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創造了圍城

⑴ 《圍城》創作背景和主要人物

圍城》是錢鍾書所著，他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後留學英、法，是位學貫中西而富才回情的學者。《答圍城》寫於1944－1946年。在《圍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創作意圖說：「我想寫現代的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著意表現的是現代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眾生相。通過主人公方鴻漸與幾位知識女性的情感、婚戀糾葛，通過方鴻漸由上海到內地的一路遭遇，《圍城》以喜劇性的諷刺筆調，刻畫了抗戰環境下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彷徨和空虛。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解釋「圍城」的題義說：這是從法國的一句成語中引申而來的，即「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小說的整個情節，是知識界青年男女在愛情糾葛中的圍困與逃離，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是表現一部分知識者陷人精神「圍城」的境遇。而這，正是《圍城》主題的深刻之處。

⑵ 「錢鍾書先生的創作的基調是諷刺。。。都逃不不出他敏銳的觀察力。」在哪本書哪一個作者哪一年版第幾頁

柯靈老先生的文學評論：《錢鍾書創作淺嘗》。刊登於1983年1月的《讀書》雜志
柯靈看重這篇文章，在《讀書》雜志刊登的同時，又在1983年1月12日香港《星島日報》加以刊載。

原文如下，您說的那段在第三段開頭

錢鍾書創作淺嘗

柯靈
——讀《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

一

初讀錢鍾書同志的《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還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一九四八年,避難時帶到香港,次年北返,因為積書漸多,攜帶不便,託人寄存,結果掃數散失海外。最近才設法把這兩本書搜求來重新讀了。《圍城》最初是讀手稿,因為那時連載這部長篇小說的《文藝復興》和《周報》同在一處出版,《文藝復興》每期發稿以前,大家有機會先睹為快,讀得興高采烈,滿室生春。但忽斷忽續,並未讀全。後來出了單行本,才有機會一口氣通讀,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一九八0年尾,《圍城》在長時期的銷聲匿跡後重新露面,剪燭西窗,百忙中重溫一過。現在再度披卷,算來已是第四次瀏覽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書還是這些書,字里行間,依然耐人流連,情奪神飛,會心不遠,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寫在人生邊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間別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見人所未見。《人獸鬼》是短篇小說集,收《上帝的夢》《貓》《靈感》《紀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這里寫了人,寫了獸,寫了鬼,還寫了上帝；但「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歸根到底是寫人。《圍城》卻是人物輻湊、場景開闊、布局繁復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
散文也罷,小說也罷,共同的特點是玉想瓊思,宏觀博識,妙喻珠聯,警句泉涌,諧謔天生,涉筆成趣。這是一棵人生道旁歷盡春秋、枝繁葉茂的智慧樹,鍾靈毓秀,滿樹的玄想之花,心靈之果,任人隨喜觀賞,止息乘蔭。只要你不是閉目塞聽,深閉固拒,總會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
這些書生不逢辰,印行伊始,就碰上戰火紛飛的磨難。《寫在人生邊上》在上海「孤島」印行,正當抗日戰爭後期的艱苦年月,但棘地荊天,而不蔽行遠。《人獸鬼》與《圍城》問世,都在激烈的解放戰爭期間,東方欲曉,夜色猶酣,絕不是讀書的氣；如而兩者都在這短短的兩三年裡再版三次,給出版家提供了一個堪以自慰的例證:即使在兵荒馬亂、改朝換代的大動盪中,不能充飢的好書也會象糧食一樣受人歡迎。
接著是三十年的「李迫大夢」,一覺醒來,《圍城》已經蜚聲國際,舉世傳誦,迄今為止,已有英、法、德、日、俄、捷六種文字的譯本。《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同時在海外移譯翻印,選家垂青,學人延譽,不脛而走。「四人幫」鎖國十年,實行嚴格的文化封閉治療,結果卻只擋住了自己的視線,蒙不住別人的眼睛。現在《圍城》倦遊歸來,在國內也已印行兩版；《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經過多方敦促,不久也將與讀者相見。這無疑是令人高興的事,因為和風拂面,老樹新葩,正是陽春的景象。試一回顧文藝領域多年來的晦明風雨,「左」閥橫行,創痕猶新,姑置不論,評論家的見仁見智,為褒為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耳代目,以鼻代腦,也往往影響許多作家和作品的命運。當然,最有力的鑒定者,還是時間和讀眾,古今中外,並無二致。但人生有涯,經得起多少是是非非的折騰翻復!《圍城》一類的曲折經歷,豈不值得觸類旁通,思考一些問題?
楊鋒同志在《幹校六記》里一再感慨地說：「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聽起來真有點驚心動魄。我想是不是可以附加一句:有些書本也可作如是觀。但萬事萬物,總逃不脫一分為二的規律,世上既有百煉鋼,自然也有繞指柔。而鍾書同志和他的著作,則正是屬於少數「最經磨」的一類。

三

鍾書創作的基調是諷刺。社會、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態,都逃不出他敏銳的觀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筆,又犀利,又機智,又俏皮,汩汩地流瀉出無窮無盡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陽秋,包藏著可悲可恨可鄙的內核,冷中有熱,熱中有冷,喜劇性和悲劇性難分難解,嬉笑怒罵,「道是無情卻有情」。
在《圍城》和《人獸鬼》中,長卷般展出成批活龍活現的知識階層人物畫像。濟濟蹌蹌的紳士、淑女、學者、名流、作家、教授,剝掉文明高貴的華袞,露出故作高深的淺陋,貌似聰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虛偽,一本正經的無聊,玲瓏透剔的卑鄙,活象伊甸園里的亞當、夏娃,「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杏包裹」；又象陳年風肉里膩睡方醒的蛆蟲,「載蠕載裊」,叫人看了惡心。對一些本質善良的角色,雖然也加以無情的嘲弄,抉剔他們深入骨髓的空虛庸碌,隨俗浮沉,卻總是帶著溫厚的同情和悲憫。例如《紀念》里的少婦曼倩,大學畢業後就成了管領柴米油鹽的小家庭主婦,丈夫又是不善鑽營的老實人,「只會安著本份去磨辦公室的與天齊壽的台角」。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夢想玩弄一種「不落言詮,不著痕跡」的婚外戀情游戲,給暗淡的生命增加些顏色,卻冷不防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讓良心的譴責不斷騷擾靈魂的平安。《圍城》的主角方鴻漸,不願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隨波逐流,不想盜名欺世而不由得弄虛作假,空有「洋舉人」的金字招牌,談笑風生的超級口才,飄泊情海,闊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溫柔」,卻不知不覺落入並非自願的愛情陷阱,成為「道義上的懦夫」；逐鹿名場,又沒有勾心鬥角、縱橫捭闔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擠,結果只好參加失業大軍,茫茫然不知所之。「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本領沒有,脾氣倒很大」:這兩句考語,活畫出一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標准像。
這些人物和戲劇性情節活動的後景,「橫看成嶺側成峰」,有社會的廣度,也有歷史的深度。《圍城》里寫了這么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留學生「嘉言懿行」,作為小說結構的主體建築材料,當然不會事出無心,而是意味深長的安排。近百年來,中國在歷史進程中接受歐風美雨的影響,是大門忽開忽閉的反復經歷。先是重門深鎖,抱殘守缺,「十叩柴扉九不開」；後來局面一變,鎖鑰盡失,一方面固然引進了一些西方的現代科學,一方面又帶來了崇洋媚外的西崽習氣。游洋同於舉業,留學意在鍍金。小說主人公方鴻漸攻的是中國文學,卻要出國「深造」,因為「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象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其中的微言大義,讀者自不難體會。清末海禁初開,士大夫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旨著書立說,論斷「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中國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進口鴉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國土地性質平和,生產的鴉片,吸食也不會上癮,梅毒即是天花,來自西洋等等」,方鴻漸「學成歸國」,在故鄉小縣城裡發表演講,因為丟失了事先准備的講稿,只好摭拾些上述線裝書里的新董,老著臉皮,臨時即興發揮,胡扯鴉片、梅毒與西洋文化影響的鬧劇,並不是無的放矢,插科打諢。正如《貓》里寫講洋務的遺老,因為當過出洋游歷的要人隨員,把考察所得歸納為四句傳家格言：「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無憾矣!」看似荒謬,卻比宮修史書、高頭講章的史論遠為翔實准確,言簡意賅。在小說情節進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三閭大學——抗日戰爭中在內地新設的國立大學,活脫是華洋百貨公司的樣品間,生動地體現了「外國科學進步,中國科學進爵」的特質。校長在歐洲學的是生物學,擅長的卻是渾身的政客解數；教育部派來指導的官員,談話中平均每分鍾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國的時候」,歷史系主任是在外國買文憑的假博士,連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的假美籍夫人；實行導師制是為了摹仿牛津和劍橋,但牛津、劍橋飯前飯後由教師用拉丁文祝福的儀式,中國沒有上帝,很是為難,訓導長挖空心思,想出用念叨「一粥一飯當恩來處不易」來代替的妙法,引得大家嘩然失笑。如此等等的妙人妙事,加上棋局般錯綜的人事關系,矛盾糾結,傾軋奔竟,綜合起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籠罩這座最高學府上空的,正是買辦文化和官僚政治的龐大陰雲。
《圍城》里有不少饒有趣味的插曲,餘音裊裊,韻味醰醰。例如方鴻漸的父親是前清的孝廉公,小縣城裡的大紳士,保存著一隻家傳的老式時鍾,冒著日本侵略的戰火巴巴地從故鄉運到上海,又當作鴻漸的結婚禮物,寶貝似地送到新房裡掛起來。方老先生諄諄囑咐,要兒子保護祖物,說「這只鍾走得非常准,每點鍾只走慢七分」。小說結尾,寫鴻漸失了業,又和妻子柔嘉感情破裂,餓著肚子獨自喪魂失魄地在馬路上游盪到深夜,回到家裡,妻子出走了,他萬念俱灰,累得倒在床上,朦朧睡去,墮入一種被痛苦浸透了的麻木境界。「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正當這時候,那祖傳的老鍾卻從容自在地打了六下。六點鍾,報的是五個鍾頭以前的時刻,那時鴻漸的感情生活和職業生活還存在一線好轉的希望,現在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這只慢條斯理、錯亂顛倒的老鍾,正是舊中國歷史步伐微妙的象徵。把《圍城》看作單純的愛情小說,或者單純描繪知識分子心理的小說,恐怕只能是謹守古訓,目不斜視的結果。

四

《圍城》問世以來,有種種不同的評論。因為《圍城》不是「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輕松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實,笑噱中有雋永,粼粼的微波下潛伏著洶涌的暗浪。咸酸異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評。但是從來華麗的褒義詞無助於作品的壽命,苛刻的貶義詞和輕佻的限制詞也無損於作品的價值,《圍城》在長期棄置和眾說紛紜中,無可置疑地驗證了自己強韌的拉力和抵抗力。
鍾書的散文和小說創作,特別是《圍城》,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應佔有什麼地位,更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是誰也無法改變它們在讀者心裡的份量。對錘書創作的存在假裝沒有看見是不難的,我們迄今為止的現代文學史已經毫不費力地做到了這一點。但抹煞客觀事實,最後必將受到事實的調侃。有一種意見,以為海外評論家盛贊《圍城》,乃是有意和國內評論鬧別扭,這種說法當然有很巧妙的戰略意義。有些海外評論家有政治偏見是無可否認的,但以偏見對偏見,卻正好證明,在這一點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麻煩的是海內外的廣大讀者,特別是外國讀者,對藝術縣可以有偏嗜,卻不會有偏見。評論家自以為掌握著裁判員的哨子,擁有優勢地位,但是和作品角力的結果,反而使自己處於下風,是常有的事。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吹毛求疵,絲毫無損於莎氏。如果說這也無損於托翁,那因他畢竟是托爾斯泰的緣故。而且托爾斯泰並不自居於評論家,除了發表自己的見解以外,也毫不夾著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學創作中,比喻手法的運用自如,是天才的鮮明標志。因為文學的工具只是文字元號,以形象化手段而論,這正是文學區別於其它藝術而獨有的秘密武器。鍾書作品中萬花筒一般閃爍變化、無窮無盡、富有魅力的比喻,我們在新文學作品中還很少看到。而這種能力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其深厚的基礎是人情世態、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識庋藏、藝術涵養的充裕儲備,加上豐富的想像力,思想和哲理的閃光。
阿班納克（J.W.Abenethy）在《美國文學》中說,沒有一個讀華盛頓·歐文的書而不感到歡樂的人。鍾書的作品,至少同樣地使人歡樂。——當然不僅僅是歡樂。

五

俄羅斯有句諺語:「笑是力量的親兄弟。」笑不但產生力量,本身就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現。
鍾書藝術上的成就,和他學術上的造詣密切相關,涉獵一下他的理論性著作——《談藝錄》《宋詩選注》《舊文四篇》《管錐編》等等,不得不驚詫於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經史,貫通中西,融會今古,而絕傍前人,匠心獨運,自成一家；和他創作上的才華煥發,豆豆獨造,互相輝映,各有千秋。淵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訣,力量的源泉。但還有深潛的對人生的熱愛。人們慣於把諷刺分為熱嘲與冷諷,其實熱嘲也好,冷諷也好,都產生於愛和恨,結果只是冷漠,就只會產生絕望與虛無。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度溶合,高度升華,高度平衡,才能達到這種難以企及的境界。說鍾書的創作「才勝於情」或「理勝於情」,未免使入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
略微考察一下鍾書著作成書的年代和環境,就會發現,不是在解放前的戰火下,就是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舉世囂囂,而他只是埋頭窗下,琢磨他的學問,經營他的藝術。但他也訣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因為不論獻身子革命,致力於建設,應當有各自不同的途徑和方法。（我想在這里說一個小掌故。一九四六年,解放戰爭期間,上海警察局長兼警備司令宜鐵吾下令實行「警管區制」,規定警察可以隨時訪問民家,不便公開的目的是為了「防共」。宣鐵吾在報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國家都通行這種制度,並非他的獨裁。當時《周報》組織了一次對這位警察局長的「圍剿」,那就是由通曉歐美各國國情的朋友一一為文反駁,參加這次「圍剿」的,就有鍾書、李健吾、傅雷、喬冠華等人,好象還有姜椿芳。鍾書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寧靜,透明,熱鬧場中無份。不愛交遊,但對人溫厚,在是非愛憎之外,從不恃才傲物,揀佛燒香。國外重金禮聘講學,一一遜謝。他唯一熱衷的是工作,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它。象一條靜穆的大河,不管夾岸的青山,平遠的田疇,磋峨的城廓,冷落的村莊,也不管麗日和風,雷電雨雪,只是不舍晝夜,湯湯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魚蝦存藻之利。
《幹校六記》的「徘惻纏綿,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句句真話」,不但給肯寇空前、但願絕後的十年動亂留下了一個側影,還是一份了解錘書、楊絡夫婦精神風貌的「參考消息」。柳永的詞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確不失為鍾書為人為文的簡潔概括。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⑶ 關於圍城

淺析錢鍾書《圍城》的獨特性

霓裳非衣

說到錢鍾書，我們就會很自然的想到《圍城》。《圍城》是錢鍾書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說，也就是這唯一的一部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問世之初並未風靡全國，而是遭受了不應有的冷遇和非議，被當時的社會所忽略。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極力推崇《圍城》，錢鍾書因而第一次被寫入文學史。《圍城》也因此一版再版，印行了幾十萬部，並被譯成英、法、俄、德、日、丹麥、荷蘭、韓等十多種文字，被介紹到世界各國。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第四代導演黃蜀芹執導了根據《圍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並大獲成功，引發了當時的『圍城熱』。電視劇《圍城》讓錢鍾書走出書齋，深入大眾；《圍城》作為暢銷小說被搬上各大書店的書架，成為九十年代的絕唱。《圍城》這才從真正意義上體現了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隨著《圍城》的再度走紅，錢鍾書也在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文化的泰山北斗，作為學者的錢鍾書在作為作家的錢鍾書面前黯然失色。

《圍城》寫於一九四六年，作為淪陷區文學，《圍城》的題旨並不像其題目一般革命化，它所反映的偏偏就是和革命毫無瓜葛的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弊端。作品對當時社會環境著墨很少，對所謂的歷史背景，時代風雲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從這一點說來，《圍城》偏離了當時文壇的審美情趣，但也正因為如此，《圍城》才具備了有別於同時代大多數作品的鮮明的獨特性。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像《圍城》這樣的作品是非常鮮見的。在此之前沒有，在此之後也沒有。

從作者自身看，像錢鍾書這樣兼具研究才能和創作才能的學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評論家，在文學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夠道出常人不能道出的東西。但要他們動手創作作品，就不大可能了。像錢鍾書先生那樣既有學問，又能進行文學創作的人，實在是很少。從這個意義上講，《圍城》是一部學者的作品，而迥異於其他作家的創作，因而具有其多方面的獨特性。

從作品本身看，這部作品的對象是大學高級知識分子，以這樣的主題，沒有一定的功力，最多隻能在知識分子圈內傳閱。以《圍城》改編的電視劇，能夠突破這一讀者范圍，讓普通觀眾都對這樣的文學描寫產生興趣，實在難得。可以說，直到今天，同類型的小說仍沒有一部能夠超越《圍城》。

下面，本文僅從三個方面淺析錢鍾書《圍城》的獨特性。

一、共性化的人物定型。

《圍城》里人物的身份是定位的，但人物所處的社會是普遍化的。它不以特定社會下的典型人物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態。換言之，錢鍾書的《圍城》超越了特定時代的人性百態。因此，這部40年代的作品能在九十年代走紅，並能吸引當代的讀者，實屬情理之中。

中國文學史上有很多優秀的作品，但我們未嘗說得出這些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更不會將他們與我們自己身邊的人物直接聯系起來，只有少數作品例外。如魯迅先生《阿Q正傳》中的阿Q。我們將那些具有精神勝利法的人物，稱之為阿Q式的人物。而錢鍾書《圍城》中的人物，也享有這樣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於妄人的知識分子，我們會聯想到方鴻漸；遇到富有心計的女性，就會說這是孫柔嘉；對故作知書達理樣的知識女性，我們會叫她蘇小姐；而那些不學無術的不堪之徒，我們則常常會想到李梅亭。《圍城》中的人物是對大學生活中的人物概括得最准確的。這一類文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後還會有。至於「文化沙龍」的無聊，三閭路上的奇聞逸事，學校里的人情世故，上海灘上的韜梁謀略，大家庭內的口舌是非，無不這樣真實，這般深刻，更不用說將婚姻喻為圍城的永恆命題。

於是，只要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習性和這樣的氛圍存在，人們就不會忘記錢鍾書的《圍城》。《圍城》之所以成功，也在於此。其實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在作品中找到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人的影子。

二、從人性立場上展開的獨特文化批判精神。

讀錢鍾書的圍城，我們會體會到濃郁的冷幽默，正如有人將《圍城》稱為『新儒林外史』，把它當成一部諷刺批判小說。但錢鍾書的這種諷刺批判是很獨特的。

這一時期以諷刺的方式來描寫社會世相的文學創作，不僅僅只有錢鍾書一人，也不僅僅只有《圍城》一部小說，包括像張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創作了不少具有諷刺特色的作品。這是五四啟蒙主義思想在現實生活中退潮之後，處於社會變革前夜的文學創作者的某種思想情緒的表現。對社會現實，人們普遍不滿。但這種不滿，在文學上已不再以強烈的激憤方式來表達，而是呈現出包括諷刺在內的多種表達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是諷刺方式，作家作品之間的差別也是很大的。如張天翼、沙汀的創作，明顯帶有左翼文學的特色，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而錢鍾書的諷刺與這種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表述有所區別。他對那種立足於黨派立場的諷刺不感興趣，他力求超越這種意識形態的約束，而從人性立場來展示人性的不足、弱點和丑惡。我們看到，《圍城》中的確沒有一個人不存在問題，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方鴻漸有弱點，但不是一個反面人物，高校長之流就接近於反面人物了。至於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於丑角。這種文學人物的把握立場，是錢鍾書特有的。大概也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圍城》在大陸和台灣都遭受了禁錮的命運。

有人由錢鍾書的諷刺手法聯想的魯迅的諷刺手法，認為兩者有著某種聯系。但事實上，錢鍾書的諷刺批判，不同於魯迅的諷刺批判。

魯迅先生的諷刺是對社會與文化的批判。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充滿著憤怒，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抨擊毫不留情。但魯迅先生的批判飽含著激情和理想。因此,他的批判有時是低沉的，但總體上還是帶有啟蒙主義者的理想色彩，即使是絕望和懷疑，也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他相信未來是光明的。

錢鍾書的諷刺不是對社會的批判，而是一種文化批評。作品對食古不化和全盤西化的舊式人物和新式人物，都給予了某種嘲弄。這種嘲弄從文化上掂量出這兩種人物的狹隘和偏激。表面上似乎詩書禮儀、放眼世界，其實可笑得很。這種批判，是站在知識本位的立場上展開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們首先在知識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個個掛著教授、學者的頭銜，但真正要從知識上追問他們的學問，卻一個個都露出了丑態。方鴻漸的博士文憑是買來的；與大學教授沾不上邊的李梅亭，偏偏是中文系教授。

正是基於人性立場對人性的不足、弱點和丑惡的揭露，以及對文化的批判，《圍城》的藝術價值更有其獨特性。

三、與世界現代主義文藝創作同步的藝術探索。

二十世紀初葉，非理性主義在西方哲學、文學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受其影響，揭示現代文明的弊端和現代人生存的困境，成為了西方世界自十九世紀以來的現代哲學、心理學及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主題。

因受過西方非理性主義的洗禮，錢鍾書的作品透示出極其強烈的理性精神。《圍城》不僅是舊中國一代灰色知識分子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且還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造成方鴻漸們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墮落。其次，現實社會的黑暗，人與人之間的險惡關系，也是導致方鴻漸性格的社會基因。錢鍾書在《圍城》中對人生努力的徒勞、選擇的偶然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相互牽制與束縛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與西方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主旨一脈相承，《圍城》的題旨在於反觀人生的困境與人性的悲哀。

《圍城》跳出了中國狹隘的文化主潮流，與時代、與世界是同步發展的。此外，《圍城》反映的是一種人性的問題，基於這樣的出發點，《圍城》不是中國的《圍城》，而是世界的《圍城》，是對整個人類困境的探討。它的獨特性既帶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生活本就是圍城——讀《圍城》有感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堪稱中國近、當代小說中的經典之作，這是一部讀來如嚼橄欖回味無窮的奇書。在妙趣橫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著令過來人低徊輕嘆、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調侃語調述說人生無奈的笑面悲劇。 「圍城」取自書中才女蘇文紈的一句話，「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婚姻也罷、事業也罷，整個生活都似在一個圍城之中，人永遠逃不出這圍城所給予的束縛和磨礪。書中方鴻漸與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的感情糾葛，每每因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於心計的孫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後自食婚姻苦果。這座感情圍城，曾經令方鴻漸嚮往，之後又無奈於城中的無聊。而在三閭大學著實是一座事業的圍城，這裡面充斥著爾虞我詐、明爭暗鬥，時刻讓人感到壓抑，令本性善良卻怯懦的方鴻漸不堪忍受，但當他離開那裡，面對的卻是一個集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責任，事業的衰敗，多層混雜的社會大圍城之中，讓他更加覺得無所適從，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隻無情的大手掌控著。本就無材的方鴻漸也只會牢牢地屈服於這只手，逆來順受的承受朋友的施捨，義無反顧得踏入愛情陷阱，事業低谷。整本書中，除了他對唐小姐的追求尚顯出些他試圖征服命運的思想外，其餘的，指示方鴻漸徒勞的思想斗爭和軟弱的行為罷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涼的結局。 除了方鴻漸，追了蘇文紈二十年的趙新楣總也踏不進她的那一座圍城，之後卻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運；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傳統思想這座圍城；兩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圍城。總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圍城，大多也僅僅是為了一點私立或者是一個面子，這也是民國時期封建思想與崇洋思想的盲目結合所帶來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歷史這座懷舊圍城之中。錢鍾書先生以這樣幽默的語調，除了批判當時之人或頑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種種行為，調侃當時老人的迂腐、留學生的傲氣，揭露無謂的婆媳之爭、妯娌之爭、情敵之爭、同事之爭外，真正要闡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圍城，人永遠逃不出無盡的壓力和束縛，永遠要在無形的四堵牆下過完一生。每一個人都逃不出這樣的命運，只是在於你在這圍牆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終想著去沖出圍城，那你永遠只能獨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價值。 事實上，這座無形的圍城始終是存在的，只是錢鍾書先生把30年代的這座城具體形象化了，讓身處21世紀的我們看清了書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言之鑿鑿其實也是為了使我們看清我們身邊同樣的一座圍城。當代社會，競爭激烈，高手如雲，存在的明爭暗鬥、勾心鬥角比書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險。就那還算單純的學生來講，學校、家庭、社會，每一個環境都是一座圍城，每一種行為都處於一個圍城。同學間的友誼和競爭、家庭里的親情和壓力、社會上的光明與黑暗，從我們出生起就建造著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諸多圍城。我們只有在其中不斷拚殺，始終保持著一顆積極的心去創造這座圍城裡的異彩，讓圍城中的生活變的豐富。我們不會也不可能逾越這座城牆，因為只要我們有生活，那我們就永遠處於一座圍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圍城，婚姻與事業、學習與娛樂、發展與落後、成功與失敗，都是這座七彩城中的一種顏色，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種元素。當一切人和事因為努力和樂觀而變得美好，當城中的色彩都均勻和諧時，那麼這座圍城就不再是一種可怕的束縛和壓力，而是一個幸福的樂園。沒有人會試圖離開她，即使是自憐自哀的方鴻漸也會喜歡，假惡丑也會被同化為真善美。也許世界永遠不會變得如此美好，但允許我心中永遠存在這種美好的理想。

《圍城》賞析
《圍城》一書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識分子,有名嬡淑女,亦有商賈政客。作者對這些人,有的濃墨重刻,有的輕描淡寫,但無論採取何種手法,都生動繪出了他們各異的特徵: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鬥角,或虛與委蛇。

小說中的一號人物當然是方鴻漸,這個曾留過洋一一或許說游過洋更為恰當些——並客串過一番克萊登大學博士生的尷尬知識分子。他的經歷其實僅用一句話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一失足」即指買假文憑事件。或許,方鴻漸當時只是嘲諷世人〈如周經理之類〉而故意為之,但發展到後來,誠如趙辛楣所說:「謊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開的玩笑,可是開玩笑開出來多少麻煩。」確實,有了這回事,他以後在事業上不順,在愛情上也遭鄙視。方鴻漸彷彿天生不是個會成大事業的人,他總是處於中間狀態,壞也壞得不夠徹底,卻又不是純然意義上的好人。蘇文紈有一句評方鴻漸的話極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經玩世不恭,倒向小節上認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對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對李梅亭,顧爾謙的厭惡擺在臉上;對高校長的不滿不加掩飾;對韓學愈的學籍出言試探;對汪處厚曲意逢迎卻沒能恰到好處;對劉東方的一著險棋算是勝了,一場作媒風波也鬧得雞飛蛋打。可見,方鴻漸學不會如何在別人傾軋自己的情況下保持鎮定,他學不來韓學愈的厚顏無恥,因此只能當副教授;他也學不來顧爾謙那副「狗望著主人」的姿態,因此更討李梅亭的嫌。總之,方鴻漸就是那種無惡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討厭卻一無用處。

趙辛楣在小說中算是頗為可愛的角色。他活得挺瀟灑,「進可以做官,退可以辦報」,再不濟還能教書,而且是個系主任。他留洋學的是政治,頗有政治家的見地和風度。他為人熱情大方,對朋友真心幫助。缺點在於有時候故意拿腔作調,擺弄政治家派頭。比如他說:「辦報是開發民智,教書也是開發民智……論影響的范圍,是辦報來的廣;不過,論影響的程度是教育來得深。」但是這番話卻被方鴻漸以「大話哄人」和「小政客辦教育」譏諷得體無完膚。此外,辛楣可說是無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圍城》,想像蘇文紈這個人物,我總莫名地想起《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這兩個女人都屬於很有心機的那一類。可蘇文紈的心機只讓人厭惑,而白流蘇的心機倒頗能惹人同情,這大概就在於一個「度」的問題。後者押寶於一個男人身上,而蘇文紈卻試圖激起三個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還怕他們太早分出勝負,「自己身邊就不熱鬧了」。蘇文紈選丈夫,不是選所謂「乘龍快婿」,而是選一個易於控制的,比較沒用的男人。因此,她不會選趙辛楣。趙辛楣擁有家世,有地位，事業如意,無需蘇文紈的施捨,這就減輕了蘇文紈的優越感。方鴻漸是個小鄉紳的兒子,雖也有「博士」之名,但蘇文紈深知其中底細,自忖他端不起這架子。而且,方鴻漸還是她大學時代中國文學系的同學,這也合乎她「女詩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鴻漸是個知音。她豈知方鴻漸對那首「鎖與鑰匙」的詩根本不解。當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學生輸在一個黃毛丫頭手上時,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為曾經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這樣,方鴻漸的「失足」就變成他和唐小姐情變的主因。

蘇文紈下嫁曹元朗,從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來真是沒有底的」。其實卻不然。首先,蘇文紈早已列人大齡女青年行列;其次,對方鴻漸的失敗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總算會寫兩句「孕婦肚子顫巍巍貼在天上」的歪詩,勉強符合「女詩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蘇文紈是個工於心計,虛偽做作的新派大家閨秀。

孫柔嘉是小說中另一個較有心計的角色。她唯一的缺點在於把婚姻當作事業來經營,但這也無可厚非。她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不被重視的結果讓她懂得自己去爭取喜愛的事物。對一個她還算傾心的男人,女人耍點小心機不足為怪，實際上,有心機的女孩多半是聰明的女孩。方鴻漸相當需要一個象孫柔嘉這樣外柔內剛，頗有主見的內助來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們的婚姻摻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與方鴻漸相連的是一個沒落的鄉紳家庭一一號稱開明卻並不理解兒子的父親和唯唯諾諾的母親及虎視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這樣的家庭當然讓孫柔嘉受不了;與孫柔嘉相連的則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貼貼還不夠,要慫恿孫柔嘉管制方鴻漸。姑母的居高臨下同樣令方鴻漸無法消受,於是矛盾就產生了。結婚實在不只是兩個人的事,結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圍城》中也曾有過類似描寫：「許多人談婚姻,語氣彷彿是同性戀愛，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羨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結婚後更不必說,三姑六婆的搬嘴,「內閣高參」的指導,無不有機會鬧一場夫妻吵架。總之,孫柔嘉雖有心計,還不失可愛,她是萬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員。

⑷ 修改病句：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和散文窗口，都展示了他對二類文學樣式的創作功力。

應改為「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和散文窗口，都展示了他在二類文學樣式方面的創作功力。」

⑸ 我們都是自我的迷戀者，被禁錮在自己創造的圍城裡 這句話是誰說的

越獄

⑹ 圍城的創作背景是怎樣的

長篇小說《圍城》是錢鍾書的代表作，寫於1945年和1946年。作者在《序》中說：「內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容年裡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圍城》最初曾在鄭振鐸和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上連載。1947年出版單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受到了許多讀者的歡迎。《圍城》創作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動亂年代，但它展示的卻不是戰火硝煙的世界，而是舊中國中上層知識分子的生活，它描寫的是抗戰初期國統區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灰色人生。愛情婚姻是它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但它並非《儒林外史》那種諷刺小說，也非一般的言情小說，它實質上是一部人情小說，它的主旨是描寫人性的弱點和表現人生的荒涼。

⑺ 圍城簡介，創作背景，主要情節，主題和主要人物

圍城》是錢鍾書所著的長篇小說。第一版於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寫抗戰初期知識分子的群相。《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被譽為「新儒林外史」。
從印度洋上駛來的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在上海靠了岸。小說的主人公方鴻漸一踏上闊別四年的故土，就接二連三地陷入了「圍城」。 方鴻漸旅歐回國，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說以他的生活道路為主線，反映了那個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主要是部分歐美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他們不屬於那個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行列，當抗戰烽煙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們大都置身於這場偉大斗爭的風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繼在湖南一個僻遠的鄉鎮，圍繞著生活、職業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進行著一場場勾心鬥角的傾軋和角逐。這也是場戰爭，雖然不見硝煙，卻處處閃現著舊社會你搶我奪的刀光劍影，騰躍著情場、名利場上的廝殺和火拚；雖然沒有肉體的傷亡，卻時時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樣蠶食著人們的年華和生命，那惡濁的空氣又是怎樣腐化著人們的操守和靈魂。自然，這里也有真誠的友誼，善良的願望；但這些在那個強大的舊社會壁壘面前，是顯得多麼軟弱和無力。在那隨處都可以陷入「鳥籠」或「圍城」的人生道路上，哪裡是這些還沒有消磨盡人生銳氣的知識分子的出路呢？這是這部深刻的現實主義小說留給人們深思的一個嚴肅問題。
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去。——錢鍾書《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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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關於《圍城》中幾個主要人物剖析，及其創作手法點評。

方鴻漸被有些批評家稱為「圍城人」。 方鴻漸是個被動的、無能的、意志不堅定的、經不住誘惑的人，更是一個失敗的人，他的失敗是因為他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也因為他還不算是個卑鄙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有時候還想保持一點做人的尊嚴。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尷尬的。很多學者把他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的形象聯系起來，但「多餘人」的悲劇在於思想上開始覺醒而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歷史條件，而「圍城人」的悲劇在於他的庸常。「多餘人」會給人以時代的前衛和英雄的感覺，而「圍城人」卻跟我們一樣，作為普通人徒勞於找尋解脫或依附。 就像一無用處的賈寶玉是《紅樓夢》中幾乎惟一的好男人一樣，方鴻漸也是《圍城》中最好的人——或許除掉唐曉芙。在整部小說里，只有一個唐曉芙，是純潔而可愛的。這是因為她對方鴻漸來說，還是虛無縹緲的，無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個幻象。而但凡有真實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瑣的、虛榮的、卑鄙的。方鴻漸優於裡面的每一個人。我們知道，亂世是英雄或梟雄的天下，懦弱者是註定要失敗的。所以，既不作惡也無英雄氣概、既與世無爭又於世無補的方鴻漸，是註定要失敗的。方鴻漸的悲劇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結果和對比。 但《圍城》人物譜里更有獨特意義的是孫柔嘉。這個怯生生的小女生，這個似乎沒有什麼主見的小女生，這個小鳥依人地交付方鴻漸照顧的小女生，卻是個最工於心計的人。這種既柔又嘉、卻暗自陰柔而且柔能克剛的人，就像一個甜蜜的圈套，卻掌控著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運，也掌控著方鴻漸的婚姻、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內涵的人物形象，中國道家文化中的所謂「陰柔」，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所謂「權謀」，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錢鍾書之前，甚至之後，似乎還沒有人寫出來過。但她不是一個文化符號，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復雜性的人，當她掌控一切後，婚姻、生活和命運，卻又似乎全都失控了，這個轉折表達了另一個層面的「圍城」困境，也使我們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概括這個人，就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說不盡的一樣，她也是說不盡的。

⑼ 錢鍾書《圍城》寫作背景

但凡重要的藝術作品，同時有幾層意思，《圍城》也不例外。從一個層面上說，《圍城》有自傳色彩。錢鍾書同小說主人公方鴻漸一樣，出身於中國的一個書香門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學，1938年初回國。與方鴻漸不同的是，錢鍾書是位成就斐然學者，中、英文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得牛津大學學士學位，論文內容是17、18世紀英國文學作品中對中國的描寫。但同方鴻漸一樣，抗戰初期錢鍾書在中國內地教過書，其同事是來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學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興辦一所大學。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學短期教書之後，錢鍾書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書、寫作，直到抗戰結束。
圍城》第三個層面說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說到當時因過推崇西方文學和美學而帶來了惡果。錢鍾書認為，中國的正統因此而受到侵蝕，儒家道德體系分崩離析，本來已經面臨困境的中國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這個問題上方鴻漸倒是過錯可言，他的謙詞是自己所知甚少，對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評論。但方鴻漸周圍的朋友同事卻毫無顧慮，都是些裝腔作勢、自命不凡的所謂學者。《圍城》的某些章節說的就是這些人自吹自擂，貽笑大方。方鴻漸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們很像當時文學界和學界的某些角色。但錢鍾書自己在小說前言中懇請讀者不要把《圍城》當作一部影射小說。

⑽ 有關錢鍾書寫圍城的背景

創作背景：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唯一的長篇小說，於1944年動筆，1946年殺青,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小說問世之後，頗受歡迎，不到兩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後，一度絕版30載，1980年再次重印。

據錢鍾書夫人楊絳回憶，有一次，錢鍾書夫婦共同去觀看楊絳編寫之話劇，觀眾好評如潮。也許是有感而發兼逞才心理，回家後，錢鍾書便對夫人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聽後頗為高興，即催其快寫。錢鍾書因忙裡偷閑寫短篇小說，又擔心無時間寫長篇小說。

楊絳便寬慰他，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時間。其時，正值春天，錢鍾書疾病纏身，用湯葯調治才見好轉。《圍城》中對行醫者的諷刺和揶揄，隱含了錢仲書在寫作《圍城》時鬧病之窘境。在楊絳之勸慰下，錢先生抱病寫作，一邊著《圍城》，一邊潤色《談藝錄》，還不時為生計發愁。

1945年11月21日，錢鍾書在其35歲生日時所作之「出癖鑽窗蜂來出，詩情繞樹鵲難安」詩句，就反襯其分身無術，諸事繁多之忙亂狀態。

正因楊絳先生之有意鼓勵與大力支持，一部文學名著才在無意中誕生，楊絳乃《圍城》之「第一」讀者也。余謂《圍城》之存世流傳，與楊絳先生密不可分。

(10)誰創造了圍城擴展閱讀：

《圍城》內容介紹

圍城故事發生於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鴻漸是個從中國南方鄉紳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於家庭壓力與同鄉周家女子訂親。但在其上大學期間，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寫的唁電感動，資助他出國求學。

方鴻漸在歐洲游學期間，不理學業。為了給家人一個交待，方於畢業前購買了虛構的「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並隨海外學成的學生回國。在船上與留學生鮑小姐相識並熱戀，但被鮑小姐欺騙感情。同時也遇見了大學同學蘇文紈。

到達上海後，在已故未婚妻父親周先生開辦的銀行任職。此時，方獲得了同學蘇文紈的青睞，又與蘇的表妹唐曉芙一見鍾情，整日周旋於蘇、唐二人之間，期間並結識了追求蘇文紈的趙辛楣。方最終與蘇、唐二人感情終結，蘇嫁與詩人曹元朗，而趙也明白方並非其情敵，從此與方惺惺相惜。

方鴻漸逐漸與周家不和。抗戰開始，方家逃難至上海的租界。在趙辛楣的引薦下，與趙辛楣、孫柔嘉、顧爾謙、李梅亭幾人同赴位於內地的三閭大學任教。由於方鴻漸性格等方面的弱點，陷入了復雜的人際糾紛當中。後與孫柔嘉訂婚，並離開三閭大學回到上海。

在趙辛楣的幫助下，方鴻漸在一家報館任職，與孫柔嘉結婚。婚後，方鴻漸夫婦與方家、孫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並激化。方鴻漸辭職並與孫柔嘉吵翻，逐漸失去了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