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創造初期

『壹』 簡單說說我國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變過程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əך，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相關的主題文章：

『貳』 字最早是誰創造的字是誰最早創造的

倉頡

倉頡，原姓侯岡，名頡，俗稱倉頡先師 ，又史皇氏。《說文解字》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左史官，見鳥獸的足跡受啟發，分類別異，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為「造字聖人」[1] 。
據《河圖玉版》、《禪通記》記載，倉頡曾經自立為帝，號倉帝，是上古時期的一部落首領。倉頡在位期間曾經於洛汭之水拜受洛書。[2-3]
倉頡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據史書記載，倉頡有雙瞳四個眼睛，天生睿德，觀察星宿的運動趨勢、鳥獸的足跡，依照其形象首創文字，革除當時結繩記事之陋，開創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為「文祖倉頡」。
來源網路

『叄』 人類早期是沒有文字的,後來倉頡創造了文字對嗎

是的。
人類早期是沒有文字的，為了適應生活的需要，幫助表達、交換、記憶等，古人曾發明、使用過「結繩記事」「物語」後來傳說倉頡模仿鳥的足跡創造了字的筆畫。後來他又根據龜紋、蟲蛇、黍稷、山川、草木等的形狀或動態，創造了文字。

『肆』 我們的祖先創造的文字最開始是什麼後來是什麼再後來是什麼用什麼形容一個人學

親，我們的漢字發展歷史，有明確的歷史實物的就是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我的家鄉就在甲骨文的發源地——安陽，很高興能回答你這個問題。甲骨文被廣泛認為是漢字的第一種形式，最早應該出現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過我記得學歷史的時候，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文物上也有符號，但是沒有考察出有什麼具體的意義，所以沒有被認定為文字。當然我們也有傳說是倉頡造字，但我們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人創造只是個傳說，不過他也有可能是漢字的整理者之一。
所以最早的還是公元前約1300的甲骨文。

之後就到西周時期出現的金文。金文是被刻在青銅的鍾鼎和石鼓上的文字。

到了秦朝，秦始皇統一文字。李斯進行了加工，統一後的文字被稱為「小篆（zhuan，四聲）」當時民間還流行著一種「隸書」，被稱為「秦隸」，字體更接近我們現在的漢字。

到漢朝時，隸書非常流行，發展為了「漢隸」，同時楷書也在萌芽階段。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可以說把楷書發揚光大了。
到唐宋時期，楷書非常盛行，宋朝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也讓我們的輸入法多了一種字體「宋體字」，哈哈！宋體字由楷書變化而來，更加方方正正，守規矩~
最後你的問題，「用什麼形容一個人學？」什麼意思？感覺問題沒有問完呀，可以補充哦~

查閱了很多資料回答的，希望能夠有所幫助，謝謝~~~
一直到我們新中國成立，為了普及漢字，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又擴大了簡化字的范圍和字數，這是兩千多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漢字改革。在此之前我們祖先們寫的都是繁體字，除了中國大陸，我們的香港、台灣的同胞們現在基本還在使用繁體字。其實漢字的簡化可以說幫助咱們十幾億的人口進行了很好的掃盲工作，同樣寫「憂郁的台灣烏龜」，看看繁字體「憂郁的台灣烏龜」，如果真的這么寫下來，恐怕真的會得憂鬱症吧，囧。。。

『伍』 文字是什麼時候創造的

甲骨文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迴文又稱契文、龜答甲文或龜甲獸骨文。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佔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不過具體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詳略的差異，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辭最為完整，同時也是現存數量最多的時期。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辭的甲骨，這些字都具備了漢字的基本結構。大量的甲骨文及銘文既記載了當時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象、占卜方面的情況，又標志著文字接近成熟。

『陸』 文字誰發明的

倉頡。

在遙遠的上古原始社會時代人類一步步從「堆石記事」、「結繩記事」、發展到「符號文字」。遠古符號文字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約五千餘年，遠古早期的文化記錄基本上都是用符號文字記錄下來的。倉頡的功績就在於，他廣泛搜集民間的圖畫文字加以整理，創造了有系統的象形文字。

其實，這只是古人對倉頡的一種盲目崇拜，又經歷代文人和史學家炒作，倉頡便成了中國文字發明的始祖。實際上中國的文字史早在倉頡以前數千年就已經誕生了。

(6)文字創造初期擴展閱讀：

倉頡造字的故事

傳說倉頡一生下來腦袋就特別大，如簍斗一般，人們都說他是個怪物。他的母親卻視如珍寶，精心哺養。小倉頡很聰明，思維敏捷智慧超群，小夥伴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他長大成人，被推薦給黃帝。黃帝見他記憶力極強，敏銳過人，就讓他做主管祭祀的官。

那時虞，人們敬天敬地敬神仙，祭祀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春天要舉行春祭，夏天要舉行一祭，每逢春節，還要舉行一次最隆重的大祭。單憑腦子把這些活動記下來也實在不容易。倉頡就想了個辦法：用草擰成繩，打結記事。

小祭結個小疙瘩，大祭結個大疙瘩。還在結上塗抹不同的顏色，用以表示不同的季節。如：冬天發生的事塗上白色，夏天發生的事塗成綠色。但是，時間長了，繩疙瘩也越來越多，怎麼也搞不準確。倉頡苦苦思索，想找個更好的辦法。

一天，他見人人在捉魚。有一條魚落在地上，留下了一個印印。他不由靈機一動，心想：如果把魚的形狀畫下來，不就可以表達魚的意思了嗎？畫個人形代表人，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

他急忙跑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妻子。他妻子也是個聰明人，聽倉頡一說很高興，就幫助倉頡研究起文字來。倉頡又多方聽取眾人的意見，便把許多象形文字搜集起來，認真作了記錄。

倉頡的妻子幾乎每天都需用各種辦法試驗他。有時甚至故意畫得很復雜，叫倉頡說她寫的是什麼字。倉頡只要稍一思忖便猜著了，不僅能很快說出是什麼字，而且還能講出它的意思。於是，他的妻子決心要想個點子難為倉頡。

這一天，倉頡不在家，他的妻子捉了一個屎克螂。放在一塊鋪平的沙子上，再用碗蓋住。屎克螂在沙土地上爬了個橫七豎八,不象個字形。倉頡回到家，妻子叫他認這是什麼字。

倉頡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個名堂來，急得他滿頭大汗。他不由伸手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突然，腦門上又長出一對眼睛來。只見他睜大四隻眼仔細一瞅，驚喜地說：「這願來是屎克螂爬的！」

倉頡說完這句話，就累死了。要不怎麼能說倉頡是四隻眼的倉王呢？

他的妻子很悲痛，後悔自己不該出難題難為丈夫。黃帝為了紀念倉頡的大功，就下令挖一口大井，把倉頡厚禮安葬，並封他為倉王。

從此以後，我們中華民族便有了自己的文字。

『柒』 文字的創造

漢字的起源

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

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捌』 文字的創造是信息第一次（ ）。

A

第二次信息技術革命是文字的創造。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出現了文字
文字的創造——這是信息第一次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
陶器上的符號：原始社會母系氏族繁榮時期（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
甲骨文：記載商朝的社會生產狀況和階級關系，文字可考的歷史從商朝開始
金文（也叫銅器銘文）：商周一些青銅器，常鑄刻在鍾或鼎上，又叫「鍾鼎文」

『玖』 文字在早期是什麼創造了出來

簡介 傳說中倉頡生有「雙瞳四目」。目有重瞳者，中國史書上記載只有三個人，虞舜、倉頡、項羽。虞舜是禪讓的聖人，孝順的聖人，而倉頡是文聖人，項羽則是武聖人。
相傳，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在此以前，人們結繩記事，即大事打一大結，小事打一小結，相連的事打一連環結。後又發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號作為記事。隨著歷史的發展，文明漸進，事情繁雜，名物繁多，用結和刻木的方法，遠不能適應需要，這就有創造文字的迫切要求。黃帝時是上古發明創造較多的時期，那時不僅發明了養蠶，還發明了舟、車、弓駑、鏡子和煮飯的鍋與甑等，在這些發明創造影響下，倉頡也決心創造出一種文字來。
非常聰明，有一年，倉頡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陽虛之山（現在陝西省雒南縣），臨於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見一隻大龜，龜背上面有許多青色花紋。倉頡看了覺得稀奇，就取來細細研究。他看來看去，發現龜背上的花紋竟是有意義可通的。他想花紋既能表示意義，如果定下一個規則，豈不是人人都可用來傳達心意，記載事情么？
倉頡日思夜想，到處觀察，看盡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況、地上山川脈絡的樣子、鳥獸蟲魚的痕跡、草木器具的形狀，描摹繪寫，造出種種不同的符號，並且定下了每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號拼湊成幾段，拿給人看，經他解說，倒也看得明白。倉頡把這種符號叫作"字"。
倉頡，稱蒼頡，姓侯剛，號史皇氏，黃帝時史官，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但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人創造只是傳說，不過他可能是漢字的整理者，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今南樂縣城西北35華里吳村有倉頡陵、倉頡廟和造書台，史學家認為倉頡生於斯，葬於斯。
相傳倉頡在黃帝手下當官。那時，當官的可並不顯威風，和平常人一樣，只是分工不同。黃帝分派他專門管理圈裡牲口的數目、屯裡食物的多少。倉頡這人挺聰明，做事又盡力盡心，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裡都有了譜，難得出差錯。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儲藏在逐漸增加、變化，光憑腦袋記不住了。當時又沒有文字，更沒有紙和筆。怎麼辦呢？倉頡犯難了。
倉頡整日整夜地想辦法，先是在繩子上打結，用各種不同顏色的繩子，表示各種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繩子打的結代表每個數目。但時間一長久，就不奏效了。這增加的數目在繩子上打個結很便當，而減少數目時，在繩子上解個結就麻煩了。倉頡又想到了在繩子上打圈圈，在圈子裡掛上各式各樣的貝殼，來代替他所管的東西。增加了就添一個貝殼，減少了就去掉一個貝殼。這法子挺管用，一連用了好幾年。
黃帝見倉頡這樣能幹，叫他管的事情愈來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數，回回狩獵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減，也統統叫倉頡管。倉頡又犯愁了，憑著添繩子、掛貝殼已不抵事了。怎麼才能不出差錯呢？
這天，他參加集體狩獵，走到一個三岔路口時，幾個老人為往哪條路走爭辯起來。一個老人堅持要往東，說有羚羊；一個老人要往北，說前面不遠可以追到鹿群；一個老人偏要往西，說有兩只老虎，不及時打死，就會錯過了機會。倉頡一問，原來他們都是看著地上野獸的腳印才認定的。倉頡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個腳印代表一種野獸，我為什麼不能用一種符號來表示我所管的東西呢？他高興地拔腿奔回家，開始創造各種符號來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頭頭是道。
黃帝知道後，大加贊賞，命令倉頡到各個部落去傳授這種方法。漸漸地，這些符號的用法，全推廣開了。就這么，形成了文字。
倉頡造了字，黃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稱贊他，他的名聲越來越大。倉頡頭腦就有點發熱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頭頂心裡去了，什麼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馬虎起來。
這話傳到黃帝耳朵里，黃帝很惱火。他眼裡容不得一個臣子變壞。怎麼叫倉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呢？黃帝召來了身邊最年長的老人商量。這老人長長的鬍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個結，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歲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會，獨自去找倉頡了。
倉頡正在教各個部落的人識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後，和別人一樣認真地聽著。倉頡講完，別人都散去了，唯獨這老人不走，還坐在老地方。倉頡有點好奇，上前問他為什麼不走。
老人說：「倉頡啊，你造的字已經家喻戶曉，可我人老眼花，有幾個字至今還糊塗著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倉頡看這么大年紀的老人，都這樣尊重他，很高興，催他快說。
老人說：「你造的『馬』字，『驢』字，『騾』字，都有四條腿吧？，而牛也有四條腿，你造出來的『牛』字怎麼沒有四條腿，只剩下一條尾巴呢？」
倉頡一聽，心裡有點慌了：自己原先造「魚」字時，是寫成「牛」樣的，造「牛」字時，是寫成「魚」樣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顛倒了。
老人接著又說：「你造的『重』字，是說有千里之遠，應該念出遠門的『出』字，而你卻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過來，兩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該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遠門的『出』字。這幾個字真叫我難以琢磨，只好來請教你了。」
這時倉頡羞得無地自容，深知自己因為驕傲鑄成了大錯。這些字已經教給各個部落，傳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連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懺悔。
老人拉著倉頡的手，誠摯地說：「倉頡啊，你創造了字，使我們老一代的經驗能記錄下來，傳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記住你的。你可不能驕傲自大啊！」
從此以後，倉頡每造一個字，總要將字義反復推敲，還行拿去徵求人們的意見，一點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說好，才定下來，然後逐漸傳到每個部落去。
還有相傳說倉頡造字成功，發生了怪事，那一天白日竟然下粟如雨，晚上聽到鬼哭魂嚎。為什麼下粟如雨呢？因為倉頡造成了文字，可用來傳達心意、記載事情，自然值得慶賀。但鬼為什麼要哭呢？有人說，因為有了文字，民智日開，民德日離，欺偽狡詐、爭奪殺戮由此而生，天下從此永無太平日子，連鬼也不得安寧，所以鬼要哭了。
先秦傳說造字者為倉頡，《旬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呂氏春秋》記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說文解字》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史官，被尊為「造字聖人」。史學家徐旭認為，文字的出現，應與倉頡有關。那時制定歷法需要文字記載，制定神諭也需要行文，因此，倉頡應是顓頊部族人。他「生於斯，葬於斯」，故造書台北有倉頡陵墓。他所處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6世紀。據此推測，四、五千年前，我國的文字就比較成熟了。
到了現代，有人在承認倉頡的同時又擴大了造字者的隊伍。比如魯迅先生，他認為「......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採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魯迅．門外文談》。也就是說，漢字當然不可能是倉頡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由許許多多的像倉頡這樣的人慢慢豐富起來的，倉頡只不過在這些人當中比較重要、起的作用比較大而已。我們所重視的不是到底是不是倉頡造的漢字，而是造字這件事本身的意義。漢字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歷史走進了由文字記載的時代，是歷史長河中的一件大事，對後世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倉頡造字的傳說在全國流傳得更為廣泛。《淮南子·本經訓》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爪之跡，知今之可相別異也，構造書契。」由於倉頡造字的貢獻實在太大，所以關於倉頡造字的傳說和遺跡遍布黃河中下游許多地方。這其中，臨汾的洞兒村即今堯廟鎮西趙村影響較為廣泛。據說，漢唐以來，村中一直建有倉頡祠堂，稱作「倉頡聖祠」，每年春天都要進行祭祀活動。該祠有房屋400餘間，祠內兩廂，一邊為崇文會館，一邊為培英義庄，鄉會試在此舉行。清代，此祠被燒毀後，又建祠三間。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臨汾縣令、河間李早榮在倉頡祠旁修建碑亭，石碑上書寫了「倉頡造字處」五個陰刻正楷大字。現祠已被毀，石碑存於堯廟。當地相傳，倉頡是從獵人按虎、狼、牛、羊的腳印捕獵的故事中得到啟發，造出了象形文字。據《平陽府志》記載：「上古倉頡為黃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見靈龜負圖，書丹甲青文，遂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圓曲之變，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文字既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這足以印證，今西趙村或是倉頡故里，或是倉頡造字之地。
另一種說法
有一次，倉頡就是從這些繩結記錄的史書給黃帝提供的史實出了差錯，致使黃帝在和炎帝的邊境談判中失利。事後，倉頡愧而辭官雲游天下，遍訪錄史記事的好辦法。三年後他回到故鄉白水楊武村，獨居深溝「觀奎星圜曲之式，察鳥獸蹄爪之跡」，整理得到的各種素材，創造出了代表世間萬物的各種符號。他給這些符號起了個名字，就叫做字。
倉頡的字都是依照萬物的形狀造出來的。譬如：日字是照著太陽紅圓紅圓的模樣勾的；月字是仿著月牙兒的形狀描的；人字是端詳著人的側影畫的……倉頡首創文字的事後來被黃帝知道了，他大為感動，乃賜倉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上一君。再後來，上天知道了這件事，下了一場穀子雨獎勵倉頡。這便是人間穀雨節的由來。
從白水縣城出發，沿渭（南）清（澗）公路下洛河，然後再改走白（水）洛（川）公路。吉普車在高原的溝岔間跑了一個小時左右，才來到了倉頡廟所在的史官村。這座已有1800餘年歷史的倉頡廟已被國務院正式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倉頡陵在吳村西側，與倉頡廟西東相望，是一個高五米的大土丘。陵墓以下有仰韶至龍山時期的古文化遺存。陵前翁仲，石獅俱存，並建有石坊，上書「倉頡」二字。倉頡廟，始建年代不詳。據廟內現存碑刻記載，「歷漢唐以來，未嘗稍替」。如今看到的倉頡廟是明清時的建築，佔地約兩千七百平方米，坐北朝南，有石望柱一對，雕刻精美雅緻；山門、二門皆為硬山式建築，拜殿、正殿和寢閣大方美觀。還有明代名人篆額題聯和倉頡夫婦的石雕。廟內碑刻林立，松柏蒼翠，楊柳依依，樓台亭閣鱗次櫛比，整個建築雄偉壯觀 。
告別「結繩記事」的年代
中國古書上有「結繩記事」、「契木為文」等記載，這是早期記事常用的方法，可惜這些物質無法長久保存下來，所以當時的記事情況已無法知曉了。但安陽小屯發現了十五萬片甲骨卜辭，在龜甲與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總字數達到3500個上下。從甲骨文字結構來說，除了象形以外，形聲、會意、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應用。可見在三千餘年前的商代文字已達到了相當完備程度，那幺在它以前一定有個更長的發展過程。
考古發現證明，中國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龜甲上刻劃符號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發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與甲骨上所見的字類似，因而有人認為它們就是早期文字。至於在龍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發現的朱書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國的漢字至少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文字的出現既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不斷積累、不斷總結的結果，所以倉頡很可能是總結整理文字，為漢字的形成作出了貢獻的一個代表人物。
這位史前傳說人物，在我國古代戰國以前的典藉中都從未提及。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漢代後，在《淮南子》和《論衡》中，已從「倉頡造字」發展為「倉頡四目」，開始神化。尤其是漢代的緯書，又進而渲染，倉頡「生而能書，又受河圖錄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後愈演愈神奇，發展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等傳說。黃帝是原始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首領之一，當時沒有國家機器，可見「史官」之說，顯然是後人用後代國家機器的職官名稱套用於史前傳說人物的結果。
「倉頡造字」的傳說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中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解釋說：「頡有四目，仰觀天象。因儷烏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
倉頡造字的過程
漢字的誕生非一人一手之功，是先民長期累積發展的結果。近代考古發現了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約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約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質的龜骨契刻符號。流傳下來的倉頡造字的傳說，說明倉頡應當是在漢字發展中具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物，他可能是整理漢字的集大成者。
關於倉頡造字，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統一華夏之後，感到用結繩的方法記事，遠遠滿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倉頡想辦法，造字。於是，倉頡就在當時的洧水河南岸的一個高台上造屋住下來，專心致志地造起字來。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長時間也沒造出字來。說來湊巧，有一天，倉頡正在思索之時，只見天上飛來一隻鳳凰，嘴裡叼著的一件東西掉了下來，正好掉在倉頡面前，倉頡拾起來，看到上面有一個蹄印，可倉頡辨認不出是什麼野獸的蹄印，就問正巧走來的一個獵人。獵人看了 看說：「這是貔貅的蹄印，與別的獸類的蹄印不一樣，別的野獸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倉頡聽了獵人的話很受啟發。他想，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畫出圖象，大家都能認識，這不就是字嗎?從此，倉頡便注意仔細觀察各種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雲、山、河、湖、海，以及各種飛禽走獸、應用器物，並按其特徵，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這樣日積月累，時間長了，倉頡造的字也就多了。倉頡把他造的這些象形字獻給黃帝，黃帝非常高興，立即召集九州酋長，讓倉頡把造的這些字傳授給他們，於是，這些象形字便開始應用起來。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後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台」，宋朝時還在這里建了一座廟，取名「鳳台寺」。
[倉頡造了哪些字?]? [蒼頡書]釋文:
倉頡造字台
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
草米並刈，乞少子左互。
學耒，弢雨水，兒糾叔
兵朱。
[蒼頡書]釋義:
身體變化，需要庇護。於是尼山是養老送終的好地方。[老有所養]
雜草莊稼一並割下，求少子幫助。[壯有所用]
學使農具，取水灌地。小兒纏著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紅飄帶。[幼有所長]
[蒼頡書]的內容，與『[禮記禮運]篇所講的大禹以前的社會情況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為
大同』。這就是從孔子到孫中山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嚮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論，原來出自於上古時代的[倉頡書]。
[倉頡書]不愧是天下第一書，願天下讀書人都來讀一讀【倉頡書】，讓祖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我們這一代開花、結果，讓中華大地真正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宏圖大志，一展五千年的壯麗輝煌！ 最後讓我把宋代大觀帖上的釋文，附在下面，沒有前輩的最初探索，哪有我無名小子的最終發現，短短的二十八字的【倉頡書】，乃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見證，可謂通俗易懂、博大精深，是人類的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大觀帖》翻刻時將《倉頡書》28字譯為「戊巳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爻家，受赤水尊，戈茅斧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