過：「這一年來批評《雷雨》的文章確實嚇住了我，它們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識，令我深切的感觸自己的低能。我突地發現它們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自己要明切得多。……我不由自已地感覺一種局促，一種不自在……」敦煌莫高窟壁畫《割肉貿鴿》，說的是一個宗教故事：一隻被鷹追逐的小鴿子，逃到佛身上求救，佛用自己的血肉喂鷹，來換取鴿子的一息生命。但血肉割盡，直到全力投身到秤盤上，也還抵不上小鴿子的重量，於是大地震動，一切復歸原狀……壁畫中的佛身盤腿而坐，一手舉在胸前，一手托著小鴿，身旁是劊子手，周圍眾多人物，或悲傷或哀嘆或同情或恐懼。空中舞盪著飛天的飄帶，如和聲伴奏，襯托著這悲壯庄嚴的主題。當時宗教信仰的煽動力量（殉道精神），在現代觀賞者眼中早已不復存在，圖景本身的大含量、多義性和模糊性，為欣賞者創造出與壁畫主題相去甚遠的審美心象：或從中體味人間的悲慘世界，或從中參悟人生的苦難，或喚起某種痛苦而崇高的獻身精神，或激起某種懲治邪惡的正義感，或嚮往一種博大仁慈的胸懷……
㈣ 審美再創造的意義是什麼
由於鑒賞主體的這種來創造活源動是憑借藝術作品而展開的，所以被稱之為審美再創造。其次，接受美學強調了審美經驗的中心地位，姚斯從藝術創作、藝術接受和藝術交流三個維度全面闡釋審美經驗的內在結構，將接受方式分為垂直接受(歷史發展角度)與水平接受(同時代人對文學作品的接受狀況)等。此外，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姚斯和伊塞爾都強調，迄今為止的文學史僅僅是作家和作品的歷史，而讀者的作用卻遭到了忽視與遺忘，因此他們提出應當重寫文學史，在他們看來，文學史應當是作家、作品和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史，是讀者接受作品與作品在讀者中產生影響的歷史，是文學被讀者接受的歷史。姚斯指出，應當從作家、作品和讀者「三位一體」的全方位角度研究文學史，研究不同時代的讀者對同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見的原因，將文學史變成文學效果的歷史。
㈤ 舉例論述藝術鑒賞具有再創造性的原因和含義
我說的是藝術鑒賞具有再創性的原因和含義。例如我們國家的德雲社之類的文藝團體。
㈥ 審美體驗中的再創造是指什麼
審美體驗中，想像和聯想最為活躍。這是由於藝術作品的形象，僅僅內只是提供了藝術鑒賞的條件，要容把它變為鑒賞者內心的藝術形象，就必須通過審美的聯想和想像，進行新的、再創造的活動，才能變成鑒賞者自身的東西。藝術作品中的形象還只是一堆材料，需要鑒賞者展開想像的翅膀，才能將它們組成生動的藝術形象顯現在頭腦里。因此，康德認為想像力「它有本領，能從真正的自然界所呈供的素材里創造出另一個想像的自然界」。
㈦ 文學鑒賞中的再創造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在文學鑒賞活動中，欣賞者要把作品中的藝術形象變成自己頭腦中的藝術形象，就要進行「再創造」。「再創造」的心理過程，主要表現為想像活動和情感體驗。讀者的想像和體驗，是文學作品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能夠以小見大、寓實於虛、借形傳神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是鑒賞者不善於進行積極的想像或缺乏必要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對作品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也就發現不了作品中的那些弦外之音、韻外之致。特別是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其形象具有間接性，不象造型藝術、表演藝術、綜合藝術那樣直接塑造視覺形象和聽覺形象，這就更需要鑒賞者的想像力，更需要鑒賞者進行「再創造」。它要求鑒賞者善於通過語言的媒介，想像出作品所塑造的藝術形象和生活境界，並進而領會其思想內容。 文學鑒賞活動同時也是對作家在作品中已經作出評價的生活進行「再評價」。作家的主觀評價是結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對客觀生活所作的評價，而鑒賞者的「再評價」則是結合鑒賞者的思想感情對作家所反映的生活加以重新認識的結果。這種評價可能和作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也可能高於作者或低於作者的評價；可能違犯作者正確的評價，也可能糾正作者錯誤的評價。這種評價是鑒賞者接受或不接受作品思想內容的必經過程。 文學鑒賞中還有一種復雜而常見的現象，即共鳴。「共鳴」是指在「再創造」和「再評價」的基礎上，鑒賞者的思想感情同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達到了基本一致，甚至契合無間，或在某些方面、某一點上擁符、相似，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發生了思想感情的交流。共鳴需要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經驗為基礎。一般地說，作者與鑒賞者之間需要具有大體一致或接近的階級立場、社會理想、生活經歷，才會發生共鳴。所以共鳴現象大量表現在同時代同階級的作家作品與鑒賞者之間。但是讀者鑒賞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文學作品發生共鳴的現象也是存在的。由於某些共同的社會歷史原因，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之間，除了時代、階級差別之外，在某些時候和某種情況下也會有某些思想感情相通之處，在某些生活方面或某些問題上，也會有某些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地方。比如，古代封建階級進步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社會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爭，曲折地表現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就能給今天的人民群眾以感染，乃至使他們產生共鳴。又如，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反映的古人的高尚精神品格與道德情操，雖有其階級性的一面，但也有可以繼承的一面，象古人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氣節，就很容易打動處於類似社會環境中的現代人們的思想感情，激起共鳴。但應指出，這種共鳴並非是絕對的一致，而是矛盾的統一。因為今人與古人總有時代與階級的距離，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今人通常只是與古代作品的某一方面發生共鳴。可以與其中的積極因素發生共鳴，也可以與其中的消極因素發生共鳴，這又跟鑒賞者的主觀因素有關。總之，共鳴是文學作品影響讀者思想感情，發生社會作用的一種重要現象。
希望採納
㈧ 何謂翻譯中的叛逆性再創造
「創造性叛逆」是法國社會文學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學社會學》一書中針對文學交際提出來的，他解釋道：「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創造去接近和再現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譯過程當中，便是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最後他總結為一句話：「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說，在文學翻譯中，譯者背離原作的初衷，增減、修改，甚至於杜撰原作內容，無疑是對原作的背離，但是，這種做法又賦予了原作一個新的面貌，成為一種再創造。但是，這種創造性不是任意的，譯者必須忠實於原文，不允許對原文內容任意增刪、篡改，以至損傷原文意境。
基於此，先撇下林紓那部分被指責的「訛」不談，我們可以從上述理解直接推論出，林譯的有意識叛逆和創作，完全可歸入「創造性叛逆」范疇之內。這種有意識的叛逆有時竟會妙筆生花，讓我們來看看兩個例子。
例1：《孝女耐兒傳》第四章開始一段:
「眾人咸慍密昔司之柔弱，乃同聲奮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我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即為愎諫。君即自甘凌虐，亦益為女伴衛其垣墉，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其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氣填胸臆，幾於不能下咽。」
原文當中的羅嗦話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這樣一來，可以連接上文，統領下文，使讀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輩之言」亦屬添加成分。這使得我們中國讀者聯想到「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句俗語，我們更能夠快速理解前後的意思。還有一些連詞，例如：乃，且，亦，即，於是等詞，這使得譯文更通達流暢。文中的四字格結構：同聲奮呼，置若罔聞，自甘凌虐，忠良相質，等等，更是使讀者在閱讀中享受漢語之美。在描繪鄰居吃白食的形象時，林也加入了詞語：猛如攻城，爭舉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繪聲繪色，活靈活現！
例2：《黑奴籲天錄》第十章結尾處喬治送別湯姆時兩人的對話:
湯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於理非福。」
喬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於二親。」……
湯姆曰：「且吾尚有兩雛，此後仰屬小主人恩履矣。」
喬治曰：「謹佩良箴，至爾二兒，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親」都是林紓翻譯時加上的詞語，這樣便有了中國傳統的意象，兩人的禮節表現的非常形象。後兩句更是增補的，林紓只不過想讓兩人更具國人離別時的託孤形象，以求小說自然、親切、感人。
三、中外理論視角
從理論上講，承認「創造性叛逆」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認譯者的主體性、創造性。在不同的符號系統里，詞語與意義參照關系是有別的，正是這一差別，使機械的變異勢必成為「叛逆」的行為。另外，參照體系一變，文化語境一變，一部作品的意義所賴以生存的條件一變，其面貌必然發生變化，而譯者的這一賦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無疑具有「創造性」。
我國首先注意到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學者謝天振教授。他在《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別從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環境方面給予了詳盡闡述。隨後，又在其《譯介學》、《翻譯研究新視野》中做出進一步闡發和補充。謝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學翻譯的特性——創造性和叛逆性，他認為文學翻譯有別於一般的翻譯，文學翻譯學所使用的是一種特殊語言，一種藝術語言，一種具有美學功能的藝術語言。由於語言自己所輻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內涵，這就使翻譯這門僅在語言框架之內的藝術，同文學創作一樣，並非簡單的將不同體系中的文學進行轉化，而是一種創造性工作。與原作的創造性不同，翻譯的創造性屬於二度創作，即再創作。兩種創作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原作的創作直接來源於現實，來源於作家的現實，譯作的創作來源於原作，來源於原作作家所表現的現實。兩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們各持己見。謝教授認為在文學翻譯中，譯作勝出原作的現象不勝枚舉，尤其是在詩歌翻譯中表現最為突出。
此外，謝教授還從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與接受環境的角度，對創造性叛逆作出了豐富的闡述。他指出在譯介學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譯者。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可歸為兩類：有意識型和無意識型。個性化翻譯和節譯、編譯屬於有意識型創造性叛逆。誤譯和漏譯屬於無意識型。另有一類轉譯改編所屬的特殊型創造性叛逆。接受者與接受環境自然是指一種語言在經過編碼轉換後進入到新的文化環境後，所遇到的人與社會的反應。接受者，廣義上包括譯者和讀者。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已體現在媒介者之中了，讀者的叛逆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上進行的。有時比譯者的翻譯更富創造性，更具叛逆精神。這是因為主觀上他們有自己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客觀上仍處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下。接受環境的影響是指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對譯者、讀者、翻譯的目的、採取的文學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響。這些因素也致使譯本在進入到新的文化環境後，發生了叛逆和變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們避而不談的那部分林紓的「訛」也被謝教授歸入了創造性叛逆一類。
國內其他學者：許鈞，孫致禮，袁莉等，均對此有研究。
在西方則存在釋義學、符號學、解構主義、翻譯研究等派別。釋義學是20世紀60年代後盛行於西方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是一種探求意義和理解的理論，把翻譯理論至於語言研究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勒內指出，從釋義學角度來看，翻譯主要關注的是文本信息，語言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譯當作語言學習的一種手段，也可以把翻譯當作藝術創作的手段。
現代釋義學代表人物伽達默爾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繼承了海德格爾釋義學循環的思想，開創了哲學釋義學。他認為，釋義學不是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是有關理解的理論。理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體認識客體的主觀意識活動。理解是把人的經驗與世界相聯系的途徑。理解是視域融合。「視域就是 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含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看到的一切。」創造性叛逆就是視域融合中的意義生發。視域融合使我們有了新的視域。視域是一個動態概念，它的不斷變化就是理解中意義的生成運動，而意義生成則是創造性叛逆的結果。在理解中，我們不得不背叛他者視域，同時也無法堅守自己的視域，如果沒有叛逆，活動就會停下來，我們只能滯留在各自的視域中，文化傳統也將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賦予叛逆以意義的，則是「創造」。伽達默爾還指出，人類理解的歷史性構成了人們理解的歷史性，對過去文本產生的偏見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偏見本身可以看作是人們創作力的表現。它展現出理解者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現代釋義學對翻譯研究提供了兩個新視點：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譯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續；二是肯定了譯者的歷史性。譯者的歷史性是客觀存在的，因而，譯作是否真正體現作者原意，則是一個仁者見仁的問題。
符號學是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一門綜合學科，它已廣泛地應用於分析社會各個領域出現的符號現象。符號學與翻譯是有相通性的，兩者都與信息或文本，即符號的用法、解釋和操作有關。翻譯與語言活動有關，而語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號系統，翻譯涉及一整套非語言因素，而符號學把翻譯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專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關於CS皮爾士的符號學》一書中，闡明了符號翻譯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譯是符號創新過程，解釋在翻譯的任何一種模式，都具有雙重發生率，即內部導向和外部導向。跟著直覺，以經驗事實為依據，翻譯意味著一個採取決定的符號過程。於是，她斷定翻譯在某種程度上類似用完整的信息進行游戲，那麼譯者就是游戲者。游戲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規則，但又鼓勵創造性和個人技能。結果的不確定是這種游戲的又一特點，游戲者在採取決定時總含有冒險或賭博的因素。這種因素完全是符號學的。因為符號的理解和用法永遠都不是認識上的一種穩定的對等，而總是一種猜測的或創造性的推理。翻譯在這里被理解為一個探索性的、嘗試性的和會犯錯誤的語言游戲，其中產生的符號學模式受規則支配，同時解釋者又改變和創造規則，這就把翻譯變成了一個千變萬化，永無止境，具有創造性技巧的游戲，它把翻譯從它特有的抽象的語言屬性中解放出來，放手推理，允許譯者把他個人的創造性潛能發揮的淋漓盡致。
解構主義又稱後結構主義，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思潮在西方翻譯理論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並對傳統翻譯理論產生巨大影響，並開拓了新視野。羅朗巴特宣稱「作者死了！」他認為文本一旦完成，語言符號即開始起作用。宣稱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義的存在，使我們研究的視角轉向了譯者。創造性叛逆從理論上賦予了其獨立的主體地位，譯者有了自由權。福柯認為，原著在翻譯處理過程中不斷被改寫，譯者是創造的主體，翻譯文本是創造的新生語言。從而大大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盡管解構主義觀點有些極端，但它卻跳出了傳統譯論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譯者的創造性，尊重了譯者的貢獻，審視了譯者所處的地位。正是譯者對原著的不斷改寫，對原文不斷解釋，才賦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廣為流傳。
「翻譯研究派」興起於70年代的歐洲。該派將研究方向轉為外部因素，探討譯文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譯文對譯入語文化中的文學規范和文化規范所產生的影響，凡是與翻譯相關的政治、歷史、經濟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圍內。他們把翻譯理解成一種改寫和重寫，譯者對文本的操縱和擺布，這樣一來，譯者擁有了主動權，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翻譯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爾，把翻譯定義為「改寫的一種形式，是創造另一個文本形象的一種形式」。他一再強調，翻譯是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改寫。他與巴斯內特還進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寫而生存。離開改寫，「原著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消亡，」改寫能夠「造就或扼殺一位作家」。他還聲稱，文學是一個系統，指的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且有某些特徵的成分；這個系統是「人為」的，因為它由文本和閱讀、創作和改寫文本的人組成。這個系統對改寫者有一系列制約作用，因此，譯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絕大多數場合下，如果他們想使自己留在他們所寄養的文化之中的話，如果他們想對自己的文化的演進施加影響的話，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四、結束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創造性叛逆」這種現象在文學翻譯中有著普遍性。中西譯論從各自的角度闡發了對翻譯活動創造性、背叛性的理解，這也就承認了「創造性叛逆」的價值。林紓的「訛」，盡管我們曾試圖辨證來看，但通過謝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歸為「創造性叛逆」的一類，當然也包括那部分刪減、增補的「訛」。設身處地為這位翻譯先驅想一下，他的眾多謬誤，我們就不難解讀了。承認了他譯作中的「創造性叛逆」，我們也就承認了他的創造性，他作為譯者應得到的地位，承認了他對當時文學青年和社會的影響。盡管這同我們的傳統翻譯理論強調「案本」、「信」、「忠實」的觀念似乎有相悖之處，但實際上，不存在沖突，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們的目光不應只限在文本框架內，還應從譯者主體社會環境讀者的角度去分析譯作。「創造性叛逆」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綜觀世界翻譯史和理論研究，「創造性叛逆」的例子不勝枚舉：龐德是如何翻譯李白的詩，傅東華先生的《飄》中的譯名，蘇曼殊翻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勒圖諾爾、伏爾泰對莎翁各自的演繹，賴利格拉斯翻譯的《草葉集》等等。
總之，在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是無處不在的產物。它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由於它涉及到了翻譯主體性的確立、翻譯話語的流傳、意義的理解、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等復雜又深刻的現實問題，因此蘊藏著具大的理論價值。同時也給我們一個機會，突破狹隘的研究層面，突破單一思維方式，用文化的視角，開拓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㈨ 什麼是數學再創造
由世界著名教學教育權威弗賴登塔爾提出的「再創造」的論述內容相當豐富，他認為：
1）數學是最容易創造的一種學科。它實質上是人們常識的系統化。教師不必將各種規則、定律灌輸給學生，而是應該創造合適的條件，提供很多具體的例子，讓學生在實踐的過程中，自己去發現或是「再創造」出各種運演算法則和各種定律。
2）每個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特點重新創造數學知識。個人學習數學的進程和數學發展的歷史有著相似之處。每個人在學習過程中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體驗，用自己的思維方式重新創造有關的數學知識。
3)每個人有不同的「數學現實」，因而可達到不同的水平。這里「數學現實」是指客觀現實與人們的數學認識的統一體。是人們用數學概念、數學方法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的總體。其中既含有客觀世界的現實情況，也包含學生個人用自己的數學水平觀察這些事物所獲得的認識。教師應當針對各個學生數學現實和思維水平的不同，通過適當的啟發，引導學生加強反思，使學生的創造活動由不自覺的狀態，發展為有意識的活動。
4)「再創造」應當貫穿於數學教育的全過程。數學教育的整個過程學生都應該積極參與，教師的任務就是為學生提供廣闊的天地，聽任各種不同的思維、不同的方法自由發展，絕不可以對內容作任何限制，更不應對其發現設置任何預先的圈套。
更多請參考 http://learning.sohu.com/20060417/n242808119.shtml
望採納，謝謝！！
㈩ 對歷史人物的再創造是指
是錯誤 希望對你有幫助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共同創造歷史。理由如下： (1)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不能把英雄人物的歷史作用與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相提並論。宣揚「共同創造歷史」論，本質上是鼓吹英雄史觀的錯誤，是形式上的「二元論」實質上的歷史唯心論。 (2)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根本原理。人民群眾不但創造了社會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而且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 (3)傑出的英雄人物在歷史發展中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說人民群眾與英雄人物共同創造歷史。這是因為： ①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作用是傑出人物歷史作用的基礎。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從屬於並受制於人民群眾的作用。 ②傑出人物的力量來源於人民群眾。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傑出人物就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③傑出人物發揮歷史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功過是非，都取決於是否符合歷史規律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 ④無論英雄人物作用有多大，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而且傑出人物的失誤，還要靠人民群眾的實踐來糾正。總之，最終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是人民群眾。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