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法律價值

1. 法律價值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是什麼

張文顯《法理學》：
在法學研究中，「法的價值」這一術語的含義可以因如下三種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
第一種使用方式是用「法的價值」來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助長哪些值得希冀、希求的或美好的東西。在現代法學文獻和日常話語中，經常可以看到下面一些類似的表達方式：「法律的重要價值是保護人權」，「程序法具有確保司法公正的價值」等等。按照一般的價值觀念，人身安全、人格尊嚴、社會的公共福利、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善良的風俗的維持、環境保護與改善等等，都是美好的和值得珍視的，都是有價值的，其中，人權、秩序、自由、正義和效率，在現代社會更是備受重視的基本價值，他們都需要用法律來維系和促進，法律發揮社會作用的過程也就是在於對那些有價值的事物予以保護並助長的過程。被法律保護或助長的安全、自由、正義、福利等諸種價值，是存在於法律文本之外和社會生活之中的，它們構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與目的，是法律所服務的對象，因此，可以稱之為法的「目的價值」、「對象價值」或「外在價值」。
第二中使用方式是用「法的價值」來指稱法律自身所應當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質和屬性。比如，法律應該邏輯嚴謹，而不應當自相矛盾；應當簡明扼要，而不應當含混繁瑣；應當明確易懂，而不應當神秘莫測等等。與法的目的價值不同，法律的這些品質與屬性既不是法律所服務的對象，也不是法律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和社會理想，而僅僅是法律自身在形式上應當具備和值得肯定的「好品質」，對於此種意義上的「法的價值」，可稱之為法的「內在價值」或「形式價值」。
第三種使用方式是用「法的價值」來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標准。在英語和其他西語中，價值一詞同時具有名詞和動詞兩種屬性，當作動詞使用時其意思是「評價」。因此，在西語法學文獻中，人們也時常在價值評價標準的意義上使用「法的價值」這一術語，在許多場合，討論法的價值問題也就是討論法律評價標準的問題。例如，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把從評價標準的角度研究法律問題的法學理論稱為「價值取向法哲學」。再如，由中國學者曾撰文討論「犯罪價值論」，這並非意指犯罪行為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值得肯定、期待和珍視的「好處」，而是從價值評價標準的意義上討論如何對待犯罪行為問題。

2. 論述法律價值

作為主體的個人、集團、階級、社會和國家等與作為客體的法律之間，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僅會由於法律對人們的行為或社會關系的調整而形成一定的社會控制關系，而且會由於主體及其內在尺度的作用，使客體趨向於主體、接近主體，為主體的需要及其服務，形成一定的價值關系。"法律價值"概念就是對這種關系的概括。我們先把意義上的價值概念到法學中，給"法律價值"下一個初步的定義：法律價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發展變化對一定主體需要及其發展的適合、接近或一致。這個定義雖然還未完全揭示法律價值的特點或規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論意義，是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揭示法律價值的基礎。
首先，法律價值概念不是一個屬性范疇，它不等於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種屬性，包括法律的各種作用、法律的階級意志性和強制性等，只是法律價值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條件。盡管法的客觀屬性對說明法的價值有意義，但相對而言，主體及其內在尺度是形成法律價值的主導因素。武步雲先生在其《馬克思主義法哲學引論》中指出："如果我們把價值的一般概念規定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需要與滿足相統一的效應關系，那麼，法律的價值也應是這樣的：一種法律是否有價值，既不能以主體的意志、願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為標准，而必須是二者的有機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種東西』。"〔1〕這一推論雖說得過去， 但他在後文中說："我們將法律價值的總概念規定為法律對社會有序性的維護和增進……"〔2〕，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與法律價值混淆， 也不免失之狹隘。孫國華先生認為："法的價值就是法這個客體對滿足個人、群體、階級、社會需要的積極意義。一種法律制度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能否滿足一定主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的程度。"〔3〕孫先生這一定義比較恰當， 但他沒有充分突出法律價值是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的范疇。至於某些習慣用法如"法律價值是法律對人的意義"等，只有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誤解。在哲學史中，主義價值觀曾經把價值簡單地歸結為對象的客觀屬性，使價值認識變成了功能，使價值評價變成了功能比較，最後使價值論變成了認識論。法律價值論不應該重蹈覆轍。
其次，法律價值概念也不是一個意識或理念范疇，而是一個反映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性質、方向和作用的范疇，或者說，是反映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的范疇。在哲學史上，主觀唯心主義價值觀認為，事物的價值完全依賴於主體，是主體賦予的；客觀唯心主義價值觀則認為，價值是事物的某種潛在的、隱蔽的意義。前者撇開了客體，使價值成為純粹主觀的東西；後者撇開了主體及其社會實踐，使價值成為超驗的"宇宙尺度"；兩者殊途同歸：使價值脫離了現實世界。馬克思主義價值論認為，價值的形成和發展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認識-評價-實踐"。單獨從法律（客體）或單獨從主體的角度都難以界定法律價值，只有從主體與法律的特定關系中，從人的積極的、能動的實踐活動中，才能界定法律價值.

3. 法律價值與法律功能的區別和聯系

法律價值：是指在作為客體的法律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關系中，法律對一定內主體需要的滿足狀況容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人對法律性狀、屬性和作用的評價。
一方面，法律的屬性和作用是法律價值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條件。法律價值作為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的范疇，標志著法律所追求的一定目標，它包含著人們的需要和理想成分。因而，法律價值內容具有比較濃厚得的道德色彩，即具有倫理性。
根據法理學家張文顯先生觀點：「法的價值具有雙重性質。它一方面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法之間需要和滿足的對應關系，即法律價值關系；另一方面它又體現出法所具有的，對主體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
法律功能：法律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可以從法的視角上衡量人們行為的是非曲直、利害得失、合法非法，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尺度。由於法律比較中立客觀，以法律作為評價人們行為的標尺，比之道德、倫理、宗教、習俗、鄉規民約、團體章程等等對人們行為的評價，要平等、公正、理性，理論上一般不會因人而異，而且對法定范圍內的任何人都適用，具有普遍有效性。因此，它指引人們明白什麼行為是允許的，什麼行為是禁止的，如何行為才是正當的、有效的，有教育、指引等功效。

4. 什麼是立法價值

什麼是立法價值這個命題是以承認立法價值的存在為預設條件的。然而，對於立法或法律能否進行價值的分析與判斷，在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分析法學的創始人之一的英國的約翰？奧斯丁主張，對法律的評斷僅僅是對法律規范結構的分析，特別是進行邏輯關繫上的分析。而不必對規範本身的好與壞進行價值上的判斷。奧斯丁說：「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過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奧斯丁認為，應當充分考慮功利原則對立法的指導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時對功利已做了必要的考慮和分配，法學家所要研究的只是「法律是什麼」而非「法律應當是什麼」的問題。漢斯？凱爾遜創立的純粹法學則強調，只需對法的規范進行客觀地實在研究，而排除任何價值判斷的因素，只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對法律概念進行推理和判斷，而不必考慮法律的「應然」因素。赫伯特？哈特運用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提出了只需研究「實際上是這樣的法」的觀點，一般不主張對法的價值進行道德判斷，竭力反對立法倫理主義，但他承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是和實在法相輔相成的。就傾向性觀點而言，上述學者反對對法律進行價值分析，對認同「立法價值」這個命題也持保留態度。

承認法律價值並主張對之進行立法價值的分析與評判的學者大有人在。主張以正義為立法內在價值的學者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和現代的羅爾斯，盡管他們對「正義」的解釋不盡一致，但他們都承認有一種價值尺度作為立法的依據，法律不過是通過立法的正義的具體體現。其他一些堅持自然法學說的學者也都把理性、公平或者平等視為法律的內在價值，而立法只是遵循並且再現這些價值原則的具體活動。把屬於道德哲學范疇的價值觀運用於立法和對法律的評價，是支持立法價值論的主要特徵。因為在立法過程中對行為價值的認同或排斥、對社會關系的價值定位，都顯現了人們對社會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的要求。主張以利益作為立法內在價值的功利主義，實質上是把利益需要當做一種核心的價值尺度來要求和評判立法活動，並以立法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確認為其價值取向。

作為價值的正義和作為價值的利益的提出，是對否定立法價值的否定。事實上，「惡法亦法」的形而上學觀點在被法西斯分子利用之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傷害是有目共睹的。現在，不顧立法價值選擇的合理性與科學性，而僅僅強調合法性的立法，同樣潛藏著某些否定人類美好價值的危險。例如，有的國家利用立法形式推行反人權的政策，或者通過立法使不公平的財產分配合法化。

什麼是價值和立法價值？在哲學范疇，「所謂價值，就是客體與主體需要之間的一種特定（肯定與否定）的關系。」在人與外界事物的關系中，作為客體的外界事物對與作為主體的人的有用性和有益性，構成了價值的基本關系。立法價值通常不是指立法作用或立法的有用性，而是指立法主體的需要與立法對象（法律所要調整的對象）間的相互關系，表現為立法主體通過立法活動所要追求實現的道德准則和利益。所謂立法主體，在民主政體下是指立法權效力范圍內的全體人民，特別是他們的立法代表。立法者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所要謀求實現的，不僅是立法內在的祟高道德准則-正義、公平等，同時也是立法外在的利益形式。這種正義與利益的結合，構成了現代立法價值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在有的西方學者看來，「『公平』一詞常被用來解釋『正義』，但是與『正義』一詞的一般意義最為切近的詞是『應得的賞罰』。一個人如果給了某人應得的或應有的東西，那麼前者對後者的行為便是正義的行為」。 對正義的理解和認識，往往表現為一種「應當」的道德評價。而是否「應當」，剛來自於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中形成的道德體系。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隨者強調「分配正義」，意思是指社會利益和社會負擔應得到合理分配，體現在立法的指導上；就是要使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等的規定處於一種合理狀態。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中主張，對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財富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種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基於這種正義理念，他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一是平等自由原則；二是差別原則和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第一個原則不難理解，而差別原則是指分配的正義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正義通過包括立法在內的各種制度的合理分配而得到實現。分配的價值取向是實現正義，而正義的外在形式就是公平的利益——有形的或無形的各種利益。 利益能不能成為立法的價值而存在，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自然法學家主張理性、公平、正義等是立法的價值內容，利益不一定能納入立法價值的體系。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比較強調利益作為價值在立法中的導向作用。龐德認為，法律並不能創造利益，但法律發現利益並在確定了它的范圍之後，又制定出保障這些利益（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方法。 功利主義法學家更是推崇利益的價值內涵，把立法的價值完全設定在以利益為核心的價值范疇。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是一定經濟關系的體現，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 「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經濟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歸結為利益關系，這種利益關系明顯地影響、制約或推動著立法的價值判斷與選擇，成為促使立法者產生立法願望的動機和引導立法者實施立法行為的價值目標。

但是，僅把利益作為立法價值或許是不全面的，因為將利益這種價值細化以後，呈現出來的是各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利益，立法要在諸種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就應當引入更高形態的標准即正義的價值標准，用正義或公平來確定各種利益的歸屬，使利益的分配達到各萬基本能接受的程度。同時，如果只注重立法的利益價值，就可能滑向功利主義一邊，使立法的利益價值發生難以容忍的傾斜。通過立法對私有財產的過分偏袒，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就是實例。在中國，貧富分配不公正、兩極分化的現象同樣存在。從立法價值上分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利益傾斜，盡管也強調了通過勞動依法致富。但是，由誰來「讓」，由政府還是市場？進一步追問：由政府根據什麼規則來「讓」以及由市場按照什麼機制來「讓」，結果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政府偏私，例如制定了「部門保護主義」的立法，或者具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立法，或者立法時失察――「好心辦壞事」，或者立法被個別人、利益團體操縱而導致「傾斜」等等，那麼，這些立法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很可能就會有腐敗，官僚主義，或者「以立法謀私」等的嫌疑。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存在的貧富分化正是立法和某些制度造成的。因為所依之法如果失之公允，就可能正是立法導致了這種不公正現象的發生。所以，依法致富並不能完全保證利益分配的公平。只有符合公平價值要求的立法，才能使立法的利益價值得到恰當分配，迸而保證「通過勞動依法致富」具有更明確的合理性和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性。

市場分配利益也需要公平（正義）的立法機制來調控。市場本身具有按照價值規律分配利益的功能，但市場的內在動力是利益最大化，甚至是「惟利是圖」。市場分配利益只提供了分配的原動力和某些計算標准，但不能保證分配利益的過程及其結果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公平（正義）。只有通過事前經充分表達意志、討價還價、相互妥協等社會協商機制，使人們達成相對公平（正義）的價值共識，再把這種共識規范化、法律化，形成為立法，依據這樣的法律規則和既定的程序來進行市場分配，或許才可能有這個社會評價認可的市場分配利益的公平（正義）。

立法價值當然還包括其他內容，例如人權、自由、公共秩序、社會道德、國家安全、文化習俗。這些立法價值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例如將人權細分為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少數人的人權與多數人的人權，生命權與人格尊嚴權，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權利，等等。這些立法價值都可能產生沖突、不一致、不和諧等問題，都可能在不同的立法過程中出現，需要立法者去加以權衡和解決。所以說，在憲政民主條件下，立法實際上就是一個實現立法價值、平衡利益需要、解決矛盾沖突的過程。

5. 論中國法律的價值

中國法律有其不完善之處以及眾多的漏洞空白，但是它是保障中國公民生命安全的堅強後盾，對於中國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6. 法律的價值目標是什麼

國家通抄過強制手段來襲達到法律的實施 限制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本身也是為了自由不受侵犯保護自由。
自由是法的最本質的價值,法律是自由的保障,法典是人們自由的聖經,就法的本質來說,他以自由為最高的價值目標.法律是用來維護人們的自由的,而不是用來限制人們的自由的,如果法律限制了自由,也就是對人性的一種踐踏.自由是人的本性,因而可以成為一種評價標准,衡量國家的法律是否是真正的法律,法律逼供是在自由的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變成有意識的國家法時,才能成為真正的法律.任何不符合自由意蘊的法律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自由在法的價值中的地位,還表現在它不僅是評價法律進步與否的標准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人性最深刻的需要,沒有自由,法律就僅僅是一種限制人們行為的強制性規則,無法真正體現它在提升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上的偉大意義.。

7. 法律的價值是什麼

公平
正義
效率
書上說的

8. 法律價值的特徵有哪些

法律價值經過幾千年來的發展已經十分的豐富和規范，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律價值的發展表現出不同以往的顯著特徵。從法律價值主體和客體范圍的擴大、各種法律價值的融合以及新的法律價值，即和諧作為一種法律價值的產生這幾個方面對法律價值的新發展闡述淺顯的認識。
關鍵詞 法律價值主體 法律價值客體 和諧

法律價值屬於法哲學的范疇，關於法律價值的定義，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綜觀這些定義卻都包含著以下幾個相同的方面的表述，即法律理想、法律觀念、法律評價標准、意義、需要等。由於法律理想、觀念、標准等的時代性、主體性，法律價值在相對穩定的同時又有著極強的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使得法律價值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不斷有新的價值被引入法律體系之中，致使法律價值的主體、客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同時各種法律價值互相融合，新的更加具有普適性的法律價值的產生呼之欲出。
1 法律價值主體的進一步擴張
關於法律價值的主體，在我國一般認為是人，在西方則認為可以是物，包括有生命的物（如動物和生物）和無生命的物（如機器）。卓澤淵在其《法律價值論》一書中對後一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將法的價值主體擴大到人之外的動物或物，可以說是法的貶值，是人類自覺與不自覺中缺乏自尊與自重的表現。」這是「人類利益主義」的法律價值觀，這種法律價值觀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以人的價值標准作為萬事萬物衡量的尺度，暗含著人可以隨心所欲的支配生態自然的觀點。隨著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全球性的生態形勢急驟惡化，當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轉化為沉重的經濟負擔時，人們不得不自覺的對生態自然的行為，乃至傳統法律價值觀念做出反思。迫於這樣一種壓力，人類開始重視生態立法，但作用顯微，生態環境仍在遭到嚴重破壞。這是因為這種人類利益主義的法律價值觀在作祟，既然人是萬物的主宰，萬物的生存與發展皆依賴於人的保護，人類就只會在對自身有用時才去保護它，如果它失去了有用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這種功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一切只會適得其反。因此，要真正維護生態環境，首先在立法上就應該破除這種「人類利益主義」的法律價值的指導地位，破除人類在法律上的優越地位，對兩者進行同等的保護才能促使人類去真正的反思自己的行為。現代西方將動物、機器人當作違法主體，正體現了西方社會對自然的尊重。生態保護和環境保護並非出自人類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是自然對人類的反抗和警告，並非人類主體性選擇的結果，而是人類自覺遵循自然規律的結果。以這樣的指導思想、價值觀念為基礎制定的法律不是人類的工具，也是人類順應自然規律的結果。
2 法律價值客體的進一步擴大
一般認為，抽象的法或具體的法典、法律制度、法律原則、法律規范、法律條款，才是法的價值的客體。但筆者認為，法律價值的客體還應當包括法律機構、法律現象、法律實施等。
研究法律價值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促使法律符合特定社會的占統治地位和普遍的價值觀念。而一定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念是植根於社會之中，植根於一定社會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道德准則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行為表現出來。只有透過對人們的行為尤其是法律行為（包括違法行為與司法、執法行為）的研究才能把握社會普遍價值觀念，將其引入到法律之中成為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准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法律在社會文化心理的深層次上得到認同。法律機構的設置也必須以一定的法律價值觀念為指導，否則就會導致不公正和缺乏效率，並且由於各國歷史、現實情況的差異以及法律價值觀念和體系的不同，法律機構的設置也會產生差別。因此，法律實施、法律現象、法律機構等雖然是為實現法的價值服務的，但同時它們本身也包含著一定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念，包括法律觀念的因子，因而應當成為法律價值研究的客體。
3 各種法律價值的相互融合、交叉與滲透
3.1 法律價值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而不斷豐富、擴展
最早開始研究法律價值的是哲學家，當時的法律與哲學的分界線是不明確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古典自然法學家，本身就是哲學家，他們一直注重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在對法的價值進行研究的時候是以自然法為出發點的，而這個自然法被普遍認為是神、絕對理性、理念的產物，柏拉圖認為「理念」先於任何具體事物而產生，並產生與之相對應的具體事物。「理念」的最高層次是「善」，其次是「正義」，而法律就是「善」和「正義」的理念在人類社會的實現。歷史上對法律價值的論述也是首先從正義開始的，並對正義本身及法與正義的關系問題做出過許多精彩絕倫的論述。但正如博登·海默所說：「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和法律思想家不過是提出了種種令人頗感混亂的正義理論。當我們從那些論者的藍圖和思辨轉向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的歷史舞台時，那種混亂狀況的強度也不可能有所減小。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社會建構曾產生過影響的種種正義觀念，也具有著令人迷惑的多樣性。」到了現代，也很難給正義作一個普適的定義，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所討論的正義的內容、內涵更加深刻、完備、科學，這得益於許多新現象、新事物、新的社會價值標准、新的文化社會形態促使法學家從更深、更高的層面上對這些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認識。其他的法律價值的發展也像法的正義價值一樣走過了漫長而艱辛的路。法的價值體系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豐富、發展，人們必然對法律有新的要求，對法本身也會有新的理解認識，從而形成新的法律價值。

9. 法律的基本價值和一般價值是什麼

一般價值和基本價值是一樣的：出於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客觀需要，產權經濟學和法經濟學備受矚目。作為產權經濟學和法經濟學的基礎性定理，科斯定理擁有著強大的闡釋能力。在交易費用為零的世界中（標准經濟理論的一個假設），當事人各方之間的談判將會導致帶來財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而這狀況與權利的初始配置是無關的。在科斯定理中，法律的諸種價值，如秩序、自由、效率、正義等等均能得到論證。科斯定理與法律價值相結合的研究不僅拓寬了法律制度研究的畛域，而且對現代產權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有更深刻地揭示。

(9)創造法律價值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由人民而立，並保護人民的利益。這是社會主義社會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體現了國家性質，也反映了社會矛盾。

法律是最高的社會規則，掌控了法律就等於掌握了人類的命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應該由人民來制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應該被人民所掌握。如此才可確保國家性質的純粹性，調和社會矛盾的有效性。

法律條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為了規范活著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法律工具主義者把法律當成了僵化的工具、不變的教條。它違反了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類社會創造的客體，也是人類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過來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

10. 如何理解法律價值

法律的價值體現在一個國家 社會的建設 法律是上層建築 是精神文明的象徵 經濟基礎造就上層建築 法制越是健全越是表現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明自主越是發達和先進